异地交流与民主法治（共8篇）
异地交流为什么会形成为一种风尚呢？制度的设计者要用它有何用处呢？笔者分析，原因主要在于是防止官员在原藉就任，照顾亲朋、结党营私，阻断官员利用在原藉情况熟悉而进行腐败。当然这一制度伴生了又一附带功能，便是保护官员，以免其因为在原藉人情太多而难以开展工作。一句话，异地交流的制度设计者是认为它是医治中国熟人社会腐败现象的一副良药。
乍看似乎这的确是不错的良药，避免亲亲相护，然而，从深层次思考，我们会发现，这还仅仅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事实上，异地交流实行多年，许多地方主要领导集体腐败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是愈演愈烈。这是因为无论交流到那里，只要是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腐败总是能轻而易举，官员们结交新的关系，照旧结党营私。家乡的亲友也可不远万里投奔而来，寻求权力的出租，便是不投奔，官员们总是能通过相互之间对彼此的亲友的关照达到双赢的目的。
事实上，医治熟人社会腐败现象的灵丹妙药不在于异地交流，而是民主。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如果官员的上任是由民众选举，官员的权力行使在由民众监督，官员政治命运是由民众控制，那么，即使是在原藉就任，留给他的腐败空间到底有多大呢？他能为照顾他的亲朋而无所顾忌吗？在民主的机制下，同样，即使是熟人太多，但亲友知道他的权力是受制约的，他们会接踵而至谋求权力出租而使其难以开展工作吗？由些比之靠异地交流来保证顺利开展工作不是更有效多吗？反之，对于一个命运由上级控制、权力行使不受监督的官员，异地交流对他有多大用处？腐败照行不误，亲友知道他的权力如此之大有出租空间，便是远在万里，也会凭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投奔而来。如果我们从另外的思维考虑，异地交流何尝不是民主不健全的产物，在权力不受制约、监督的地方，官员便可能结党营私、可能腐败，人情便可能大行其是，为了对付人情、对付可能的腐败，才会需要异地交流。
异地交流不仅对于医治熟人社会腐败现象是无效益的，而且对于地方民主建设而言，也是负效益的。在一个民主社会，一个地方行政官员的产生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民众对于其要有相当了解，二是本人对当地社情的掌握，三是能代表本地的利益，这实际上要求地方行政官员的产生应基于当地人产生。在异地交流条件下，这种优势荡然无存，民众对一个外地的官员无从了解，其本人对当地不可能熟悉。他本人是上面选派而来，地方选举大多只具形式意义，他考虑更多的是是上面要求和自已的升迁，当地的真正的利益考虑并不是很多，除非这种考虑与上面要求和自已的升迁有关，为博得上面的好感和自身的升迁，形象工程或半拉子工程大行其道。当然，这里也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在我国单一制下，地方政府即对地方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也对上级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行政领导本应是由地方选举产生，在遵守宪法和国家法律下，兼顾全国整体利益情形下，致力于地方的发展，谋求地方利益。但在异地交流情形下，我们只看到上级利益的代表，地方利益并没有真正的代言人，地方利益难以得到切实的保障。如此一来，又对地方民主制度带来硬伤，因为民众无法选出自己真正代言人，没有选出自身利益的代表，民主也就无从谈起。而制度的设计者看到的却是，一二个主要领导的异地交流并没能解决腐败问题，于是便使异地交流范围更加广泛。但是更多非本地官员上任，给地方民主带来更多的伤害，权力也没有受有效制约，腐败仍无法解决，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尤其醉心异地交流，不如用力于民主建设。
其实，异地交流最盛行在于中国封建社会，封建地方官员不是由民众选举，是由封建皇帝选派，代表是封建皇帝整体利益，不是某地的利益，当然要异地交流，以防结党营私。在当今的世界民主国家，无论是联邦制美国、英国还是单一制国家法国、日本，我们鲜有听说州市县的地方行政长官是由异地交流产生的，倒是许多国家规定，不仅要由本地公民来担任，而且要有一定的居住年限。
异地交流给地方民主制度带来硬伤，异地交流针对行政官员是无效益甚至是负效益。但对于法治，对于司法官员而言，异地交流却昭显其价值。法治需要民主，法治却又是理性的，也是防止民主蔽端，避免多数人暴政的良药。就中央与地方关系而言，法治考虑是全国的利益均衡与统一而不仅仅是某一地方的利益，司法作为平衡地方行政权力有其独特价值。同样，司法官员代表的是国家法律，维护的是国家法制的统一，并不代表地方利益。司法的生命在于独立，并不在于民主，司法官员在各国来看也主要不是依民主程序特别不是由地方选举产生，而是在一定的机构任命。司法官员不应过多考虑某地的利益，甚至有时不理会某地方多数人的意志，而是在于法律的尊严和法制的统一，在行政官员代表地方利益的情形下，司法官员从整体从国家全局考虑，要制衡地方行政权力的滥用。在这种情形下，不是本地人而是异地交流来的人来出任司法官员更能保障法制的统一，在日本便有法官异地交流惯例。由此可见，司法官员实行异地交流有其合理内核。
一、民主政治与法治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 相辅相成的
从理论上讲, 民主政治作为一国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体现, 是一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法治作为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 是民主政治逻辑内容的重要体现。民主离不开法治, 法治将为民主服务作为其最终目的, 法治根本的作用还是保障公民的权利。所以, 法治与民主不可分离, 离开民主, 法治就成了无本之源; 没有法治, 民主便得不到切实保障。
从实践角度讲, 民主与法治是现代一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 缺一不可。法治作为政治民主的重要基石, 没有法治也就没有了政治民主。民主与法治为一体两面之制度。社会要发展, 必须推进民主与法治两方面发展, 缺少了任何一个方面, 都会造成民主政治发展的不完善, 造成社会的倾斜发展。民主为法治的保障, 法治为民主的基石。二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是相互依存来发展的, 任何一方发展脱节, 都将会影响社会发展总进程。只有二者相辅相成, 充分发挥有利影响, 减少弊端, 才能使二者相互促进, 是一国政治发展取得更大进步, 为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生态发展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
必须将民主和法治有机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既有的制度空间, 使民主运转起来。民主与法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它们互为条件, 不可偏废。没有宪法和法律的保障, 人们的民主权利就会受到侵害, 而没有民主政治的支撑, 宪法和法律则有可能成为专制和独裁的工具。
二、民主政治是实行法治的基础
实践表明, 没有民主政治制度, 就很难有可靠的法治。民主政治作为法治实行的基础条件主要表现为:
( 一) 民主政治决定了法治的价值导向作用
从价值导向的作用讲, 法治的首要前提是作为治理依据的法律是否合理, 是否具有正当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律在实践中的实施和应用。亚里士多德在法治上曾提出: 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 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这里所指的良好的法律即是从法治的价值导向作用角度讲的, 只有本身是合理合法的法律, 才能在实施过程中有良好的价值导向作用。
法治是依据法律进行治理的活动, 相比于“法制”有很大的价值导向作用, 如果没有价值引导作用, 即使是依据法律严格办事, 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如果一个政府仅为了谋取自身利益, 不顾人民利益, 他可以制定一些是自身行为合法化的法律制度, 在依据这些法律制度的基础上, 为所欲为, 但仅从法律角度来讲其行为是合法的, 但这必然不是法治的体现。因为法治不是简单的按照法律制度来办事, 而是要求所遵循的法律在价值取向上是正确的, 是正当的。
( 二) 民主政治影响着法治实施的有效性
法治是依靠法律治理国家的一系列活动。法治不是简单地依法办事, 但是依法办事是法治的一个必然体现。可以说依法办事是法治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在不同时代, 宣扬法治精神的人们都在不断强调依法办事。古代以洛克、卢梭等为主要的代表人物在依法办事方面都有自己的见解。卢梭 (1) 指出: “所以我愿意不但国内的任何人都不能自以为居于法律之上, 而且国外的任何人也不能迫使这一国家承认他的权威。因为, 不管一个国家的政体如何, 如果在它管辖范围内有一个人可以不遵守法律, 所有其他的人就必然会受这个人的支配。”古语云: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邓小平也曾 (2) 指出: “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通过以上论述不难看出, 法律是否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取决于它是否能体现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而法律实施的有效性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只有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根本意志的法律, 人们才会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行为习惯去尊重、支持、遵守和维护, 这样才能依法办事, 才能做到法治。
作为法治重要体现的依法办事, 不仅是要求广大人民群众去遵守, 而是对全体社会公民, 包括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内。我们所讲的民主政治不等同于过去的专制政治。在专制政治的实施中, 权力是属于统治阶级的, 人民群众没有行使权力、并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权利, 只能遵守、服从。而在民主政治的实行中, 公民在必须履行义务的同时, 还享有法律规定的合法的政治权利, 可以对政治权力进行监督制约, 促使政府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成为依法办事的执行者, 保证政治权力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运行。政治权力的产生、发展及变化都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及政治权利息息相关。孟德斯鸠 (3) 精辟地论述道: “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 自由便不复存在了, 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 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 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 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 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 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 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 则一切便都完了。”通过上述言论可以得知, 西方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可以有效地将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相互牵制, 到达政治权力的平衡, 可以有效防止某一机关或某一团体谋取政治权力, 破坏法治。同样, 在社会主义国家, 要想实现真正的法治, 必须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 使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志通过法律的形式得以体现, 而且要保证人民拥有民主监督和制约的政治权利, 促使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真正做到依法办事。
三、实行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保障
民主政治是一国的重要制度, 主要表现为人民的主权得到保障。法治则是在良法的前提下, 全体社会公民 ( 尤其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要做到依法办事。显然, 民主政治是内容, 而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的法治则是主要的形式, 是人民主权得以实现的保障。如果一国民主政治高度发达, 而没有法律的相关约束, 那不过是国家在“自由”的名义下随心所欲罢了, 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最大意志并没有得到切实保障。我们所追求的自由不是绝对的, 不是放任不管, 而是相对的, 是在有限范围内的最大自由。如果人人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随意行事, 置国家、集体及他人的合法利益于不顾, 必然会助长自私自利的社会风气, 国家所追求的“民主”也将发生偏差, 可能会导致暴民政治。
同时, 法治是促进一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途径。如果一国在追求民主过程中, 在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方面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方式和程序, 公民在政治权利方面没有相关的法律保障, 那将会出现人治大于法治的情况。相反, 如果各方面有相对完善的法律规章制度, 利用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依、违法必究, 将会更好的发展一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关键词：民主法治；社会管理；创新
伴随改革的深入发展，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关键时期，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以及思想观念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面临新形势，我国创新社会管理的任务就迫在眉睫了。然而创新社会管理并不是毫无章法、无制可循地去乱创，在依法治国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俨然社会管理的创新要在民主法治下进行。在当前，社会管理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然而主要主体仍旧在创新社会管理中起主导作用，民主法治下它们的主导作用对于创新社会管理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鉴于此，从理论上深入探索主要主体如何参与社会管理的创新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对民主法治的解读
（一）民主法治的意义
民主法治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占有首要地位，其意义重大必须高度重视。其意义有如下几个方面：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由民主法治构成。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民主和法治是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两大支柱。建立在大多数人统治少数人基础上的民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它顺应了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并提供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广大人民群众民主参与管理、决策及立法能更好地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义和谐社会的制度之源。
2.法治为社会和谐提供了法律保障
法治代表着现代文明，一个不实行法治的国家是不可能适应时代潮流的。只有依据法律治理国家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3.民主法治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民主法治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民主法治有利于创造诚信友爱的良好社会环境并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制度支持。
（二）民主法治的内在要求
1.进一步加快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尤其是加强社会建设管理立法，完善法律体系，进一步建立起促进社会公平的有效机制。
2.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同时不断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3.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重点加强对领導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对人财物管理和使用的监督。
4.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全力构建维护社会公正的司法体制，使司法成为维护社会公正的有效平台；充分发挥司法机关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司法功能；实行司法公开，特别是审判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司法公正的实现：提高司法效率，把效率和公正有机统一起来，及时化解社会冲突。
二、对社会管理创新的解读
（一）社会管理的概念
社会管理里有侠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社会管理是指国家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建立健全各种组织系统，调整各方利益以使各方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和谐相处，同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促进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自然生态协调发展的各种活动及其过程。广义的社会管理是指政府及政府以外的其他主体对各类公共事务所实施的管理及其过程。其管理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管理的方式也由单一到多样化。这种管理能够更好地对社会结构、社会事业等环节进行有效地组织、协调、服务和监督，更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
（二）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的社会资源和管理经验上。引入新的管理理念、知识和方法，完善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构建新的社会管理机制，更好地实现社会管理目标的活动。
（三）社会管理创新的合法性
社会管理创新的合法性源于其对民主法治的实施。作为管理依据的宪法、法律、法规由我国的立法机关制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的立法权，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我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又是在选举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所有组织和公民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追究。因此，社会管理的创新只要依照宪法，以及不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进行管理，就是合法管理，能够得到宪法、法律和法规的保障和支持，也能够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四）社会管理创新的主体
中国社会的社会力量在改革中得到了重新分配，政治领域上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经济领域市场化，社会领域逐步自治化。因此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主体也在逐步发生变化，在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之外非政府组织组织日益成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社会管理创新的主体日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是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地位不再重要，相反，三者在社会管理的创新中仍就起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社会管理的创新需要继续发挥三大主体的主导作用。
三、如何在民主法治下进行社会管理创新
从民主法治出发在实践中对社会管理进行创新应遵循如下几项要求：
1.以人为本，尊重人格，保障人权，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社会矛盾也进入多发期，遵循民主法治的要求，社会管理创新应当着力解决民生问题，从源头上减少和化解矛盾。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进程，我国的维稳成本越来越高，结果越维越不稳且已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因此，要始终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寓管理与服务中，实现科学管理，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切实保障。
2.要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一个好的社会最重要的含义是实现公开、公平与正义，提高人们的幸福感。离开这一原则，创新社会管理就会与法治相悖，滑向挫败的泥坑。公开要求人大要做到立法公开，监督公开：政府要特别注意信息公开，执法公开：司法机关要重视司法公开等等。这些做法能够创造有利于社会创新管理的舆论环境。公平要求社会管理主体在制定政策、规则、处理问题等创新管理活动中都要确保社会公平，在社会管理中要关注公共资源的公平配置，做到实质公平。公正要求社会管理主体在处理各种管理事务时要将公正为作出发点和落脚点。
3.完善法律法规。民主法治下的社会管理要求其要义法律法规为管理的依据与主要手段。对其进行创新更不可能脱离掉法律、法规。然而随着改革深入原有的通过通融的方式进行改革已经不适应现状，与民生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滞后尤其突出，虽然宪法做了几次修改对民生问题有所关注，但是依然有限，还有很大的空间去做。同时欠缺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公民参与缺乏机制保障，社会管理法规不健全。突出的表现在对群体性突发事件不当应对，对新闻传媒、社会舆论的规范等缺乏配套的法律法规。因此，完善法律法规尤其是“民生法”、行政程序法等法规是民主法治下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
4.民主法治下社会管理创新也要建立和完善新型的诉求表达机制。建立方式多样，规范有序、高效的诉求表达渠道是及时解决社会问题和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立法機关、司法机关要畅通渠道，为群众诉求提供保证。行政机关要完善政务公开等制度，教育和引导诉求方依法有序理性表达诉求。
5.建设法治政府。民主法治下，社会管理的创新离不开法治政府的建设。政府要依法行政，对社会负责，做到职能到位、工作到位、责任到位，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管理理念，依法管理，依法创新，这是社会管理创新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
四、小结
各位领导、同志们：
为总结回顾我市“民主法治示范村（居）”创建活动开展以来的情况，推广“民主法治示范村（居）”创建活动的先进经验，在年底前落实民主法治示范村（居）的要求，促进基层依法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市依法治市办公室决定今天在这里召开全市“民主法治示
范村（居）”创建活动现场会议。参加今天会议的有市委常委、市依法治市办公室主任xxx同志，市依法治市办副主任及相关市直单位领导，各镇、街道分管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及具体经办人员，xx镇各村书记、村长、治保主任。
今天会议有五个议程：第一个议程是刚才大家参观xx镇xx村“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情况，第二个议程是xx镇xx村代表介绍本村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情况，第三个议程是xx镇领导发言，第四个议程是市依法治市办公室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部署，第五个议程是市委常委、市依法治市办公室主任xxx同志作重要讲话。
下面开始今天会议的第二个议程，请xx镇xx村代表介绍本村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情况；
下面开始今天会议的第三个议程，请xx镇领导发言；
下面开始今天会议的第四个议程请市依法治市办公室常务副主任xxx同志发言；
下面开始今天会议的最后一个议程，请市领导作重要讲话
同志们，这次会议的议程就到这里，刚才同志们现场参观了xx和xx两个村，并听取了他们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居）”创建活动情况的介绍，会上也对我市“民主法治示范村（居）”创建活动开展一年来的情况进行总结回顾，部署了下一阶段的工作。最后，市领导xxx同志强调了三点意见：一是统一思想，进一步提高对“民主法治示范村（居）”创建活动的认识，二是要突出重点，整体推进，狠抓“民主法治示范村（居）”创建工作的落实，三是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确保“民主法治示范村（居）”创建活动的有效实施。希望大家按照这次会议的部署，特别是市领导xxx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认真学习先进经验和做法，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扎实推进“民主法治示范村（居）”创建活动，确保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这次现场会得到xx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我谨代表市依法治市办公室和全体与会同志向xx镇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文上篇论述了法治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的力量。通过保证权力的角逐者遵守基本的游戏规则，法治为政治竞争从分裂回归统一提供了必要的凝聚力，从而使民主政治过程得以和平、健康、稳定地进行下去。但法治并不是政治社会所遵循的惟一原则。第43届美国总统的归属由法官作出最终裁决，这固然反映了美国公众和政治精英对法院的尊重以及法治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地位。然而，选举一般是由选民直接决定的政治过程；现在，佛州乃至整个大选的结果最后居然由法院来决定，而法官本身并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这种做法是不是违背了基本的民主原则？我们首先必须探讨法治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
一般认为，现代社会离不开法治，而法治的前提是司法公正与司法独立。为此，西方国家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来保障法官的判案过程不受各种非法律因素的影响。例如在审理布什与戈尔的诉讼期间，代表各自利益的共和党与民主党选民都曾针对法院游行示威。但如果其有可能影响法官判案，那么它们肯定将受到取缔与禁止。当然，更不用说当事人利用职权去干预司法活动。为了保证司法独立，美国的联邦法官并不是由选举直接产生的，且法官们不能仅因作出不合民意的司法决定而受到制裁。保障法治或司法独立的含义是，社团或政府的某些决定必须由一个中立的机构严格按照法律决定，不论掌握权力的社会势力或代表他们的政府官员在当时是否愿意；或者说，一旦法律（包括诸如宪法的“更高的法”）被制订出来，那么除非通过明确修改法律的文字，任何人———包括人民或人民代表中的多数人，甚至法律的制订者本身———都不能偏离法律的要求，或改变由一个专门机构———法院———所解释的法律的含义。任何看似至高无上的东西———无论是“人民的意志”还是“立法者”的喜怒———都不能迫使法官们放弃法律原则，因为后者才是国家的根本。
在人类社会中，凡是由人组成的社会都需要政府的统治，而凡是由人组成的政府都需要权力制衡。民主和法治是这种制衡的最根本的要素，但和人民大众及其代表一样，法官也是行为学上的普通人；他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上帝”，他们也会犯错误甚至滥用自身的权力，且司法地位的独立与超越在某种意义上正为他们滥用职权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样就产生了“由谁来制衡制衡者”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民主社会尤为突出，因为民主在本质上是“多数人的统治”（托克维尔有时把它称为“暴政”），多数人所表达出来的一致倾向代表着不可抗拒的国家意志，也只有民主政治程序所产生的由多数人认可的政府官员才具备统治的合法性；法官们（例如联邦法院的法官）却经常不是（甚至不应该是）由选民直接决定的官员———尽管他们可能以某种方式获得民选官员的任命与批准，因而并不具备其他政治官员所具有的统治合法性，且他们的资历、受教育程度以及因法治需要而受到的隔绝于大众政治影响的刻意保护，使之看上去更像一群和多数人占统治地位的民主制度极不相称的少数贵族。因此，民主和法治在这里发生了根本的冲突。这个问题在法治国家并没有（或许永远不可能）获得最终解决，因而对法官在民主政治体制中的作用及其权限产生了经久不息的争论。
虽然民主和法治可能发生根本冲突，两者毕竟又是相辅相成的。不但法治以民主为基础，因为法官所解释的法是也应该是经由民主政治程序所产生的法，而且民主也以法治为前提。这时，司法权力的适当行使不但不违反民主原则，还对保障民主过程的完整性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在戈尔与布什之争中充分显示出来。民主政治的核心是选举；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体制必须至少要防止选举过程中的种种不规则行为（如贿赂选票、作弊或恐吓等明显违法行为），且选举结果获得相当准确的统计。固然，立法规定执法过程的质量对于保证选举的准确性至关重要，但假如缺乏司法审查，这种保障仍将是不充分的，尤其是立法和执法人员出于党派利益未必能保证选举过程的中立性。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法官对于维护民主选举的完整性具有责无旁贷的义务。
在这个意义上，佛罗里达州的最高法院似乎在行使着一项适合法院行使的权力。但和联邦法院相比，美国许多州的法院因法官民选制度而降低了其独立性。在70年代，佛州法院改革了其法官遴选制度，因而增强了自身的独立性。这也可以从佛州最高法院稳定的民主党组成中看出。在某种意义上，佛州最高法院要求重新手工计票的决定有些类似于举世闻名的马伯里案（Marburyv．Madison），因为我们知道，正是美国宪法所造成的特殊分权制衡体制———即由不同党派和意识形态倾向的人控制了立法、执法与司法分支———才使得这一历史性决定成为可能。当然，佛州法院的决定被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后者以5比4判决停止手工计票，从而在实际上宣布了布什的胜利。这两个意味深长的判决给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在此无法逐一讨论。但最根本的是，它们都涉及到民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当法院受理并审查对选举行为的诉讼时，政治选举被司法化了，选举的过程与结果受到了法律的有效控制———这确实是法治的表现。但与此同时，在处理这类有政治含义的问题时，司法过程也有被政治化的危险，从而变成最高法院的几位法官（经常是决定胜负的其中一位法官）代替选民作出了政治选择；如果这样，法治也就蜕化为人治，法院也就将丧失其超越的几乎神圣的权威。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法治的维持是多么艰难。
异地就医借力而行
文 / 本刊记者 胡杨
异地就医省内先行
医疗费用垫付难、报销难、控制难，异地就医结算难，医疗机构监管难，是全国各地异地就医工作中所面临的共同难题，与这些问题相对应的则是参保人员对异地就医需求的呼声越来越强。
在全国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经验交流会上，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国32个省市中已有14个省市启动了异地就医工作，占43%，另有13个省市也已对异地就医工作进行了相应的安排。可以说，在全社会对实现异地就医的渴望，对各级经办机构而言，不仅是种压力，同时也是一种动力。
“参保人员着急，我们的经办机构跟他们一样急。所以在江西省内，异地就医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开展。”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刘金炎对记者说道。
据刘金炎介绍，2010年，江西省在提出首先重点解决参保人员，尤其是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在省内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医疗费用的主要目标后，结合该省实际，进一步制定了“321”异地就医工作实施方案：“不改变目前医疗保险政策、不改变目前医疗保险待遇和不改变现行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借助‘金保工程’政务网，借助各医保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之间已建立的城域网”“在省级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搭建一个中间平台”。在异地就医的过程中，就医地定点医疗机构将参保人就诊信息上传至省级异地就医结算信息管理平台，参保人除了个人自付费用外所发生的异地就医费用，由省社保中心通知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支付给定点医疗机构。
随后，江西省选择条件较好的南昌市和抚州市作为试点，并于2010年6月实现了两市医保信息系统、省级异地就医结算信息管理平台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信息管理系统的联网。2010年7月25日，抚州市参保人员李正红在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完成7天的住院治疗后，仅刷卡支付自付费用4164元，短短几分钟便完成了住院费用结算手续。李正红异地就医、实时结算的实现，证明了江西省异地就医实施方案的可行性与便捷性。
在全国异地就医工作全面开展之时，各地结合本地实际，纷纷进行有益地探索和尝试。云南省政府、人社厅和经办机构分别发文，从制度上进行规范，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云南、山西、江苏等省专门成立异地就医结算中心或科室，负责全省异地就医结算业务的协调和服务管理工作；江苏省借异地就医数据的传输，由点到面，在全省范围内统一信息系统；沈阳市建立统一的医疗保险药品、诊疗材料库；湖南、云南、山西等省建立省级调剂进货周转金垫付制度。
综观目前全国各省市在异地就医工作中所做出的工作，不难看出，异地就医工作的推进发挥了省级管理协调的职能，推进了经办服务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同时，这些措施直接促进了医疗保险管理服务水平的提升和统筹层次的提高。
跨省“漫游” 协作是关键
异地就医结算服务工作的重点是解决异地居住退休人员和长期异地工作人员的就医问题，而其中的最终目标则是跨省异地就医工作的开展。但由于受困于我国医保统筹层次低、医保信息不联网、医保机构协作度低、地区发展不平衡、医保目录不统一等一系列的现实状况，跨省异地就医的难度艰巨而又不可回避。
近年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一直致力于研究解决跨省异地就医问题，组织推动有条件的省市之间先行探索完善异地就医结算服务。
通过对目前全国跨省之间异地就医工作的梳理，可以发现上海、海南、广州、天津目前已成为跨省异地就医工作的主要发起点，其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例如上海与6省15地区所签订的异地就医委托报销服务协议，广州与湖南、云南、海南以及福州、南昌、长沙、南宁、成都等3省5市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以此为代表的跨省“点对点”协商联网或委托结算模式；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西藏为代表的由参保地在异地就医人员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立办事机构的模式。这些模式都为跨省异地就医工作应当如何开展、各地经办机构应当如何协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整个经验交流过程中，各省市都表达了经办机构相互协作在跨省异地就医工作中所应起到的重要作用。而天津市在跨省异地就医工作中所做出的探索，更是受到了参会人员的普遍关注。
据了解，2010年11月10日，天津市与海南、河北、山西、吉林、宁夏、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7省市的医保经办机构签订了《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经办合作协议》。7省与天津市集中启动异地就医结算模式，确定异地经办机构间联网结算的技术方案，依照协议实现就医地经办机构代管报销，实现参保人员就近就医、持卡结算。而上述7省市的统筹地区合计则有450余个之多，参与省市的医保经办机构在跨省异地就医过程中的工作量之大，协作所需之密切，可想而之。
“异地经办机构间的联网在天津市与7省市之间的异地就医工作中功不可没。”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邱晓禹对记者说道，“基于信息系统的联网，我们实现了就医地医保经办机构对异地就医人员在参保地医保机构相关信息的实时获取，让患者省了时间少‘跑腿儿’。同时也优化了经办程序，7个协议省市450余个统筹地区一个结算平台，统一接口标准，全部实现异地就医结算，当有新的统筹地区加入时，新加入地区只需按照要求对系统进行升级即可连接异地就医结算平台，开展异地就医结算业务。另外，我们还解决和改善了异地就医基金统一清算，软件升级应对统筹地区医保政策变化等一系列的问题。”
“天津在省级经办机构协作确定异地就医结算模式方面进行了先行探索，它所呈现的模式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点对点’，而是对省级平台之间的互通的有益尝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副主任吴光对异地就医“天津模式”如是点评。
省内建立统一的联网结算平台是各省之间跨省异地就医的基础，而跨省异地就医工作也应当以各省之间“平台对平台”协作为主要发展方向。那么对于省级平台难以建立的地区，能否考虑依靠省会城市建立平台，则是当地医保经办机构应当考虑的主要问题，其中更是需要省级和省会城市经办机构在推进异地就医结算服务工作中更多的沟通和协作。
借力而行 乘势而动
社会大众对于异地就医的需求显而易见。近年来，两会代表反映“异地就医结算难”问题的建议提案不断，诉求相对集中。在近年部社保中心承办的42件建议提案答复中，涉及异地就医及“一卡通”的提案有10件，与前两年相比总体未见减少，但针对这些问题的社会期望值更高。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2011年对异地就医工作的发展可谓绝佳机遇。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建立异地就医结算机制”；《社会保险法》明确要建立异地就医结算制度；正在征求意见的“十二五”医药卫生事业发展规划中所提出的“加快建立异地就医结算机制，2015年基本实现医疗费用异地即时结算”等等，都为异地就医工作的开展给予了强力地支持。
“异地就医难有政策原因，也有技术原因，但参保人员只知道是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的服务水平有限才不能即时结算，作为经办机构对这项工作没有理由不主动、不积极、不勇敢地负起责任。”吴光指出，“各级经办机构应当抓住现在的有利契机，积极推进异地就医工作的开展。”
在与参会代表的交谈中，记者了解到，各地在异地就医工作方面的困难主要集中于信息系统建设和目录编码不统一两个问题。山西省医疗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副调研员毕向东告诉记者：“信息系统的建设对资金的依赖性很大，缺少资金支持的经办机构可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山西省之所以能把全省的异地就医结算信息系统搭建起来，就是借助了‘金保工程’之力。由‘金保工程’出资搭建异地就医结算信息系统无异于给我们这个‘冷灶’加了一把旺火。现在对我们来说虽然对‘三个目录’的编码进行了统一，但是相对于日后的跨省异地就医工作的部署来说，确实还存在与其他省市的衔接问题。”
对和谐社会进行构建, 这是我国所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 这种理论主要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 使其有效指导我国社会实践, 能够有效地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有效地实现我国国家的长治久安。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各个高校如雨后春笋般耸立在社会上, 高校的主要任务是为社会的各个领域培养人才, 所以对高校的学生进行有效的管理, 并进行法制化民主化的管理, 构建和谐大学, 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可以为创造和谐社会提供必要的条件。
1 高校大学进行民主化和法制化管理在和谐大学构建当中的意义分析
高校进行民主化和法制化, 符合依法治校的要求, 在依法治国的方略下, 高校的管理需要依法进行管理, 依法进行管理大学, 需要大学生履行相关的法定和学校规定的义务, 同时学校需要对大学生的权利进行保护, 尊重大学生的权利[1]。高效的管理化需要做好依法治理的工作, 在对大学生进行管理的时候应该不断地对学生的民主权利进行保障, 在对学生进行民主管理的时候, 需要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进行, 在实体层面上需要明确法律义务和教育法规, 要建立程序上的完整的高校学生管理决策。同时对大学生的合法权益进行不断的尊重和保护, 法治要求在对大学生进行管理的时候, 尊重大学生的隐私和个人权利, 不能随意对待学生, 这是高校适应社会走向法制现代化的一个必然选择。
而高校学生的管理民主化和法制化需要在以德治校的前提下进行, 高校需要不断地保证学生的民主化和法制化, 因此应该建立规范的制度, 通过程序化的保障, 体现出学校和教师对于学生人文的关怀, 高校应该不断地实现人文和法制的构建。高校作为一个培养学生的地方, 得到道德的熏陶, 这强过法制的强制性, 而且道德更具有说服力, 也更具有感召力, 在一些法律无法涉及和约束的范围内, 道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中华民族具有传统的优良美德, 大学的精神和学校的校训, 人格魅力都是最好的道德底线, 所以建设和谐的大学需要坚持法治之下, 事业要坚持以德治校, 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不能分开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进行依法治校是构建和谐校园的一个刚性手段, 而以德治校则是构建和谐校园的一个柔性手段。只有将两者有机地进行结合, 才能够更好地构建和谐的校园。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高校的学生管理存在的民主化和法制化的情况, 而这种情况则是以人为本的一种重要体现, 当今社会更加重视人文。而高校学生的管理, 民主化和法制化,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就是将大学生放在了中心位置, 全心全意地对大学生的法律意识进行普及和培养,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从学生的管理民主化和法制化来分析, 对大学生进行尊重, 体现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核心, 他主要强调的是人是发展的动力, 人也是发展的终极目标, 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主要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所以在大学之内,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可以通过对大学生进行民主化和法制化的管理来实现, 构建和谐的校园。这样才能够使大学的发展出现一种井然有序的生机, 促使学生全面的发展。
2 高校学生管理民主化和法制化在构建和谐大学当中的基本要求
2.1 立法高校学生管理民主化法制化管理
近些年来, 我国不断的更新和发展相关的法律文件, 对于一些教育法也在不断的进行完善, 从一些教育法规上可以看出, 很多法律文献都是宏观的规定, 需要通过对学生进行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来管理学生, 巩固相关法律法规自身的地位, 增强法律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体现出法律的严肃性。这能够使高校对于学生的管理更加的有法可依和有据可行[3], 在对学生进行民主法治管理的时候, 需要立法机关明确对于高校学生管理的具体要求, 要不断的体现和明确除国家立法与学校校际之间的联系。要求高校需要对现行的规章制度当中不符合或者违背法律法规的一些条例和部分废除, 同时应该根据现实不断地对法律法规进行完善, 高校需要制定各种学生的规章和管理制度。在对规章制度进行制定的时候, 不能违背相关的宪法和法律精神, 当合法、合理、有据。对大学生进行管理, 需要进行一些操作上的解释制定详细的细则, 在具体的管理当中应该按照详细的法律步骤进行, 注意不能创设或剥夺大学生基本的权利, 在高校对学生进行管理决策的时候, 民主化和法制化管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2 高校学生管理的行政民主化和法制化管理
高校学生管理当中, 行政属于广义上的行政, 也就是高校学生的行政管理, 对于高校学生进行行政管理, 主要涉及到了对高校学生管理当中的3个方面的内容, 这3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 管理公开民主化和法制化、管理申诉民主化和法制化以及管理听证民主化和法制化。管理公开民主化和法制化主要是管理公开, 它指的是, 高校在对学生进行管理的时候, 行使相关的职权需要使学生知晓学校相关的管理事项[4]。从高校学生管理的民主要求来看, 行使学生的管理权必须要做到有法可依, 而依据的一般都是通过法律的形式向学生公布, 这也是高校学生在管理过程中的透明体现。管理听证民主化和法制化, 高校在对学生管理的时候, 听证制度主要涉及到管理决策当中的听证制度, 同时也包含了管理执行和处分。听证是高校在进行相关的决策的时候, 有大学生陈述相关的意见和举证, 然后通过学校听取相关的意见, 接手相关证据等一系列程序而构成的一种法律制度。这在高校民主化和法制化管理过程中是一种标志性的产物, 所以在对高校学生进行管理的时候, 大学生不仅仅单纯只是学校管理和支配的客体, 它也有了主观存在的必要性。而管理申诉民主化和法制化, 高校学生管理申诉民主化和法制化要求申诉制度当中需要对申诉的势头范围进行明确, 对于相关的组织和程序做到受理, 处理好相关的程序, 并不断地进行复查和决定, 做好限期内容等等。从另一方面来说, 它也要求在申诉当中充分地保障学生的公民自主权利。
2.3 高校学生管理监督民主化和法制化管理
在对相关的管理监督制度进行的时候, 高校需要对学生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进行保障, 要确保高校在对学生进行管理的时候, 依法办事儿。实现民主化必须有监督的市场, 高校学生在管理和监督的时候, 监督的主体需要对高校学生管理进行相关的决策, 在决策的过程中, 要对相关的执行等活动予以必要的监督。学校学生的民主监督需要建立相关的机制制约, 这可以有效地防止高校在学生管理当中暗箱操作, 也能够有效地避免管理权失范。高校是学生管理监督民主化和法制化的一个集中的体现, 做好民主化和法制化的管理, 体现出和谐大学的构建。所以, 大学生是高校的主体, 而高校应当为大学生而服务, 而不能够将高校和其他的利益强加给学生。
3 结语
本研究当中, 笔者主要就高校学生管理民主化法制化和和谐大学的构件进行检验的分析。从当今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 高校的发展是一个必然, 高校的发展势必会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人才, 所以做好高校学生管理民主化和法制化, 构建和谐大学势必能够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必然的保障和支持, 因此需要大力的不断发扬。
摘要：高校校园是社会构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建设和构建和谐大学能够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效的帮助, 促进高校学生管理的民主化和法制化, 能够有效的促进和谐校园的构建, 也符合建立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本研究基于此, 主要分析高校学生管理民主法治化与和谐大学的构建, 希望所得结果能够为相关领域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高校学生管理,民主法治化,和谐大学
参考文献
[1]盛宪之.努力建设以人为本的大学和谐校园[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4, 21 (01) :415-416.
[2]田建国.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大学和谐校园建设[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 20 (01) :143-144.
[3]鲁宽民.高校学生管理的民主法治化[J].当代青年研究, 2015, 13 (10) :75-76.
【关 键 词】城市可持续发展 生态民主 生态法治
生态环境压力严重威胁着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对此，相对于科学技术的应用，民主与法治两条对于解决城市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具有更加基础性的意义。
一、实施生态民主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准则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重叠加速的发展阶段，土地、资源、环境、人口、社会服务供给等多方面变量交错累加，极大地增加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不确定性。生态民主能有效规避城市发展风险的利益调节机制，对城市发展秩序的形成起着塑造作用。
（一）生态民主的基本内涵
绿色理论认为，生态环境的破坏与经济活动和政治决策缺乏民主有直接关系。生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人类民主发展过程出现了问题。生态民主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成果，它并非一种新的民主形态，不否定现行的民主形式与基本原则。它的根本特点在于，生态民主所强调的基层民主发展并非要求取消现行的代议民主体制，而是要加强公民的直接参与性，为现有代议民主注入更多的直接民主的因素，以实现政治自决。[1]它的整体结构是一种人类社会内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分散化与整体化相结合、区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新型民主框架。
生态民主实践主体具有多层面性：既包括公民个体、社会组织、企业等，又包括一国国内不同地方、区域的各级地方政府部门、中央政府、全国性社会团体、跨区域大型经济体。这决定了与生态民主政治要求相适应的政治权力结构以政治权利的分散为主要特征，以实现社会各界对社会发展风险的共担。
（二）生态民主能够有效降低城市发展风险
一个城市的发展受到经济、政治、资源、资金、技术等多方面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些不确定因素就构成了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不确定性。[2]当前，我国城市发展面临的是一个各种风险可能叠加爆发的复杂局面，而其中最大风险的在于社会不公。因为，首先，不同利益主体对认为应该规避的风险的选择和判断是不同的。城乡二元发展模式的存在以及社会发展结构的不完备，使我国社会公正出现结构性缺失。[3]其次，风险的降低需要风险的分担，而缺乏公正的社会是无法建立起有效的风险分担体系的。再次，没有受到公正对待的社会成员不可能服从规避风险所要求的秩序。
实行生态民主可以从风险选择、风险分担、风险规避三个环节有效降低城市发展风险。通过生态民主的协商与平衡机制，可以建立起城市发展风险的分担和治理结构，从而将风险规避提上具体日程。通过生态民主形成社会成员对城市风险的共同预期，进而促成风险预防与规避的具体方案，形成城市风险规避秩序。
二、生态法治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手段
城市生态建设中，公众有权参与生态决策，并不代表公众具有足够的知识和理性参与生态决策；公众根据自身意愿做出的选择，并不一定总是真的符合其根本利益。[4]要克服民主固有的缺陷，防止因生态民主的滥用和不当使用而带来更为严重的生态后果，就必须依靠生态法治的手段。
（一）生态法治的内涵
生态法治是国家借助法制手段调节人们之间的生态利益、生态关系，以及人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法治过程。其本质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的我国全体人民从维护自身根本利益出发，通过法定程序，将生态保护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并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过程。
在制度层面，生态法治意味着建立一个体例完备、结构严谨、层级合理、内部和谐的生态保护法律体系，对生态保护和建设所涉及到的各种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定义务、法律规范等作出明确规定，为生态法治的实行提供可靠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制框架。
在实践层面，生态法治要求法律运行的各个环节——从立法活动、执法活动、司法活动到守法活动、法律监督活动——都体现生态发展的要求。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的有关生态行为必须以生态法治的规定为底线。
（二）生态法治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理
一则，生态法治为人们的生态建设参与行为提供行为规范。要将民主发展滞后所造成的生态破坏程度降到最小，就必须通过法制的完善，引导生态民主的发展。不同的民主技术和民主操作过程有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不同利益群体对民主做法的期待和要求是存在差别的，如果不通过法律的手段对民主权利、民主方式、民主程序进行规范，就无法对民主质量实现过程控制，就会导致民主的无序参与和社会混乱。其他方面亦是同理。法治通过法律的权威性及其执行的强制性，对人们的生态行为进行有效规范，维护正常的生态秩序。
二则，生态法治对城市建设中的政府行为实施约束。社会自身复杂程度的提升以及生态问题解决机制的多元化特性决定了，社会公权力在解决生态危机中的功能和作用都在不断加强。只有通过生态法治从实体到程序对政府行为实行约束、监督，才能保证政府行政权在生态实践中不无限扩张，才能证当政府行使公权力失当而有悖于生态保护宗旨时，能够对此进行有效调整和纠正
三、务实推进
以生态民主与生态法治推动城市生态建设，不仅需要“务虚”，更需要“务实”。当前，应以生态小区建设和建立循环经济体系为重要抓手，在三个环节加强建设。
（一）抓好生态社区建设。一方面要加强硬件方面的规划和建设，通过相关立法，务必保证新建小区能从绿地系统、环境生態系统、废物处理、能源节约等四方面进行设计建设；对于老城区的小区建筑，出台综合或专项政策，对其进行整体绿色化改造。另一方面，加强生态小区的软件建设。以小区居委会为组织主体，以业主民主活动为基本载体，以生态公益活动为主要形式，倡导垃圾分类、绿色消费、低碳生活方式，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态道德水平，营造和谐社区。
（二）加速建立循环经济体系。应通过产业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等政策组合，以及相关城市管理法规、条例等复合手段，以构建城市产业循环体系、城市垃圾循环利用体系、水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重点，加速城市循环经济体系的建设。
（三）三个重要环节：一是严格实施环境管理体系，广泛采用清洁生产技术、环境无害化技术、污染治理技术和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提高产业生态效益；二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推动城市产业优化升级；三是以公共交通为重点，建立科学合理的交通系统，以可持续交通系统引导城市高效节能运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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