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起诉意见书及

刑事案件起诉意见书及

刑事案件起诉意见书及 篇1

一、概念及作用

起诉意见书是公安机关对侦查终结的案件，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并且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定、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时制作的法律文书。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9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这是制作起诉意见书的法律依据。

起诉意见书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它是对案件侦查预审结果的最精要总结，是提起公诉和审理案件的重要基础，也为法律监督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提供了依据。

二、格式内容和写作方法

起诉意见书的结构由以下三部分内容组成：(一)首部

依次写明下列内容： 1．标题

在文书顶端正中，由“机关名称+文种“组成，分两行行文。2．编号

在标题右下方，由公安机关代称、程序及文书简称、、案件排列序码号等组成。如：“×公预起字［］第××号”。

3．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及违法犯罪经历等内容

犯罪嫌疑人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文化程度、工作单位、职业及住址。以及是否受过刑事处罚、有无被劳动教养及其时间和事由；是否在押，如在押，应分别写明被拘留、逮捕的时间和羁押的处所。共同犯罪案件有几个犯罪嫌疑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时，犯罪嫌疑人的违法犯罪经历要分别叙述，按照首犯、主犯、从犯、协从犯的顺序排列。单位犯罪的，应当写明单位的名称，所在地址、法定代表人的姓名、性别和职务。4．过渡语

在以上内容写毕后，为领起下文，另起一行写明如下一段固定用语：“经我局侦查终结，证实犯罪嫌疑人×××有下列犯罪事实。”(二)正文

这部分内容是起诉意见书的写作重点，要写清楚犯罪事实和提出起诉意见的理由及法律依据。1．犯罪事实

对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的叙述要列出已经查明犯罪嫌疑人的全部犯罪经过，包括何时、何地、何动机、何目的、何方法手段，何犯罪行为、何结果、何证据证明等。其内容必须是属于本次要求起诉范围的事实，划清罪与非罪界限，不能将非罪材料混入其中，若为共同犯罪，要写明共同犯罪的性质、目的、作案时间、地点、成员数目，以及每一犯罪嫌疑人在案件中各自所处的地位、作用及应负的具体法律责任。总之，要做到既不漏写犯罪嫌疑人，不漏写犯罪事实，也不张冠李戴。对于认定犯罪事实的主要犯罪证据的表述要求写明基本的或主要的证据。引述要具体、准确、客观、真实、既要与案件有密切的关联性，又要反映证据的连续性。一般先写犯罪事实，后列举证据。也可以寓证据于事实之中，以增强事实的可靠程度。

2．提出起诉的理由和法律根据

这部分内容的写作应根据犯罪事实和相应的法律规定，写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性质，即触犯了我国《刑法》的具体条款，同时写明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9条规定，特将本案移送审查，依法起诉。如果起诉公共犯罪案件中的数名犯罪嫌疑人时，可合写一份起诉意见书，分别提出起诉意见。

(三)尾部

首先写明受文机关名称。然后由县以上公安局长签发并于文书尾部署明职务、姓名、印章。局长签名之下注出制发文书的年月日，并在日期上加盖公安局公章。

最后，在左下角分条写明附项。如犯罪嫌疑人现羁押处所；本案预审卷宗页数、证物、赃物名称、数量及存放地点；证人的姓名、职业、住址；鉴定人的姓名、职务、单位、住址等。

三、注意事项

?T 犯罪事实的叙述要绝对和案件真相吻合。写入起诉意见书的必须是经过侦查确认的犯罪事实，凡只有口供而没有旁证材料证实的事实，或使用间接证据无法合理推出行为存在的事实，不能写入。此外，叙述事实还应清楚、明了，七要素完备。使用材料要详略得当、重点突出。

?T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所写犯罪事实必须是触犯我国《刑法》并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事实。凡属道德、品质、思想、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一般违纪行为不应写入。被告人历史上的犯罪，已受过处罚的，不再写入，可在“主要简历”里适当提及。?T起诉的理由要有理、有据，引用法律条文要准确无误。

?T 起诉意见书的表达集各种表达方式于一体。介绍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时用说明性语言要干净、简洁、利索；介绍案情、交待犯罪事实用叙述性语言要客观、全面、主次分明、详略得当、条理清晰；处理意见要用议论性的语言，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T 起诉意见书一式三份，其中两份随侦查卷和证据材料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供审查用，另一份存入侦查工作卷(副卷)。

【 范 文 】

起诉意见书

×公起字(19××)44号

犯罪嫌疑人姜××，男，19××年11月10日生，民族：汉，籍贯：××省××县，文化程度：初中，单位及职业：××市××安装公司工人，住址：××省××市××区友谊街×委×组。

违法犯罪经历：19××年5月因盗窃被行政拘留15天。19××年11月16日因私藏枪支、抢劫被我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18日经××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犯罪嫌疑人王××，男，19××年5月29日生，民族：汉，籍贯：××省××县，文化程度：高中，单位及职业：农民，住址：××市××村二组。

违法犯罪经历：19××年8月因抢劫罪被判刑3年。19××年7月刑满释放。19××11月16日因抢劫被我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18日经××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经我局侦查终结，证实犯罪嫌疑人姜××、王××有下列犯罪事实： 19××年6月份，姜××在山东曲阜一黑市上花150元人民币购买一支小口径手枪，于10月底找到王××，预谋到××市抢劫出租车开回本市销赃，王××当即表示同意。19××年11月16日上午，姜、王二人携带这支小口径手枪及一把尖刀乘客运汽车窜到××市并熟悉了地形。晚8时许，两人在××区××街搭乘段×驾驶的一辆红色拉达出租车(牌号辽D—51087)行至××镇木材检查站附近时，坐在右前座位的姜××拿出尖刀，坐在后座的王××拿出小口径手枪逼住司机段×。姜××说：“快下车，不然宰了你！”。段见状弃车而逃。姜××开车行至××县高官乡安家村大桥时，车轮卡在桥的断裂处，当两人去村里找人抬车时，被前来追捕的公安人员当场抓获。

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姜××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之规定，涉嫌私藏枪支罪、抢劫罪；犯罪嫌疑人王××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之规定，涉嫌抢劫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之规定，特将本案移送审查，依法起诉。此致

××市人民检察院 局长(印)(公安局印)19××年×月×日

注：1.犯罪嫌疑人姜××、王××现押于××市看守所。2．附本案预审卷宗共壹卷玖拾页。3．作案工具详见物品清单。

《起诉意见书的实例》

××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

（19××）×公审诉字第×号

被告王××，男，现年××岁，××市人，×族，初中文化，农民，家住××市南郊区双港乡双港村。被告王××自幼上学，初中毕业后务农。19××年××月××日被拘留，19××年×月×日被逮捕。

被告人宫××，别名宫××、宫大×、男，现年××岁，××省东阿省人，×族，初中文化，原系××市红旗运输场工人，家住××市河西区大沽路1325号内24号。被告人宫××自幼上学，初中毕业后到红旗运输场做工。19××年××月××日被拘留，19××年×月×日被逮捕。

被告人张××，男，现年××岁，××市静海县人，×族，高小文化程度。原系××市南郊区建筑公司工人，家住南郊区南羊乡南羊村。被告人张××，自幼上学，后在乡里务农，1985年参军，4年后复员到××市南郊区建筑公司做工。19××年××月××日被拘留，19××年×月×日被逮捕。

被告人王××、宫××、张××轮奸一案，经本局自19××年×月×日至19××年×月××日的预审和调查，证实上列被告人犯有如下罪行：

19××年××月××日下午，被告王××将被告宫××、张××纠合到家中，计议外出拦截妇女。当日晚8时许，被告王××身带菜刀一把，伙同被告宫××、张××骑两辆自行车沿津沽公路东行，至后辛庄双洋渠桥上等候拦截妇女。当未婚女青年宋××与对象季××骑车经过时，三名被告上前将宋、李截住，被告王××、宫××以诬陷李是“刘二”，与刘有仇为借口，将宋、李劫下自行车，王、宫二被告对李恫吓，被告张××上前一拳将李打倒，抢走李的军帽。在宋、李二人苦苦哀求时，被告王××掏出菜刀威胁，并用刀背猛砍宋、李背部。将宋、李劫持至桥南后辛庄稻场内。被告王××用菜刀拍李的头部，进行威逼，并伙同被告张××将李看住，被告宫××将宋带至稻地沟内，以暴力捺倒，强行奸污。尔后，被告王××、张××将宋轮流奸污，三名被告为了发泄兽欲，各将宋轮奸两次，并在轮奸时以下流言语、猥亵动作肆意蹂躏。被告宫××还对宋百般侮辱、毒打。宋被害后痛不欲生，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摧残，后果极为严重。被告王××等三人轮奸宋××后，约晚10时许，行至双港大队附近又遇上正在谈恋爱的男女青年古××、赵××，三被告欲对赵进行污辱，后因王××与古相识未得逞。被告人王××品质恶劣，流氓成性，从19××年至19××年先后与刘××等三人进行流氓活动，并有结伙盗窃工业用铜400余斤、橡胶200余斤等犯罪行为。在轮奸妇女犯罪活动中积极纠合同伙，并手执凶器，威逼被害人，以暴力强奸妇女，是轮奸集团的主犯。被告人宫××一贯打架斗殴、流氓、盗窃，先后被拘留教育两次，在轮奸妇女犯罪活动中，积极参与拦截妇女，首先进行强奸，并毒打、恐吓被害人，是强奸集团的从犯。被告人张××一贯目无法纪，因拦截妇女，殴打民警、保卫干部，分别受过开除团籍和行政拘留处分。在轮奸妇女犯罪活动中，趁机进行抢掠、毒打、恐吓被害人；并参与强奸蹂躏妇女，是轮奸集团的从犯。

综上所述，被告王××、宫××、张××三人一贯为非作歹，屡教不改，竟以暴力胁迫手段持刀轮奸未婚女青年，情节极为恶劣。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9条的规定，构成强奸妇女罪。为此，将本案依法移送你院审查起诉。

此致

××市人民检察院分院

局长××

19××年×月××日

附注：1．被告人王×××、宫××、张××现押于××市公安局派出所。2．被告人王××、宫××、张××的预审卷宗3册。

讯问笔录：刑事案件讯问笔录及范文

一、概念及作用

讯问笔录是公安机关侦查人员、预审人员在侦查活动中，为了证实犯罪、查明犯罪事实，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如实记载讯问情况的文字记录。

讯问笔录是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对于获取证据、全面分析研究案情、定罪量刑、总结办案经验、检查办案质量等都具有重要作用。

二、格式、内容及写作方法

讯问笔录的结构大体可分为以下三部分：(一)首部 1.标题

在文书顶端正中，只写文书名称。若非第一次，标题后用括号注明次数。

2.讯问起止时间。3.讯问地点。

4.侦查员、记录员姓名及单位。5.犯罪嫌疑人姓名。(二)正文

这部分内容是讯问笔录记录的重点。根据讯问次数的不同，记录内容也有所不同。第一次讯问时，要在第一部分依项讯问和记录清楚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曾用名、化名、年龄或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文化程度、现住址、工作单位、职务与职业、家庭情况、社会经历、是否受过刑事处罚或行政处分等情况。要与原案件材料认真核对，严防错拘错捕。另外，还要问清记明犯罪嫌疑人是否知道为什么被拘留或被逮捕。

除第一次讯问外，以后的系列讯问可不再问基本情况。可直接进行第二部分讯问内容。

第二部分，要问清记明讯问的全部过程，记录人首先要记清讯问人的提问，根据提问的中心问题，全面准确地记载犯罪嫌疑人关于犯罪事实的供辩。这一部分内容要根据讯问的原过程准确清楚地证明犯罪的时间、地点、动机、目的、手段、起因、后果、证据、涉及到的人和事等，尤其是其中能说明案件性质的关键情节、有关的证据、有明显矛盾的地方等重要情况，要注意准确清楚地记录下来。如果犯罪嫌疑人进行无罪辩解，要注意记清其陈述的理由和依据。此外，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如何，也要准确地记录下来。

(三)尾部

讯问结束时，笔录应交犯罪嫌疑人核对(没有阅读能力的要向其宣读)无误后，在笔录的末尾由犯罪嫌疑人签明对笔录的意见：“以上笔录我看过(或向我宣读过)，和我说的相符，”并在笔录逐页末尾右下角签名(盖章)或按指印。如记录有差错、遗漏，应当允许犯罪嫌疑人更正或者补充，并在改正补充的文字上按指印。如果拒绝签名(盖章)或按指印，记录员应在笔录中注明。

三、注意事项 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1条规定，讯问时，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讯问笔录的书写应当用钢笔、毛笔或其他能长期保持字迹的书写工具。 讯问笔录首部内容的填写要内容齐全，不得漏填。

笔录记录内容要清楚、全面、准确。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不仅要记“七何”要素，还应该尽可能完整地再现原始犯罪过程；对犯罪嫌疑人供述认罪的情况要记，翻供辩解的也要记；态度老实的要记，态度顽固等不老实的也要记；有回答的要记，拒绝回答、沉默的场面也要记；纪录要如实反映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原意，不能随意夸大、缩小或改变原意。特别是对于涉及定罪定性的重要情节、重要供词，应尽可能地记录原话。对于涉及黑话、方言、特殊内容的词语也要用括号作说明解释；对于讯问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的表情、语气、体态语等也要用括号作准确适当的描写。

 讯问笔录结尾核对手续一定要认真履行，以保证笔录的法律有效性。 讯问笔录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占有重要地位，侦查结束时，讯问笔录存入侦查案卷(主卷)

【 范 文 一 】

讯问笔录

第1次

99年1月20日 自12时36分开始 至13时08分结束

讯问人：(此处填写讯问人姓名和单位)孙志明王飞金水公安分局刑侦九中队

被讯问人：

姓名：曹友性别：男年龄：35岁

出生年月日：1965.5.13民族：回文化程度：文盲 工作单位：××市汽水厂

家庭住址：××市南关街213号 兹将讯问内容记录如下： 问：家庭情况讲一下？

答：家里五口人。妻子，李蓝，34岁，××机械厂；女儿，曹红，11岁，上学；女儿，曹青，10岁，上学；儿子，曹蓝，9岁，上学 问：讲一下个人简历？

答：从小没有上过学，不会写字，16岁参加工作，现在是南阳市汽水厂工人。问：以前受过公安机关处理过没有？ 答：没有。

问：今天为啥把你带到刑侦中队？ 答：偷了一部手机。

问：是不是这部手机？(出示提取的菲利浦手机)答：就是。

问：几个人去偷的，你偷过几次？ 答：我自己偷的，就偷过这一次？ 问：把偷手机的经过讲一下？ 答：1999年1月20日上午10点多，我在儿童医院专家诊断室屋内，一个女的在屋里站着，这个女人穿红鸭绒袄，我看见这个女的左口袋里有一部手机，我用右手将这部手机掏出来，拿在手上，被旁边一个男的抓住，带到治安室，后来到了派出所。

问：你所讲的是不是实话？ 答：是实话。

问：现在向你宣读笔录，你听一下与你讲的是否相符？ 答：记录向我宣读过，与我讲的相符。以上记录已向我宣读过，和我讲的一样。

曹友(指印)1999.1.20

【 范 文 二 】

讯问笔录(第2次)

时间:1999年1月20日15时0分至20日16时0分 地点:大石桥派出所

侦查员:王飞、孙志明记录员：孙志明 犯罪嫌疑人：曹友(男)问：姓名？

答：曹友。问：性别？ 答：男。问：民族？ 答：汉族。问：出生年月？

答：1965年5月13日。问：文化程度？ 答：文盲。问：职业？

答：××市汽水厂工人。问：家庭住址？ 答：××市南关街213号。问：家庭情况？

答：妻子，李蓝，34岁，××机械厂；长女，曹红，11岁，学生；次女曹青，10岁，学生；儿子，曹蓝，9岁，学生。问：个人简历？

答：自幼未上学，16岁参加工作，现在××市汽水厂工作。问：你以前是否受过处理？ 答：没有。

问：(宣读拘留证)听请了吗？ 答：听清了。

问：你为什么被拘留？ 答：盗窃。

问：你把你盗窃的经过讲一下？

答：1999年元月20日上午，我到儿童医院准备偷东西，上午10点多钟，我在儿童医院转了一圈，转到诊断室专家门诊最南边屋内，我看见有一个女的，穿一件红色鸭绒衣，她正在问医生什么事情，我挤过去，看到她左上衣口袋内有一部手机，我用右手插到她的口袋里，把手机掏出来，我正准备拿手机走时，被旁边一个男的抓住了。问：你偷的手机是什么牌子的？ 答：是菲利浦牌的。

问：你为什么偷别人的手机？

答：我想把偷来的手机卖掉弄钱用。问：还干过什么违法事？ 答：没有了。

问：你现在有权聘请律师。答：知道了。

问：现在向你宣读笔录，你听一下是否与你讲的相符？ 答：笔录向我宣读过，和我讲的相符。

刑事案件起诉意见书及 篇2

一、未成年人犯罪特点

一是未成年人案件主要集中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罪中。统计的21件案件中, 除了鲜有的贩卖毒品、交通肇事、持有、使用假币等3个案件不属于该两章规定的罪名, 其他的案件都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 所占比例非常大。

二是团伙共同犯罪十分明显。未成年人喜欢结识朋友, 容易拉帮结派, 他们在作案时也感到恐惧和害怕, 往往需要人多势众来相互壮胆。在全部的21件案件中, 共同犯罪案件有12件, 占总数约60%。

三是暴力犯罪倾向严重。由于受到一些不良的影视作品和书籍的影响, 未成年人塑造性极强, 常常模仿剧情作案, 作案时手段残忍, 极具破坏性和社会危害性, 甚至常常“舞刀弄枪”实施犯罪。

四是初次犯罪和偶然犯罪较多。各类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 绝大多数未成年人都是临时起意或者盲目跟从他人而为之, 往往因为一句话、一件事就可以意气用事, 从而引发犯罪。在统计的26位被告人中, 除2人具有前科外, 其余未成年人均系初犯。

五是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涉案的26人中, 都是农村人口或城市无业人员, 文化程度不高, 大部分只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

二、审查未成年人案件存在的问题

(一) “专人专办”案件办理机制没有贯穿于未成年人案件侦查、起诉及审判全过程, 公、检、法三家对于此类案件的证据标准、量刑幅度方面存在认识角度上的分歧。

(二) 用来证实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证据偶尔出现瑕疵, 导致未成年人身份存在冒用的可能。在审查起诉案件的过程中, 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户籍证明或者个人信息表中, 该人的照片缺失, 导致检察机关承办人很难判断到案的犯罪嫌疑人是否为未成年人的身份。

(三) “讯问时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在实践中流于形式。《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7条规定, “审查起诉过程中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而在实际办案中, 有些公诉部门承办人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具有局限性, 大部分都是通知户籍在本地, 并且犯罪嫌疑人没有被羁押的法定代理人到场。出现这样问题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出于办案时间的考虑。如果犯罪嫌疑人是外地人, 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办案单位, 路途遥远, 一味迁就其时间的话, 必定会影响办案的效率;二是出于办案安全的考虑。如果犯罪嫌疑人已经被羁押, 法定代理人跟随办案人员一同到场, 情绪难以控制, 可能对办案人员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四) 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调查工作在审查起诉阶段难以开展。《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6条规定:“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代理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 可以结合社会调查, 通过学校、社区、家庭、有关组织和人员, 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 为办案提供参考。”就目前的办案实践来看, 公检法三家对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这一块没有形成统一的、完整的工作配套机制。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 公安对于犯罪事实以外的证据材料几乎不会调取, 公诉机关承办人往往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其法定代理人、走访学校、所在社区了解未成年人的其他情况, 这些证据不够全面、细致, 影响了承办人对整个案件的审查认定。

三、完善未成年人案件审查起诉工作的建议

(一) 建立一支办理未成年案件的专业司法队伍, 检察机关应当多多与公安、法院进行沟通、交流。在目前的实践中, 大多数的检察机关已经建立起未成年人案件审查起诉专案组, 建议公安机关和法院建立未成年侦查专案组与少年法庭来与之相配套。另外, 公检法三家应该就办理未成年案件定期召开座谈会议, 理顺三家关系, 形成专业的文件材料, 就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工作原则、身份认定、适用强制措施、法律援助、家属会见、量刑意见等方面形成具体的制度规范, 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惩罚兼教育的办案模式。

(二) 践行身份严格审查制度, 确保犯罪嫌疑人未成年身份情况无误。从公诉部门审查案卷的实践来看, 承办人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保证未成年人身份情况准确。第一, 在受理案件后, 承办人告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义务时, 及时询问其父母或者其他近亲属的电话号码, 通知其讯问时到场;第二, 与公安办案人员多加沟通, 要求其调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家庭户口信息, 掌握其家庭成员, 调取其近期学校的照片来补强身份证据;第三, 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到场时, 认真核实其身份证明, 审查父母及子女的年龄是否适当, 双方的户籍地址是否一致;第四, 对于人口信息查询表上没有照片, 又无法联系到法定代理人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承办人应当按照联系其自己供述的户籍所在地的居委会、村委会, 核实犯罪嫌疑人所说的情况, 如不属实, 再作其他处理。

(三) 积极完善社会调查制度, 形成以公安机关调查为主、检察院、法院调查为辅的联动机制。首先, 在侦查的初期阶段, 公安机关既要调取与犯罪事实有关的证据材料, 也要调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家庭背景、性格特征、成长环境等相关的信息, 并连同证据卷一起移送审查起诉;其次, 检察机关和法院在必要的时候, 如果认为需要本单位依据职权自行调取证据的, 可以把调取来的证据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再次, 如果审查案卷后, 检察机关决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就应当对该未成年人作更详细的调查, 要求所调查的单位和个人出具相关的书面说明, 作为案件处理的依据;最后, 法院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调取的相关证据, 应当在法庭上予以出示, 公诉人应当对该证据予以质证, 并发表相关的公诉意见。

刑事案件起诉意见书及 篇3

一、询问案件事实，听取犯罪嫌疑人的陈述和辩解。对犯罪嫌疑人所述和《起诉意见书》所述事实有出入的，辩护律师要询问清楚。

二、核对有关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询问犯罪嫌疑人有无新的人证、物证和证据线索。

三、告知其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诉讼权利义务。如，在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对其讯问时，其自己有申请回避的权利，有自我辩护的权利，要求重新鉴定的权利，对不起诉决定不服可以申诉的权利等。

四、询问案件有关情况。询问其已被羁押的期限、办案人员对其是否有刑讯逼供、变相拘禁等违行为、随案有无被扣押、冻结的财产等等。

通过以上关于律师会见的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在审件查起诉阶段，律师享有更为广泛的权力，对案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对于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确保司法公正固然无可厚非，但由于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相关证据依然处于固定、补强阶段，律师的介入会对案件的处理结果产生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一、案件证据瑕疵成为辩点。在司法实践中，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普遍存在，加上办案人员责任心不强、素质不高或粗心马虎，案件中或多或少存在证据瑕疵，这种证据上的瑕疵严重的影响了证据的证明效力，有的甚至成为非法证据，无法证明犯罪。而律师在会见过程中，结合其在审查起诉阶段享有的阅卷权，会发现我们办案中大量的证据瑕疵，成为其在日后进行无罪、罪轻辩护的有力证据，从而影响案件的起诉质量。

二、易造成犯罪嫌疑人翻供。由于律师会见时间提前、会见不受监听、阅卷不受限制，很可能造成大量单证案件、疑难案件犯罪嫌疑人，在案件侦查阶段或审查起诉阶段出现翻供现象，在缺乏其他有利证据的情况下，很可能会造成部分案件撤诉或判处无罪。

三、对检察机关出庭指控犯罪增加了难度。

律师阅卷权的扩大和前移，在庭审前律师就可以获得检察机关出庭公诉的全部证据，而律师自行搜集的证据却没有规定要向检察机关开示。这样以来如果律师不主动向检察机关开示自己的证据，检察机关就只有到了审判阶段才能掌握，这就造成检察机关的被动，增加了公诉人出庭指控犯罪的难度。

针对以上由于律师会见给审查起诉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应该正确面对，通过在实践中加强制度的建设，加强人的建设，提高审查起诉和出庭水平，严厉打击犯罪，维护法律公平正义，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

一、不断提高公诉人素质。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学习，对于新颁布和修改的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要组织学习讨论，并在办案实践中加深理解、灵活运用。同时要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加深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加强实战训练，以辩论赛、观摩庭等方式，针对辩护观点作好应对，提高出庭公诉水平。

二、加强对侦查工作的引导。切实加强公诉引导侦查工作：与公安机关讨论解决诉侦工作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对重大、复杂、疑难、敏感案件提前介入，对重要证据的收集、证据链的形成给予及时引导。引导侦查机关注重实物证据的收集，切实树立“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得办案理念，降低犯罪嫌疑人翻供、串供给案件带来的不利影响。

三、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新律师法对律师向公诉机关开示证据未做出规定，检察机关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审查起诉阶段证据开示制度，明确规定证据对等交换原则。通过与法院协调，在开庭前在合议庭主持下控辩双方做最后一次证据完全交换，并应明确告知控辩双方未经交换的证据，除有合理情由外不得当庭举证质证。

四、规范律师执业行为。加强与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及律师协会的联系，建议并督促他们加强对律师的管理，防止和及时惩戒律师的违法行为。规定律师不得将其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查阅检察机关案件材料、自行调查取证等获得的信息提供给证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对在刑事诉讼中发现的律师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和妨碍作证的犯罪线索，要及时移送公安机关，确保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五、加强证据的固定。有针对性改进工作机制，逐步引导侦查机关对关键证据；加强审查起诉阶段事实、证据的复核，对案件证据体系进行固定。特别是对极容易受干扰的关键性的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供述，律师接触后一定要进行复核。在复核时可以采取同步录音录像的方式。对于证词反复的证人、供述反复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查明其思想、态度变化的原因，有针对性的做好工作。

五、加强与律师的意见交换。认真听取辩护律师提出的意见，换位思考，拓展思路，全方位审查案件，采纳辩护律师提出的正确观点，收集无罪、罪轻证据，正确分析现有证据情况，使审查案件证据体系进一步完善，并明确控辩双方法庭辩论的焦点，有针对性地做好法庭讯问、举证、质证和辩论的庭前准备工作，掌控法庭辩论的主动权。

起诉意见书 篇4

包括制作机关、文书名称、文书编号、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和涉嫌罪名、案件来源、侦察过程中各个法律程序开始的时间以及犯罪嫌疑人归案的情况。

2、正文

包括公安机关依法查清的犯罪事实，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写明案件的有关情节以及制作起诉意见书的理由。

3、尾部

写明拟移送的检察院的名称或本院公诉部门、制作文书的日期，并加盖公安局局长和公安局印章或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公章。

4、附项

刑事起诉书 篇5

辩护人马x、罗x，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罗xx，男，45岁，汉族，大专文化，云南省通海县人，身份证号码：(略)，原系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住玉溪卷烟厂职工宿舍。因贪污一案，xx年8月 8日本院决定刑事拘留，同年8月20日本院决定逮捕，由云南省公安厅分别执行拘留、逮捕。现关押于云南省公安厅看守所。

辩护人王北川、何京，云南北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乔xx，男，57岁，汉族，研究生文化，云南省晋宁县人，身份证号码：(略)，原系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裁，住玉溪卷烟厂职工宿舍。因贪污一案，xx年8月 8日，本院决定刑事拘留，同年8月20日本院决定逮捕，由云南省公安厅分别执行拘留、逮捕。现关押于云南省公安厅看守所。

辩护人宦锐，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贺xx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罗xx、乔xx贪污一案，由本院侦查终结，经依法审查查明：

一、被告人贺xx、罗xx、乔xx共同贪污

1993年至1994年，玉溪卷烟厂在下属的香港华玉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华玉公司)存放销售卷烟收入款(也称浮价款)和新加坡卷烟加工利润留成收入款共计28570748.5美元。贺xx指使罗xx将该款截留到玉溪卷烟厂和华玉公司的账外存放，并规定由其签字授权后才能动用。1995年6月，贺xx与罗xx、乔xx先后两次策划将这笔款先拿出300多万美元进行私分。贺xx决定自己要100万美元，给罗xx、乔xx每人60-70万美元，华玉公司总经理盛大勇(在逃)、华玉公司副总经理刘瑞麟(另案处理)也分一点儿，并把钱存放在新加坡商人钟照欣的账户上。1995年7月15日，罗xx身带由贺xx签字的4份授权委托书，向盛大勇、刘瑞麟转达了贺xx的旨意，盛、刘二人同意要钱。罗xx在授权委托书上填上转款数额，贺xx为174万美元，罗xx为68l061美元，乔xx为 68万美元，盛大勇和刘瑞麟45万美元。罗将填好转款数额的授权委托书和向钟照欣要的收款银行账号交给盛大勇，叫盛大勇立即办理。7月19日，盛大勇将3551061美元转到了新加坡商人钟照欣账号上。罗xx返回玉溪卷烟厂后，将办理情况报了贺xx、乔xx。

上述款项，案发后已被本院扣押。

二、被告人贺xx贪污

1995年11月中旬，贺xx指使罗xx将华玉公司账外存放的浮价款银行账户及相关的资料销掉，把剩余的1500多万美元以“支付设备配件款项”的名义全额转出。贺xx决定自己要1150多万美元，并拿给罗xx一个钟照欣提供的用英文打印的银行收款账号，叫罗xx把钱转存到该账户。罗xx在贺xx给的收款账号上注明“1156万美元”，连同贺xx签字的授权委托书一起带上，找到华玉公司总经理盛大勇，叫盛大勇立即办理。1月 23日，钟照欣提供给贺xx的账户上收到了1156万美元。

上述款项，案发后已被本院追缴。

三、被告人贺xx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1995年8月至xx年4月，洛阳市公安局和本院在侦查本案过程中，先后在云南省昆明市、玉溪市和河南省偃师市等地，扣押了贺xx的货币、黄金制品、房屋以及其他贵重物品等财产，共折合人民币521万元，港币62万元(详见附表)。对此，贺xx能说明其合法收人来源并经查证属实的为人民币118万元。其余财产计人民币403万元，港币62万元，贺xx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经查证，也无合法来源的根据。

上述事实，有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物证、书证及照片予以证实。被告人贺xx、罗xx、乔xx亦作了供述和辩解。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综上所述，被告人贺xx、罗xx、乔xx等人利用职务便利，共同贪污公款3551016美元，贺xx还单独贪污公款1156万美元;贺xx共计贪污公款1330万美元，罗xx贪污公款681061美元，乔xx贪污公款68万美元。贺xx的财产和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人为人民币403万元、港币62万元，差额巨大。贺xx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2条第1款、第383条第(1)项、第395条第1款之规定，构成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罗xx、乔xx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2条第1款、第383条第(l)项之规定，构成贪污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第26条、第27条之规定，贺xx在共同贪污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罗xx、乔xx属从犯。贺xx在被捕后，如实供述其组织共同贪污3551061美元的事实，具备《刑法》第67条第2款规定的以自首论的情节。贺xx在预审中积极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并经查证属实，具备《刑法》第68条第1款规定的重大立功表现。罗xx也有立功表现。本院为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严惩严重经济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1条之规定，特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此致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检察员：朱××

检察员：毛××

检察员：郑××

起诉意见书格式 篇6

×××字第号

第一部分：被告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出生年、月、日）、籍贯、民族、文

化程度、单位、职务、住址、是否曾受过刑事处罚、被拘留、逮捕的年、月、日。

第二部分：案由和案件来源。

第三部分：犯罪事实和证据。

第四部分：起诉的理由和法律根据。

此致

××××人民法院

检察长（员）：×××

×年×月×日

起诉意见书（一）

犯罪嫌疑人秦×，男，××年×月×日出生，汉族，×省×县人，初中文化，无业，住址：××市××街×号。

违法犯罪经历：××年×月×日因抢劫、盗窃罪被×市×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年1月18日释放； ×年×月×日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经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以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被×市公安局逮捕。

犯罪嫌疑人秦×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月×日×时由本市××派出所公安人员抓获已送至我局。我局经过审查，于×月×日立案进行侦查。犯罪嫌疑人秦×涉嫌故意伤害一案现已侦查终结。

经依法侦查查明：×年×月×日17时许，秦×和其女友等人酒后准备到田×家玩，行至机械家属院194号时，遇到帮助别人料理丧事的黄×，黄×说“敢从这过我就弄死你”。()秦×将其女友送至21排房后，遂即叫田×等人返回原处，用随身携带的剔骨刀照黄×腹部猛刺一刀，尔后逃窜，黄×被送至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黄×系被他人用刀刺伤腹部致胰十二指动脉破裂及下腔静脉破裂大出血性休克循环衰竭死亡。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证人王×、李×等证言，刑事技术鉴定，现场勘查笔录，作案凶器剔骨刀一把，秦×对所犯罪行亦供认不讳。

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秦×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实现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之规定，特将此案移送审查起诉。

此致

××市人民检察院

局长××（印）

刑事案件起诉意见书及 篇7

1.1《意见》制定的背景

一是为进一步统一认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非法集资活动多发,但相关法律规定分散且不够明确、具体,政策及法律界限不易把握。为此,2010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对非法集资犯罪的定义、构成、表现形式等做了全面、详尽的解释,成为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最为重要的指导文件。同时,2010年以来,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国内非法集资活动的资金链大量断裂,案件集中爆发。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党中央、国务院要求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犯罪,坚决防止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同时也要求依法准确甄别、妥善处理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问题,支持企业发展,维护金融创新。因此,能否准确理解和适用《解释》、妥善把握非法集资犯罪定性、查处和处置的原则、措施及范围,显得尤为重要。但由于实际情况复杂多变,不同地方和部门对《解释》条文中“公开宣传”、“社会公众”、“非法占有”等关键用语的理解不同,导致一些案件的处理出现了不同结果,公众对合法与非法的认识也出现了迷茫和混乱。因此,在《解释》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争议,是依法打击非法集资犯罪、维护国家金融秩序、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的必需之举。

二是为提高案件查处工作效能。

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往往涉及人员多、地域广、金额大、损失大,办案工作量大、耗时长。办案单位疲于调查取证、追赃挽损,但受客观因素及办案思路阻碍,如,部门间推诿认定非法集资行为性质、对集资参与人的取证量难以达到司法机关的要求、遗漏异地犯罪事实、存在管辖争议等,造成实际查处效果往往不佳,既影响公、检、法机关的工作积极性,又引发群众不满。因此,结合办案实践,从依法及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有效分解压力的角度考虑,必须通过推动多地共同参与办案、综合运用证据等措施提高查处效率、优化查处效果。针对这一需求,公安部于2011年提出了查处跨区域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统一指挥协调,统一办案要求,统一资产处置,分别立案侦查,分别落实维稳”的“三统两分”模式,确定了跨区域案件由一地牵头追诉主犯全部犯罪事实、各涉案地分别追诉本地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的工作思路,并结合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案件管辖的依据、多种证据的综合采信等提出了建议,得到了认同。而对这一思路和建议,需要以具有法律效力、内容明确的司法文件予以集中体现。

三是为规范涉案资产追缴和处置工作。

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成功与否,其关键标准之一在于挽回损失,终极目标在于维护群众合法利益和社会稳定,而追赃和涉案资产处置恰恰是实现目标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以来,公安机关的年均追赃挽损率徘徊在10%～30%。案件显示,大量集资款被集资行为人挥霍、用于给付集资代理人代理费及集资参与人利息,加之部分集资参与人通过民事诉讼程序非正常优先弥补损失、部分地方擅自或单独处置涉案资产,导致大多数集资参与人的损失难以挽回,由此诱发了大量涉稳事件。实践中,多地公、检、法机关及处非部门反映,追缴代理费、利息及统一处置资产缺乏针对性的法律依据,处理非法集资刑事犯罪与民间借贷纠纷相交织的问题缺乏明确的参考标准,对违规处置资产行为缺乏过硬的约束手段。因此,亟须从法律层面作出相应规定。

基于上述考虑,2012年年初,公安部建议并起草了《意见》,经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处非联)办公室(以下简称处非办)等单位多次研究讨论,并多次征求基层公、检、法机关意见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14年3月25日联合印发了该《意见》。

1.2《意见》制定的意义

《意见》是首次以中央公、检、法机关联合印发的方式,针对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办理工作颁布的司法文件,兼顾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的需要,在部门间取得了共识,保障了制度设计在相关环节能够衔接和相互借鉴。其具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通过对“公开宣传”的明确定义及对“社会公众”作出的排他性规定,为甄别实践中争议最大的“口口相传”行为及亲友、单位内部人员身份提供了更为清晰和可操作的依据;二是通过明确集资代理人等共同犯罪人的行为特征、相关费用及利息的违法性质、集资款及所转换财物的追缴范围,为强化震慑效应和追赃挽损提供了支撑;三是通过确认有权认定非法集资行为性质的主体及认定衔接机制,强调证据的综合采信原则,为客观、高效认定犯罪事实打下了基础;四是通过明确跨区域案件分别侦查诉讼和按比例统一资产处置的原则,对违规处置资产行为作出处罚安排,细化刑、民关系交织案件的处理规范,为优化查处和处置效果创造了条件。

2 关于行政认定的有关问题(《意见》第一条)

2.1 条款设置的背景

近年来,一些地方公、检、法机关在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时,要求将行政部门对非法集资行为性质的认定意见作为立案侦查、移送审查起诉或司法定性的前置条件和必需程序。这一做法利弊并存。其利在于,通过行业主(监)管部门提供专业意见,有利于案件准确定性、妥善处置。但其弊更大,即弱化了司法权的独立性,使司法权受制于行政权,使大量执法和司法资源消耗在与行政部门及行政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上,导致案件查处周期延长、诉讼效率降低。

鉴于对这一问题争议较多,2007年,经国务院有关部门与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银监会等研究,形成了“行政认定不是法定和必须程序,具体案件的查处应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处理”的共识。2008年9月27日,处非联制定颁布《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操作流程(试行)》,规定“性质认定由省级人民政府负责,依法进行认定。对于法律规定明确、性质无争议的非法集资案件,公安、司法机关可依职权直接认定和处理。公安、司法机关认为需要行业主(监)管部门出具行政认定意见的,相关行业主(监)管部门应根据证据材料作出是否符合行业技术标准的行政认定意见。行业主(监)管部门可依据调查情况和有关规定,对涉嫌非法集资案件直接作出性质认定”。2011年7月,处非办专门就此致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其主要内容一是否定了行政认定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定性和必需性;二是肯定了公安、司法机关直接依法办理行业主(监)管部门按程序移交、性质明确的案件的适当性;三是规定了省级人民政府行政认定的程序,重点明确了疑难问题的处理方式,即,对于因现行法律法规界定不清而难以定性的行为,由行业主(监)管部门予以认定或做出是否符合行业技术标准的认定意见,然后在此认定意见的基础上,视情分别由省级处非领导小组做出认定并由省级人民政府核准或由处非联组织认定。各级人民政府的认定工作则参照省级人民政府的规定流程办理。2011年8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性质认定的通知》,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就审判过程中遇到的这一问题作出了规定,强调行政部门未作出性质认定的,不影响案件的审判,凸显了法院依法认定非法集资行为性质的独立性。

至此,对行政认定的地位、认定的主体及程序等问题的争议,已基本形成统一认识,但由于分散在具有不同指导效力、针对不同部门的公开或不公开的文件中,对执法和司法实践仍有所不便。为此,《意见》第一条在提炼和综合上述文件内容和主旨的基础上,作出了一揽子解决的规定。

2.2 适用条款时应注意的问题

笔者认为,行政认定是一种辅助机制,既不可完全排除又不可完全依赖,公、检、法机关应从最依法、公正查处案件的角度,认识和发挥好行政认定的作用。为此,在适用《意见》第一条时,应注意把握好以下三点:

一是把握好司法认定与行政认定的关系。

即,公、检、法机关有依据法律和事实的自主认定权。法律赋予了公、检、法机关依法认定某种吸收资金的行为是否属于非法集资的权力,公、检、法机关在认定过程中所采取的取证手段比行政部门更为丰富,且刑事审查的标准更高、程序更严格复杂、依据更广泛,所做出的结论效力更强。因此,公、检、法机关完全可以依据有关刑事、行政法律、法规对嫌疑行为的性质做出判断和认定。但遇有情况复杂、性质认定疑难的案件时,也确实有必要参考行政认定意见,但不能将此作为阻滞刑事诉讼程序的理由。

二是把握好行政认定意见的内容及性质。

即,行政认定意见的内容既可以指向嫌疑行为是否违反金融法律及行业规定、是否符合行业技术标准、是否履行了规定的审批程序,也可以指向是否属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以及是否属于非法集资,但公、检、法机关不必要求行政部门必须对行为本身是否属于非法集资作出认定。如行政部门直接对行为性质作出认定意见的,则可作为参考。对于行政认定意见的性质,笔者认为,由于其出具的主体、程序及文本形式与修订后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鉴定意见具有较明显差异,因此,不能作为证据来对待,但可看作是具有鉴定意见性质的材料,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审查及人民法院庭审质证确认后,作为侦查、起诉和定罪的参考。

三是把握好有权做出认定的行政部门范围。

根据1998年7月13日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笔者注:已亟须修订)第九条和十二条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对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拥有法定的调查、认定和取缔权。根据2004年2月1日起施行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第四十三条及修订后的《商业银行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对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银监会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以及相关金融业务活动的批准权和取缔权,从中国人民银行转移至中国银监会,对相关金融业务活动的监管权转移至各级银监部门。而此后出台的相关文件,则将对嫌疑行为性质的认定权力和责任落到了省级人民政府及银监等行业主(监)管部门身上,其中,政府一般由处非领导机构代行职责。由此可见,理论上,中国人民银行与处非领导机构以及银监等行业主(监)管部门的认定权并行。但实践中,由中国人民银行做出的认定较少见,且其主要针对所负责监管的黄金市场;银监部门具有对大多数金融业务活动进行性质认定的权威;处非领导机构虽无法定授权,但可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并基于实际的权力地位予以认定,具有较高的被认可度。

3 关于“向社会公开宣传”及“社会公众”的认定问题(《意见》第二条及第三条)

3.1 条款设置的背景

根据《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四个条件,除刑法另有规定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同时,该条第二款还对亲友及单位内部人员的“社会性”作了排他性规定。总体看,上述条款的规定较为具体和清晰,但现实情况更为复杂,难以通过条文或文字的简单对号入座予以认定,仍存在以下争议:

争议一:向社会公开宣传的形式是否限于“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四种途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中的“等途径”的表述是“等内等”还是“等外等”。有意见认为,公开宣传应严格限定为上述四种途径,尤其应将现实生活中极为普遍的“口口相传”途径排除在外,即第二(项)的表述为“等内等”。另有意见则认为,公开宣传的途径不以此为限,第二(项)的表述为“等外等”,而“口口相传”是否属于公开宣传及能否归责于集资行为人,应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进行具体分析。

争议二:对“亲友”、“单位内部人员”与“社会公众”如何界定,某些情形是否属于“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有意见认为,只要集资对象为亲戚、朋友及单位内部人员,无论集资行为人如何向集资对象传播集资信息以及其相互之间如何传播集资信息,均不能认定为“社会公众”,也不能认定集资行为属于“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另有意见则认为,应充分考虑集资对象是否具有广泛性及不特定性,并考虑其抗风险能力及集资行为的社会辐射力。

实践中,上述争议对案件的定性和查处产生了较大影响,导致不同地方执法尺度不一。为此,《意见》结合新情况、新问题,对《解释》的第一条加以延伸、细化和丰富,阐明条文制定的初衷。

3.2 适用条款时应注意的问题

(1)关于争议一。

《意见》第二条规定:“‘向社会公开宣传’,包括以各种途径向社会公众传播吸收资金的信息,以及明知吸收资金的信息向社会公众扩散而予以放任的情形。”这一规定明确了宣传途径的多样性,有利于识别那些表面是非公开宣传,实为公开宣传的行为的本质。

适用该条时应当注意:首先,对《解释》第一条的表述方式的理解要准确。在当前信息传播方式不断丰富的情况下,不可能穷尽表述所有的宣传途径,而只能以例示性表述列出典型途径,并以“等外等”的方式为其他宣传途径的纳入留下空间,这是《解释》条款制定的初衷,“等内等”的理解则显得机械和违背常理。其次,将“口口相传”一概认定为不属于向社会公开宣传或属于向社会公开宣传均不合理。“口口相传”是人情社会不可回避的宣传途径,也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并产生信赖心理的关键渠道。集资行为人既可以通过“口口相传”,以自身的主动行为,将集资信息控制在限定的群体范围内,也可以持放任的态度使集资信息无限扩散、集资对象范围最大程度扩展、非法集资活动快速蔓延,其效果与向社会公开宣传并无不同。故认定“口口相传”是否具有公开性,应着重考虑集资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及客观行为,即应从集资行为人对此是否知情、所持态度如何、有无具体参与、是否设法加以阻止等主客观方面,判断是否符合公开宣传的特征。如果对这些主客观因素的查证结果符合《意见》第二条的规定,则应当认定为传播集资信息的途径是“向社会公开宣传”。

(2)关于争议二。

《意见》第三条将两类行为认定为“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即“在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资金的过程中,明知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予以放任的”,以及“以吸收资金为目的,将社会人员吸收为单位内部人员,并向其吸收资金的”。做出上述规定,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

一方面,不宜不加分辨地将亲友、单位内部人员一概排除在“社会公众”之外。笔者认为,《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不认定亲友和单位内部人员是社会公众(或不特定对象)附加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明示的前提条件——“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即,集资信息的传播及集资对象的发展均在可控的空间及群体范围内,不会无限制地发散至任意群体;二是隐含的前提条件——亲友和单位内部人员应当对集资行为人以及集资行为的可信性和风险性有优于他人的认知度,当集资行为产生现实风险和实际损失时,能够基于与集资行为人之间较强的关联关系及较准确的风险预估,具有优于他人的风险干预能力和损失承受能力。而当集资行为通过人际关系链条的延长而不断蔓延时,链条延长端上的人员虽然与前端人员有直接或间接的亲友或单位同事的关系,但其主观认知度和干预、承受能力不断减弱,不再具备“特定对象”应具备的身份特性。基于此,当集资行为人明知自己的亲友以及单位内部人员可能或者已经向不特定对象(包括亲友及单位内部人员的亲友)传播集资信息,而不采取事前限制、事中控制的措施时,其主观意图表现为放任甚至期待以此扩大集资的范围,所可能产生危害后果将超出了其自身可控范围及集资对象的承受能力,其行为指向的群体不再是具有特定认知度及干预、承受能力的群体,也就成为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对此,法律必须加以干预。

另一方面,要透过所谓的单位内部人员外表看其本质身份。当集资行为人临时将社会人员吸收为单位人员,然后向其吸收资金时,由于集资行为人是为了规避《解释》设定的构成要件,其主观意图和客观行为均指向非特定对象,非法集资的特征明显,毋庸置疑,仍属于“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综上所述,认定集资对象是否属于“社会公众”、集资行为是否属于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应着重考量集资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行为,并结合其行为在社会面上产生的辐射效果去判断,而不应孤立地依据集资对象个体之间的关系予以简单认定。

3.3 与条款密切相关的行业规范

2010年以来,以私募投资基金为名实施非法集资犯罪的情况突出,是受《解释》及《意见》规制的重点领域,而“私”既涉及募资对象的范围,又涉及募资宣传的方式,能否准确甄别“私”与非“私”对应否采取刑事打击措施至关重要。2014年8月21日,中国证监会颁布了《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在两方面的制度安排与《意见》的第二条、第三条紧密呼应:一是确立了合格投资者制度。即,从资产规模或收入水平、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单笔最低认购金额三个方面规定了合格投资者的标准,规定了基金投资者的人数以及受让基金份额人员的资格和人数,提出了“穿透核查”及“不得向合格投资者之外的单位和个人募集资金”的要求(见《暂行办法》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五条),从而将募资对象严格限定为“特定对象”。二是规定了募资宣传的禁止行为。即,“不得通过报刊、电台、电视、互联网等公众传播媒体或者讲座、报告会、分析会和布告、传单、手机短信、微信、博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宣传推介”(见《暂行办法》第十四条)。以上制度安排既是对《意见》第二条、第三条精神的贯彻,又是对这两个条款具体的范例性解释,不仅有利于区分私募投资与非法集资,更对领会《意见》的内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4 关于共同犯罪的处理问题(《意见》第四条)

4.1 条款设置的背景

较多案件中,一些单位和个人(以下统称集资代理人)受利益驱动,帮助集资行为人(即第四条中的“他人”)非法吸收资金,从中收取代理费、好处费、返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大量案例显示,集资代理人既是非法集资犯罪既遂的重要推手(在跨区域案件中尤为常见),也占有大量非法集资款,是造成集资参与人损失的主要因素之一,更有一些在案发后通过煽动闹事、散布虚假信息干扰案件查处、扰乱社会秩序。因此,集资代理人的行为既具有明显的刑事违法性又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应当根据个体的主客观情节,对构成犯罪的依法打击。但在实践中,由于情况较为复杂,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定性存在分歧,导致打击处理不到位,阻碍了案件查处及追赃挽损,产生了一定的不良社会效应。为此,《意见》专门设置这一条款,主要针对集资代理人的打击处理提供指引。

4.2 适用条款时应注意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适用时应准确把握以下关键方面。

4.2.1 对犯罪构成要件的把握

(1)集资代理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一方面,是否具有与集资行为人共同实施非法吸收资金行为的故意。即,是否通过与集资行为人的直接意思联络,或经由上线人员与集资行为人建立的间接意思联络,就共同非法吸收资金及相互关系、责任分工、获利分配等达成了一致意向。但集资代理人对自身行为违法性的主观认知(即“明知是非法集资”)并非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与《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二条及《解释》的表述方式一致)。另一方面,主观心理状态是否具有不同内容。即,如果明知集资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资金的主观故意而仍予帮助,是希望或放任侵害结果的发生,则应按集资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并不明知,则应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刑事责任。需强调的是,如果集资代理人在非法吸收资金行为过程中,自身产生了非法占有目的或知晓集资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而仍继续帮助的,其犯意则发生了转化,应对其犯意转化后的行为按集资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对犯意转化前的行为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刑事责任。对此,《解释》第四条第三款已做出“区别情形”的规定。

(2)集资代理人在上述主观心理状态下实施的客观行为及造成的结果。具体而言:一是实施的提供或设立场所、注册登记、公开宣传、招揽客户、吸收资金、发放返利、隐匿或销毁证据等帮助行为的形式、状况及在整体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帮助吸收资金的数额、人数及获得费用回报的性质、形式、数额、途径;三是在集资行为人指挥、控制之外对自己所吸收的资金做出的其他自主处置行为。

4.2.2 对共同犯罪人员身份及行为的认定及处理

(1)集资行为人个人犯罪情况下的认定和处理。

直接主持及参与发起、策划、决定、指挥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人员是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创意者、组织者和首要受益者,是主犯。当具有这种身份和行为特征的多名人员共同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时,是当然的共同犯罪,无须在《意见》中专门规定或再做讨论。因此,该条设置的初衷是指向那些不具有上述身份特征、对主要犯罪行为不具有支配优势、在犯罪过程处于相对从属地位的集资代理人。但由于条款表述的概括性,在实践中,不仅会涉及集资代理人,还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其他多类人员。具体包括:

第一类:基于主动状态协助集资行为人实施吸收资金行为的单位和人员,即集资代理人。

包括受集资行为人委托吸收资金的人员或单位及单位负责人、集资行为人为吸收资金而设立的分支机构及机构负责人、集资行为人聘用的专职负责吸收资金的业务员等。这类单位和人员有的明知行为的违法性、集资理由的真实性甚至资金的用途,有的虽不明知也并不关心,但均对可能产生的后果有一定的认知,出于牟利的目的为集资行为人提供帮助,主观上具有明显的过错,客观上对犯罪的既遂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应结合其主观恶性程度及行为情节确定是否追究其共犯的刑事责任。

第二类:基于被动状态但其客观行为对集资行为人形成了帮助的人员。

如基于与集资行为人之间的合同或劳动关系及岗位职责,从事客户接待、行政及财务管理、网站维护等一般劳务性工作的人员等。此类人员的身份及岗位职责与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相关,并因受雇用的职务行为获取了佣金等报酬,但与集资行为人无共谋,未实施具体的犯罪行为或只是被动地奉命参与实施了犯罪流程中某些环节的行为,其岗位处于可替代甚至可取消的地位。因此,一般不宜认定为共犯。但如果其在对非法集资行为有了明确的认知后,仍积极协助集资行为人实施吸收、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隐匿、销毁账目等行为,或为集资行为人提供其他重要保障、支持时,应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第三类:兼具集资参与人及集资代理人身份的人员。

此类人员起初以集资参与人的身份加入,后受获利心态的驱使,不满足于投资回报,而转为协助吸收资金,并按集资行为人设定的条件收取代理费、提成等费用,其身份从积极的参与者转化为集资代理人。对此类人员,应结合其主观心理状态和客观行为情节,确定是否按照共犯定罪处罚。如果主观上只是希望通过介绍他人参与或简单地传递信息,而获得自身投资回报以外的更多获利,客观上没有实施具有操控特征的组织、协调行为,一般不必作为犯罪处理。如果主观上为非法获利而对投资群体规模的扩大具有强烈的追求愿望,客观上实施了公开宣传、揽客、上传下达、收取集资款、发放返利等组织、协调行为,在投资群体内形成了一定的领导、支配地位,对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蔓延起到了重要作用,应当按照共同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类:为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相关的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的广告经营者、发布者,以及明知从事非法集资犯罪活动而为之提供广告等宣传的人员。

对这两类人员,《解释》第八条已有明确规定,分别按照虚假广告罪和非法集资犯罪的共犯处理。这两类人员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明知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并仅通过商业广告进行虚假宣传,信息的虚假是认定其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而后者是明知他人实施非法集资犯罪活动而通过多种方式为之宣传,认定其犯罪不以信息虚假为前提条件。

(2)集资行为人单位犯罪情况下的认定和处理。

当集资行为人构成单位犯罪时,由于集资代理人包括单位内部人员和外部人员,且在相同情节下的法定刑责并不相同,因此,有必要予以区分。具体而言:

一是要准确认定单位内部人员及单位外部人员的身份并把握刑事归责依据。

单位内部人员包括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责任人员(参见2001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最为典型的是集资行为人设立的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及单位的业务员,应当按照单位犯罪的相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单位外部人员,虽然其一般是以单位名义实施且将所吸收的资金交由单位处置,但由于其实施的不是履行单位职务的行为,其行为具有相对独立性,应作为单位犯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实践中,有的单位为便于单位外部人员对外活动,常授予其单位工作人员的空头衔,甚至是分支机构负责人的头衔,但两者相互之间并无稳定的劳动合同关系和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仅仅基于委托与被委托和经济利益瓜分关系而进行协作,与单位和单位职工之间的雇佣关系不同,因此,此类人员亦不属于单位内部人员,也应作为单位犯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二是准确把握追诉标准。

当单位行为已达到单位犯罪立案追诉标准而集资代理人个人行为未达到个人犯罪立案追诉标准,或单位行为未达到单位犯罪立案追诉标准而集资代理人个人行为已达到个人犯罪立案追诉标准时,对身为集资代理人的单位内部人员和外部人员,如何把握立案追诉标准?对此,笔者认为:

当单位行为达到立案追诉标准时,应按照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责任人员”的身份追究单位内部人员的刑事责任,不必考虑其是否达到个人立案追诉标准。对单位外部人员,由于其实施的独立行为,在主客观上对集资行为人提供了支持,集资行为人造成的危害后果正是因多名此类人员的实行行为的集合而产生,因此,亦应追究其刑事责任,但考虑到案件涉及人员众多的实际情况,为控制打击面,对未达到个人犯罪立案追诉标准、情节轻微的单位外部人员,可免予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如果单位构成集资诈骗犯罪,而单位内部人员及外部人员不具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则应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刑事责任,且对单位外部人员,以达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个人犯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为宜。

如单位行为未达到立案追诉标准,则单位内部人员的行为无论是否达到个人犯罪的立案追诉标准,都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单位外部人员的行为已经达到了个人犯罪的立案追诉标准,则应独立构成犯罪。如此处理的原因在于:单位系共犯中的正犯,单位外部人员系共犯中的帮助犯,帮助犯的成立以正犯的存在及正犯行为的违法性为前提,但不以正犯行为的有责性为前提。具体而言,作为正犯的单位虽然因金额或人数等情节的原因未构成犯罪,但其所实施的行为已具有违法性。因此,单位外部人员作为帮助犯的前提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且因其在主观上具有与单位共同犯罪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对侵害结果的发生具有功能性的支配作用,当其行为达到立案追诉标准时,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但这一处理方式对广告的经营者、发布者存在例外。因为广告的经营者、发布者是协助实施广告宣传行为,在共同犯罪中发挥的功能有限,属于帮助犯并附着于集资行为人的行为之上,其实质是促使非法集资犯罪更容易实施,使侵害结果更容易发生,没有实施非法集资犯罪的独立性,所以,当集资行为人的行为未达到立案追诉标准时,不能对广告的经营者、发布者以非法集资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如经查明确实属于虚假宣传且有《解释》第八条规定的严重情节的,可以按照虚假广告罪追究刑事责任。

总体来看,在非法集资单位犯罪中,由于案件多具有跨区域特点,会出现异地集资代理人被立案追诉,但单位尚未被立案追诉的情况。笔者承认,这种处理方式会产生争议,但实践也表明,单位未被立案追诉往往是出于执法办案客观状况的原因,而不是由于单位行为本身不构成犯罪。所以,即使这种处理方式不被普遍认可,公安机关查处集资代理人一般也无不当,不能因顾虑单位犯罪问题,而不对集资代理人立案侦查。如为防止出现执法争议或障碍,公安机关可在对集资代理人立案侦查的同时,对单位行为是否达到立案追诉标准进行核查。

(3)对从宽情形的把握。

《意见》第四条的第二部分依据刑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七条,对共同犯罪人员设定了从宽处理的情形。即,能够及时退缴上述费用的人员,可区别不同情况,从轻、免除和不作为犯罪处理。设置这一规定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此类人员在共同犯罪中一般处于相对从属的地位,与集资行为人相比,其主、客观恶性程度较弱,在处罚上有法定的从轻、从宽情节。二是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追赃挽损,而大量集资款以违法所得形式沉淀在此类人员手中,为最大限度地予以追缴,在依法认定此类人员行为犯罪性质的同时,亦有必要给予一定的从宽条件,以最大限度地推动其配合查处及追赃,优化追赃效果和处置效能。

适用从宽处理的规定时,应注意:一是对“轻微”要准确查明及把握,防止出现处罚上的不平衡或以退赃代罚。二是该条之所以未做出“减轻处罚”的规定,是因为“减轻处罚”在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遇到的情形更为复杂和特殊,而“从轻”、“免除”、“不作为犯罪处理”遇到的情形更具有普遍性,所以,该条主要针对后者做出规定。三是实践中并不排斥“减轻处罚”的适用,对符合刑法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的,可在实践中把握处罚的尺度。

(4)对处理金融新业态行为的把握。

近年来,网络借贷快速发展、无序扩张,部分平台因涉嫌非法集资犯罪被查处,其行为主要包括“资金池”(以放贷为目的吸收公众存款)、自融(为自身使用资金为目的吸收公众存款)以及集资诈骗三类。此外,还有部分平台自称“中介”,根据借款方的需求,协助向公众募集资金,并从中收取服务费用。

对于网络借贷平台是否可以适用《意见》第四条的规定追究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尚存在争议。对此,笔者认为,网络借贷平台的前述三类行为和“中介”活动,与网下同类行为并无实质不同,有的符合《解释》关于非法集资犯罪的规定,有的符合《意见》第四条的规定,但目前应以慎重为原则,客观、公正、平等认定和处理。即对涉嫌犯罪,主观恶性及现实或预期危害较大的,应坚决查处,不能因其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在网上实施而不打击。否则,一方面将扰乱法治思维,即,以是否在网上实施作为划分罪与非罪的标准,是脱离犯罪的本质属性对加害行为做出的性质认定,是对依法打击犯罪原则的破坏,将导致公、检、法机关、相关部门及社会公众认识上的混乱;另一方面将放纵犯罪,即,可能导致大量非法集资犯罪借助网络借贷平台实施,借制度的漏洞规避打击,不仅会对群众权益和金融秩序产生更严重的侵害,更有损法律的威严和公正。而对虽涉嫌犯罪,但主观动机良好、资金主要用于生产经营、有较完善的风险防控措施、运行较为规范的,不宜教条式地予以打击,而以整顿、规范为宜,并推动相关部门明确政策、强化监管,令其回归正轨。

摘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常遇疑难和争议问题。为统一认识和准确适用法律,2014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4]16号,以下简称《意见》)。为便于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了解《意见》制定的背景、有关考虑,推动更好地理解和适用《意见》,本文结合《意见》起草的经过及笔者的工作实践,对《意见》的主要内容进行解析,就有关行为和人员的定性及处理进行探讨。

关键词：非法集资,司法文件,解析及探讨

参考文献

[1]陈兴良.刑法总论精释[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

[2]陈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释义与点评[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

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的构建 篇8

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制度与我国刑事法律相契合

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制度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得到被害人的谅解，被害人要求或者同意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而达成协议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其目的是修复因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而破坏的加害人和被害者原本具有的和睦关系，并使罪犯因此而改过自新，复归社会。审查起诉阶段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审查起诉部门可以依法对犯罪嫌疑人作出相对不起诉，或者起诉后建议人民法院从轻、减轻处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被不起诉人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我国《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除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我们知道犯罪嫌疑人的悔过、赔礼道歉等都是刑事和解中犯罪人承担责任的形式，也是刑事和解的重要内容。从刑事立法的目的来看，既有制裁、惩罚的一面，也有赔偿、恢复被害人权益损害的一面，这充分说明。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制度与我国刑事法律有比较好的契合点。

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具有公正价值和效率价值

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有利于对加害人合理利益的保护及再社会化，但更大体现了对被害人

利益的保护和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在宏观系统内促进被害人、加害人及公共利益保护的价值平衡，促进刑事司法的整体公正性。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使其不仅能参与而且能够对刑事冲突的解决产生影响。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过程不会出现对责任归属的争执。加害人主动道歉悔罪、积极履行保证了被害人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的及时恢复。它以当事人之间正常社会关系的平复为附属效果。从而降低了被害人再度被同一加害人侵犯的可能及对此的担心。

在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另一个重要的现实价值就是减少诉讼环节，提高诉讼效率。它与正式的刑事责任追诉程序的冗长和繁琐相比，有着所需时间较短、操作简单易行、兼顾受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社会三方利益等优点，具有降低诉讼参加人的诉累，节约诉讼成本。

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制度适用应遵循的原则

1双方自愿原则

自愿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和赔偿的基础。必须认识自己的犯罪，通过真诚表示歉意取得受害人的谅解；被害人也是出于真实意愿，不能是被害人受到威胁和强制，被害人决定自己是否进行调解应当完全出自于自愿，被害人具有完全的自主选择权。

2双方平等原则

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平等对话，都是自愿参加和解，必须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威胁、利诱来影响受害人，迫使其作出刑事和解协议，同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不能在威胁下达成协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如果基于强迫、威胁、引诱违心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利，那么刑事和解就成了一种交易，失去了刑事和解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以悔悟，受害人基以谅解，双方自愿的本质意义。

3实际履行原则

刑事和解包括物质和精神上的实现，不能以承诺代替刑事和解的实现，以免在承诺不能实现后造成受害人更大的物质和精神压力和痛苦。

四、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制度适用案件范围

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制度一般适用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刑事案件，受害人是自然人的轻微刑事案件，在这些犯罪中，具有犯罪人的主观犯意有偶然性，犯罪人主观恶性不大，客观行为和后果不严重，悔罪态度好的一般刑事犯罪特征，以及虽然是重案，但是事出有因，诸如大义灭亲、出自道德观念影响下伤害他人的重罪，其前提条件是主观恶性不深，通过刑事和解适用从轻处罚后，有利于确保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修复。笔者建议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适用案件范围：凡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犯罪后有自首或立功表现的犯罪；被告人偶犯或者初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刑事案件；过失犯有交通肇事罪、过失致人伤害罪。过失损坏财产等犯罪的；婚姻家庭关系中发生的刑事犯罪；未成年人犯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刑事犯罪等。审查起诉阶段经刑事和解后，被害人利益得到救济和补偿，被告人悔悟，受害人给予谅解的，可以相对不起诉。对刑事和解依法需要判处刑罚的，应当从轻、减轻处罚。但要根据被害人利益得到救济和补偿的程度，被告人真心悔罪情况，受害人谅解程度，社会关系的修复状态来决定从轻、减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