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推荐11篇）

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篇1

忆往昔，1978年的改革开放已走过了三十多个春秋，这三十多个春秋来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作为一个活在当代社会下的学生，又该如何来看待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发生的变迁呢。改革开放的是非功过，也不是我一人一言能够评定。让我们来追溯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事件，小议这些事件的历史影响。

1978年，我国的科技与教育迎来了“文革浩劫”后的第一个春天，其中最为突出也是对现在影响最为重大是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

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这表明在世界形势急剧改变的当下中国也在改变着自己的外交政策，以更好的姿态与外国交流，融入世界。在这年，中国的第一部涉外经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也应时而出台。

1980年，中国首次参加冬奥会。这体现了中国不仅在政治上与外国联系加强，在体育上也是。

1981年或许是能首次确切体现改革开放成果的一年。在那年，商业发展迅速，个体户数量急剧提升，人们不在局限于耕地务农。在内部错误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公开审判，拨乱反正工作也取得了明显成果。同年，中国女排首获世界冠军。由这些事件表明，“解放思想”之风让人们思想开放，也有了更高的判断力。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在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1984年4月8日我国首次发射一颗试验通信卫星。这体现了我国顺应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的潮流，重视在太空及微观物理科技领域的发展，但也不得不说由于建国后的几次混乱而导致我国在高科技领域落后于西方世界，而这个差距在今天看来仍是较大的。

1986年，2月1日，中国发射一颗实用通信广播卫星。20日，卫星定点成功。这标志着中国已全面掌握运载火箭技术，卫星通信由试验阶段进入实用阶段。同年国家实施了“863”计划，即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国家科技发展朝更高层次进军。

1987年，中国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由赵紫阳先生所作的报告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以改革开放为强国之路。该报告再次强调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而且也给中国在形势日新月异的世界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1988年，在该年，邓小平在外访问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著名理论。同年也确立了科技改革的主要任务。这十年来，中国的外交、文化、军事、科技、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极大的提升，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建交，在文化创作方面也是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军事上兵种齐全、高科技武器也相继研发。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高。

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自己的土地上举办的第一次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北京亚运会，也是亚运会诞生以来的40年间第一次由中国承办的亚洲运动会。

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后的四年，即1992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是在这一年，邓小平在巡视南方时发表了对迄今影响重大的谈话，该谈话再次强调了科技发展的重要性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制度的优越性，并否认了利用市场派属于资本主义的观点，因为它是为社会主义服务。

值得在此另外一提的是从1985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下，医疗卫生系统也开启了改革的历程。但于1992年，掀起了新一轮关于医疗、住房市场化改革并施行。此次的改革，站在人民的角度，重视人民的便利。并于92年后，医疗改革之风盛行，不断适应社会与人民的需要，但直至目前，仍存在许多问题。

分属于世人瞩目的南水北调工程中三峡水库就是在1994年正式开工。也因为该工程，在后来陆陆续续移民几十万人。近年来，三峡水库也是屡现问题。但也不可否认它的重要作用。它的建立对我国是利是弊还需时间验证。

在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举行，会上提出“两个根本性转变”目标，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两个目标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个提议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并为适应社会发展作出改变。

谈到1997年，我想中国的人民都会不由自主想到“香港回归”。“香港回归”对于全中国而言意义非凡。若不是我国综合国力强大，地位上升，又怎可让英国返回领土。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到97年香港回归，反映了中国的发展呈现冉冉上升的状态。

1999年，澳门回归，意味着我国朝统一的事业又迈进了一步。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法律文件，它标志着经过15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终于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同年，北京赢得08年奥运会主办权。

2003年，“非典”疫情在我国境内肆虐。虽最终取得了胜利，但遭受的损失不可小觑。在防治“非典”疫情工作会议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了著名的“科学发展观”理念。

2004年，世界首条商业运行的磁悬浮列车于上海投入运行。该年雅典奥运会上，我国运动员刘翔在田径男子110米跨栏项目中打破奥运会纪录，取下中国第一块男子田径奥运会金牌。并且在这一年的人大会议上，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正式入宪。

2006年，我国农民告别有2600年历史的农业税。从这几年事件上可以看出我国对于民生问题越来越重视。

2007年，又是一部关于民生的法律出台——《物权法》。并于该年十七大上，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念写入党章。

2008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十年。对于国人来说，也是经历大悲大喜的一年。1月新年之际，一场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席卷南方。然今年上天对中国的考验还没有完毕，同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区爆发八级特大地震。成千上万的生命因这突发灾难而消逝，造成的损失不计其数。但在这种局势下，北京奥运会和北京残奥会仍成功举行，我国体育代表团在运动会上取得佳绩。

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篇2

一、门槛自回归方法

门槛自回归方法(TAR)是由Tong (1983)首先提出，借由不同的门槛值来区分不同的状态(regime), 随后Tasy (1989)提出利用排序后的自回归(arranged autoregression)来对TAR模型进行检验。研究两种状态(two-regime)下的门槛行为：

这里yt表示研究的变量，αi和βi是待估参数，τ是门槛值，p是AR模型的阶数，It是指示变量。Tasy (1989)提出的排序自回归方法是先将资料由小到大排列，可得一下序列关系：

然后在以递归最小平方法(recursive least square estimation)进行非线性估计，值得注意的是，检验过程不须事前指导门槛值，也不必知道在对立假设下门槛值的个数是多少。其原假设和对立假设分别为：

则两个状态下的门槛模型为：

其中d值为门槛变量的之后阶数，其他如上所述。在Tasy的方法中，对p值的选取采取AIC或者PACF原则。对d值的选取在递归变量获取的标准预测残差对yt的变形进行回归，在最大F统计值条件下的d值，就是门槛变量的滞后期数。在门槛变量已知的情况下，我们运用chan (1993)的super—consistent estimation方法进行门槛值的连续求取。通过rss最小标准找到门槛值。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具体的实证分析时，我们选取了月度社会零售商品总额(ct)为研究变量，样本为1978.1—2008.11间的371个月度消费数据，并对其取对数处理，得到lnct序列，所得数据来源与国家统计局历年编制并公开发行的《中国统计年鉴》。

在单变量门槛模型中，要求原始数据具有稳定性，本文借助计量软件EVIEWS5.0对数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

不论是ADF检验和PP检验，lnct都无法在5%的水平下通过检验，而我们对数据进行一次差分后即dlnct则明显通过了检验。因此对后续的分析研究中，我们用差分后的dlnct代替差分前的lnct。

在数据稳定性基础上，通过Tasy (1989)提出的方法，对数据的门槛进行分析，这里我们借助winrats (7.0)进行求解：为了得到最佳的滞后期从而进行排序我们对其进行1～8的自回归并用AIC和SBC的值进行判断。得到结果如下：

从所得数据和相关的经济理论，选择滞后2期是合适的，即P=2。因此对样本进行重新排序，以之后两阶的函数关系式用递归方法求其预测残差序列：

对m值的选取，初始值m的选择，当序列为非稳定Tsay (1998)采用m=，序列为稳定时采用m=，数据是稳定的，所以我们选取，从大约第60个开始求取。这里我们借用winrats (7.0)对变量进行迭代求取。在求得的残差个数为368个，并利用下式子计算：

从上表可以看到F=40.1659, 其概率非常小, 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我们否定原假设, 选择备择假设即应该用门槛模型来研究。对d值的选择, 我们按照Tsay (1998) 的最大化F值的标准:

检验结果为：当d=1时，F统计值为69.0786，当d=2时，F值为40.1659。所以，我们选择变量的滞后一期为门槛变量，进行排序并求取门槛值。Balke and Fomby (1997)运用Tsay (1989)概念，使用重新排序法进行估计，认为若只有一个潜在门槛值，则只需对中间的80%进行回归，并计算残差平方和和Wald test, 其中最小残差平方和和最大的Wald test所组成的门槛估计式即为最适门槛值和估计式。若存在两个潜在的门槛值，则使用重新排序后的5%～30%范围内找出第一门槛值，在70%～95%的范围内找出第二个门槛值。根据理论研究和经验认识，我们选择两门槛模型。

从程序输出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最小rss在两个不同的区间的分别位于：第20位的0.21374和第259位的1.45837，其对应的实际值，前者即下门槛为1993年1月的977.5亿元，后者即上门槛为2001年4月的2 820.9亿元。为了检验已经求得门槛的有效性，Tasy (1989)建议采用Chow检验验证门槛存在的显著性。Chow检验的假设为：H0:没有门槛值存在，H1:至少有一个值存在。

对于两门槛的检验量为：这里K为待估参数个数(不包括截据项)，T为样本总量，SSE为无约束样本回归残差平方和，其他为子样本残差平方和。经计算可得，F值为201.8450668，在(2, 369)的自由度下，1%水平临界值为4.61，所以检验的结果符合存在三个状态区间的结论。

而在三个状态区间，我们根据AIC和SBC原则，确定的最优结果如下：

从1978—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中, 伴随着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的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中国的消费也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在消费增长的不同水平下, 从我们的结果中可以看到，消费的消费弹性有着显著的变化，而且其自身的变化规律在不同增长水平下也有所不同。在增长率低于-0.05095564时，消费演化和其本身的三期滞后存在关系。当高于-0.019379227，这种关系变化为滞后四期的关系。而在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是简单的滞后一期之间的关系。我们从三种状态的系数关系可以看出，不管是正向和负向关系，其弹性值都明显小于1。

当居民消费增长率处在不断下降的状态时，后期的消费下降速度将小于前期的值。当消费下降速度的过快，达到-0.05095564时，本期消费增长率和前一期消费增长率成正比，也就意味着消费更大的下滑，而和前两期的成反比、前三期的成正比。而当月度消费增长率大于-0.019379227时，在长期中，增长率将明显放慢，在我们的研究中，其和前四期的关系都呈现一个相反的关系。

参考文献

[1]Balk.N.S, Fomby, T.B, 1997, Threshold co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38:627-645.

[2]崔东红.西方消费函数及其在中国的实证性分析[J].商业研究, 2001, (2) .

[3]刁永祚.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体制与制度背景[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02, (4) .

[4]李海峰.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家庭消费变化[J].消费经济, 2002, (4) .

[5]冯涛.以新制度经济学范式理解消费结构演变的力作[J].消费经济, 200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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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大卫·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出版社, 2002.

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篇3

关键词:改革开放;当代中国知识青年;主要特征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1—0079—02

改革开放30年,让中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青年知识分子是社会形态当中最有创造力和最富生机的重要群体,在当代知识分子队伍中,中青年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中坚力量。35岁以下的青年知识分子逐渐成为承担事业重任的主体,他们可以迅速接受新知识、新技术、新观念,敢于打破旧体制、旧思想、旧习俗,正视自己的价值存在,努力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展示出视野开阔、意识超前、探索创造的时代精神。但是,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是在较优越的物质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还存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性,理想信念的波动性,缺乏对事物本质的有效把握,抗击压力挫折的能力不足等问题。只有了解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才能够有的放矢地引导他们挑起振兴中华的重担。

一、注重个人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性

在人生价值方面他们能够正视个人价值的存在,同时把对社会价值的实现与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热情的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从而自觉的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

1.当代青年知识分子对事业具有执著追求的精神。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希望通过实现集体主义价值观报效祖国,进而成就自我。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政治趋于稳定,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现代方式的生活观念,选择怎样的价值观成为青年知识分子人生发展的新课题。青年知识分子是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思想敏锐、心系祖国命运,关心人民的疾苦,负有良知和正义感。对事业满腔热忱。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可以找到处理个人和集体,自我和社会,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之间最佳的契合点,更加注重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最大限度的实现社会利益。根据一项调查显示,青年知识分子在您最看中事情的选择当中有34%的人选择了事业成功;有28%的人选择了自我实现。表现出了强烈的成就动机或成功需要。他们对未来的追求比任何年龄段的人都来得强烈,因此,最大限度的面向未来,满怀希望的追求自己的目标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

2.当代青年知识分子在思考生命的本质时,更加现实。他们的价值观在经历了新的矛盾和困惑以后日趋成熟,可以肯定当代青年知识分子人生价值的基本格调是积极向上的,但同时也不可忽视存在的问题。近年来,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因素的作用下,一些人抛弃集体社会主义观念,转而信奉起拜金主义,享利主义,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些人在价值观上出现的混乱,体现了价值主体的自我化,价值取向的功利化,价值目标的短期化行为取向。然而,并不多时,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迷茫和彷徨之后,青年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开始转向价值观的回归。这种转化是改革开放后对中国社会现实当中切身感受的实现。他们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大收益者,对改革开放的路线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过去的一些模糊、混乱的价值取向逐步统一到党的基本路线上来。特别是这次美国金融危机,高校的学生特别愿意在一起讨论美国的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影响在这样的课题,这也使青年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青年知识分子正处于人生的上升时期,其思想观念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价值观可塑性比较强,我们应该不断的加强引导,使青年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始终朝着理性、正确、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珍视社会参与的主动性

在社会参与方面,我国当代知识青年群体更关注当代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关心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形势,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参与领域不断拓宽。

1.当代青年知识分子当中的大多数非常关心我们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形势,关注国内外的重大政治事件。近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建立和发展,推动了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逐步的加强,这种社会大环境为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加广阔的天地。青年知识分子有别于其他群体,他们不仅有青年人的活力,而且有知识分子特有的民族气节,他们民主意识浓厚,有强烈的反专制,反强权,求自由,求发展的愿望,他们创新,他们不愿随波逐流。他们亲眼目睹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普遍认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富国强民之路,同时也急切希望改变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中的落后状态,因此,知识分子潜在的民主思想逐渐显露出来,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越来越关心,兴趣越来越浓厚。2008年无论是面对汶川大地震还是境外反华势力藏独分子的分裂行径,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民族之情和爱国精神都空前高涨,他们理性爱国的风貌震撼和感动了世界。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让我们再次见证了当代青年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积极参与的特征。无论是在比赛的现场,还是在奥运村还是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青年志愿者的使命不仅仅是参与和奉献,更多的是主人翁的责任感。外国媒体把中国80后、90后的青年称为“鸟巢一代”,认为“鸟巢一代”是未来社会的主流,他们必将担起国家和民族的大任。他们对国家前途充满希望,让人们感觉到了青春的跃动,我们看到被称为独生子女的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正尝试着为他人服务,为世界服务。他们的精神面貌、志向胸怀、文明素养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前途。

2.当今知识分子的参政议政是更为理性的行为,是富有使命感的选择。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报告,青年在回答“您认为一个国家搞得好不好,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有两项选择,选择社会安定的占42.3%,比位居第一的经济实力强51%的比例仅仅低8.7%。又根据1996年迈向21世纪的中国青年课题组对全国30000多名青年的调查“您对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看法如何?”回答中,有31.5%的人认为必须兼顾三者;有38%的人认为稳定是基础,只有稳定才可以改革;而选择首先是改革然后采用稳定的只占3.9%。知识分子当中,有的加入各种政治团体和群众性组织,有的参与各级职能部门的咨询工作,更多的表现在关注社会热点和我国政治发展等敏感问题。因此,有关十七届三中全会农村改革的决定,如何应对美国的金融危机对我国挑战的等等问题都得到青年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哈尔滨理工大学有一部分学生不仅带着问题认真学习讨论,在深入农村调研的基础之上,又确立了黑龙江省农村土地流转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的课题意向。在这之前他们完成了农民增收问题,关注农民工问题等等一系列有关农村问题的调研报告。

从总体上看,青年知识分子更关注国家的发展前途,更加坚信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所以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加自觉的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他们的思想活跃,善于思考,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注重参加民主生活的实践和重视自身的民主权利,对现实生活中的民主管理、民主选举、自我教育、自我管理都产生极大的兴趣,对文化社团活动参与意识十分强烈。

以上仅就当代青年知识分子在人生价值和社会参与性上作了简要分析,从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某种意义上说,青年知识分子作为知识、思想和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构造者、阐释者和传播者,他们富有批判精神,创造精神是新生力量的活水源头,是国家发展振兴的希望。认真研究、剖析他们的群体特征,对于做好青年知识分子的教育工作,引导他们追求远大理想,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肩负起历史使命,提高自身的全面素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Viewing China knowledge youth from the reform and open 30 years

SU Guo-ying

(The CCY member school in Harbin,Harbin 150001)

Abstract: The reform and open 30 years, letting the Chinese society take place the all-directions .The youth knowledge member is important community that the social appearance is in the middle to have most the creative power and the most rich source of vitalities.They express in the social activities personal and the unify of the society value sex, the active that society participate, understand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this community, and the exactitude guide they pursue the great ideal, setting up the socialism core value, carrying to rise the history mission, the overall character that raises the oneself has important realistic meaning.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 China knowledge youth;main character

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篇4

姓名：刘梦迪 班级：法语1002班 学号：0121017950219

最近阅读了路爱国的《改革三十年——中国成为“正常的”发展中国家》一文，颇有感慨。路爱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所撰写的文章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可以说这篇文章是在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各方面成果加以研究的基础上写的，可读性和知识性很强。

文章在提要中说道：“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今天中国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上，都与世界其他低收入的市场经济国家即一般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趋同，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与这类国家相似。正因为如此，采用‘正常的’发展中国家而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标准，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更合理地解释改革过程和目前状况，从而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做出更符合实际的估计。”由此，作者的主要观点可窥见一斑。且不说他的这种提法是否正确，单就观点来说，可谓新颖，与主流所高歌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成果卓著”这种论调不尽相同，比较独特。

文章分为制度特征、社会特征和未来展望三个大的部分，从制度和社会两个方面比较了改革前和改革后的中国社会，不仅着眼于国内形势，也将中国在世界中的角色进行了对比。其中制度特征部分，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保障体制进行细述；社会特征部分，从经济边缘化、收入不平等和社会两极分化、劳动力半无产阶级化、人文社会发展滞后、政府能力弱化进行论证；未来展望部分，通过前面的分析，立足现实，提出自己的担忧。

关于经济制度，作者认为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经过不到30年大规模经济建设，国家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内成功解决了温饱问题，国家由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初步工业化的国家。”“按人均GDP衡量，中国无疑属于低收入国家，它却不是一个一般的或‘正常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而改革之后的中国“谁都不能否认，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但这些变化表明了怎样的历史走向，迄今为止似仍然不甚明了。惟有‘发展经济’的目标很明确，其它一切则似乎仍处于“摸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改革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什么样子。”至于经济上，作者写道：“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私有经济为主要部分的市场经济，从而具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中国成为正常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上就是一个私有化过程，高度商品化，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资，把“效率”和“利润”置于社会公平之上。不可否认这些都是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所具备的普遍特征，但是说我们是以私有经济为主这一点我觉得有失偏颇。诚如作者所说，“2000年到2005 年，二级以上国企由23万家减少到12万家，省属国企中90%已完成改制。”“截止2005 年底，私有部门在中国GDP中的比重已经达到50%。”“2005年底，民营企业（即私有企业）上缴的税收已经超过国有企业，在有

些地区，地方政府70-80%的收入来自这些所谓民营企业。”但是还应该看到，国有经济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其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发展方向，控制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控制重要稀缺资源，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比如国有经济在化工类行业所占百分比为69.30%，船舶与航空航天所在比例为84.50%，石油则为92.10%。而2008年度，世界企业500强，中国有35家企业入围，其中多为中国石化、中国工商银行等国有企业。所以，我国的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这一点与作者所说的“正常的”发展中国家有很大区别，本质上就不相同。但是作者所说的“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正是我国的现状，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所显现出的社会不公平、两极分化、权钱交易盛行等问题不可忽视。

而对于政治体制，“正常的”发展中国家是以政治体制的多样化为特征，中国当前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共产党执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所以文中所说的“无论在政治体制的基础、结构和职能上，还是在政府的主张上，中国与世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似乎已经没有多少本质区别”这一论调并不成立，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与资本主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所以共产党执政并不能成为外国资本主义指责中国不民主的借口。

至于社会保障制度，作者提到，“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从无到有，覆盖了几乎全国人口；标准明确，全国大致统一；单位主管，贯彻有效；在城镇，完全不需个人付费，在农村，合作医疗也只需要极少量个人付费。不足的地方是，农村人口在社会保障程度和保障项目上远远不及城镇人口，尚未建立农村养老金制度，城镇不同职业的保障程度也存在一定差别。此外，与劳动单位挂钩的体制导致社会化程度较低。改革后，全国性社会保障体系从有到无，支离破碎，人口覆盖范围急剧缩小，大多数人游离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结果，保障程度和项目差别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显着扩大，社会化程度不是更高，而是更低了。总之，改革不但没有克服原来的问题，反而丧失了已经取得的进展，回到了基本上不存在全国性社会保障体系的状态。”诚然，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不是太完善，覆盖面低，这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特点趋同，也就是作者所说的“正常的”发展中国家。所以作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变迁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关系，而与经济政治制度的变化密切相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支配着市场行为，所以就有淘汰、有失业，是不可避免的，而计划经济时那种“铁饭碗”式的工作保障并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变迁确与经济政治制度的变化密切相关，但与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很大的关系，社会保障制度完不完善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侧面反映，不能像作者这样武断下结论，这是没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在第二部分社会特征中，作者提到了经济边缘化，看作者所列举的事实：“1980-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率高达15.6%，大大高于GDP增长速度，相当于同期全球贸易总

额年平均增长速度的两倍。结果，中国进出口占全球进出口比重从1980年的不到1%上升到2005年的大约7%，在全球排名从第22位上升到第3位。由于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到2005年，外资在中国的工业增加值、税收总额、工业企业就业人数等方面已经占有四分之一的份额，支撑着中国出口的半壁江山。”“外资依赖症”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虽然GDP增速位于世界前列，但是可以看到中国在国际分工中任然处于不利地位，依靠的是劳动力和资源的优势，经济处于边缘化。而在改革中所显现出来的各种问题：社会收入不平等和社会两极分化、劳动力半无产阶级化、人文社会发展滞后、政府能力弱化等，都是当今中国所确实存在的，我们也承认这是世界上所有“正常的”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特征。

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篇5

关键词：改革开放；农村改革；伟大成就；宝贵经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谱写了农村改革发展的壮丽史诗。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新的 历史 起点上，认真地总结农村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对于巩固农村改革发展取得的成果，夺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成就

（一）基本解决了中国人民温饱问题，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1978年冬天，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悄悄地签订了“包产到户”的“契约”并于当年获得了粮食丰收，由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乃至整个改革的序幕。随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肯定和支持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在全国普遍实行起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农产品也逐年增收，农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改善了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 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提前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第一、二步。在2003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 000美元，标志着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据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已从2.5亿下降到1 479万，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由30.7%下降到1.6%[1]；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133.6元增加到2007年的4 140.4元，平均每年增加138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年均增长7.1%[2]。

（二）实现了农村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农业从传统农业迈向 现代 农业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随着农村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传统农业已显得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建立“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已经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明确目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农村改革实现了农村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的高速增长，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接近25万亿元，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已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7年的6.0%，进出口总额2007年首次超过2万亿美元，达到21 738亿美元[3]。

（三）逐步提高了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保障了农民权益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扩大了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增加了财政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入，把对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文化、教育 事业、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体系等作为农村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有效地推动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和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切实保障了农民的权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中央的一系列政策，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保障农民权益。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 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不断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4]

（四）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渐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城市、轻农村和重 工业、轻农业的城乡差别发展战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已成为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过程中，这种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弊端日益突出，并且迫切需要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强调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强调科学发展，强调社会和谐。三十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拥有了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为解决三农问题，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提供了强有力地物质基础。现在，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5]。

（五）建立了农村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1978年中国首先从农村开始进入改革，并且最终在农村突破。三十年来，党中央发布的十个“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地提高，党中央根据国情、时情作出了一系列的农村改革政策，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农村改革的制度，逐步建立了农村社会经济管理体制机制，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二、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宝贵经验

（一）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正是在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我们党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三农问题是我们党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重大发展战略。在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 规律，切实把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作为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坚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指针，自觉地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农村改革发展与是非成败的标准；坚持科学、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积极有力地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二）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农民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体，也是最富于创造性的力量。我们进行农村改革发展必须坚持实践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必须始终把农民群众放在农村改革的主人和主体地位上，切实保障农民的自主权；必须认真落实同农村改革发展相配套的党在农村的一系列基本政策，依法保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调动农村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改革的目的是让农民在经济上得到实惠，享有政治上当家做主的权利。三十年的实践证明，在农村改革发展过程中，只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落脚点，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加强农村制度建设，切实保护农民权益，就能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获得改革的最终成功。

（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向

改革开放三十年 篇6

今天，好多同学都说到了给个开放的纲领，成就，弊端以及前景还有自己对改革开放的认识。就像他们说的那样，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也进军超级大国之列，这个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拥有太多太多的成就，经济，文化，政治，军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我们都能举出无数的例子来证明改革开放的实施是一件多么英明的举措。我们做得很优秀这毋庸置疑，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改革开放已经做到了极限，我们仍有许多地方可以改进当然也需要改进。

下面简略介绍一下改革开放的简要历程：改革开放逐渐终结了生产效率低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逐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确定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方针，以及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发展策略。开放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等...借着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中国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但是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自然环境破坏，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科技含量低下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资源浪费严重，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权利寻租，贪污腐败不断恶化等...当然，这些问题也不是我国的个案，很多发达国家也同时面临同样的问题，甚至比我们还要严重，但这并不能作为阻止我们更好的改革开放的借口，归根究底，我们还是谋求发展的，就向毛主席说的那样，落后就要挨打。

今天同学们说的很全面，在好多方面都有自己的观点，在大多时候我的观点与他们并不相左，但是就科技的落后而言，我还是比较揪

心的，众所周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果没有科技的建树，那么发展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纸空文。

按现在的趋势，好多国内大型企业把自己的资金都用来购买美国债券来作为一种稳定的外汇储备，在讨论这个举措的利弊之前，我们先讨论一下美国为什么要发动那么多的战争，他们崇尚绅士就像我们崇尚君子一样，显然，他们发动“劳民伤财”的侵略战争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们就以伊拉克战争为例：美国为什么要打伊拉克？答案是为了石油。那么，为什么美国占领了伊拉克后却不从伊拉克免费拉走一桶石油？美国普通百姓为什么也要和世人一道忍受高油价的煎熬？这是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答案就是全球的石油交易与美元挂钩。

当美国大侠伊拉克时，首先出现的就是去求油价飙升，而油价的飙升又以美元结算，这就意味着油价的飙升拉高了全球对美元的需求。当全世界的人需要更多的美元去购买石油时，最高兴的除了产油国，当然就是美国政府了。因为这样一来，美国政府就能以给全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名义，开动印钞机，印刷更多的美元。而美国政府不是慈善家，不会白白把美元给你，你必须拿你自己的东西去换，从而再依次加入食物换绿纸的游戏。此时美国政府印钞行为可以说是名正言顺，而用不着向金融危机的今天，明目张胆而又失信于人的在全世界没有需求的情况下增发美元。

如此这般，更多的美元流到了其他国家的手中流到了产油国的手

里，也流到了需要购买石油的国家的手里。这么多的美元攥在这些国家的手里处理作为财富的符号让人开心外，变为废纸的前景也很让人担心。因为美元正在以日新月异的速度贬值，天天在贬值，在一步步变为废纸。这个时候唯一的选择，就是美国人早就为你准备好的选择，购买美国的国债。

由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我们其实是中了人家的圈套，在不知不觉的做一场赔本的买卖。有人就说了，既然不划算，那我们就不给他借钱了！答案是，在当今世界，除了美国国债，还真没有什么能够吸纳中国的外汇储备。

我们在科技发展方面的投入就有些相形见绌了，我的意思并不是全盘否定我国的科技方面的投入，而是对比上面的情况而言。那我们为什么不买些欧美国家的高科技呢？事实是，我们想买，但是人家不卖，怕我们学会了，他们更没得过。

就像溶血们说的那样，目前，政界以及学界都意识到了，出口导向战略是有问题的。我们费了很大的劲生产玩具、衣服，挣得辛苦钱，最后又借给美国人去花，我们这是图什么呢？以前我们穷，人家老是用外汇卡我们的脖子，所以我们要多挣外汇，但是现在中国外汇世界第一，我们是否还有必要把出口换汇视为目的？

面对我们的科技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事实，我觉得我国国内的大型企业有必要在科技创新以及培养人才方面加大投入，把中国生产不了高新产品的尴尬事实终结，真正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完美过渡。

加大客气方面的投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一种藏富于民的手段，同时也拉动了国内的需求，扩大了国人的消费，通过新产品的发明与投入生产以及后来的流通市场，来让老百姓生活的更好更幸福。我个人认为，这才是平衡繁荣之道。

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篇7

关键词：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职业教育,历史性成就,学习型社会

职业教育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三十年来, 我们党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形成了规模不断壮大、质量不断提高、结构日趋合理、效益显著提高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 职业教育产生、发展和壮大, 成为中国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特别是近年来, 政府行为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和支持, 使职业教育承担着初中、高中毕业后的一次次人才分流的重大任务, 实现了大众教育、平民教育这一职业教育的真正意义。

一、三十年来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性成就

(一) 在政策和法律上逐步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

三十年来,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工作。强调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提高劳动者的素质。1978年4月, 小平同志明确指出, “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应该考虑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比例, 特别是扩大农业中学, 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规定:“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为重点……同时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高中毕业生一部分升入普通大学, 一部分接受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这是我国官方文件首次规范地表述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这一概念。1991年到1995年, 国家陆续出台了《关于加强普通高等专科教育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等。其中明确规定到2000年我国教育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是:“积极发展多样化的高中后职业教育和培训”。《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指出:“九五”期间要“进一步研究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和特点, 以现有高等学校为基础, 深入进行教育教学改革, 提高岗位适应性, 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布实施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并从法律上确立了职业教育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和政府、企业、社会在举办职业教育中的责任。2002年以来, 职业教育步入持续发展与特色化建设时期。国家配套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本。明确要求扩大职业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扩大职业院校的招生规模, 以就业为导向改革职业教育, 提高职业教育的效益, 形成职业教育的特色。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 为我国职业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成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也是三十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

(二) 职业教育规模不断扩大, 结构更加合理

三十年来, 我们经历了排斥正规教育到重新重视教育的过程, 也经历了重学历轻技能的阶段。如今, 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并继续向着良性方向发展。据统计, 1978年, 我国仅有中等职业学校4700多所, 当年招生70.4万人, 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的6.1%, 在校生130万人。到了2007年,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发展到14 832所, 招生规模达到810万人, 在校学生达到1987万人, 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规模已占高中阶段招生总数的49.1%, 占整个高中阶段教育的半壁江山。与1978年相比, 学校数增加了2.1倍, 招生数增加了10.5倍, 在校生数增加了14.3倍;占高中阶段招生总数的比例也比1978年提高了42个百分点。

高等职业教育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也有了很大发展。改革开放初期, 一些地方开始兴办短期职业大学, 专科层次的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小、数量少。到2007年, 高等职业院校发展到1168所, 当年招生283万人, 在校学生达到861万人, 约占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数的一半。2007年, 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加起来招生数达到1100万人, 在校生数3000万人, 充分体现了我国教育结构调整的成果。

经过三十年来的努力, 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的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 在我国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 职业教育各项投入不断增加, 职业院校各项建设成果显著

三十年来, 为了推动和保障职业教育的发展, 各级政府和社会对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大幅度增长, 办学条件、实训设备等基础能力建设大大增强。20世纪90年代前, 由于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小, 职业教育主要靠地方、行业投入, 中央只有每年5000万元的补助。进入21世纪后, 中央财政投入大幅度增加, 从2003年以来中央财政仅支持职教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就投入53亿元。2006年建立了职业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体系, 中央财政直接安排8亿元资助80万家庭经济困难的中职学生。2007年秋季, 中央和地方财政用于中职助学金的经费达90多亿元, 其中中央财政支出50亿元, 约1200万中职学校的一、二年级学生获得资助。中职学生受资助面达90%以上, 高职学生20%以上。2008年, 中央和地方用于中职学生助学金数达180亿元。国务院还决定在教育费附加中不低于30%用于职业教育。各项投入的累计效应使得职业院校的基础能力建设取得了显著提高, 有力保障了职业教育的持续发展。

(四) 职业教育办学思想实现了重大转变, 改革发展职业教育的思路更加清晰

三十年来, 职业教育的办学思想实现了重大转变, 从计划培养向市场驱动转变, 从政府直接管理向宏观引导转变, 从传统的升学导向向就业导向转变, 从学科本位向职业能力本位转变,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思路更加清晰。

在办学方向上, 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针, 面向社会、面向市场、面向企业、面向农村, 把加快职业教育发展与繁荣经济、促进就业、消除贫困、维护稳定和建设先进文化紧密结合起来, 进一步增强了职业教育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在办学体制机制上, 坚持实行政府主导、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机制, 充分发挥行业、企业的作用, 大力推动职业院校与企业密切合作, 共同发展。大力发展民办职业教育, 形成公办、民办职业教育共同发展的格局。加强职业教育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职业教育的先进经验, 引进国际优质职业教育资源。

在办学模式上, 积极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连锁化和规模化。探索推行了“一年学基础、一年学技能、一年顶岗实习”和“一年在农村职业学校学习、一年在城市职业学校学习、一年在企业实习”两个三段式办学模式。

(五) 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深化, 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明显提高

三十年来, 职业教育始终围绕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变化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特别是近些年来, 职业教育坚持以就业为导向, 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和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 促进职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着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2002年、2007年和2008年, 教育部联合有关部门先后举办了三届全国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 全面展示职业院校学生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风采和熟练的职业技能, 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 “普通教育有高考, 职业教育有技能大赛”的局面正在形成。

二、继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一) 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 要继续树立新的求学观、择业观和成才观

三十年来, 教育的空间已由学校扩展到家庭、社区以及工作场所, 教育的时限已由在学校学习, 延续为每个人的一生。教育的价值不再仅是培育少数“精英”, 而在于能否为各种不同潜能的人提供平等的、能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才能的机会和途径, 把成才之路铺在每个人的脚下。教育观念的转变是教育改革的先导, 发展职业教育也是如此。只有通过不断努力, 最终形成有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舆论氛围。重视技能、重视技工, 要成为全社会的一种文明风尚。我们不仅要尊重那些有理论素养的教授、专家, 也要尊重那些自己动手、实际操作, 有发明创造的技术专家。我们应该看重优秀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和社会贡献, 扫除重学历轻技能、鄙薄职业教育的陈腐落后观念, 使新的求学观、择业观和成才观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二) 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 要继续围绕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不断创新

从以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过程的历史梳理,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经济建设的需求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因。党的十六大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因此, 从现在到2020年是我国劳动力需求结构剧烈变化和高技能人才需求急剧上升时期。2003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提出人才强国战略, 要求树立大教育、大培训观念。职业教育将在培养国家急需的制造业紧缺人才、现代服务业所需的高技能人才和为农业培养高素质人才, 实现“一村一个大学生”目标方面责无旁贷, 它将持续成为职业教育增长的热点。实践证明, 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不但需要一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和经营管理人才, 而且需要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没有这样一支高技能、专业化的劳动大军, 再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也很难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我国目前在生产一线的劳动者素质偏低和技能型人才紧缺问题十分突出。现有技术工人只占全部工人的1/3左右, 而且多数是初级工, 技师和高级技师仅占4%。现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国际产业结构加快调整与重组, 我们要抓住机遇, 努力提高我国制造业水平, 使“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真正有竞争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源头抓起, 更加重视和加快发展职业教育, 一是要在提高我国劳动者素质的基础上面向国际市场发展经济, 二是要解决现有劳动者的就业与再就业问题。

(三) 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要继续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子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劳动就业制度不同, 职业教育各具特色。凡是成功的模式,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与本国实际紧密结合, 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各地区发展基础差异较大, 人才需要也不尽相同, 不盲从, 不脱离实际, 始终抓住需求这个落脚点, 走特色发展之路是关键。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例,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它们或脱胎于普通高等教育或依附在普通高等教育的母体之中, 在办学模式及运作机制上无不深深印刻着普通高等教育的烙印。要尽快彻底摆脱普通高等教育的办学惯性, 高职教育的政策必须体现出创新性, 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培养模式、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等方面推动高等职业教育更紧密地与市场相结合, 与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紧密结合, 推动职业教育的个性化、特色化发展。同时, 我们可以看到, 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发展缓慢, 广大农民的职业技能和转移就业能力尚需提高。今后, 我国新增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在农村。面向农村、面向农民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要注重多样化、灵活性和实用性。继续实施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 提高进城务工农民的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同时, 做好在乡务农青年的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工作。

改革开放三十年，财富生活三十年 篇8

改革开放三十年，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宏伟的历史画卷。在这幅画卷中，“人”是其中最刚毅的线条、最浓重的色彩。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三十年来，是他们打破制度的桎梏、是他们创造社会的财富、是他们引入先进的文化，是他们推动思想的解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就是几代人不断努力奋斗、不断追求美好生活的历史。

人民缔造历史、历史也牢记人民。记住他们的快乐、痛苦、激动、彷徨、辛酸与欢笑。改革开放三十年，个体的命运出现了迥异的变化，有的人抓住了历史的机遇，取得了成功。有的人无法跟上时代的脚步，逐渐的边缘化。但无论是谁，他们都是这场伟大变革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在这里，我们记录下改革三十年中几个亲历者的成长故事，这些典型的样本人物反映了这段历史的一个侧面。通过他们的经历，可以管窥到三十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也展现出在大时代背景下，个体如何把握自身的命运。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 篇9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清江村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还是存在很多问题。

(1)虽然精神文话建设取得了较大成就，但是一些传统文化被慢慢遗忘，逐渐消失。同时，青少年在面对各种新兴的娱乐方式，不能正确地选择，而老年人又很难适应新鲜事物，所以精神文化生活相对匮乏。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提出以下建议：A积极组织村民参加公共文化娱乐活动。B建设、完善一些公共文化场所，兼顾各个年龄段的村民。定期举办传统文化的表演等。通过这些措施增加村民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渠道，监督指导未成年人的精神文明建设，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保护和继承传统文化。

(2)虽然清江村目前义务教育推行较好，但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较少，主要是因为农村义务教育硬件设施和教师水平较落后，并且学生缺少家的正确引导，学习成效不高。针对这个情况，我们提出以下建议：A继续坚持落实九年义务教育。B加大农村中小学教学硬件。C提高乡村师资队伍文化水平及道德修养。D加大职业技术学校在农村中的宣传力度，改变人们对职业技术学校的态度；E相关部门加强对职业技术学校的管理，提高师资水平，确保每个学生入校后能学有所成；F加大对年轻家长的宣传教育工作，使他们拥有科学管理孩子的思想，减少留守儿童数量。通过这些措施提高村民受教育程度，提高素质修养，增强竞争力，同时也保持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让他们健康成长。加大职业教育发展力度，让更多的人拥有谋生是手段，提高村民整体生活水平。

改革开放三十年感想 篇10

70后的一代人在中国改革开放阳光沐浴中长大。我是一个“70后”，我出生在桂北的农村。转眼之间已过而立之年，改革开放也已30周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向了世界，融入世界文明的潮流。开放的世界，给中国提供了巨大的舞台；发展的中国，也给世界带来了崭新的活力。这30年，我沐浴在改革开放的阳光之下，经历过时代的洗礼，感受过改革开放的成就所带来的欢呼雀跃，见证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十年，多么漫长的岁月！我是多么幸运，因为我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而成长，并且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都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

当我还是孩童的时候，就经常听到大人们说改革开放。但是我并不理解什么叫做改革开放，同样也感觉不到什么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温暖。记忆最为深刻的就是自己家乡的变化，就是因为这个变化我也曾经怨恨过大人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的“童年娱乐场”——杂坡给铲除。在我小的时候，我们村的前面是一大片杂坡，上面长着很多野树。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摘野果，捉鸣蝉，还可以在里面捉迷藏……。但是后来不久这个坡的杂树全部给清除了，然后种上了各种果树。而且那时仅有的一条小的像羊肠的

路也给加大加宽，现在是建成了交通十分便利的水泥大道即312国道。小时候对于杂坡的变化实在不习惯，因为这样，我童年的许多活动失去了色彩。

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们村的青瓦房很多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整齐的平房或楼房；而自行车不再是稀罕物。彩色电视、床头电话、手机早已经普遍;电脑也开始进入一些先富起来的农家。不免想起，读小学的时候，学校的校长家有一台黑白电视，晚自习的时候，校长发现有学生逃出教室在他家门外偷听电视的声音。然后他特意回到教室给我们上“政治课”，他如是说：你们要好好读书，将来考上大学，有了好工作，自己可以躺在床上看电视，并向我们描述了今后种种美好的前景。我那时候觉得，校长所描述的一切是多么遥远，简直无法想象那样的画面。直到自己读到高中，才真正理解了校长的那番语重心长并充满深情厚爱的话。

从自己懂事开始，我们国家发生了很多大事，每一件大事都是那么的牵动着我的心，都会让我足以激动，欢呼上好长一段时间。记得在香港还没有回归之前，我只在历史教科书上看到香港回归的各种信息，并不知道这些意味着什么。当然，那时也天天在盼望着97年的到来，似乎觉得它的回归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

七月一号的那天，我和大学同学一起到街头游行，对祖国的大事表示庆祝，“庆祝庆祝，香港回归”的口号至今还在我的耳际回荡。我还能感受到那种自豪的热烈的欢腾气氛：到处是欢腾 的人群，到处是喧腾的锣鼓，到处是五彩缤纷的礼花......那是我一生难忘的景象，而且当时真想插上双飞的翅膀，遨游整个祖国的蓝天，亲身去感受整个神州大地上的欢腾。香港的回归，让我明白了中华民族洗雪百年耻辱，祖国统一大业向前迈了一大步，使祖国能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添上了一颗坚实的基石。也让我渐渐在觉得我们的祖国在一天天强大和繁荣，而这一切，都和改革开放有着紧密的联系。

香港回归之后两年即1999年就是澳门回归，澳门的顺利回归，祖国统一大业又进一步，让中国人民看到了祖国完全统一的希望，心中的那种爱国热情再次得以升华。这一年也是20世纪最后一年，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一年。十月一日，伟大的祖国50华诞，这一天北京天安门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各种武器接连亮相，威武的士兵排着整齐的队形铿锵有力的走过，使人足以感觉到他们的威武与庄严。当时的我真想自己就是一名伟大的士兵，能够保护祖国的安全和抵制一切的外部侵犯。

申奥成功的时候，我们总以为2008年还是一个好遥远的年份，但是转眼间2008年已成为过去时，我们的奥运会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实现了奥运会上的历史突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祖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祖国实力进一步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30几个春秋，我成长在祖国的辉煌中，但是我的成长也只是改革开放逐渐辉煌的一段。30多年了，我不会再因为杂坡消

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 篇11

新改革共识的形成

我个人认为，无论从哪种角度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完全对立，都有失偏颇，而难以真正解释共和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首先，无论中国社会现在存在多少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问题，仍然必须强调，中国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几乎是前无古人，甚至是后无来者的。世界银行最近的数据表明，过去二十五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67%的成就归功于中国，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使得四亿人摆脱了贫困。这种巨大成就是不容抹煞的。此外，我也想强调，无论中国的农民和工人今天的生活状况还存在多少问题，但把他们说成好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不符合事实的。总的来说，改革以来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都有明显的实质性提高，中国基本解决了历史上长期无法解决的“挨饿”问题，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毫无疑问，九十年代以后贫富差异日益扩大，从而使社会公平的问题成为当代中国的头号问题。但也正是在这里，我想指出，近来关于改革的种种争论，实际并不是“改革共识的破裂”，恰恰相反，是一种“新的改革共识的形成”。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就是强烈要求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而不再是片面追求“效率优先”，要求改革的结果是“共同富裕”而不再是“少数人先富”，要求改革更加明确“以人为本”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增长。这种“新的改革共识”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最强大公共舆论，并且已经促成近年来中国政府改革方针的重大调整和转向，这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基本纲领的提出。在二○○五年底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突出强调了中国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诚然，这种新改革共识会受到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但我们应该看到，很少有人敢正面公开地反对这种“新改革共识”。换言之，“新改革共识”的舆论威力不容低估，这种共识现在至少已经形成了对利益集团的一定制约作用。

新改革共识与当代中国的三种传统

上述“新改革共识”的逐步形成，实际是共和国六十年整体历史所形成的综合效应，亦即“新改革共识”首先带有调和共和国前三十年历史与后三十年历史之张力的倾向。进一步说，“新改革共识”可以看成是当代中国三种传统相互作用的结果。

如我近年来所指出，我们目前在中国可以看到三种传统，一个是改革二十八年来形成的传统，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很多观念包括很多词汇都已深入人心，融为中国人日常词汇的一部分，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基本是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包括很多为我们今天熟悉的概念例如自由和权利等等。另外一个传统则是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平等，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这个传统从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表现得日益强劲，今天已经无人可以否认，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生活当中的一个强势传统。最后，当然就是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文明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传统，这在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的主要表现简单讲就是注重人情乡情和家庭关系。

中国道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改革共识的形成，不可能脱离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即三种传统的并存。因此“新改革共识”必然要同时承认三种传统各自的正当性，并逐渐形成三种传统相互制约而又相互补充的格局。

可以说，现在的“新改革共识”初步体现了上述三种传统的合力作用。首先，“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毫无疑问是植根于中国儒家传统的，这与以往强调的西方传统的“阶级斗争”概念有根本的不同；其次，“和谐社会”的实质目标亦即“共同富裕”则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传统的核心追求；但第三，共同富裕的目标仍然将通过进一步完善改革以来形成的市场机制来落实。毫无疑问，这三种传统的合力过程将充满张力，但可以肯定，无论有多少张力，中国的“新改革共识”必然要同时包融上述三种传统，而不可能排斥其中任何一种传统。

从长远的意义看，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如果得到健康的发展，将有可能逐渐突显“中国道路”的真正性格，这就是：中国的改革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形成一个像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达成一个“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我在不久前曾经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实际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首先，“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其主干是儒家为主来包容道家佛教和其他文化因素；其次，“人民共和国”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和国，而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會主义共和国”。中国改革的最深刻意义，就是要深入发掘“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这将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大课题。

重新认识共和国六十年

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当然有其根本性的不同，这就是邓小平时代开始决定性地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我们需要指出，仅仅这个转移并不足以保证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因为苏联东欧很早就放弃了阶级斗争，把一切都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可是他们的经济改革却不能成功。为什么中国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改革后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而苏联东欧当年的经济改革却不成功从而导致全盘的社会解体？这个问题事实上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解释。

我们只要稍微回想一下就会记得，一直到九十年代初，西方舆论界和学术界很少有人看好中国的经济改革。原因很简单，他们很自然地认为，既然同样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如果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都不能成功，中国又怎么可能成功呢？苏联的工业化、现代化的程度，哪一样不比中国高得多？他们的农村人口比中国少得多，他们的厂长经理的教育程度和基本素质都比中国高得多：到一九七八年，中国厂长和经理的平均教育水准是九至十一年，九年就是初中毕业，十一年则高中还没有毕业，而苏联当时的经理厂长清一色都是至少大学毕业。尤其是，苏联东欧没有搞中国式的大跃进，没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他们的经济改革搞不下去，凭什么最落后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

对这个问题，其实可能只有一个解释：邓小平改革能够成功的秘密恰恰在于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泽东决定性地破坏了中国建国后想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这里可以借用熊彼特的说法，毛泽东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确实对当时的中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这种破坏同时是一种“创造性破坏”，这就是破坏了中国变成苏联式计划经济的方向，创造了中国经济体制在改革前就已经不是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结构，从而为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

毛泽东的“创造性破坏”奠定邓小平改革的基础

毛泽东搞“破坏”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毛泽东把中国88％的工厂的管理权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辖范围，而把它们转交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把财权、企业权统统给地方，不但各省、地区，而且各县都有自成一套的工业，这就是毛泽东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主张，要求每一个县都可以自己发展工业。一九六一年所有的经济权曾一度收回中央，但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开始又把经济权下放给地方，提出要“虚君共和”，反对一切由中央管辖。毛泽东当时说的话非常有名：从地方上收编中央的企业统统都拿出去，连人带马都滚出北京去。到“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八年甚至根本没有计划，整个国家没有国民经济计划，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实际上把中国当时力图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

以上的故事虽然人所共知，但很少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这一系列做法恰恰为以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因此这里我愿引用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Shirk）的专著《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她觉得，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个“政治逻辑”是很不符合西方逻辑的，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比较符合西方逻辑。问题是，为什么符合西方逻辑的苏联改革反而不成功，而中国改革却高度成功？她研究得出的看法是，中国改革和苏联改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事实上是在毛泽东奠定的“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的轨道上进行的，而这是苏联无法仿效的。最根本的一点在于，由于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毛泽东不断解构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工作，使得中国实际在改革前就从来不是一个苏联意义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个美国学者认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分权化，亦即如果中国像苏联那样建立了完整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想象中国的改革会与苏联东欧有任何不同。

谢淑丽提出，中国在计划性最高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六百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五千五百种。换言之，苏联的体制是一切经济活动无不在中央政府控制管辖之下，中央计划之外几乎没有经济，但中国经济体制则是多层次的、区域化和地方化的。中国改革前夕，只有3％的中国国营企业是直接归中央政府调控，其余的企业都为各级地方政府管，其利润也多归地方政府。这种高度“行政分权”的结果，是中国和苏联的经济结构截然不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特点是企业数量少，但企业规模大，专业分工程度高，现代化程度高，中国的经济分权化特点则是企业数量多，但规模小而且非常土。一九七八年的时候，苏联一共只有四万个企业，但规模都很大，中国却有三十四万八千个企业，其中只有四千个规模比较大，其余都是中小企業，多数甚至都不是省级企业而是地县以至乡镇管辖的企业，这样大数量而且落后的中小企业是不可能被纳入中央计划体制的。

但在谢淑丽看来，正是中国和苏联体制的这种不同，决定了改革结果的差异的。因为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完全取决于国有企业改革，如果国有企业改革无法成功，则整个经济改革就必然失败。但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最困难的，因为涉及无数利益关系以及无数工人的福利。而中国的经济改革能够成功地在计划的国有企业之外又发展出一套新的经济主体，是由地方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所带动的。谢淑丽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可以走出一条与苏联东欧不同的道路，原因就在于七十年代末以来的邓小平改革，实际是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地方分权化”基础上进行的（关于经济改革的“地方分权”道路，亦参甘阳、崔之元编：《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乡镇企业：从费孝通到毛泽东

邓小平主政以后的中国经济改革，在整个八十年代过程中常被称为“让放权利”，亦即把权力和权利让给地方和企业。不过我们大家都会记得，当时很多人都反复强调，“让放权利”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不是地方。换言之，许多人的思考和苏联东欧一样，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如何改造国有企业上，而认为把经济主要让地方搞，不是经济学的正道。但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比苏联东欧更好，而完全是因为中国新的经济是在地方上发动起来的，尤其是由当时谁也看不起的乡镇企业所带动的。邓小平本人就讲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根本作用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中央也没有想到过，完全是乡镇和农民自己搞起来的。但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事实上是当年大跃进奠定的，大跃进本身当时虽然失败，但却在很多乡村留下了所谓社队企业，这些社队企业就是日后中国乡镇企业的基础。

我们都知道，费孝通先生当年写《江村经济》，他是最早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在发展乡村工业。但是费孝通当时就已经指出，这种发展道路在当时即解放前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乡村工业的发展需要很多条件，比方说至少要有电，有公路，所有这些条件那时中国的大多数乡村根本没有。但是费孝通的梦在中国八十年代开始有机会实现，其原因就在于，由于毛泽东从大跃进开始力图把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引入乡村，不断把中国的企业和经济下放到社会基层，使得中国的乡土社会不是外在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在毛泽东时代，交通、水电以及至少小学教育和赤脚医生的进入乡村，都是中国乡镇企业在七十年代后可以大规模发展的根本性基础。八十年代中国乡镇企业的运作方式也几乎完全是“大跃进”式的，所谓“村村冒烟”本身就是“大跃进”的传统。

虽然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非常多，比如重复生产和环境污染等等，以及大规模的放权给地方导致后来的中央财政能力下降。但是我要强调，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不能用后来出现的问题否定中国的经济改革根本上是由乡镇企业搞活带动的这个事实。许多人常常想当然地以为应该而且可以为中国的发展找到一条一劳永逸的理性化道路，可以走上所谓正规的现代化道路，但这种思路本身不过是削足适履而已。中国的改革常常是前五年正确的做法，后五年可能就是不正确的，需要不断调整，不断创新。

重新认识新中国前三十年：延安道路问题

我们现在不能不问，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如此顽固地不断瓦解以至摧毁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我以为我们现在必须重新认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道路，许多我们从前非常熟悉的概念，例如五十年代开始提出的所谓“红与专”的矛盾，所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关系”，以及“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等等，事实上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学内涵，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矛盾。这些问题今天都在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继续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

这里我想特别提及舒曼（Franz Schurmann）早在一九六六年就出版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这本书对新中国建国以后逐渐走向与苏联体制分道扬镳的原因有非常深刻的分析。舒曼认为，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后要开始现代化建设时，实际面临一个基本选择，就是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应该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还是应该继续走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苏联道路”是高度依赖技术专家来贯彻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的道路，而“延安道路”则是一切首先发动群众依赖群众的道路。走苏联道路就要强调技术专家，就要强调知识分子政策，而走“延安道路”则要首先强调人民群众，要强调所谓“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建国初期中国的技术专家极少（陈云曾说中共从国民党那里接收的技术知识分子一共只有二万人），而中共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则是最广大的农民和工人。

我们知道，新中国最初的决定是必须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即迅速建立全面的高度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全面的苏联化，整个按照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做法来奠定。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意味着高度专业化分工，所有的企业都要纳入中央的经济管辖，一切经济计划都要在中央计划部门来决策。用当时的标准说法，计划经济就是“在全国计划之外，不能再有其他计划。全国是一本账，一盘棋。不应该有不列入计划的经济活动。不列入计划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不能一部分是计划经济，一部分是无计划经济”。但这种把所有经济和所有企业都纳入中央计划的工业化道路，正是毛泽东很快就坚决反对而且从实际上加以摧毁的。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毛泽东就已经怀疑苏联这套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而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终于实际上把中国正在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

舒曼曾深刻分析其原因。舒曼指出，仿效苏联经济模式对当时的中国必然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即这种计划体制必然使得所有经济工作都依赖于少数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专家，而中共的社会基础即农民和工人以及中共的大多数干部包括多数高级干部都将无事可干，处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之外。以后公布的一些文件证明了舒曼当年的洞见，例如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提出要求全党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就说：

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一九五七年北戴河会议以后。过去不过是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现在是大家担当起来。过去省一级的同志没有抓工业，去年起都抓了。过去大家干革命，经济建设委托一部分同志做，书记处、政治局不大讨论，走过场，四时八节，照样签字。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大家都抓工业了。

从毛泽东这段话可以看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绝大多数中共干部，更不要说中国的普通工人农民基本上是无法参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要全党干部都抓经济，要全国普通民众都投入工业化建设，这个过程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一般都被看成是毛泽东头脑发热。但舒曼的看法远为深刻。在他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大跃进”，要各省各地各县的第一书记都抓经济抓工业，并且提出“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等，都与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有关，即毛泽东强烈地要求农民工人和基层干部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人和主体。他怕的是农民工人以及没有文化的所谓工农干部被边缘化，而被置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之外，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強烈地反对把工业化和现代化变成只是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知识分子的事。

舒曼认为，从大跃进开始，实际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开始摆脱苏联模式，重新回到毛泽东和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这就是毛泽东一贯的发动群众、发动地方的道路。毛时代的一个特点是很多最重要的中央会议都是在地方开的，例如郑州会议、南宁会议、杭州会议、武昌会议等等。与此相应，毛泽东时代形成的中共领导层结构与苏联东欧共产党的结构非常不同，即中央委员会的构成里面省、地干部占了很大比例，曾达43％，到“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更刻意提高中央委员会中普通工人和农民的比例，到中共“十大”的时候达30％，他要把整个政权权力基础往下放。

今天的人常常会对此很不以为然，以为应该强调知识、科学、技术、文化才对，靠农民工人有什么用。但这种看法其实是片面的，而且缺乏政治学常识。现代政党的政治生命首先取决于它是否有所谓“草根基础”，即中国所谓群众基础。这在任何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基本常识。实际上毛泽东在一九六九年前后提升工农在中央委员会中比例的做法，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也都在做类似的改革，他们改革的方向都是要使政党更有群众代表性。美国的民主党在一九六八年首先规定党代表中必须有多少黑人，多少女性，多少拉丁裔人等硬性比例，随后共和党也只能跟进，因为都要争取群众基础。而毛泽东在“文革”中则是要求中央委员中必须有工人多少，农民多少，女性多少，他也是强调社会基础，要求把这个社会结构带进来。中国今天过分强调学历、学位，实际上是有片面性的，从政治上讲，如果没有草根政治，没有群众基础，只有一大批高学历高学位的人指手画脚，那是无济于事的。

十年前，我在《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中曾批评“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则闭口不谈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人的权利，而且为此要特别强调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雇工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并由此质疑“中国知识界到底是在利用自己的知识权力服务于少数人的特权，还是在伸张所有人的权利？”该文当时曾引起很大反弹，许多人认为我的立论过于偏颇。但曾几何时，如今中国社会对知识精英的强烈抨击几乎每天都见于各种媒体和互联网，其语言的激烈远远超出我当年。同时，大约从二○○二年以来，中国左右两派的学者几乎都提出了各种大同小异的所谓“精英联盟”说，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已经由于共同的利益均沾关系而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统治精英联盟，共同排斥底层人民，精英和大众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矛盾。但我们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今天所谓“精英与大众”的矛盾，实际就是毛时代以来一直面对的同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从这种意义上，共和国六十年来的基本问题有相当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