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改革的困难

中国政治改革的困难（推荐8篇）

中国政治改革的困难篇1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是我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心同德、锐意进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创造性活动的三十多年。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步入小康，在建国以后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取得了新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政府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干大事的政府。但是必须进一步深化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改革的第一个着力点是政府的权力转移，从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转变成专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有限政府。政府因掌握的钱多，干预经济的能力很强，也便出现较为严重的腐败现象和权力寻租，政府涉足经济，还会出现官员拿公权与民争利的情况，甚至引发“群体事件”。政治改革的第二个着力点是下决心建立严密的监督体系。不仅要强化体制内的监督，完善问责制、官员收入公开制，还要增加民间力量的监督，或者让体制内的部分机构演化成公共监督机构。比如媒体，可以从产业和文化软实力承载者的角度去重新定位，改变管理方式，使其成为更有效的监督“公器”。政治改革的第三个着力点是以加快法治建设，通过完备的立法和严格的执法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实现公正，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大踏步向法治化迈进，社会就有了秩序，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四是坚持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结合起来，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坚持依法治国。例如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政府依法行政，强化人大职能，强化政协职能，推进司法改革，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等。

中国政治改革的困难篇2

一、中国改革发展道路的内容和特征

1. 以改革为取向。

对于改革, 邓小平有深刻的见解:“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不改革开放, 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就是死路一条”。“改革不同于过去的革命斗争, 也不是对计划体制的修修补补, 它是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改革不是外国媒体称呼的走资本主义, 恰恰相反, 改革就是要从根本上堵死走资本主义的各种可能。中国国家较大, 情况复杂, 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 要改变现有的不合理的因素和环节, 需要经历较长时期才会成功, 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2. 以国情为基础。

只有立足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 准确把握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特征, 才能正确把握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 制定出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法, 防止了“左”的和右的干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 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曲折与重大失误的基本原因是对初级阶段这个国情的认识模糊不清。邓小平说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不动摇”来自于对初级阶段的深刻认识。

从国际局势来看,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总的没有变, 在大变革大发展的加剧阶段。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公正解决世界纠纷的身份将为中国赢得更多发展空间。中国坚持和平发展, 对于打破中国威胁论, 将为中国赢得又一个发展的黄金机遇期。

从发展战略来看, 以三步走为基调, 以公平效率双赢为目标的社会发展战略已走到了在本世纪头三十年基本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而奋斗。经过改革开放, 国家让国企进市场及放松对私人进行经济活动的限制, 大量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各类经济形式大量涌现出来, 个人的积极性的充分发挥, 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 针对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出现的像唯GDP论英雄的发展模式和创新能力不足的情况, 今后在发展中注入绿色GDP概念, 及时转变发展方式, 促进发展地区平衡, 协调人与自然关系, 这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正确选择。

3. 以市场和社会主义原则整合为任务。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活力与魅力, 就在于把公平和效率二者相结合。创造较高的劳动效率和充分挖掘生产力潜力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专利, 同时坚持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 保持公平的原则, 特别是保障劳动优先的原则, 防止打着市场旗号的幌子巧取豪夺, 损害普通群众利益。党的十七大强调改革的成果让人民共享, 其实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调坚持社会主义的公平价值, 即社会主义原则和市场原则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命力所在, 缺了一方, 就无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

二、改革发展中的新问题

改革发展之路并不平坦, 一开始就是在争议和怀疑中进行的, 改革没有一帆风顺地发展, 每个发展阶段都有许多困难。然而, 在一个历史包袱厚重、规模庞大、情况复杂, 风险较大条件下进行的改革, 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今天已经到了“经济关系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 思想意识深刻变动、社会变动深刻变化”的发展阶段。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 即啃硬骨头的关键时期, 正视困难, 不畏惧困难, 知难而上是直面问题, 取得改革发展突破所在。体现在:

1. 发展带来的新挑战。

改革开放的国家发展战略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新变化的同时, 前进的道路上也有较多的矛盾和问题。经济领域较为突出的是金融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发展不健康, 有引发重大经济风险的可能,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变得日益迫切, 创新能力不足;政治领域,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压力日益加大, 新兴的社会群体对民主的诉求的意愿日益增强。此外, 由于环境退化、资源枯竭、人口迅速老化带来的发展后劲不足、社会活力丧失也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2. 政治经济改革难度大。

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 在发展过程中都遇到一个难于跨越的坎, 就是政治改革较为艰难。不改革, 将会失去民众, 特别是新兴社会阶层的支持。轻率改革, 很容易激起西方势力插手导致政局动荡, 甚至改旗易帜以致改革成果一夜间化为乌有都有可能。中国政治改革尽管这三十年间取得了一些成就, 诸如党政分开, 政企分开有一些进展, 建立了公务员制度, 破除了领导干部事实上存在的终身制, 依法治国的实践和认识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已形成共识, 政治和社会形势基本保持稳定, 但是高发的腐败势头, 脱离群众, 执政能力不强, 思想懈怠的危险令人担忧, 造成党拥有的社会政治资源流失, 抵御风险和危机的能力被削弱。另外, 政府和市场间的关系微妙。现代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协调运作需要长期磨合。今天中国经济会在中央宏观调控和地方经济发展要求之间出现种种矛盾, 由于部门和地方利益的作怪, 防止经济过热的努力往往会事与愿违, 一放松就过热, 一收紧就低迷。处理不好, 中国自身就会出现经济危机, 虽然不是致命性的, 但对整个社会的破坏却是巨大的, 往往会危及社会稳定和党的领导, 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3. 思想整合难。

一些新兴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增加, 不同程度出现了代表本群体政治诉求的精英人物, 一些明显有群体利益倾向的言论出现在公众传媒上, 影响力与日剧增。既得利益阶层的话语霸权的嚣张与传统工农群众话语权失落, 计划经济年代的理想道德的消解于新社会道德的稚弱, 掌握较高知识文化的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的沟通隔阂, 复古主义中的封建意识与西方外来思潮都冲击着传统民族文化, 使我们正失去民族特质,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队伍在思想意识上顶梁柱的作用不充分,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对社会公德、社会责任和社会正义的侵蚀破坏呈加剧之势。

4. 促进社会团结困难多。

阶层之间收入差距加大, 正处于一个使社会不稳的发展态势上。普通居民收入偏低, 低收入群体基数高, 高收入群体的社会责任感差和为富不仁的形象这已经是一个蕴涵社会冲突爆发的信号。再加上金融危机的冲击, 面对物价上涨和就业困难, 这个现象 (与腐败、生态危机) 已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一大隐患。

三、中国改革发展新起点

1. 在深化改革上下工夫。

改革的问题必须在深化改革中来解决。中国改革开放遵循的思路是: (1) 遵循先易后难的方式, 按照先经后政、先乡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的改革开放的战略步骤; (2) 注重实验, 按照先试点再铺开的积极谨慎做法, 防止全局性失误; (3) 始终强调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越在改革发展关键时期, 越要注意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2. 在立足国情这个最大实际上下工夫。

今天的中国, 处于发展的黄金机遇期, 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期, 挑战和发展机遇并存, 现代化前进的路子并不平坦。这就是今天在改革的攻坚阶段与发展的关键时期推进改革开放, 赢得民心, 推进中国社会进步的困难所在。回避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只有加大改革的力度才能破解改革中出现的棘手问题, 这也就是我们的改革伟大而艰巨的原因。“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 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要继续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 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就会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克服困难, 把改革开放事业推向深入。

3. 在促进社会公平上下工夫。

改革发展要顺利进行, 避免拉美化的陷阱, 必须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这当中, 因农民出让土地和国企改制导致的他们利益受损问题, 是导致社会矛盾紧张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关注社会建设, 积极创新社会管理,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中心的社会问题提到和经济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等重要的位置。善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疏导和管理民意, 化解社会矛盾, 防止冲突升级。同时大力促进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进程,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始终要调整好公平和效率二者关系。积极促进社会公平, 如果等到了社会利益集团羽翼已丰时才重视, 就难以处理了。

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思考篇3

【关键词】:政治改革思考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05-0281-01

一、从十二大到十六大，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历程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讲话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纲领，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讲话指出改革的原因和必要性，“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政治体制涉及范围很广，内容相当丰富，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党政领导体制，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制约着整个政治体制。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即“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

1982年9月召开了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这是党代会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概念，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政治体制”概念在这个报告中只出现了一次，但当时人民熟悉的“领导体制”、“领导机构”、“干部制度”、“党政机构改革” 等相关概念多次出现，这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报告指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等弊端，提出必须“党政分工”。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的改革，主要是消除权力过分集中、兼职副职过多、机构重叠、职责不明、人浮于事、党政不分等种种弊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报告强调了“党政分工”：党的工作和政府的工作，企业事业单位中党的工作和行政、生产工作，必须适当分工。

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政治体制也进行了某些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由于全党的工作重心是放在经济上，因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严重后果日益显露。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在1986年再次突出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他1986年谈话的中心和焦点，仅在这一年中就有近20次谈话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中有9次是作为主要谈话内容。在这些谈话中，邓小平谈得最多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987年10月，召开了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十三大报告从七个方面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论述最具体、最丰富、篇幅最长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党政分开和下放权力。以十三大为标志，以后的历次党代会报告都把政治体制改革列为一项重要内容。山于改革的连续性，大部分内容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以十三大报告为蓝本，具体阐述一下报告的内容。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分为七个方面： (1)实行党政分开；(2)进一步下放权力；(3)改革政府工作机构；(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5)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6)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7)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1992午10月，十四大召开。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十四大对政治体制改革作了比较大的调整，政治体制改革强调的重点由十三大的党政分开、下放权力转变为法制建设和机构改革。十四大以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体上按照调整后的部署进行，改革的进程和速度有所放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进入攻坚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1997年9月，十五大召开。十五大报告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在总结新的经验的基础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作了新的概括，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确认“法治”概念，并把对法治的认识从过去的技术层面上升到战略高度，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任务。在法学上解决了法律的手段功能和目的价值的关系。

在2002年11月，召开的十六大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而使两个文明建设发展成三个文明建设，这在理论上是一大创新。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二、党代会报告显示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召开的历届党代会报告，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是曲折的。改革的步伐时快时慢，改革的热度有所变化，改革的重点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有所调整，但改革的精神始终如一，改革的大部分内容是一贯的，连续的。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六大的改革重点依次为：党政领导机构——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法制建设、机构改革——依法治国——建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是民主，依法治国的着眼点在法治，民主和法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中国政治改革的困难篇4

政治文化是围绕当代社会政治、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过程的一种主观意识领域与社会心理反映，它包括政治意识、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心理、政治观念、政治道德、政治信仰、政治价值观等方面。每个国家都有与自己的政治体系和历史发展阶段相关的政治文化系统，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改革开放多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政治文化是由多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因素构成的一个文化系统，在整个系统中各种政治文化因素的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其中有一种政治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其他政治文化居于从属地位或次要地位。我们将政治文化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之为主导政治文化，居于次要或从属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之为政治亚文化。主导政治文化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为整个政治文化体系摄定基本的政治价值观，使整个政治文化形成一种基本的政治文化倾向，并因此而影响整个政治文化的面貌。在主导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各种政治亚文化间的认同和共识得到有效的发展，各种政治亚文化有了协调的基础。

建国以后，在文化上我们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政治文化。马克思主义适合了时代的要求以及新中国政治文化转换的需要，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思想凝聚和整合功能，主导着中国政治文化的前进方向。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不断探索、试验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所包含的集体主义观、民主观、法治观和爱国主义等构成了我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应当说，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是符合时代和历史要求的。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加上建国以后所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严重的个人崇拜使得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蒙上了传统专制主义的阴影，等级观念、人治观、义务观等等封建政治文化的观念大量沉积，造成了主导政治文化的严重扭曲，给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害。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并在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创立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使过去曾一度被扭曲的政治文化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轨，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理论成为人们解放思想的理论动力，凝聚人心的强大思想武器，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精神支柱。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五大在肯定邓小平理论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同时，在党章中载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明确提出了在新的世纪要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目前，邓小平理论已成为我们的主导政治文化，这种主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它对其他政治文化的指导作用体现出来的。主要表现在：第一，政治观点上的统一作用。政治文化就其性质而言，属于观念上层建筑，它必然会涉及到一系列的政治现象，并提出有关的政治观点。在我国的现有政治文化体系中，多种学说并存。针对一定的政治现象，各种学说必然会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因此就有必要对这些学说在政治观点上加以统一。在当代中国，我们是用邓小平理论来加以统一的。这就是说，对于其他各种学说，在重大的基本政治方面必须要求它们跟邓小平理论保持一致。比如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第二，政治文化活动方面的规范作用。政治文化是人们政治行为的心理背景，因此，政治文化不仅仅表现于理论观点方面，而且表现于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活动方面。这种政治文化活动通常具体表现为具有不同思想意识的人运用不同的观点对政治和社会现象进行评价，政治文化活动还具体表现于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在多种学说并存的条件下，必须要求有一种主导政治文化来对政治文化活动发挥一种规范作用。正如伊斯顿所说：“任何系统都具备一定的主导政治价值，它们会给政治行为规范和结构排列确定基调和方向”。在当今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才能起到这种规范作用。第三，方法论上的引导作用。邓小平理论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学说或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对其他学说均具有引导作用。例如，邓小平理论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利益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全面看问题的方法等等，都是政治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科学方法，这些方法对其他政治文化

理论研究社会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政治合法性的变迁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合法性主要是指政治权威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并通过特定时空条件下适当的决策及政策实施来塑造政治秩序和适应环境变化，保持政治体系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因此，合法性一方面取决于

政府的活动，包括国家政权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运用意识形态的、法律的和道德伦理的力量为自身所做的种种论证，另一方面其更为实质的内容是国家政权在大众当中赢得广泛的信任和忠诚，从而使人民自觉地把对政府的服从当作自己的义务。因此，政治合法性表现为人们对政治体系、政治权威的认知、评价和态度等方面，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研究合法性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的变迁。

中国政治合法性经过了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其合法性类型的更替经过了大致封建社会身份趋向的传统合法性到建国后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时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领袖魅力型合法性基础，再到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时期的以经济增长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合法性类型，最后到第三代领导集体时代中国领导层一方面继续巩固邓小平时代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探索新的合法性基础等几个不同的阶段。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政权都是建筑在传统合法性基础之上的。中国的合法性危机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王朝，也动摇了王朝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身份取向的传统合法性。但从破坏传统合法性到建设理性民主型的合法性，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新中国建立前，民族独立与国家的统一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这期间中国的政治势力不得不从民族主义中寻求合法性的来源，但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则是我们党要求民众支持和统治合法性的支柱。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自然地，不可避免地成为新政权统治合法性的基础。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过程中，由于长期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片面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人的思想政治领域中的问题，而忽视经济建设，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单纯化为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调控，这一合法型诉求加之对领导人个人魅力和威望的盲目崇拜，终于导致了“文革”的混乱。“文革”结束后，随着传统合法性的消失，“两个凡是”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形势的发展表明，执政党的合法性面临新的挑战。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深切地感到我们党统治的问题。早在～年的一系列讲话中，他就强髁司贸删投杂谡挝榷ǖ墓丶饔茫骸吧缁嶂饕迦绻鲜乔畹模驼静蛔！薄熬霉ぷ魇堑鼻白畲蟮恼危梦侍馐茄沟挂磺械恼挝侍狻！薄罢喂ぷ饕涫档骄蒙厦妫挝侍庖泳玫慕嵌壤唇饩觥！薄拔颐歉锩哪康木褪墙夥派Γ⒄股Α！薄吧矫娴母锩亲罡镜母锩！盵显然，经济增长作为“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途径，被邓小平视为好范文版权所有新时期我们党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但是，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没有忽视既有的意识形态基础。针对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他明确提出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的底线，即无论经济增长有多重要，它必须与此原则保持不冲突的状况，这就是以经济增长为合法性来源与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

经济的增长所提供的合法性资源适应了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客观需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长所提供的政治合法性是有限的，这是因为经济的增长在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也使其对政府的期望值不成比例的迅速膨胀。许多“政治系统不能很快提高满足要求的能力以适应来势快的多的政治抱负和期望的高涨，这样就使政治体系陷入了困难”。事实上，许多政府保持了较高的政绩，但其政权合法性还是受到了削弱，原因在于经济增长中民主化、社会公正、自由等价值观目标受到了忽视，这种代价与该政权有关，从而减少了公众对该政权的支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自由、民主、契约、公正等价值观正在上升为人们的普遍追求、信仰的东西。加之政治世俗化对人精神的解放，“人民已习惯于根据公民的经常性利益来评价政治”。因此，经济增长所能提供的合法性资源可以说在逐渐削弱。世纪年代以来，一方面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继续维持合法性现状，另一方面则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进程明显加快。特别是在党的十五大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依法治国”的方略是我们党适应时代要求，探索建立现代法理型合法性的一项重要举措。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法理型合法性基础正在建立。

三、政治文化的世俗化

世俗化的政治文化是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对称，是根据现代社会模式实施自我民主性更新的政治文化。帕森斯认为，世俗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主要区别在于：世俗文化用明确的方式而不是用笼统的方式、用中立的方式而不是感情的方式来观察客观事物，世俗文化向普遍性的标准和概念而不是与某些单一独特的标准看齐，在评价和录用个人担任社会角色时世俗文化重视成就，而不重世袭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越来越移向世俗化、理性化的端点。

公民民主法制观念增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强调各市场主体依照规律平等竞争、公平交易。随着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公民的平等、自由、民主意识逐渐增加。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成为新时期人们的共同理想和追求。与社会主义民主观相适应，人们的法治观也逐步增强，社会生活法律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人们诉诸解决问题的方式逐渐由找“长官”转向找“法官”，这表明公民开始确立依法有序表达意志和要求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中国政治改革的困难篇5

中国的政治体制怎么改革？在“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自励下，我很冒昧地来谈谈几点看法。

我认为首要的问题是要明确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它不仅要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和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且还要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国富民强，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制度和运行机制。

看看世界，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所谓发达国家，它们之所以能达到现在的发达程度，这里不仅有其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先进的原因，而且还有一套合理、科学和先进的国家制度作为“软实力”在其中起着保证和促其良序发展的重要作用。

我们的国家制度虽然从理论设计上讲要比它们更合理、更先进、更科学，可是在实际操作上却因许多方面不完善，使这一国家制度并没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来。我们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通过把这其间不完善的地方完善起来，使我国的国家制度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来。

其次，我们还要明确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攻坚的突破口应选在哪？现在很多人都说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可是又都认为这里的问题和矛盾错综复杂看不准不好下手。其实，政治体制改革若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确实很难，问题太多且又相互关联，可谓“扯耳朵连着腮帮子动”；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呢？纲举目张，只要抓住这个“纲”来进行改革，思路就清晰了，就好进行改革了。什么是我国政治体制中的

纲呢？我认为“党的领导”就是这个“纲”。如滋生蔓长在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腐败现象，只是“党的领导”发生某种“变异”后产生的衍生物，就象是人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后生的病一样，不改革党的领导，其它的问题就都谈不上了。因此，可以说，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中的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和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的改革。

现在有一种思想倾向，一谈到改革党的领导，就认为只有用西方的“多党制”代替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政治体制，这在现实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是党的最大、最根本的利益，也关系着中国人民的最大、最根本利益，是绝不容人轻举妄动的。同时，“一党独大”也并不见得就非腐败不可——新加坡也是一党独大，可人家管理的国家是世界上腐败现象最少的。可见根本问题，不在“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上，是在怎么“领导”上。

还有一种思想倾向，谁要一谈改革党的领导，就给你扣上“违法”、“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一类的大帽子，好象共产党就是国家的“铁帽子王”，对这个问题别人是不容置喙的——这也未免太显权力垄断之霸气了。

因此，从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怎么能使党领导得更好的角度来谈改革“党的领导”问题，是我们不能绕避得了的问题；不谈这个问题，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终也只能是又一次“走过场”的政治儿戏。

怎么改呢？我认为：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可从党对自身组织机制、党对政府的领导和党对国家的领导三个方面来进行突破。

一、关于党对干部领导方式改革的建议

领导，不仅是一种利益和荣誉，更是一种责任，其责任之重大，真可谓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因此，党在领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际，首先应改革的是自身领导方式上没能“与时俱进”的消极保守、因循守旧之处。而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喊了多年不见多大实质性进展，就是耽误在党“只想改别人，没想改自己”这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之状态上了。

那党对其自身要改什么呢？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干部管理”。我记得毛泽东思想中有一重要论断，就是“领导就是要管好干部”。现在，党的干部中出了那么多贪官，我们是不是要想到邓小平说的那句大意是“制度不好会使好人变坏”的话呢？现在好多当官的已成为嘴上说着和中央文件和报纸电台讲的一样的官话，可实际行动却是按官场“潜规则”行事的“两面人”。党现行的“干部管理”方式方法，已不能适应当前社会形势了，确为政治体制改革之亟了。

对此，我建议可采取两项改革：

１、党的最高领导人，要通过党内竞选的方式产生，从根本上打破“从少数人中选少数人”，变“相马”为“赛马”的干部产生方式。即党的最高领导人要通过自主报名并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竞选，最后在全体与会代表不记名投票的方式中以得票最多者为是这种方式产生出来。

现在党的各级领导人产生方式，事实上还存在着决定于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意见。为什么现在党内会出现那么多的贪官，从组织角度讲，根子就在于这种“个人命运受制于他人”这种现象。

虽然现在党的领导人产生也要经过代表大会或党代会选举产生，但这是典型的“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实际上，仍会使代表或委员们产生很大的盲从性。试想，自身都不“民主”，怎么能领导别人去“民主”呢？因此，只有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的“竞选”，成为领导人产生的头道程序或前提时，才能对从根本上扭转党风不正的倾向有重要意义，对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现在“候选人竞选、选民一人一票选举领导人”这种模式，从村委会主任这个层面上正在进行或试行。不过，这种“从下而上”的方式作为试点摸索经验是可以的，但作为一种模式，从体制层面上讲，是行不太通的，在实际上也出现许多问题。如果这种模式要是采取“至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就会产生“从头开始”带动全局的示范效应。同时，因之是在全国的监督下，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政治素质很高或较高，不容易发生偏差。

因此，通过竞选产生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是实现党内民主，发现人才和“把最优秀的人选拔到最合适的岗位上”一条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路。

２、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改为监察委员会，打破纪委在党委的领导下作为有限的现象。从监督的意义上讲，纪委只能对违反党的纪

律事项进行查处，如果对以党委决议或领导人决定名义下的错误决策、决定则无力监督。现在发生很多这样的事，就是不知其是恶意而为，还是低能之作，一些甚至层次较高的党委发出的文件和领导人作出的决定，是对某些强势阶层或集团有利，而对某些弱势阶层和集团则无利甚至损利的现象，造成强烈民怨，已成为腐败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而这是纪委职权管不了的，若是靠上级纠偏，则旷殆时日，有的甚至已成为既成事实无法再纠了，给人这个地方已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的感觉似的。

用监委代替纪委，其职责中有对党委在执政过程中发生不合乎党章要旨的事，予以监督、仲裁和撤销的权力，就可以解决这类问题了。由于该委员会的最高领导人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竞选产生并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参加党委会讨论问题但不参与表决，与党委决议保持相对独立性，这样就可以从制度上防止监委领导人受制于党委书记个人意志的现象，更好地发挥其自身职责作用。这样，应能比较有效地改变目前在监督机制方面存在的“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的制度性缺陷。

好象邓小平生前说过，在中国，只要中国共产党不乱，中国就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同样，只要共产党的干部不出问题，党就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党若是能在保证自己干部党性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不出贪官，或是既使出现个别的贪官，也只是其个人原因非制度使然的干部管理方式上做出有效改革，实为中国人民的福音。

二、关于党对政府领导方式改革的建议

中国为什么官多，造成国家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总跳不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关键是国家权力没分配好，就是邓小平说过的“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而对管不好的现象，又不认为是自己不应这么管，而是力度不够，于是就增加机构增加人——这是我们过时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国家管理观念指导实际造成的顽痼。

对此，我认为可采取两项改革：

首先，应吸取类似美国“联邦式”的国家管理的经验，建立一个合理的金字塔型的国家权力结构。基本思路就是按地区分块授权，即中央管全国宏观的事，省、市直至县区和乡镇街道也各管各的事。涉及几个地区的事，由几个地区共同管理及上级协调，明确各自的权责利。

中央给地方较大的自主权，允许地方只要在中央法律政令的基础上或控制下，自主探索办好自己的事。当年广东开放搞活时，中央只给政策，就让广东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地去闯，结果广东搞得挺不错的。我认为“政策也是生产力”——它能解放生产力，或使生产力更具活力。今天的中央为什么不能象当年搞活广东那样来搞活其他的省，或把办“特区”的经验普遍化，起码在经济上、文化上大可放手让地方结合实际，怎么有利就怎么干？虽然，中央在办“特区”的实验中，也出现过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成绩是主要的，因此，这一方法好象没有什么理由不能放大推广的吗？

放权的最大障碍，是领导人“怕乱套”和“大一统”的思想局限性等这些狭隘保守权力观。其实，就像西藏、东突闹独立的这样严重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给人以可乘之机。否则，他们是没有市场的，就象改革开放前深圳的人宁犯法也要往香港跑，当深圳改革开放搞好了以后人也就不跑了一样（在香港回归前就这样了）。为什么美国没有严重的分裂问题，也不存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变可能，国家制度使然。

我国从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也做过“放权让利”的尝试，不过，好象效果有限。这不是放权不对，而是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放权，上级放的权被下级又“集”了去，结果由“高度中央集权”变成“层层集权”，使国家在权力结构方面改革的尝试，在“深入人心”的集权观念中走样变形了。

其次，各级政府应实行“智化行政负责制”。所谓“智化”就是智慧或科学的支持和制约的意思。现代社会中，各级政府都是由一整套机构组成并由人运作掌控的。政府级别越高，管理事务的幅度越大，对在该职务上任职的领导人的“个人才智”要求也就越高。由于其“才智”大致分为行政才智和业务专业才智两类，当这种要求高到一定程度后，个人才智的自然发展所能达到的程度与之就会有差距或不足，这就需要人们的合作才能满足这种职务需要了。因此，在政府功能设计时，就要有使这两种能力有机结合的机制。具体说来，就是政府首脑和各职能部门的“领导”都要是行政专家或有行政专长，并配以相应的专业专家辅政的机制或程序，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

统，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要将领导没有专家可靠性论证支持下的决策定为违“规”行为，来强化领导人个人意志在行政过程中能受到某种有效的防错机制制约——智化行政负责制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这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两个例子：二流演员出身的美国某届总统里根却成为美国历史上伟大总统之一，特型演员出身的施瓦辛格现在美国加州当州长还当得挺好。我们要是研究一下他俩从政的成功之处，就会发现，他俩身边都有一些智囊似的人物在为其出谋划策，他们个人的执政能力和这些高参的智谋相结合，就把这个“官”当得挺好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从他们成功行政经验中最应吸取的精华，是不是就是某部门领导在行政过程中应切实接受专家的辅政呢？

为什么要采用这种行政模式呢？主要是由于“官本位”现象，我国官场在实际中已形成一种类似“官油子”的人，他们表面上很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应对领导，但不受制约的长官意志和“智慧不足”却使其治下屡出很低劣的滥政弊政，而又很容易以“工作中的问题”或“谁能不犯错误”之类的借口逃过“问责”。因此，这种行政模式将是针对国家权力管理中这种有权有利却无责的制度缺陷的一种“补漏”性的完善。

现在一些政府机构中也有着好象“政策调研室”一类的机构，但它们的职能有限，领导在做决策过程中，是愿意听它们的意见就听，不想听就不听，因此，对领导决策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效的制约作用，有的甚至还在起着曲意逢迎的作用。

因此，高度的中央集权式领导体制，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就象孩子大了，再用管小孩子的方法管孩子已不适用了，也应随着孩子的长大，按照规律改变管孩子的方法似的也应予以相应改变才是。通过正确的“分权”和“授权”，建立科学合理的国家行政权力结构，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各司其职，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使整个国家机构全方位地高效运作起来，应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根本性标志之一。

三、关于党对国家领导方式改革的建议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权力归人民，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可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有一句“只举手不说话的到人大”政治流言，就比较形象幽默地说出“人大”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这是因为在“党的领导”下，不论是“人民”还是“人大”，都是党的领导对象，其“权力”最终也就归于党了，实际上就出现只见“党对人民的领导”，不见“党受人民的监督”的现象，造成国家权力严重失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认为根本原因是“人民代表”的选举和没能发挥出制度设计中的作用所致。现在的“人民代表”，大多是在基层党委指定的候选人中（不是组织安排的个人报名很难上了候选人名单的），由公民以“抓阄”似的盲目划挑方式选出的。从而

使得“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成为一句空话，而以这种方式选出的“人民代表”，其实也变相成为党的“代表”而已。

在我国现行的国家制度中，人民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根基，只要人民代表选好了，切实发挥作用了，人民代表大会才会真正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才能实现“国家权力归人民”的宪法精神。

对此，我建议可采取两项改革：

１、通过竞选做好人民代表选举工作。在人民代表选举中，不论是组织提名或个人报名，代表候选人都要通过提出竞选纲领并在选民会议上演讲，然后经选民一人一票投票选举，得票多者当选。人民代表可分二种，一种是向属地选民负责属地代表（就是代表一定区域的选民），一种是向行业选民负责的行业代表（就是代表一定行业的选民。

２、人民代表要切实参政议政并接受选民监督。人民代表通过完成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任务，监督国家公务人员依法行政秉公办事，定期接受自己所代表的选民来信来访，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问题，帮助选民解决问题等履职活动，让选民感到他选的代表能代表他的正当合法的利益和意志。

人民代表每年定期向自己的选民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这是他对选民负责和接受选民监督的基本方式，能有效地督促他更好地为选民服务。对不能履行职责的代表，应取消其代表资格并及时换新。

通过人民自主选出的代表，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组成人民代表大会，再由人民代表大会“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决定的政府来领

导人民，只有经过这样辩证的权力设置，才能完善国家权力结构，实现人民在国家权力上的真正“当家做主”。

党在人民代表选举这一过程中，可以通过教育人民提高政治觉悟和技能，积极参政议政；选出能代表选民正当合法利益的代表，保证党和人民政治上的一致性；通过动员党员或以个人报名或组织推荐参与竞选，发挥党在社会政治活动中的主导作用等方式，来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如果党员候选人参与竞选获胜，既可以通过他们更好体现党的先进性，还会增强党在国家领导地位上的合法性。

以上几点“浅谈”的建议，自知也不是很妥贴的，只不过是想借此表示一下我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心而已。

前些年社会上流传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这句话，好象是说人对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那么伟大成就还老心存不满似的。我认为这其实却是因为经过改革开放，人民的经济生活虽然提高了，但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并没多大改变，还处于权力的边缘化中——对党的这种低层次领导方式不满意而发的一种牢骚话。

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否决定着中华民族后世的兴衰，但愿这一次能象日本当年的明治维新一样，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国家制度，为中国今后长久的发展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我的建议是真正有利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问题。由于人们事先对某种事物的结果做出的判断，受利益、见识的影响，不论对错都只是一种主观性的东西。我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篇6

钟林海

2012202237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2班

摘要：中国是个法治国家，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还不够完善。本文从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和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六个方面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关键词:法治国家

政治体制

改革

一、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必然要求，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全局性作用。中国共产党执政至今，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及党员队伍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也势必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加以改革和完善，才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势在必行党的领导与执政，决定着中国政治生活的基本格局，决定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发展的全局。然而，党在有效推进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同时，也时刻面临着社会发展带来的新挑战，尤其是在目前国际国内新的形势下，我们党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执政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努力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途径包括：

1、把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为我们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指导原则；

2、把党政职能分开、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突破口；

3、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作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核心内容；

4、把发扬人民民主作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根本取向；

5、把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作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基石；

6、把健全体制机制作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关键。

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当前，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增强改革的自觉性，更好地推进改革，必须重新认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特点。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往往由于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特点和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而导致改革的小到位和出现失误。实践证明，只有止确认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特点，才能把握规律，使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第一，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与完善，因而具有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特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改革的白的是使小国特包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更加适应，从而保证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要通过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增强行政管理机构及行政管理体制的活力，提高行政效率，调动人民和基层的积极性，从而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不断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而进行的政府改革，因而具有勺巾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相适应的特点。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的，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就是在中国建立一整套新的市场经济运作方式、规章制度、管理模式、行为方式的过程。第三，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对传统行政体制的革命，而摆脱传统行政体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而，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具有不断深化的渐进性特点。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必然是一个阶段性和连续性相统一的过程。

第四，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进行的改革，因而具有整体配套、协调推进的特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是孤立的、封闭的，而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项改革配套进行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第五，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既有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又强调地方政府的因地制宜，因而又具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互动性特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涉及职责和权限的调整，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必须加强领导，认真规划，分级负责，分步实施，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

第六，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进行的，因而具有复杂性的特点。

三、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改革干部人事制度，不仅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而且是经济体制改革深人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各项改革措施，都要由人来贯彻落实。无论是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机构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是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都涉及到干部制度和人事管理。而且这些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各方面的积极性、活力、效率能不能得到发挥和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也都离不开甚至决定于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我国现行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是适应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需要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等政治械制改革的进行，这种干部人事管理制度不仅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且阻碍着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

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各项干部人事制度，完善各级各类千部的管理机构，实现干部人事管理的制度化，进而建立人事法规，依法管理。要建立和健全一套正常的、系统的、完整的人员录用、考核、任用、培养、升降、弹劫、工资、待遇、奖惩、调配、轮换、交流、回避。退休、退职、淘饮的制度和办法，使干部人事管理的各项工作都有章可循。此外，还要建立和加强分工合理、功能协调的干部管理体制和各级各类干部管理的机构，建立和完善干部管理的监察机关和司法系统，使各级干部管理机关依法管理干部，使各级监察部门依法监督干部及其管理机关。这样，干部管理就有了组织制度的保证。

四、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

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就是要使决策科学化，即是指必须遵循科学决策的原则、程序和方法决策。也就是说，决策的内容是科学的，决策的方法也是科学的，决策科学化是指两者的统一。

决策评价监督机制对决策正确与否有着很大影响。好的决策评价监督机制可以对决策行为产生好的导向，并促进正确的决策观念、良好的决策习惯形成，从而有利于正确地决策；反之，则会影响决策的科学进行，甚至导致这样那样的决策失误。

我国各级各类领导机关的权力，归根结底是人民授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体现人民的意志，实现人民的利益。表现在决策权的运用上，就是必须保证民意的充分表达和吸收。而决策的民意吸收机制如何，对决策的正确与否关系极大。当前，决策权力过分集中于领导者个人、调查研究不能充分体现人民意愿、领导者在决策中不注意征询意见、决策不进行科学民主论证等方面的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五、完善民主监督制度

无论是防止公权力腐败，还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政府运作效能，都离不开民主监督机制的作用。当前，我国的民主监督制度已形成一定的体系框架，有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执政党监督、民主党派监督、法院监督、检察院监督、公民监督、社团组织监督和新闻舆论等，这些机构正在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谐发展的需求而逐步发挥着各自独特的监督功能。大量的调研报告和文献报道表明，由于各监督主体在监督的依据、机构职能的配置、方式的选择和功效的评价方面尚存不足之处，我国民主监督制度实然性方面尚存在某些突出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予以概括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的思路和建议，是社会主义公共权力制约与监督实践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完善我国民主监督制度，优化权力制约机制，逐步建立起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进而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来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努力提高监督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水平。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考虑。

优化权力配置必须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前提和基础。政府职能不转变，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市场行为混淆不清，对权力的制约就无从下手。因此，政府部门有必要在科学界定职能和权限的基础上，对所行使权力的类型、方式和介入领域进行全面清理，凡是市场、企业和社会可以自行调节和自我管理的、不需政府干预的事项和领域，政府应该从中退出。

政党监督既指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自我监督，也指我国各党派的互相监督，主要是民主党派监督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党监督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的环节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人民是公权力的所有者，人民群众与国家公职人员的关系是主人与公仆的关系，是权力委托与代理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公职人员行使公权力时必须受到社会权利的制约，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激励社会参与监督，切实保障公民的民主监督权力，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依法治国”理念正在由一种理想状态化成全民意识，“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也不再是单纯的口号，这要求我们应当以理性的眼光去审视法治社会相关制度基础。司法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事业，牵扯面很广。需要进行深人地调查，制定周详的改革方案。

首先要落实司法独立的宪法原则。我国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都规定，人民法院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根据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的特点和需要以及国家记挂职能分工而确立的，也是多年来司法实践的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同时，司法独立也是宪政民主的一项重要原则。司法不能独立，就无法起到制约政治权利、保障社会公平的作用。所以，落实司法独立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一个与宪政民主原则密切相关的问题。落实司法独立的宪法原则最大的问题是要从体制上理顺法院、检察院和党的政法委的关系；政法委是党内机构，应侧重研究党的政法方针政策，而不应再直接干预司法实践；政法委的领导干部不宜兼任司法机关的首长，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领导都要严格遵守宪法和党章的规定，保证司法机关独立负责的行使职权，不得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这个问题若不能从体制上加以解决，司法独立只能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

其次要切实保证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保障社会公正的最后的防线，司法不公正和司法腐败会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国家法制的权威，甚至于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健康。司法独立仍有可能不公正，这就要求在体制上引进宪政的权力制衡，人大要对司法加以制衡；行政机关也要对司法给予一定制衡；法院、检察院与公安司法机关之间仍要有必要的相互制约。

此外，在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内部也要建立制约机制。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进行司法领导体制改革，克服司法的地方化倾向，即人们常常提到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法院的中央化比银行的中央化要重要得多、紧迫得多。这个问题应尽早解决，否则的话，既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也严重伤害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事业。为克服司法方面的地方保护倾向，应尽快实行司法机关的系统内垂直领导，改变现行的以地方党委领导为主的体制。还可考虑设立大区法院和巡回法院，打破地区封锁，公正解决跨地区的司法纠纷。同时，强化外部监督、特别是新闻与社会舆论监督，及时揭露与批评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现象。这样内外结合，就可以使我国的司法状况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中国政治改革的困难篇7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与现状

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指国家总政治布局和权力结构不变的情况下, 对政治组织及其运行机制的调整和完善。我党的历次代表大会, 都会对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予以提及。从十二大到十七大, 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走向经历了党政分开、法制建设、机构改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扩大民主等。十八大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的评价:总体上我们过去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成功的, 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经济的飞速发展必得益于相应的上层建筑;我国过去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全方位的, 包括了立法、司法、党和国家领导、干部人事、行政管理等各项制度。但是, 我们决不能满意于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成绩, 事实上, 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正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 处于重大战略机遇期的我们, 要努力提升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间的契合关系。

二、新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和产品越来越超出一国和一地区的限制, 而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过程。传统的经济全球化模式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 它们以自身强大的经济、政治和科技实力为依托, 向外进行资本与商品输出, 将发展中国家当成加工市场, 从中获取巨大利润。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危机打破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长期以来的主导局面, 冲击了传统的经济全球化模式, 暴露了原有模式中弊端, 促进了资本输出主体的增多, 创造了发展中国家吸引金融资本、创新商品消费机制的机会, 从而逐渐形成新经济全球化。新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机会, 中国必须掌握新经济全球的主动权, 这不仅需要经济基础做出应对, 更要上层建筑方面进行调整, 关键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新经济全球化中, 发展国家经济主要依靠扩大内需、创建新的消费市场和造民族产业优势, 我国现存的分配制度和产权制度是一种“倾向于政府部门分配”的经济体制, 不利于扩大内需, 这经济体制与政治上权力集中有密切关系, 权力过分集中会形成不受约束的权力, 往往会忽视社会利益, 注重经济利益, 因而引发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困难。创建新的消费市场和造民族产业优势对创新也提出了要求, 创新才能建立中国的特色产业与优势产业, 进而形成支柱产业。同时为保障制度和政策的运行, 需建立健全监督和反馈机制, 在与国际社会接轨中, 需加强法治建设。

三、在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可变的只能是具体的机制, 而且必须符合中国国情的。在全球化的引领下, 许多国家的政治发展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八大思想,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一) 健全监督与反馈机制, 加强法治和司法独立建设

我国政治制度和政策是相对完善与合理的, 但在运行中总会出现一些偏差, 这源于缺乏必要的监督与反馈机制。完善监督机制中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加强司法独立的建设。而完善反馈评价机制, 能够使决策者了解制定政策的走向和效果, 以便及时调整, 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法治是一种治国的原则, 也是为新经济全球化奠定政治基础的重要一步, 我们应将法律作为国家统治和统治的最高准则, 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进行统治和管理。这就需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既要逐渐完善各个方面的法律, 又要维护我国法律的权威, 也不能忽视与国际运行机制和国际法的协调。

(二) 为扩大内需供政治体制支持, 注重创新意识培养

在新经济全球化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关键在于扩大内需。扩大内需在政治层面要求权力的下放和政府职能的转变, 给予基层更多的权力, 增强基层的自主性, 更好的为本区域的人民群众谋利。我们还可以推动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 逐渐把经济决策权和经济管理权归还给市场主体, 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让市场能独立承担经济后果, 要注重发挥社团组织、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 实现民众的“自主决策与自主管理”。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 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制度创新、提高行政效率, 转变依靠行政审批管理的方式、减少对民间金融投资的限制。提升居民消费信心依靠相应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因此, 建立统一、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当前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传统的出口与加工业已经不能适应新经济全球化的形势, 必须建立知识型、科技型的支柱产业, 创新即成为关键。在政治体制改革中, 要为创新提供支持与平台, 并改革相应的教育体制, 促进创新精神的形成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新全球化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我们要对这些影响有足够的认识, 积极应对。全身心的投入我国的建设与发展中去。我们坚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必将推动世界的政治发展, 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

摘要：经济全球化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发展, 新经济危机后, 经济全球化逐步向新经济全球化模式转变。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深入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积极稳妥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因此, 分析新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经济全球化,政治体制改革,影响

参考文献

[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31-32.

[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中国政治改革的困难篇8

关键词：革命改革

在中国问题领域三十多年的学界和政界经历，让李侃如成为了美国当代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如傅高义教授所言，李侃如是在中国政治研究领域学识最渊博的美国学者之一，他对中国的深度观察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水平。

本文将从毛邓的革命体制和改革体制、“组织”和“制度”在革命体制和改革体制下的运作、改革后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三方面对1949年后的中国政治革命和改革进行阐述。

一、1949年后中国政治革命和改革

（一）1949年后的中国政治史

对于中国政治史这一宏大叙事，李侃如以两部分进行简洁有力的概括：毛泽东的革命体制和邓小平主导的改革体制。在李侃如看来，这两个体制充分体现了1949年后中国政治史的主要特征。

1、毛泽东时代的革命体制

毛泽东体制不是一种寻求培养稳定发展与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普通政治体制，而是一种具有巨大能量和惊人的不稳定性的超常体制，其领导人决心实现高速工业发展，同时致力于根本性社会变革，因而对任何一个时间段进行分段都难免牵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里，缺乏执政经验的中共从革命党走向了执政党。面对战后满目疮痍、严重分裂的社会状况，中共面临的严峻任务是：创建政治制度，实现经济恢复和增长，进行革命性的社会改革，并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对于完成任务的主要手段，在夺权时代的遗产的影响下，中共首先选择了“运动治国”，发起了一连串的群众运动，这些运动在短期内大幅改变了中国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政府工作重心转向城市经济计划与管理上，国家迫切需要一个允许制定长期计划、并拥有愿意为共同目标奋斗的优秀人才的精密、高效和讲求纪律的管理体制来与之相适应。但是在毛泽东的无限权力与城市管理经验缺乏的矛盾、毛泽东的平均主义价值观与苏联体制带来的不平等的对立、农民出身的干部与城市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工业发展资金来源的压力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共领导层对治国方式进行了反向调整，于1957年发动反“右”运动，并于1958年发起“大跃进”。中国重新回到运动治国的道路，错过了一次走向治理的机会，最终导致了十年“文革”，而毛在世的最后几年中国陷入了接班政治。

在描述毛泽东体制的历史沿革后，我们发现毛泽东体制的主要特点如杨志军所言，“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倡导的革命和建设运动是在意识形态挂帅的旗帜下，坚持群众路线和政治运动战略，牢牢把握阶级斗争的主旋律，倡导财富分配和社会地位的平均主义，从而得以在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内环境和世界局势此起彼伏的国际环境中建立起了一个形象强大的国家。”，杨志军的这句话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治国理念。

2、邓小平主导的改革体制

李侃如认为邓小平主导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用比较的方法阐述革命和改革，似乎有意割裂革命和改革的联系，以一种含有一分为二意味的角度来为我们呈现一个新视角下的中国政治。上文已经对李侃如笔下的革命体制进行了详细的概括，以下对邓小平主导的革命体制进行描述。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在审视了危机四伏的中国体制后，认定只有实行重大改革才能保住中共的权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了迄今为止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曾试图从事的影响最深远、最为系统的改革。中国的改革是一个首先采取大胆行动、然后努力去适应其结果并尽力继续前进的过程。

李侃如一针见血地提出，邓断定在毛泽东晚年出现的幻灭之后，意识形态的激励已没有效果，中国人寻求的是提高生活水平。70年代的种种事件严重侵蚀了中共的合法性，因此必须要为党的领导权找到新的信任源泉。邓确信这个源泉就是为民众谋取更多更好的利益，并说党唯一的希望就是能一贯地“履行诺言”的功利主义原则。因而邓最初是沿着两条主线来推动改革：一是放松意识形态禁锢；二是创造出一种新机会到来的普遍感觉，以振奋人心、赢得支持。

（二）“组织”和“制度”在革命体制和改革体制中的运作

在中国政权的实际运作上，李侃如对“组织”和“制度”的区分，体现了革命和改革的不同运转方式。他认为“组织”是紧凑的、内在相互依存的行政或职能机构。与之相较，“制度”则是已形成了充分的规律性并在有效地塑造其成员行为上显示出了重要性的那些惯例、联系和组织。

另一方面，李侃如认为，治理与革命改造是相互对立的。政府的管理只有在一种允许制定长期计划、并拥有愿意为共同目标奋斗的优秀人才的环境中才能最有效地运行。相反，革命改造在本质上是动态的。革命者必须保持高度的热情，这很难与平稳的行政管理兼容。革命者倾向于把复杂的管理看作实现其目标的障碍，而公务员则常常要对革命者决策冲动中的热情和缺乏技术专长泼凉水。

（三）改革后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

经济上，一方面，改革的推进在提高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形成了利益分化的格局，增加了紧张和不稳定，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和改革不彻底造成一些不平等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着巨大的维稳压力，我们可以从近年来大量的群体性事件中看到这点。另一方面，改革采取的分权化战略也带来了腐败，地方保护主义，中央权威下降，国企改革停顿以及银行坏账等问题。

环境保护上，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环境质量的下降。李侃如指出，改革带来的GDP主义，农村人口迁移，以及消费主义等问题加剧了环境的恶化。难能可贵的是李侃如为中国的环境问题提出了宝贵的两条建议——加强公众教育和发展环保NGO。

国家与社会关系上，面对央地关系、人权、政治平等、城乡收入、性别以及代际问题等议题，李侃如指出，中国将面临三个主要问题：第一，未来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将遵循何种路径如何演变？第二，在社会中将产生什么样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第三，中国社会能否培育出一种与“小康社会”保持一致的有意义的价值观共识？这三个问题反映出了改革在构建国家—社会关系、社会内部结构和制度的道德基础上的不足。

参考文献：

[1]李侃如著：《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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