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转移关系的通知（推荐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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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化工集团的不断发展，在职人员党员数量不断增加，根据《大亚湾区“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经费保障机制实施方案》，按每个党支部的党员人数，每人每年300元标准划拨党员活动经费（要求：在职党员组织关系转入我公司党支部或提供党员身份证明，方有可能获得该项补助）。现对我司在职党员作出如下要求：
1、在职党员尽可能将组织关系转入我司党支部（中国共产党惠州联宏化工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转移流程：（1）跨省市（惠州市外）的党组织关系转移，需县级或区域以上党支部开具介绍信即可（介绍信抬头为：惠州大亚湾区委组织部）；（2）惠州市内党组织关系转移，需所在党支部上一级党委开具介绍信即可转入我支部（介绍信抬头为：惠州大亚湾石化工业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2、如确实无法将组织关系转至我公司党支部者，需提供《流动党员活动证》、《党费证》、《党员证明信》和《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中的任一种有效证件，以此证明正式党员或预备党员身份。
3、请各党员于2012年7月30日前将组织关系转至我公司党支部或提供以上党员身份证明中的任一种有效证件。
注：目前党员组织关系转入转出都较为方便，均可叫朋友、同事、家人代为办理。
1 OPN与肿瘤关系
1987年OPN作为肿瘤启动子诱导基因被克隆, 高表达性是OPN区别于非转化细胞的重要特征, 下调OPN的表达经过功能性研究的证实是可以通过反义技术达到的。说明OPN锚定性生长很重要, 另外转染实验表明OPN的高表达能使良性肿瘤向恶性转化。
1.1 OPN介导肿瘤的分子信号转导途径
OPN激活肿瘤信号转导通路要通过两类受体:αvβ整合素受体家族和CD44受体家族。OPN与受体结合后, 激活信号转导通路中的细胞内第二信使, 从而参与调节肿瘤细胞的迁移、内皮细胞的存活与迁移以及新生血管管腔形成。近期对受OPN调控的与肿瘤发生发展有关的下游信号分子已经被证实。这些信号分子能起到干扰细胞周期、抑制凋亡、促进细胞的存活等作用。
从细胞水平上讲, 细胞外基质的不平衡是相关疾病共同的病理基础。细胞外基质的重塑有赖于细胞外蛋白酶的活性。OPN可通过激活尿激酶型纤溶酶原激活剂, 从而提高人乳腺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临床研究发现, 乳腺恶性肿瘤中尿激酶型纤溶酶原激活剂水平随着细胞的恶变有逐渐增高的趋势。
对OPN基因的调控与癌基因Ras息息相关, 在近期研究中Ras在细胞转录水平能激活效应基因如钙结合蛋白与细胞运动相关的因子, 从而产生致癌效应。
1.2 OPN在肿瘤组织中的病理生理机制
OPN在肿瘤病理生理中的作用尚未完全阐明, 其复杂性可显而易见。OPN按来源不同分为免疫细胞来源的OPN与肿瘤细胞来源的OPN。肿瘤细胞来源的OPN与宿主防御反应相关的OPN分子, 二者从结构和功能上存在差异。恶性肿瘤细胞通过与巨噬细胞表面的CD44受体结合, 分泌一种低磷酸化OPN变异体, 促进正常细胞向癌细胞转变, 是形成免疫耐受的主要原因。CD44受体激活导致细胞免疫功能异常。
1.3 OPN与肿瘤血管生成
在原发细胞本身的增殖和生长过程中肿瘤新生毛细血管的形成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据研究表明, OPN可以促进肿瘤血管的生成, Shijubo等报道了OPN与VEGF的共同表达与肺腺癌的血管生成及肿瘤预后有关。研究发现凝血酶的分裂位点也包含在OPN中, 而且OPN能起到上调VEGF的功能, 而VEGF能够激活生长因子、黏附分子、蛋白水解酶及其受体, 引起微血管外渗, 激活凝血酶原, 促成最终血管的生成。
1.4 OPN与肿瘤转移
OPN与肿瘤转移的关系无论是通过基础实验还是临床实体研究都表明二者的关系十分密切。OPN可以通过调节细胞的侵袭力以及细胞的运动性、肿瘤的生长等方面调节多种肿瘤的转移潜能。Denhar等发现了OPN与细胞因子作用的几个增强子, 如RAE (Ras-activated enhancer) ;及与转录因子Tcf-4 (T-cell factor 4) 的结合位点, 以及Sp1、GR和OCT等因子的结合位点。通过这些因子能调控其他基因的表达, OPN与它们结合明显地刺激肿瘤细胞的转移。
2 目前对OPN研究的评价
鉴于OPN在许多肿瘤中呈高表达状态, 针对OPN分子开展的肿瘤靶向治疗成为研究的焦点。但是由于OPN具有多功能位点, 在正常骨基质等组织中也存在, 直接应用免疫抑制剂等药物将伤及正常组织, 加上治疗措施与方法不成熟, 还没有广泛应用于临床。目前治疗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 针对OPN的以多药耐药分子为靶标的治疗研究; (2) 针对OPN的以侵袭转移调控分子为靶向的治疗研究。
3 对OPN前景的展望
目前对OPN的研究多集中于免疫组化、RT-PCR和Northem印迹等方法。而对于在恶性肿瘤诊断中价值的研究报道较少。作为一种理想的肿瘤标志物, 应具有高度的特异性和灵敏度, 且便于定量分析和检测。研究表明, CEA、CA19-9在胃癌中的敏感度在30%～60%之间, 与CEA、CA19-9相比, OPN具有较高的敏感性。Fedarko等对结肠癌、乳腺癌、前列腺癌及肺癌患者的外周血OPN浓度的检测, 初步研究认为, 外周血OPN的检测, 用于肿瘤的诊断和筛选, 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但OPN与肿瘤转移和预后的关系尚缺乏定量研究;血清OPN作为肿瘤诊断和进展判定的标志物, 其截断值尚有差异, 有待于今后的研究。
摘要：骨桥蛋白是一种分泌的磷酸化蛋白, 在调控肿瘤转移发面发挥重要作用, 并已作为一种重要的肿瘤标志物用于临床和作为一个潜在的调控肿瘤转移的治疗手段。OPN DNA序列高度保守, 其中包含几个重要的功能域包括αvβ整合素和CD44结合位点。高OPN的表达水平与肿瘤的浸润、恶化或转移有关。研究表明, 骨桥蛋白介导的分子机制在细胞凋亡, 细胞外基质蛋白水解和重塑, 细胞迁移, 对免疫主细胞的逃逸, 新生血管的生成等方面与肿瘤的转移有关。OPN的转录调控是复杂的, 涉及到多种途径。现阶段对OPN的生物学知识的了解表明, 其在分子水平上治疗肿瘤转移方面很有研究价值。
关键词：骨桥蛋白,肿瘤转移
参考文献
关键词：产业转移；企业研发选择；核心技术；创新
一、我国产业转移面临的现状
在将中国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的情况下，尝试说明产业转移机会的存在对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究竟有多大。面对中西部地区成本较低的土地、劳动力以及各种优惠政策的吸引企业可能会选择将更多的资金用来建立分公司，从而抑制R&D投入。高技术含量的企业更受中西部地区政府的欢迎，但实际情况是转移的企业大多是低端企业，甚至是高污染的企业。本文尝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状况，得出金融结构、产业转移与企业研发选择的相互关系，即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技术研发与产业转移之间存在互补作用，在融资约束条件下，两者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从而相互抑制。
产业转移与企业研发共同使用企业的资源。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技术研发与产业转移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在融资约束条件下，两者相互替代，最终产生了相互抑制的结果。本文对企业研发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进而提出政策建议以促进核心技术研发，从而实现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追赶。
二、产业转移、技术创新与R&D投入的相互作用
（一）金融结构对企业研发选择的影响
对于一个由企业、银行和投资者构成的经济体系，企业进行项目融资，选择银行贷款（银行融资）或在金融市场发行股票（市场融资）。企业与银行约定支付利息，或者与投资者约定股权比例。专利技术申请包括三种：（1）外观设计专利（2）实用新型专利（3）发明专利。本文按照该项专利对发达国家技术追赶的贡献程度将企业技术分为核心技术和非核心技术。（1）（2）定义为非核心技术，（3）是核心技术。非核心技术研发的优点是风险低、投资少、周期短。核心技术研发的特点是高风险、高投入、周期长，但是一旦成功收益极高。
银行贷出资金时更多的考虑资金的安全程度，银行要尽可能的保证本金的安全。在技术研发方面，进行非核心技术研发的企业可以在保证一定利润率的同时拥有较低的风险，因此银行更可能将资金借给进行非核心技术研发的企业。对于无法在银行获得资金，或者需要比较长的资金占用时间的核心技术研发企业，市场融资是更好的选择。企业通过发行股票，使得金融市场的投资者与企业共同承担风险。因此，与金融市场相比，银行通过要求企业提供贷款抵押并保留违约清算的权利，能够更加有效的保护自身权益，并约束企业的道德风险。对于进行非核心技术研发的企业，银行更有利于其发展；对于风险较高的核心技术研发企业银行的融资效率显著下降，此时更适合于市场融资来进行发展。
（二）金融结构对产业转移的影响
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在该地区设立分公司一般都能获取利润。由于进行产业转移需要大量的沉没成本，企业需要从金融系统进行融资。金融结构越是优异，企业融资难度就会越小。因此，金融结构的发展对产业转移有正向影响。
（三）金融结构对产业转移和企业研发的共同作用
R&D投入和产业转移都存在机会成本，因此任何产业的资本等要素资源都是有限的。进行研发投入意味着减少当期生产投资产出减少。对于融资约束状态的企业，由于企业资金的约束，只能在产业转移和研发投入中选择其一，要从事产业转移就缺乏研发投入，无法提高技术水平；投入研发则没有资金从事产业转移，技术无法转化成效益，从而产业转移和企业研发成为替代关系。
（四）企业研发与产业转移的相互作用
企业研发能够促进产业转移，研发投入高的企业会拥有行业内领先的技术水平，对于技术处于落后状态的中西部地区会给予这类企业更好的优惠政策。这样企业在中西部设立分公司不但可以利用劳动力、土地成本较低的条件，而且能够获得地方政府支持性的优惠政策。由此得出企业研发促进产业转移。同时，产业转移促进企业研发。企业追逐利益，进行由东部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利润。企业在中西部地区设立分公司，经营产生的利润能够维持R&D投入的持续增加，即产业转移取得利润促进企业研发。
三、本文的启示
（一）本文对金融结构对企业研发选择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说明了对发达国家进行技术追赶的核心技术研发需要发达的市场融资进行支持。优化金融结构以减轻融资约束对产业转移和R&D投资之间互补关系的抑制，使得两者都能够得到充足的資金，进而共同发展。
（二）中国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企业普遍受到融资约束，使得产业转移和企业研发之间相互抑制。中西部的发展主要依靠低端企业甚至高污染企业的推动，产业转移与企业研发没有形成良性循环，从而没有使得经济快速转型。在东部沿海城市进一步加强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利于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追赶。中西部地区在一段时期内仍应保持银行在融资领域的绝对主体地位，把对东部技术的利用作为主攻方向，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更适合于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在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中金融市场应占有更高的比例。
（三）加大中西部建设力度，使得国内三个区域更加协调，以减轻发展不平衡对东部沿海核心技术研发的抑制作用。（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林毅夫，产业结构、风险特性与最优金融结构[J]经济研究，2014.4。
[2]金融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共生演化关系[J]中国工业经济。
[3]竞争如何影响创新：中国情景的新检验[J]中国工业经济。
[4]融资约束、出口与R&D投资[J]经济研究，2014.4。
[5]大国综合优势的提出及研究思路[J]经济学动态，2009.6。
[6]国有银行垄断的影响效应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3.7。
[7]国有经济的投资效应研究[J]工业经济，2013.7。
[8]私部门责任与中国商业贿赂蔓延之谜[J]中国工业经济，2014.8。
[9]金融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共生演化研究[J]经济学家，2014.7。
[10]竞争如何影响创新：中国情景的新检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4.11。
[11]成本上升、产业转移与结构升级[J]中国工业经济，2013.7。
[12]劳动力流动、产业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J]产业经济评论，2014.4。
[13]政府R&D资助效果、影响因素与资助对象选择[J]中国工业经济，2013.11。
[14]制造业结构优化的技术进步路径选择[J]中国工业经济，2014.9。
一、党员因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外出学习或工作较长（六个月以上）且地点比较固定的，应转移党员正式组织关系，即开写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
二、党员临时外出、开会、实习、学习、考察等，持党员证明信，证明其党员身份。党员证明信一般只限在六个月内使用。持党员证明信的正式党员其组织关系仍在原单位。
三、党员因调动工作、参军、招工、学习、外出务工经商以及其他原因离开所在地方或单位，经党组织同意方可转移党员组织关系。
四、党员应妥善地保存自己所携带的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对丢失介绍信、证明信的党员，应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还应给予适当的党纪处分。
五、党组织在接转组织关系时，要对介绍信进行认真审查核对，防止坏人钻空子或伪造组织关系介绍信。
六、对于那些无正当理由，不及时转移组织关系，导致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或党员证明信过期的，应给予严肃的批评和教育。其中超过六个月的，要按照党章规定作自行脱党处理。过期的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证明信作废，由开出介绍信、证明信的单位另行补转。
转 移 党 员 组 织 关 系
制
一、什么是党员组织关系？
党员组织关系是指党员对党的基层组织的隶属关系。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是党员变动组织关系的凭证。没有转移党员组织关系，新的单位党组织不得承认其党员身份和安排其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按上级要求，今年在开具纸质介绍信的同时，还需在“12371”平台网上转移组织关系。
二、不及时转移组织关系有什么后果？
即使接转党员组织关系，是保证党员能够参加新单位党组织生活，履行党员义务，行使党员权利的一项组织措施。《党章》第一章第九条规定“”无正当理由，六个月不转移党组织关系，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缴纳党费、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就被认为是自行脱党。
三、毕业生党员转移组织关系要注意些什么？
（一）凡毕业生党员（①就业②就读研究生③离校时暂未就业④出国），不论其档案是否申请留在学校，原则上都要在离校前，应当及时办理正式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二）第①、②种情况的毕业生党员应当与新的接收单位的党组织（注意：不是人事部门）取得联系，询问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抬头应该如何填写。攻读本校或其他学院研究生的党员的组织关系，校内通过“12371”平台直接对转。
（三）第③、④种情况的毕业生党员可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到本人或父母居住地街道、乡镇党组织，也可随同档案转移到县以上政府人事（劳动）部门所属的人才（劳动）服务机构党组织。需要注意的是，此种情况下，无论毕业生党员人事档案是否申请留在学校的，请提前要先与目的地党组织取得联系。
（四）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必须由毕业生党员本人携带，在有效期内（介绍信左下角注明时间），携带组织关系介绍信办理党员转入手续。工作单位系外资、合资或新建企业无党组织、或党员组织关系转出后工作单位发生变动的，应就近向当地地方党组织请示，或及时与组织部、学院党委联系。党员本人应在介绍信有效期内，携原介绍信及时到学校原二级党组织办理介绍信更改手续。千万不要长期将党组织关系介绍信放在身上，这是组织关系不强的表现，也容易造成预备党员无法按期转正或自行脱党。
（五）党员到新的工作单位后，要按时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和缴纳党费。预备期内的党员，要主动向党组织递交思想汇报；预备期满，应及时向党组织提出转正申请，并递交预备党员转正申请书。
毕业生党员转移组织关系须知
1、党员组织关系，是指党员与所在党组织（党支部）的隶属关系。“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是党员办理组织关系接转的凭证。按时接转组织关系，是党员的组织观念的体现。
2、所有党员，一旦学习、工作单位变动以后，必须及时转移党员正式组织关系，由新的工作单位党组织编入支部。没有转移党员正式组织关系的党员，在新的工作
3、党员要妥善地保存自己携带的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决不允许伪造、涂改、损毁“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
4和组织纪律性的表现。对于那些无正当理由，不及时转移组织关系，导致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过期的，应给予严肃的批评和教育。其中超过6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的，应按照党章规定作自行脱党处理。56、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一旦丢失，党员要及时向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报告。对丢失介绍信的党员，所在党支部应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还应给予适当的党纪处分。对于“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丢失后没有及时报告，造成组织关系无法正常接转等后果，由本人自负。
党委组织部
知识资源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基础，但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和千变万化的市场需求使单一企业的有限知识资源无法满足创新的要求[1]。实证研究表明，知识转移是企业获取外部知识资源一条快捷高效的途径。它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往的这些研究虽然承认知识转移在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但多数侧重于笼统地探讨知识转移活动与创新能力、绩效等之间的关系。但知识是多样化的，在转移过程中表现为不同类型，因此在研究中有必要细致地探讨不同类型知识的转移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目前关于企业创新的研究，大多数都仅仅分析单个创新的发生机理，或将创新分为两类进行研究，系统地对创新类型进行的考查尚属鲜见。因此，根据Henderson&Clark (1990)的创新分类模型，我们提出了企业间知识转移类型与创新类型的关系模型，试图揭示部件知识或结构知识的企业间转移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以及产生怎样的创新。
二、企业间知识转移类型与创新类型的关系模型
1. 知识与创新的分类
Henderson&Clark (1990)根据产品结构特点将知识划分为了部件知识和结构知识。前者有关某一产品中某一零件, 还包括产品的各项核心设计概念以及这些概念如何在各部件上实施。后者是连接产品中各零件的知识，即如何将各部件完整系统地整合的知识。这种划分方法的最大优点在于部件知识与结构知识可以作为划分不同创新类型的重要依据。根据部件知识和结构知识的改变程度可以将创新区分为四类:渐进性创新、模块性创新、结构性创新和根本性创新。创新活动所运用的新知识可能强化也可能摧毁现有知识。
2. 企业间不同类型的知识转移对创新类型的影响
（1) 企业间部件知识转移对创新类型的影响
渐进性创新不改变产品的核心设计概念, 也不改变组成部件间的连接方式, 仅对现有产品的设计功能加以扩充。部件知识是渐进性创新的持续源泉。企业间部件知识转移后, 接受企业在已有部件知识和新部件知识基础上强化或补充现有产品设计功能，进行一系列渐进性创新，满足消费者对产品性能或功能日益增强的需求。
模块性创新是在保持部件间连接方式不变的情况下，仅对组成部件 (核心设计概念) 进行变革，既可以表现为部件功能或功能实现方式的创新，也可以是新部件的组合创新。模块化使产品部件间相对自由, 供应商只要基于接口规则对部件进行改革, 就可以持续推动产品创新。然而, 模块性创新要深入, 产品结构必须做出适应性调整。当产品结构不能容纳创新时，产品结构必然破裂或重构，这就是为什么“产品组成部件的变革常常会触发结构性创新”。
(2) 企业间结构知识转移对创新类型的影响
当一种新的主流设计被产业完全接受后，结构知识变得相对稳定，供应商在这种结构基础上独自运作，旗舰企业也将其继续保持。长期发展结构知识固化于企业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中，产品开发出现了路径依赖。当企业按固有方式工作时往往无法理解, 甚至无法注意到结构性创新的存在。企业间的结构知识转移可以打破现有技术路径和运营规则的刚性，使企业抛弃部分旧的结构知识, 将外部获得的新知识重组为新范式下的知识链，从而创造出新范式下的结构知识基础。当模块性创新的深入对产品结构产生了更大的协调要求，而现有的产品结构无法满足这种要求时, 建立新的产品结构以容纳新的创新部件成为必要。结构性创新彻底打破产品原有组成结构, 用新方式连接现有产品部件。可以说, 模块性创新提高结构性创新能力, 而结构性创新又推动模块性创新。
路径依赖性对于根本性创新的发生是致命的。随现有技术走向成熟，并逐渐接近自然和物理极限，产品部件和结构的改进与提高都越来越困难。在结构性创新过程中，创新性部件的引入便会导致根本性创新，出现全新的技术轨道。过去成功的经验、组织惯例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属于企业特有的结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会约束外部新知识的吸收和消化，提高企业从外部获取知识的开放性可以打破知识的路径依赖性。以上讨论可总结为图所示的企业间知识转移类型与创新类型关系模型。
三、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一个面向企业创新的概念模型，探讨了企业间不同类型的知识转移(部件知识、结构知识)对企业创新类型(渐进性创新、模块性创新、结构性创新和根本性创新)的影响。首先，我们发现企业间的部件知识转移可以促进渐进性创新和模块性创新。部件知识转移水平较低时，企业倾向于进行渐进性创新，超过某一水平后模块性创新会随之发生。其次，结构知识在企业间转移将带来结构性创新，乃至根本性创新。这些结果对于理解和指导企业创新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在企业确定知识转移的类型和制订创新战略时也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Powell WW, Koput KW, Smith-Doerr L.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the locus of innovation:networks of learning in biotechnology[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6, 41
[2]Henderson RM, Cockburn IM.Architectural innovation:the reconfiguration of existing product technologies and the failure of established firms[J].Administrate Science Quarterly, 1990, 35
关键词：边界人员；私人关系；人际信任；知识转移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3-0103-05
知识是一个企业重要的战略资源。对于一个制造企业来说，从其经销商处获得机密而有价值的市场知识，将有助于其新产品的开发、提高技术的独特性并降低销售成本，进而获取竞争优势。因此，对经销商知识转移行为进行深入地研究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然而，以往文献忽视了对经销商知识转移前因变量的研究。
在中国商业活动中，私人关系是一个基础性的变量，渠道成员的思维与处理问题的方式也会体现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的特点。因此，在考察国内渠道成员行为时，就务必要考虑私人关系在其中的作用，否则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或解释渠道成员的行为。以往渠道文献研究了边界人员私人关系对承诺、信任、权力运用等变量的影响，但还未有人将私人关系与经销商知识转移结合起来。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应用实地调查所得到的数据，实证性地检验私人关系在中国营销渠道中对经销商知识转移行为的影响作用。
一、文献回顾与概念界定
1.私人关系构成
边界人员私人关系是一个多维的概念，面子、感情和人情是关系的必要组成，并且感情是最重要的关系维度。面子是一个人透过别人的评价或对待他的行为与态度所形成的自我心像。保留面子的规范鼓励人们扮演适当的社会角色，以满足同一圈子里的人的要求并被圈子里人所喜欢，促使同一圈子里的人都表现良好，减少圈子里的冲突，增加融洽度。人情是依社会规范所做出的正当及恰当行为，而且它是遵循互惠法则的。当圈里的某个人遇到困难时，其他的成员应该帮助他，而得到帮助的人应及时报答这份恩情。感情指人的情感，是人们在实际交往过程中，通过经验所产生的真正情感。在中国，感情是发展友好关系和友谊时所必需的。感情越深，关系越近。感情促使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机会主义的减少、个人忠诚度的增加。在构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方面，感情是一个关键因素。
2.人际信任
信任是企业间关系营销领域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从研究的层次看，可以被分为企业间信任和企业间人际信任。企业间人际信任在形成和改变企业间不断演化的合作关系结构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些学者对企业间人际信任进行了界定，比如Akbar等学者对组织间人际信任的定义是一方企业的边界人员对另一方企业的边界人员的信任。在本文中，人际信任是指在双方企业边界人员的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经销商边界人员对制造商边界人员的信任。这种信任的实质是经销商边界人员依赖于制造商边界人员所做出的承诺。Swan等人认为，企业间人际信任应该包括5个成分，分别是诚实的、可靠的、有能力的、可爱的和负责任的。但总体而言，相对于大量的以企业间信任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国内外学者对企业间人际信任的研究较少。Jap研究发现，组织间人际信任能够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努力；王晓玉研究了它对组织间合作努力、关系专用性投资、商业合同正规性的作用，但还未发现有人探讨这种信任对渠道成员知识转移的影响。
3.经销商知识转移
知识转移是知识在组织内或组织间跨越边界的转移，即知识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组织或个体间转移。不同的关系中的知识转移方与接受方不同，成员间知识转移所涉及的内容也是不同的。在渠道交易关系情境下，经销商作为知识源向作为知识接受方的制造商转移的有价值的知识应是外部市场知识。外部市场知识包括经销商搜集的关于消费者和竞争者信息以及产品和市场相关的客观知识，还包括经销商对目前市场销售环境以及未来市场潜力的估计之类的经验性知识。因此，本文将知识转移界定为经销商向制造商转移的市场知识，包含了与产品、消费者、竞争者、市场等有关的所有知识。国内外一些学者已经探讨了态度性承诺、满意对渠道成员知识转移的影响。
二、研究模型与假设
本研究根据相关文献构筑以下关于私人关系、人际信任与经销商知识转移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面子、人情、感情、人际信任是自变量，经销商知识转移是因变量。
1.私人关系与经销商知识转移
不同渠道成员之间人际层面的关系在企业间的关系性交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以关系为导向的中国社会，如果制造商边界人员拥有广泛的人脉，特别是与其经销商边界人员关系良好，亲密的关系提供了彼此分享感受、经验和心智模式的机会，知识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转移。毛文晋和江林实证研究表明，私人关系对零售商与供应商信息共享的意愿及实现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假设：
H1a：人情对经销商知识转移具有积极影响。
H1b：面子对经销商知识转移具有积极影响。
H1c：感情对经销商知识转移具有积极影响。
2.人际信任与经销商知识转移
人际信任在知识转移的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能够有效促进知识的转移。双方边界人员之间信任水平高时，经销商边界人员不再担心其需要时刻提防对方投机，减少对制造商及其边界人员的防御性行为；同时倾向于对对方将来的行为做出积极的预期，因而更有可能相信对方将来会予以回报，从而更愿意给予对方有用的知识。人际信任还能够促进参与者之间更开放、更广泛、更深入的沟通，克服不同个体之间存在的沟通障碍，降低知识转移活动的难度。因此，我们假设：
H2：人际信任对经销商知识转移具有积极影响。
3.人际信任的中介作用
面子、人情、感情是关系的三个层面，制造商边界人员与经销商边界人员之间亲密的关系能促使他们之间的关系趋向于“自己人”(同一圈里的人)的关系，从而可增强他们之间人际信任的发展。而较高的人际信任水平能够提高经销商边界人员参与知识转移的意愿水平和降低知识转移活动的难度。因此，边界人员私人关系可能通过人际信任间接影响经销商知识转移。
H3a：人情通过人际信任间接影响经销商知识转移。
H3b：面子通过人际信任间接影响经销商知识转移。
H3c：情感通过人际信任间接影响经销商知识转移。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择了济南市的经营通讯与计算机产
品的经销商为研究对象。考虑到研究条件限制，调查采取判断抽样来获取样本。在选择样本时，我们严格甄别受访对象，要求受访对象是能全面地了解公司与制造商的整体关系的相关人员，要求受访经销商和其制造商的合作时间必须在两年以上。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160份，回收160份，其中有效问卷152份，占返回问卷的95％；问卷无效的原因主要是没有填写完整或者回答完全一致的问卷。
为确保测量工具的效度及信度，本文中测量指标的选用与开发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现有文献中获取各研究变量的测量指标；第二阶段，与制造商、经销商双方进行访谈，对第一阶段确定的指标进行讨论分析；第三阶段，根据分析结果，对原量表指标进行修正。量表最后由19个测量指标组成，并且均采用Likert7点量表法设计而成。面子、人情、感情与人际信任指标来自Lee等和王晓玉的研究；根据Griffith等和刘益等的研究设计了知识转移的指标。
四、实证分析
1.信度与效度分析
信度主要考查问卷的Cronbaeh的α系数，一般认为其值应在0.70以上，最低门槛值不能低于0.60。效度主要考察收敛效度，因子载荷值应显著且大于0.50，各因子所提取的可解释的方差百分比不能低于50％。本文采用Lisre18.50中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对问卷的信度与效度进行分析(见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所有变量的α值均大于0.80，表明指标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各变量的因子载荷均显著，且均高于有关研究所建议的最低临界水平0.50，指标能够非常好地描述其相关的变量，符合统计检验应该具备的基本要求。此外，模型拟合指数表明，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性非常好，只有GFI指数略微小于0.90这一期望优度，这就为收敛有效性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2.私人关系、人际信任对经销商知识转移的影响
为验证H1和H2，以经销商知识转移为因变量，以人情、面子、情感和人际信任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如表2所示。
根据表2中的回归结果，感情与人际信任两个自变量进入回归模型中，而且对经销商知识转移均有着很强的解释能力。感情与经销商知识转移显著正相关(β=0.339，p＜0.01)，假设H1c得到支持；人际信任与经销商知识转移显著正相关(β=0.537，p＜0.001)，假设H2也得到支持；人情与经销商知识转移之间关系不显著，假设H1a被拒绝；稍感意外的是，面子与经销商知识转移之间关系不显著且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假设H1b被拒绝，这与我们的预期以及现有文献的研究不相一致。
3.人际信任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采用Baron等关于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基于标准化系数的三次回归结果见表3、表4和表5。
第一步，做人情对经销商知识转移的回归，标准化系数为0.676，显著性值为0.000，小于0.05。第二步，做人情对人际信任的回归，标准化系数为0.799，显著性值为0.000，小于0.05。第三步，做人情、人际信任对经销商知识转移的回归，标准化系数为0.040，显著性值为0.654，大于0.05，标准化系数为0.796，显著性值为0.000，小于0.05。以上第一步、第二步的标准化系数显著；第三步中，人际信任对经销商知识转移的标准化系数显著，而人情对经销商知识转移的标准化系数不显著，根据温忠麟等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人际信任是人情与经销商知识转移关系的完全中介变量且完全中介效应显著。H3a得到支持。
第一步，做面子对经销商知识转移的回归，标准化系数为0.735，显著性值为0.000，小于0.05。第二步，做面子对人际信任的回归，标准化系数为0.863，显著性值为0.000，小于0.05。第三步，做面子、人际信任对经销商知识转移的回归，标准化系数为O.080，显著性值为0.449，大于0.05，标准化系数为0.759，显著性值为0.000，小于0.05。以上第一步、第二步的标准化系数显著；而第三步中，人际信任对经销商知识转移的标准化系数显著，而面子对经销商知识转移的标准化系数不显著，根据温忠麟等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人际信任是面子与经销商知识转移关系的完全中介变量且完全中介效应显著。H3b得到支持。
第一步，做感情对经销商知识转移的回归，标准化系数为0.808，显著性值为0.000，小于0.05。第二步，做情感对人际信任的回归，标准化系数为0.902，显著性值为0.000，小于0.05。第三步，做情感、人际信任对经销商知识转移的回归，标准化系数为0.332，显著性值为0.006，小于0.05，标准化系数为0.529，显著性值为0.000，小于0.05。以上三步的标准化系数同时显著，因此人际信任是情感与经销商知识转移关系的中介变量且中介效应显著。H3c得到支持。
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的假设检验结果发现，感情与人际信任对经销商知识转移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且感情还通过人际信任间接地影响经销商知识转移；面子、人情与经销商知识转移之间关系不显著，但是人际信任在人情与面子对经销商知识转移的影响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
实证研究结果说明，一方面私人关系在我国商业活动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对经销商知识转移仍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私人关系对经销商知识转移所发挥的直接作用并不大，更多的是通过促进人际信任的发展，从而间接地影响经销商知识转移。经销商边界人员会倾向于从自身利益出发来选择是否转移自己拥有的外部市场知识，而不会仅仅因私交和个人感情而提供制造商亟须的知识。因此，制造商应慎用私人关系，不能单纯利用私人关系来提高经销商知识转移的意愿及其实现，而是把私人关系作为信任等手段的补充。
本研究仅考虑了私人关系对经销商知识转移的直接与间接影响，未来研究可以实证探讨权力运用、满意、组织间信任等其他渠道关系要素与行为要素对渠道成员间知识转移的影响。另外，本文在样本选择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使得所获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行业局限性，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扩大样本规模和行业调查范围，拓展研究结论的应用范围。
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是党员政治身份的证明。每个党员在离校时都应办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手续。在办理组织关系转移手续时应明白以下事项。
1．什么是党员组织关系？
党员组织关系，是指党员与党的基层组织的隶属关系。按照党章规定，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其他特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党员一旦被编入党的支部、小组或其他特定组织，从此就确定了他的组织关系。党员因升学、就业、调动工作、参军、招工以及其他原因，需要从一个单位或地区到另一个单位或地区，或外出学习、工作时间较长（6个月以上）且地点比较固定的，应按规定转移正式组织关系，即开写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
2.对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移有哪些规定？
根据组织规定，高校毕业生党员，已经落实工作单位的，如果所去单位已建立党组织的，应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到所去单位党组织；如果所去单位尚未建立党组织的，应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到工作单位所在地或党员居住地的街道、乡镇党组织。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可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到本人或父母居住地的街道、乡镇党组织，也可随个人档案转移到县以上政府人事（劳动）部门所属的人才（劳动）服务机构党组织。
3．如何办理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应根据所在学院党总支的安排来办理。一般程序是：党员应在确定工作单位后，主动向所去单位党组织询问介绍信抬头如何写，然后找学院党总支询问具体办理方式，经学校党 1 委组织部在介绍信上盖章生效后，由党总支负责把介绍信发到党员手中。毕业生党员领到组织关系介绍信后，要认真核对有关信息，发现有错误的，及时与学院党总支联系重开，并交回原介绍信。
4.组织关系介绍信的携带与保管
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由党员自己携带，妥善保管，不得涂改，到了新单位应立即交给党组织，以免错过有效期。如果不能自已携带，应由机要交通或机要邮政转递；委托他人代办时要谨慎，以防丢失。
党员组织关系转至外省市的，应在介绍信有效期内，根据介绍信的抬头，找相应的党组织办理转移手续。
5.关于组织关系介绍信的有效期问题
组织关系介绍信的有效期一般不超过30天，党员应在有效期内把组织关系交到转往单位。对超过六个月不接转组织关系的党员，按照党章规定，以自行脱党处理。
6.组织关系丢失如何处理？
党员组织关系若丢失，党员本人应写一份重新办理组织关系的申请，写明原因，再到原所在学院开具证明，并重新开具组织关系介绍信。转出时间超过6个月的不再办理补开手续。
7.党员换了新单位如何处理？
党龄
党籍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党员在填写登记表中有关“入党时间”栏目时，不知道是填写支部大会吸收为预备党员的时间，还是填写预备期满转为正式党员的时间，有的党员甚至记不清自己的入党时间。
平常我们所说的“入党时间”就是指从支部大会表决通过其为预备党员之日的时间，这个时间是应该牢记的，以后在填写登记表中有关“入党时间”时，就填写这个日子。
什么是党员的党龄？党龄即成为正式党员的时间，表示一个党员在党内生活和工作的实际经历。由于预备党员在预备期内主要是接受党组织的教育考察，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能像正式党员一样参与党内事务。因此，预备党员的预备期不算党龄。按照党章规定：“党员的党龄，从预备期满转为正式党员之日算起。”被延长预备期者，其党龄从延长预备期满后转为正式党员之日算起。
什么是党员的党籍？党籍表示党员资格。一个申请入党的同志，当他履行了入党手续被批准为预备党员即有了党籍。取得了党籍，是一个人从组织上被承认为党员的依据。预备党员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或正式党员被劝退出党、除名、开除党籍以及自行脱党、自动退党的就失去了党籍。党籍是党员的政治生命，党员个人应十分珍惜它，党组织在处理有关党员的党籍问题时，也应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怎样转移党员组织关系
党员组织关系是指党员对党组织的隶属关系。党员组织关系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概念包括正式组织关系和临时组织关系，转移正式组织关系需开具“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转移临时党员组织关系需开“党员证明信”。狭义概念是指正式组织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当我们说加强党员组织关系管理时，是指广义概念；当我们说转移党员组织关系时，是指狭义概念。
党员因工作调动、参军、上学等原因离开原党组织或外出工作、学习时间超过六个月的，应转移党员组织关系。“党员证明信”通常叫临时党员组织关系，党员临时外出、开会、实习、学习、考察时间较短（六个月以内）应出具“党员证明信”，交所去单位党组织。凭“党员证明信”，党员可在所去单位党组织临时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但因其没有转移正式组织关系，党员仍在原单位交纳党费和享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转移党员组织关系，是党组织一项严肃的工作，“党员介绍信”是党员政治身份的证明。必须加强对转移党员组织关系的管理，避免在这项工作中出现差错。党员要妥善保存自己所携带的“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或“党员证明信”。“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或“党员证明信”一旦丢失，党员要及时向党组织或办理转移组织关系的党委组织部门报告。办理转移组织关系的党组织经审查后可予以补转。对丢失“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或“党员证明信”的党员，应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还应给予适当的党纪处分。
确定养老保险异地转接原则。《江苏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实施意见》规定,该省户籍,在外地参保,男性年满50周岁、女性年满40周岁后又跨省就业时,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应转移到户籍所在地,就业地应为其建立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其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将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中的全部缴费本息归集到户籍所在地。非该省户籍、现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在外省的参保人员,根据规定待遇领取地确认为该省的,如曾经在该省两个及两个以上城市参保缴费,按照“从长从后”的原则确定待遇领取地。
河南省
启动职工养老保险跨省转接有年龄限制。《河南省人社厅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明确规定,参保人员流动就业,无论是跨省转入、转出就业,或是在本省范围内转移就业,只要参保者符合相应年龄条件(男性50周岁以下、女性40周岁以下),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应随同转移到新参保地。
江西省
切实做好返乡人员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作。《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贯彻落实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规定,对该省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或就业,要求转移接续外省养老保险关系的,全省各级社保经办机构要按新办法审核接收其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和转移接续申请,并主动与原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联系,协商办理养老保险关系和基金转移手续,如外省因信息系统尚未修改等原因暂时不能通过信息系统转移的,可通过纸质方式,先通过传真传送相关材料办理转移,但同时仍需通过信函邮寄正式函、表等材料。对2009年底前已转移养老保险关系(在省内参保)但未转移基金的返乡农民工等跨省就业参保人员,转入地社保经办机构也可按上述办法办理转移接续。
天津市
作出规范跨统筹范围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续接手续规定。在单位职工跨统筹范围转入方面,规定用人单位应为本单位外省市转入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并办理跨统筹范围养老保险关系转入手续。在跨统筹范围职工批量转入手续方面,对用人单位从同一单位一次性跨统筹范围转入2人以上(含2人)的,应向所在地区县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供外省市正规就业情况材料;对跨统筹整建制迁入该市的,用人单位应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相关材料。天津市灵活就业人员跨统筹范围转入的,办理跨统筹范围转入养老保险关系,必须具有天津市户籍,同时满足男未满50周岁、女未满40周岁。
青海省
关键词：碰撞理论,中间过渡状态理论,农村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刘易斯人口流动模型 (W. Arthur Lewis, 1954) , [1]费-拉尼斯模型 (Fei-Ranis Model, 1964) , [2]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 (托达罗, 1969) [3]等理论都为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论依据。针对中国的“三农”问题, 国内学者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如陈吉元, 胡必亮在《中国的三元经济结构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一文中指出三元经济结构状态下的劳动力转移在拉力方面不仅受到来自城市部门的一个拉力因素的影响, 而且同时受到来自农村内部的农村工业部门的需求拉动的影响, 即它同时受到两拉力的共同作用。经济上的差距是由三元经济结构造成的, 非经济性差距则是由社会结构的判别造成的。[4]韩俊1994年出版的《跨世纪的难题: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5]专著, 从比较的角度, 揭示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般规律, 对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 作者紧紧抓住农户兼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人口城市化这三个问题, 探讨了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发展道路。吏晋川、战明华从经济中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异质性、部门经济增长存在着聚集效应以及农村劳动力收入分配服从平均主义原则的假设出发, 在比较刘易斯——拉尼斯——费和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基础上, 构建了一个解释二元经济城市增长机制的拓展的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6]黄贤金、尼克哈瑞柯 (Nico Heerink) 等通过对中国农村土地市场运行机理研究证明,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转移会使资源配置更有效, 并刺激对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度投资, 减少农户的风险规避行为。[7]
如今, 中国改革开放将近三十年, 其社会经济发展、科技文化水平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但是, 农村社会劳动生产率徘徊不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农地流转价格的低廉致使土地流转效率低下、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等现实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 同时这些问题在今后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伟大目标中都必须认真面对和有效解决。因此,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正确认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实质与关系对更加快速有效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显得尤为必要。
一、从碰撞理论的角度看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土地流转实质上都是属于要素流动发生的“碰撞”, 碰撞有3种方式:①劳动力与劳动力之间的碰撞。②土地要素之间的碰撞。③劳动力与土地要素之间的碰撞。在这里主要分析的是第①种和第③种情况。这些碰撞就好比化学反应伴随着反应物分子间的碰撞, 并不是每一次碰撞都会发生反应, 而是在成千上万次碰撞中, 只有部分才能发生化学反应, 转化成新物质。要使反应物分子中的化学键破裂, 建立新的化学键, 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能量。由碰撞理论和中间过渡理论满足的条件可知, 只有那些相对动能足够大, 达到某一最低能量值的分子才有可能发生反应, 这种能够发生反应的碰撞称为有效碰撞, 能量超过这一最低值 (包括这一最低值) 的分子称为活化分子, 这一最低值称为活化能。[8]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同样是经过多次的“碰撞”的过程, 所产生的结果也是只有部分农村劳动力真正地向城市转移了。转移时, 农民市民化了, 原有农民身份已经打破, 继而转变成“城市人”一种新的身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成功转移所具备的最低条件即为这一最低“能量值”, 只有那些有这种转移的愿望, 且达到这一最低“能量值”的农村劳动者才有可能向城市转移, 这种转移才是有效转移, 其所具备的条件超过这一最低条件 (包括这一最低条件) 的农民称为“活化分子”, 这一最低条件就相当于“活化能”, 其“活化能”的高低决定了转移的可能性大小,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转移速度等。
原土地经营者与土地的脱离及新的土地经营者与土地的重新结合同样也是经过多次“碰撞”才得以一部分土地向其他经营土地者手中转移。达到某一定的条件之后才有可能发生流转, 这个“某一定的条件”就相当于“活化能”, 其“活化能”的高低同样也决定了土地流转的速度、规模以及其他因素的发展。
因此, 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 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都具有一定的“动能”分布曲线, 制度环境不同, 其“动能”分布曲线也就会不同, 见图1。图中横坐标表示“能量”E, 纵坐标表示具有能量在E～E+△E范围内的转移劳动力△N占总劳动力N的百分数, 即劳动力转移率。每一条曲线和横坐标包围的面积表示在某一制度环境下劳动力百分数的总和, 因此阴影面积A1和 (A1+A2) 分别表示在制度环境T1和T2下“活化分子”中所占的百分数。由图可知, 在某一制度环境下, “活化能”越高, 即满足这一最低条件的值越大, 所具备的农村劳动力数 (即“活化分子”数) 越少, 那么他们之间的有效“碰撞”频率越低, 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越慢, 土地流转的速度同样也是如此。反之亦然。另外, 如果两个地区的制度环境不同, 在同一最低条件的“活化能”的情况下, 那么制度环境更为优越的地区, 所发生的有效“碰撞”的频率更大, 也就是说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规模大于比其他制度环境更差的地区。用数学语言来表示就是:
SA2=SA1+A2-SA1 (不同制度环境下的优越性程度大小) , 式中f (t1) 表示在制度环境T1情况下的能量函数, f (t2) 表示在制度环境T2情况下的能量函数;t1, t2分别表示在T1和T2制度环境下的时间变量。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中的“活化分子”除了达到“活化能”之外, 还必须有适当的取向, 否则其“碰撞”不一定有效。例如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和转移的目标等作为指导, 这种情况下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可能性极小, 因为预期收益极不确定, 而转移的成本非常大, 向城市转移的风险极高。这时, 其转移者会继续从事农业, 本来有意向把自己手中的土地转包于他人, 由于转移的成本极大, 使得这种把土地承包给他人的意向被取消了。造成经营土地的规模保持在原有规模经营, 从而引起一系列的循环效应。土地流转也是如此, 如果没有比较完善的土地市场作为价格机制、交易机制等条件, 农民手中的土地由于没有进行流转的市场环境或者说具备市场交换的环境不完善 (如:法律的不健全, 中介组织的缺乏, 土地交易价格机制的不合理, 土地价格的评估体系不科学、不完备等) , 其产生的后果就是有意向流转自己手中土地的人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或者是实现不了所应该要的价格, 从而造成土地流转不畅, 在很大程度上也束缚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能力, 降低了他的“活化能”。从而形成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土地经营规模过小, 农业生产率难以提高, 农民收入增幅有限, 城乡收入差距拉大这样一种僵持局面。
2.从中间过渡状态理论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
碰撞理论直观地说明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的速度与“活化能”的关系, 但是只是简单地看成他们没有内部结构和运动的刚性“球体”, 所以还没有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揭示“活化能”的本质意义。如果我们考虑到两种资源或同种资源重新配置结合或“碰撞”时, 需要经过一个中间过度状态。即两者之间先进入能量高的相互“磨合”、不稳定、寿命极为短暂的一个中间产物, 然后再转变成新的组合, 同时表现出生产力明显的提高。即形如:A+B—C→[A…B…C]→A—B+C
式中A、B、C分别代表各种资源, “—”表示两种资源的组合为一体, 然后再与其他资源的再次组合;“…”表示他们进行碰撞时形成中间状态的一种不稳定的组合。
转移过程中“活化能”变化如图2。从图可知, 由原来的A+B—C的资源组合向新的资源组合 (A—B+C) 转变, 必须具备一定的“活化能”高于△H, 即E1部分, 才能使原来资源组合成一种不稳定状态, 进而形成一种更能表现出资源配置合理的资源组合。
这种资源的重新配置会产生两种后果, 一种是一个部门经过资源的重新配置之后会降低原来的活化能, 即这个部门中如果有一种新的资源要素要进入的话相对要容易 (如:城市部门的先进技术、思想文化等进入农村) , 而另一种情况就是会与他相应的那个部门的活化能会在原有基础上提高, 要实现进一步的配置变得更困难。因此, 在一定程度又会抑制这两个部门之间资源的再次重新组合。但是由于这两个部门的资源经过重新配置后, 其内部的结构将发生调整, 使之得到优化, 使原来的功能得到改善与提高, 因此又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种反面作用, 这种抵消作用的效果将取决于经过资源重新配置后两个部门各自结构优化程度的大小。其抵消作用可用下图来表示 (见图3) 。如果这两个部门之间的要素经过循环多次的“碰撞”之后, 最终会导致这两个部门的“活化能”趋于一致。如果用经济学专业术语来讲就是农村与城市在各方面的差距会不断缩小, 最后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城乡之间没有根本差别, 真正实现和达到了城乡统筹、城乡和谐发展完美情景。
三、“碰撞”理论与中间过渡状态理论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中的一个例证
以上只是从理论上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的关系进行分析, 为了进一步得到验证这种理论分析的正确与否, 下面以重庆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土地流转发生的情况进行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分析。问卷共设计了19个调查项目, 发出调查问卷300份, 收回有效问卷208份。
通过调查综合分析表明:重庆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土地流转情况基本与理论分析相符合。问卷调查显示外出务工的人数越多和外出务工年限总和越大的农户越具备发生向城市转移的可能性。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第一, 每农户外出务工的人数越多相对于外出人数更少的农户来说, 其收入流要大;第二, 外出务工的年限总和越大, 其思想解放的程度也越大, 受到更多新思想、新思维的启发和引导;第三, 一个家庭外出务工的人数越多和年限越长会产生一定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及示范效应, 同时经过多年的磨练, 也使得他自身有了一技之长, 具备和掌握了在外谋生的本领。收入的增加、思想意识的解放和所学到的一技之长相互整合提高了向其他地方、产业转移的“活化能”。外出务工的年限的长短在碰撞理论中可以解释为经过碰撞的次数越多。也意味着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可能性越大, 或者说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发生的概率越大。土地流转基本与上面的理论分析相一致, 从调查的土地流出方来看, 土地要流出面积越大的农户寻找需求者所花的时间越长, 通常在三个月以上, 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流转其年限也与小面积发生流转的农户的年限要长, 平均年限在5年以上。而年租金按每亩来算都相差不大。 (见表1) 这主要是与当前农村耕种土地的效益不高有关。而小面积土地流出方的农户主要是因为缺乏劳力和离家太远, 耕种不方便, 且这种流出的年限普遍偏低, 年限为1～2年。从土地的流入方来看, 需要流入大面积且流入年限长的农户很难找到称心的发包方 (向集体承包荒山、荒地例外) , 最低三个月, 有的则需要几年才能遇到这样的发包方, 但由于双方的条件和要求各不相同, 其马上实现交易的几率非常低 (见表2) 。土地流转的转包期限对流出土地方来说在平均年限在三年以下基本上没有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 对土地的流入方来说平均年限都要求比较长, 都要求签有正式的书面合同, 而在平均流转年限3.5的“中长期”的土地流入方来说签有正式的书面合同的仅占这类承包方的28.57%, 大多数都是仅以口头协议的形式加上个人对与之交易方的信任而成交。因此发生土地流转“交易合同”被中断的现象存在隐患。另外, 笔者还在调查中发现和了解到, 有些地方干脆就不明确规定流转的期限, 而是每一年年初双方进行再次协商是否继续, 这种“一年制交易与再次重新协商”的现象恰恰反映了土地流转的不稳定性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两栖现象”, 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减少对土地的投入, 进行掠夺式经营, 土地生产力下降, 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滑现象。这种土地流转的不稳定也正体现了资源与要素之间的相互配置的一个过程, 即由一种稳定状态向另一种稳定状态过渡的中间过渡状态。
在问卷调查中还体现出来了两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潜在信息, 第一是农户家庭中外出务工的人数与外出务工的年限越长与发包的面积的数量及流转年限也越大 (见表3) , 同时对政府在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中落实政策的要求也越多, 考虑问题也更全面、更具有理性。第二是有些农户已经具备在城镇定居的条件, 但是仍然不愿选择到城镇中去, 其主要原因是因为担心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另外, 通过与农户访谈得知外出务工的农民多数处于不稳定状态, 土地仍然是他们生活的最后一道防线, 特别是近年来出现“非转农”现象, 更加强化了这种认识。
通过对重庆市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问卷调查与走访, 进一步证实了由于农民本身所具备现实和潜在的“活化能”难以达到进入城市的最低门槛, 从而使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发生的“有效碰撞”大打折扣。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快慢、规模大小、稳定程度与其自身的“能量”及实现转移的最低能量条件 (即“活化能”的大小) 密切相关。当农村劳动力自身“能量”达到了这一最低条件, 如果其他相关条件不具备同样也不能实现成功有效的转移。如果知道某一制度环境下的能量函数、实现转移的最低条件值和不小于这一最低条件值的劳动力数量, 就可以通过公式:SA1=∫b-∞af (t1) dt1进行测算发生有效转移的可能性大小以及比较地区之间在不同制度环境下优劣程度。
二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并不是一步到位, 而是要经历一个中间过程, 这个中间过程农民身份、社会地位等是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
农村土地流转速度的快慢、规模大小与土地市场的发育程度、相关政策法规及农民自身的“能量”都有着紧密联系, 这也就决定了土地要发生流转的“能量”大小和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时间长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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