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国际化冲突（推荐8篇）
摘要：知识产权领域存在法律冲突，源于一国对外国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的直接承认，而这种直接承认在目前看来是非常有限的。因此，知识产权领域内的法律冲突也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存在。
知识产权领域存不存在法律冲突？这对传统国际私法来讲并不是一个问题，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根据一国法律获得承认和保护的知识产权只在该国发生法律效力，而不能被外国所承认和保护，因此在传统国际私法上，知识产权被认为与法律冲突无缘。但19世纪末建立起来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制要求缔约国对其他缔约国的知识产权也通过内国法予以保护，从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具有了国际性。有学者认为“对知识产权的国际性保护必然导致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并从一些国家对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规定，推断出知识产权领域是存在法律冲突的。事实是否如此？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有意义的探讨。
一、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国际性
知识产权是个人或组织对其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领域里创造的精神财富或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或独占权。知识产权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工业产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另一类是著作权，亦称版权。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体财产权，具有专有性、地域性和时间性的特点，这也是知识产权与有体财产权的显著区别。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雏形，是封建社会的地方官、封建君主、封建国家通过特别榜文、敕令的形式授予的一种特权。一定的敕令当时只可能在发出敕令的官员、君主或国家权力所及的地域内有效，超出这个地域就无效了。所以，由此而产生的特权也只能在相应的地域内有效，超出这个地域也就无效了。现代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征即是对封建时代特权这一特性的保留。与此同时，这也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需要所决定的。在一国出版的著作如果它具有商业价值，其他国家的出版商就会想方设法地加以复制销售，以便从中获利。为了尽可能多地牟取暴利，资本家当然最愿意“无偿”地利用外国的智力成果，因此，他们也就不愿意承认其他国创造者依其本国法而取得的对其智力成果的专有权。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条件下，承认外国法产生的知识产权在内国的效力，不仅不利于吸取外国文化、科技的新成果，而且也不利于内国的社会经济进步和文化发展。所以，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各国都不愿承认根据外国法而产生的知识产权，当然也不会要求外国承认根据内国法而产生的知识产权。这样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便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得以强化。这种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指的就是在一国境内依该国法律获得的知识产权只在该国境内有效和受到保护，它不具有域外效力，不能得到其他国家法律当然的承认和保护，当一知识产品跨越国界进入到另外一国而没有获得此国的知识产权时，该国就可以随意使用该知识产品而不负法律责任并不受知识产品来源国法律的约束。
当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阶段后，资本家不再满足于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和掠夺，他们把目光投向国际市场，希望在国外寻找商品（包括图书）销路、向国外输出技术及产品，以便获更大利润，而这一目标最直接和最现实的障碍便是外国知识产权法对他们的知识产品并不进行保护，这样，知识产权的严格地域性同垄断资本家扩张国际市场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这种矛盾的发展结果便是一系列全球性和区域性的保护知识产权条约的订立，如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886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乐尼公约》、1952年《世界版权公约》和1994年《TRIPS协议》。具有严格地域性的知识产权由此得以某种方式获得许多国家的保护，具有了“国际性”。这里所谓的国际性是指同一智力成果通过国际条约规定的方式，在各个缔约国依各该缔约国的国内法取得知识产权，从而在这些国家都获得保护。
然而，知识产权的国际性并没有否定地域性，而是建立在充分尊重知识产权地域性基础之上的，甚至可以说，起到了进一步强化和确认知识产权地域性特征的作用，这可以从《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等公约确立的“国民待遇原则”、“独立性原则”中得到说明。如《伯尔尼公约》第5条就规 定，国民待遇是指“就享有本公约保护的作品而言，作者在作品起源国以外的本同盟成员国中享有各该国法律给予其国民的待遇”，独立性原则是指“享有和行使这些权利不论作品起源国是否存在保护，保护程度以及补救方法完全由被要求给予保护的国家的法律规定”。这两项原则要求在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的取得和保护方面，缔约国间应互相给予对方国家的公民和法人以同内国国民相同的待遇；而且各缔约国都是依据其内国法的规定来决定对其他缔约国国民的发明创造、商标和作品是否给予保护和给予怎样的保护。国民待遇原则是前提，独立性原则是一种具体安排，两者结合起来便是：对于外国的知识产权人同内国的国民一样，适用内国知识产权法的有关规定。上述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意义只是为一国国民的智力成果在他国取得知识产权提供便利，创造条件或者说是为缔约各国相互保护对方国民的智力成果规定了义务，而各缔约国在履行这种义务、实施这种保护的时候，其直接的法律依据仍然是各缔约国的国内法，发明创造者和作者由此而取得的知识产权仍然是各缔约国国内法意义上的知识产权，而不是“国际知识产权”。简言之，根据条约规定，各缔约国有义务对符合其国内法规定条件的来自其他缔约国的智力成果给予知识产权，使之在内国得到保护，对于不符合内国法而在其他缔约国已获得知识产权的智力成果，内国依然没有保护的义务。也就是说，即使存在着上述条约，外国的知识产权法在内国依然是没有法律效力，是不被承认的，内国只依照本国知识产权法规定的条件对来自外国的智力成果决定是否给予保护，外国知识法在内国无域外效力，不能成为内国判断是否给予知识产权的根据。条约施加给缔约国的义务仅仅是承认和保护符合内国法规定的外国智力成果，而在没有条约的情况下，内国对于即使符合内国法规定的外国智力成果也是可以不予承认和保护的。条约并没有施加给缔约国以义务，要求其必然承认和保护已在其他缔约国取得知识产权的智力成果。可见，其他缔约国的知识产权法在内国没有效力。
综上所述，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国际性是并行不悖的，各国的知识产权法依然只在本国地域范围内有效，并不因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性而具有了域外效力。这恰恰与有的学者的观点相左，他们认为“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一般都要求缔约国承认对方国家知识产权的域外效力，使得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由可能转化为现实”
二、知识产权的国际性与法律冲突
法律冲突，是指在涉外民事关系中，由于其涉外因素导致有关国家的不同法律在效力上的抵触。关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冲突产生的原因，众说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第一，在同一个涉外民事关系中,有关国家的法律对同一问题的规定不同；第二，一个国家法律的域内效力与另一个国家法律的域外效力同时出现在一个涉外民事关系中，便产生不同国家法律的域内效力与域外效力的冲突；第三，涉案法院在一定条件下承认外国法律的域外效力。知识产权领域究竟存不存在法律冲突，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条件来判断。对于涉外知识产权关系，第一个条件的满足自不待言，关键是看后两个条件是否成立。
法律的域内效力，亦称属地效力，是指法律的空间效力，即国内立法对本国境内的所有人、物和行为有效。法律的域外效力，亦称属人效力，是指一国法律对于本国的一切人，不论该人是在境内还是境外都有效，都应适用。任何国家在制定法律时都可以依照自己的主权确定自己的法律只具有域内效力或既具有域内效力，又具有域外效力，但这些域外效力只是一种虚拟的或自设的域外效力，只有当别的国家根据主权原则和平等互利原则承认其域外效力时，这种虚拟的域外效力才变成现实的域外效力。当内国承认外国法在内国的域外效力时，位于内国的外国人便要受内国法律的属地效力和该外国法律属人效力的双重约束，法律冲突便自此产生。当内国不承认外国法在内国的域外效力时，外国法即使规定了域外效力也只是一种虚拟的域外效力，位于内国的外国人便只受内国法的支配，法律冲突无从产生。
就知识产权领域来说，知识产权法的属人效力表现在根据一国知识产权法获得知识产权的智力成果在进入某外国 后是否还受到被该外国所承认的来自来源国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如果智力成果来源国规定其知识产权法具有域外效力，并且内国承认这种域外效力，那么法律冲突也就会随之产生。无疑，来源国可以规定其知识产权法具有域外效力，这是其主权的正当行使。如我国《著作权法》第2条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事实上是说我国国民的作品无论在何国都受我国知识产权法的保护，然而这只是一种虚拟的域外效力，外国有权决定是否承认这种域外效力，除非外国自动承认，便不会产生我国著作权法域外效力与该国知识产权法域内效力之间的冲突。然而依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知识产权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即使是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也没有施加给缔约国以义务要求其承认其他缔约国知识产权法在内国的域外效力。各国的知识产权法依然只在本国地域范围内有效，并不因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性而具有了现实的、被外国所承认的域外效力，法律冲突也就无从产生。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知识产权的国际性并不会导致法律冲突，不会象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知识产权由国内保护发展为国际保护，逐步取得了在权利独立原则之下间接的域外效力，从而引发了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既然不存在法律冲突，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公约中的‘国民待遇原则’可以看作是统一指向法院地法的单边冲突规则”的观点也就根本无从谈起。
三、知识产权地域性突破与法律冲突
应该承认，知识产权领域是可能产生法律冲突的，关键条件在于一国承认外国知识产权立法在内国具有域外效力，亦即要求突破知识产权的地域性限制，要求一国对待依外国法成立的知识产权犹如对待依外国法成立的物权、债权一样，予以自动承认和保护。这种对知识产权地域性的突破可以见于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的法律中，表现为对知识产权适用来源国法律，即专利权应适用最初取得地法，商标权应适用最初登记地法，著作权应适用最初发表地法。例如，1961年修改和补充的《法国民法典》第2305条规定：“文化及艺 术产品由作品的首次发表地法规定”；1974年《阿根廷国际私法》（草案）第21条规定：“文学和艺术作品受作品首次发表国的法律支配。外国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期依照其原始国的规定，但不得超过阿根廷准许的期限。”该条还规定“外国国家赋予任何人的商标、厂商标牌、专利的专用权或其他产生于工业产权的权利，在阿根廷具有同样的效力，但要符合阿根廷共和国规定的条件。保护期不能超过阿根廷立法规定的期限”。对知识产权适用来源国法律的学说和立法可以保证知识产权在不同的国家有相同待遇，尊重和保护既得权利，让智力成果的创造者有权决定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避免侵权人有机会选择知识产权的准据法，防止因各国法规定不同，给当事人造成利益损害。然而一国如在没有对等和互惠情况下单方面承认外国的知识产权在本国也能获得保护，将要大大增加本国的经济负担，并对本国科技文化的发展造成一定的限制。另外，由于知识产权是一种具有排他性的对世权，这种方法对其他保护此权的其他国家的相对人极为不利，他们难以查找到该权利的来源国或者为了利用某一知识产权而必须费力查找外国法，这种方法的实质是将有关源于外国的知识产权的交易费用转嫁于内国人身上。此外，这种方法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是将智力成果吸引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国家，加剧精神产品分布不平衡，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对知识产品的利用。最后，更重要的是，适用来源国法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法律体制所要求的“独立性原则”是背道而驰的，“以作品来源国法来解决著作权的法律冲突在实践中将难以实行”。因此，适用来源国法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具有很大局限性，这就决定了这种做法不会被太多国家所接受，即使被接受也往往要采纳阿根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重叠适用内国的知识产权法。因此可以说，这种对知识产权地域性的突破无论在范围上还是程度上都是极其有限的，这同时也就决定了知识产权法律冲突存在的范围和程度的有限性。
另外一种对外国知识产权法域外效力予以承认从而突破 知识产权地域性的表现形式是一些国家关于知识产权适用保护国法的规定。而在笔者看来，这种规定是否是对外国知识产权域外效力的承认都还是很值得怀疑的。所谓适用保护国法是指适用实施权利行为地或侵权行为发生地的法律，如某人在甲国依法取得了一项专利权，如果乙国有人使用了该项专利，专利权人可否在乙国请求法律保护，乙国的使用人是否构成了侵权行为，这些问题均依乙国法规定。如《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34条规定：“无形财产权的创立、内容和消灭，依使用行为或侵权行为发生地国家的法律”。笔者认为适用保护国法实际上是一种知识产权法属地主义的主张，因为它坚持实施权利行为和侵权行为受该行为发生地所在国家知识产权法的调整。而知识产权法地域性所指的就是知识产权法只有属地效力，只能调整其所属国地域范围内的智力成果。反言之，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行为只受该行为地国知识产权法的调整。当然适用保护国法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冲突规范，它似乎隐含的一层意思是内国承认知识产权来源国法律的域外效力，并且也存在着保护国法律域内效力与来源国法律域外效力之间的冲突，但前者的效力优先。然而，适用保护国法也可以理解为不承认来源国法律的域外效力，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实施行为和侵权行为只受该行为发生地所在国家知识产权法的调整。不管如何理解，在效果上，适用保护国法都承认了知识产权法属地效力，而没有突破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另外，保护国法说来源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公约中有关“独立性原则”的规定，有的学者把公约中这种规定的内容概括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依权利赋予国的法律”，即保护国法，因而认为这是属于冲突法意义上的“法律适用规范”。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如前所述，地域性的存在决定了法律冲突无从产生，公约所带来的知识产权的国际性并没有产生法律冲突，因而保护国法的提法不应被看成是一种冲突规范。总之，我们认为知识产权适用保护国法的规定与其说是知识产权的冲突规范，毋宁说是在变相地坚持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只是碍于知识产权及其立法国际化的大趋势，而不得不作出的一种灵活安排而已。
四、知识产权管辖权制度的新发展与法律冲突
对于涉外民事纠纷的管辖权，各国一般均采取积极争取的态度，以便在由本国法院审理时，尽可能保护本国及国民的利益。如英国在对“对人诉讼”中，只要被告身体出现在本国并可以送达传票，哪怕只是路过，英国法院也可以行使管辖权。美国则采取了“长臂管辖原则”，只要被告在经济上与本国具有“最低限度的联系”，就将被视为在本国营业，本国即具有管辖权。然而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管辖权问题上，各国的态度却截然不同，除了保护依本国法产生的内国知识产权，一国法院很少受理依外国法产生的知识产权案件，即使被告的依据在本国或被告为本国人。大陆法系，更多的国家固守绝对地域性原则，由案件发生的国家专属管辖，几乎没有司法管辖权的合作。而在英美法系，对知识产权跨国案件虽基本沿用一般民事案件的处理方法，但更多地引用公共政策或不方便法院规则，限制对域外发生的案件的受理。在这种传统的知识产权管辖权制度下，由于法院只受理依本国法产生的内国知识产权案件，法院也是就当然适用法院地法，根本不承认也不用考虑外国知识产权法在内国的效力，因此法律冲突也就无从产生。
由于传统知识产权管辖制度很难适应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新形势，变革传统制度的要求也就越来越强烈，主要表现在要求扩大法院对涉外知识产权的管辖权，以便对外国知识产权纠纷实行有效的司法管辖。德国、法国、荷兰、英国等国也先后采纳了这种主张，即可以受理依外国法产生的知识产权所涉及的案件。例如，1997年，英国高等法院就一在英国与荷兰的版权分别受到侵害的案件中，予以管辖并合并审理，创造了英国对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域外管辖的先河。在此案中，原告建筑设计图的版权分别在英国与荷兰遭到侵犯，原告向英国法院起诉，并要求将该案中的所有侵权行为合并审理。法院同意了的原告的请求，认为英国法院有权受理侵犯荷兰版权的案件，只要被告在英国有住所，最后法院对在荷兰的侵权行为适用了保护国法，即荷兰法。有的学者就此认为，“由于法院审理案件时适用了荷兰法，使得荷兰法具 有了域外效力，很明显，知识产权法的地域性的的确确是被打破了„„知识产权管辖权制度的创新致使法律冲突大量产生”。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并认为管辖权制度的新发展不是导致法律冲突产生的原因，法院适用了外国法也不必然意味着法院地国承认了外国法的域外效力。正如案例所述，英国法院适用荷兰法是用来调整在荷兰发生的侵权行为的，而不是用来荷兰法调整在英国领域内发生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的。英国法院采纳荷兰法恰恰是对荷兰法域内效力——即荷兰法约束本国领域内的一切人、物、行为的效力的承认，而不是对荷兰法域外效力的承认。如果说英国法院承认了荷兰法在英国的域外效力，那么英国法院就应该承认依荷兰法成立的知识产权在英国也必然受到保护，然而英国实际上只用本国法来判断一个发生在英国的行为是否构成了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所以，英国法院实际上实行的是保护国法的主张，正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保护国法说事实上坚持的是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知识产权法的属地主义，它不构成对知识产权地域性的突破，不承认知识产权法的域外效力，因而法律冲突也就无从产生，认为知识产权管辖权制度的新发展带来了法律冲突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另外，在该案中，英国法院确实是适用了保护国法这样一种规范，但这种规范不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冲突规范，因为冲突规范是在效力相互冲突的两个或几个法律体系中进行选择的规范。然而对于在荷兰发生的侵犯版权的案件，只有荷兰法可以支配，英国版权法不存在支配在荷兰发生的侵权行为的任何正当理由，英国与荷兰的版权法在此案中是不冲突的，或者说英国与荷兰知识产权法间的冲突，根据英美学者对法律冲突的理解，只是“法官头脑中的一个矛盾的反映，这个矛盾就是法官应该选择哪一个国家的法律”，这并不代表英国与荷兰法之间存在真实的、效力上的冲突。
总之，一国法院适用外国法处理涉外民事案件即意味着承认了外国法的域外效力，这在物权、债权家庭婚姻等民事领域是行得通的，但在知识产权领域却没有这种必然的因果关系。究其原因，实乃由于知识产权存在严格属地性限制，其他民事权利则不存在这种地域性限制，各国对依一国法律产生的其他民事权利是普遍给予自动承认的，这符合“既得权”的思想。
五、结语
对于品牌,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品牌的最早的定义来源于美国市场营销学会 (AMA) , 认为品牌是:一个名称、名词、标记、符号或设计, 或是它们的组合, 其目的是识别某个销售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或劳务, 并使之同竞争对手的产品和劳务区别开来;营销大师菲利普·科特勒认为品牌从本质上说是销售者向购买者长期提供的一组特定的特点、利益和服务的允诺。品牌含义至少包含六个层次:属性、利益、价值、文化、个性和用户;奥美的创始人大卫·奥威格认为品牌是:一种错综复杂的象征, 是属性、名称、包装、价格、历史、声誉、广告风格的无形组合, 同时也因消费者对其使用的印象及自身的经验而有所界定;广告专家约翰·菲利普·琼斯对品牌所下的定义是能为顾客提供其认为值得购买的功能和利益及附加价值的产品。
对于品牌国际化 (Global Branding) 的含义理论界也有不同的看法。相关的研究主要从两个视角展开。
一是从跨越地域的角度展开。大卫·乔布尔把品牌国际化定义为品牌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渗透;宋永高认为品牌国际化就是品牌的跨国经营, 是指一个企业用相同的品牌名称和图案标志, 进入一个对本企业来说是全新的国家或地区, 在异国他乡开展品牌营销, 并力求建立起自己品牌的强势地位;韦福祥认为品牌国际化是将同一品牌以相同的名称 (标志) 、相同的包装、相同的广告策划等向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区域进行延伸扩张的一种品牌经营策略, 以实现统一化和标准化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和低成本运营。
二是从品牌社会关系的国际化的角度。著名品牌研究学者凯文·凯勒 (Kevin Keller) 认为品牌国际化就是跨越地区、文化的区隔, 在消费者心目中, 建立统一的品牌资产。李成认为品牌是企业和社会关系的总和, 是用户资源的总和。因此说品牌国际化实际上就是品牌社会关系的国际化。社会关系要国际化, 也就意味着品牌要在全球范围内与不同区域市场的消费者发生互动关系, 也就是说企业的用户资源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创新。
本文认为, 理解品牌应该从以下三方面:品牌的核心价值、品牌的内部支持系统、品牌的外界沟通系统。品牌的核心价值是产品给消费者提供的核心利益, 包括功能的利益和情感的利益。品牌的内部支持系统主要是由质量支持系统、管理制度支持系统、文化支持系统、创新支持系统等组成的支撑体系;品牌的外界沟通系统主要包括品牌名称、产品包装、广告、公共关系和销售推广等形成的产品外显形式, 通过整合营销, 最有效地体现品牌的核心价值。
对于品牌国际化, 本文认为是为了满足全球消费者的需求, 企业依照公司的总体战略, 在保持品牌核心价值不变的情况下, 在国际范围通过品牌名称、产品包装、广告、公共关系等形式, 整合传播品牌的核心价值, 赢得跨文化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
2 品牌国际化的跨文化冲突
2.1 品牌国际化中的跨文化冲突表现形式
所谓跨文化是指具有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由于国家之间存在着文化的差异, 使得品牌在国际化的进程中面临着许多文化冲突障碍,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1不同文化影响着消费者对品牌的核心价值理解
文化是最深层的价值观, 它影响着人们对好与坏, 美与丑的判断。了解在特定文化里人们对价值判断的标准, 对品牌价值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如在许多东方文化里的猫头鹰代表着不孝、奸诈、死亡、黑暗、神秘, 但在西方主流文化里对它却有迥然不同的看法。希腊神话中它代表智慧、理性与公平的雅典娜, 英语有一句话:as wise as owl, 即是将猫头鹰视为智慧象征的最好的证明。
2.1.2 不同文化影响着企业内部品牌的支持系统
品牌塑造和成长离不开所处的文化环境。如品牌的管理者通过品牌策略的选择来向消费者传递品牌信息。管理者也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中, 必然会在品牌管理决策的时候受到文化的潜在影响。再如每个国家独特的文化个性对于品牌的文化支持系统有重要影响。与国家品牌的关联, 能让消费者在脑海里联想起企业品牌的价值观、质量和情感, 如德国品牌质量过硬, 意大利品牌设计独特, 法国品牌浪漫和激情。这都表现出不同的国家文化对塑造企业品牌文化的积极作用。因此, 品牌的内部支持系统需要针对外界不同的文化进行修正和完善。
2.1.3 不同文化影响着企业品牌的外界沟通系统
(1) 品牌名称或品牌图案的选择受到不同文化影响。不同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以及自身对语言的理解, 品牌全球化的统一标识, 就需要具有普遍适应性的特性, 不能触犯禁忌, 不能有不良联想等。如号称是国内企业国际化代表的联想集团在欧美市场上的业绩一直不尽如人意, 因为对于欧美人来说“lenovo”听起来就像意大利甜点的名字!正如全球“定位之父”阿尔·里斯说, 不恰当的名字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电脑商联想在国际化路上的最大障碍。这种翻译不仅是粗心大意, 更多的是不同文化造成的影响。
(2) 不同的文化影响包装的选择。品牌包装一般包括:标准中英文字型、标准色、辅助色、商标、吉祥物、产品展示认别等一切可以通过视觉、触觉、听觉等可感受的外在特征。成功的国际化品牌包装是一个品牌核心价值的有形载体, 影射出品牌的个性, 直接体现了企业的品牌形象。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案例就是“南方黑芝麻糊”它在包装的整体形象设计上力图将一种民族的、健康的文化渗透到广告中, 通过包装进行传播, 让包装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 反映我们民族的审美观和价值观, 形成了特有的品牌文化。
(3) 不同文化影响促销和广告的选择和使用。由于促销和广告用语自身特点的原因, 经常要使用一些简练的语言表达丰富的内涵, 因此要正确理解其内涵必须有相应的文化背景。如“愿君多采撷, 此物最相思”, 一般的欧美消费者难以理解它在说什么。文化不同影响到对品牌传播内容的理解。如宝洁公司在欧洲很受欢迎的佳美香皂广告, 在日本就受到了冷遇:在这则广告中, 一个妇女正在沐浴, 她的丈夫走进浴室, 并且赞许地抚摸着她。这在日本人看来, 在电视上播放这种广告显得带有低级趣味, 于是宝洁公司很快在日本取消了这则广告。
2.2 品牌国际化中的跨文化冲突根源
学者深入研究发现, 品牌的认可和接受, 关键在于是否有品牌文化, 品牌消费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消费。从根本上说, 品牌国际化的跨文化冲突根源来自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碰撞。
第一, 母国文化影响企业品牌核心价值的形成。品牌核心价值的塑造不仅受到母国文化的影响, 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母国经营者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当品牌的核心价值在跨国传播的过程中与当地的价值观发生冲突时就会使品牌国际化受阻。
第二, 母国文化影响品牌的内部支持系统。例如:对于品牌的文化支持系统, 当企业品牌文化主张与国家文化正面特性相一致时, 国家文化的正面特性, 会使国际消费者转移态度到企业品牌上, 反之, 国际消费者从购买某品牌产品获益时, 也会巩固对国家品牌特性的认知和肯定。世界著名品牌“NIKE”提倡“个性、自由”的品牌文化, 而美国也是一个倡导自由、个性、平等的国家, 二者特性吻合。使得NIKE公司借用美国国家文化的特性因素, 突破了跨文化冲突的障碍, 赢得了广阔的国际市场。
第三, 当品牌国际化的过程中, 进入国的文化影响品牌的外界沟通系统。由于进入国消费者的行为模式与母国不同, 使得原有的品牌形象沟通策略不能很好的适应当地的情况, 从而为品牌形象的树立带来巨大的影响。如丰田的“霸道”汽车在登陆我国之初, 就因为广告的问题引发了巨大的文化冲突风波。在广告画面上, 霸道越野车威武地行驶在路上, 而两只石狮蹲坐路旁, 一只挺身伸出右爪向“霸道”车作行礼状, 另一只则低头作揖。配图的广告语写道:“霸道, 你不得不尊敬”。广告播出后, 立即激起了众怒。因为石狮在我国代表权力和尊严, 丰田广告用石狮向“霸道”车敬礼、作揖, 极不严肃。更有人由石狮联想到卢沟桥的狮子, 并认为“霸道, 你不得不尊敬”的广告语太过霸气, 有商业征服之嫌, 损伤了中华民族的感情。最终, 丰田汽车总经理不得不向外界道歉, 并换掉了广告。
3 品牌国际化中的跨文化对策
3.1 赋予品牌独特、鲜明的核心价值
品牌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品牌价值的精髓, 是指导品牌经营的价值理念, 贯穿于品牌设计、生产、营销等各个环节和内外沟通。品牌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对内为品牌经营团队提供一种价值规范, 对外向消费者传达一种价值理念, 引导消费者产生价值共鸣而形成品牌忠诚。如海尔代表着“真诚”, 海信代表着“创新”, 厦新代表着“精致”, 这些优秀的家电品牌都以鲜明的个性占领消费者的心灵从而拥有各自的市场。
品牌的核心价值体现着企业的价值, 目的是要得到消费者的认同和共鸣。因此, 品牌价值的设计应考虑能使跨文化的顾客接受, 应结合品牌定位, 充分考虑文化差异, 运用有效的文化资源, 予以提炼和升华, 并用精炼的语言表达, 以便于渗透、推广和传播, 提升消费者的品牌归属感。
3.2 在品牌的内部支持系统方面
3.2.1 注重产品的品质和创新, 提升国家品牌正面特性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便宜、低价值、质量差和不可靠”成为我国品牌的代名词, “中国制造”对中国品牌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国国家品牌的负面特性已经对我国企业的品牌国际化起了巨大的消极作用。因此, 我国品牌国际化的企业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就必须注重品质的保证和产品创新、加大科研投入不断提高科技含量, 旨在树立国家品牌正面特性, 用国家品牌的正面特性来带动品牌走向国际化。正如日本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获得了精致和功能先进这些正面特性。从而带动了日本的品牌迅速走出国门。
3.2.2 注重跨文化的管理, 提高管理者的综合素质
可以让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管理者一起工作, 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将经理人派到海外工作和学习, 使其亲身体验文化差异的冲击;再者, 就是聘请当地的管理人才。如美国海尔贸易有限公司为了实施美国本土化品牌的战略, 聘请了美国人麦考。海尔集团先让这个总裁认同海尔文化, 再通过他的言传身教影响其他美国人。这些工作是中国总部派去的海尔人无法做到的。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符合美国市场和美国文化的。
3.2.3 注重企业文化的塑造, 提升品牌的文化内涵
企业要想塑造世界知名品牌, 都需要有灿烂的企业文化做依托。企业文化是企业特定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良好的企业文化能够体现在产品的生产、营销和服务各个方面, 并且能让顾客感受到这种特色, 从而产生与众不同的品牌特性。如肯德基快餐, 它用统一的产品形象、服务、文化、理念, 向世界众多国家消费者传播“方便、清洁、美味、家庭氛围”等消费文化。挖掘和塑造企业文化是增加企业发展的内涵, 企业文化的发展也是扩大产品销售和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3.3 在品牌的外界沟通系统方面
选择恰当的品牌宣传策略, 通过品牌宣传达到在消费者头脑中产生强大、有力和独特的品牌联想。品牌国际化过程中, 品牌宣传面对的是不同的消费群体, 所以就需要以消费者为中心, 结合不同地区消费者的价值观、文化特性、购买特征等因素有的放矢。考虑到以下因素:目标市场的经济环境、收入水平、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消费群体的教育水平和语言文字特点等, 制定国际化的品牌宣传策略。围绕品牌定位, 制定品牌宣传指导性策略, 确保企业宣传不会偏离企业的品牌定位, 同时兼顾品牌国际化过程的总体目标、各阶段目标相协调。其次, 进行各地市场宣传的本土化, 有针对性的设计宣传方式、文案、品牌形象等, 尽量由熟悉地区市场的本土人员来运作, 以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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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以来金融危机频繁发生,金融全球化增加了其传染性。本文在回顾两次金融危机的基础上,从社会心理和决策心理两个角度,分析了金融危机和国际冲突的内在关系。当金融危机引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时,通过作用于社会心理与决策心理,从而增大了国际冲突发生的概率。因此,应对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予足够的重视,谨防引发国际冲突。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冲突;社会心理;决策心理
中图分类号:F832.48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6.022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6-0061-03
一、20世纪金融危机与国际冲突的历史回顾
回顾20世纪两次大的金融危机,对金融危机与国际冲突可以有一个粗略的把握。金融制度以货币制度为核心,每一种国际货币制度都与特定的国际政治秩序有关。[1]20世纪以来,世界经历了由金本位制到金汇兑本位制再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之后的变迁,每一次动荡都是一次金融危机,都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本文选取20世纪两次比较重要的金融危机作为案例,探究其与国际冲突的内在关系。
1、1929—1933年世界性金融危机。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起始于华尔街股市崩盘并迅速扩散至全球,由此引发的货币战、关税战、贸易战,加剧了国际社会的纷争与冲突。始于1870年的金本位制瓦解,1922年召开的热那亚会议实际上确立了国际金汇兑本位制,这一体制维持到1929年金融危机爆发。该体制受制于以德国为起点、以美国为终点的赔款与战债支付链。由于主导该体制的英国缺乏充足的黄金储备,只凭汇兑信誉和对外贸易顺差保持支付平衡,经不起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2]一旦引发货币动荡,金融恐慌将形成国际传染。1922年的奥地利金融危机只是冰山一角,到1929年经济霸主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整个世界都受到牵连。此次金融危机中,各国纷纷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导致危机加剧。大国合作难以开展,为挽救这一危机所作的最后努力——1933年的伦敦经济会议也无果而终。金融危机不仅击垮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还引发了社会、政治大动荡。危机中的人们对未来感到不满,渴望在不确定性中寻求安定,德日极端势力凭借煽动性的宣传和虚幻性的许诺上台执政,世界不断走向战争。
2、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始于1997年7月泰铢贬值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国家、韩、日以及中国港台地区构成了巨大冲击,之后蔓延到俄罗斯、拉美等地。此次危机使原先存在于东南亚国家的弊端暴露无遗,激发了人们对政府腐败等行为的不满,东南亚国家产生政治大动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政局变动。受此次金融危机影响,韩国、日本、俄罗斯等也发生政治危机,政局动荡,国内民族主义情结倍增。此外,金融危机还在部分国家转变成社会危机,以印尼和马来西亚最为典型。在印尼国内,骚乱持续半年,大约造成520人死亡,约5000多座建筑物和2000多辆机动车被毁,经济损失达数十亿美元。[3]更为严重的是,印尼的极端民族主义与排外主义膨胀,发生了排华、反华恶性事件,损害了两国人民的感情。在马来西亚,马哈蒂尔与安瓦尔的政治斗争引发了首都吉隆坡的大规模骚乱。亚洲金融危机滞缓了东南亚国家安全合作,其所带来的失业浪潮和排外情绪向外蔓延,周边邻国乃至整个地区的稳定受到威胁。[4]金融危机下,各国面临发展经济的任务更为严峻,对资源与市场的争夺更为激烈,使该地区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化。
20世纪的两次大金融危机对国际关系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前者是二战形成不可忽略因素,后者对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形成了巨大冲击。金融危机通过贸易、外汇、资本等途径的国际传染,对国家间关系形成冲击,增加了爆发国际冲突的可能性。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国际金融体系,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资本流动不可逆转,加之信息不对称、不充分与交易成本导致金融问题难以迅速有效解决,在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制度不健全等因素的推动下,金融危机的全球传染将更严重。金融危机对人的预期与社会心理将产生巨大影响,从而加剧社会焦虑与不确定感;对领导人的决策心理也将构成冲击,决策将会更加体现自我中心倾向,博弈选择更加关注短期收益,国际合作难以形成,造成国际冲突增多。
二、金融危机下的社会心理透视
金融行业作为一种虚拟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受人们的信心影响,往往塑造一种非理性的预期,进而体现明显的自我实现预言特征。多数时候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由恐慌引起的,在不确定的推动下产生逆向选择,形成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信任危机是最大的危机,金融危机往往容易转变为对政府与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信任问题。如此,必须考虑金融危机的社会传导机制及其社会效应。金融危机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特别是对社会心理的影响亟需关注。
金融危机加强社会焦虑,容易导致集体理性失衡。金融危机冲击下,人们的就业率与收入会有所下降,对市场的信心减弱,对未来感到迷茫、失望,恐惧与不确定性情绪盛行。对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江涌认为有政策、技术、基础性与结构性等多种原因,[5]但不可否认的是个人及社会心理态势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强调危机的自我促成性质,认为投资者的信心与预期可能导致政府捍卫或放弃固定汇率。[6]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存在不确定性,个体面临着信息不对称与信息不充分的挑战,往往在危机面前采取从众行为,金融危机所形成的悲观情绪将在民众中蔓延,这加剧了社会焦虑情绪,导致社会群体心理转向一种非理性的态势。1929—1933年的金融危机给德、日民众造成了巨大打击。在失业、贫困、信念动摇等多重冲击下,社会的不确定性赋予了保守主义甚至极端民族主义以肥沃的土壤,整个社会右倾化明显。同时,金融危机引发人们挫败心理,趋于否定自我,将自我决定交予强势力量主导,容易受社会主体信号误导而引发集体理性失衡,非但无助于冲突的解决,反而有可能激化矛盾。
金融危机对青年一代的心理影响深远。刚刚涉入社会的青年一代大多为弱势群体,思想观念尚处于形成阶段,猛然遭受金融危机将使青年一代心态难以调整。由于成长于繁荣时期,应对金融危机时青年往往表现脆弱。面对金融危机下的多重压力,青年们对物质、地位、名望的期求往往落空,心理落差会持续扩大。对他们的这种失落情绪需要正确引导,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前虽然不至于形成上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所酿成的国际冲突悲剧,但低烈度、高频率的国家冲突有可能发生。
金融危机是形成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的巨大动力。人是社会的一部分,个人需要群体为对象表现自己与寄托感情。在发达国家,社会团体与组织对金融危机下的人们心理安抚作用巨大。罗斯福总统坦言,唯一应该恐惧的是恐惧本身。但这种恐惧的缓解与释放不能只靠总统的“炉边谈话”来完成,还需要社会团体与社会组织的帮助。社会心理学揭示,人们的心理活动往往受周边态势影响,其认知与价值取向也与之相关。一旦个人信念动摇,心态沮丧,就需要得到及时的救助,否则其情绪和心态有可能全面恶化。陆铭认为当前由金融危机演变的经济危机是推动社会结构调整的契机,[7]金融危机下的社会稳定器是社会保障制度,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金融危机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结构变化,社会组织应及时跟上这一步伐,否则将引发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心理失位问题。为了防止金融危机演变成社会危机,甚至与政治危机搅合起来,有必要建立社会安全网络,形成可以隔绝或减缓经济危机向社会层面传导的过滤机制。[8]此前亚洲金融危机与阿根廷金融危机都转变成了社会危机,与这些国家的社会组织不够健全有一定关系。展望未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将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其社会脆弱性极有可能遭遇金融危机的重创而转变为社会危机,这点不可不警惕。
三、金融危机下的决策心理分析
罗伯特·杰维斯将心理学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对个人心理与决策层面进行分析,拓展了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金融危机对决策心理的影响十分明显,体现在关注短期利益、自我中心倾向和决策竞争激烈。
金融危机使未来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决策者将更加关注短期利益。决策者决策时的信心大小往往反映给定的不确定性的强度。与信息给予相关,决策者的信心将随信息获取的增加而加强。作为一般规律,决策者拥有越多的信息,也就越有信心作出正确决策。[9]如果信息匮乏,个体决策者往往关注短期利益。金融行业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将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存款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使存户面临“囚徒困境”,从而引发银行挤兑的集体非理性行为。[10]就国家层面的决策而言也有类似体现。一旦爆发金融危机,各国往往喜欢采用货币贬值、汇率调整、贸易保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非进行集体合作、着眼长远利益来解决金融危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往往容易使决策者趋于短视,而基于短期利益往往难以促成国际合作。
金融危机使决策者的自我中心倾向增强。在全球金融危机下,如果缺乏有效的国际治理制度,各国将陷入“猎鹿困境”。决策者无法预知其他决策者的行为,其接收到的信息会被原有印象同化,[11]刻意寻求一种认知相符,实际上却偏离正确方向走上自我实现预言的道路。国家决策可能遭遇非预期效果,其非理性之举往往被相关者看成是有意为之,诱发定势的作用也将在决策中显现。由决策心理出发,国家面临诸多博弈选择,但在金融危机引发的对未来不确定性和恐惧之下,占优战略往往成为国家的首选。国家决策者的自我中心倾向有所加强,决策时将更趋简单与服从国内压力而不会太多考虑其他国家的反应。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东南亚国家纷纷采取货币贬值与汇率调整的政策试图挽救本国金融危机,这对竞争性大于互补性的出口结构的东南亚国家而言,必然导致灾难的螺旋式恶化,致使危机不断蔓延。金融危机导致各国决策自我中心倾向强化,从而淡化国际合作的价值,集体行动的困境导致集体理性的缺失。这无助于危机的解决并会导致危机的恶化,各国努力寻求将危机外部化也就增加了国际冲突的概率。
金融危机将使决策竞争激烈,决策者面临选择困境。金融危机对个人及不同行业而言会形成不同的冲击。从自我利益出发,各方利益集团将力求对决策者施加影响,从而使决策角力十分激烈。金融危机往往对国际贸易构成影响,要素流动的高低将成为阶级联盟或行业联盟的动力,进而引发政治冲突。[12]对民主国家而言,面对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国内外问题,基于选举导向,其往往将国内问题置于优先地位考虑。外部利益集团不断对决策者进行游说,使相关决策面临难产。危机之下,增加国内需求是解决危机的最佳选择,因为它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效应,但事实上它只是理想状态下的产物。决策竞争激烈也对金融危机构成影响:其一,决策的“时滞”不利于金融危机的救济;其二,决策的角力往往导致一种多方妥协的政策出台,而这一政策往往是最差的;其三,国内政治冲突将酿成国家决策非本意的后果,使别国的认知与应对困难加大。对于国际合作而言,诸多影响不利于国际合作的开展,各国的决策张力会有所加大,轻微的国际冲突极有可能发生。
虽然金融危机与国际冲突之间并无必然性,但存在相关性。当金融危机引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时,将增加国际冲突发生的概率。金融危机引发国际冲突与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性以及国际制度的缺位、失位、越位有关,通过影响社会心理与决策心理的途径发挥作用。国内与国际经济的畅通运行,要求对国际金融进行有效的国家管理,这种管理一旦失败,就会导致政治或经济危机。[13]历史的悲剧不会重演,但考虑到金融危机的不可根除性以及金融危机的传染性,金融危机引发国际冲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责任编辑:吴之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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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
首先欢迎你参加鹿鸣文社的这次讨论活动。这次讨论的主题是“从苏轼谈中国当代知识人的理想与冲突”。有的同学或许认为这个论题太笼统朦胧，苏轼是一个中国古代文人却与当代知识分子有何瓜葛？请听我慢慢道来。同时请在听时关注以下这三个问题：
１．怎样看待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精神，对我们有什么现实价值意义？
２．你认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缺失了什么？
３．我们大学生又缺失了什么，又如何弥救？
谈到苏轼，恐怕在座的同学没有一位对他陌生，我甚至可以断言，各位还对他十分喜爱、十分了解。苏轼本人的确是受到中国自古至今每一个阶层的普遍尊敬和爱戴。林语堂先生本人就对苏轼推崇备至。他有本十分著名的《苏东坡传》，写得真好，在书中序言中先生说：“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因为我喜爱他。我们未尝不可以说，苏东坡是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是个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伟大的书法家，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好开玩笑的人。我们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亲切敬佩的微笑。他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林语堂先生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我自己也是一个东坡的崇拜者，苏东坡是我认为最完美的文化偶像。我读他的诗词散文，读着自然亲切，他就在我的心灵之中与我对话，因而我完全没有把他当作一个距我们一千多年的古人看待。我见过东坡画像，他的形象几乎和我想象的一样。他的才华体现在诗文书画之中却没有一种让我高山仰止的感觉。他是我的一位故友、忘年交，一位白发知己。他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我想我算一个吧！我喜爱东坡更是因为他不但是中国一位伟大的文豪，而且他的一生最能代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和坎坷经历，最能体现传统知识分子的品格、操守、才华、性格、人生经历和信仰追求。我认为在他身上体现着人与道的统一，儒释道精神的统一，道统与政捅的统一。所谓人与道的同意是指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将“明道救世”“士志于道”“守死善道”作为生命的己证。人与文的同意是做人作文达到了人如其文，文如其人，人文相辅，文人相照的和谐地步。儒释道精神的统一是苏轼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氛围中自觉地将儒家的积极入世与道家自然与简化人生和佛家的超越人生三位一体，和谐统一。道统与政统的统一是指将儒的内圣外王与治国安邦平天下统一。而我们今天注重挖掘的是苏轼的现代意义，是因为我本人是一个文化实用主义者，我反对单一浅见地待古人及传统文化，反对将其作为古董或是炫耀才华的资本，我认为对待古人及传统文化必须赋予其现实现代的人文关怀关注，从而使其具有现实现代的价值意义。
苏轼的一生也具有现代意义，他本人也具有现代精神，如果我们不觉得诸如民主、法制、自由、开放、人道主义、改革、女权主义的现代词汇用得太滥的话，放在苏轼身上完全符合。苏轼的现代性是他的文化人格具有代表性，不限于时代和群体，能代表中国精神，无论是古代知识分子和近现当代知识分子，他是穿越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性，体现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延续性的。下面我就截取苏轼人生一个重要的时期，即从乌台诗案到苏轼离开黄州，来谈以下我对苏轼的个人见解。
乌台诗案是什么呢？有人说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狱。当时的当权大臣诬称苏轼以诗讽刺朝廷，污蔑新法，冒犯皇上，弄得连宋神宗本人也郁闷不已。比如有人用苏轼诗中咏松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恶毒攻击说：“苏轼有不臣之心，陛下飞龙在天，而苏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于底下的蛰龙，这不是想谋反吗？”神宗说：“诗人之词怎么能如此理解呢？他不过是咏松桧而已，干我甚事？”那位又说：“龙者，只有人君可谓，人臣不可称龙。”神宗说：“自古称龙者多矣，如孔明卧龙，荀氏八龙，也都不是人君。”攻击苏轼的也大都如此曲解，可谓荒唐可笑。余秋雨《山居笔记》中有《苏东坡突围》一文，对此案有详细独到的见解，我不赘述。苏轼一生遭遇过三次贬官，黄州、惠州、澹州，越来越远，最后被贬到海南岛去了，死的第二年才渡海北还。他处在北宋，处在一个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朝代，处在新旧两党纷争不止的时代，他既不从属于新党，又不支持旧当，他有他自己的政治见解。因此两党不管哪个当权，都不喜欢他，他在政治上也永远是一个失意者。我们会说他在现实人生之中是一个胜利者，我看不然。又有人觉得他是一个永远豪放的诗人词客，一个乐观的诗人，我亦认为不然。我读苏东坡的诗词始终有一种感觉，所谓的真正的豪放只是生活的一时，而真实的惆怅却是生命的一世。如公认是豪放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或许前半阙该是一位关西大汉手执铁琵琶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后来呢？“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近乎难以释怀的惆怅了。我们再读《定**》：“莫听穿林打叶声„„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是一种近乎豪放的难言的孤独与不屈。
作者：叛逆天尊
2007-3-20 10:59 回复此发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从苏轼谈中国当代知识人的理想与冲突
《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寂寞沙洲冷。”什么味道？《临江仙?夜归临皋》：“夜饮东坡醒交醉，归来仿佛三更„„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也是难以言表的愁苦与奋力的解脱。《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杜宇一声春晓。”一种空灵之美与空灵的迷茫。以上的词都是苏轼在黄州所作。我读罢总有一种乐晓之后彻入心界的孤独与惆怅。但苏词中总有一种弥足可贵的超越一切的精神力量，这种超越的力量让我们读着乐而不为所惑，哀而不为所伤。这种从喜到悲再到喜的感情圈中徘徊。前者的喜是无意识的喜，后者的喜却是超越悲苦之后的喜。我们现代人很难再有苏轼这种在现实生活中的诗意的情怀和自然的乐趣了，然而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东坡心灵最真诚最美好表达的诗词背后又是怎样一种人生，我们不应盲目地认为苏轼永远在诗化的生活状态中：这不可能。正如李白醉中作诗，而李白一天到晚却都是长醉不醒的吗？李白只说：“但愿长醉不复醒。”让我震动的是，素食永远是一个主流之外的官员，永远是一个处在边缘的文人，永远是一个流亡者。他长期远远地贬官在外，从某种意义上未尝不可以认为是某种文化的象征，像一只飘渺的孤鸿，此身此心永远不得安宁。我认为，不管是古代还是当代，知识分子，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是也永远是一个流亡者。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流亡者，就是边缘地带的边缘人，是永远对显示质疑和批判的角色。流亡就以为着边缘，边缘就意味着独立。苏东坡，还有知识分子，当代的知识分子，不隶属于任何党派，这样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立场、观点，就是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的孤鸿。他是真正守住内心净土的，是真正保持了中国传统士的精神，这对当代知识分子尤为可贵。而且，苏东坡一生都没有松懈，为国为民也为内心的道义贡献了自己一生的心力。东坡敬慕屈原，写过大量咏屈原及其精神的诗文，但他没有像屈原那样：“世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的姿态投江以死、以死明志、以死殉道、以死报国报臣，他也没有像渔文那样“沧清沧浊”。他敬慕陶渊明，写过和陶的拟古诗，但他没有像陶那样归隐山林，啸傲江湖。他何曾不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但他没有那样做，至死都没有，他的一生都在为儒家治国安邦平天下的理想奋斗，都在以积极出世的心态完成他内心的使命，至死不渝，一生都在效仿守死善道的精神，敢于以死相谏，以死相争，因为他相信道高于势，非势高于道。苏轼十分欣赏北宋名相范仲淹。范仲淹一生也因谏议三次贬官，当时知识分子认为他一次比一次光荣。第一次贬官，僚友为他送行说：“此行极光。”第二次说：“此行愈光。”第三次说：“此行尤光。”所以他对送行者说：“仲淹前后三光矣。”在他第三次遭贬时所作的《答灵乌赋》中有两句千古名言：“宁鸣而生，不默而死。”认为诤谏守道，用现在的话来说执行他的话语权是他们的天职。苏轼他自己也愿做一个“宁鸣而生，不默而死”的人物。在我读的每一本苏轼传记中都记载有这样一件事：东坡童年之时，他母亲程氏教他读《后汉书》，读到了《范滂传》。范滂何许人也？东汉晚期，宦官专政，太学生不满朝政腐败和宦官把持朝政，举行运动抗议，遭到了残酷镇压。范滂和当时的李庸、陈蕃都有：“欲以天下风教为己任”有“澄民天下志”，在范滂即将受刑与其母决绝时，他母亲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芳寿，可得兼乎？”小苏轼听到这里说：“母亲，我长大作范滂，您舍得我去死而做滂母吗？“他母亲毅然回答：“汝能为滂，吾顾能为滂母耶？”苏轼听到这里更激动地回答：“亦奋后有当世之志。”这句话终苏轼一生。什么是当世之志？我们要从苏轼身上学习的并不是以死谏君，以死抗争的形式，当然必要时是行的，我们知识分子学习的是这种精神，这种奋厉有当世之志的精神。正是因为这种当世之志，成全了苏东坡的人格，成全了他的文学，使他用一种诗意的情怀度过了他人生之中漫漫的孤苦无依的长夜，使他一生都背负着儒家淑世的精神没有陷入彻底的享乐主义与混世厌世主义，使他坚持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信仰，扬弃了佛教的虚无最终打破了对佛教的信仰。他没有遗憾没有牵挂地离开，以一种极为平静的方式离开。他是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
作者：叛逆天尊
2007-3-20 10:59 回复此发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从苏轼谈中国当代知识人的理想与冲突
生活在当代的我们读苏轼，不得不反思我们当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西方称作“社会的良知良心”，在中国亦然。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分子已远远不是与劳动者相对的劳心者，而是作为人类最精粹文化的载体，他本身的价值不可估量，而这种价值的发挥却依赖于知识分子本人的良知良心。这良知良心已经远不是道德范畴里的良知良心，而是在社会价值观和个人价值观中做出的良好感知和选择。
记得以色列学者康菲诺综合各家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将知识分子阶层划分为以下五点：
１． 对于公的一切问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方面的问题，都抱着深切的关怀。
２． 这一阶层常怀有负罪感，因此认为国家之事及上述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是他们的个人责任。
３． 倾向于把一切政治、社会问题看作道德问题。
４． 无论在思想和生活上，这一阶层都觉得有义务对一切问题找出最后的逻辑的回答。
５． 他们深信社会现状的不合理，应加以改正。
而据我所知，现在大多数人包括知识分子本身都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抱着十分失望、厌恶和鄙视的态度。或许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对知识分子要求十分高而非八九分高，但不可否认的，中国当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实在不像话。这些知识分子我认为有三大缺点：一是缺失个人才学即知识分子个性，二是屈从于权威，包括政治权威和经济权威，三是缺失知识分子精神的传统。
一、缺失知识分子的个性。他们正如哈耶克所说，在大部分问题上，他们接受的意见都是现成意见，他们就是生来被哄骗的。无论接受哪一套思想都同样感到满意。他们被政治和物质双重愚化了。而他们自己就是自我和他人的启蒙者、导师，可惜这个启蒙者、导师被异端谋杀了。死了，他们也只得投降，成了惟命是从唯马首唯政治物质唯官商是瞻的奴隶。
二、屈从于权威。这种权包括（我认为）政治权威和经济权威。先说政治权威和经济权威。先说政治权威，举个例子来说，五四时期成名和那些作家到建国之后为何集体失语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屈从了当时政治的权威，大多数缴械投降了。这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个致命的缺点。也正是因为政治权威，他们丧失了话语权。话语权是什么？并不是单单一个说话的权力，说：“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说“我吃饱了。”而是说真话，说直言，说逆耳之言，说批评辩驳之言的权利。试看当今之中国或试看当今之师大，我们有吗？不能说没有，很少！为话语权的抗争是知识分子一个悲壮的抗争，也是无谓于权力权威压制的正义公平的抗争。正如孟子所说，用浩然之气，与大人说话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我们不要“不敢言而敢怒”，我们同样要敢言也敢怒。我不相信还有这么一件事，就是梁漱溟先生与毛泽东在1953年的那次所谓“雅量之争”。梁漱溟先生在毛泽东无故臭骂他又将其扣上思想反动，反对党的总路线，伪君子等帽子之后，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坚持自己的清白，坚持为自己的辩解，坚持自己的话语权，在全场都要将他轰下台他又坚持发言说：“我只想利用这次发言，检验一下共产党，检验一下毛主席有无雅量，更检验一下我自己。”这件事在现在读起尚觉不可思议，何况当时！这就是被称为：“独行独立，一代立声”的梁漱溟先生，就是被成为中国最后一个保持了儒者的传统与骨气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这种不屈于政治权威的斗争形式，我们可以理解，但这种精神在当代知识分子中又存有多少！另外，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还屈从于经济的权威。物欲。无余的泛滥使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从美好的理想化到赤裸裸的低俗的现实化。知识分子活动已并不像知识活动本身那样，去解答社会公众的疑惑，改善包括自己在内的公众的生命际遇或者替公众找回精神依托，而是仅仅为了成就自己，获什么奖，或使作品成为标志性作品。同时，世俗媚俗低俗趋向使人不堪想象，知识分子本身有沦落为官、商、高层或痞子流氓附庸的危险。这严重偏离了知识分子本身的方向。使他们不再有“奋厉有当世之志”，不再有深切地关注社会，不再有强烈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却只转向了无余本身，他们迷失了，没有了理想的方向或许堕落了，抛弃了这理想的方向。
作者：叛逆天尊
2007-3-20 10:59 回复此发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从苏轼谈中国当代知识人的理想与冲突
三、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缺失精神的依托，缺失传统积极的精神，这就造成他们传统精神的缺失。刘文森或许从一个方面分析了缺失传统精神的原因。他用了一个词“博物馆”。他认为在中国，人民取得胜利之后，建立人民传统要与传统相对抗，人民并没有毁掉与传统相涉的东西，而是建立博物馆，将传统的东西供奉起来。孔子便为典型。在中国各地，儒家的庙宇得到了很好的修复和保护，其目的并不是要复兴儒学传统，而是仅仅将其作为历史收藏物从而将其从现实的文化中驱逐出去。其实被埋藏被收藏的并不是孔子一人，1949年以后，相当多的主流以外的传统被以博物馆的方式供奉起来，在保留其名号的同时，实际上截断了其精神延续。鲁迅也难逃此劫，他的命运具有典型性。他被冠以现代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的封号，被变成了一尊镀金的菩萨，熠熠生辉，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数学者对这尊菩萨进行指指点点式的研究。然而这尊菩萨已死，没有了生机，任怎样解释都可以。我们怀疑，我们真正了解鲁迅精神吗？这种不可避免的博物馆潮流，传统的际遇可想而知，中国知识分子亦然。中国知识分子逃离传统，对传统精华敬而远之，因为他们本身也以同样的方式，被可悲地驱逐出传统文化中了，这实际上抹去了中国知识分子名号而使其徒具空壳面具。
也许正因为上述三点原因，使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脱离了现实，缺乏责任感，缺乏中国士志于道的当世之志，成为沦落在边缘地带而不知的可怜虫，他们超越不了自己，超越不了这个时代。
我们大学生也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现状如何呢？我可以一言以蔽之：我们都是病梅。有些病梅还可以挽救，有些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
我认为从苏轼身上更能看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冲突。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不许重新构建中国知识人的传统。这种构建的传统不是完全的复古。而是拿来主义式的复古。中国经过两千多年知识分子精神的沉淀积累，有许多精华纯粹值得我们学习、弘扬、传承、发展和创新。中国的文革和二十年改革开放达成的文化负面效果，几乎摧毁中国知识人的传统，这种知识人的传统，而不是典籍中记载的传统濒临灭绝。我们不应期待一个精神或思想大师导师领袖来引导我们，那些只是古代仁政明君愿望的现代变形，我们必须自醒，我们必须自救。我们这一代知识人必须去做，而且要做好，否则以后造成的传统文化的断层将越来越大，做时将难上加难。
我个人坚持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经济的复兴而是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华文化的复兴首先不是中国文化本身自觉的复兴，而是作为载体的传统文化知识人的复兴。这个过程，讲师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包括我们）一个更为长远的理想与冲突。
最后我只愿用一位儒家信徒在他生命即将失去时说的一句名言来结束全文，这句名言也为苏东坡所激赏：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可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楚明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回复：从苏轼谈中国当代知识人的理想与冲突
①法律赋予的知识产品所有人对其创造性智力成果所享有的专有权利。
②狭义只包括工业产权（专利权商标权）与著作权和领接权，不包括专有技术。
③广义指对人类智力创作成果所享有的专有权，包括工业产权、版权、专有技术。2.知识产权国际保护：
【定义】以多边公约为基本形式，以政府间国际组织为协调机构，通过协调各国国内知产法律制度，以在相对统一的基础上对知识产权进行的保护
【国际保护VS涉外知产保护】（1）联系：国际保护制度中的原则标准最终需要落实到域内法层面，以对涉外知产提供域内法保护的方法实现知识产权的跨国界保护。（2）区别：①以国际法层面提供跨国界保护vs以域内法角度对具有涉外因素的知产提供保护 ②法律渊源主要是国际条约vs法律渊源主要是域内法 ③保护效果域内域外权利人一并受益vs直接受益一般是域外权利人 3.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特征：①保护标准一体化 ②保护规则从实体到程序 ③保护体系与国际贸易体系一体化 4.WIPO的职能
(1)采取并改进各种办法，促进全世界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协调在该领域内国内立法(2)执行巴黎联盟和伯尔尼联盟的行政管理(3)承担或参与为促进保护知识产权的任何其它国际协定的行政管理；
(4)鼓励缔结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协定；
(5)对要求在知产领域帮助的国家提供协助；(6)收集知识产权方面情报，进行有关研究；(7)为促进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服务，并在适当情况下提供这方面的注册。
(8)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有关知识产权之援助。5.WIPO的地位及作用
①联合国组织之下的16个专门结构之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成立，是比较完整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法律制度形成的标志。
②保护知识产权权益的重要场所，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便利条件。6.WIPO与条约的关系
大部分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国际公约由国际局来管理，如《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商标注册马德里协定》、《尼斯协定》、《里斯本协定》、《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等
7.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原则
①非歧视原则：是知产国际保护的基础
【国民待遇】各成员国依本国法已经给予或今后可能给予其本国国民的待遇，须同等的给予其他成员国国民
【最惠国】某一成员国提供给另一成员国国民的任何利益优惠特权豁免，均应立即无条件给予全体其他成员国国民
②最低保护标准：各缔约国依据本国法律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得低于条约规定的最低标准 ③独立保护：缔约国国民就其智力成果在某一缔约方得到的保护与其他缔约方相互独立 ④公共利益：知产保护和权利的行使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
8.《巴黎公约》专利权保护规则
①优先权：已在一个成员国正式提出了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或商标注册的申请人，在其他成员国提出同样的申请，在规定期限内应该享有优先权
②临时保护：公约各成员国必须依本国法律，对于在任何一个成员国内举办的官方或经官方承认的国际展览会上展出的商品中可以申请专利的发明、实用新型或外观设计和商标，给予临时保护。
③强制许可：各成员国可以采取立法措施，规定在一定条件下核准强制许可，以防止专利权人滥用权利。但是只有在专利权人自提出专利权申请之日起满4年或自被批准专利权之日起满3年未实施专利，而又提不出正当理由时，专利授予国才可以采取强制许可。9.TRIPS可获专利的范围//例外
【范围】可授予所有技术领域的任何发明，无论产品还是方法，只要具有新颖性并可供工业使用【例外】①人类或动物的诊断、治疗和外科手术方法 ②除微生物外的植物和动物以及除非生物和微生物外的生产植物和动物的主要方法
9.TRIPS强制许可的条件
①特殊情况下②使用范围和期限仅限于被授权的目的③使用是非专有.有偿.不可转让的10.《巴黎公约》商标权保护
优先权保护：6个月；商标=服务标记
独立保护例外：在原属国正规注册的每一商标，除有本条规定的保留外本联盟其他国家应与在原属国注册那样接受申请和给予保护 禁止用做商标：联盟成员国官方标记，成员国政府间国际组织标记
商品性质：使用商标的商品的性质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妨碍该商标的注册
注册商标的使用： 【注册标记】任何一个缔约国不得以商标权人在商品上标志或载明商标注册作为承认取得保护权利的条件
【使用形式】如果商标所有人使用的商标在形式上与其已经注册的商标只有一些要素不同但并未改变其显著性，其他缔约国不应使该商标的注册无效，也不应减少对其的保护；（我国与公约不一致，商标局可以在商标权人自行改变注册商标时撤销该商标注册）【强制使用】缔约国可要求注册商标的强制使用，如果商标权人在规定时间内没有使用注册商标，又不能证明其不使用有正当理由，可以撤销爱商标注册（我国体现了公约要求，但未给予商标权人正当理由的抗辩观念）商标权的转让：是否与所属企业的转让同时进行由缔约国自行约定；要求同时进行的需转让的企业仅限于该缔约国国内部分；受让人使用该商标会让公众产生误解的其他缔约国可不承认该商标转让的权力 11.TRIPS商标权保护
商标权客体：任何能够将一企业的商品或服务与其他企业区分开的标记或标记组合，均能构成商标，包括文字字母数字图形要素色彩的组合以及上述内容的任何组合商标权内容：①注册商标所有人有权防止任何第三方未经许可在贸易活动中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相似的标记去标示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服务 ②该权利不得损害他人在先权利 期限及续展：≥7年，期满后可无限次续展 使用要求：商标所有人自己的使用及其控制的他人的使用均属于协议规定的使用
因未使用而撤销的条件：①至少连续三年不使用 ②没有正当理由而不使用
禁止干扰商标的使用：商标在贸易中不得被不合理特殊要求干扰，如共同使用、以特殊形式使用等
许可转让：允许成员国确定许可转让条件，但不允许采用强制许可制度，商标所有人有权选择连同或不连同经营一起转让该商标 12.《马德里协定》商标权保护
适用主体：①申请人须是原属国为巴黎公约成员国国民 ②在该国有真实有效工商营业场所 ③在该国境内有惯常居所 ④具有该国国籍 适用商标：适用于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申请国际注册的商标必须是已经在原属国注册的商标 被制定国家批驳期限：1年 国际注册效力：①国际局注册不能使商标在缔约国自动受保护，须申请人提出领域延伸要求 ②有效期20年，期满后可续展 ③国际注册后5年内，国际注册的效力受原告注册效力的影响
13.《马德里议定书》对《协定》修改： ①条件：已在原属国提出申请 ②语言：法语+英语 ③期限：10年 ④被制定国家批驳期限：18个月 ⑤原属国撤销注册的后果：可在其生效的国家内转化为国家注册，且不丧失国际注册日和原有的优先权日 14.伯尔尼公约版权
基本原则：自动保护 受保护作品的作者享受和行使权利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
保护范围：①文学艺术作品②演绎和汇编作品 ③由缔约国决定是否保护的作品（官方文件及译本、政治演讲和诉讼言论）④不适用日常新闻或纯属报刊消息性质的社会新闻 保护期限：①一般-死后50年 ②不具名or笔名-合法向公众发表之日起50年 ③电影-公映后50年，未公映的摄制完成后50年 著作权限制【合理使用】成员国法律有权允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复制，只要这种复制不致损害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危害作者的合法权益。①合理使用仅能使用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②不得与作品的正常使用相冲突。③合理使用不能不合理的损害作者的合法权益。【强制许可】发展中国家出于教育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可以在限制范围内，按照规定程序，发放翻译或复制有版权作品的强制许可证
15.TRIPS关于版权的规定
①计算机程序，源代码还是目标代码都属于文学作品。②数据库，只要对其内容的选取或汇编构成智力创作就应作为智力成果保护，但不得延伸至数据或资料本身。③保护期限，若不以自然人生命为基础计算则期限不得少于50年
16.TRIPS商业秘密（未公开披露信息）商业秘密，权利人有权制止其他人未经许可而披露、获得或使用有关信息。①商业秘密构成要件：属于保密性质，因保密而具有商业价值，为保密已采取合理步骤。②缔约方应依照协定保护未披露过的信息以及向政府或政府的代理机构提交的数据。③自然人及法人均有权防止他人未经其允许以违反诚实商业行为的方式，披露、获取或使用处于其合法控制下的未披露信息。④如果成员要求呈送未公开实验数据，则应对该数据提供保护，以防止遭受不公平的商业利用。17.TRIPS地理标志
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成员地域内、或来源于该地域中的某地区或某地方，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主要特征与该地理来源相关联。18.TRIPS的透明度原则
透明度原则要求相关的法律和司法或行政裁决可以获得和为人所知悉，其他国家的国民或企业才有可能享受相应的优惠，才有可能规避不必要的风险，才有可能发现不合理的要求，才有可能防止和解决争端。19.商标抢注行为的应对
①在商标注册过程中提出异议
②在商标注册后申请撤销（前提是我国企业的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或我国企业对他人抢注的商标享有国际公约保护的在先权）20.商标专用权侵权行为应对
①通过行政机关维护：所在国依据trips所规定的行政执法程序；海关临时措施；所在国商标主管机关颁发禁令；采取行政措施消除侵权商品和侵权工具；责令侵害人赔偿。②通过司法机关维护：trips规定成员国对于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要规定刑事程序和处罚 21.商标注册机关不当行为应对
在国外申请商标注册未获准，或通过马德里体系申请国际注册而被指定国家批驳，企业可依该国商标法规定的复议程序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向法院起诉 22.出版行业版权保护
①由出版企业倡导推动政府修订或制订新法，建立正常的文字作品授权渠道 ②利用文著协集体方式解决授权和盗版问题 ③复制发行作品时使用版权标记或发布版权声明④版权人或ISP为原创作品提供技术保护措施
23.影视行业版权保护
①反盗版技术措施：水印.内容过滤.上传时长 ②利用现有法律要求ISP配合反盗版：要求ISP主动删除其控制范围内侵权内容、要求ISP开放权利人移除权限
24.音乐行业版权保护①修法，增加表演权和广播权 ②先授权再合法使用的模式落后有待创新 ③赋予著作权集体诉讼主体地位 25.“301”条款
①美国对外国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采取单边制裁行动的立法授权条款（一般.特殊.超级）②中国是最大受害国。政治、法律原因
③应对措施：经济结构调整；贸易政策修正；双边谈判及外交努力；制定具有对等性的国内法
26.国际法关于外观设计的规定
①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所做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②《巴黎公约》并没有规定外观设计用何种方式保护。《伯尔尼公约》则允许对外观设计不用版权方式保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协议》规定，未规定保护的方式。因此，成员国可以自由决定保护外观设计的方式。③我国采用专利方式保护外观设计，将外观设计作为专利保护的对象之一。
摘要：随着中国加入WTO，知识产权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导致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新的难题，出现严重的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平行进口与知识产权保护冲突。对此，为了促进自由贸易，我国应该总体上支持平行进口，但在微观上应该对专利和版权的平行进口作一定的限制，以实现两者冲突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国际贸易自由化平行进口 知识产权保护 法律冲突 法律和谐
一、引言
据《科技日报》载，当代国际贸易的10大趋势之一是知识产权贸易发展已成为国际贸易中不可忽视的现实。同时，《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下简称《TRIPS协定》）是WTO规则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形成旨在通过规则的确立与实施，充分有效地保护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防止因对知识产权的无视或侵害而带来的贸易障碍及贸易扭曲。《TRIPS协定》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TRIPS协定》作为规范统一WTO成员知识产权贸易行为的规则，尽管是由发达国家极力促成的，但从长远发展看，对发展中国家将产生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1.有利的影响要表现为：⑴顺应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要求。⑵有利于引进与贸易有关的国际投资。，⑶有利于推动我国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生产与出口。⑷有利于增强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⑸设立了一条知识产权争端的解决通道。2.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⑴知识产权贸易的不平衡性日益加剧。⑵知识产权市场竞争会加剧。⑶影响出口生产增长。⑷与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贸易纠纷会增加。[1]可见，随着中国加入WTO，虽然加速了国际贸易自由的进程，但与之相伴而生是的知识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难题，导致既要促进经济发展而大力推进国际经济贸易自由化，又要注意由于各国对知识产品的特殊保护而特殊对待。因此，国际贸易中出现了知识产权保护的二难问题，必须为我所面对，并寻求解决之。
二、国际贸易自由化：需要平行进口
所谓平行进口（在美国称“灰色市场”）是指国际贸易中，当某一知识产权人的知识产权获得两个以上国家的保护时，未经知识产权人或者独占许可证持有人的许可，第三者从外国知识产权人手中购得知识产权产品并输入本国进行销售的行为。[2]例如：经乙国知识产权人B的许可，某A在甲国享有某种产品的知识产权，同时C在丙国也取得了相同的权利，如果甲国的D未经A的许可从丙国进口该种产品，那么这种进口则构成平行进口。从此可以得出其特点为：⑴第三人从一国进口到另一国的产品是通过购买等合法方式取得的。⑵涉及两个领域，第三方从一国得到知识产权产品后进口到另一国，这两个地域的法律是否允许平行进口要依国内法律决定。⑶有两层法律关系，一是知识产权人和相对人之间通
过授权许可合同建立起来的许可和被许可的关系或是知识产权在两个地域内受到法律的保护，二是第三人从一国善意取得知识产权产品销往另一国的进出口行为。由此导致平行进口的合法性问题，即平行进口是否侵犯了知识产权人的权利成为法律界长期争议的问题，现有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公约以及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公约，也未能对此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由于受本国法律传统、经济政策的影响，对平行进口是否侵权的立场不尽统一，从而使平行进口落入了权利保护的“灰色区域”。平行进口的主要原因在于某项知识产权产品在进口国本国的零售价高于其在外国的批发价。在利益的驱动下，进口商就会购买那些在国外生产并在国外销售的商品，然后按低于本国正常物价的价格在本国市场销售，于是形成了进口商与知识产权人或有关的被许可人之间就同一种商品争夺市场的局面。
根据平行进口理论，第三人未经知识产权人或者独占许可证持有人许可从第三国获得知识产品并在内国进行销售的行为，这必然加剧了在内国的对同一产品的竞争，当然这是符合国际贸易自由化趋势的，为了促进交易效率的提高应该鼓励平行进口，使知识产品发挥最大效用，是符合WTO基本原则精神的。这样可以使知识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转，促进竞争，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最终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符合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时代要求。因此，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迫切地需要平行进口。
三、知识产权保护：禁止平行进口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无论中、外均起源于封建社会。它们的雏形是封建社会的地方官，或封建君主、封建国家通过特别榜文、敕令的形式授予的一种特权。[3]从总体上讲，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新型的财产形态，是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使知识产品创造人对其知识产品的权利意识增强，而且为知识产品的市场流通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科学技术的发展则为知识产品的利用及价值实现提供了必要条件。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与垄断资本家寻求国际市场的需要之间的矛盾便暴露出来。于是产生了签订国际条约的愿望和要求。从19世纪末开始，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多边公约、地区公约或双边协定纷纷出台，其中1883年签订的巴黎公约和1886年签订的伯尔尼公约成为知识产权领域国际保护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知识产权保护从此呈现国际化的特点，而且知识产权保护和协调的国际化趋势愈来愈明显。特别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在经济、科学、技术、文化领域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扩大，知识产权的国际化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知识产权保护从19世纪末进入国际保护阶段，我们可以称为知识产权制度上的第三次飞跃。这一次飞跃一直延续至今，它使具有严格地域性的知识产权可以通过一定途径获得他国保护而具有国际性。[4]因此，这就必然产生一种地域性理论，即地域性理论的基本内容是知识产权人可以依据不同的法律获得不同的知识产权保护，各知识产权之间是
相互独立的，知识产权在一国领域的实现和用尽并不意味着知识产权人根据其他国法律获得的知识产权在该国的实现和用尽。[5]
根据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原则，知识产品在内国依法受保护后并不能必然要求他国给予同样的保护，因为他国也没有义务给予同等的保护，因此，在内国特殊受到一国法律的保护，尽量地避免产生同业竞争者，以利于保护其在一些国家的专有权利，这与WTO确立的国际贸易自由的基本趋势是相违背的。可见，对知识产权的特殊保护，会限制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不利于提高交易效率的提高，这与促进国际贸易自由的平行进口背道而驰的。因此，知识产权保护禁止平行进口。
四、国际贸易自由化与知识产权保护冲突的理论基础
平行进口既涉及到知识产权问题，又涉及到贸易问题。知识产权强调的是独占性，而贸易则更强调自由化而反对垄断，由此形成了平行进口方面的激烈争论与矛盾。也正因为如此，现代国际贸易中，一方面平行进口在一些国家遭到禁止或限制，另一方面则平行进口有增无减，以至于国际社会也无法做出统一的规定。因此，肯定平行进口的国际贸易自由化和禁止平行进口的知识产权保护必然产生冲突，其理论基础主要有：
1.权利用尽原则是支持平行进口的理论基础。
权利用尽原则又称为权利穷竭原则，是指经知识产权人或者其授权的人许可而生产的知识产权产品，在第一次投放市场后，权利人即丧失对此控制权，其权利被认为用尽。凡合法取得该产品的人，只要不将用于侵犯知识产权人的专用权，即可自由的使用、转让和处理该知识产权产品。无论何人使用或转售该产品的行为，都无需得到权利人的同意，也不侵犯商标权，商标权人不得再利用商标权阻止该商标产品的进一步流通。这是为了平衡知识产权人的专用权所产生的负效应而设置的，主要是对知识产权人的权利加以限制，以免产生过度垄断，阻碍产品的自由流通。这种原则在专利和商标领域得以广泛应用，在版权领域也有所体现。例如，合法地载有某商标的货物一经投放市场，商标权人即丧失对其的控制，其权利被视为用尽，任何人再次销售该产品，商标权人应无权阻止。[6]因此，平行进口合法。
2.地域性原则是反对平行进口的理论支柱。
地域性原则的基本含义是依据不同的法律产生的知识产权是相互独立的，不依赖于其他国家的法律，知识产权人是依据不同法律分别付出不同的代价而取得的。例如在中国申请并获得专利，如果未在国外申请专利，其在国外普遍认为是公有领域不能成为专利，在中国取得的专利权要想在其他国家获得专利保护，就必须按照他国法律分别申请并获得授
权。由于各国法律的差异，各国按照本国的法律规定对其专利申请是否决定授予专利权，而不受其他国家对该专利申请是否授予专利权的约束。商标权也是如此。
同时，知识产权在不同的国家建立其知识产权的良好信誉是分别进行的，以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为基础而采取不同的方法获得的，“一个商人很可能希望其产品进行很小的改变而适应不同的市场需要、兴趣和偏爱，但仍然使用相同的商标，这个希望是相当合理的。如果他不能阻止平行输入，他将发现这个销售目标将发生挫折，他的信誉因其使用不合适的商品（从消费者角度）的销售而遇到损害，而且这不符合社会公共利益。”[7]因为商标权是依据不同国家的法律分别付出了不同的代价而取得的，各国商标法的内容、保护的期限、范围和方式等均有所不同，商标权仅是一个主权国家法律的产物，因此依不同国家法律产生的商标权是相互独立的，在一国获得商标权并不能自动在它国获得同一商标权，即根据某国法律取得的商标权仅在该国领域内有效并受到保护，一旦跨出该国领域就不发生效力。即使是同一个商标，商标权人在不同国家建立其商标的良好信誉是分别进行的，以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为基础而采取不同方法才获得的，这就是所谓的“商标信誉独立论”。其实，在版权领域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地域性原则”和“权利用尽原则”目前仍然是两个并行的重要原则，也是平行进口问题上相对对立的观点的理论基础。在过去，“地域性原则”占有主导地位，但是“权利用尽原则”今后将被越来越多地被使用。郑成思先生认为“权利穷竭原则的适用也有地域性，其权利在甲国虽已穷竭，但在乙国处于未曾行使状态，尚未穷竭”[8]因此，权利穷竭原则也受到地域限制，即使第三人在国外合法购买商标权所有人的产品，但未经许可而将产品从国外进口，仍然对商标权构成侵害。因此，平行进口应予禁止。
如果允许商标平行进口，当然会促进货物的自由流动，但是却削弱了对商标权的保护；如果不允许平行进口，当然是加强了对商标权的保护，但会造成知识产权人或被许可人对进口国市场的垄断，将促使人为价格安排及其它形式的价格限制，不利于公共社会，而且如果不允许平行进口，必然会造成世界市场的分割，这种人为市场分割显然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相违背，不利于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与世界经济的合作与发展，这些都与世界贸易的基本准则——自由竞争贸易原则相违背。因此，对商标权保护与货物自由流动的冲突，使商标平行进口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之中。
五、我国对国际贸易自由化与知识产权保护协调的法律调整
我国《专利法》第11条规定，专利申请人被授予专利后，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专利权人有权阻止他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进口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这条规定赋予专利权人进口权，排除了平行进口，与各国通行做法是吻合的。我国2000年修订《专利法》的第七章专利权的保护中第63条第1款第1项规定：专利权人制造、进口或者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进口的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售出后，使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该产品的，不被视为侵犯专利权。从该规定的反面来看，未经专利权人的许可而制造、进口专利产品的，应当视为侵犯专利权。这可以视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当中，对“平行进口”的有关规定。但这是从反面来理解得出的结论，而实际上我国目前《专利法》对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问题仍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2001年修订《著作权法》虽然有许多变化，但是关于“平行进口”的问题仍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了著作权人享有的著作权所包括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范围，其中没有关于进口权的规定；《著作权法》第46条列举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侵权行为的表现形式中也没有涉及到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进口其作品的问题。因此，对于版权的“平行进口”我国仍属空白。2001年修订《商标法》也有一些重大变化，但亦没有涉及到“平行进口”的问题。
根据权衡平行进口和知识产权保护的两方面因素，笔者认为我国应该总体上应该许可平行进口，主要在原因在于：⑴知识产权贸易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可能有悖于国际贸易规则，更不能因为禁止平行进口将其拒绝于货物贸易之外，平行进口符合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大势。⑵中国由于总体上来讲属于低价位市场，允许平行进口符合中国的贸易利益。考虑到我们的综合贸易量及国际上的发展趋势，中国长时间相对于大多数国家仍是低价位市场，平行进口合法化将使这种比较优势真正转化为竞争优势。⑶作为技术引进大国，允许平行进口有利于提高技术引进的效果由于科研力量相对薄弱，我国是个技术引进大国。而我国的企业多属于被许可方，他们希望通过引进技术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如果我国禁止平行进口，就会使得中国企业在引进技术后进行生产、销售时产品面临市场问题，无法实现引进技术的初衷。⑷允许默认许可的例外有利于引进技术考虑到我国的技术水平状况，在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和世界产业结构的飞速调整之际，我们应强化自主专利权的发展。同时，在平行进口合法的基础上，允许专利权人与被许可人就产品的市场等作出例外的规定，以吸引国外技术可促进中国创新技术水平的上升。
但在微观领域，在总体上实行平行进口的大前提下，应该大力地发展商标领域的平行进口，而尽可能地限制但不禁止版权和专利权领域的平行进口。主要原因在于：⑴商标是一个企业与另一个企业区分的根本标志，无论应用于哪个国家都不应该予以改变，应该促进商品的自由竞争，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运用平行进口，可以防止商标权利人滥用自己的权利，促进商品的自由流通，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根本利益。同时，允许平行进口并不会对国内市场形成巨大的冲击。⑵对专利的平行进口和版权的平行进口应该限制一些，这样可以保护国内权利人或者其许可人的利益，既鼓励了科学创新，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又对打击非法盗版和走私具有重要意义，也不必担心完全禁止平行进口而导致的不正当竞争并产生垄断，进而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1] 于吉辰、王爱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与我国对外贸易》，理论学刊2004年第8期，第56-57页。
[2] 杨芳、杨永忠：《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平行进口问题探讨》，研究与发展管理2004年第1期，第95页。
[3] 郑成思。《知识产权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第84页。
[4] 冯晓青：《试论知识产权保护的源革及在当代社会的发展》，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73-74页。
[5] 任燕：《“平行进口”中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探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69页。
[6] 李小伟：《论平行进口与商标权关系》，载《中国专利与商标》1996年第2期。
[7]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知识产权纵横谈》，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81页。
关键词：非洲,国际私法,冲突
由于非洲的殖民历史, 非洲成为世界法律的“万花筒”, 世界上的一些主要法系都曾在非洲大陆粉墨登场。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 非洲各国法律复杂多样, 难以理解。而许多非洲人对中国法律同样缺乏了解。因此, 当出现法律争议时, 双方就会因不了解对方法律而感到无所适从, 从而导致争议久拖不决, 影响双方的进一步合作。在确立司法管辖权的问题上即让人无所适从。
一、司法管辖权的确立
首先, 非洲各国在管辖权确立问题上反映不一。由于大多数非洲国家沿用罗马—荷兰法的习惯法, 这与普通法系在这一问题上做法大相径庭。普通法管辖权建立在送达基础之上。法院可在下列情况下可以对外国被告行使管辖:1.外国被告出现在法院辖区内;2.或已接受法院的管辖;3.原告已获得向法院辖区外进行送达的许可, 且对被告进行了有效送达。我国目前已加入《海牙域外送达公约》和《海牙域外取证公约》, 但非洲国家中只有埃及、博茨瓦纳、马拉维和塞舌尔加入了《海牙域外送达公约》, 只有南非和塞舌尔2个国家加入了《海牙域外取证公约》。因此, 通过多边公约机制进行中非涉外民商事案件审判活动的协作的范围有限。而罗马—荷兰法管辖权的行使, 只要不违背不方便法院原则即可。在我所收集的一些案件中, 一部分国家法院确实明确援引或适用了该原则, 一部分国家法院在案件推理中肯定了该原则对判决的影响, 但南非一直对罗马-荷兰法中是否存在该原则持质疑态度。
罗马-荷兰法对于行使管辖权的关键在于区分两类不同诉讼:外国被告 (peregini, 外地人) 和本国原告 (incolae, 本地人) 之间的诉讼, 以及外地人之间的诉讼。通常而言, 外地人是指在法院辖区内没有住所和居所的人。拥有国籍并不一定成为本地人。一般而言, 南非法院不会对外国被告行使管辖, 除非该被告位于法院辖区内的财产已被扣押, 以确立 (found) 或确认 (confirm) 法院的管辖权。通过扣押来确立或确认法院管辖权的实践, 可追溯至17世纪的荷兰。实行这种做法是为了保护本地人的利益, 使他们可以在当地法院针对当时出现在法院辖区内或在法院辖区内拥有财产的外地人提起诉讼。另外, 扣押提供了一种担保, 使得原告最终可以在其自己的法院辖区内执行判决。扣押也许会给外国人带来麻烦, 甚至是不公平的, 但它仍是南非基本的管辖原则。实际上, 即便在外国人是原告的情况下, 南非法院也承认长期以来它们对本国原告比外国原告更为宽容。本国原告可通过拘押外国被告或其财产而确立管辖, 而外国被告只有在存在有另一管辖依据时, 才可在外国人之间的诉讼中通过拘押或扣押来确立管辖。
但这同样带来了操作上的极大困难, 由于任何位于法院辖区内的外国被告的不动产和动产都可进行扣押并冻结。这对外国被告来说极为不利。在一起南非案件中, 该外国被告必须放弃申请胜诉的补偿费用以避免遭受扣押。并且可予以扣押的财产的价值不必与诉讼请求的价值有任何关系, 甚至价值甚微。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提供给原告胜诉时的一丝希望, 及满足了法院并没有完全徒劳行事的自欺欺人。实际上, 外国法院是否会执行南非法院的判决, 且所扣押的财产的价值是否能弥补损失, 都显示出该制度的弊端。
接受法院管辖不需要任何特别形式。它可以通过行为、书面方式、或通过律师协会的声明做出。南非法院曾指出, 合同中选择南非法律的条款、以及在南非进行送达和诉讼程序的条款, 等同于当事人已接受南非法院的管辖, 因为没有必要对财产进行扣押。这个案件说明, 对于那些认为可能在南非以及适用罗马-荷兰法的其他南部非洲国家被起诉的外国人, 他们应在合同中纳入此类条款, 以免财产被扣押, 这一点十分重要。
对于希望避免财产被扣押的外国人来说, 他们应在扣押令执行前或诉讼提起前接受法院的管辖。①在Tsung v.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of SA Ltd.案中, 法院认为, 在本地人原告针对外地人被告提起的金钱诉讼中, 如果原告已针对被告取得并单方实施了对其财产的扣押, 则被告之后同意接受法院的管辖并不能解除该扣押。在通过扣押确认法院管辖权时, 即使在扣押令实施后, 被告接受法院管辖就足以解除扣押。
除非被告接受法院的管辖, 本地人原告有权请求法院签发扣押令。本地人只需证明是否存在表面案件使得通过扣押确立法院管辖权具有正当理由的证明程度, 不是在优势证据的基础上进行证明, 而是只有证明有可接受证据证明存在诉因即可。他没有义务首先邀请外地人被告接受法院的管辖, 而且外地人被告在原告请求法院签发扣押令前, 无权被给予接受法院管辖的机会。②这是一个有趣的规则, 因为扣押财产的请求通常是单方做出的, 在被告获悉这一情况时, 法院可能已签发了扣押令。这就再次表明, 外地人被告应最好先在合同中约定接受南非法院的管辖, 或最迟应在扣押令实施前接受法院的管辖。③
至于两个外地人之间的诉讼, 仅有扣押还不足以使南非法院获得管辖权。诉因还必须与南非有某种联系。在Chong Sun Wood Products Pte Ltd.v.K & T Trading Ltd.案中, 审理案件的法院认为, 只有在存在有管辖理由, 且已对被告财产进行扣押以确认法院管辖权的情况下, 南非法院才可对外地人之间的金钱诉讼行使管辖。因此, 如果合同签订地和合同履行地在南非之外, 那么, 对因该合同引起的金钱诉讼, 在南非就不存在管辖理由, 南非法院就无权受理该案件。此外, 在Hulse-Reutter v.Godde案中, 法院也指出, 在原告和被告都是外地人的情况下, 仅扣押被告的财产还不足以确立法院的管辖权, 还必须存在公认的管辖理由。
但在普通法国家, 情况就不是这样。法院依据法院选择条款行使管辖权而做出的判决, 在许多国家都是可以执行的, 在这些国家, 接受法院管辖是一个公认的国际管辖权依据, 而南非却背道而驰, 这是令人头疼的。2005年《法院选择协议海牙公约》对法院选择协议的重要性做了进一步的推动。该公约尚未生效, 目前还没有非洲国家加入该公约。这些规则将阻碍南非法院成为像英国法院那样的国际商事诉讼中心。并不是所有的外国当事人在南非都有财产, 也并非所有的诉因都与南非有关联。在许多案件中, 南非法院选择条款通常与外国法律选择条款结合在一起, 而这些规则将阻碍南非法院通过审理这些案件而获得适用外国法的机会。
二、中非国际私法冲突解决途径
随着非洲国家的公民、企业不断进入中国, 在中国发生的中非经贸纠纷也将日益增多。要解决此类纠纷必须考虑中非双方的法律文化传统、法律观念、以及中非双方交往的友好历史和深厚友谊, 构建一套双方都能接受的、体现中非特色的经贸纠纷解决机制。同西方国家的纠纷解决观念不同, 在中国和非洲国家的法律文化传统中, 解决纠纷不是为了判断双方当事人谁对谁错, 而是为了协调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使双方继续保持友好关系, 从而维持整个集体的和谐。因此, 长久以来, 在中非各自的纠纷解决机制中, 与传统的诉讼途径相比, 调解、仲裁等非诉方式一直受到推崇, 并且为双方人民所接受, 这是构建中非经贸纠纷解决机制应当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基于此, 基于非洲纷繁复杂的管辖权模式, 中非民商事纠纷的解决应采用以 “仲裁为主、诉讼为辅”的方式。
在发生中非投资贸易争端时, 中方当事人往往不愿或不敢到非洲国家的法院提起有关诉讼。人们普遍认为, 非洲国家的法院存在贪污腐败现象严重、法院效率低下、法院判决难以执行等现象。此外, 由于非洲国家法律制度的多样化, 很多人不了解非洲国家法院的诉讼制度, 司法管辖权的确立已如此困难, 使得当事人不敢在非洲国家法院提起诉讼的原因。
通过上述分析, 可以看出, 仲裁无疑是目前解决中非投资贸易争端的最佳方式。如果能够充分有效地利用这一争端解决方式, 可以减少中国投资者或商人开展对非投资或贸易时所存在的顾虑, 增强他们在非洲进行投资和贸易的信心。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应采取积极措施, 鼓励中方企业在同非洲国家的合作伙伴发生争端时采用仲裁解决方式, 以便为日益增长的中非贸易交往提供法律上的支持和保障。
参考文献
[1]朱伟东.中国与非洲民商事法律纠纷及其解决[J].西亚非洲, 2012.3.
关键词：国际法；司法途径；立法途径；非法律途径；权利冲突
权利冲突属于现实生活中以及法律领域内较为常见的现象，各国也针对权利冲突现象展开大量的学术谈论。国际法不同于各国国内法律，其属于一种特殊存在的法律机构。尽管国际法的基本运行机制与各国国内法的基本运行机制有着较大差异，但仍存在大量的权利冲突事件。因此，探讨国际法领域引发权利冲突的基本原因，并提出解决权利冲突事件的可行策略，对促进国际交流和谐有着积极意义。
一、国际法中权利冲突的概念
国际法领域的权利冲突实质上就是各国为了争夺资源、追求利益而引发的争议事件，而这类事件不能简单的通过各国国内法律进行解决，需要双方在国际法的范畴下妥善进行处理。
二、造成权利冲突的基本原因
（一）资源较为稀缺
一般来讲，权利属于法律所保护的基本利益，也属于法律所保护的一种资源。当法律赋予某国一些特定的权利时，就表明该国在行使自己应有的权利时，其它国家不应对该国进行妨害。但由于全球现有的自然资源以及非物质资源都十分有限，国际法难以将这些资源合理分配给各主体。而各主体为了争取更多利益，一旦涉及到资源较为匮乏的领域，就会引发权利冲突。
（二）各国的利益需求
国家法主体为了寻求更多的利益，便行使自己应有的权利。一般来讲，只要这些寻求利益的方式处在国际法认同的权力范围内，便能有法律依据作为支撑，也能合理通过法律权利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基于寻求更多利益的出发点，如果各主体存在不可协调的矛盾，就会引发更为现实的冲突。
（三）权利界限不够明确
由于人类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以及不完全性，人类往往通常是通过实践来认识世界，而实践活动并不能涉及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使得人类无法准确把握世界。由此可见，人类也无法有效地把握好权利，更不能准确地划分权利的边界，这就导致权力边界出现严重的模糊性。同时，法律自身所具备的特性也是导致权利边界不清晰的重要因素。这是由于法律为了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往往会依照不同主体的认知能力去调整权力边界，这一现象也体现在国际法中。国际法现有的权利主要是不同国家通过条约的方式所制定，而条约内容又属于各国之间实力博弈的产物，这就导致条约中权力的分配主要是用来平衡各国之间的利益需求。由此可见，现有的国际法必然会使得权利边界出现模糊性，进而引起大量的权利冲突事件。
三、解决权利冲突的可行措施
（一）从立法的角度分析
立法途径是为了从根本上防止权利冲突事件的发生，并为各国提供明确的行为准则。然而，国际法的立法行为都会受到各国之间的博弈所影响，导致国力较强的国家成为规则制定的一方，而国力较弱的国家则成为接受规则的一方。基于这种方式所赋予的权利往往难以在立法初期划清界限，并会不断受到各国实力变化以及国际情势变化而产生变动。因此，在国际法这一领域中，依靠立法难以达到避免权利冲突的目的。只有在冲突中不断修改并调整现有的规则，才能在一定时间内起到解决冲突问题的作用。
（二）从司法的角度分析
司法途径是为了借助法律以及法官审判来解决冲突问题，是立法途径没能起到避免冲突时的下一道保护墙。从国内法律現有的体系来看，利用司法途径来处理冲突事件的情况有两种：一是利用法律对冲突事件进行解释，以此解决冲突事件；二是法官依照法律精神来构建权利规则，并以自由裁量的方式来解决冲突事件。但从国际法的层面来看，只有经济法领域能够借助司法途径来解决冲突事件，这是由于WTO具有专门解决权利冲突事件的机构，而国际其它领域却难以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冲突事件。究其原因，主要由于国际法院行使审判权都需要在各国同意的基础上才能实施，而当事国通常不希望通过国际法院来解决这类冲突事件。因此，司法途径一般只能适用于国际经济领域，而在其它领域难以发挥实质性效果。
（三）从非法律的角度分析
法律途径不是处理权利冲突事件最有效的方式，而非法律途径已成为各国处理冲突事件的常用手段。一般来讲，国际法中的一些权利冲突事件往往会受到社会舆论以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影响，而通过协商以及利益衡量等诸多非法律途径则能取得更佳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非法律途径能够兼顾各个主体的权利历史，并且会在权衡各方利益以及国际影响的基础上制定解决方案。例如，某跨国医药企业在于非洲某国的贸易中产生争端，但在国际社会的诸多舆论压力下，跨国企业最终撤销了原先的起诉，并适当减少了药品的售价，还向该国捐赠了大量药品。因此，社会舆论、外交方式以及国际关系等因素均在冲突事件的处理中起到关键作用，并促使各国选取最妥善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事件。
四、结语
权利冲突是国际法领域中较为常见的问题，也是较难处理的一些争端问题。由于全球资源有限，各国为了争取更多利益，进而在同一目标上产生纠纷。立法途径容易受到各国实力的影响，司法途径需要在各国同意的基础上才能实施，而非法律途径能够兼顾各个主体的权利历史，并且会在权衡各方利益以及国际影响的基础上制定解决方案。因此，非法律途径是处理冲突事件中最佳的解决手段。随着各国不断重视社会舆论、外交方式以及国际关系等因素，未来权利冲突事件必将逐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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