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思想

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思想（共8篇）

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思想 篇1

辩证唯物主议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第二性，由物质派生，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应该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不能用片面的孤立的静止的眼光看待事物。《孙子兵法》中，处处闪耀着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真理光芒。

一.唯物主义的立场

我国传统社会，神秘主义影响极大，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可发现其踪迹，秦末陈胜吴广派人夜扮狐狸叫“大楚兴，陈胜王”，树立人们抗秦信心，凝聚人心，刘邦斩蛇起义等等。然而《孙子兵法》严厉禁止占卜预言之类活动及传播小道消息，因其极有可能被敌人利用扰乱我军心，一旦传播开来，很难禁止其影响，故军中必须“禁祥去疑”。孙武认为，最终胜败从来都是建立在两军实力对比基础上的，“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善用兵者必须先考查敌我力量对比情况，在己方占优势时方可开战，以卵击石只能自取灭亡，绝不可将胜利寄于鬼神力量之上，胜利只能建立在实际力量对比上。善用兵者，每一战，需集中兵力形成对敌优势，方可保证胜利，“兵非贵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决战则要等到总体实力胜过敌人时方可。作战要求“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至于掌握敌情则只能依靠情报人员，而绝“不可取于鬼神”，这就为料敌致胜打下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二.以对立统一方法全面看待战争全局。

1.全面认识战争之利与害。

孙武认为，只有在有足够利益时方可发动战争，“非得不用，非利不动`，非危不战”，军争最难之处就是争利，就是变不利为有利，“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发动战争需极其慎重，因负作用实在太大，巨大的物资消耗，国家建设发展放缓以至停顿，人们生命财产时刻面临着极大威胁，甚或面临灭国之灾。“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恼怒之后有再喜悦的机会，但是国家亡了却不可能复存，人死了却不可能复生，必须慎战，没有较大的把握绝不能发动战争。当然战胜好处极大，可以达到别的手段不可能达到之目的，如夺取对方的物资国土，壮大自己，削弱甚至消灭敌人，消除对本国的威胁等等。

孙子认为，只有全面认识战争之益处害处，才能更好维护发展本国利益，才能最大限度抑制其负作用，将战争之害引向敌方以削弱敌人壮大自己，“因粮于敌”就是一种方法，用敌人的物资来补充自己，将战灾引向敌国。思考战争问题，必须“杂于 利害”，“杂于利则务可信，杂于害则患可解”，认识自己的长处，可增强己方信心，认识已方不足之处，可预先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以免措手不及，被敌利用。全面认识敌我之长处短处，才能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才能避免己之短被敌利用。

2.全面看待将领“仁”与“严”。

孙子认为，将领必备素质有五：“智信仁勇严”，曹操注：“智能发谋，信能赏罚，仁能附众，勇能果敢，严能立威”。将领只有关心士兵爱护士兵，才能受士兵真心拥护，才能激励战士们奋勇杀敌，反之若将领残暴不仁，甭说让士兵英雄杀敌，临阵投敌以泄私愤都有可能。从另一个方面讲，必须从严治军，没有严明军纪，就不可能有较强战斗力。“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对于已经亲附的士兵，必须以严明的纪律约束之，否则就像骄纵的儿子，无法较好指挥使用，“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3.《孙子兵法》中还有许多既对立又统一的范畴，如虚与实，诈与信，分与合，奇与正等等，说明孙武能自觉运用对立统一的方法来全面分析研究战争，这正是《孙子兵法》数千年被奉为兵家圣典的原因之一。

三.用发展的变化的观点来待战局争取胜利。

1.因敌变化而随机应变制订相应战法致胜。

《虚实》篇中说：“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兵形与水流相似，水总是避开高处流向低洼处，军队也总是避开敌方的强大之处而攻击敌人的薄弱点，水流因为地形而改变自己的流向，军队则根据敌军的布局而制订相应作战方法，能根据敌军的变化而随机应变取胜，就可称用兵如神了。孙武认为，取胜没有其他好法，不过是根据敌军的变化而随机应对，寻找敌人的薄弱点打击之，集中兵力形成对敌优势，以己之实攻敌之虚。战法无定法，需根据敌方和外界条件变化随时改变，机械套用别人战法只能适得其反。《虚实》篇说：“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吾胜之形，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大家都知道我用何种战法战胜敌人，但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制订出这种战法的，机械套用别人战法不行，凭空想像更不行，只能根据敌人的变化寻找敌弱点或用计诱其暴露弱点来胜敌。

2.主动创造条件变“胜不可为”为“胜可为”。

孙武认为，“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可胜敌之条件是否出现，不依自己意志为转移，而取决于敌人是否犯错暴露弱点，己方能做的只是保证自己不暴露弱点，立于不败之地，随时捕捉敌人出现的疏漏，然后迅速采取措施战胜之。所以说“胜可知，而不可为”。

孙武同样认识到主观能动性之重要，认为可以通过主动进攻，使敌不知战地战日，以至“所备者多”，与我直接作战之力量就会大大减少，于是就能形成对敌优势，“敌虽众，可使无斗”，就易取胜，“胜不可为”就能变成“胜可为”。

“形人而我无形”，“以利动之，以卒待之”，还应隐蔽我方虚实，诱敌现形，以假形示敌，用小利诱敌，使其产生错误判断，采取不当战法，露出破绽，主动创造胜敌条件，我用重兵击之。

用联系的方法看待战争例子也不少，要求军队如率然（常山之蛇）首尾相互救应，“善用兵者，譬如率然”。“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国家贫富决定战争胜负，“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政治清明与否决定战争胜负，“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思想 篇2

一、“奇”与“正”

( 一) “奇”与“正”对立统一

关于“奇”与“正”在战争中的价值与作用, 不同的兵书有着不同的看法, 但是在《孙子兵法》中, 孙武没有单一地去推崇其中一种作战思维, 而是辩证地看待这两者对于战争的贡献———[1]“凡战者, 以正合, 以奇胜”, “正”与“奇”都是作战中需要采取的手段, 两者相互配合、相互弥补才能使战争的艺术更加具有智慧性。所谓“以正合”便是遵守战争的客观规律, 善于利用已有的作战经验和作战手段, 合正道、行正义, 使我方对战争更加可控; 所谓“以奇胜”是基于战争实际情况, 充分发挥我方的主观能动性, 出奇兵、献奇计, 使敌人对战争的控制力下降。因而“奇”与“正”对立在所基于的出发点不同, 却又统一在二者的目的都在于主动争取对于战争的控制权。

( 二) “奇”与“正”的组合促使战争多变

“战势不过奇正, 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只一“奇”一“正”, 就像计算机二进制语言中的“0”和“1”的组合一样, 便创造出了无数种的情况, 令敌人防不胜防。而且“奇”与“正”是相互依存的, 如果没有故意制造恪守陈规的假象, 出奇制胜的作战手段就难以诈敌; 如果没有善出奇兵的习惯, 恪守战争规律的作战计划也同样难以落实。“四渡赤水”中, 毛泽东正是利用了“奇”与“正”的结合, 才创造了以少打多、牵着敌人鼻子走的奇迹, 当时的情况下红军势单力薄, 赶路逃跑才合乎“正”, 而机动作战却合乎“奇”, 毛泽东不像王明那样的左倾“逃跑主义”选择一味逃跑, 更没有盲目正面迎敌作战, 而是边走边打, 奇正结合, 让敌人猜不出红军方面的意图, 只能被动挨打。而红军则是很好地利用了对于战争的控制权, 主动去使战争发生改变, 并做控制战争的魔术师。

二、“形”与“势”

[1]“勇怯, 势也。强弱, 形也”。所谓“形”, 就像是物理中描述的动能一样, 是一种外在的, 显而易见的能量。而所谓“势”则更像是物理中描述的势能, 是一种潜在的, 蕴藏在事物内部的一股能量, 而这两股能量, 可以相互转化。好比将一个巨石从平地搬到高山之上, 这时, 它有了“势”, 但这股能量没能迸发出来, 却已经让人感觉到它的威压了, 当它从山顶滚落, 快速碾压路过的草木时, 便产生了“形”。强弱是“形”, 勇怯是“势”, 那么客观的强弱可以促使人们产生勇或怯的心理状态, 这是“形”向“势”的转化; 而人又具有主观能动性, 因而士气高涨与否 ( 勇怯) 直接影响到部队整体的战斗力 ( 强弱) , 这便是“势”向“形”的转化。所以“形”与“势”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战斗力, 并且通过相互转化, 对整体实力产生影响。

三、“奇正”与“形势”

例如妇孺皆知的“空城计”, 司马懿兵临城下而诸葛亮无兵御敌, 此时, 诸葛亮便是“弱”的一方, 即没有“形”, 但诸葛亮大开城门, 于城楼之上弹琴, 这便是“勇”, 即有势, 此时虽是虚张声势, 但这股“势”转化为了“形”, 逼退了起疑的司马懿。这一站中, 司马懿深知诸葛亮善出奇兵, 所以唯恐中了诸葛亮埋伏, 因而不敢冒然进军。此时, 诸葛亮的“奇势”, 仿佛成了万马千军的“正形”, 造就了诸葛亮“用兵如神”的千古佳话。

又如曹操守官渡, 军力渐乏、粮草不济之时, 请求荀彧的意见, [2]荀彧总结当时的情形谓“情见势竭”, 并建议曹操“此用奇之时, 断不可失也”。后曹操出奇兵夺袁绍粮草, 袁绍失了乌巢, 军心大乱, 终被曹军击败, 官渡一战, 成就了曹操以一比十的兵力战胜敌方, 从而为统一北方打下坚实基础的功绩。总结可知, 用兵之时, 需明了敌方“形势”, 更需善用我方“奇正”。

“势”强时, 需合乎正道, 巩固力量。“势”弱时, 需善出奇兵, 以扭转局面。

“形”强时, 需转化为“势”, 以求积淀。“形”弱时, 需借助于“势”, 以求自保。

摘要：《孙子兵法》作为“兵学盛典”被历代军事家所推崇, 在信息化作战的今天, 《孙子兵法》中所蕴含的大智慧在战略层面依旧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通过探究《孙子兵法》中关于“奇正”、“形势”的辩证关系, 可以更好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与视野探究这本旷世兵书中所描写的战争艺术。

关键词：《孙子兵法》,辩证,战略

参考文献

[1]褚良才.孙子兵法研究与应用[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6:50.

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思想 篇3

摘 要：晚唐社会，藩镇割据，边防虚弱。杜牧继承了祖父杜佑作《通典》经世致用的家学传统，又结合唐代的政治形势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用兵建议。他的军事思想在其诗文中也有所体现。杜牧的论兵建议以及在其诗文中所体现的军事思想与《孙子兵法》有密切的关系。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此加以论证：一、杜牧论政言兵的缘起；二、杜牧诗文中的军事思想与《孙子兵法》。

关键词：杜牧诗文 军事思想 《孙子兵法》

一、杜牧论政言兵的缘起

杜牧，字牧之，晚唐杰出诗人，兼长古文。他所出生的时代，正是晚唐多事之秋。藩镇跋扈，外族侵凌。而杜牧素有忧国忧民的情怀与经邦济世的抱负，关心政治，喜欢论史，尤谈兵，精辟中肯。不愧是中国古代一位卓越的军事理论家。

（一）危机四伏的晚唐杜会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由所谓“太平盛世”而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庄田制发展，土地大量集中，征敛加繁，民生益窘；而藩镇跋扈，宦官专权，朋党倾轧，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错综复杂。这些都直接间接地加重了人民的痛苦，使阶级矛盾日趋尖锐，而国外的吐蕃、南诏、回鹘又纷纷侵扰。当时的中国可谓内忧外患。

当时国计民生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藩镇跋扈与外族侵凌。安史乱后数十年间，藩镇割据，内战频繁，当时朝廷安于苟且，河北藩镇称霸一方，不服中央政令，河南藩镇，起而效尤，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朝廷虽用兵讨伐，而力量已弱，常中途妥协，更失威信。同时，自安史乱起，唐朝将陇右、河西、朔方诸镇的精兵都调去平乱，所留下的兵大多单弱，因此边防空虚，而吐蕃统治者乘唐朝衰弱不断东进，占据河西、陇右，威胁京都，河陇人民长期受吐蕃奴隶主奴役。只有这两个问题解决，才能使国家安宁，生产发展，人民康乐，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都必须用兵。当时唐朝内政产生了毒瘤，就是宦官专权。代宗命宦官鱼朝恩总领禁兵，又开宦官干涉军权之端。德宗初年，泾原兵在长安作乱，乱平之后，德宗不愿意武臣掌握重兵，从此宦官权势更大。所以，杜牧很注重兵事，认为士大夫不知兵是不对的。

（二）经邦济世的宏伟夙愿

杜牧自幼受过良好、严格的教育，喜欢读书，关心时政。十五六岁就立下宏愿，要成为国家栋梁之材，立志使危机四伏的晚唐社会重振雄风。他继承了祖父杜佑作《通典》的经世致用之学，很注重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家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1]，有忧国忧民的热情与经邦济世的抱负，最喜论政言兵。《唐才子传》卷六说：“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龊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利病。尤切兵法戎机，平昔尽意。”[2]

杜牧看到宪宗连年用兵讨伐藩镇，感到用兵的必要；而吐蕃统治者占据河西、陇右，河陇人民也长期受吐蕃奴隶主奴役之苦。所以他非常注重兵事。后博读经史，更深信兵事关系国家兴亡。又根据《礼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认为士大夫应当知兵，而当时士大夫对于兵事漠不关心，完全仰赖健善击刺之徒。杜牧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从此注意兵法，后来一直研究。他在《注孙子序》中说：“及年二十，始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十三代史书，见其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然后信知为国家者兵最为大，非贤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败灭，真卿大夫之辱。”

杜牧一生的崇高理想是“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郡斋独酌》），所以始终主张削平藩镇，加强统一，收复河湟，巩固边防，其最终目的是：“生人但眠食，寿域富农桑”（《郡斋独酌》），使人民能安居乐业，生产得以发展。要实现这些，就必须研究兵法。正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三“杜牧注孙子”条中说：“世谓牧慨然最喜论兵，欲试而不得，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知兵者将有取焉。”可见杜牧颇负经天纬地之才。

二、杜牧诗文中的军事思想与《孙子兵法》

清亮吉《北江诗话》评杜牧：“文不同韩柳，诗不同元白，复能四家之外，诗文皆别成一家。”[3]他平素关心政治，喜爱论史谈兵，这些在他的诗文中都有所体现。诗歌中的军事思想主要集中在《赤壁》、《题乌江亭》等诗篇里，而散文中的《罪言》、《战论》、《守论》、《原十六卫》等则是以军事理论家的眼光，谈古论今，气势不凡。

（一）杜牧诗歌中的军事思想

《赤壁》一诗一反历代史家认为周瑜具有杰出军事才能的“公论”，这首诗认为周瑜的胜利几乎是侥幸的。“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只是老天相助，乱起东风，才取得胜利。这儿虽然有“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知之者胜”（《计篇第一》）的道理，但杜牧更多的是强调将帅内在的素质，即“智、信、仁、勇、严”（《计篇第一》）。作为将帅应该凭借足智多谋、言而有信，仁爱部下，勇敢果断，治军严明等素质和能力去争取胜利，而不应依赖偶然因素取得胜利，否则便不能算作英明的将帅。周谕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合等有利条件，当然能够得胜，这些都是外部条件，而杜牧则强调战争胜负更着眼于内部因素，作为将师更应把握战争的普遍规律，不能用一次胜败论英雄，真正的英雄应战无不胜。《题乌江亭》一诗也一反常人肯定项羽自刎，而说“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究其意是说战争的胜负常常出乎兵家意料，项羽不能含羞忍耻，卷土重来，因此失败。作为将帅应该能屈能伸，“包羞忍耻”，要有长远大计，以大局为重，要考虑到战争的性质是代表整个集体利益，不能因一时失败而一蹶不振，不能感情用事，否则就会招致覆军杀将的厄运。这包含了“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九变篇第八》）的思想。聪明的将帅考虑问题，必定兼顾利害两个方面，在不利的情况下充分考虑到有利的因素，战事就可以顺利进行。将帅最忌“必死，可杀也”，“忿速，可侮也”。（《九变篇第八》）只知道死拼硬打就可能被诱杀；性情暴烈，急躁易怒，就有可能被敌人的侮辱激而中计。这是将帅的过错，也是用兵的灾难。回顾历史，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大将韩信曾受胯下之辱，他们最终都成为英雄。所以，英明的将帅要能“包羞忍耻”，以大局为重，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感怀诗一首》揭示了安史之乱后，藩镇联合对抗朝廷的史实。当时，迫切需要英明的将帅的出现，所以作者感慨“韩彭不再生，英卫皆为鬼”，称赞“伍旅拨雄儿，梦卜庸真相。”这其实揭示了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君主政治清明，唯才是举；将帅应有才能。正如《孙子兵法计篇第一》上所说：“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吾以此知胜负矣。”这种思想在以下两首诗中也有所揭示。

《郡斋独酌》里说“我爱李侍中（李光颜），摽摽七尺强。白羽八札弓，肶压绿檀枪。”“我曰天子圣，晋公提纪纲”，“仁圣天子寿天疆。”《雪中书怀》里说“人才自朽下，弃去亦其宜”。以调侃的语气，揭示了英雄无用武之地，君主昏庸，将才之士不能重用。说明了英明君主，有才能的将帅在作战中的重要性。此外，还有些咏史诗篇也包含了一些军事思想。

总之，杜牧诗歌中流露出的军事思想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

（二）杜牧散文中的军事思想

杜牧的军事思想不仅在其诗歌中流露出来，更主要地是在其散文中也有直接论述。《罪言》、《战论》、《守论》、《原十六卫》等军事著作，都是中国古代兵书要籍。

对付藩镇，杜牧在《罪言》一文指出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这一带自古重要，“王者不得，不可以王，霸者不得，不可以霸。”[4]但自天宝末，安史之乱起，河北百余城，朝廷不得其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无敢窥者。黄河以南也受其影响，“未尝五年间不战，生人日顿委，四夷日猖炽。”[4]今上策莫如自治，朝廷应检查：自元和以来“法令制度，品式条章，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虏为虐。”[4]中策莫如取魏，因为魏地形势重要，“常操燕、赵之性命”[4]。最下策是浪战，“不计地势、不审攻守是也”[4]。杜牧主张削平藩镇，加强统一，但并不专门强调用兵，而认为最好是朝廷能检查自己政治上的缺点，加以改革，其次才是讲求用兵的策略。地理条件对战争的胜败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运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地形篇第十》）杜牧在《罪言》一文里强调的是“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计篇第一》），也就是朝廷应修明政治，使人民与君主同心同德，“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谋攻篇第三》）。由此可见，《罪言》一文所揭示的用兵思想与《孙子兵法》有密切关系。

《原十六论》、《战论》、《守论》也都是结合唐代形势发抒他论兵的思想。《原十六卫》认为府兵制是很好的制度，“本原事迹，其实天下之大命也。”“缘部之兵，受命于朝……以首争首，以力争力”，“自贞观至于开元末百三十年间，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圣人所能柄统轻重，制障表里，圣算神术也。”至开元末，“府兵内削，边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于是“根萌烬燃，七圣旰食”。国家之兵居外则叛，居内则篡，这是说在军队编制、军事训练、管理教育、法令法规等方面应对藩镇进行加强管理。

《战论》分析了河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河北视天下，犹珠玑也，天下视河北，犹四支也。珠玑苟无，岂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为人。”又进一步指出唐用兵讨代藩镇有五种错误：一是不搜练，二是不责实料食，三是厚赏，四是轻罚，五是不专任责成。由此可见，战争的胜负，地理位置是关键，河北为“争地”，对“争地”“应先夺其所爱，则听也。”（《九地篇第十一》）谁先控制河北，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同时还要求军纪严明，法令严格，训练有素，军队管理加强，赏罚分明。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胜利。正如《孙子兵法计篇第一》上所说：“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守论》一文则揭发大历、贞元时期，朝延姑息藩镇之弊。“国家不议诛洗，束兵自守……而行始息之政，是使逆辈益横，终倡患祸。”“干戈朽，铁钺钝。”而执事大人，曾不历算周思，以为宿谋，“不图擒取，而乃偷处恬逸”，“破制削法”。所以文章最后，作者呼吁“大历贞元守邦之术，永戒之哉”。杜牧历来主张削平藩镇，不能姑息养奸。正如《孙子兵法》上所说：“知可以与战不可以与战者胜”（《谋攻篇第三》），“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形篇第四》）要想战胜敌人，则应该采取进攻。“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形篇第四》）

所以，《守论》一文告诉我们，在作战时只有把握进攻主动权，才能“致人而不致于人”，“因敌而制胜”（《虚实篇》）。

此外，杜牧的军事思想还体现在其它的军事论文中，这些都足以证明他的政治上的远见，军事上的才能。

注释：

[1]《樊川文集》卷十二《上李中丞书》。

[2][元]辛文房撰：《唐才子传》，舒宝璋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85页。

[3]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4]吴在庆撰：《杜牧诗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参考文献：

[1]缪铖著．杜牧传[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2]吴在庆撰．杜牧诗文选评[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唐]杜牧著．樊川诗集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孙武著．孙子兵法[M]．马一夫译评，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

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思想 篇4

《周易》的“易”字亦有三层涵义，一是易简，二是变易，三是不易，体现了形上之道、经验变化、客观规律相统一的辩证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宝库当中，《周易》占据着十分特殊的地位。《周易》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想，由此建构起了中国人理解宇宙人生的基本框架，并在其后漫长的历史岁月当中，对中国传统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乃至医学和自然科学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由于这个原因，《周易》又被喻为“群经之首，百行之源”。

正如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周易》的辩证思想，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等人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虽然这四种思想对世界的本源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各不相同，但都不同程度地以对立统一、矛盾运动、量变引起质变的视角，将世界看作一个普遍联系、相互作用、不断变化的开放系统。

然而，《周易》中的辩证思想又与西方辩证法有着显著区别。对于这一点，葛荣晋先生曾作过精辟的分析，他指出：“从语言表达、价值取向和矛盾解决方式等方面，可将欧美的辩证法概括为‘矛盾斗争辩证法’，而中国以《周易》为代表的辩证法，则可概括为‘矛盾和通辩证法’。”具体地说，“欧美的辩证法强调斗争性( 对立性) ，因而扩大矛盾的斗争性在运动发展中的作用;而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式辩证法则注重‘和通’元素，强调矛盾同一性在运动发展中的作用”。《周易》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辩证思想与西方辩证法具有和而不同的独特关系，使它得以成为我们理解和会通包括唯物辩证法在内的西方辩证法，推进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重要切入点。因此本文特就《周易》中的辩证思想，从命名、演卦、成卦三个方面出发，进行一番梳理。

一、《周易》命名中的辩证思想

《周易》一名，最早见于《周礼》：“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而《周易》命名中的辩证思想，可以从“周”“易”二字的内涵分别来进行考量。

《周易》的“周”字一般被认为具有三雍义，一是朝代名，二是地名，三是周遍无遗之意。唐代陆德明在《周易音义》中说道：“周，代名也。周，至也，遍也备也。今名书，义取周普。” “周”义取“周普”的说法为历代易学家所认同，说明《周易》一书以描述事物的普遍规律作为其核心内容。郑玄在《易赞易论》说到：“《周易》者，言 《易》道周普，无所不包。” 《周易》对于普遍规律进行把握，世间万物皆被涵盖其中。换言之，在《周易》中，形上之普遍规律总是通过形下之万事万物得到显现，这是《周易》辩证思想最抽象、最广阔、最深邃的内涵。故《周易系辞》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知周乎万物” “周流六虚”。

《周易》的“易”字亦有三层涵义，一是易简，二是变易，三是不易。《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 。这三层涵义，都集中体现了《周易》的辩证思想。

第一义“易”，描述了《周易》之道寂然无形、通变不拘的形上特征。《易纬乾凿度》曰：“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简易立节，天以烂明，日月星辰，布设张列，通精无门，藏神无穴，不烦不扰，淡泊不失，此其易也。”简言之，易道寂然无形、通变不拘，已然潜存着其化生万物的可能性。

第二义“变易”，是指《周易》之道始终展现为形下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易纬乾凿度》曰：“变易者，其气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君臣取象，变节相移，能消者息，必专者败，此其变易也。” 对此《周易系辞》亦有明确表述：“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第三义“不易”，意谓形下事物以规定性成其为自身，则其变化发展呈现出规律性。《易纬乾凿度》曰：“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 这主要是从天道和人事的基本规律的角度来说的。《周易系辞》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这则是从自然和社会的基本规定性的角度来说的。

在上述三层含义当中，第一层含义“易简”，亦即形而上下辩证圆融的思想，统包“变易”“不易”之义，构成了《周易》哲学体系的枢机。

其辩证性，就表现在乾坤二卦的特质当中。《周易系辞》云：“乾、坤其易之蕴邪?”又云：“易之门户邪?”又云：“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 然示人简矣。”“易则易知，简则简从。”按照传统易学的一般说法，乾、坤二卦分别象征阴阳、天地、动静，《周易》其余六十二卦皆由乾、坤二卦演变而来。因此，乾、坤是易道特质之首彰，万物由此发演流行。乾的特性是至动至变，坤的特性是至静至简。由动变而发用，由静简而持守。易道形而上下辩证圆融的思想由易与简得到了最为精确的说明，因此，汉儒郑玄《易赞易论》中直接将“易”的第一义表述为“易简”，曰：“易之为名也，一言而函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其圆融性就表现为生生不息的易道本身。宋代义理易学家程颐在《易传序》中开篇解“易”：“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 在前半句中，他直接将易道理解为大化流行;从后半句则可见，此境乃是易与道通而为一之结果。程颐对此形而上下圆融之意颇为自得，他在《易传序》最后说道：“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 ”认为把握了形上本体与形下功用统一的道理，就能够充分把握《周易》的哲学思想。

与“易简”一义的辩证维度相应，对于《周易》之“易”的含义还有“日月为易”的说法。《说文解字》引“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段玉裁注：“秘书，谓纬书。谓上从日，象阳;下从月象阴” 。东吴虞翻《易注》所引《参同契》亦有“字从日下月”之说 。意为《周易》的“易”字本身是象日月之形，暗指阴阳转变化生的辩证关系，它揭示了《周易》学说体系的基本特征。故《庄子天下篇》曰：“易以道阴阳”。

而与“易简”的圆融性相应，关于《周易》的“易”字，还可以参考《说文解字》解易部曰：“易，蜥易，i蜓，守宫也，象形” ，谓“易”乃象蜥蜴之形，有灵变不测之意。如前文所述，《易》道流行，始于乾、坤，准确地说是乾生坤成，而细思之，乾、坤交变始于乾卦之初九。乾卦初九卦辞曰：“潜龙勿用”，宋代易学家程颐注曰：“理无形也，故假象以显义。乾以龙为象。龙之为物，灵变不测，故以象乾道变化，阳气消息，圣人进退。” 众所周知，龙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中国人往往称自己是龙的传人，其源头便可以追溯到“乾”卦卦辞。然而，龙毕竟只是传说中的神兽，谁都没有亲眼见过，现实中唯有蜥蜴在外形和行动特征方面与之类似。故解“易”为蜥蜴，突出强调了易道无形尽变的辩证圆融特性。

二、《周易》演卦当中的辩证思想

《周易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太极”是指生生不息的天道本源，“两仪”是指最初有分的阴阳二气，“四象”是指阴阳进而交变所成太阳、少阴、少阳、太阴四种事象，“八卦”是指二气再次交变所衍生出的乾、坤、艮、兑、坎、离、震、巽八个三爻卦。这八个三爻卦分别象征了天、地、山、泽、水、火、雷、风八种自然现象，又进而引申为健、静、止、悦、险、丽、动、顺八种基本特性。至此，易道经过三重演变，《周易》的辩证系统已经初步成形。相传，八个三爻卦为伏羲所演，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八种卦象远不足以概括世间纷繁复杂的事象，故文王又将八个三爻卦再变则衍生出六十四个六爻卦，逐步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周易》体系。由于二者的递进、衍生关系，这八个三爻卦又被称为经卦，六十四个六爻卦则统称为别卦。《周易》的整个思想体系，上至天道规律，下至人事吉凶，都是以太极、阴阳的辩证统一关系为基础，经过多次变异推演建立起来的。

这在《周易》演卦的过程中，体现得最为直观。《周易系辞》最早介绍了演卦的方法，曰：“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以象闰。五再闰，故再而后挂……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说用双手将演卦用的五十根蓍草取出，并将一根拿出放回椟中，只用留下的四十九根蓍草来占卜。其中缘由，历来众说纷纭。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依用顾欢之说云：“立此五十数，以数神，神虽非数，因数而显。故虚其一数，以明不可言之意也。” 它体现了神与数，显与幽，虚与实，即形而上与形而下辩证圆融的关系。《周易系辞》曰：“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说的便是这个。

“分而为二以象两”，是将四十九根蓍草随手分成两部分，放在左右两边，象征阴阳，亦即天地两仪。这体现了对立面矛盾、斗争、变化从而生成万物的思想。

“挂一以象三”，是指两仪左边象征天，右边象征地，现在从左边的蓍草中拿出一根挂在右手小指间象征人。这样一来，天生、地载、人成，天、地、人三才就齐备了。故《周易系辞》在“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之后，紧接着又说：“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人的本性源自天地，人能够通过自身努力拓展之、完善之，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对自身和外物的改造和成就，这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又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些都是对《周易》“继善成性”思想的发挥。传承中华文明数千年的传统道德学说和社会建构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这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古人将人与自然视为和谐整体的系统观以及人既源于自然又改造自然的辩证思想。

“揲之以四，以象四时”，是将左右两边的蓍草分别以四为单位计数，象征着春夏秋冬四季的变迁;左边所剩余数在左手的三、四指之间，象征闰年，即所谓“归奇于以象闰”，将右边所剩余在左手的二、三指之间，亦象征闰年，即所谓“五岁再闰，故再而后挂”体现了《周易》认为阴阳天地人事的对立、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这一思想。

经过以上四个步骤《易》卦第一次演变过程构成了，故曰：“四营而成易”。我们可以看到，《易》之“易”“不易”“易简”三层涵义已经包含其中。而后，将左手二三指、三四指、右手小指上的.蓍草放在一边，将已经四四数好的蓍草合在一起，再按照第一变一挂二的方式操作一次，此为第二变。又操作一次，此为第三变。这时，统计三变所得挂总数，以减四十九，又以四除之(因为揲蓍时是四四数之的)，就知道运变之数。或为六、或为九、或为七、或为八。六为老阴，九为老阳，七为少阳，八为少阴，这样一爻的阴阳性和它在一卦中的地位才确定下来。因此，三变才成一爻，六爻才成一卦，故曰：“十有八变而成卦”。这十八变，大到成卦，小到一个步骤，皆体现了阴阳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相生相克、相推相荡的辩证发展过程。 三、《周易》成卦中的辩证思想

一卦卦爻的占筮过程，实际上反映了阴阳交变的成卦原理。将这一原理推扩到由诸卦共同构成的易学体系当中，就体现为乾、坤生成六十四卦的思想。

作为经卦的乾、坤的辩证运动生成其他六个经卦。《周易说卦》曰：“乾天也， 故称乎父。坤地也， 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 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 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 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良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意思是说，乾以一阳，化坤之初爻得震，故曰“长男”，化坤之中爻得坎，故曰“中男”，化坤之三爻得艮，故曰“少男”;坤以一阴，化乾之初爻得巽，故曰“长女”，化乾之中爻得离，故曰：“中女”，化乾之上爻得兑，故曰“少女”。可见，震、巽、坎、离、艮、兑六个经卦，是乾坤两经卦辩证作用的产物。因此，古人常称乾坤为父母，称其余六经卦为“六子”。

同时，由于乾卦象征阳，而坤卦象征阴，乾变和坤变所成三男三女，亦相应有阴阳性之区分。《周易系辞下》曰：“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偶。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以此标准，震、坎、艮为阳卦，巽、离、兑为阴卦，这与六子的男女特性也是刚好对应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乾、坤之外，六子阴阳性的确定并不是阳爻多为阳卦，阴爻多为阴卦，而是刚好相反。从《周易说卦》和《周易系辞》所指出的六子生成和阴阳性与人事的关系来看，《周易》是从乾、坤阴阳性本身出发，经过乾坤交变，产生人事规律，来最终确定六子卦的阴阳性的。这就再次体现了“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即认为世界是一分为二、变化的、有规律的辩证思想。

六十四别卦是由乾、坤交变所成八经卦相叠而成，因此，乾、坤两经卦是《周易》演而为六十四卦的总根源 。前引《周易系辞》曰：“乾坤，其易之门邪”，又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说的就是这个。汉儒荀爽注曰：“阴阳相易，出于乾坤，故曰门”，又注曰：“毁乾坤之体，则无以见阴阳之交易也”，意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凡阳爻自乾而来，凡阴爻自坤而来，乾、坤相互对待，引发自乾而来的阳爻与自坤而来的阴爻相互往来，阳爻由乾卦体往至坤卦体，阴爻由坤卦体往至乾卦体，在乾坤卦体上阴阳爻往来推移，流转不息。

以《贲》卦为例。《贲》卦离下艮上，宋儒程颐注曰：“卦之变皆自乾坤，先儒不达，故谓贲本是泰卦，岂有乾坤重而为《泰》，又由《泰》而变之理?下离本乾中爻变而成离;上艮本坤上爻变而成艮。离在内，故云柔来;艮在上，故云刚上，非自下体而上也。乾坤变而为六子，八卦重而为六十四，皆由乾坤之变也。” 他否定了乾、坤相叠成《泰》，《泰》卦卦变而成《贲》的观点。他认为，《贲》之下离，本来是乾卦，其中爻为坤所变而成离，《贲》之上艮，本来是坤卦，其上爻为乾所变而成艮，离、艮相叠而来。因此，六十四卦的生成是易有乾、坤，化生六子，八卦相叠的结果。此又三变也，体现了事物对立、交互、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

八经卦重而为六十四别卦的成卦理论，又被称为“两体说”，乾、坤之变已经通过其自身与六子卦寓于六十四卦当中。因此，六十四卦皆具二体之意，其基本内涵由此而来。首先，以八纯卦为例，程颐曰：“八纯卦皆有二体之义。乾，内外皆健;坤，上下皆顺;震，威震相继;巽，上下顺随;坎，重险相习; 离，二明继照;艮，内外皆止;兑，彼己相说。” 进而，其余诸卦之特质，亦可以由此八纯卦来解释。

如以八纯卦之卦德释别卦。《需》卦坎上乾下，程颐曰：“以二体言之，乾之刚健上进，而遇险未能进也，故为需待之义。” 此以乾卦卦德“刚健”、坎卦卦德“险”来解释由乾、需相重所得之《需》卦。

又以八纯卦之卦象释别卦。卦兑上乾下，程颐注曰：“以二体言之，泽，水之聚也，乃上于至高之处，有溃决之象。” 兑卦象征“泽”，乾卦象征“天”，此以两卦之象来推测卦卦象。

又以八纯卦所代表之六子释别卦。《归妹》卦震上兑下，程颐注曰：“归妹者，女之归也。妹，少女之称。为卦，震上兑下，以少女从长男也。男动而女说，又以说而动，皆男说女，女从男之义。” 由于作为八经卦的震和兑代表长男、少女，又分别有动和悦的卦义，因此两者相叠所得《归妹》卦就以婚嫁为中心思想。

又以八纯卦之阴阳性释别卦。如《困》卦兑上坎下，程颐注曰：“兑以阴在上，坎以阳居下，与上六在二阳之上，而九二陷于二阴之中，皆阴柔掩于阳刚，所以为困也。” 如前所述，兑卦一阴统两阳，为阴卦，坎卦一阳统两阴，为阳卦。兑上坎下，阴卦为阳卦所掩，卦中阴阳爻的位置亦有特点，皆有围困之意也。

四、小结

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思想 篇5

论春秋战国时期兵学中的朴素唯物辩证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兵学中的朴素唯物辩证思想渊源于夏、商、周,这一时期出现的<军政><军志><令典>等兵书和集三代兵学思想之大成者姜望的思想中的朴素唯物辩证思想已开始萌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孙子><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和<司马法>等兵书继承和发展了夏、商、周时期兵学中的.朴素唯物辩证思想,展现出丰富的内容:一是依据战争中的客观因素及其矛盾去认识战争指导原则和发展规律,强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二是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在战争中要观形察势、因变治变;三是论述了战争中文与武、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文德与武备并重、政略与战略结合等.这些朴素唯物辩证思想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作 者：上官绪智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刊 名：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ENGZHOU INSTITUTE OF LIGHT INDUSTR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2 3(3) 分类号：B229.9 关键词：春秋战国时期   兵学   朴素唯物辩证思想  

《孙子兵法》领导心理学思想探讨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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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社科学术作者：梅光耀 潘红虹字数：2781

来源：科学与管理 第6期

摘要：作为古代军事理论的经典著作《孙子兵法》，不仅包含了丰富的军事理论，而且还涵盖了宝贵的领导心理学思想。本文从《孙子兵法》所包含的领导心理学入手，着重分析领导心理学思想中的领导特质和领导职能两个方面。

关键词：孙子兵法 领导心理 领导特质 领导职能

《孙子兵法》是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齐人孙武所著，是世界公认的“古代第一兵书”、“兵学圣典”。它以当时进步的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作指导，高度浓缩我国古代人民的大智慧，构建了中国古典军事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其思想和影响在今天已超出军事领域，深入到政治、经济、体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不仅受到国内外军事家，而且也受到政治家以及企业家等各方人士的广泛关注与推崇。掀起了对《孙子兵法》研究的一个又一个的高潮，他们从不同的侧面去挖掘《孙子兵法》现实价值，其中包括军事学、管理学、领导学、心理学、体育学等多种学科，并且把它运用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本文主要探讨《孙子兵法》的领导心理学思想，给当今社会的企业和政府机关的领导以参考和借鉴。

现代领导心理学是管理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其主要研究内容为有关领导的心理特质和管理行为模式。《孙子兵法》十三篇都贯穿着对将帅的最高要求，孙子非常慎重地提到“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他认为将帅是国君的助手，辅助的周密，国家就会强盛，辅助有缺陷，国家就要衰弱。另外，《孙子兵法·作战篇》还说：“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可见，孙武非常重视将帅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对将帅的要求也极为严格。《孙子兵法》的许多论述中都涉及到领导心理学的内容。其中五事之一的“将”就是专门阐述将帅本身素质和领导艺术。下面分别对《孙子兵法》中有关领导心理学的思想加以探讨。

1、领导特质论

孙武系统论述了领导特质的结构观，即“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也就是智谋才能、赏罚有信、爱抚士卒、勇敢果断、军纪严明，简称“五德”。他高度简明的概括了作为军队将帅需要的领导素质，同时也是选择将领的主要标准。1971年，心理学家爱德华·吉色利通过事实研究，采用语义差别量表法得出领导特质可以分为3大类、13个因子，包括能力、个性品质和激励3个大类。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现代的心理学家的科学研究的结论与两千多年前的孙子所提出的领导特质有很多相似。当然，用现代的观点分析，孙武的领导特质论显然是不充分的。然而，在2000年前，孙武能够发现领导特质的基本因素，是难能可贵的。

1．1领导的“智”

孙武把“智”放在五德的第一位，表明了他对将帅智谋才能的非常重视。一个“贤将”必须深刻掌握对于关系全局的“五事”，即道天地将法。《孙子兵法·计篇》：“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孙子兵法·九变篇》：“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可见，孙武认为将帅必须有能力灵活处置复杂的、易变的、矛盾的战场情况，对于整个作战过程要善于分析判断，考虑利害得失，定下正确的战略。另外，作为优秀将帅还要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良好的应变能力和周密的谋划预测能力。《孙子兵法·地形篇》说：“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由此可以看出，没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没有综合判断的洞察能力和科学的预见能力，是不可能胜任将帅之职的。

另外，我国心理学研究者把《孙子兵法》中所涉及的领导能力分为高度的观察能力、情绪的自控能力、意志能力、判断能力和直觉能力。这些在《孙子兵法》都有比较详细的阐述，如在强调领导的观察能力时，孙武在开篇《计篇》曾说过“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孙子兵法·形篇》中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温而致战”，孙武强调将帅必须有良好的情绪自控能力。

1．2领导的“信”

(《说文》中说：“信，诚也。”《孙子兵法》中的“信”本义为真心诚意，一般理解为赏罚有信，也可以理解为信任下属，“信”既是领导自身的特质，又是在激励过程中所掌握的原则方法。它是指相信且敢于托付下属，使之放弃戒备的心理诚心愉快地接受某项工作的心理状态。通过信任激励就可以使下属产生荣誉感，增强责任心，激发事业心。《孙子兵法·九地篇》指出：“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意思是施行超出法定的奖赏，颁发打破常规的号令。这要求领导信赏信罚，敢于破格提升有胆识之士，满足士兵的成就需求心态。

领导怎样才能获得“信”呢?孙武认为应该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如孙武在《孙子兵法·地形篇》中所说，将帅对国家“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作为领导如果真的能够做到大公无私、忘己，哪有不能获得广大下属信任的。

孙武指出，只有真正的懂得“败兵六道”的将帅才能赢得信任、有效的行使领导职能。“败兵六道”的主要责任在于将帅，为将帅者不可以不仔细观察分析，在《孙子兵法·地形篇》孙武论述的非常清晰：“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1．3领导的“仁”

《孙子兵法·计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下畏危。”可见，孙武认为民众与国君意愿一致，同心同德，生死与共，就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保证战争赢得胜利。孙武又曾指出“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这也是阐明同样的道理：下层的民众和上层的君主、将帅，同舟共济，同仇敌忾，是战争取胜的保证。如何才能“上下同欲”，孙武告诉将帅必须具备的道德观为“仁”。“仁”，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观念，其核心指人与人相互亲爱，孔子以之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孙子兵法·地形篇》：“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意思是将帅对士卒能像对待婴儿一样体贴，士卒就可以跟随将帅赴汤蹈火将帅对士卒能像对待自己的“爱子”一样，士卒就可以与将帅同生共死。这是孙武对将帅的“仁”具体的诠释和注脚。当将帅以极其宽阔仁慈的胸怀对待士卒时，在交战中士卒能不全力拼搏吗?

1．4领导的“勇”

这是孙武从个性来讨论将帅特质。心理学研究表明：个性就是人的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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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面貌，表现为稳定性、倾向性、独特性和整体性。特定的性格特征决定了领导的决策是否果断、坚定，孙武认为勇敢果断是将帅必备的性格特征。但是，《孙子兵法·九地篇》说：“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意思是将帅要处事沉着老练，解决矛盾要公平，不带感情色彩，喜怒不形于色。这就是指领导者不仅要勇敢果断，而且应具备沉着冷静、稳健的性格和公正严明的、雷厉风行的个性特征。

孙武还告诫将帅要注意气质和性格上的缺陷可能带来的危险。《孙子兵法·九变篇》日：“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意思是，为将者有五种危险的性格和气魇

一、有勇无谋，只知死拼，就有可能被诱杀；

二、临阵畏怯，贪生怕死，就可能被敌俘虏；

三、急躁易怒，一触即跳，就可能受敌凌辱而妄动；

四、廉洁好名，过于自尊，就可能被敌凌辱而失去理智；

五、过分溺爱部属，易被敌人烦扰而陷于被动。《孙子兵法-火攻篇》中告戒将帅：“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战争中，将帅的思想意志、气质和性格上的缺陷，常可成为对方“攻心”的缺口。因此，古今军事家都非常强调指挥员的思想品德修养和气质性格，谨防由于忿怒而进发出的头脑发热。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领导不仅需要勇敢果断的决策能力，也需要沉着、冷静，泰然处之良好情绪。

1．5领导的“严”

孙武强调对待士兵要“仁”，但是关怀和爱护都要适度，假若对士兵过分厚养，一味溺爱，违反了纪律也不严肃处理，这样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正如《孙子兵法-地形篇》说：“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所以，孙武非常重视将帅带兵要严明军纪，赏罚分明。(《孙子兵法·地形篇》具体指出：“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日乱。”意思是，主将软弱而又缺乏威严，训练教育不明，吏卒无所遵循，布阵杂乱无章，叫做“乱”，这必然会导致军队失败。

《孙子兵法·军争篇》说：“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这就是说，以自己的严整来对待敌人的混乱，以自己的镇静来对待敌人的哗恐，这是掌握军心的方法。这种治军之法得以保障的基础就是将帅治军严谨、赏罚分明，使军队训练有素，有良好的军风和心理素质。

2．领导职能论

《孙子兵法》在强调将帅领导才智谋略的同时，也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讨论将帅的职能。我们主要从人才的选用、领导的决策和激励、领导权力的使用来讨论《孙子兵法》中所包含的领导职能。

2．1选用人才

选贤任能是领导的主要职能之一，先秦诸子对“择人”有充分论述，如“为政之本在于任贤”。孙子在(《孙子兵法·势篇》中讲：“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意思是指，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能够依据事物的客观性质，去创造形成有利的形势，然后“任势”而动，而不是去苛求手下的将吏，因此他就能从全局态势的发展变化出发，选择适于担当重任的人才，从而使自己取得决定全局胜利的主动权。这一点充分反映了孙子“择人任势”用人观。这要求将帅在选才用人的时候做到唯才是用，还要“用人不疑，择人不族”，这都需要领导的气度以及全局为重的战略眼光。

2．2决策

决策是领导最重要的职能，在《孙子兵法》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其主要的决策思想为整体系统观和科学预测观。孙武在《孙子兵法·势篇》说：“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就是说，用迷信占卜的方法取之于鬼神，用日月星辰运行的位置来推测吉凶，或用过去相似的事情来类比，都靠不住。只有通过人的努力，采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做到科学决策。可见，孙武的决策依据的是客观事实，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精神。

孙武强调进行战略决策前必须周密分析各种条件，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将各种相关条件、因素综合起来加以统筹，综合分析事物本身的各种条件，和与其他事物的关系。在十三篇伊始他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就是说，因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对战争涉及到的死地和生地，存亡的规律，不能不进行认真的考察，必须从分析国家面临的内外环境入手，通过一套科学的程序来进行。孙子认为战略决策需要考察的重点就是“五事七计”，即“道、天、地、将、法”五事和“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七计。“五事七计”揭示的内容准确而深刻地概括了宏观决策需要系统详尽的调查分析。它部分以现代思维的整体系统思想为基础的决策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孙子兵法·计篇》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所谓庙算，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战争决策方式。先计后战，庙算知胜，是孙子战略决策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要求在战前进行认真的战略决策，通过科学和理性的决策，在预见确有取胜把握时再进行决战，从而避免个人决断和受情绪因素的影响。

2．3激励

《孙子兵法》中有丰富的激发士兵斗志的思想，并且一直影响着中、外战争史上许多著名战役中将帅的战绩。孙武主张物质刺激的激励效果。物质需要是人生存的第一需要，物质奖赏是激励的现实手段。所以孙武说“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意思是获取敌人战利品，就可赏予物，率先杀敌，取得敌人战车的，则可以赏其先得者，目的就是为鼓励先勇者。通过物质激励就可以使士兵保持高昂的斗志和顽强的作战风格。

物质刺激固然重要，但精神激励才是孙武的根本法则，他用“爱兵如婴”这种类似儒家“仁爱”式的情感投入，进行情感管理，赢得民众支持，鼓动民众信念，激起国民拥戴，如“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意思指看待士兵要像对待自己的婴儿，他们就可以与你共涉难险，看待士兵就像对待自己的爱子一样，他们就可与你共赴疆场，爱抚的结果既是给管理者自身树立了权威，又取得了让士卒与你“生死与共”的效果。孙武不主张因战争给国民造成财、物及精神上的创伤，正因为如此，他坚信“上下同欲者胜”。可见，孙武这种“爱民”思想，正体现了战略性、全局性的精神激励，也反映了他深知社会结构的粘合剂是社会心理因素的道理，现代企业管理中的“感情投资”策略正是借鉴了孙武的精神激励思想。

2．4用权

不同级别领导权力的分配是领导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只有充分明确上下级的职责范围，并且各级领导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行事管理权，就可保证管理活动的顺利开展。孙武在《孙子兵法·谋攻篇》有精辟的论述：“不知三军之事，而问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

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可见，孙武极力反对上级过多地干预下级的工作和越权行事，要求上级领导充分地下放权力，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下级领导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自主地行使自己职责范围内的权力。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事无大小必亲躬是领导者之大忌，但不能放权完全放弃管理，核心的保持领导权威的权力一定要牢固的掌握在自己手中。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心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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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思想 篇7

孙子在《计篇》中说道,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有五项,即“道”(道义)、“天”(天时)、“地”(地利)、“将”(将帅)、“法”(法制)。这些条件比较清楚了,就可以判断战争的胜负。如果想要创业成功,同样需要事先了解这五项基本条件的情况,在开始创业之前,就要先估计一下自己创业成功的几率有多大,就像《孙子兵法·计篇》中说道:“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意思是凡在开战之前就已经在战略决策上取胜的,是因为筹划周密;凡在开战之前就已经在战略决策上打了败仗的,是因为筹划不周。创业要成功,在写创业设计书的时候就应该对市场做出充分的调查,了解市场的发展情况,公司开发的是否有前景,进入市场时机是否合适,公司选址在那个地方是否有利于接近消费人群,自己是否拥有一支足够强大的团队,一套很好的管理方法,这些在开始创业之前就应该先想清楚,如果符合以上几项的,那么成功的机会就会加大,如果没有拥有这些优势的,那么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本文从“道”、“天”、“地”、“将”、“法”这五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道”。《孙子兵法·计篇》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生、与之死,而不畏危也。”道,就是让人民与君主有着共同的意愿。他们可以为君主去生,为君主去死,而不畏惧危险。作为企业,能提供一种被职工认可的愿景,就是有道,否则,企业的发展就会没有动力。在一个创业团队中,你的企业开发经营的产品前景,是否被团队中的人认可,你创办企业的理念能否被团队中的人拥护,这就是“道”。例如参加创业的项目是开“形象设计公司”,通过调查,在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人注重自己的形象,而在广州,比较出名的形象设计公司就只有“芭黎晚香”一家公司,因此具有市场潜力,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坚信这是一个创业的机会。另外,公司的理念是从里到外打造全新的你,以无微不至的服务和悉心打造的态度去服务每个客户。团队的人认可,这是最关键的,只有认可了之后才有动力和激情去完成接下来的挑战。

“天”。《孙子兵法·计篇》曰:“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天,指的是昼夜晴晦、寒冷酷热、四时节候的变化。“天”放在创业中是市场前景,产品的发展潜力,这是客观存在的条件。如果公司的开发前景不好,产品的发展潜力有限,那么创业注定失败,只有有良好的开发前景,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市场的竞争者并不多的新兴行业和新领域,创业才有可能成功。在撰写创业设计书的过程中也对市场方面做了很多的调查,上网搜索资料,做问卷调查,分析行业和产品,在市场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地”。《孙子兵法·计篇》曰:“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地,指的是征途的远近、地势的险易、战场的广狭、地形对于攻守的利弊。是否能占据地利,在创业中就是指选址问题,如何选址才能够接近消费群体,吸引到更多的客源,选址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以肯德基为例子,肯德基选址的成功率机会是百分之百,肯德基会通过分析一个城市的商圈,选在人流量多的大型商场、交通便捷的市中心,还会考虑那边消费者的饮食习惯,而且测算出这个商圈里面最主要的聚客点,而且我们会发现,凡是有肯德基的地方,不远处都有个麦当劳,一方面是因为麦当劳很信任肯德基的选址,只要肯德基选择的地方,必定是会盈利的地方。另外沃尔玛同样很重视商场选址,在其选址的时候会考虑商业性质、周围人口数及住户数、竞争店数、客流状况、道路状况、城市的商业属性、场地条件、法律条件、租金、必要的停车条件、顾客停车场地及厂商用进货空间、投资的最高限额、员工配置等几个方面情况,因此在创业过程中,选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选址如果选错,可能会直接导致创业失败。

“将”。《孙子兵法·计篇》曰:“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意思是说,智能发谋,信能赏罚,仁能服众,勇能果断,严能立威。五德皆备,然后可以为大将。要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创办者、领导者,一定要拥有智、信、仁、勇、严这五种品质。一个领导者,要善于发挥自己的才智,发现市场的商机,并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另外,能否分析同行业竞争者的各种情况,不管是其外部环境还是竞争者的内部情况,都要了解得一清二楚,做到知彼知己。一个成功的领导者,还要懂得如何奖赏鼓励自己的员工,用恰当的激励机制,鼓励员工不断创新,为公司盈利,如果员工做得好,一定不要吝啬加工资,提拔员工,对于偷懒、犯错误的员工,也要进行惩罚和批评,才能威慑他人,让其他人引以为鉴。在处理事情越到危机的时刻,越需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从容地面对挑战,果断地做出决策,关键的时候敢拍板。商场如战场,瞬息万变,只有拥有出色的领导才能和个人素养才能领导一个企业走向成功,并受到员工的尊敬和喜爱。

“法”。《孙子兵法·计篇》曰:“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意思是:法,就是军队的编制,将吏的管理,军需的供给等。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一个企业如果想有一个良好的纪律,高效率的职能部门,在企业内部就必须创建一个良好的组织架构,分工明确,有一套很好的公司法规和奖惩制度,制定了公司法规之后应该对全体员工进行培训,让员工熟悉、铭记这些法规,用实际行动去执行。

想要成功创业所需要考虑的问题,也即想要打胜战所需要考虑的问题,在创业前就必须先计算出自己创业成功的几率有多大,在创业的过程中如何占据天时地利,自己是否是一个适合创业的人,是否适合当一个领导者,在建立和管理公司的过程中是否有一套严明的法规,赏罚分明的体制。例如参加创业设计大赛,将经历一段漫长的撰写创业设计书的过程,将《孙子兵法》中的一些理论放在创业和公司管理上也是再适合不过的。《孙子兵法》不仅在军事领域上发挥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企业创办、管理的过程中也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孙子兵法》的不凡在于它拓宽了人类智慧的领域,集聚和延伸了人类谋略智慧的空间,超越了战争和有限的空间对抗形式。在生存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大学生应该把《孙子兵法》当作一门必修课,认真学习研究,定能从中吸取营养、增添力量,提高全面素质,并享用其成果去赢得胜利。《孙子兵法》有取之不尽的理论源泉与营销谋略,它对于毕业生就业创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高校及其毕业生就业部门同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2012年11月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3]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中国梦[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3.

[4]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2013年6月18日).

[5]李零.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2010.

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思想 篇8

关键词：琴论艺术辩证法 普遍联系 对立统一 主次矛盾 质量互变

《溪山琴况》与《乐记》、《声无哀乐论》被视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最具代表性的音乐美学名著。《溪山琴况》是由我国明末清初著名琴家徐上瀛所著，是一部全面、系統论述古琴表演理论的音乐美学专著。此论著不仅被视为中国音乐美学史上的重彩，也是中国大美学史、甚至是整个文化史上的珍宝。因此，一代代学者都非常重视对她的理论研究。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其在音乐史学、音乐考古、音乐美学、音乐表演心理、音乐表演技法等方面的价值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很多，此处不再列举。“更可贵的是，其审美理论的阐述是以古琴演奏技艺手段为基础，而技艺上的分析又以其审美思想为指导，这就为后人研究琴乐演奏的技艺美学提供了可供借鉴、汲物的琴乐美学思想及其技艺理论。”即《溪山琴况》这一经典琴论的形成，不仅基于丰富的表演经验，更是在很高的思想理论指导下逻辑而成。其不仅是对古琴演奏宝贵技艺的论述，更是艺术表演思维规律的总结。因此，笔者想从艺术辩证法的角度，对《溪山琴况》进行尝试分析，即可以丰富对其研究的视角，又可充实艺术辩证法研究理论的内容。

古琴表演艺术作为一个具体实践领域，其特殊表演规律同样体现出了辩证法的思想，不仅是对辩证法的印证，也是对辨证法的丰富和补充。《溪山琴况》将全文共分为二十四部分论述，各部分内容分别体现出不同辩证法思想的同时，又会共同体现出某一辩证法规律。本文将从辩证法规律的几个重要方面为线索来进行论述。

一、“和”况中的普遍联系规律

普遍联系是辩证法思想的基本观点，即世间万物彼此间及自身不同部分间都存在一定的联系。《溪山琴况》的开篇写到：“稽古至圣心通造化，德协神人，理一身之性情，以理天下人之性情，于是制之为琴。”意思是“考察表明，古代那些最圣明的人都是心与造化想通，德与神人相合，他们为了修养自身的性情，并用以陶冶天下人的性情，就创制了琴这种乐器。”这段内容表述了古琴产生原因的内容，在深层，其实是基于“圣人、心、造化、德、神人”几个看似风牛马不相及的概念相互之间及其与“乐器”之间的必然联系前提下，才能成立的。

不仅古琴产生的原因是不同事物间的必然联系所促成，“和”的音乐效果的形成过程，同样依赖于不同事物间的动态联系才能实现。“和之始，先以正调品弦、循徽叶声，辨之在指，审之在听，此所谓以和感，以和应也”。这里清楚的表明，要想实现“和”，就必须处理好操作过程中“定调、调弦、取音”的关系，要尊重“心与感知”、“手与表现”的必然性。要达到“和”，不仅要处理好操作过程中的动态关系，还必须要处理好操作方法所涉及到的关系。“吾复求其所以和者三，日弦与指和，指与音和，音与意和，而和至矣”。意思是“调弦求和之后，再进一步探求得到和的方法，则有三个方面，这就是弦与指和，指与音和，音与意和。做到这三点，和的目的就达到了。”这里提出的实现和要把握的三个方面，其实就是三对联系规律。

“其所首重者，和也”。“对于琴，他们所最重视的是和”。“和”是弹琴要达到的一种基本状态，是做到其它方面的一个前提条件。因此，“和”况被列为本文的开篇。而文中所述要达到“和”的状态就必须协调好弦、指、音、意几个层面。很明显，这恰恰体现出唯物辩证法中普遍联系的观点。另外，弦、指、音、意，可以体现为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方面。其中心理我们可以把它扩大为人的整个主观世界。人与客观世界的协调又可以理解为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只有尊重与音乐相关事物间普遍联系的规律，才能使音乐达到“和”的状态。

二、操作技艺中的对立统一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是对普遍联系规律的进一步解释描述。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对立统一的矛盾组合体，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双方不断斗争变化，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如《道德经》所云：“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古琴演奏艺术同样存在对立统一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在“速”况的开头就有清晰的表述：“指法有重则有轻，如天地之有阴阳也；有迟则有速，如四季之有寒暑也。盖迟为速之纲，速为迟之纪，尝相间错而不离。故句中有迟速之节，段中有迟速之分，则皆藉一速以接其迟之候也。”这段内容，把古琴演奏指法的变化规律用对立统一的矛盾律观点做了清晰的表述。指法分轻重，犹如天地有阴阳，速度分快慢，就像四季有寒暑。阴阳互生、四季更迭，这就是自然界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古琴表演同样体现出这样的规律。

还有，在“重”况中：“第指有重、轻则声有高下，而幽微之后理宜发扬……”意思是：“但下指有重轻，声音才有高低起伏变化之妙……”力度分轻重，声音有高低，只有具备了对立的两极，才能在其撑起的空间里变化发展。在“静”况中又有云：“抚琴卜静处亦何难？独难于运指之静。然指动而求声恶乎得静？余则日，政在声中求静耳。”意思是：“然而手指运动是为了发出声响，既有声响，又怎么能静呢？我却认为，就是要在声中求静。”“在声中求静”更是典型的对立统一的体现。动和静本来就是对立的两面，然而，求静必须是在动中求静，这正是对立双方相互依存的表现。

三、审美取向中的主次矛盾律

对立统一律是辩证法普遍联系规律基本的特征。对立统一的多重关系共同构成事物的矛盾体。然而，多重关系构成事物时，其在结构中的作用并不是完全相同的。首先，矛盾有主、次之分；其次，又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时，在把握好主次矛盾的同时，还要兼顾到同一矛盾的主次方面。主次矛盾律在古琴演奏中，同样显得比较重要。

“和”况中有云：“其所首重者，和也”。意识是说整个古琴表演艺术，最重要的就是要达到整体表演状态的“和”。这里的“和”是指弹琴要达到的一种整体效果和状态。是做到其它方面的一个前提条件。因此在本文的其它章节中始终暗含着“和”的思想。也是为什么要把“和”况作为整个论著的开篇的原因。这既是古琴演奏艺术本身规律所决定的，也是作者对事物进行理论认识分析时，对主要矛盾的把握和尊重。

“清”况中还有云：“故清者，大雅之原本，而为声音之主宰。”意思是：“所以清是雅正的本源，是声音的主宰。”“和”是整体表演状态的主要问题，而具体到声音方面，清又是这一问题的主要方面。还有“皆清之至要者也，而指上之清尤為重。”意思是说：然而，要想将声音达到清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指上之清。已开始，从找到主要矛盾，又找到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到更深一层解决问题所需的主要方面。

主次矛盾律是分析具体问题时，最直接、有效的分析方法。在琴论中对该规律的运用，不仅表明作者对古琴表演实践把握的到位，也表明作者在理论分析上对该方法运用的准确性。

四、演奏效果与质、量互变规律

任何事物的存在，其属性都包括质和量两个方面。量是指衡量事物所处状态的数量或具体形式；质是指事物之所以成为其自身并区别于另一事物的内在规定性。量变是事物在数量和形式上的连续的、逐渐的变化；质变是事物根本上的飞跃变化，往往表现为突变。质变要靠量变的积累，量变达到极致，就会形成质变的飞跃。在古琴表演中力的轻重、速度的缓急等在度的把握方面，是形成理想表演效果的关键，正可谓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一点在琴论中有充分的体现。

“丽”况中有云：“美与媚判若秦越，而辨在深微，审音者当自知之。”意识是：“美和媚相差悬殊，而其区分却在微妙之处，研究音乐的人应当细细加以辨别。”美和媚是本质的区别，但两个不同本质的事物，区别仅在于量变边缘的细微差别。“圆”况中有云：“吟猱之巨细缓急俱有圆音，不足则音亏缺，太过则音支离，皆为不美。”意思是：“吟猱的大小缓急都有圆音，不足，音就亏缺，太过，音就破碎，都是不美。”这句话表明了量变的盈缺对圆音之美的影响。“轻”况中有云：“要知轻不浮，轻中之中和也；重不煞，重中之中和也。故轻重者，中和之变音；而所以轻重者，中和之正音也。”意思是：“总之应该知道，轻而不浮，是轻中的中和；重而不煞，是重中的中和。所以轻音重音是中和的变音，而轻重的依据，则是中和的正音。”这里指出了音的轻重两极的量变与平衡点的关系。

以上这些对内容，古琴的审美标准、古琴表演技艺要达到的预定审美效果，充分体现出一个原则：就对量变中“度”的把握，过或不及都会变成其他的效果。这就是对古琴表演艺术中的质、量、度的变化规律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