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现代社会治理体系（推荐8篇）

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篇1

创新社会治理

建设和谐宜居之都

本报记者

贺

勇

2015年09月02日04:16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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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正确方向深化改革，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治国理政理念落到实处

●坚持以需求为导向深化改革，在党的领导下，实现政府、社会、市场良性互动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深化改革，着力完善社会服务、治理“大城市病”，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近10年来，北京市坚持一手抓顶层设计，一手抓夯实基层基础，全市社会建设基本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首都特点的工作体系框架，开创了崭新局面。那么，下一步如何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要求，进一步深化首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呢？

不久前，北京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深化北京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改革的总体思路、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改革举措，提出了深化社会服务体制改革、深化社会组织体制改革、深化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加强和改进党对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领导六项任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北京正朝着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目标迈进。

坚持顶层基层“两手抓”

推进社会治理站在新起点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迅速崛起，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改善。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传统的单位体制发生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社会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流动人口迅速增加。随之而来的新的社会问题不断出现，社会矛盾不断增多，社会稳定面临巨大压力，社会领域的治理危机开始显现。而在北京，这一问题更加凸显，“大城市病”为社会治理带来新的严峻挑战。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北京市在顶层设计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初步形成了一系列体制机制、工作体系、政策体系、有效载体和运行模式。全市形成了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党委社会工委、政府社会办的工作体制，形成了纵向到社区、横向到“两新”组织的工作网络；形成了“1+4+X”的政策体系；在城市全面推进网格化，在农村加快推进村庄社区化；在社区治理中形成了社区党建、社区服务、社区自治“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在社会组织治理中，构建“1+2+3”治理体系（社会组织“枢纽型”工作体系，政府购买服务机制、依法监管制度，党建委员会、联合党组织及例会制度）；在非公经济组织治理中形成了商务楼宇“五站合一”治理体系等等。

通过这些举措，北京市初步把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自治落实到了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之中。“我们的工作网络可以覆盖北京市75%左右的组织人群，也就是说，把我们传统体制之外的75%左右的社会人、社会力量都纳入到党和政府的主渠道。”北京市委社会工委书记、市社会办主任宋贵伦介绍。

在夯实基础方面，北京市按照抓住“一个龙头”（社会领域党建）、夯实“两个基础”（社区、社会组织）、建设“两支队伍”（社工、志愿者）、依靠“两个骨干”（街道办事处、“枢纽型”社会组织）、善用“两个载体”（政府购买服务、城市服务管理网格化）、推动“三维互动”（政府、社会、市场）、实现“两个全覆盖”（社会领域党建、社会服务管理）的工作思路抓落实，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理顺“上下左右”关系

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

如果说前几年工作主要是以党和政府为主导打基础、抓覆盖、促发展的话，那么，今后北京市社会治理将进入广泛动员社会深化改革、攻坚克难、多元共治的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落实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北京市委成立了社会事业与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将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列为重要议题。在深入调研、反复论证、多轮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市委市政府正式出台了《关于深化北京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意见》等系列文件。

“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我认为，说到底就是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多元治理的社会治理体系。”宋贵伦表示。该《意见》明确指出，深化全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核心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落实到社会治理具体实践之中，关键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推动政府、社会、市场良性互动。

具体来讲，从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角度，未来北京市将着力处理好上下、左右关系，即上下处理好党组织、政府组织、基层组织、自治组织的纵向关系，努力在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实现政府工作重心下移、加强基层治理创新、动员社会参与四个方面下功夫求实效；左右处理好政府、社会、市场的横向关系，努力在政府转变职能、增强社会活力、引入市场机制三个方面下功夫求实效。

《意见》明确提出，进一步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供给的社会服务模式，完善社会公益服务体系。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尽可能采取购买社会力量服务方式，可由第三方提供的事务性管理服务交给市场或社会承办；提供非基本公共服务要更多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作用。

着力提高“四个能力”

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仅包括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还包括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才能孕育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社会治理体系的效能。创新社会治理，尤其要在治理“大城市病”、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中下功夫见成效。

从能力现代化角度，《意见》强调着力提高“四个能力”，即：在提高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能力上下功夫求实效：一是不断提高系统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加快推进社会服务和城市管理精细化；二是不断提高依法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全面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三是不断提高源头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四是不断提高综合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有效破解社会重点难点问题。

“四个能力”内容丰富，体现了一系列有机结合，在宗旨要求和目标指向上具有统一性。比如，针对“大城市病”，“依法治理”要求加快推进社会领域重点立法，加大社会领域执法力度，强化针对人口无序增长、违法出租房屋、地下空间非法使用、违法建设等问题的依法治理。“综合治理”不仅要求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社会治理，还要求通过多种手段、多种方式进行社会治理，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建设，更多运用市场化等手段控制人口总量，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完善以业调控措施，坚决淘汰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完善以房管理措施，进一步加大依法拆除违法建设力度，加强出租房屋规范化管理长效机制建设，集中整治群租房、地下空间非法使用等；完善以证规范措施，加快推行居住证制度，强化实有人口服务管理。这些在《意见》中都得到了完整的体现。

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篇2

关键词：国家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涵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命题和任务。显然, 与传统的国家治理有甚大的区别。传统的国家治理突出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强调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元化主导作用, 更加注重国家职能中的政治统治职能, 忽视了社会系统、经济系统以及其他系统的客观自主性。现在我们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有国家传统职能转变的色彩, 注重社会组织和经济系统的“自然发展”, 引入社会非官方组织在构建公民社会中的力量, 提倡主体多元化。

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命题从一方面说明了国家职能的转变———从传统的管制转为管理再进一步转变为治理。另外, 还要求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摒弃传统僵化的因素, 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把人民放在主体地位, 通过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完善现代文明的制度体系实现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的协同治理。“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 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1) “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管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 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 (2) 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前者的落脚点是国家实力, 后者的落脚点是上层建筑, 二者相辅相成。

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挑战

(一) 社会公共政治情绪的复杂化

“社会公共政治情绪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实践中对社会的政治关系及其表现出的政治价值取向在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政治态度。包括政治评价政治体验和政治感受”。 (3)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贫富差距形势严重的现状和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公共政治情绪复杂化的表现之一。群体性事件的频发说明了政府与民众未形成合理的对话机制, 民众了解政府政策的程序上缺乏有效性, 导致了民众与政府的沟通受阻, 不仅带来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还激发民众在找不到合理合法程序而采取极端行为。强拆、医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都说明了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性和所面临的挑战。

(二) 公民政治参与程度低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现阶段的国家治理我们理解为国家、社会、公民的协同治理。公共性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导向, 突出了公民在治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 公民社会虽未形成但有了质的突破, 公民作为权力主体, 权力意识不断加强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但受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仍较为低下, 表现为以下三方面:1、公民政治参与能力不高。我国大多数人对政治缺乏足够的政治素养, 不知道自身利益的表达方式, 大多是被动和盲目参与。2、参与不理性不合法。人们在利益表达受阻时容易出现过激行为, 重则做出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轻则扰乱公共秩序。3、组织化程度不高。公民的政治参与多为个人参与未加入相应的组织, 从而导致人微言轻, 很少使自己的观点或利益表达成功实现。公共性是国家治理的核心价值导向, 参与程度较低不仅无法满足公共性的价值导向, 还给国家治理带来了挑战和难题。

(三) 第三方社会组织发育不良

社会组织是联结政府与民众的纽带, 在政策实施和政府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不仅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共秩序的维定, 还可以促进公民参与政治的合法化和规范化, 是衡量社会发展是否成熟的标准。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 社会组织作为协同治理的主体之一是其应有之义。但我国的社会组织还处于先天发育不良, 后天发育“缺氧”的尴尬境地。先天发育不良是指在我国封建专制深厚的历史中缺乏社会组织存在与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后天发育缺氧是说社会组织由于缺乏角色作用未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不具备民众的利用价值。

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思考

(一) 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 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深化改革, 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现代文明制度体系, 用制度弥补人性的天然缺陷。第一, 完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进一步健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否取得长足的进展,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建设。因此, 要转变党的执政方式, 提高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的水平。第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升代表的专业性, 提高少数民族代表的比例, 规范选举程序, 严把候选人的选择标准和门槛;第三, 加快基层村民自治制度的改革。构建改革成果的共享机制, 使广大人民充分享有搞个成果, 确保人民的主体地位。

(二) 转变政府职能, 培育新型治理主体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任务, 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切实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实现政府、市场、社会的协调互动。首先, 政府应进行合理的角色定位, 秉持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理念, 进行“权力瘦身”向社会放权。积极促使政府由“运动员”向“裁判”的角色转变, 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治理模式, 实现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宏观系统性和全局性, 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 群策群力, 吸纳社会力量和社会智慧。因此, 还应有意识地培育其他新兴治理主体, 整合社会资源, 广纳言谏, 各尽其力, 把社会各方力量转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效能。

(三) 保障公民权利, 提高政治参与水平

改革, 必然会造成社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重组。这一阶段应更加注重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首先, 致力于宪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的构建, 为公民行使权力提供完备的法律保障。其次, 拓宽公民政治参与渠道, 制定一系列相应的参与配套制度如听证、信访制度等, 为公民广泛参与政治提供制度依托。党和政府要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和引导, 公民自身也要提高主体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最后,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国公民素质普遍较低,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难以发挥公民治理主体的价值效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塑造现代公民培养公民理性, 更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郑言, 李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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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人民出版社, 2013.

[5]燕继荣.变化中的中国政府治理[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1 (6) :135.

[6]陈士玉, 刘彤.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2010 (5) .

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篇3

一、推进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已势在必行

第一，推进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是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中央将治理现代化作为深化改革总目标，反映了新形势下我们党对治国理政理念和方式规律性认识的深化。过去我们强调管理，现在则提倡治理。强调管理，主要体现自上而下来用力，提要求；提倡治理，主要期冀调动方方面面积极性，重协商。当前，中央要求改作风、转职能，实质上都是在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国家全面深化改革为教育改革开启了新的窗口期，基础教育系统一定要深刻领会中央精神、自觉遵循中央要求，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推动转变，加快实现各项管理从等级制向网络化的转变；从把人当作资源和工具，向把人作为参与者的转变；从命令式的信号发布到协商合作的转变。

第二，推进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更适应教育形势变化的战略抉择。当前，教育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举办着世界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各级各类学校组织的复杂化、结构的多样化、水平的差异化以及人民群众教育诉求的个性化都在不断增强。教育规模扩大后，各方面更加关注教育质量和水平；教育经费投入增多，各方面更加关注教育公平和效益；接受高等教育人数不断增长，各方面更加重视教育结构和布局。城镇化加速推进，教育人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迁移流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加强对外交流合作日益紧迫；信息化的飞速发展，对基础教育理念和方式带来多方位的冲击。基础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迫切需要加快实现由办教育向管教育转变。教育行政部门要由微观管理走向宏观管理，由直接管理走向间接管理，由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

第三，推进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实现国家现代化，教育要率先现代化；实现教育现代化，就必须包含基础教育现代化。十八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教育现代化基本实现。让世界最大教育体系整体进入现代化，任务十分艰巨。在致力于教育现代化过程中，不能只重硬件建设，还要重内涵提升，更应重治理体系塑造。如果不能尽快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就不可能如期实现。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以更加清醒的认识、更加主动的姿态、更加执着的努力，完成好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面对、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第四，推进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是破解热点难点问题的现实举措。当前，基础教育工作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存在不少问题。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还不足，办学活力还不够，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还不紧，国际竞争能力还不强等。这些问题，原因有很多，究其根本，不在学生、不在教师、也主要不在书记校长，而在教育管理部门。在于我们管理理念落后、管理体制落后，以及由此带来的管理方式落后、管理能力落后，导致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政府缺位、越位、错位的现象时有发生，制约了学校办学的积极性、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教育权责交叉，上级部门管得过多过细过于简单，制约了基层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管理方式单一，习惯于用分数管学生、用升学率管教师，制约了学生的创造性、教师的创造性，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有针对性破解，教育管理体制机制不能实现很好转变，我们的工作就难免事倍功半，甚至可能事与愿违。

二、推进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应突出重点

1.把好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做好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工作，始终是教育第一位的要求。当前的关键，是要把党的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细化、实化、具体化，进而转化在学生的系统培养之中，从根本上唤起人们的生命存在意识、精神追求取向。

一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今年六一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参加主题队会活动时，寄希望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把24个字落实到校，落实到班，落实到每位学生心坎上，转化成自觉行动；寄希望广大中小学生，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讲话精神，就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推进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方向，全面落实《教育部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改进课程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管理育人，全方位提升育人水平。

二要修订好落实好《中小学生守则》。守则是中小学生最重要的行为指南，伴随学习生活全过程，影响个人成长一生。面对新时代新形势要求，立足治理模式和内容变革，我们正加快修订《中小学生守则》。为修订出各方普遍认可的守则，将广为征求社会意见，把修订和贯彻守则作为吸收全社会参与学生德育建设的范例，使其成为改革治理模式的有益探索。

三要学习贯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民族元素永远是深化治理改革的不竭源泉。要全面贯彻《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分段有序推进，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创新教学方法，提升相关师资水平，增强多元支持，提供条件保障，打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文化根基。

四要突出实践环节促进全面发展。要坚持知行统一原则，完善“青少年志愿服务制度”，将学生在学期间参加志愿服务逐步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要加强和改进体育美育工作。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教会学生掌握一两项终身受益的运动技能，养成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因地因校制宜，教会学生使用一两种乐器、培养一两项艺术爱好，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

2.促进公平，推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在教育公平上多想办法、多做实事，用教育公平重新审视体制机制，重新评估政策措施，通过规则调整和制度创新，不断提高教育公平水平。对于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要兜底线，确保每一个孩子上好学。保基本，促进每一所学校具备基本的办学条件。上水平，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集团化办学是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以治理模式变革快速促进教育公平的有效途径。继续发挥优质学校的辐射带动作用，鼓励建立学校联盟，探索集团化办学，提倡对口帮扶，实施学区化管理，整体提升学校办学水平。推动办学水平较高学校和优秀教师通过共同研讨备课、研修培训、学术交流、开设公共课等方式，共同实现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学质量提升。

3.优化结构，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

不断调整优化教育结构，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也是政府教育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对于基础教育，结构创新意义重大。要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基础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把普通高中教育的改革创新谋划好推动好，还要着力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要在支持公办教育的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全面清理各类歧视性政策，创造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要注重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衔接，贯彻落实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系统培养要求，促进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北京市丰台区的教育集群的治理模式突破了传统的教育集团化办学，不仅限于义务教育学校之间强带弱的互相帮助形式，还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共同体，值得继续深入观察、跟踪。袁贵仁部长指出，教育部和全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要职能就是发现典型、甄别典型、培育典型、推广典型。推进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要充分贯彻这一思想，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

4.锐意改革，创新基础教育治理方式

一要深化免试就近入学。2014年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取得突破性成效。今后要进一步巩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治理成效，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合理划定招生范围，有序确定入学对象，规范办理入学手续，全面实行阳光招生，逐步减少特长招生，在加快均衡发展的同时，健全科学、明晰、便利的免试就近入学制度，不断提高治理水平，促进教育公平。特别要抓主要矛盾，重点推动做好起示范作用的19个重点大城市（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的相关工作。

二要推进电子学籍应用。目前，电子学籍系统建设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基本实现了“一人一号、全国统一、籍随人走”，成为基础教育治理模式改革的有效载体和抓手。极大地方便了家长，转学时，家长只需向转入学校提出申请，不再需要各地间往返奔波。从转入学校发起申请到完成全部转学审核，4个环节均在网上进行。同时，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广东省增城市中新镇福和中学的一名学生转往河南省安阳市第三十二中学，仅12小时便全部完成。2014年上半年，学籍管理系统共为180万名学生办理省内转学，完成跨省转学20万例。在事业统计、经费管理、学生资助等方面也逐步显现出综合效益。教育部已与公安部进行学生身份基本信息核对，还将进一步完善系统功能，并支持各省以学籍系统为基础开发学分管理、综合素质评价、招生管理等特色功能。

三要推进法治建设。“政贵有恒”。法治是现代教育治理的基本特征，对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具有稳定持久的保障作用。推动教育法、教师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一揽子修订工作，不断健全教育法律制度体系。要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健全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教育部将出台《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试行）》，让学校管理更有遵循。

四要强化教育督导。逐步实现管、办、评相对分离，进一步发挥教育督导的作用。按照教育部和各省（区、市）签署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和《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暂行办法》，全面开展对县级人民政府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的评估验收。各地要抓好《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的贯彻落实，对中小学教育质量进行“绿色评价”，从德、智、体、美等方面评价学校和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5.体现自主，加快建设现代学校制度

一是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教育有没有活力，关键要看学校有没有活力。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把学校作为基本立足点，建立以学校持续健康发展为导向的工作机制，最大程度激发学校作为教育“细胞”的活力。要依法制定学校章程，规范学校治理行为，提升学校治理水平。制定学校发展规划，明确学校中长期发展目标，确定年度实施方案，科学评估学校发展进程。制定并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建立便捷有序的办事程序，完善内部机构组织规则、议事规则等。采取多种方式学习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提升校长和管理团队的领导力。指定专人负责学校法制事务或聘请专业机构、人员作为法律顾问，协助学校处理法制事务。

二是坚持校长负责制。要准确领会中小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的内涵，克服片面认识。明确校长是学校的法人代表，支持其创造性地办好学校。在上级党组织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下，校长对学校的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全面负责，学校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教代会参与学校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建立校务会议制度，民主决策学校重大事项。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涉及教职工切身利益及学校发展的重要事项，提交教代会讨论通过。建立信息公告栏，公开校务信息，保证教职工、学生、相关社会公众对学校重大事项、重要制度的知情权。建立学校领导接待日制度，设立校长信箱，收集学生、教职工和家长的意见和建议。

三是发挥学生自主作用。探索学生代表参与学校治理或决策的机制，建立学生自主管理的相关制度，发挥少先队、共青团、学生会、学生社团的作用，引导学生自我管理和参与学校治理。搭建信息沟通平台，使学生的意见和建议能及时上传。学校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听取学生意见的会议。制订涉及学生利益的管理规定时，充分征求学生及其家长意见。

四是做好校内校外衔接。贯彻《教育部发布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指导意见》，中小学要普遍建立家长委员会，并让其运转起来，参与学校管理工作，发挥智囊团和“保护膜”作用。学校的决策，要充分参考家长意见，调动家长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根据学校发展状况和家长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组织方式，确保家长委员会工作取得实效。引入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监督，密切学校与社区联系，促进社区代表参与学校治理。积极主动争取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对学校教育的支持。有序开放学校体育文化设施，服务社区居民。通过共同努力，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的育人体系。

三、推进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要科学用权

1.慎权

本届政府把转变职能作为开门第一件大事，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着眼点就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着力解决教育管理中权力运用不当的问题：第一是越权问题，就是超越所赋予的行政职责；第二是扩权问题，就是把自己的权力扩得很大，什么都想管、都要管；第三是交叉问题，就是各部门齐抓共管，出现“九龙治水”局面；第四是集权问题，就是过于集中，造成办事效率低，不利于科学决策和调动各方积极性；第五是替权问题，就是上级代替下级和学校管理教育工作。事实上，有权要担责，必须慎用权力、善待权力，把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

2.确权

明确各级教育部门、相关部门的权限范围。根据国务院的要求，教育部已经大幅度下放了审批权。在基础教育方面，除了国家课程教科书的审定，教育部已无其他行政审批项目了。今后仍要严格确权，不搞越俎代庖。确权依据什么？一要依据法律。对于政府机构来讲，只有法律赋予的权力才能行使；而对于公民个人来讲，法律不禁止的事情一般都可以做。二要依据政策。根据政策规定和政策实施需要，教育部抓宏观，省级教育部门抓中观，基层教育部门抓具体，学校抓执行。三要依据职能。每个部门都有职能界限，每个工作人员都有岗位职责，应各就其位、各做其事，既不能“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也不能“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

3.放权

“善政必简。”只有该简的简、该放的放，才能激发学校和社会活力、需求潜力和发展动力，才能从名目繁多、繁琐细碎的评估、评审、评比中解脱出来，有足够的时间精力抓大事、议长远、谋全局，做好该做的事、能做的事。所以，要给基层放权，给学校放权。各地都要加大行政审批改革力度，对已经明令取消的，要不折不扣地放给学校、放给社会，不能变相保留。对保留的项目，要抓紧清理审批流程，公开审批的标准、程序和结果。要整合专项资金，根据财税体制改革要求，整合农村义务教育改善办学条件专项资金，扩大基层和学校资金统筹使用权，提高资金使用的针对性和整体效益。要减少各种检查活动，实行检查工作归口管理，整合各种常规性和临时性检查，给基层和学校创造一个安心静心办学的环境。

4.分权

下放可管可不管的事情。交给适合的主体去管，既包括中介组织、理事会，还包括专家学者。比如学校质量评价，可以交给专业组织和人员去实施。分权，包括让权，即把权力委托出去，委托给社会中介组织，比如把国家级基础教育成果奖的评选和创新能力大赛交给中国教育学会去组织实施。总之，要多措并举，综合施策，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加快激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生机活力。

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是我们面临的时代命题，是必须完成的崭新课题，也是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完成好这一任务，无论思想观念、精神状态，还是知识储备、工作方法，我们都还有许多不适应之处。能力不足、本领恐慌的问题现实地摆在每一个教育管理者的面前。我们要以强烈的使命意识、责任意识、危机意识，切实提高认识、增强本领，打好深化基础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这场攻坚战，实现基础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

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篇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这个总目标，对全面深化改革有重大指导作用，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就如何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作如下解读。

一、何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一）了解治理

“治理”是上个世纪末兴起的新政治概念，它不同于“统治”的概念；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治理体制和治理行为主要体现国家的工具理性，无论在哪一种社会政治体制下，无论谁上台执政，都希望自己治下的国家有良好的治理。“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是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特征。从政治学理论看，统治与治理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区别。其一，权威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其二，权威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其三，权威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其四，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不同。统治所及的范围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围则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要宽广得多。

（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体系=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经济制度+其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

国家治理能力=制度执行力=改革发展稳定能力+内政外交国防能力+治党治国治军能力等

·找到关键：治理能力的关键是人的素质，特别是干部素质。

·把握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

·坚守原则：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国家治理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

·打好基础：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层面。

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就是党领导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就是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它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这些构成了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依托。

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它包括规范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更进一步说，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体系，分别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有效的国家治理涉及到三个基本问题：谁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样。这三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协调的、动态的和整体的 制度运行系统。

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能力，就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能力，也就是制度执行力。这种能力体现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治理能力的关键是人的素质，特别是干部素质。提高治理能力关键是全面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特别是建设适应现代化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国家治理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依照我国宪法，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担负着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使命，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必须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国家治理涵盖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党的建设，而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层面。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 3 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一是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二是依法治理，加强法制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三是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四是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全新的政治理念。它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从实践上说，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相应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势必要求在国家的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重要领域进行突破性的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什么?

三大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更好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

·我国将进一步摆脱传统人治社会的影响，大踏步走向现代法治社会。

·我们将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人类社会制度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一个目的

·总起来说，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能否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是人民衡量制度好坏、政权优劣的最重要标准。实现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制度执行力，靠国家治理现代化。

（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社会政治经济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它本身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至少有五个标准。首先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其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其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其四是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其五是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其中，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所在。5 所以，政治学家也将现代国家治理称为民主治理。

二、为什么要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们党提出的全新理念，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境界。

为什么要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新境界：我国的改革，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二是对现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改进：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存在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与制度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制度和法律执行不力密切相关。

三是对我国社会转型这一时代要求的回应：我国正在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农村社会向工业、城市社会，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也就是从“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

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还处在实践和发展的初期。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没有成功的经验，只能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有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同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不断出现**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这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

同时也要看到，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主要是国家制度体系还不完善，法制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还比较突出，各级干部的能力素质还不适应形势任务需要，社会参与、群众自治程度还不高，国家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有待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存在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与制度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制度和法律执行不力密切相关。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正在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农村社会向工业、城市社会，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这种转型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趋势。长期农业、农村社会形成了深厚的“人治”传统，而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则以“法治”为主要特征;如果说“熟人社会”难免是“人情社会”的话，那么“陌生人社会”则必然是法治社会。就是说，我国社会转型已经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要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对时代要求的回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任务，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 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国的改革，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领域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明显增强，要求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更加注重从制度上解决问题。邓小平同志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还不完善，但是无论如何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他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又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对邓小平同志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着眼点和着力点都是要改革和完善国家各方面制度。读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涉及“制度”的内容何其多，可以说通篇都在讲制度、讲体制机制。也就是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标志着我国改革进入整体推进制度创新、制度建设的新阶段。

三、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高国家治理的能力？三中全会的决定已经提出了总的指导思想、全面改革的路线图和重大的战略部署。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 8 革专题研讨班17日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 9 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习近平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我在这里特别想强调以下六点。

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冲破不合时宜的旧观念的束缚。治理体制的改革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比起其他改革更具有政治敏感性，更容易使人们畏首畏尾，解放思想尤其重要。《决定》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这里所说的“永无止境”不仅指时间的维度，也包括空间的维度。从时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从空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涉及到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特别是治理领域。判断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制度和政策，应当看它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民主，10 人民的自由幸福，社会的公平正义，看它是否有利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只要是有利于“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新观念和新实践，都值得重视和探索。反之，凡是束缚社会政治进步的体制机制都应当破除。

第二，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国家的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系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必须从总体上考虑和规划各个领域的改革方案，从中央宏观层面加强对治理体制改革的领导和指导。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我国现行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它们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应当加强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研究，分阶段制定国家治理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任务表。一方面，要站在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门和地区利益，进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挣脱既得利益的束缚。另一方面，既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能草率从事，应当广泛讨论，从长计议，避免短期行为。

第三，总结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地方治理创新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贵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有许多好的治理改革因为没有上升为国家制度而被中止，或者仅在小范围内实施。应当系统地总结各级政府的治理改革经验，及时将成熟的改革创新政策上升为法规制度，从制度上解决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动 11 力问题。

第四，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学习借鉴国外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先进经验。我们从来主张要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当然包括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的许多进步和成就，其实也得益于向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例如，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听证制度”、公共服务中的“一站式服务”、责任政府建设的“政府问责”制度等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我们应当具有当年邓小平同志引入市场经济那样的胸怀和胆识，站在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高度，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活力为目标，认清世界发展潮流，立足中国国情，大胆借用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第五，坚决破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最重要的还是体制机制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有两个基本因素影响着国家治理水平和效益，即治理者的素质和治理的制度，这两者都不可或缺。但比较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因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质，可以制约治理者的滥权和失职。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既有“破”又有“立”。一方面，要像全会《决定》所说的那样，“以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另一方面，要根据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制 12 度。

第六，破除官本位观念，消除官本主义流毒。良好的国家治理，制度是决定性的，但治理者的素质也至关重要。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官本位观念和官本位现象是影响治理者素质的重要因素。官本主义是长期支配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其实质是官员的权力本位，它与建立在公民权利本位之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现代国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改革开放35年后，我国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进步，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现代核心政治价值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认，“有权就有一切”的官本主义流毒在现实中还大量存在，在一些领域和地方官本位现象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三中全会《决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观念”列为改革的重要任务，可谓切中要害。一方面，我们要对广大公民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进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政治价值观的教育，培育公民意识，破除权力崇拜，牢固树立公民权利至上的观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来遏制官本位现象和维护公民权利，在将官员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同时，用制度来构筑保障公民权利的长城。

《决定》指出，“到二O二O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换言之，在7年内要初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其艰巨性可想而知。实现这项艰巨的战略任务，不仅需要坚定的决心、坚强的领导和果断的措施，同样也需要宽广的胸怀、高度的智慧和正确的道路。13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超越任何组织和群体的局部利益，而以中华民族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着眼点；不仅要集中全党的智慧，还要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不仅要有政治精英的参与，也要有普通民众的参与；不仅要依靠党组织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更要严格遵循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的基本方略。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家制度，也没有一成不变、可以终结历史的制度模式。任何制度都需要改革创新，僵化和停滞只会窒息制度的生机。现代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是经过几百年发展才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但已经是弊端丛生，这些弊端近些年正集中地暴露出来，使之面临严峻的变革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在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既是我国发展进步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一个根本成就。伴随着中国的成功，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也日益扩大，西方一些人虽然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经济成就，却不愿意认可中国的制度，他们把中国制度的影响力视为最大威胁。

制度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一样，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形态之一。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要创造和建设更先进、更优越的社会制度，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推进 14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发展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既积极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又决不照搬别国制度模式，努力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着伟大的创造力，我们一定能够探索建立起适合自己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制度体系，同时为人类制度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自信!

基层治理体系和现代化建设报告 篇5

根据XX组办【20XX】5号文件精神及我市依法治市办相关要求和部门工作实际。现就基层法治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初探报告如下：

一、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存在的问题，根本原因、解决办法

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准确把握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方向，以增强基层干部的宗旨意识为关键，以强化乡镇政府服务功能为重点，以优化服务资源配置为手段，以创新服务供给方式为途径，有效提升政府的服务水平；要坚持党的领导、保证正确方向，坚持改革创新、严格依法行政，坚持以人为本、回应民生诉求，坚持统筹兼顾、实施分类指导；到2020年，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全面提升，服务内容更加丰富，服务方式更加便捷，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基本形成职能科学、运转有序、保障有力、服务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管理体制机制。

二、基层治理资源如何整合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治理和服务体制。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治理和服务,建立立覆盖全国人口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建立健全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机制,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政策。

突出抓好群众普遍关注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保、医疗、住房等问题,把改革发展成果更多地运用到保障和改善民生上。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切实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为全体社会成员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更多的发展机会。

三、社区、村委会有哪些权利、责任和义务

一是保障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群众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促进农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二是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三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四是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五是村民委员会应当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村民委员会应当尊重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的权利和利益。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教育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六是村民委员会应当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维护村民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促进村和村之间的团结、互助，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七是多民族村民居住的村，村民委员会应当教育和引导村民加强民族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帮助。

四、参与社区治理，需要哪些社区组织、经济组织、行业组织进行共治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实现需要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力量多方协同、广泛参与，建立完善的组织框架，理顺关系、优化流程，以实现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各地建立起统一的社会矛盾调处中心作为社会矛盾解决平台。针对社会矛盾多元化协同化解机制的改革，他认为，应在战略上树立以防为主的矛盾化解思路，在队伍建设上要专业人才与经费保障并举，在制度上要改革矛盾化解的瓶颈，在预防上要完善风险评估机制，在治理力量上要建构社会组织的协同机制，在化解路径上要建立社区微观治理机制，在矛盾难点上要攻克疑难矛盾的化解。

五、如何组织、调动村(社区)各类组织和群众参与村(社区)治理

定期召开由村社区党支部书记主持的社区共驻共建联席会议，广泛吸收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代表、社区知名人士、驻区单位代表、物业站负责人、派出所片警、宗教人士等参加联席会议，形成社会协同和共治机制，确保社区党组织成为集中民意民智、凝聚民心民力的领导核心

六、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急需解决的最基础、紧迫而突出的问题分别是什么

从眼前的具体事情抓起，从最突出的、最紧迫的问题抓起，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地去解决。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以客观公正、合理合法的处置方式和处理结果赢得群众的信任、防止矛盾升级、激化、转化。引导群众合理合法表达诉求，对群众反映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能解决的要抓紧解决、立即办理，一时解决不了的也要做出安排，让群众理解，对于群众不合理的诉求要耐心地做好解释、疏导和思想教育工作。大力推行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依法清权确权，实行阳光作业，公开办事项目、办事制度、办事程序、办事结果，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七、如何将“三治三共”融为一体，建立简约高效的基层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要立足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尽可能把资源、管理、服务放到基层，保证基层事情基层办、基层权力给基层、基层事情有人办。要落实好明确向街乡赋权的事项，建立权责清单，加强统筹。要通过“街乡吹哨、部门报到”，进一步转变机关和干部作风，到基层-一线去，破解难题推动工作。要明确“吹哨”范围，规范“报到”行为，把工作抓实，务求解决问题，取得实效。

八、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建议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新探索 篇6

篇一：

一、树立科学理念，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引领力 二、聚力“ “ 五治” ” 融合，推动市域社会治理上新台阶 三、致力一体化平台，实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高效运作 四、全力组织保障，确保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首创必成篇二：

一、

起点领先，破解数据汇聚共享“ “ 堵点” ”

二、

高效推进，破解公共安全管理“ “ 盲点

三、

源头预防，破解矛盾纠纷化解“ “ 痛点” ”

四、

集成网格，破解基层社会治理“ “ 难点” ”

2020 年 x 月 xx 日，中央政法委下发《关于 xx 省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地区名单的通报》，xx 市获批第一批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作为新时代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探索既是防范化解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重大风险应对的准备，也是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的重大决策行动，事关人民安居乐业、事关社会安定有序、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围绕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xx 按照中央、省委精神要求与工作部署，凝心聚力，勇于作为，走出一条探索新路。

一、树立科学理念，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引领力

树立科学理念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与方向的体现，没有科学理念，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就没有科学的步骤与方向，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就没有保障。xx 深刻把握市域社会治理特点规律，树立科学的治理理念，着力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引领力。坚持党委的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市域社会治理领域中绝不能虚化、弱化党的领导。xx 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委的核心地位，并发挥好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有效整合各种力量和资源，搭建多方参与的平台，妥善处理各种关系，使市域社会治理规范有序进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做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力，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做到为了群众、相信群众、引导群众。xx 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通过细化和完善各项与人民群众紧密相关的社会治安、矛盾纠纷、公共安全、社区服务、社会风险等举措，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增强城乡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坚持体制机制创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发挥其自身独特的治理基础和资源优势，有效破除现有体制机制下的制度壁垒、机制障碍等难题。xx 统筹城乡社会治理各项任务，优化整合市域层面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市场资源等资源配置，增强社会

治理的整体性和协同性，实现治理

要素的深度融合，形成“民呼我应”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共同体，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二、聚力“ “ 五治” ” 融合，推动市域社会治理上新台阶

“五治”融合是市域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确保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取得实效并长期坚持的关键和保障。在推进试点工作中，xx 紧紧围绕共建共治共享方向，聚力做好“五治”融合文章，推动市域社会治理向精准、精细、精致方向不断迈进。

强化政治引领。把政治引领贯穿于市域社会治理全过程，并不断将其转化为制度优势。以深化“放管服”改革和党政机构改革为契机，建立社会治理领域大部门、大网格、大平台、大执法组织基础，完善党建引领机制、加强政治教育覆盖、夯实基层组织基础，保持社会治理正确方向，推动治理的协同联动。

强化法治保障。围绕市域社会治理急需、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需求，结合实际制定务实管用、便于操作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努力建设高水平平安 xx、高品质法治 xx。加强科学立法、狠抓依法行政、坚持公正司法、深化全民普法，促进社会治理规范有序。

强化德治教化。充分挖掘市域内的优秀传统文化、优良革命传统，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陶冶道德情操，狠抓德治教育、健全德治体系、加强德治约束、激发德治能量，提升社会治理文明指数。

强化自治基础。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明确

基层自治边界，依法确定村（社区）工作事项，丰富自治形式、建强自治组织、提升村级自治，凝聚社会治理群众智慧。着力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打造“有事好商量”品牌，开展群众说事、民情恳谈、百姓议事等协商活动，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做到治理过程让群众参与、治理成效让群众评判、治理成果让群众共享。

强化智治支撑。采用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技术，综合运用大数据、5G、人工智能、融合通信等技术，打通了全市的治理单位，汇集了全市市域治理资源，形成市域治理现代化的全覆盖体系，打造“一体化”智慧指挥体系、“一站式”智慧服务体系、“一张网”智慧管理体系，推动社会治理智能升级。

三、致力一体化平台，实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高效运作

xx 市委市政府深刻把握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特殊战略定位，致力打造集成研判信息、整合资源、创新方式的一体化平台——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实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高效运作。

融合七大功能，主打智慧治理。汇聚共享功能，通过归集全市域数据打造市域治理 1 张总图和党建、社会治理、文明城市、高质量发展、政务服务等 16 张专题图，动态展现市域治理工作全貌；智能搜索功能，聚合业务专题关键信息，形成智能搜索引擎，以鲜活的数据、图文并茂的方式提供辅助技术支撑；集约服务功能，借助 xxxx 和xx 百通 APP 的集成服务优势，构筑群众与政府快速对接通道，打造“群众吹哨、部门报到”治理新格局；分析研判功能，运用大数据技术

构建经济社会全覆盖分析研判体系，辅助领导科学决策；监测预警功能，搭建人工智能预警分析模型，实现常态监测预警和突发风险防控，推动市域治理从被动“堵风险”向主动“查漏洞”转变；联动指挥功能，建立集平时协调联动、战时应急指挥于一体的市县乡三级联动指挥体系，实现高效联动、平战结合；行政问效功能，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考核，形成覆盖市县乡三级行政执法和公众服务全流程监督评价体系，有力提升行政效能。

健全三级体系，推进常态治理。xx 个县（市）区、xx 个乡镇（街道）均建立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平台，形成“x+xx+xx”的立体化指挥体系；整合优化部

门职能，市、县两级整合优化“xxxxx”、网格化以及数字城管等相关部门单位的职能和机构，设立县、乡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建立指挥中心运行机制，建立部门进驻、指挥长负责、人员管理、考核问效等系列运行制度，实现指挥中心制度化管理。

严格规范运行，完善制度治理。建设“部门进驻、联席会议、分级指挥、应急响应、跟踪问效”等闭环工作流程，落实指挥长负责、考核问效等制度； 采用覆盖全市范围的“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模式，优化整合基层行政审批、执法管理、公共服务、市域治理等力量，为全市市域治理现代化奠定体系基础。

四、全力组织保障，确保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首创必成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将会带来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变化，需要各地各部门合力去推进。为此 xx 市委市政府要求各地各部门必须强势推进、奋勇争先，全力确保试点首创必成。

高层次强化组织推动。市县镇三级成立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双组长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领导小组和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压实推进责任，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与贯彻落实国家安全、平安、法治、信访等责任制紧密结合，科学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工作体系，加大人财物保障力度，组织各方面力量扎实推进，实施“责任五进”工程。

高水平健全考评机制。坚持以考促建，把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建设情况纳入全市考核体系，对各类责任主体完成社会治理目标任务的进度、质量、效果进行考察评估，明确结果性指标，考核结果与年终奖励、评先评优挂钩，以严格考核倒逼工作落实。

高定位推进争先创优。激发“敢争第一、勇创唯一”的壮志，勇闯“无人区”、推动“新突破”，推动 xx 社会治理成为群众信得过，充分体现科学性、规律性的过硬品牌。

篇二：

一、起点领先，破解数据汇聚共享“ “ 堵点” ”

二、

高效推进，破解公共安全管理“ “ 盲点

三、

源头预防，破解矛盾纠纷化解“ “ 痛点” ”

四、

集成网格，破解基层社会治理“ “ 难点” ”

近年来，xx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立足市情实际，紧抓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变革契机，牢固树立“以智力补人力、向科技要战力” 的创新理念，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迈开新步。

一、

起点领先，破解数据汇聚共享“ “ 堵点” ”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xx 利用“四频一网” 视频会议系统部署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县、乡 镇、村以视频会议形式收听收看，将全市疫情防控社区防控相关精神及工作要求及时传达到乡 镇、村基层一线，有效助力全市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近年来，xx 在全省率先建成的纵贯市县镇村四级的“四频一网” 视联平台，全部接入三级网格中心。

平台拥有视频会议、视频监控、视频调解、视频接访、社情民意等 xx 个功能模块，不仅实现了 指挥调度、视频巡查、服务管理等业务应用扁平化、可视化，还为广大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载体。“全省领先、全国一流”。

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征程中，xx 瞄准这一标准定位，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以智能化建设的新成果全力破解制约社会治理的关键障碍。建成社会治理大数据平台城市“大脑”。

xx 启动市级社会治理大数据平台建设，依托公安云平台和“智慧 xx” 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全面开展数据整合，为市域社会治理提供基础支撑。现已成功接入 xx 个政府部门和民生企业 xx 类数据，数据总量约 xx 亿条，成功开发维稳预警预测系统等 xx 余个应用场景。全面升级技防监控城市“天眼”。

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面视频监控资源，加快现有监控设备的智能化改造，全面加强公共安全视频资源联网平台建设，积极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进视频监控资源与数据挖

掘、人脸识别、人像追踪、车牌比对、智能预警、行为判断、地理信息等融合对接。

居民小区视频监控联网建设经验被原中央综治办全国推广。创新搭建“四频一网” 治理“手臂”。“四频一网”平台拥有视频会议等 xx 个功能模块，为广大群众享有公平正义的公共法律服务和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 有效的平台载体。

目前，市县镇村四级 xx 个点位已全面贯通，建成由 xx 人组成的网上调解专家库，对接公共安全视频图像 xx 路，让城乡居民都能通过电视、手机成为平安建设的“雪亮眼睛”。

二、

高效推进，破解公共安全管理“ “ 盲点

日前，记者来到全市“雪亮工程” 居民小区视频监控综合应用工程控制中心看到，一块显示大屏由多个小屏拼接而成，每块小屏上都实时播放着监控的社区画面，画面一角写着实时监控地点。今年初，一名可疑人员在某小区停车场布设的防区内多次徘徊，触发报警，值守人员立即查看，发现该人正在撬盗汽车后备箱，迅速通知保安在小区出口 拦截检查，有效发挥了 “雪亮工程” 车辆布控的功能。“小投入” 撬动“大产出”，“小平安” 积累“大平安”。在雪亮工程建设中，xx 市运用市场手段，实行服务外包，吸引社会资本建设。

公开确定招标主体，将后期联网、运维等服务事项整体打包，公开招标，市保安总公司凭借自身实力一举中标，全面开展联网建设。面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繁重任务，xx 着力加强体制、机制和方法创新，为智慧政法各项重点项目 建设提供坚实保障。项目 化实施。

以项目 化手段聚焦重点、攻克难点、打造亮点，连续三年

将智慧政法“一核四基” 建设任务作为政法重点项目 强力推进，将项目 建设纳入对各县区和市直部门的政法综治与平安建设考核范畴，确保建设任务落地落实。市场化运作。

为突破资金制约瓶颈，顺利推进智慧政法建设任务，推进投入机制与融资模式创新，构建起多元化、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如在社会治理大数据平台建设方面，全市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在“雪亮工程” 建设方面，各县区普遍采用 BOT 建设模式，在“四频一网” 项目 建设上，则采用企业投资建设、政府购买服务的公私合作投资模式，鼓励、支持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项目 投资与运营，努力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社会化、运营机制市场化、管理方式科学化。

三、

源头预防，破解矛盾纠纷化解“ “ 痛点” ”

xx 在全省率先出台矛盾纠纷多元化解“1+3” 文件，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各种矛盾纠纷解决方式充分衔接、高效运作，实现“小事不出村(社区)、大事不出镇(乡、街道)、各类问题就地化解”。

坚持把稳评作为决策刚性门槛，全年完成稳评项目 xx 个，第三方机构参与率达 xx%，不予或推迟实施项目 x 个。

推进新时代“枫桥经验” xx 实践，深化“三调联动” 提升工程，县镇村三级调处中心全部实体化运行，“无讼 xx” 在线多元调解平台发挥示范效应，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位居全省第三。为进一步拓宽载体和平台，全市城区派出所全面建立“派驻式” 人民调解室，同时加强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建设，市县两级共建立物业、医患等专业调委会 268

个，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劳动人事争议调裁审一体化调处机制，在全省率先成立正科级事业建制的城区医患纠纷调处中心，针对特定行业和专业领域的矛盾纠纷，运用专业知识，有针对性地开展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实现提前预防、及时化解、定分止争、案结事了。

四、

集成网格，破解基层社会治理“ “ 难点” ”

网格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前哨” 和“连心桥”。

20xx 年 x 月，xx 被省委政法委确立为全省首批、苏北唯一的创新网格化社会治理机制试点市。

三年多来，xx 将创新网格化治理作为推动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网格化社会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自主研发的网格化信息系统成为全省通用版本，打造了“两网融合”“六单闭合” 等一批创新品牌。2019 年各项指标大幅攀升，特别是网格员服务管理工作满意度排名全省第一。基础建设，提高“网格” 建设标准。

织密“一张网络”。将原并行于社区的民政、人社等近xx 张专业网整合成基层治理“一张网”，目 前全市共划分网格 xx 个，所有网格均在GPS 地图上精准标注，做到网格编码与全要素网格通账号对应关联。

打造“一支队伍”。

全面整合各地各部门原有网格力量，配齐配强网格员队伍，城市社区专职网格员配备率达 100%。

建成“一个平台”。

将原综治信息系统迭代升级为网格化信息平台，并同步研发网格信息采集终端，规范信息采集标准。

平台已绑定户 籍人口 信息 xx 万条，人房关联率达 xx%。协调联动，提升“网格” 实战能力。

建强建优三级网格中心，县镇村三级网格中心建设建成率达 100%。

2019 年，全市各级中心共受理问题事项 xx 万余条，办结率达 100%。创新建立部门共治平台。

推行“部门+网格” 工作模式，部署开展红蓝黄绿“四色网格” 创建活动。充分发挥信息支撑作用。

实施网格微信群推广工程，全市网格员共建立联系群众网格微信群 xx 个，引导群众通过微信群反映问题、表达诉求、提出建议，在首届“xx 最美网格员” 评选活动中，全市共有 xx 万余人（次）

参与投票。共治共享，完善“网格” 治理体系。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创新“党建+网格” 模式，建立“议事日”“评事日” 等制度，推动党建和社会治理融合发展。

目 前全市共设立网格党总支 896 个、党支部 xx 个。

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各县区普遍在网格中心设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引导社会组织为社区内空巢老人、残疾人、留守儿童等开展“一对一” 的服务，目 前全市累计发展公益类社会组织 xx 个。

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篇7

一、美国大学治理模式发展的历史脉络

美国大学治理经历了一个从董事会法人自治到校长主导治理, 再到利益主体“共同治理”的逐步演进与发展过程[1]118。了解这一进程, 才能深刻理解美国高等教育共同治理结构的内涵及其确立和完善的历史脉络。

1. 早期殖民地时期到南北战争之前———单一董事会主导大学治理。

1636年哈佛学院的创立是美国大学治理问题的开端, 全部由校外人士组成的具有法人性质的董事会形式被创造出来。1745年耶鲁学院建立了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单一董事会制度;董事会负责财政事务及直接任命大学校长。作为董事会的代理人———校长不一定是董事会成员, 但却扮演着多重角色, 拥有广泛的行政权力;大学教师基本上不享有参与决策与管理的权力。美国独立到南北战争期间, 为适应建立独立完整教育体系的需要, 美国的公、私高等教育开始分化, 大学的自主权得到进一步强化。这一时期大学的控制权仍然掌握在董事会及其代理人———校长手中, 董事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人士逐渐让位于熟知公共事务的工商业者;校长的权力出现分化, 逐渐由代理人向董事会和教师的调解人过渡;教师参与学校决策权的呼声高涨。单一董事会制度的建立标志着美国高等教育治理模式逐步由政府完全控制模式转变为董事会主导的法人治理模式, 大学治理开始逐渐摆脱宗教的影响。

2. 南北战争到20世纪初期———校长主导大学治理。

南北战争后, 为适应美国社会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专业化的需要, 一批新型大学创立;大学向社会各阶层开放, 在承担公共服务承诺的同时, 开始为普通人提供专业化和实用能力的教育, 大学的治理结构随之变化[1]87。工业化、专业化发展的需要使大学董事会中的教会人士逐渐将治理的主导权让给专业群体工商界人士和校友。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展使大学校长必须从繁杂的日常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 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教育政策和学校的发展战略;大学校长普遍进入董事会, 其办学思想和管理能力直接影响和决定学校的发展方向和办学质量, 校长开始在大学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系统基本形成, 专业行政人员群体快速发展, 并从董事会那里获得了管理大学日常事务的权力。董事会将学术事务的治理权逐渐让位给教授, 教师群体地位不断提升;大学教授通过学术评议会获得学术事务的立法权和治理权, 并随着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创立及其保护学术自由原则的确立而加强。随着大学数量的快速增长与大学校长权力日益膨胀, 大学内部治理的焦点转向了以校长为首的行政人员和教师之间的权力竞争。

3. 从20世纪中期至今———共同治理结构确立。

二战结束后美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展, 结构与职能进一步完善, 办学质量与水平大幅提升;受建设资金、研究经费和学费的影响, 大学对政府的财政依赖日渐加强, 自主性逐渐减弱。大学治理结构也随之进一步发展。从外部看, 联邦和州政府、社会的其他资金提供者在决策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从内部看, 职能的变化和任务的复杂化使得董事会、校长和教师需要相互理解和共同协商应对挑战。几乎所有大学都对董事会的结构进行了调整, 将一些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学生吸纳入董事会, 参与式决策成为董事会决策的新特点;与此同时, 联邦政府尤其是州政府开始在大学董事会的基础上建立全州性或全系统性董事会以加强对高等教育的规划、协调与控制, 大学决策进一步外化, 传统意义的法人自治不复存在。科技竞争与发展的需要使得大学教授的地位与作用显著提升, 教师参与决策的范围由学术领域扩展到财政预算、战略规划、外部关系和高级人员任命等方面, 学术评议会成为重要决策团体, 教师工会的集体谈判成为教师维权的手段;大学与教师之间形成一种正式法定关系, 成为利益共同体的成员。现代大学职能与学科的分化及管理的复杂性使得大批管理专家进入大学行政系统, 分散和削弱了大学校长在学校治理方面的主导权;大学校长成为协商共治学术共同体中的组织者和引导者[1]117。

1966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与美国教育理事会、美国大学与学院董事会协会在联合发表的《关于学院与大学治理的声明》中将“共同治理”定义为:“基于教师和行政部门双方特长的权力和决策及责任分工, 以代表教师和行政人员共同工作的承诺。”[2]该《声明》提出共同治理的总体结构与程序。其原则有两项:一是“凡重要行动领域既需要某些人发挥首创能力, 又需要大学所有成员参与”, 即大学各种利益相关者均可依据其能力参与大学的决策, 由此确立了美国大学治理的全员共同参与原则。二是“大学各成员依据其所承担的不同职责拥有不同的发言权”, 即首要责任首要权力原则, 或者权责对等原则。自此以后, “共同治理”一直作为美国大学制度安排的基本原则, 得到了较好贯彻[1]117。

二、美国大学治理的主要特征与优势

美国大学共同治理结构可以分为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两个维度。外部治理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等;内部治理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以校外人士为主导的董事会、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系统、以教师为代表的学术评议会等, 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关联互动。董事会 (包括其代理人———校长) 承担联接内外部治理的主要关系人和协调人的角色, 是内外利益相关者互动的枢纽。美国大学的共同治理之所以得到美国大学乃至社会的认可, 主要在于它很好地平衡和兼顾了大学蕴含的几对既相互冲突又彼此兼容的核心价值, 即学术自由与公共利益, 教师民主参与日常行政管理, 决策的高质量与执行的高效率的要求。

1. 共同治理, 确保大学的学术自由与有效治理。

大学是以探究、传播高深知识为使命的学术机构。因此, 如何保证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享有学术自由, 促进大学自主健康发展就成为大学治理的首要任务。

从外部治理看, 影响美国大学有效治理的最大因素是政府。但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大学, 在法律地位上与政府是平等的, 表现为就学校事务进行沟通、协商而达成一致的“伙伴”关系, 政府不能直接插手和干涉大学的具体事务, 即便是公立大学, 政府也主要通过财政、规划、评估等手段施以影响;这种法律上的伙伴关系保障了大学对教学与研究事务进行决策时必须遵照学术标准而不是外在的行政压力和行政许可, 由此, 也从根本上确保了大学的学术自由[1]188。与此同时, 各种中介机构, 即对大学的认证和评价的机构代表社会参与大学治理。作为第三方的专业中介机构对大学质量与信誉进行评价, 这种评价具有专业性和中立性, 评价结果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通过评价建立政府与大学之间的有效连接, 一方面促使政府调整对大学政策和资源配置, 而不直接干预大学的内部治理, 保证大学的学术自由;另一方面引导学校在保持学术自由和自治的同时, 按照政府和公众利益要求实施有效治理, 撬动政府和社会资源导入学校。

从内部治理看, 共同治理结构的一大特色和优势就是赋予了教师团体在学术事务决策方面超越董事会、校长之上的首要权力[1]188。这种权力和终身教职制度共同构成了美国大学保障学术自由的制度基础, 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董事会对学术事务的直接干预和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侵蚀。

当然, 学术自由并不是大学存在的唯一目的, 也不是大学有效治理的充分条件。有效治理必须促进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则是有效治理的基本条件[3]。也就是要求大学在学术发展的同时必须兼顾社会公共利益和决策与运行效率, 以实现有效治理。在共同治理的框架下, 政府、社会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可以通过法律、财政、规划、评价等手段协调、监督、控制大学使之实现公共利益;董事会、校长与行政系统也可以通过权力分解和责任分担保证决策与运行的效率。

2. 大学是一种公共机构, 是为社会设立的, 是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和公共利益服务的。

为保证大学这一公共价值和公共使命的实现, 美国高等教育从创建以来, 一直沿袭了一个基本制度, 就是作为大学法人机关的董事会接受学校创立者的信任委托, 托管学校的财产、负责学校的运作、实现学校服务社会公用利益的目标。所以说, 董事会是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的基石, 董事会职责是构成这个基石的核心。尽管不同类型的董事会在职责上有差异, 同一大学的董事会在不同时期也不尽相同, 但其核心职责是大同小异的。一是保持信托的完整。作为受托人, 董事会以信托的方式持有学校财产, 其首要职责是使受益人利益最大化;这些受益人包括学生、教师、职员以及捐款人等。“基于大学服务于社会公共福祉这一前提, 所有大学都享有免税的特权, 这就意味着董事会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必须超越其所在大学的自身利益, 充分顾及高等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1]190因此, 最能体现大学信托的莫过于大学承担的公共利益使命, 而董事会正是大学使命的监护人。二是聘任大学校长。校长是大学的灵魂, 遴选大学校长是董事会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作为董事会的代理人, 大学校长直接向董事会负责, 大学其他主要行政人员则听命于校长并对其负责。三是筹措与管理学校资源。争取私人捐赠和公共拨款是董事会的主要职责。此外, 董事会还负有审批长远规划和年度预算及教育计划、监控学校的运作、担当学校和社会之间桥梁和缓冲器、扮演上诉法院等重要职责。这些职责的履行, 有助于董事会全面监控学校的运行, 以及有效平衡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和学校发展的需要。

美国大学的共同治理结构将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董事会置于最高和最终的权力地位, 而把代表行政管理权的校长和代表学术自由权力的学术评议会置于董事会之下;除法院和议会以外, 没有任何个人和团体对董事会的决策提出合法性挑战。

3. 专门委员会, 解决民主参与和决策效率的良方。

共同治理面临的一个主要难题就是在内部治理中如何在扩大民主参与度的同时, 也能提高决策的效率。在美国, 基于“全员共同参与”的原则, 每个大学都有较明确体现“共同治理”的分权规则、参与机制和责任分担机制。但是, 在实践中, 全员共同参与决策既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也必然导致决策效率不高;因为基于大学发展的专业化要求, 在决策中最有见地的意见可能常常是那些掌握了专门知识、积累了专门经验的少数精英所提出, 而全员参与式民主可能恰恰会干扰这种正确意见的吸收。虽然通过选举代表进行决策可以一定程度减少参与决策的规模, 提高决策的效率, 但并不能完全解决决策民主与效率的两难问题。由此引出了美国大学共同治理的第二条原则:首要责任首要权力原则, 也就是说, 在大学共同治理中因为拥有不同的职责而享有相应的权力。对于董事会、校长代表的行政系统、学术评议会来说是如此, 对于这三个内部治理主体的自身运作也是如此。美国大学通常采用专门委员会的方式解决民主参与和决策效率的问题。如董事会根据不同决策内容, 分别设立由具有专长的人士组成的委员会, 提出决策咨询方案供董事会全员决策参考等。

4. 权责分层, 解决决策质量和执行效率的矛盾。

美国大学是“多元大学”, 但不是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统一体, 而是由校内外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多种利益的综合体。按照首要责任首要权力原则, 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完全对称的, 并在美国大学的治理结构的权利和责任分配中也有恰当的反映。这个结构中最核心的要素是董事会、校长和教授团体, 他们各自拥有治理团体维护自身利益。在决策与执行的过程中, 以校外人士为主导的董事会、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系统和以教师为主体的学术评议会, 既各司其职, 又相互依存, 从而保证在相互制衡、共同治理架构下决策的科学性与执行的高效率。

董事会拥有最终责任和最终权力, 作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 它必须以可以承受的效率为代价, 确保决策的质量;同时, 它又明确规定谁有权做出或参与某项特定的决策, 以及规定目标实现的最终期限, 确保决策执行的效率。

以校长为代表的行政管理系统有着科层组织的显著特征。校长依据董事会的授权, 有意识地将大学的管理职能分化, 通过合理授权和分权, 将专门的行政事务交由教务长、副校长负责, 设立各种行政职能部门履行经常性的管理职责, 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层级管理体系, 协调、控制大学的运行, 开展绩效评估, 确保董事会决策目标的实现;大学行政系统的官员均由校长推荐或直接任命, 他们都必须直接向校长负责, 接受校长的领导和管理, 以保证政令畅通和行政执行的高效率。

大学是一个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综合体, 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层组织[4]。一方面它必须与其他社会组织一样追求较高的工作效率, 另一方面它又不能以单纯的行政命令维持运行, 以行政效率为最终目标, 而必须充分顾及大学的学术使命和公共利益使命。以学术事务而言, 学术评议会负有首要责任与首要权力, 它及其专门委员会的决策质量和运作效率, 必须服从于大学通过对高深专门知识的探究、运用、传播而服务社会福祉这个根本目的。以大学发展的重大战略和其他重大工作而言, 关键是决策目标要获得各利益群体的广泛理解和认同, 从而在执行中顺利实施。

三、美国大学治理结构对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建设的启示

考察美国大学的治理结构, 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1. 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必须要有正确的思想认识。

美国大学治理经验告诉我们:一是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不能超越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水平, 而要通过持续改革逐步完善。二是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构建必须与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教育制度相适应, 保证教育方针的贯彻、学术的创新与发展、社会服务使命的实现。因此, 不能盲目照搬和简单复制。三是现代大学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共通的规律;大学治理体系实际上是大学各利益相关方权力分配及有效参与决策的制度体系, 我们可以积极学习借鉴美国的大学治理理念和做法, 从内外两个方面构建起符合中国实际的包括大学治理结构 (治理主体、治理边界、治理权重) 、治理过程和治理方式等多个层面的体制机制和制度安排, 以提高中国大学的治理水平。

2. 大学治理结构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石, 完善大学的治理结构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基本条件。

实际上, 我们并不缺乏办好大学的理念, 而是缺乏把理念贯彻为行动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就是大学的治理结构, 它解决的是大学利益相关者决策权的配置模式, 核心是解决谁参与 (治理主体) 、参与什么 (权责划分) 、参与多少 (权力比重) 和如何参与 (治理方式、手段、程序) 等关键性问题, 目的是构建起大学与政府、社会之间相互支持的关系模式以及大学内部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制衡与促进的关系模式, 保证大学达成追求学术真理、实现公共利益的根本使命[5]。所以, 治理结构问题是一个基础性、根本性的问题。

3. 真正落实大学依法、自主、独立办学的主体地位, 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前提。

从外部关系讲, 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 结合中国的实际, 围绕落实大学办学主体地位这个核心, 建立“管办评”分离的治理结构。一是政府要学会用政策、规划、经费等“杠杆”间接引导调控大学, 改变过去直接管理大学事务、介入具体办学行为和管的多、管不了、管不好的管理模式。二是大学在争取独立地位和自主权的同时, 要有效自律, 积极构建科学的内部治理结构, 提升治理能力, 避免权力的滥用, 而为政府干预提供理由。三是利益相关的社会组织、行业和公众个人要积极参与大学的治理和评价;专门的中介机构接受政府的委托或代表社会通过中立的、专业的、科学的、系统的办学质量与信誉评价, 为政府调整政策、配置资源, 社会开展监督、参与办学, 学校加强治理、提升质量提供指导和依据。

4. 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

目前的重点是进一步完善以“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为内核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目前, 最主要的是通过大学章程的制定和配套制度的完善, 厘清内部治理主体党委、校长 (行政系统) 、学术组织、董事会 (或理事会) 和师生自治组织的责任边界、权力边界和运作方式与程序, 形成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内部治理结构[6]。一是坚持党委在大学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探索建立校外利益相关者参与学校决策和决策咨询的制度机制。可以通过大学章程制定和实施, 在大学成立董事会或理事会, 其人员构成以政府、企事业单位、校友等校外人士为主, 在党委的领导下参与学校的重大事务决策、开展决策咨询和进行评议监督, 监督和促进学校规范办学行为, 提高办学水平, 改变决策机构全部由校内人士组成, 决策和执行中不能很好体现公共价值及办学权力滥用的问题。二是探索构建党委与校长、校长与副校长层级制的责任与权力体系。进一步厘清党委与校长的责任边界、权力边界和二者的权重边界;落实《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赋予校长对副校长的提名推荐权, 使校长虽然不能决定副校长人选, 但有否决谁当副校长的权力, 从而构建起行政运行对校长负责、对学校发展负责的责任体系。三是通过建立和完善大学章程、学术委员会章程, 明确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责任与权力边界、运作程序与方式, 赋予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委员会在学术事务上实际的决策权。考虑到学术事务的专业性、专门性和投票方式民主决策的不完善、不可靠性, 应当在学术委员会下设立不同类别的专门委员, 就有关学术事务进行充分的学术评议, 提出供全委会决策的专业性、权威性的决策建议, 从而改变行政权力膨胀、学术权力萎缩、教授权力边缘化问题。四是进一步明确教代会、学代会等群众组织在大学治理结构中的功能。结合我国大学实际, 要在法规政策上进一步明确教代会、学代会的责任、权力边界和运行程序。如教代会是否是学校一切重大事务的最高、最后决策机构, 代表的结构组成如何体现科学性、代表性[7];学代会怎样参与学校决策;哪些问题适合民主管理, 需要提交教代会决策;代表以什么样的程序和方法参与决策等等。只有这些途径规范、明确, 具有可行性, 才能激励代表提高参政议政能力, 积极履行代表职责, 有效参与学校的决策与管理。考虑到代表类别、层次、专业的不同和参政能力的差异性, 审议问题的重大性、利益相关性、专业性, 应当在教代会建立相关不同类别的专门委员会, 将专门委员会的审议和权威性意见与主席团的审议决策、代表大会的审议决策结合起来, 以提高教代会参与民主决策和管理的质量与效率。

参考文献

[1]欧阳光华.董事、校长与教授: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2]彭国华, 雷涯邻.美国大学共同治理规则研究述评——以对《学院与大学治理的联合声明》反思为视角[J].高教探索, 2011 (01) .

[3]李晓燕.学术自由、学术规范与学术秩序治理[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06) .

[4]钟秉林, 张斌贤, 李子江.大学如何协调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N].中国教育报, 2005-02-04.

[5]万丽娟, 陆远权, 邵兵家.现代大学治理结构体系建设研究——基于组织的制度设计视角[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02) .

[6]文新华.聚焦大学章程:党委领导与校长负责如何依法协调[N].中国教育报, 2013-12-16.

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篇8

俞可平：我认为，《决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最大的亮点，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从实践上说，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势必要求对国家的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进行突破性的改革。

记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什么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内容呢？

俞可平：这既是对我们改革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目前我们面临挑战的回应。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一个基本的原因是，我们不仅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刻变革，也对政治体制进行了重大变革。但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许多西方学者理解的那种政治体制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变动。这是一种以政府治理或政府管理体制为重点内容的改革。一方面，中国政府不断重申不照搬以多党竞争、全民普选和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政治模式；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又十分强调政治改革，特别是以行政管理体制为核心内容的政府治理改革。如果按照多党竞争、全民普选、三权分立的标准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治确实没有什么变化。然而，如果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就会发现中国的政治生活在过去30多年中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例如，在依法治国、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政府问责、政治透明、行政效率、政府审批、地方分权和社会组织发展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巨大的变化和清晰的路线图：从一元到多元，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封闭到公开，从管制到服务。完全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成功，或者说，中国能够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保持经济的长期发展，首先得益于中国治理改革的成功。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现存的许多体制机制严重阻碍社会进步，我们在国家治理体制和能力方面，正面临诸多新的严峻挑战。仅以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为例，就可以发现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包括选举、协商、决策、监督等基本民主治理制度还不健全；公共权力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官员的腐败和特权还处在高峰时期；公民参与的渠道不够畅通；公共利益部门化现象相当严重，社会不公平现象突出；动态稳定的机制尚未完全确立，群体性事件急速增多，维稳的代价不堪重负；政府的公共服务还相当不足；政治透明程度相对较低；行政成本过高而效率低下；人治的状况依然严重；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社会自治的程度相当低；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主要公共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还不够协调；党和政府公信力流失，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的国家治理存在许多困境，甚至呈现出局部性的治理危机。但是，治理危机不同于执政危机，我不认为我们党目前面临执政危机，但我确实担忧治理危机会演变成执政危机。所以，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我们要有紧迫感。

记者：那么，如何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呢？

俞可平：关于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有明确的阐述。他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深刻理解和把握其内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强调“国家治理”而非“国家统治”，强调“社会治理”而非“社会管理”，这不是简单的词语变化，而是思想观念的变化。“治理”作为一个术语和单词，在汉语中早已有之，但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学概念和范畴，却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从理论上说，治理的概念不同于统治的概念，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是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特征。从政治学理论看，统治与治理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区别。其一，权力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其二，权力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其三，权力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其四，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运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其五，两者作用所及的范围不同，统治所及的范围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而治理所及的范围则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要宽广得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治理是一种偏重于工具性的政治行为。无论在哪一种社会政治体制下，无论哪个阶级行使统治，谁上台执政，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公民支持。换言之，都希望自己执政的国家有良好的治理。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治理体制也是政治体制的重要内容。但是归根到底，治理是实现一定社会政治目标的手段，相对于国家的统治体制而言，治理体制更多体现工具理性。

第二，要认识我国现有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渊源。其历史渊源，一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二是社会主义的政治传统，三是现当代西方政治文明的某些成果。现存的国家治理体系是这三者的一个融合，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既与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有根本区别，也明显不同于前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典型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模式。我一直认为，改革开放首先表现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但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变革的过程，而是一个包括政治进步在内的全方位的社会变迁过程。但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并未改革，政治变革主要发生在治理领域，我们在治理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多进步，例如改善公共服务、推行政务公开、强调依法治国、鼓励政府创新、提高行政效率、建设责任政府、改革社会治理等等。这些治理改革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特别是在推进巨大社会转型过程中维持了社会政治的稳定。这可能也是产生制度自信最重要的依据：我们在没有变革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了成功的治理改革，保证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建设成就。

第三，要把握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特征，或者说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要标准。一是公共权力的运行必须制度化和规范化，不能带有随意性。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二是民主化。所有公共治理以及制度安排，最终要保障主权在民，或者说人民当家作主；所有的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体现人民的主体性。三是法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里，宪法和法律是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这是最核心的。法治有两层含义，宪法和法律是最高权力，严格按照法律办事。第一层含义更重要，那就是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讲的是“法制”，但现在我们讲的是“法治”。这两个词是有实质性区别的。“法制”是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这在中国传统社会也是有的。如明朝的朱元璋是严格按照法律办事的，谁不按照大明律例办事是要杀头的。但这永远不可能是“法治”，因为皇帝总是凌驾于所有的法律之上。四是高效。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较高的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五是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系统，至少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子系统，即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市场治理。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而不是碎片化的，才能叫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

记者：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

俞可平：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体系，分别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有效的国家治理涉及三个基本问题：谁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样。这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

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就是善治。善治不同于传统的政治理想“善政”或“仁政”，善政是对政府治理的要求，即要求一个好的政府。善治则是对整个社会的要求，不仅要有好的政府治理，还要有好的社会治理。简单地说，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是国家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协同治理。作为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善治需要政府与公民的共同努力，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公民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将变得日益重要。然而，在所有权力主体中，任何其他权力主体均不足以与政府相提并论。政府对人类实现善治仍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欲达到善治，首先必须实现善政。

《决定》中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其实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这是同一政治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有了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反之，只有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不过，影响国家治理能力除了制度因素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即治理主体的素质，既包括官员的素质，也包括普通公民的素质。仅以官员的素质来看，纵使有最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如果官员素质低劣，国家的治理能力必定不强，社会也不可能有理想的善治。提高官员的素质，要对官员进行教育和培训，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民主的选拔机制，将优秀的公民遴选出来，授予他们权力，并且以制度对官员的权力进行制约。

记者：我们注意到，在对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理解上，有这样一种观点非常引人注目，这就是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看成是我们党继提出“四个现代化”之后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对此，您怎么看？

俞可平：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实质上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这是社会现代化的物质性基础。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变化了，上层建筑或迟或早要发生变化。换言之，随着社会经济现代化的推进，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制度也势必要现代化。因此，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政治上层建筑的现代化，是原先“四个现代化”之后的更为重要的第五个现代化；另一方面，这第五个政治现代化是前面这“四个现代化”的逻辑结果。

记者：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呢？

俞可平：学习和领会《决定》精神，我在这里想强调以下几个必要举措：

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冲破不合时宜的旧观念的束缚。治理体制的改革属于政治改革的范畴，比起其他改革更具有政治敏感性，更容易使人们畏首畏尾，解放思想尤其重要。“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决定》所说的“永无止境”不仅指时间的维度，也包括空间的维度。从时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从空间上说，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涉及各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特别是治理领域。判断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制度和政策，首先应当看它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民主、人民的自由幸福、社会的公平正义，看它是否有利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只要有利于“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新观念和新实践，都值得重视和探索。

第二，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正如《决定》指出的，我们既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又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强宏观指导。国家的治理体系是一个制度系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必须从总体上考虑和规划各个领域的改革方案，从中央宏观层面加强对治理体制改革的领导和指导。碎片化、短期行为、政出多门以及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是我国现行治理体制和公共政策的致命弱点，它们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鉴于这样一种现实情况，顶层的制度设计和宏观指导，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尤其重要。应当加强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战略研究，按照《决定》的总体目标，分阶段制定国家治理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任务表。一方面，要站在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超越部门和地区利益，进行全局性的统筹规划，挣脱既得利益的束缚。另一方面，既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能草率从事，应当广泛讨论，从长计议，避免短期行为。

第三，总结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地方治理创新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可贵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然而，许多好的治理改革因为没有上升为国家制度而被中止，或者仅在小范围内实施。应当系统地总结各级政府的治理改革经验，及时将成熟的改革创新政策上升为法规制度，从制度上解决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动力问题。从根本上说，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创新的动力源自经济发展、政治进步、人民需要和全球化冲击，但其直接动力则是压力、激励和制度，其中制度是长久性的动力所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无论其效果多好，多么受到群众的拥护，如果最终不用制度的形式得以固定和推广，那么，这种创新最后都难以为继，难免“人走政息”，成为短期行为。

第四，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学习借鉴国外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好经验。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各国在这方面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训，我们应当借鉴、汲取。我们从来主张要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当然包括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的许多进步和成就，其实也得益于向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例如，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听证制度”、公共服务中的“一站式服务”、责任政府建设的“政府问责”制度、司法实践中的“律师制度”、政务公开中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式治理”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我们应当具有当年邓小平引入市场经济那样的胸怀和胆识，站在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高度，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活力为目标，认清世界发展潮流，立足中国国情，大胆借用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第五，坚决破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最重要的还是体制机制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影响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效益有两个基本因素，即治理者的素质和治理的制度，这两者都不可或缺。但比较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因为制度可以改造人的素质，可以制约治理者的滥权和失职。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即制度的破与立。一方面，要像《决定》所说的那样，以促进深化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现存的不少治理体制机制不尽合理，有些违背了政治学的公理，有些则严重损害了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例如，至今仍有一些机构只有权力而几乎不承担责任，政出多门、职责不清、职能错位等现象大量存在。另一方面，要根据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制度。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分别是我国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然而，这两者都远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许多重要的制度机制或者仍然缺失，或者不完善。宪法规定的许多公民权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重要的原因也在于相关执行制度的缺失。

第六，破除官本位观念，消除官本主义流毒。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官本位观念和官本位现象是影响治理者素质的重要因素。官本主义是长期支配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其实质是官员的权力本位，它与建立在公民权利本位之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现代国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改革开放30多年后，我国的民主法治取得了重大进步，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但不可否认，“有权就有一切”的官本主义流毒在现实中还大量存在，在一些领域和地方，官本位现象依然突出。《决定》正式把“破除官本位观念”列为改革的重要任务，可谓切中要害。一方面，我们要对广大公民特别是各级党政官员进行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破除权力崇拜，牢固树立公民权利至上的观念；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来遏制官本位现象，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将官员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同时，用制度来构筑保障公民权利的长城。

《决定》指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换言之，要在2020年初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在七年内要完成这一任务，其艰巨性可想而知。实现这项艰巨的战略任务，不仅需要坚定的决心、坚强的领导和果断的措施，同样也需要宽广的胸怀、高度的智慧和正确的道路。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超越任何组织和群体的局部利益，而以中华民族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着眼点；不仅要集中全党的智慧，而且要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不仅要有政治精英的参与，也要有普通民众的参与；不仅要依靠党组织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更要严格遵循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科学执政的基本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