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美经济

2025-05-10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浅谈中美经济(精选8篇)

浅谈中美经济 篇1

文/Michael

一,中国“拯救”世界

中国向来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即使在国外,伟大的我国人民也具有十分“突出“的中国特色的“传奇”。

以前在脱口秀节目中经常听到主持人拿中国人与印度人开玩笑,说印度人与中国人最难以做生意,因为一个是世界上最喜欢省钱的人民,一个是世界上最喜欢赚钱的人民。印度人民的省钱功力确实是闻名世界,再想想笔者学校周边的小商小贩,笔者不禁对这个段子所蕴含的现实意义的讽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狠狠)。然而,不知何时,“世界上最喜欢赚钱的人民“却在国外流露出了深藏已久的另一面——疯狂扫货。而以笔者在英国的亲身经历来看,我国银在国外的扫货已经达到了令人无语的恐怖境界。据最新数据统计2011年,中国人民在外国单纯的奢侈品购物消费额已达65亿美元,居世界第一,难怪欧盟一些经济学家笑着说,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时候,中国人的海外购物消费成为“拯救”世界的一大保障。

为何中国人热衷于海外扫货?笔者认为原因无非两个方面,第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采用西方市场经济体系,中华民族走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仅仅借鉴了西方市场经济的硬制度,却没能借鉴市场经济的软制度,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教育没有跟上,造成了中国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一手软,一手硬的局面。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中国人的传统儒家思想道德价值观,使得原有的价值观没人信奉,而新的资本社会道德价值观又没有形成。按照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的理论,一方面“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引入所引起的中国人民财富的不断积累,另一方面,传统道德与市场经济体系的不匹配及对西方道德体系的排斥,两方面的综合作用下导致的部分中国人财富观的偏激认识与攀比享乐心理的不断提升,并引发了中国社会种种的社会道德问题,亦导致对国际高端时尚品牌商品的需求有增无减。

第二,为了促进中国对外出口的贸易顺差,中国对外出售产品往往以大大低于国内同类商品的价格销往海外;相反,为了抑制进出口的贸易逆差,中国无论从海关关税起以及到各级地方政府,层层的地方关卡不断收取各种税费,使得真正负担应交销项税的消费者在获得所购国外产品时所支付的费用比从国外购买相比贵的多,最终形成了中国拯救世界的海外扫货现象

二.从中国税收问题讲起

既然谈到了中国税收问题,笔者就接着中国税收问题继续往下抛出笔者对中国现状的观点。在最新世界税收排行榜上,中国的税收高居世界第三,再加上中国GDP位居世界第二,使得中国政府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而我国政府对社会公共设施的投入及社会福利的建设远小于税收带来的财政收入,那么如何“有效”处理其他闲置的政府财政收入?暂不提及国家微观上对未透露资产的使用,单从政府宏观表面来看,其他闲置政府财政收入的用途大致包括这几个方面:1.备用存款。无疑,用作存款的那部分政府财政收入很大程度上算是对可利用货币的浪费使用,对政府收入的最佳使用是在没有财政赤字或在合理的财政赤字内国家财政全部投入到国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初期)以及全面福利体系建设(后期)中去。而基数较大的闲置货币单纯存入低息银行,无疑是对可利用货币的浪费使用。因而,国家采取的合理利用闲置资源的又一措施是购买外国国债。2.购买外国国债,而在外国国债中又以美国国债为主。我们知道,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为什么我们选择购买美国国债?我想可以从经济与政治两个角度简单解释。第一,经济方面,最基本点是美国国债具有相对较高的利息率,将闲置资本购买美国国债可以最大限度上获得经济效益;其次,在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具有较高的信用评级,美元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确定的国际货币具有很高的稳定性,购买美国国债可以在获利的同时扩充中国的外币储备。虽然金融危机爆发后,尤其是奥巴马通过法案允许美联邦银行可以加印美元,并首次违约债务清偿使得美国国家信用评级下降,并不断施压促使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握有或适当减持美国国债仍是中国政府处理闲置财政收入的有效措施。第二,政治方面,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手握巨额美国国债可以使中国在政治谈判中拥有更多的谈判筹码。笔者认为原因有下:美国是政党制国家,任何一个党派执政后都不希望在任期内遭遇重大财政危机,相反,他们更多使用的措施是在本期内增加财政赤字完善社会福利建设或军队建设,让后代的执政政府替他们买单。于是,通过理论分析我们知道,如果美国持续党派斗争的话,会使美政府财政赤字越滚越大。而某一党派想在该党执政期内,弥补财政赤字获得可利用资金只得继续发行国债。而此时,如果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立刻清偿到期债务并不购买其为清偿长期债务而出售的短期高利率国债很大程度上会使美国政府走向政府破产的威胁(以希腊国家破产为例,读者感兴趣可以自己查阅理解)。因而在两国政治谈判中会拥有一定的谈判筹码(千万不要以为中国是美国最大债权国就认为中国就无敌了,其实美国方面拥有中国的筹码更多,尤其是中 央 领 导 人极其家族财政方面上的筹码,如果有时间笔者会再写一篇关于中美筹码的文章的,或者感兴趣的可以与笔者私聊,这会解释很多问题上为何中国的反应很妥协,本文章着重讲经济)。

3,作为各部门申请资金的量化资金指标,最终结果是养肥了公务员,并滋生部分腐败。其实我是很爱国的,所以关于中国政治负面方面本文不想过多提及。简单介绍一下。假设A部门每年可以向国家申请的经费为1000W,如果当年该部门经费没有用完的话,下一年再申请的时候就只能申请差额。所以,有些部门会为部门所属公务员某“福利”,比如说以购进部门设备为记账凭证编制财务报表,而为部门成员人手X台ipone,ipad,ipod…..当然这只是极少数,我所知道的大多还是好的。简简带过

三.道德观点反驳奥巴马政府经济政策

讲完了中国税收问题,接下来想聊聊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政策。而笔者的出发点与其他人不一样,笔者并非以褒扬或批评作为论述目的,笔者用道德观点与经济观点相结合,想用矛盾的理论来进行逻辑分析,并体会逻辑分析中思维碰撞的种种乐趣。

相比而言看美国,美国前期的共和党保守派的极右倾向,背离了多数民众的的福利诉求,造成社会重心不断偏向极少数富豪群体,加剧了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而奥巴马政府如今推行额高福利政策,却未免显得过于左倾。过度福利开支所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成为了当今美国政府极为头疼的问题(施瓦辛格案例)。如何削减财政赤字?传统的方法无非2个:

1.减少政府财政支出。这样的话就与奥巴马政府的高福利政策背道而驰,搬石砸脚的事我想很少有人选择去做,尤其是政党竞争激烈的美国,如此搬石砸脚必然会成为其他党派予以抨击的要害;

2.提高全民税收,增加政府收入。凯恩斯主义对美国经济有三个的短板,其中很重要一点为,政府行为的过度扩张,会造成对私人经济活动的排挤,而私人经济部门的效率要比公共部门活动的效率高(因为经济人是利己的人,而私人经济部门往往为获得最大经济效益而突破时间与空间的束缚,以最高效率去获得实现自己最大机会成本的效益;而公共部门往往具有制度性,在时间与空间上往往被种种条条框框所束缚,再加上公共部门内部可能存在的对效益计划于目标的分歧,所以在实际实现上,效率低于私人经济部门),而因实现高福利政策而导致的公共部门的扩张,以及所引发的巨额财政赤字通过提高税收来弥补的话,税收的来源亦是从私人经济部门(生产部门)而来,从而造成对生产部门的挤占,长久以往必将导致私人经济部门收入减少,政府总税收的减少,而无法真正意义上的财政赤字的弥补。而在金融危机刚刚过去不久,在经济复苏与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美国,在无法全国范围通过减税而期望长期内实现就业经济整体复苏的情况下,良性解决财政赤字的方法只剩下一个——增加对富人的征税,而最近奥巴马政府将增加对富人征税高达到30%。而提高向富人征税的可行性问题,先不谈其能否实现弥补美国高居不下的财政赤字,但从伦理道德方面其就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接下来,笔者将从近期所学伦理道德方面对美国经济政策进行分析(终于进入高潮了)。

首先引出两个道德理论:功利主义论和自由意志论。什么是功利主义论?简单点说就是政府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或某些政府为了少数人的私立,你懂得)而采用立法及其他强制性手段,收集社会财富,并将其予以需求的再分配,从而达到社会和谐稳定。从表面上看,功利主义论很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势,为什么?因为我们原本就生活在以功利主义论为基调的中国,而且,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已经习惯了压迫与被压迫,所以功利主义论很符合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目标的循序渐进。可是,当我们抛开中国国情去分析美国,社会真的应该遵循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论而走向所谓的自由吗?我觉得我们应该听自由意志论的声音,而在很大程度上,自由意志论更加符合美国的价值观方式,从而能更好的对美国经济政策给予相应的抨击。

自由意志论认为个体不仅是实现更大社会目的的手段或者是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个体兼具独立性与独立生活性,是值得尊重的。所以根据有关权利的强势理论仅仅通过综合优先选择和价值来看待合法与公正,这是错误的。自由意志论认为个人的基本权利是人身自由权,因此它讲个人权利看的很重。因为我们是独立的个体,我们无法提供任何社会需要或图谋的任何用途,而这正是因为我们是独立的个体,我们有基本的人身自由权,这就意味着我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只要我们尊重他人的这一权利。那么自由主义对于政府和国家的角色持何种观点呢?有三件大多数现代国家所做的事在自由主义权利论看来是不合法的。

第一,是家长式立法,即制定使人们保护自我的法律。抽象问题具体化,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什么是家长式立法。自由主义经济学家Milton Friedmen曾经讲过一个社会保障的例子来论说家长式立,他说人们在能挣钱的时候为退休生活储蓄,这是个好想法,但这是错误的。无论是否处于自愿,政府强制每个人将当下的部分收入留个他们的退休生活,而这违背了个人自由原则。如果人们宁愿现在过好日子而退休后变得窘迫,那这是他们的选择,他们应当有自由做出判断,并为此承担风险。总而言之,家长式立法即表面以使人们保护自我的立法实质上却是强制立法的表现形式,而这是自由主义论者所批判的。

第二,道德立法。许多法律尝试提高公民的德行或尝试体现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许多道德立法与家长式立法相类似,实质上也是在某种层面上对人的强制立法执行,更有甚者会使人民处于道德绑架的境遇中。

第三,任何以把富人的收入或财富重新分配给穷人为目的的税收政策的法律法规是不合法的。(这里是论点的线索)税收是手段,而财富的重新分配却是其立法的目的。当我们静下来思考的时候,很容易便会发现,所谓的财富重新分配就是一种变相的强制,在专制国家,这相当于权力的过度集中形成的财富资源的随意榨取;在民主国家,其相当于借用法律的外衣,政府向优秀的高收入人群抢钱或说盗窃。

浅谈中美经济 篇2

2 0 1 5年中国经济已然成为世界焦点。“习李新政”、“反腐”、“预算法”、“新常态”、“一带一路”、“亚投行”“股市”等成为中国百姓乃至世界人民热议的话题。在世界经济结构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 当代经济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未来的经济又将何去何从。

二、美国经济发展历程回顾: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美国经济大体上经历了以上四个阶段。我们无法也不应照搬美国经济的发展战略,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中国的国情, 去粗取精, 制定出真正适应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下面本文将以“时间”为顺序回顾美国经济发展历史, 并总结经验教训。

(一)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黄金时期

美国战后经济在全球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独树一帜, 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经历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战争过程中美国本土未遭到破坏, 经济发展基础好, 而且, 参战国在恢复经济过程中从美国进口了大量的设备设施, 促进了美国出口。二是由于美国继续推行凯恩斯主义, 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补偿性财政政策, 扩大内需拉动消费, 有效降低失业率。第三, 第三次科技革命发源于美国, 在这次科技浪潮中, 涌现了爱因斯坦、冯诺依曼等优秀的、为人类历史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 这与二战中对技术的需求密不可分。战争中美国相对稳定的环境吸引大批科学家移居美国, 需求激增刺激规模生产技术进步, 并且美国政府战后重视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具有借鉴意义。首先重视科学技术发展是近年来一直强调的话题, 但是中国科技始终缺少重大创新与突破, 目前引以为傲具有改变世界成效的科技创新仍滞留在“四大发明”阶段。窃以为, 促进中国科学技术创新要从根本上解放思想, 鼓励思想的多元化与兼容并包, 在教育制度改革中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 留住优秀人才。同时也要通过政策跟环境建设吸引外来人才。

(二) 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期——经济危机、滞涨期

七十年代初, 美国开始进入经济发展的“滞涨期”。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战后经济的发展优势逐渐减弱, 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步入经济发展的正轨, 对基础设施等需求量逐渐减少, 直接导致美国贸易出口额下降。第二, 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的弊端暴露出来, 由国家主导扩大内需, 造成了美国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 负债压力重;而且盲目的扩大内需导致了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 美元持续贬值, 给美国经济以重创。最后, 由于日本、德国等国家等经济迅速崛起, 带给美国制造业强烈的冲击。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逐渐退却, 美国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 经济日渐萧条。美国这一时期的发展也能给我们带来启示启发。第一, 要稳定币值,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探讨人民币的国际化, 尤其是在亚投行成为热词之后, 人民币向国际化方向又迈进了一步。要让世界人民对人民币有信心就要保证人民币的坚挺。此外, 在这场危机中, 我们已经看出制造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支柱性、基础性作用。在中国经济的转型期, 基础制造业的发展不能被搁置、忽略。

(三)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经济调整复苏繁荣期

经济衰退期后, 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恢复经济。首先, 代表着资本主义自由意志的里根总统上台, 他反对凯恩斯主义, 主张压缩政府开支、减税、削减政府支出减少企业负担, 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 (鲍金红2010) , 企图重新释放资本主义市场的活力, 在一定成度上降低了失业率。但是, 里根计划将巨额财政收入投入到军事建设当中去, 甚至不惜举借外债, 导致了政府财政赤字空前激增, 很多人认为这是变相的凯恩斯主义, 所以里根的财政改革并没有明显的成效。但这一时期的美国经济仍旧取得了进步, 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行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一方面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国内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另一方面, 这一时期美国还掀起了兼并的浪潮, 许多盈利能力低下的企业被市场所淘汰, 美国经济重现活力。

(四) 2007年开始爆发的金融危机

经过经济复苏与繁荣后, 2007年, 美国再次陷入危机。此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过度发展金融, 忽视了实体产业的发展。金融危机始发于美国, 美国的金融机构将房屋信贷发放给不符合信用评级的人群。通常这类贷款都要求支付更高的利率, 遵守更严格的还款制度。但是, 由于美国金融市场过于活跃, 金融机构缺乏监管, 因此没有对这些严格的制度予以执行, 次贷量大幅增加, 最终引爆金融危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对于资本的狂热追逐。

金融危机之后, 对中国而言, 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不能过于倚重金融的发展, 要十分重视实体经济的经营, 因为只有实体经济才能创造真正的财富。奥巴马政府也提出了一揽子计划, 促进实体经济的复苏。窃以为,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剂, 但不是支柱与核心, 这对当代中国经济但转型亦有借鉴意义。

三、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

(一) 建国初期, 经济发展缓慢。

战争结束后, 国家将发展战略制定为重点发展军事与重工业, 甚至希望短时间内赶英超美, 不切实际的战略让中国经济背负巨大压力。由于军事属于保密性极高的产业, 可从发达国家借鉴的经验极少, 技术外溢效果差, 且需要大量的投资, 导致资源分配不合理, 国民经济尤其是基建民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二) 1979年对外开放至今:

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最根本的原因是转变了发展战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资源配置由军事转移到了基础设施、民生、科学技术等方面, 这一战略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政治方面, 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不等于计划经济, 资本主义不等于市场经济, 这一概念极大的释放了中国的市场潜力。此外, 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人口大爆发, 使我们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具有了比较优势。而与此同时, 我们积极进行对外开放, 提出“以市场换技术”, 接盘发达国家转移的产业。一方面, 由于技术存在“外溢效应”, 发达国家在转移产业的过程中不可置否的转移了相应的技术, 中国充分利用这种技术上的“后发优势”, 大大降低了研发成本, 助推经济飞速发展。另一方面, 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为我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西方先进管理理念、规范的管理制度、高素质人才输送, 都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但是, 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包括资源配置不合理、寻租、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

以环境问题为例, 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目前正处于依赖高耗能高投入发展经济的产业阶段, 历史上发达国家都经历过这一时期, 所以不必太过恐慌。中国要想改变环境污染, 就要加快产业升级, 将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能够很好的促进我国转移过剩生产力以及产业, 突破中低收入瓶颈, 为经济焕发提供新的增长点。此外, 要重申政府监管, 政府要对污染企业、污染行为予以重罚, 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制体系, 为中国经济发展、环境治理提供法制保障。

四、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未来之路的制约因素

现如今,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常态是指不仅仅指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其更重要的是强调经济发展向现代化方向转变, 重视提高经济质量。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第一人口变化的新常态是导致经济新常态的重要原因4[] (李建民2015) , 我国已经出现路易斯拐点。李建民认为, 人口变化分别直接、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结构。直接影响有两个途径, 一是需求方面, 人口结构变化使需求水平结构改变。二是供给方面, 劳动力数量下降, 成本上升,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间接方面, 通过推动“民生制度”的变革来影响新常态经济。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增加, 适学人数上升, 养老、教育等民生建设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因此, 经济发展要减少政绩工程、重复建设等, 从民生角度挖掘经济增长点。第二, 要素禀赋发生变化, 最明显的是能源日益枯竭, 以及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第三是我国技术的后发优势逐渐减弱, 本国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四是因为资本方面, “投资成本洼地”效应正在逐步减弱, 高投资所以依赖的低要素价格将得到扭转5[5.] (任保平2015) , 此外, 以政府基础设施为代表的产能投资过剩, 亟需消化, 所以在投资方面, 要重新定位中国的比较优势, 充分尊重市场需求, 调整产能。其次, 要继续拉动消费, 这要求政府真正藏富于民, 加大民生项目建设力度, 保障就业, 促进人民收入水平的稳定上升。

五、中美发展对比以及中国未来之路的探索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优势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反思规避。而中国经历了高速发展的增长周期之后, 进入了“新常态”, 中国会不会陷入中低收入陷阱, 美国的经济发展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适应中国国情, 中国未来经济应当怎样走, 接下来的内容将围绕以上问题展开。

2014年1月, 中央政府提出“新常态”意在揭示中国经济将由高速发展阶段向中高速发展阶段转变, 经济发展更多的依靠经济质量, 国家进一步推进产业进行结构性改革。对于中央政府的改革决心, 很多经济学家都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 依靠基础设施出口、民生建设, 中国经济依然有很强的增长潜力。结合美国等发达国家等经济发展经验教训以及中国当前地经济中国经济要想避免陷入中低收入陷阱, 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活力, 建立健全法制体系、政府做到不越位、不缺位;加大民生建设投资, 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曾经,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依托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为世界经济制定着规则, 现在, 中国正在主动出击, 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是中国积极主动融入世界金融的战略,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在寻求自身经济增长点的同时, 也在拉动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

总结中美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 对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借鉴、参考意义, 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时代背景下, 这样的思考显得十分紧迫。

摘要:二战后,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迅速崛起, 与此同时, 中国经济的表现亦令人瞠目。本文提出, 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是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国情相吻合, 正确的战略方向让中国少走弯路。直接原因是作为发展中国家, 中国积极的对外开放, 以市场换技术, 充分利用资本、技术、制度的后发优势, 以及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 实现经济腾飞。因此, 本文首先以美国代表, 回顾美国经济发展历史及经验教训, 然后总结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代价与收获, 最后讨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阻碍以及未来发展之路。

关键词:经济,美国,中国,国家战略,后发优势

参考文献

[1]鲍金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历史演进[J].经济思想史评论, 2010, 01:184-200.

[2]李建民.中国的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J].人口研究, 2015, 01:3-13.

浅谈中美经济 篇3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 金融危机 文化差异 消费观念

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crisis on the impact to the economy of both countries

LuoTao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dong, guangzhou, 510640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 the different language and culture background between the peopl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will be more and more frequent, different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referenc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he current spread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make by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level. Based on the economic crisi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on the different influence as the starting poi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examine the two countries traditional consumption concept, analyzed the main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us contributing to promote the sino-american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o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and solving reality provides a good reference for the.

Keyword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financial crisis cultural differences consumption concept

一、介绍

在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的情况下,和欧洲国家相比,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不是很大,在美国多家银行趋于倒闭的情况下,而中国的金融系统运行良好,经济保持一定的速度增长。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来看,这和中美两国间的文化差异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将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来分析金融危机对中美两国经济产生不同影响的原因。

二、中美消费观念差异

当前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美国次信贷危机引发从而蔓延到全球范围的。那些没有固定收入甚至没有收入的人,因其信用等级没有达到向银行贷款的标准,通常被称为次级贷款者。如果他们到期无力偿还银行的巨额贷款,便会引发银行倒闭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就是这种次信贷危机引发全球蔓延的金融危机。从更深层次上讲,这和人们的传统消费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

美国人提倡的是一种超前消费的观念。过去在美国,贷款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从房子到汽车,从信用卡到电话账单,贷款无处不在。美国人相信只要通过他个人的努力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去银行贷款买房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向来乐观的美国市民如果有了多余的钱,他们不会去选择去银行存款,而是去选择去消费,去实现自己的需求,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准。

中国人因受传统观念影响较大,“无债一身轻”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多数中国人不会选择去提前消费。当前信用卡消费并没有在中国国内得普及,“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这一消费观念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如果当前没有足够的资金去买房,他们不愿去银行贷款,而是选择心甘情愿地住在自己破旧的房子里。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大部分人都是从物质紧缺年代一路走过来的,他们明白优越的生活来之不易,所以在生活消费方面就会有所节制,他们不会盲目消费,更不会去用信用卡去超前消费。他们坚持认为只有自己有了一定的积蓄,日子才会过的心安理得。

通过中美两种消费观念的对比,我们并不能简单的评价哪一种消费观念是好是坏。表面上看来,似乎美国人的消费方式显得的较为科学和理智一些,因为他们享受到了高质量的生活,体会到了人生的幸福,而不是像中国人那样保守地生活。但中国人的未雨绸缪和居安思危,却又显示出一种生活的智慧。而如今美国人都不敢消费了,那些大量贷款都变成了美国金融机构的死帐,坏账,造成了信贷危机。这也是为什么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不是很大,这和中国人的传统消费观念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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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的深层原因

几千来的传统思想法则延续至今,使中国成为一个传统导向的社会,中国人的中庸之道使他们倾向于保守和居安思危。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过着长期安定的生活方式,面对生活中的诸多不稳定因素,西方那些超前消费的观念目前无法在中国得到普及。而美国文化历史较短,具有较年轻的主流文化。美国人深受其宗教文化的影响,其清教主义的文化价值核心便是强调通过个人的努力就能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对于多数美国人而言,如果他们的经济收入无法支持他们的高标准的生活,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维持。“美国梦”的驱使让美国人对未来充满了乐观的态度,他们会努力做各种兼职去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

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没有优劣之分,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认识到这种文化差异,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这样才能使中美两国人民在跨文化交际中扩展知识,相互学习和了解。

四、对减少经济危机影响的启示

本文主要在跨文化交际的层面分析了金融危机对中美两国产生不同影响的原因。中美两国传统的消费文化观念在此次经济危机中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适度的超前消费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但盲目的“空手套白狼”的超前消费则会引发严重的次信贷危机。中国在危机中相对而言受到影响不大,但也难以完全涉身事外。当前,我们便是要借鉴美国人的消费观念,鼓励人们将多余的钱从银行取出来去消费,从而拉动内需,进一步减小金融危机对当前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认识总结这次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可以避免危机的种子在中国生根发芽,防患于未燃,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Lerry A.Samovar, Richard E. Porter, Lisa A. Stefani,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8.

李莉 ,张峰 .从跨文化交际角度看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山东电大学报 ,2008(2).

邵根兰,王灵华 .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危机对我国的警示及应对措施 .中国商界, 2008(4).

赵东坡 2.当前我国居民文化消费的制约因素及缓解途径 .中国商界, 2008(9).

希拉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篇4

Washington, DC July 27, 2009 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全体会议上发表的讲话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2009年7月27日

Good morning.And Zhongxing Huanyin.早上好。[用中文说]衷心欢迎。

It is a privilege to open this inaugural meeting of the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I am especially pleased to join my co-chair, Secretary Geithner, and to welcome State Councilor Dai and Vice Premier Wang.I look forward to resuming the productive discussions I had with Councilor Dai, President Hu, and Premier Wen on my trip to China in February, and to build on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Hu’s meeting in London.十分荣幸能在美中两国之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首次会议开幕式上致辞。我特别高兴能与盖特纳(Geithner)部长共同主持会议,并欢迎王岐山副总理和戴秉国国务委员。我期待着继续我2月访华期间与戴秉国国务委员、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进行的富有成果的讨论,并在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伦敦会晤的基础上取得更多成果。

This is both a culmination, and a beginning.A culmination of actions taken by our predecessors 30 years ago, wh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established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What followed was a blossoming of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and diplomatic engagement that has allowed our nations to reach this place of opportunity today.这一对话既是一个结果又是一个开端。作为结果,它源于我们的前任们30年前所采取的行动。那时,美中两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邓小平发起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并实行对外开放。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使我们两国到达今天机遇之地的外交接触。

This dialogue also marks a beginning – the beginning of an unprecedented effort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a positive, cooperative, and comprehensive U.S.-Chinese relation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这一对话也标志着一个开端——一个为建立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美中关系奠定基础而作出前所未有努力的开端。

That so many members of President Obama’s cabinet are here reflects our belief that a stronger relationship will yield rewards, not only for our two nations, but for the world beyond.奥巴马总统内阁的众多阁员今天与会反映了我们的一个信念,即更牢固的美中关系不仅会使我们两国受益,而且会使整个世界受益。

For in the decades ahead, great countries will be defined less by their power to dominate or divide than by their capacity to solve problems.It is this reality – and the fact that no country can solve today’s challenges alone – that demands a new global architecture for progress.因为在未来数十年内,伟大国家的特征将不是其控制和分割他国的力量,而是其解决问题的能力。正是这一现实——以及没有任何国家能单独应对今天面临的挑战这一事实——要求建立一个新的争取进步的全球架构。

Although past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idea of a balance of power among great nations, the fresh thinking of the 21st century can move us from a multi-polar world to a multi-partner world.And it is our hope that the dialogue we initiate today will enable us to shape that common agenda.尽管美国和中国以往的关系受到大国间权力平衡的观点的影响,但21世纪全新的思维能使我们从一个多极世界走向一个多伙伴世界。我们希望今天启动的对话将使我们能够确立这个共同议程。

Our nations face common global threats, from the economic crisis, to non-proliferation, climate change and clean energy, pandemic disease and global poverty, North Korea, Iran, and extremism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我们两国面临着同样的全球性威胁,从经济危机到防扩散,从气候变化到清洁能源,从大规模流行性疾病到全球贫困,从北韩到伊朗,还有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极端主义势力。

To meet these threats, we must find common ground and work together in common purpose, even as we may disagree on certain issues.为了应对这些威胁,我们必须找到共同之处并向着共同目标一起努力,即使我们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

As we’ll hear from the President later this morn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s committed to broader engagement – to using robust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and working with and beyond government to solve regional and global problems.今天上午我们将会听到总统阐明,奥巴马政府致力于更广泛的接触——利用有力的外交和发展手段,同政府及非政府人士合作解决区域性和全球性问题。

When I was in China in February, it was my first time back in almost a decade.And I was struck, as many visitors are, by the transformation that had taken place.Driving on the third ring road in Beijing, I felt like was watching a movie in fast-forward.From a few high rise buildings on my last trip, to a gleaming Olympic complex and corporate skyscrapers today.From millions of Flying Pigeon bicycles navigating the streets, to cars of every model traversing modern thoroughfares.And for those traveling to Shanghai, an already cosmopolitan city soon to add the Shanghai Expo.我今年二月访问中国时,距我前一次访问已有将近十年之久。我像很多来访者一样,被今昔的变化所震撼。驱车行驶在三环路上,我感到仿佛是在观看一部快进的电影。我上次来时高楼大厦屈指可数,如今奥林匹克场馆和摩天商务大厦令人眼花缭乱。过去有千百万辆飞鸽牌自行车在大街小巷穿行,如今有各种型号的汽车在现代化公路上行驶。那些去上海的人还会看到上海世博会将为这个已经发展成型的大都市增添光彩。

All are testaments to China’s dynamism and growth.And we welcome these signs of progress.这些都是中国蓬勃发展的见证。这些进步的气象令我们感到高兴。

We also welcome China’s role in promo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Asia Pacific.Over the past 30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has helped foster security in the region – a critical factor in China’s growth, and an important strategic interest of our own.In the future, we will remain actively engaged in promoting the security of Asia.When misunderstandings or disagreements arise, we will work through them peacefully and through intensive dialogue.我们还欢迎中国为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所发挥的作用。过去30年来,美国帮助建立该地区的安全,这对中国的增长至关重要,对我们自身的战略利益也意义重大。未来,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促进亚洲的安全。出现误解或分歧时,我们将以和平方式并通过积极对话来予以解决。

This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differs from past dialogues in scope, substance, and approach.It is comprehensive by design, meant to enlist the full range of talent within our governments and to include cross-cutting challenges that are neither bureaucratically neat, nor easily compartmentalized.本届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广度、实质乃至方法上均不同于过去的对话。其形式结构力求全面,以便充分利用两国政府内部的聪明才智,解决那些在行政体制上无法按部门截然划分的问题。

With this dialogue we are laying, brick by brick, the foundation of a stronger relationship – improving lines of communication;increasing understanding;setting priorities;and creating a work plan.通过这一对话,我们正脚踏实地为加强关系而奠定基础,改善交流途径,增强理解,制定重点目标和工作计划。

Our agenda will focus on several areas: 我们的议程将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First, the economic recovery.Repairing the global economy is a priority for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We have taken aggressive action at home to stimulate our economy and stabilize our financial institutions.China has taken similarly bold steps and we both agree that further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operation is necessary for global recovery.第一,经济复苏。修复全球经济是美中两国的首要目标。我们已在国内采取果断行动,以刺激经济和稳定金融机构。中国已采取类似的大胆措施,而且我们双方均认为,进一步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对全球复苏是必要的。

Second, climate change and clean energy.As the world’s two biggest emitters, we must demonstrate to the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world that clean energy and economic growth can go hand-in-hand.We are already involved in promising partnerships.In Beijing, I toured a geo-thermal plant that is a true U.S.-Chinese collaboration.General Electric has provided high-tech equipment to produce heat and power with half the emissions, and far less water usage than the coal plants that are typically relied on.And Chinese businesses build the steam turbines that help to power the plant.This plant saves costs and provides clean energy – including heat for the U.S.Embassy.第二,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排放国,我们必须向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表明,清洁能源和经济增长能够同步进行。我们已在进行充满希望的合作。在北京期间,我参观了一家地热工厂,这是名副其实的美中合作。通用电气公司提供的高科技设备被用于产热发电,与通常燃煤的火力发电相比,排放减少了一半,用水量也大大下降。中国公司则制造了工厂发电用的燃气轮机。该厂在节省成本的基础上提供了清洁能源,包括为美国大使馆提供热能。

Third, security challenges.I just attended the ASEAN conference in Thailand, where the North Korean regime’s recent provocations were a subject of great concern.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oth appreciate the dangers of escalating tensions and a prospective arms race in East Asia;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第三,安全挑战。我刚刚出席了在泰国举行的东盟会议,北韩政权最近的挑衅行动成了大会十分关注的议题。中国和美国均认识到紧张局势升级以及东亚可能发生的军备竞赛所导致的危险以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危险。

Already,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worked together to contain dangerous actions on the part of North Korea.We are grateful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leadership in establishing the Six Party Talks and for its close cooperation in response to North Korean missile launches.中美两国已经在进行合作,以遏制北韩方面的危险行动。我们感谢中国政府为设立六方会谈所发挥的主导作用以及在应对北韩导弹发射问题上所进行的密切合作。

We will also discuss our common concerns about the nuclear weapons capability of Iran, and explore ways to address violent extremism and promote stability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我们还将讨论我们对伊朗核武器能力的共同关注,并探讨清除暴力极端主义、促进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稳定的方法。

Fourth, development.Under President Obama, development, like diplomacy, is an equally important pillar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Many of the world’s threats stem from lack of opportunity which, in turn, leads to poverty, social erosion,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By addressing global scourges such as hunger, illiteracy, disease, and economic marginalization from the bottom up, and by insisting on accountability and adherence to the rule of law, we can widen opportunity and prosperity for more people in more places.第四,发展。在奥巴马总统领导下,发展同外交一样,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支柱。世界上许多威胁的根源来自机会的缺乏,而机会缺乏进而导致贫困、社会解体及政治动荡。通过自下而上地消除饥饿、文盲、疾病以及经济边缘化等全球性灾难,坚持问责制和法治,我们能够为更多地区的更多人带来机会和繁荣。

None of these problems will be easy to solve, and results won’t happen overnight.We will not always see eye-to-eye, as is the case with human rights,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be guided by the ideal that the rights of all people must be respected.Still, solutions to many of today’s global challenges are within reach if we work cooperatively where our interests intersect, and are honest with each other when they don’t.这些问题无一能轻易解决,也不会一夜之间就产生结果。我们的观点并非全部一致,人权便是一例。美国将继续恪守这样的理念:所有人的权利都必须得到尊重。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在利益一致的领域进行合作,并且在利益不一致时能做到开诚布公,那么我们就能够成功应对当今的许多全球性挑战。

A well-known Chinese saying speaks of a sacred mountain in northern China near Confucius’ home.It says: ―When people are of one mind and heart, they can move Mt.Tai."

中国有一句著名的俗语,讲的是孔子家乡附近的一座圣山。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人心齐,泰山移‖。

We cannot expect to be united at every turn, but we can be of one mind and heart on the need to find common ground as we confront the shared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embraced this dialogue with China early and energetically because we want to see it to fruition.This is an issue of great importance to me as Secretary of State, and I know the same is true for my colleagues and for our President.我们无法期待事事处处都保持一致,但就面临21世纪的共同挑战有必要找到共同立足点而言,我们能够齐心协力。奥巴马政府上任伊始就决定大力与中国展开对话,因为我们希望看到它结出硕果。作为国务卿,这对我本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并且我知道对我的同事们和奥巴马总统也是如此。

浅析经济全球化下的中美经贸关系 篇5

论文题目:浅析经济全球化下的中美经贸关系 姓 名:

指导教师: 年级、专业: 写作时间:

摘要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成了世界贸易组织的143个成员国。[1]我们花了13年进入世贸组织,到了2012年我们取代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2]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中美两个经济大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密切。截止2012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将近50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3]但是,随着这种密切贸易的往来,两国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中美在双边贸易上存在的贸易摩擦也越来越突出。针对两国双边的经贸关系,自2009年以来,中美两国先后启动了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两国虽然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中美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相信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中美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会朝着好的方面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会更加的密切。

【关键词】中美贸易,贸易摩擦,互利共赢

目录

一、中美贸易的现状„„„„„„„„„„„„„„„„„„„„„„„

二、中美贸易的特点„„„„„„„„„„„„„„„„„„„„„„„

三、中美双边贸易存在的问题„„„„„„„„„„„„„„„„„„„

四、如何增进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 结论„„„„„„„„„„„„„„„„„„„„„„„„„„„„„„ 参考文献„„„„„„„„„„„„„„„„„„„„„„„„„„„„

摩擦。美国联邦储备局和行政当局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指责中国故意压制人民币汇率升值和其他诸多问题上不断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进一步开放市场。[4]

二、中美贸易的特点

(一)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从1972年中美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中美之间的贸易额从1972年的1288万美元增加至1992年的174亿美元。由于这段时间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中国经济曾一度停滞不前,就是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四人帮之后也不足10亿美金。这段时间实现了空前的增长。

1992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中美两国的贸易额从1992年的174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804亿美元,年均增长18.5%,并且中国有贸易逆差转变为贸易顺差。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有了快速的发展。进入了高速发展期。

(二)中国不断优化对美出口商品的结构[5]

中美双边贸易关系增长的同时,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层次也在逐渐提高。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个劳动力资源大国,在一些低成本、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方面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如纺织、服装、玩具、鞋子、箱包类等。由于中国存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生产成本低,因此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价格方面较美国本土市场的本土制造就具有价格优势,从而导致了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多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随着中国国内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中国对美出口也有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转变。

(三)中美两国的贸易依存度不断增加

中国经济GDP中,出口大约占GDP的一半,而中美贸易将近占出口的一半,这也导致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远远高过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轻工业产品依赖度较高,中国生产的玩具、衣服等劳动密集型产品颇

中美两国贸易的发展,解决了中国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同时随着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升级,也为中国毕业的大学生等高学历人才提供了就业。但是,任何事情有它好的一方面,也有坏的一方面,随着中美贸易往来的深入,贸易纠纷也会越来越多。因此,中美两国都应该积极从自身出发,寻找两国互利共赢的贸易新道路。中国方面:

1.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光依靠出口,这会使中过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加大,中国政府应该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居民消费,努力扩大国内需求。2.转变贸易增长方式。随着中国国内产业的优化升级,在出口成本低廉的劳动密集型商品的同时,尽量的去做出改变,进出口一些中国在某些方面顶尖的技术产品,努力改善进出口不平衡状况。

3.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保持汇率的稳定。最近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政府也提出了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若干建议。美国方面:

1.美国政府应该调整国内的经济政策,不要把美国出现的问题归结于中国对美的贸易出口上,从美国国内查找问题的缘由。

2.美国应该放松对中国的贸易出口管制,充分发挥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优势,弥补美国对华贸易的劣势,只有两国在贸易往来中相互体谅,贸易互补,才能达到改善中美贸易失衡的目标。[6]

参考文献

浅谈中美经济 篇6

中美经济贸易关系与人民币汇率

黄卫平

主讲人简介:黄卫平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在从中美经贸热点问题上看,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上,另外还有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问题。这个“三三七调查”是指出口产品中侵犯到知识产权的话,美国有权利交叉地惩罚你——通过其他的贸易办法来惩罚。我们的“三三七调查“算是美国出手比较多的,因为我们知识产权是有点问题。德国最近颁发了世界抄袭奖,中国企业九块奖牌占了五块。而且有调查显示,全世界95%的侵犯专利的药品都是中国人干的。因此美国人来一个交叉惩罚。不惩罚你侵犯了知识产权这一产品,惩罚的是其他产品。——这就是交叉惩罚。

而反倾销那是企业的个别行为;反补贴反对的是政府行为。还有一个,“特殊保障措施”。奥巴马上台后提出的。他们合在一起,就是媒体上常说的“两反一保”,其中最黑的是“保”。“保”本身是说不清的的,比如“反倾销”毕竟把东西卖便宜了,“反补贴”好歹政府补贴了,而“特殊保障措施”没有什么原因,而且是单方面的认为你扰乱了我的市场秩序,我就可以出手了。这就没有一个标准了,什么叫做“扰乱了市场秩序”?没有清晰的标准。

那么目前最热闹的就是人民币的回升。4月15日本来说要给你“戴上个帽子”或者“不戴帽子”,最近又推迟了。这不是什么好事。现在不定,“看你表现”。什么表现?这是集政治、经济于一体的。比如政治,他要折腾伊朗吧,看你中国人的表现,一旦不合他意,那帽子就给你扣上了;经济,如果世界经济好,就给你扣上,不好,就还有商量。因此,这帽子拿在手上,反而给中国人一个悬念。所以人民币汇率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从现在的说法看,美国学者说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了百分之二十五到四十一。那这种“低估”对双方有什么养的影响呢?国内吵吵嚷嚷,社科院的学者认为应该升值,列举了升值的好处。但我觉得一旦升值一口气升成那样,改革开放的成果毁于一旦。05年7月21日,我们就升值了一点,上一轮的资产泡沫、股市、房价,是人民币升值前还是后拱起来的?再说日本,经济停滞了二十年,它的发端是日元升值前出的事还是之后?所以做决策的人不能像学者那样,学者可以不负责任,决策者却有责任。所以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人民币升值这件事,美国人死缠烂打。为什么以前没这么件事,现在突然讨论得这么热烈。我认为,这里面也有一个决策上的失误。世界经济陷入危机,和我们无关。通常人们说,有了“危”才有“机”。但我认为,只有别人有了“危”,我们才有了“机”。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我觉得,当初次贷危机来临时,北京大学马列学院“2010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前沿热点问题高级研修班”老师讲稿

中国人不应该救市的。而应该拿出我们的外汇储备在世界市场上砸它一下,把美国砸个烂七八糟,才行。现在把它救活了——美国就是伊索寓言里的那条蛇。所以当初危机时,就应该拿着美国的国债满世界扔。我们的决策是失误的。下一次的机会又在十年后了,我希望,十年以后的执政者再有危机时,不是救世,而是把世界搞得混乱。中国人最擅长浑水摸鱼,把水搅浑了,利益就来了。现在你看,你把它救活了,它来折腾你。所以中国做了这么大的牺牲,全世界都在骂你,没人夸你。对这帮帝国主义,要是有好心眼,就上当了——包括汇率。要是这次我们真的升值了,下场如何?这么说吧,我们的贸易格局是这样的,2009年中国贸易顺差百分之七十三来自美国,当然我们对周边国家有一千两百多亿的贸易逆差。另外,中国对五十八个最不发达国家是逆差。所以可以说,我们的钱都是从发达国家挣来的,然后给了欠发达国家。那么如果从贸易的几个形式讲,一般贸易是平衡的,服务贸易是逆差,顺差主要是加工贸易造成的。从中国角度看,广东以加工贸易为主,浙江以一般贸易为主。我们的顺差让美国着急,中国是给美国制造最大贸易逆差的,占了它贸易逆差的将近一半。中国的贸易中,一半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就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进口零部件,组装,再出口。加工贸易比重越大,顺差越大。一般贸易是用自己的资源生产出的产品卖掉,加工贸易是别人的资源加工后卖出去,赚的就是加工费——这是无本的买卖,容易挣。这么说可能要涉及生产模式,有人说我们的生产模式不可持续。那么究竟是我们的生产模式不可持续了,还是我们的模式在执行中出现了偏差?这是两回事。地球上有人是靠卖东西发财,有人靠卖力气发财,比如沙特、科威特卖石油,俄罗斯卖木材、石油,巴西、澳大利亚卖铁矿石,那么卖东西可持续吗?东西卖完就没了。那进一步想,卖力气可持续吗?所以我们并不是生产模式本身卖力气这个出现问题,而是这个模式的过程中执行出了问题,比如出现了环境污染等等。所以卖力气这件事,可再生。不卖力气卖东西,就实在是没什么可卖的。所以中国加工贸易是主导,加工贸易比重越大,贸易顺差也就越大。这与卖东西挣的贸易顺差不是一回事。所以一定要划清界限,模式自身没有缺陷,而是我们执行的过程中有问题。所以我们看目前格局,一般贸易平衡——有进有出,这是对的;服务贸易,暂时逆差——这是因为人口素质不行,慢慢有好转;加工贸易,是顺差,这是我们的格局,没有问题,只是卖力气而已。而且在卖力气过程中,农民被训练成工人,一般工人被训练成技术工人,越干,人积累的熟练程度越高,人力资本越雄厚,最后,才天下无敌。为什么八十年代没人提出中国汇率问题的,人家不怕你。为什么现在提出问题,因为我们已经具备相当素质的工人队伍,又有庞大的加工能力,我们不怕别人。可以这么说,中国不怕别人的基础,就是一个方程式——五六三十。“五”,手里有五亿吨粮食——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六”,每年炼六亿吨钢,这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基础;“三十”,每年烧三十亿吨煤,这是我们经济安全的基础,根本不可能被别

北京大学马列学院“2010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前沿热点问题高级研修班”老师讲稿

人用能源卡脖子,能源提供被切断了,我们整个工业运行是不受影响的。正如毛泽东当时说的,“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所以中国特点,北京大学马列学院“2010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前沿热点问题高级研修班”老师讲稿

知识产权没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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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差主要还是来自欧洲。我们贸易顺差之间四分之三来自美国,人家确实受不了。奥巴马最近提出美国要转型,出口五年要翻一番,增加二百万岗位——这是奥巴马的雄心壮志。那么他们出口产品卖给谁?出口什么?想要五年翻一番,每年增长率至少百分之十五六。可是美国没有什么好卖的。我在美国与美国在中国谈入世时的代表谈话,她说中国的贸易顺差美国人受不了,我说连中国人也受不了。可是我们中国人要的你不卖,你卖的我们根本不想要。美国确实卖不了什么。现在美国提出转型,不能以消费为主带动GDP发展,要以出口带动GDP;我们正好反过来,要以消费带动GDP。但是我们走下去是很危险的,美国现在崩盘了,我们却向着他们当年的方向走下去。其实凡是美国给我们支的招,我们就应该有所疑问。我们说中国房地产有泡沫,美国的那些投行,直说没事。其实美国这次次贷危机,就是给穷人盖房盖出娄子来了。穷人有住房的权利,没有买房的能力。而且全世界的规律,谁靠房地产拉动经济,结果只能是崩盘。美国、日本、英国、香港都是这样。所以盖房是没错,关键是用来做什么?盖出的房为了人住,还是当股票来炒的。中国土地稀缺,建设部都说了中国的房子平均能站住35年,不用到70年,50年就面临倒塌危险。房子总共就只能站着五十年,地也占着,资源也占着,只炒,不给人住。所以这房价能不能落,各国政府是不是真的以房子为民生,只有一条分水岭,他们究竟有没有决心把房地产与金融投资工具截然分开。如果确实有决心,把房地产回归安居,确实以民为本;如果把投资的功能保存着,那只是欺骗老百姓。把房地产完成股票,最后只能等死。

那么人民币让人折腾来折腾去,究竟是高估还是低估?我觉得是高估。虽然我还没有算过,但是至少在全球来看。奥尼尔是高盛的首席经济学家,他认为人民币没有低估,反而高估了百分之零点四。另一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他提出世界汇率体系应该是1:1:10:100——1比1是美元对欧元,比十是对十块人民币,比一百,对一百日元。上浮下浮百分之二十,是市场力量。如果一美元对十人民币,现在是六块八,绝对是高估。因此现在看来,说不清高估低估。如果要算,最简单的算法,我们称为汉堡包指数。汉堡包在全球物质内容高度一致,因此可以作为价值标准。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每年六月公布一个表格,表格说的就是汉堡包在全球卖的价格。在美国买三块五毛八,中国买十二块人民币,一除就出来了。如果以汉堡包为购买力的衡量,一算账,一美元相当于三块三毛五人民币,现在是六块八,一定是低估了——也就是人民币比你想象中值钱。这么一算,中国就完蛋了。所以经济学家杂志算的是人民币被低估了百分之四十八,人民币应该升值。可是还有一个指数,星巴克咖啡指数。这东西一算人民币不是被低估而是被高估。如果说咖啡不算是可贸易商品,那么算算美国卖给我们的《阿凡达》,在纽约一张票十七块五美元,在北京一百五一张。最后人民币是被高估了。所以究竟是高估低估,实在算不清。我提出建议,不说

北京大学马列学院“2010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前沿热点问题高级研修班”老师讲稿

高估低估,双方找一把人一起算。这个建议是凤凰卫视的评论员阮次山约我谈汇率说的。双方说半天,都没有依据,最好的办法就是计算。联合国有联合国算法,我们就按照世界通行的算法算一算,最后得出一个结果,双方都能接受。我们想想,1980年的一元人民币,到2009年,购买力变化有多大?2009年的一块钱相当于1980年的一毛九。而且这还是统计局的官方数据来说话的——这可信吗?他说全国去年房价平均涨幅百分之一点五,城镇收入增幅百分八点七,所以相对而言全国房价是下降的——胡说八道。这也就是说,用统计局算的数,算汇率的话,中国人一定吃大亏。所以我建议,一定要是货币的实际价值和经济的实际情况,分别科学地统计和计算,甩开统计局,重来一遍。因为现在联合国是有方法计算的,选出来两千多种商品,美国、中国都有消费,这两千多种商品,在GDP占多大的比重,价格是怎样的走势,最后统计出来,究竟你的货币有怎样的购买力。大家应该承认,人民币最大的特点是在国内越来越不值钱,那么在国际上不可能越来越高。如果从现在开始算,三年出结果,那么人民币汇率一定是被高估,中国人这场官司一定能打赢。

所以我的判断是人民币被高估了。但是目前各有各的说法,互相说服不了。就应该官方出面,好好计算。能不能够付诸实践,这很难说。

北京大学马列学院“2010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前沿热点问题高级研修班”老师讲稿

另外,从目前情况看,只有逆差,才能救美国的就业,顺差救不了。中国常说,就算不赚钱,也要出口,为了就业。但是美国的产业结构与我们不同。美国的制造业占它的经济的百分之十六至十八。也就是说美国十四万亿的GDP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来自制造业;中国的五万亿GDP中的一半来自制造业。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中国的GDP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可是国际市场中硬产业市场上,几乎两国的影响力差不多。原因就是硬产业占GDP的比重造成了两国实际产值与附加价值几乎一样,如果你再考虑我们的附加价值低于美国,就会发现,我们的油水大于美国。因此,形成了一个奇怪现象:论经济总量,远不如美国;但是加工业一出手,谁都害怕。因为中国产业结构以硬产业为主。一台iPod现在卖299美元,中国组装只赚4美元,160美元流到美国,这些附加价值是美国的GDP,整个研发过程所有环节形成的附加价值是美国的GDP,各个环节的附加价值都是美国人在干活而形成的。如果少了一个iPod,就少了160美元,少了二十小时工作。因此这情况下发生了很有意思的事情:中国给美国造成了贸易逆差,而这个贸易逆差增加了美国人的就业。这就是我们永远说着的一句话:顺差在中国人这里,利益在美国人那里。原因在于产业结构,我们以硬加工为主,而美国以服务业为主。

所以两件事:一个是我们的汇率没有被人为降低,北京大学马列学院“2010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前沿热点问题高级研修班”老师讲稿

这不可能不成为政治问题。理论上已经证明了,我们必须把它控制住。

那么为什么中美之间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

首先是统计方法的问题,美国把来自香港的转口都算在了中国内地头上——算法不同,我们的算法是只要产品出口到香港就行了,美国人算的却是原产地,也就是说产品在香港仅仅是换了包装,没有附加价值增加了百分之十五到三十以上,就算是中国内地的产品。这是一个大头,过千亿了。

北京大学马列学院“2010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前沿热点问题高级研修班”老师讲稿

身想你投资的利润,卖给你零部件的外贸支出。所以要看这个贸易三角形,这里面很有意思,中国就在这。所以我说,自打进入二十一世纪,97.98年之后中国就变成政治格局了,就真正进入到外汇企业了。把零部件拿来组装,然后走,就变成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确实加工贸易越大,贸易顺差越大,没别的办法。在这里面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产品70%以上是加工贸易,而这之中相当一部分美国商人干了事,所以我们的外贸顺差中很多是外商帮我们做的。这里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GNP和GDP怎么看,说白了就是中国经济大还是中国人的经济大。也由过去日本经济冷淡,确实二十年停滞不前,可你回头一看,是日本经济大还是日本人的经济大,这是值得琢磨的。

日本本土是一个细长条,他的本土上的制造业确实没创造出来。但是日本人钱下的投资却给他创造了好多金币,这个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差异。那么国内生产总值讲的是960万生产多少,国民生产总值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管他在哪里他生产的总值都是中国的金币。好了,只要是960万以内生产的附加价值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GDP,凡是由960万出口的都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口。这里有一个问题,虽然是960万出的货,他是中国企业出的货还是三资企业出的货,这挺值得研究的。这告诉我们70%都是加工贸易,很大一部分是外资做的。温总理告诉我们两个数字,一个50%以上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六成以上是外资。中国对美国70%是加工贸易,这就是三角形,因此顺差极大。我国每年向美国出口1.47亿台笔记本电脑,在美国1200美元的电脑中国企业只拿35美金加工费,其他原料,芯片都是美国的,运行电脑的软件谁离得开微软,剩下的再说别的。整个内地贡献就这么点,剩下都散布在全世界,因此这加工贸易形成了贸易顺差在其中而贸易利益很少。但你依旧要干。有人说人民币升值产业就升值了,关键是人适应不适应升级。

北京大学马列学院“2010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前沿热点问题高级研修班”老师讲稿

只有组装一部分利润。销售凭LOGO,品牌。美国人的思路坏了就能修,日本人怎么用都不坏。韩国处在中间。中国的前景总要有一个定位,手机最大特点便宜,坏了就扔。如果没有山寨机,非洲人都用不到手机。摩托罗拉目前要从小姐成为丫鬟。在此链上亚洲四小龙组装研发是美欧,在那个年代整个世界产品供应带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即亚洲四小龙,这是动态的,轻纺—小家电—家用电器。韩国重化、造船、炼钢、汽车。台湾IT,香港新加坡贸易、金融。90年代尤其97、98危机之后中国组装,四小龙中韩国台湾成为大陆组装供应商,香港新加坡成为大陆组装贸易金融服务商,软服务提供其生存。

高级产业结构能够控制低级产业结构。所以1840洋枪炮打败了冷兵器。现在韩国离了中国组装之后活不下,台湾欲与与大陆联手搞汽车电子研发,新加坡与香港包括澳门看大陆需要来发展,北朝鲜开始到缅甸开始均开博彩,最后新加坡干脆在圣淘沙公开搞博彩,就是满足中国人赌性十足,这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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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丰田天津召回的汽车变速器应为三圈半,工人做了三圈,造成几亿美金的损失,日本人不敢说什么。二汽也是因为这个。另外,产业结构的调整最早最低级,原料(非洲)—原料加工(中国)但中国资源稀缺,因此卖力是符合国情的。—投资(日本)—教你投资(美国投行),计算机软件、大片等都是胡思乱想、盗版花木兰、功夫熊猫,计算机把大学生都毁了,原因是大学生在和计算机竞争,主要从事的是程序性工作,理论上计算机可以承担,要想发工资就得消灭计算机,知识改变不了命运,这年头叫智慧改变命运,提高素质文化水平没用,跳楼是认识到知识改变不了命运,我们不会智慧的开发,这就是教育的问题。刚才的产业结构造成中美巨大的贸易逆差。

另外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地位越长越不好,现在考虑人民币国际化趁早不要考虑了,成为国际化货币还需要责任。别人储备你的货币的前提是别人能够得到你的货币,如果都是贸易顺差别人如何得到?唯一是你必须要是贸易逆差,币值要稳,美国如果不是贸易逆差就拿不到美元。50年代美金等于黄金,当时从美元荒到美元差,导致币值不稳就象现在,就有了问题。人民币也成了国际货币?15-20年不要想这事。中国人准备半个世纪之后先替美元收尸再推出人民币。人民币外汇储备达到2.4万亿美元人民币才硬,是人民币走出去了还是人民币代表美元走出去了?在这个时期人民币换出去是有好处的,别人用你的货币来躲避风险,现在中国的顺差使走出去较困难。现在的矛盾产业链拉长,不是所有生意都是中国的,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形成贸易顺差,全球化意味着分工越来越细产业链越拉越长。举鞋的例子,前两年西班牙将温州鞋烧了,鞋是温州生产出口,是在欧洲的温州人零售的,都不给人家留口饭吃必然要遭到反击。欧盟要收拾中资企业,人家的研究是真正有用的。美国100双鞋只有3双是自己产的,中国让美国鞋死掉是让他安乐死的,温水煮青蛙用了15年,为美国留下卖鞋的空间。2.130多个议员来自美国30多个州投诉,我们可以选择在这里投资。减缓事业,这是积极的解决办法。中美两国不准备搞贸易战,两国都会吃亏。中国汉奸多,最简单办法就是人代会通过决议凡转基因食品不可在中国销售,这招是最狠的。花生油、菜籽油,转基因食品与非转基因食品放在一起老鼠都不会去动转基因的。果蝇与人类基因最相似,果蝇吃完转基因食品无法产卵。城里人吃转基因食品导致孕育难,与污染无关。疯牛病当年经过科学认证的但二十五年之后依旧出了问题。一般情况病情隐藏二十年,美国规定食品中转基因成为不能超过1%,更可怕的是主食水稻打算大规模转基因。2.4万亿的外汇储备拿出一半扔出去,就是威力。中国卖的是力气不是资源,力气的特点一可再生,二可持续。只要有破釜沉舟的精神就不信地球上谁对13亿人如何。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威胁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出主意给你的时候没有安好心,不是出于你的立场,意识形态与他不一样。我们与美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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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讲,美国增加储蓄,中国减少储蓄,根据平衡公式来的,上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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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是医生和律师,21实际是玩金融的。而我们,只要1%的家长愿意让孩子做工人,东莞169万人口平均文化才到初中。13亿中多少人能够适合干高科技,很少数的人适应高科技他的收入发展趋势是如何?调整产业结构收益的只是一小撮人,其他要靠资本拉动、科技拉动,广大民工不可能在收入分配中拿大头。社会的财富一定倾向于高科技人才,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必须结合市场需要,实际国情,要素本身的特点。否则是有问题的。因此调整了汇率未必形成的了新的产业,其也未必竞争得过美帝国主义,竞争得过美帝国主义对国内有什么影响,到时候大家自己琢磨吧。(本次讲稿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生王媛媛同学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主讲人审阅,特此致谢。)

中美关系走向

回顾50多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历史,双方既有尖锐的对立,也有真诚的合作。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都负有重大责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因此,展望21世纪的中美关系,我们有理由表示审慎的乐观。当然,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也不容忽视,诸如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军售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其中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影响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最容易导致中美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敏感问题。然而,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来处理中美关系,在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审视和处理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就会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前进。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历史上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国际格局、经济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70年代以来,美国和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已经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关联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中国国内的某些年轻学者也对不同时期的中国对美政策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是系统地研究中国对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成果目前仍不多见。本文试图运用史学和国际关系学学科渗透的方法,对中国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本文的重点是分析中国对美政策的缘起、变化和发展,及其对各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影响。

稳定同美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关键。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和谐。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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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将台湾划进美日联合防御范围,但从其模糊描述的背后不难看出,中国台湾乃至中国大陆早就是美国窥视以久的土地。对于中美关系,应坚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框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为我国经济求得稳定,高速的发展空间。中美双方经贸关系密切,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中美关系非常复杂,必须处理好。中国外交的很多工作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中国对美政策应循之道

“变”与“不变”是50多年来中国外交发展过程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外交经历了几次大的战略调整;另一方面,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贯穿其中。中国外交的基本内容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的,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外交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风格。

“变”是与时俱进的要求和表现,更是在不同国内外环境下更好地谋求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不变”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意识继承的部分,表现为连续性;另一部分则是不愿继承、希望改变的内容,但由于不同的原因,历史上的政策对决策者或大众心理有巨大影响,使现有政策有意无意地保持了原来政策的某些内容、某些宣示、某些态势或倾向,表现为外交政策的“惯性”。“变”突出了中国外交的特点,而“不变”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制约和影响中国外交的消极因素。

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政策已经不是原来的政策,援助也与以往大不相同,但我国的对外政策宣示仍然把八项原则作为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思想,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惯性的表现。

●机遇来自全球化这个国际背景。美国有求于中国的面上升。

●双方在安全关切上既有交叉点又有不同点。

●并不是说美国不把中国当做潜在对手了。

浅谈中美经济 篇7

关键词:经济开放度差异,经济增长差异,协整检验

1 文献回顾

在国外经济理论界大多认为经济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但对于经济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具体作用过程与内在机理关系, 不同的学派和学者的观点却大相径庭以Romer (1986) 和Lucas (1988) 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Barro和Salayi Martin (1995) 等的相关理论、Grossman和Helpmam (1991) 在Lucas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上发展的“贸易促进要素优化配置”理论、克鲁格曼 (1978) 的“贸易开放迫使一国政府实施更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论点等, 这些结论和近年来世界各个国家的情况基本相符。

国内近年来对经济增长和开放度关系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有的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外贸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如:杨全发 (1998) 、张敏 (2000) 、胡均民 (2002) 、张亚斌 (2002) 、赖明勇 (2002) 、沈坤荣 (2003) 等采用线性回归对外贸依存度、进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等贸易开放度指标和人均产出增长、资本增长、劳动力增长、技术进步等指标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有的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如:刘小鹏 (2001) 、石传玉 (2003) 均运用协整理论或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了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还有的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开放与增长之间的关系。王英、刘思峰 (2003) 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度的关系进行的灰色关联分析。此外, 姚丽芳 (2001) 运用净出口分析法、出口总量分析法、进口分解分析法对贸易对经济增长拉动的作用分别进行了测算。他们使用不同的方法和对不同的变量进行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对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经济增长与经济贸易开放程度的相关研究, 国内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分析两个国家之间贸易往来和投资、金融往来等对两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将计算两国的经济开放度差异和两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相对比率, 通过协整检验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 以求解释中美两国经济开放度差异和经济总量差异之间的关系。

2 变量介绍和数据分析

经济开放度综合反映一国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 是进行诸如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等实证研究不可缺少的基本变量。

对于经济开放度的度量,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度量的相对准确性, 本文采用李 (1998) 年提出的计算方法。他认为O=W1O1+W2O2+W3O3 (W1+W2+W3=1) 其中O代表经济开放度, O1、O2、O3分别代表对外贸易比率、对外金融比率、对外投资比率, 它们分别反应了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方面的开放程度。W1、W2、W3是决定这三种因素重要性的权数, 它们分别被赋予0.4、0.3、0.3的值。 (对外贸易比率等于进出口总额和GDP的比值;对外金融比率等于对外资产和债务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对外资产和债务包括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对外资产和债务;对外投资比率等于对外直接投资和吸收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和GDP的比值。) 本文使用中美两国历年GDP的比值来表征两国之间经济总量的相对差异。

基于以上的变量选取, 本文分别计算了中美两国1987-2007年的经济开放度并对两者求差。具体数据如下表:

注:表中的Ou、Oc分别代表美国和中国的开放度 (其中Oc1987-1995年数据来自李 (1998) 的文章) , DO=Oc-Ou, 衡量中国和美国对外开放度的差异。GDPU、GDPC分别代表美国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C是用中国当年GDP的人民币值经过当年汇率调整得到, 二者的单位都是10亿美元RGDP=GDPC/GDPU, 衡量两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变化。上表中所有数据都经过保留三位小数的近似处理。 (原始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中央银行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和金融机构本外币收支平衡表、美国经济分析局、世界银行数据库)

下图反应了1987-2007年中美对外开放度差异和GDP比值的变动趋势, 整个计量分析将会采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5.0完成。

从图中可以看出, 开放度差异和GDP比率之间是有趋势的, 非平稳的, 所以应该对其进行严格的协证检验以分析两者之间的真正关系。

3 模型和实证结果分析

3.1 ADF检验

前面我们已经初步判断RGDP和DO序列是非平稳有趋势的, 但是在用协整理论进行分析时, 仍需要对这两个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分析, 也就是其是否有单位根。一般情况下常用的是ADF检验, 该方法主要通过三个模型 (模型1为不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 模型2含有常数项而没有趋势项, 模型3含有常数项和趋势项) 进行检验, 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检验模型中ADF值大于临界值, 则可以认为是非平稳的序列, DO、GDP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 DO和RGP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 但是DO在经过一阶差分后第一个模型就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 RGDP经过一阶差分第三个模型在百分之九十的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 (如表中星号所示) , 所以DO和RGDP的一阶差分序列在百分之九十的水平上都是平稳的, 我们可以认为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3.2 协整检验

协整概念是1987年由恩格尔 (Engle) 和格兰杰 (Granger) 提出的。协整的基本思想认为, 尽管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变量中每个都是非平稳的, 但它们的线性组合有可能相互抵消趋势项的影响, 使该组合成为一个平稳的变量。协整理论为两个或两个以上非平稳变量之间寻找均衡关系, 以及用存在的协整关系的变量建立动态模型奠定了理论基础。协整检验的常用方法有E一G (Engle一Granger) 两步检验法和约翰森 (Johansen, 1988) 检验法, 本文采用前者检验开放度差异和GDP比值两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由ADF检验可知, DO和RGDP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平稳的, 我们的协整检验可以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协整回归,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估计DO和RGDP之间的方程, 并计算非均衡误差。估计的方程为

调整后可决系数=0.8899 D-W=1.0935

残差的计算公式为

第二步:检验et的单整性, 看其是否为平稳序列。

通过单位根的检验发现, 当滞后阶数为1, 不含趋势项和截距项的模型最为合适, 其ADF检验结果如下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百分之五的显著性水平下, ADF值小于临界值, 我们可以认为残差序列e是平稳序列, 也就是说存在DO和RGDP的平稳线性组合, 即美国和中国经济开放度差异和GDP比值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通过协整检验, 发现开放度差异和GDP比值之间是具有协整关系, 但是长期内它们之间到底是否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呢?这就需要对二者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分别取滞后期为1、2和3, 检验结果如下:

滞后阶数为1的结果:

从上面的表中可以看出, 当滞后阶数为1的时候, 对于RGDP不是DO的格兰杰原因的假设, F值显然大于临界值, 拒绝原假设, 认为RGDP是DO的格兰杰原因。但对于DO不是RGDP格兰杰原因的假设, F值小于临界值, 接受原假设。同理, 滞后阶数为2和3时也得出了相同结果。这表明中美两国GDP的差异是导致开放度差异的原因, 但是两国经济开放度的差异并不必然引起GDP比值的变化。

4 结论

协整检验表明, 中美之间经济开放度的差异 (本文中用DO表示) 和两国GDP的比值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这和国内外大多数学者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开放度提升可以促进该国经济发展并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观点相一致。根据本文前面的数据对比分析可以把这种机制表达为:中国的经济开放度不断提升———经济快速增长, 美国的经济开放度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不变———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平缓———中国和美国之间经济开放度的差异不断拉大, GDP的比值也就是经济差距不断缩小。

但是, 我们在因果关系分析部分却得到了一个很有趣结论, 中国和美国之间经济开放度差异的扩大并不是两个国家GDP差距不断缩小的原因, 反过来, 两国GDP的差异反而是开放度差异的原因。本文认为在考察期内, 美国是一个可以左右世界经济政治的超级大国, 在和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中具有很大的自主权, 也就是说其经济具有自生能力。而中国在考察期内的发展却是一个不断向外学习、引进、吸收的过程, 这是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情况下任何一个后发国家要取得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所以美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变缓并不是因为相对较低的开放度, 经济开放度的差异并不是两者经济差异缩小的原因。两国经济的差距缩小是开放度差异不断扩大的原因, 从制度的角度看, 符合部分西方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经济增长促进制度发展的观点。

参考文献

[1]赖明勇, 阳小晓.出口贸易与内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2 (6) .

[2]沈坤荣, 李剑.中国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 2003 (5) .

[3]包群, 许和连, 赖明勇.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理论及中国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 2003 (2) .

[4]刘小鹏.协整分析与误差修正模型——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 2001 (5) .

中美经济“加减法” 篇8

美国次级贷的“蝴蝶风暴”真的会震撼中国吗?

从两国一度对“宽松货币”的共同偏好和亦步亦趋的经济周期来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但在“通货膨胀,还是新一轮通货紧缩”的十字路口,美联储的掌舵人伯南克决定向左走:短时间内两度调低利率,暂时不理高增长下的通胀风险;

而中国的货币政策决定向右走:12月5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出强烈的政策信号,在定下“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的基调后,明年将放弃实施长达十年之久的“稳健的货币政策”,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

轮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般在每年12月召开,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并部署未来一年经济工作。今年的会议格外受人关注。

“回顾2007,我国经济增长出现由偏快转为过热的风险,并始终无法彻底化解,物价水平持续走高,贸易摩擦不断,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加大。展望2008,作为全面贯彻落实十七大战略部署的第一年,奥运会将在北京召开,而次贷危机影响愈演愈烈,美国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在这一背景下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意义重大。”中投证券宏观经济分析师曹雪锋博士说。

时隔十余年,抑制通货膨胀再次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11月10日重庆“家乐福”超市因争抢特价食用油造成踩踏事故,从某种意义上折射出物价上涨对低收入人群的实际影响。

CPI涨幅小幅回落后,11月又重新上升至6.9%。学者普遍认为,本轮物价上涨主要是猪肉和食用植物油等食品价格引发的结构性上涨,与偶然性因素有关。随着短期因素的影响消退,食品价格将趋稳。

决策层不敢掉以轻心,以免食品价格上涨势头向整个经济领域蔓延,但货币紧缩政策的指向显然不仅仅是食品。

曹雪锋认为:“流动性过剩是当前结构性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偏快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我国流动性过剩的直接原因是贸易顺差和热钱流入。”

据统计,从2005年7月份开始,M2(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就再也没有低过16%。2007年以来,尽管有连续5次加息、连续9次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等紧缩的政策,但到10月份,M2增速已经达到18.5%的历史高水平。从增长率来看,2006年GDP规模与1997年相比增长1.4倍,M2增长了3.4倍,M2增长率是GDP增长率的两倍多。

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宏观部经理李慧勇表示:“货币供给远远超过实体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这使得中国经济中积累了大量的通胀压力。”

由于我国目前结售汇制度很难有根本性改变,为维持汇率稳定,央行不得不把每年的外汇储备仍然转变为基础货币投放,这导致货币过剩的程度进一步增加。

华宝证券高级分析师李国旺认为:“因为楼市和股市的繁荣,货币周转速度加快,几年前我们的货币乘数还是4.3,现在大概达到6了,相当于货币供应总量增加了6倍。”

今年前8个月人民币各项贷款同比新增3.08万亿元,提前4个月用完了央行年初确定的2.9万亿元的全年目标。而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10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9%,当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30.7%,创年内最高。

银行信贷规模与投资过快增长往往互为因果。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认为:“投资过热的直接后果是投资品价格上涨,投资品价格的持续上涨会传动到消费物价,从而引起总物价水平的上涨。这是投资过热最大的潜在风险。”

在目前3.87%的基准存款利率已低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居民也不再满足于将钱存入银行等待“缩水”,更愿意投资于股票和房地产,导致流动性进一步过剩。

中国的货币政策在绕了一个螺旋形的大圈后,10年后又回到了起点。一度奉行“间接调控”的央行重拾直接调控。据悉,1998年已被取消的信贷规模限额控制不仅卷土重来,而且“风声日紧”。据曹雪锋透露,在存贷款利差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明年央行可能会要求各商业银行按季度,而不再是按年度上报新增贷款目标,并考虑向贷款超标银行发行定向央票等惩罚性措施。

加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议已经暗示,明年出台的紧缩措施将更为严厉与强势,具体将采取何种方式还不得而知。除了回笼货币外,更直接地对银行放贷行为进行控制、防止投资过快增长应该是措施之一。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央行可以更频繁地小幅升息,让名义利率的上升速度快于通胀率的上升速度,尽快实现正利率;继续提高准备金率和销售央票;减少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允许人民币有更快、更大的升值空间;进一步加强资本流动性的管理,严厉打击非法的跨境资本流动。”

中信证券报告估计,2008年仍有加息2-3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3个百分点左右的可能性,升值的步伐会加快,幅度有可能达到8%。而李慧勇则预计明年人民币加息会在100个基点,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或提升至15%水平,央行将继续扩大特别国债的发行,并提高向市场直接发行的规模。

但央行的态度似乎有些微妙。

11月20日,此前一直希望中国实际利率为正的央行行长周小川突然表示央行对当前的利率水平感到满意,不需要频繁地上调利率。有人认为,在物价快速上涨和资产泡沫风险日益放大的局面下,央行行长居然对真实利率为负的状况“感到满意”,令人意外和费解。

中金公司的研究报告认为:“美国连续两次降息,同时中国多次上调利率,可能会使中国资本市场更具吸引力。更多资本流入将推动中国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中国央行抑制通胀的任务将更为艰巨。”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彭兴韵表示:“在市场纷纷猜测央行加息的时候,央行却选择了‘无为’,本身就表明了央行的一种态度。美国次级抵押债务危机正在加深人们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这对中国的出口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利影响。倘若中国经济难以持续过去几年那样的强劲增长势头,现在贸然提高利率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我们现在实际上没有完全独立的货币发行权。美元不停贬值,人民币就得不断被迫升值,相当于美联储可以遥控我们的货币发行。此外,外资银行通过向中国企业和个人发放信用卡、房地产按揭贷款、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等各种形式,可以不停地创造信用贷款。据我所知,现在去外资银行贷款20万元可以不需要任何抵押。一旦外资银行创造的信用贷款超过中资银行,就相当于变相地控制了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可以通过制造中国资产泡沫化,然后紧缩银根制造金融危机,进而廉价收购中国的核心资产。假如我们的利率突然大幅提高,年贷款利率肯定也会飙升,也许正好‘配合’了国际垄断资本家在中国制造金融危机的预谋。所以中央银行核心考虑的不应该是利率的问题,而是怎么限制外资银行在中国的一些业务,把货币发行权牢牢掌握在中央银行自己手中。”李国旺说。

减息?

美联储掉转船头无疑给中国的货币当局出了难题。在进退维谷之时,最聪明的做法也许就是暂时不动,等看清楚了再出手。

但已有分析人士指出,在紧缩性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下,迫在眉睫的不是通货膨胀,而是新一轮的通货紧缩油价和食品价格推动的通胀会持续到2008年第一季度。随后在投资和消费需求逐步回落的基础上,宏观经济可能面临通缩压力,在2008年第二季度出现拐点的概率很高。

在国际市场粮食和原油价格不断走高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回落的风险日益加大,中国出口也将受到影响。

事实上,早在美联储连续第二次下调存贷款利率时,美国基本形势并没有恶化,实体经济运行健康,似乎没有减息的必要。与此同时,美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已经从1.4%上升到1.8%。人们都知道:如果弱美元政策继续,通货膨胀一定会如期而至。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怎么会不但不加息,反而背道而行呢?

著名财经评论家水皮认为:“次贷危机本身就是房地产危机爆发的一个缩影,也是经济到达拐点的信号。所以美联储的调控一定不是加息,而是减息。因为货币政策有滞后性,它要在一轮景气周期快到循环高点的时候,在货币政策上提前产生反作用力,等3个月后经济往下走时,加息释放的效应正好像海绵垫一样托底,让它平稳着陆。我们知道,资本主义都是有经济周期的,为什么从1990年之后,美国没有经济危机了,连经济周期都不明显了?一个原因就是美联储从80年代后期开始反向调控,将经济危机的波幅尽可能熨平了。”

正如美联储前主席马丁所言,中央银行的角色并不是事后灭火的“消防员”,而是“当派对刚开始热身时,下令把鸡尾酒盘拿开”。但是现在问题变得有点复杂。

“国际资本市场已经把中美看作一个整体。早在2003年9月央行推出房地产新政之时,周小川对于宏观调控的判断无疑是超前的,央行新政比宏观调控提前了一个季度,中美几乎同时进入了加息周期。只不过格林斯潘选择的是小幅加息,而周小川选择的是小幅提高存款保证金率。如果美国真的进入降息周期,那么中国是不是也会存在这种潜在的需要呢?”水皮向记者表示。

权衡

当下中国经济面临一个极为复杂的宏观局面,在加息、人民币升值以及经济增长之间进行的权衡不仅棘手,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选择空间。

中金公司研究认为,尽管政府将抑制通胀作为首要的调控任务之一,但并不意味着要使得经济大幅放缓来实现这一目标。“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决议第一条,明年宏观调控的最重要任务依然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因此任何调控的目标都不是为了把经济增速大幅打下去。”

央行行长周小川此前也撰文指出要尽可能避免矫枉过正,避免给下一次危机埋下导火索。

曹雪锋表示:“稳健的财政政策与从紧的货币政策体现了中央对目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同时也包含了高层对国际经济环境可能出现不利形势的担忧。

稳健的财政政策并不表明财政政策将无所作为。消除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减少储蓄和提高消费的措施,正是公共财政发挥作用的领域。同时受次贷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一旦美国经济或全球经济出现大幅衰退,扩大财政支出对于保证经济健康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曹雪锋认为,从长期来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是根本。“我国目前经济领域中很多问题的根源都来自于贸易失衡。在十七大和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

提法十分重要,即经济发展方式由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由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

李国旺谈到2007年10月1日新华社公布的一个数据。“从1952年到200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增长了46.2倍。但是我们对外贸易增长了1500多倍,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500多倍GDP增长了310倍。这说明老百姓创造的大量的剩余价值一是通过税收形式上交给国家,另一个通过出口贸易转移出去了,而自己的收入增长很低。所以中国的内需为什么起不来?不是老百姓不想消费,而是老百姓存在银行的钱,50%以上属于保险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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