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医疗纠纷中若干法律问题的认识

关于医疗纠纷中若干法律问题的认识（精选8篇）

关于医疗纠纷中若干法律问题的认识 篇1

公平正义，创建和谐社会的大局。

一、医院病历作为证据的效力问题

在医疗纠纷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有时对病历的真伪问题各持不同意见，这时就涉及到病历的证据效力问题。在习惯性概念中，医院在诊疗病人的过程中制作的病历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当发生医患纠纷并进入司法诉讼程序之后，医院作为争议当事人一方，其单方制作的病历可能会遭到越来越严厉的质疑。在案件审理期间，作为医院诊治过程中受到损害的患者当事人往往很容易认为其住院病历被医院改动、甚至被医院改头换面重新伪造，但又找不到医院对其病历造假的证据，从而导致败诉。客观地讲，既然病历从头到尾由医院一方负责制作，患者或其家属无法对其监督，发生事故或纠纷后，医院一方对病历进行改动或伪造当然有其现实条件和动机，尤其是在当今社会经济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成为主导的前提下，医院一方为了逃避可能的赔偿责任，无视患者遭受的巨大痛苦，利用其有利条件改动病历乃至恶意伪造病历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这种时候仅仅期望以所谓的职业道德来约束医院的行为并不现实。

但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由于病历始终掌握在院方手里，病历的虚假性无法得到证实，因为患者一方根本不具备证实病历虚假性的能力和条件，这常常成为在医疗纠纷诉讼中患者一方败诉的重要原因。《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虽然已经明确患者及其家属可以复印病历，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对病历进行保全，但在实践中往往由于医院一方有意无意之间设置障碍（如不进行告知）而使患者的这一权利不能得到实现。我们认为，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过程中要求患者一方承担证明病历虚假性的举证责任，从证据学的角度讲是不科学的，从实践的角度讲对患者一方是极不公平的，客观上偏袒和保护了医院作为强势当事人的部门利益。当医患双方对病历的真伪出现争执时，实际上应当由医院一方承担其所提供病历真实性的举证责任，因为病历在诉讼当中只能视为医院一方为支持自己的主张而单方制作并提供的书证，患者在对病历无法实施控制的情况下，应当有权不予认可，医院此时必须提供其他证据来证明其制作并提供的病历是真实的，否则不应承认病历作为证据的效力。这样，把由患者一方承担病历虚假性的举证责任转变为由医院一方承担病历真实性的举证责任，既符合客观实际，又能保护患者一方的正当权益，还能和医疗侵权行为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据法规则相一致。建议在今后有关立法中应明确医院有义务（必须）向患者或其家属提供病历，并应规定患者或其家属对于医院的病历有知情权和监督权，如规定医院病历应当即时填写并必须由患者或其家属签字认可。

二、医疗鉴定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条例》颁布实施之前，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的鉴定由各地卫生局下属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负责进行；在《条例》实施之后，由医学会组织医学专家进行医疗事故鉴定，而所谓医学专家基本上都是各大医院的知名医师或学术带头人。社会上把这种变化戏称为“老子给儿子做鉴定”变成了“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鉴定”，期望这样的鉴定结论做到客观公正事实上是很困难的。医疗鉴定结论反映出较明显的偏袒医院一方的倾向，表明在《条例》实施以后医院利用专业鉴定推卸责任，逃避赔偿责任，损害患者合法权益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患者的弱势地位甚至进一步恶化。总之，医疗鉴定中存在的不公正现象已经引起全社会的不满，有关部门乃至立法机关对此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三、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中存在的问题

（一）过分依赖医疗鉴定结论。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往往以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为唯一的依据，认为“医疗行为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后认为确实构成了医疗事故的，才可以要求赔偿”，如果鉴定结论认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即使按一般常理或生活常识足以推断医院行为有过错并给患者造成了身心方面的重大损失，法官也往往不敢下判。

这里其实存在着两个比较重要的法律认识上的误区：

一是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作为证据的认识存在误区。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多以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为判决的唯一依据，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事实上成为医疗纠纷案件中的“证据之王”，在很大程度上削弱甚至排斥了其他证据种类的证明作用。而从证据学的角度来分析，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法定证据种类鉴定结论当中的一种，从证据分类的意义上看，鉴定结论在一般情况下属于间接证据，其本身也需要其他证据的支持，在法庭上同样应当经过质证才

能予以采信。

二是对医疗事故与一般医疗侵权行为的关系的认识存在误区。许多法官在处理任何医疗纠纷案件时都要求作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实际上混淆了医疗事故与一般医疗侵权行为，把医疗事故完全等同于一般医疗侵权行为。从概念上讲，一般医疗侵权行为的外延要大于医疗事故的外延。鉴定结论认为医院的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不等于医院的行为不

构成侵权。也就是说，即使有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认定医疗损害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医院仍然有可能承担赔偿责任。

事实上，以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为审理案件唯一依据的习惯性概念在法院系统内部也是遭到批评的，而且现实审判当中的习惯性操作完全不利于保护患者作为弱势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否定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而判决医院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其实不乏个例，如我院2005年审理的胡本志等人诉新县人民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中，经信阳市医学会鉴定胡本志的妻子的死亡不属医疗事故，但新县人民医院有过错，因此判决新县人民医院承担赔偿责任。二审也维持了该判决。

（二）医疗鉴定结论的鉴定人不出庭接受质证。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中已经明确规定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确有特殊原因不能出庭的，也应以书面答复当事人的质询。但在法院的审判实践当中这一规定的落实情况相当糟糕，尤以医疗鉴定结论最为突出。患者一方当事人因此无法行使其程序法上的权利。按照程序法的原则及规定，这样的鉴定结论是应当不予以采信的。

人民法院对于鉴定人未经出庭接受质询、依法不应采信的鉴定结论恰恰是几乎毫无例外地予以采信，因此判决结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利于患者一方当事人也就毫不奇怪了。

四、医患纠纷中非医疗事故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

关于医疗纠纷中若干法律问题的认识 篇2

1 关于医疗损害责任范围与法律适用的统一

2002年4月4日, 国务院公布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成为我国处理医疗纠纷的重要行政法规。2003年1月6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 明确规定了“《条例》实施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 诉到法院的, 参照《条例》有关规定办理, 因医疗事故以外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 适用民法通则。”这样就把医疗责任的范围分为了医疗事故责任与非医疗事故的医疗过错责任。2003年12月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详细规定了人身损害侵权赔偿的相关内容, 其中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要高于《条例》的标准。这样在实践中出现了同样源于医疗行为的两种纠纷在责任范围、法律适用、赔偿标准等方面出现了不同的两套规定的所谓“二元化”现象。显然“二元化”现象损害了我国法制的严肃性和统一性, 影响了司法公正, 对医患双方都有失公平。现在的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损害的规定, 将责任范围涵盖了前述的医疗事故和医疗过错。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的, 都统一适用本法的各项规定。这不仅仅是侵权责任有关概念的统一, 更重要的是使有关法律及适用规则得到统一。

那么在医疗损害责任概念和法律适用规则统一之后, “医疗事故”的概念是否就完全摒弃了呢?笔者认为至少目前还不能, 这是因为作为国家重要行政法规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并未废止。《条例》中关于对医疗事故的防范与处置, 医疗事故鉴定, 对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处理与监督的规定, 对在医院管理中建立预防医疗不良事件发生的措施和机制, 加强医疗质量与医疗安全管理仍有重要意义;也是对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进行行政处罚的重要行政法规依据。因此, 对《条例》今后的走向或者是进一步予以修订完善, 或者制订上升为更高法律位阶的《医事法》 (暂且拟名) , 以适应我国卫生法律法规的发展要求。

2 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 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显然立法者对医疗损害责任采取的是不同于该法第四十一条产品责任及第六十五条环境污染责任的归责原则, 明显体现的是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确定医疗机构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应当具备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即违法行为、医疗过失、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在证明责任上, 实行一般的举证责任规则, 即“谁主张、谁举证”, 四个要件均须由受害者承担举证责任。但是该法第五十八条又规定:“患者有损害, 因下列情形之一者, 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 (一)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 (二) 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 (三) 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显然这条是对以上医疗损害一般适用过错归责原则的例外情形的规定, 体现的是过错推定原则。也就是患者有损害, 因本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患者只要承担表现证据的责任, 法官推定医疗机构有错。 (并非当然认定医疗机构有过失) , 在此情形下实行举证责任缓和, 进行举证责任转换, 由医疗机构承担自己没有过失的证明责任。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失的, 免除责任;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法理学上的“举证责任倒置”。由此看来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本意是综合平衡受害患者、医疗机构和全体患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在归责原则上并非实行单一的归责原则, 而是二元或者三元归责原则体系。对医疗损害责任有一般情况下的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以及作为“例外”的过错推定责任归责原则, 还有就是输血或感染艾滋病病毒等医疗损害运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那么在“一般情况”下医疗机构是否就免除了举证责任呢?笔者认为也未必。这是因为医学的复杂性和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除了如打错针、发错药、弄错部位开错刀等这些确切的表现证据以外, 限于专业和知识, 作为受害方举证的证明力必然也是有限的, 法官能否就此而作为证据采信并进行判决也许是有疑问的。而无论进行的司法鉴定或者是医学会鉴定, 医疗机构面对患方的申诉, 必然会进行无错辩解而“自证清白”并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 供鉴定人去分析和判断。这与之前的举证倒置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当然从程序上、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应该是有所改变。因此, 能否科学地确定应当适用的归责原则, 法官是否能够根据案件所涉及的医学专业的复杂程度或是医疗纠纷所表现的特殊程度来决定适用归责原则, 以及能否由此对医疗纠纷诉讼案件的审理和公正的判决产生积极作用还能有待观察。

3 关于医疗过错的认定

医疗过错可以发生在诊疗活动过程多个环节及各个方面。本文讨论的医疗过错是指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中的过失而不是故意。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 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 造成患者损害的, 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条规定的是医务人员诊疗护理中的过失标准和注意义务的要求, 即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违反卫生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医疗规范或常规, 或者是未能按照当时的医疗水平通常应当提供的医疗服务, 或者按照医疗良知、医学伦理应当给予的诚信合理的医疗服务, 没有尽到高度注意义务、法定告知义务、保密义务等医疗失职行为, 即为医疗过失。也就是侵权责任法54条认定的医务人员医疗活动中的过错。

3.1“当时的医疗水平”是医务人员高度注意义务的标准

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承担比普通人更高的注意义务, 而这一注意义务的标准, 就是当时的医疗水平。那么什么是“当时的医疗水平”?我们的一些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时有误读。在笔者多年来从事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中, 看到有些医疗机构为使自己的过失医疗行为免责常常申辩自己医院级别低, 医疗设备简陋, 医务人员技术水平有限, 故不能尽到通常认为的注意义务;而一些患方对此也有误解, 认为当今医学水平发展之高, 医师有能力解决复杂疑难病症等。两种说法一种把本院的或者是诊疗医师的医疗水平作为“高度注意”的标准, 另一种则把当今医学水平作为医师的高度注意义务标准, 两者难免都有失偏颇。

对于“当时的医疗水平”, 从医学界、法学界给出的定义并不难理解, 即现在业已一般普遍化的医疗而得为实施的目标, 在临床尚可为论断为医疗机构或医师责任基础的水准[1], 也就是一个合理的 (或理性的) 医师应有的诊疗能力。但是在医疗鉴定的实践中, 确定医疗过失要不要考虑地区、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资质差别呢?以中国地域之大, 众多医疗机构级别的定位和医务人员职称的高低之差别, 这是目前存在的现实。地区的差别也许可以考虑, 如果考虑机构和人员的差别, 那么是否意味着被认为在三级医疗机构的医疗过错, 在高级医师 (如主任医师) 身上发生的医疗过错在一级甚至是二级医疗机构以及较低职称医师身上就可以被容忍呢?因此, 还有待相关法律规定的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以利于过错责任原则在医疗侵权责任中的客观化。

3.2“知情同意”是医师告知义务等法定义务的标准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医疗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诊疗的, 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方案等情况, 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 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名, 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 造成患者损害的, 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法五十六条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患者等紧急情况, 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 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 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第55条是关于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一般规定, 第56条是关于紧急情况下知情同意权的特殊规定。

3.2.1 知情同意

医疗机构的告知义务与患者的知情同意, 一直是近期医患关系讨论的必备议题, 也是在医疗技术鉴定中医患双方经常纠结的争议要点之一。一般来说, 现在医疗机构在进行手术或特殊检查、医疗措施时未行告知而擅行者已不多见, 而是医疗机构履行告知义务的内容、方式、方法是否规范完整及患者对知情同意的理解及同意签字是否其真实意思的表达。所暴露的问题主要在于医师履行告知义务在内容上过于专业化及在方式上过于程式化, 患者限于专业知识或急于诊疗的心态, 往往并不真正理解所提供的信息, 也缺乏对“知情同意”作为患者决定权利的理解以及在签字承诺知情同意后一旦出现预期的医疗风险和损害则缺乏承受的心理准备, 从而引发医患纠纷。1956年, 美国社会学家萨斯和荷伦德首次提出医患关系的基本模式即: (1) 主动被动模式; (2) 指导合作模式; (3) 共同参与模式[2]。本文认为, 第二、第三种模式都体现了平等的医患关系, 告知与知情同意体现了医患双方作为平等民事主体权利与义务的两个方面。医师如何规范, 恰当地履行告知义务, 不仅是职业职责所在, 更是一门医患沟通的技巧和艺术, 对于化解患者疑虑, 增强治疗信心及对可能产生不利情况的思想准备有重要意义。但是告知义务并不能替代高度注意义务, 否则告知义务不能成为阻却医师承担医疗侵权责任的理由。对患者来说, 如何正确理解知情同意的法律意义, 以及在出现目前还无法避免的某些不良后果时, 不能仅以疗效来认定医师是否有过错。这些都将成为法官在审理医患纠纷民事诉讼时的综合考量, 以更好地平衡医患双方的利益。

3.2.2 有无替代方案

55条中医疗机构告知义务中, 还须向患者说明已告知诊疗方案以外的替代治疗方案, 本文认为这是对《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已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内容的扩充。从立法本意应该是加大了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保护, 但是笔者认为在临床医疗实践中可能会有许多困难。首先, 所谓“替代方案”应是相对于“既定方案”而言, 同样也应该有对其治疗效果、效果程度、可能伴发的风险、并发症等, 以及作为“替代方案”的选择理由。这样给予患者的将是两套治疗方案告知的信息量, 患者能否全部消化理解其中的意思表达是有疑问的;其次, 替代方案是否作为备选方案去交由患者去“择优选择”?如果不是, 那么就仅仅成为医师选择“既定方案”的取舍理由对患者意义不大;再次, 一旦医师选择的“既定方案”进行手术或治疗, 出现预期风险或者疗效不佳, 会不会有可能触发患者认为医师“既定方案”的选择有误。如选择“替代方案”也许会疗效更好, 为此引发医患纠纷?因此, 法律有待于进一步的明确及规范予以完善。

3.2.3 紧急救治权

第56条赋予了医疗机构在患者面临生命危险时的紧急救治权, 是医务人员告知义务的例外规则。讨论这条规定, 必然会与几年前发生在北京的李丽云孕妇因其丈夫肖某拒绝在剖腹产手术单签字, 而致孕妇及胎儿死亡的事件相联系。当时的舆论沸沸扬扬, 各种观点激烈交锋。在这次事件中, 医院有没有责任、孕妇及胎儿死亡究竟该由谁来负责, 目前虽无一致看法, 但无疑给本条法律意义的讨论留下了很大的空间。本文认为, 本条的法律立意体现了人的生命利益是第一位的, 在患者病情危重的紧急时刻, 不能取得患者或其近亲属的意见, 或者因为患者无力承担医疗费的同时, 法律赋予了医疗机构履行必要程序后的单方行医权, 而且是必须在尽可能短时间内进行紧急救治。这也与执业医师法的第24条规定相衔接。医疗机构如果放任不管, 任由病情恶化, 必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但是医师被赋予“紧急救治权”的同时, 也将面临又一个棘手的问题。本条立法采纳的是“意见”而非“同意”, 如果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明确表示拒绝某项医疗措施的实施, 医疗机构面对生命垂危的病人该如何作为?仍以上述事件为例, 家属拒绝在手术单上签字, 明确表示不同意剖宫产, 如果医师实施了剖宫产, 如治疗成功, 当然皆大欢喜, 但是结果剖宫产后孕妇孩子没有救活, 又该如何判定?所以紧急救治权实施后在临床实践中仍有待相关法律规定进一步健全。

4 建议

4.1 认真组织学习《侵权责任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 尤其是医疗机

构和医务人员要深入学习医疗损害责任等相关章节, 正确理解和掌握其内涵及意义, 提高全体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 依法执业, 妥善处理医患矛盾和医患纠纷。

4.2 加强医院管理, 完善医疗工作制度, 遵守医务人员应尽义务, 恪

守医疗规范、常规, 努力学习和提高医疗技术水平、提高服务质量, 确保医疗安全。

4.3 尽快出台《侵权责任法》的司法解释, 对一些重要概念、定义及其界定进一步予以明确和完善, 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

4.4 尽快修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尤其是部分与现行法律法规有

悖, 或不断被司法实践所超越的内容, 应及时进行调整, 以适应当前医学发展及医院管理的要求, 适应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创造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社会法律环境的现实需要。

摘要：为更好地理解和实施侵权责任法, 对有关医疗损害责任、医疗损害的认定及归责原则、医疗机构的高度注意义务等规定条款, 在认识、界定及在实施中可能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并提出应尽快出台侵权责任法的司法解释及修订完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建议。

关键词：医疗侵权,法律责任,认识,思考

参考文献

[1][日]新美育文:《医师的过失—医疗水准论为中心》, 载《法律论集》第71卷4、5合并号, 转引自朱柏松等:《医疗过失举证责任之比较》, 台湾地区元照出版公司2008年版, 第23页;再转引自杨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解释与司法适用2010:405.

关于医疗纠纷中若干法律问题的认识 篇3

1 关于医疗保险业务档案的立卷方式

现阶段，我国通行的立卷归档方式主要有两种，即：按卷归档和按件归档，其中按件归档是国家档案局推荐的归档方式。《规定》中提出的“五类九种”（五类即管理类、征缴类、统计报表类、稽核监察类和待遇类；九种是将待遇类分为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后，再加上管理、征缴、统计报表和稽核监察4项）的分类方案就是以按件归档为前提确定的。这主要源自档案事业发展的需要，现代档案管理的要求是高效、快捷、易于检索、便于利用，按件归档方式简单、便于查阅，因此为信息技术发达的现代社会所推崇。但是，社会保险档案不同于其他文书档案，较之其他档案，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的关联性和个体化特质更为明显，按件归档虽然也能够在社会保险档案中使用，但从医疗保险业务档案的长远发展来看，按卷归档更加有利。原因有两点：

一是医疗保险档案精细化管理的要求。按件归档的优势在于快速查找便于利用，不足之处在于割裂了档案之间的有机联系。举例言之：实行总额预付后，某医院当年度计划预分额度为X万元、实际统筹发生额为Y万元、审核扣款额度为Z万元、年度实际支付给该医院W万元。依照按件归档原则，这四个数字分别对应在医疗保险基金分配（综合计划部门制定）、医疗保险报表（定点医疗机构传输）、医疗保险待遇审核（医药审核部门核定）和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财务结算部门拨付）等四个案卷中，果真如此，则既不能反映出该医院的医疗服务发展趋势，亦不能反映医疗保险基金的使用状况，更加不能体现出付费方式改革对医疗保险基金使用效率的影响。

二是参保群众更高层次的要求。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险经办服务以“五险”分开管理的多，“五险”统一管理的少，这种现状带来的结果就是既给参保人员带来了诸多不便，也造成了重复建档、资源浪费、管理混乱等现象。前不久，我们就遇见了这样一件事情：一名参保人员在没有携带领卡凭证的情况下到经办机构索要3年多以前补办的社保卡，工作人员在查询系统后，显示“已发卡”，但参保人予以否认。无奈之下只得求助档案管理部门，但是由于现行的业务档案是按照“年度—部门—业务”分类归档的，这就需要查询当年办理的为数众多的参保凭证，费尽周折才在一大批领卡凭证中找到了参保人的领卡凭证，证实了参保人已经领取了社会保障卡。如果实现“一人一档”的话，那情况就简单了，查到归档号，调出参保人的档案，只需要一分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参保人的所有参保变化了。

因此，从社会保险事业的发展趋势来看，要想真正实现记录一生、跟踪一生、服务一生、保障一生的长远目标，“五险合一”是基础，“一人一档”是关键。所谓的“一人一档”，指的就是以单个参保人为归档对象，改变现行的以业务、部门、时间等为对象的“粗放式”的档案管理模式，按照参保人员的出生时间、参保形式、参保变更、转移接续、待遇享受等内容立卷归档，实现立体式管理，既方便参保人员办理业务、接受咨询，也便于经办机构研究个体与群体的社会保险需求变化，促进社会保险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关于医疗保险档案的归档分类

《规定》在附件中明确了社会保险业务材料的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这就给我们的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不止一个单位在确定本单位业务档案分类时直接把归档范围当成了本单位的分类方式，这显然是一个误区。

归档范围，顾名思义，是确定需要纳入档案的材料范围；而分类方法则是指档案形成单位的归档原则。两者区别在于归档范围具有宽泛的指导意义，而分类方法则因单位而异，各单位可依照实际分别制定。其实，《规定》在第八条中已经给我们明确了分类方式：“社会保险业务档案分类应当按照社会保险业务经办的规律和特点，以方便归档整理和检索利用为原则，采用‘年度—业务环节或‘年度—险种—业务环节的方法对社会保险业务材料进行分类、整理。”这种方法既符合社会保险业务经办的特点和规律，也兼顾到目前大多数经办机构设置的实际情况和业务档案管理的实际做法，大家只需要在此基础上，根据机构设置、业务流程、管理习惯等确定分类方法就行了。凡是有利于反映医疗保险业务档案的历史面貌、有利于归档管理、有利于查找利用的，无论是单式还是复式分类法都可以大胆应用。

3 关于医疗保险档案的保管期限

《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中将档案保管期限定为永久和定期两种，其中定期又分为lO年、30年、50年三档。《规定》在定期中又增加了100年一档的保管年限，这主要是考虑到社会保险业务档案涉及参保对象的基础信息、待遇领取核准材料等，需要较长时间保存。可以说《规定》既兼顾了国家的相关规定，又充分考虑到社会保险档案的特殊性。但其所确定的档案保管年限，立足点主要是现有的业务档案，并没有考虑到新型社会保障体制和电子档案的出现，因此，其确定的保管年限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为参保人员办理社会保险卡（证、手册）首发、补发、收回等管理的登记表单及相关材料为50年”。此规定在执行上有以下几个难点：一是经办机构在社会保障卡制作、发放等环节上实行的是“年度—业务环节”的立卷方法，在纸质档案中不能有效区分参保群众具有不规律变化的社会保障卡变更行为。二是社会保障卡发放面广，业务量大。以郑州市为例，全市参保人员近300万人，平均每个工作日的电话挂失、现场挂失和补办卡业务均在400例左右，这还不包括新参保制卡和社保关系转移制卡等业务，如果按照50年保管期限计算，考虑到人口增长等因素，仅社会保障卡业务档案的存放需求就相当惊人。三是社会保障卡业务在很多地方是由信息部门管理的，他们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是平行的两个机构，其业务档案分属不同全宗，难以统一管理、统一存放。存储空间大、使用率低，保存成本高，其结果只能是单纯为了保存而归档，失去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的原意。

再有，就是电子档案与其对应纸质档案之间的关系及保管时限问题。我市某经办机构在档案资料堆积如山、存放空间严重不足时，曾经有这样一个设想，即在生育保险报销过程中采用电子扫描的方式收取资料，并建立信息系统进行管理，但在咨询有关部门后，这个计划就不得不终止了。原因很简单，有关部门要求在加强电子档案管理的同时按照《规定》要求时限保留纸质档案。经办部门主要考虑的是实际工作需要，而有关部门则是从国家规定考虑，两者的出发点都没有问题，只不过是信息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众多计划赶不上变化的一个缩影罢了。电子档案的效力问题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但至今只有一个简单到不能行的《国家档案局6号令》。社会保险档案是重要的民生档案，有其本身独有的特点：一是电子化、信息化水平高，在“金保”工程的推动下，大多数地区均已实现网络化办公。二是业务变更频繁、数据量大。三是医疗保险关系变更具有可覆盖性和对应性，一种医疗保险关系对应一种待遇和一个参保人员，一变俱变，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参保人员的身份和参保类别也会随之变化。因此，医疗保险电子档案的保管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如果能够尽快就社会保险电子档案管理出台相关规定，并结合电子档案适当调整纸质档案保管年限的话，对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的发展将非常有利。

4 其他问题

一是业务档案的管理体制问题。目前档案管理工作基本上由办公室或综合部门牵头，综合部门业务相对较多，而业务档案管理工作牵涉到诸多部门的配合，任务重，难度高，建议增设专门的档案管理部门负责该项工作。二是档案管理人才短缺。一方面是绝对人数不足，另一方面则是缺少专业的档案管理人才。三是库房不足。随着参保人数的增加，经办场地愈发紧张，很多地方仍然靠租房来解决办公用房，加之业务档案量增长迅速、鉴定工作滞后等因素，库房不足问题较为突出。

医疗保险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医疗保险业务档案涉及参保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安定团结大局，牵一发而动全身。“责任艰巨、使命光荣”是对医疗保险业务档案工作最真实的写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医疗保险档案的重要性，牢固树立“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群众健康高于一切”的服务意识，用科学的眼光和方法，谋划好医疗保险档案工作，切实落实好“记录一生、跟踪一生、服务一生、保障一生”的要求，替参保群众保管好医疗保险档案，让参保群众满意，让党和政府放心！

关于医疗纠纷中若干法律问题的认识 篇4

学习了《解释》，虽然略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但学习下来，感到还是非常贴近近年来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中出现的新动向的。

我个人认为，近几年出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与过去有不同的特点，其原因可能是商品房市场供需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大家可能还记得，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商品房市场遭受重创，价格下挫，因此在过去（可以粗略地指99年以前）产生的商品房合同纠纷，往往表现为出现“烂尾楼”，办不出“小产证”，开发商不接受小业主退房等。而近年来，我国商品房市场复苏，价格上扬，甚至有人认为过热或产生泡沫，因此近年产生的商品房合同纠纷，往往表现为产生问题后（包括无证预售或存在质量缺陷等），开发商同意退房而小业主不同意退房。

针对商品房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商品房合同纠纷也呈现不同特点，因此，《解释》出台十分必要。下面我就《解释》的部分条款，结合近年来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实务，谈一下学习体会。

一、无证预售，合同是否有效

对于无证预售问题，过去一般按照《合同法》的基本原理，以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有关规定，认为开发商在未获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情况下预售商品房，是一种违反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强制规定的行为，应当确认合同无效。对此，《解释》仍然遵守了这一法则，在第一条规定，“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实务中，出现了这种情况，开发商为尽早获得建设资金，违规在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证》的情况下，就与购房者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并获取部分或全部房价款。但由于近年商品房价格的上扬，开发商利用“无证预售合同无效”这一法律规定，要求认定为该销售合同无效，以便另行高价出售。显然这是违背公平法则，也就导致了违法者获利。因此，第一条进一步规定：“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这应该是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反过来看，如果房价下跌，购房者以开发商无证预售为由，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而退房，是否可以？《解释》没有细分，但从以往审判实践看，一般出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以及维护市场稳定角度出发，也可以认定合同有效。

从正反两方面比较分析，我感到最高院仍然认为，只要在起诉前补出手续，仍倾向于合同有效。

二、广告及宣传资料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

从以往的司法实践看，以及从《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有关条款看，开发商售楼广告及宣传资料，一般不作为合同一部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只是《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规定购房者可以要求将开发商在售楼广告或宣传资料中的承诺写入合同。但这等于是说，如果不写入合同，还是没有法律约束力。就此，《解释》第三条规定：“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这一规定应该与《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精神一致。所谓要约邀请，从合同法原理看，当然不存在对方一经承诺立即生效的问题，当然也就是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但《解释》第二条并不局限于此，而在条款上作了重大突破，第二条进一步规定：“„„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应当视为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亦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这一规定应该说对开发商相当严厉，对购房者权益保护有很大好处。但这条究竟是指什么呢？什么叫“商品房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什么叫“具体确定”？什么才算“对商品房买卖

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

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会所，一个是学校。在开发商售楼广告中，如果明确将在什么时间内提供会所，以及购房小业主将享受哪些服务，笔者个人认为应当符合“视为要约”的条件。近年来，对于会所问题其实购房者投诉也比较多，但一是缺乏合同依据，二是房价上涨，只要一向开发商投诉，开发商就说可以退房，许多购房者也只能哑巴吃黄莲了。那么，如果在售楼广告中介绍商品房周围将建成九年一贯制小学，并且小业主不用缴纳入学赞助费，笔者认为则并不符合“视为要约”的条件，具体讲就是学校设施并不在商品房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对于入学的承诺在时间和条件上并不具体明确。为什么这样讲，又如何套用第二条的有关规定呢？这有待通过司法部门的具体适用案例作进一步分析，但我初步认为，第二条规定的“商品房规划范围”指的应当是商品房《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确定的用地范围，在开发商大产证上体现的是商品房共用土地面积的四至范围。所谓“房屋及相关设施”应当指建筑物、构筑物以及其他具有使用功能的机器、设备、线路、管道及装饰。所谓“具体确定”，比较难以掌握，但基本上我认为以审判机关据此作出判决是否可供执行为标准，如果审判机关按照广告中允诺作出判决根本不能执行，理解会发生歧义，则不符合“具体确定”这一条件。所谓“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也比较难掌握，必要时可委托评估机构就此评估。

总之，在此条款下，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开发商在售楼广告和宣传资料中允诺的任意性，并且一旦发生符合第二条规定的广告允诺未兑现，则购房者可以要求开发商承担违约责任，而不用担心开发商说可以退房。

三、如何界定认购书的法律性质

实践中也有这种情况，开发商与购房者签订了认购书，或预订书，但由于商品房价格上扬，所以有的开发商以种种理由拒绝与购房者进一步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

从传统法理角度分析，认购书、预订书是一种约定签署合同的合同，也就是说，商品房认购书是，开发商与购房者约定在某一时间，或在某一条件成就时，签署商品房预售合同，悔约不签，则需承担某种违约责任。但《解释》第五条也作了较重大的突破，第五条规定：“商品房的认购、订购、预订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

那么是不是真的会发生认购书具备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这种情况呢？的确是有的。最初的开发商制作的商品房认购书一般都比较简单，购房者在签署认购书时支付一定比例的订金。但也发生了购房者悔约退订的情形，而且购房者为了订金不被没收，其往往不说自己悔约，而是说自己和开发商在签署预售合同过程中重要条款不能达成一致，按照市房地局的有关规定，应获全额退订。

针对这种情况，开发商也有相应对策，就是将一份认购书制定得十分详尽，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在预售合同签订时产生重要条款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那么，这种合同应该说已经具备了《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对于这种认购书，在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情况下，第五条规定“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也就是说，对于这种认购书，如果价格上扬，开发商拒绝与购房者进一步签署商品房预售合同的，则该认购书就是一份预售合同约束于开发商。

当然，如果深入讨论，个人认为这也仅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应用，也就是最终该认购书是否可认定为是一分预售合同，需要从程序上由法院或仲裁机构来认定。如果以此认购书向房地产交易管理

部门申请产权证，可能会不被接受，当然也不能以条款认为房地产交易管理部门行政不作为。

四、商品房退一赔一问题

商品房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有关“商家欺诈、退一赔一”的条款，曾经是一个争议焦点，可以说也一直没有解决。最高院有关司法解释曾明确，商品房作为大宗商品，不适用退一赔一。但实践中，也发生过在仲裁案件中，支持了退一赔一。当然，与消法不同的是，此退一赔一是指退赔购房者已支付房款的一倍，而不是房价款的一倍。

对此，《解释》基本上采纳了仲裁实务的一些做法，应该说也是一个重大突破。在第八条规定了两种情形，即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出卖人将房屋出卖或抵押给第三人，导致买受人无法取得房屋的，买受人可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在第九条还规定三种情形，即出卖人与买受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出卖人隐瞒未获预售许可证的事实、隐瞒房屋已抵押的事实、隐瞒房屋已出售的事实，导致合同无效或被撤销，买受人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关于医疗纠纷中若干法律问题的认识 篇5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7年2月2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1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7月27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6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7〕12号

为正确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人民法院审理探矿权、采矿权等矿业权纠纷案件，应当依法保护矿业权流转，维护市场秩序和交易安全，保障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促进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

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作为出让人与受让人签订的矿业权出让合同，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请求确认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条受让人请求自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载明的有效期起始日确认其探矿权、采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矿业权出让合同生效后、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或者采矿许可证颁发前，第三人越界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勘查开采，经出让人同意已实际占有勘查作业区或者矿区的受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条出让人未按照出让合同的约定移交勘查作业区或者矿区、颁发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或者采矿许可证，受让人请求解除出让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受让人勘查开采矿产资源未达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要求，在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内拒不改正，或者因违反法律法规被吊销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矿业权出让价款，出让人请求解除出让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五条未取得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签订合同将矿产资源交由他人勘查开采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合同无效。

第六条矿业权转让合同自依法成立之日起具有法律约束力。矿业权转让申请未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受让人请求转让人办理矿业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仅以矿业权转让申请未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为由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七条矿业权转让合同依法成立后,在不具有法定无效情形下，受让人请求转让人履行报批义务或者转让人请求受让人履行协助报批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具备履行条件的除外。

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案件事实和受让人的请求，判决受让人代为办理报批手续，转让人应当履行协助义务，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

第八条矿业权转让合同依法成立后，转让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报批义务，受让人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转让款及利息，并由转让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九条矿业权转让合同约定受让人支付全部或者部分转让款后办理报批手续，转让人在办理报批手续前请求受让人先履行付款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受让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存在转让人将同一矿业权转让给第三人、矿业权人将被兼并重组等符合合同法第六十八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第十条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不予批准矿业权转让申请致使矿业权转让合同被解除，受让人请求返还已付转让款及利息，采矿权人请求受让人返还获得的矿产品及收益，或者探矿权人请求受让人返还勘查资料和勘查中回收的矿产品及收益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受让人可请求扣除相关的成本费用。

当事人一方对矿业权转让申请未获批准有过错的，应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均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十一条矿业权转让合同依法成立后、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前，矿业权人又将矿业权转让给第三人并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登记，受让人请求解除转让合同、返还已付转让款及利息，并由矿业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二条当事人请求确认矿业权租赁、承包合同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矿业权租赁、承包合同约定矿业权人仅收取租金、承包费，放弃矿山管理，不履行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修复等法定义务，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合同无效。

第十三条矿业权人与他人合作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所签订的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合同中有关矿业权转让的条款适用本解释关于矿业权转让合同的规定。

第十四条矿业权人为担保自己或者他人债务的履行，将矿业权抵押给债权人的，抵押合同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抵押的除外。

当事人仅以未经主管部门批准或者登记、备案为由请求确认抵押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五条当事人请求确认矿业权之抵押权自依法登记时设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颁发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或者采矿许可证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根据相关规定办理的矿业权抵押备案手续，视为前款规定的登记。

第十六条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申请实现抵押权的，人民法院可以拍卖、变卖矿业权或者裁定以矿业权抵债，但矿业权竞买人、受让人应具备相应的资质条件。

第十七条矿业权抵押期间因抵押人被兼并重组或者矿床被压覆等原因导致矿业权全部或者部分灭失，抵押权人请求就抵押人因此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款项优先受偿或者将该款项予以提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八条当事人约定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内勘查开采矿产资源，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合同无效。

第十九条 因越界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引发的侵权责任纠纷，涉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的勘查开采范围重复或者界限不清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当事人先向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申请解决。

第二十条 因他人越界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矿业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探矿权人请求侵权人返还越界开采的矿产品及收益的除外。

第二十一条勘查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环境污染，或者导致地质灾害、植被毁损等生态破坏，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受理。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不影响因同一勘查开采行为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提起诉讼。

第二十二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发现无证勘查开采，勘查资质、地质资料造假，或者勘查开采未履行生态环境修复义务等违法情形的，可以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司法建议，由其依法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侦查机关处理。

关于医疗纠纷中若干法律问题的认识 篇6

陈纪忠最高人民法院

为正确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准确适用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条文释义】

指明《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法律依据。

由于《规定》仅就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的法律适用作规定，因此，《规定》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于涉外海商合同和涉外航空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规定》未明确予以排除，即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没有特别规定的，《规定》亦可以适用。

第一条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应适用的法律，是指有关国家或地区的实体法，不包括冲突法和程序法。

【条文释义】

本条规定的是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应适用的法律的范围。

当事人根据意思自治原则自主协议选择的法律或者人民法院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的法律应当是实体法，而不包括冲突法和程序法，即在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法律适用问题上，不允许反致或转致（《解答》即是这种态度）。这是目前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及国际条约一致认可的。例如1980年欧共体《关于合同义务法律适用》罗马公约第十五条规定，凡适用本公约确定的任何国家的法律意即适用该国现行的法律规则而非适用其国际私法规则。对于程序法问题，通行的国际私法理论认为程序问题应适用法院地法，亦是不允许当事人进行选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八条称：“本法规定应适用的法律，是指现行有效的民商事实体法律，不包括冲突规则。”第十八条称：“程序问题，适用法院地法。”

本条规定的内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和大部分国家的法律适用原则相一致。至于“证据分配规则”，属于传统理论认为的程序问题中的特殊问题。程序法是否包括“证据分配规则”目前在国际私法理论界尚有争议，不少证据分配规则确实规定在实体法中。对于“证据分配规则”如何处理，我们认为可以留在司法实践中去处理，如果规定于程序法中，则当事人不能选择适用；如果规定于实体法中，则可以适用，而不必去排除适用。另外，“证据分配规则”更多地会在侵权案件中适用，对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的影响不大。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合同争议包括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变更和转让、合同的终止以及违约责任等争议。

【条文释义】

本条规定的是合同争议的范围。

司法实践中，有对合同争议的范围存在争论的情况，而当事人在争议解决条款（管辖条款及法律适用条款）中并不会对合同争议的具体内容作约定，仅仅笼统地表述为“与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等。本条对合同争议的范围作了详细的规定，实际是从合同设立到合同终止的所有与合同有关系的内容，具体参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章至第七章的小标题，这样表述不至于有遗漏，与现行法律规定亦一致。

第三条当事人选择或者变更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应当以明示的方式进行。

【条文释义】

本条规定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的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

法律选择方式通常有两种：明示选择和默示选择。明示选择是指合同当事人在缔约时或争议发生之后，以文字或者言词明确作出选择合同准据法的意思表示。通行的做法是在合同中约定了法律适用条款。由于明示选择透明度强，对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意思表示容易确定，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都采用明示选择法律的方式。默示选择是指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明确选择合同的准据法的情况下，由法官根据当事人缔约行为或者一些因素来推定当事人已默示同意该合同受某一特定国家法律的支配。对于默示选择的方式各国态度不尽相同，有的否定，有的承认，有的有限度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一百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中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专家稿第五十八条）亦采用明示选择方式。司法实践中，对于法律选择方式应以明示方式进行没有争议。

第四条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通过协商一致，选择或者变更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当事人未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但均援引同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应当视为当事人已经就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作出选择。

【条文释义】

本条规定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时间。

对于选择法律的时间，多数国家不加严格限制。一般认为既可以在合同订立当时选择，也可以在合同订立之后选择，甚至允许变更原来所选择的法律。《解答》对选择法律的时间规定为“订立合同时或者发生争议后直至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以前”，《规定》的选择时间有所放宽，考虑的是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当事人在一审开庭过程中才作选择。本条同时规定当事人可以变更原来选择的法律，司法实践中亦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

本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选择或者变更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的时间点为“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考虑的是在涉外案件中，如果法律适用（准据法）在当事人之间存在争议，当事人往往会在庭审的辩论阶段对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激烈的对抗，而经过辩论之后当事人有可能对法律适用达成共识，从而会一致同意适用某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这样规定既尊重了当事人的权利也有利于案件的审理。

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在实践中经常遇到，即当事人之间并没有预先对法律适用进行选择，原告起诉时依据的法律为某国法律，而被告对法律适用未提出异议，亦以某国法律进行答辩。此时，应如何确定法律适用？我们认为，虽然当事人并没有对法律适用进行协商确定，但由于当事人对适用某国法律没有异议，这种情况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当事人之间已经就法律适用达成了一致意见，除非被告以某国法律进行答辩后又明确提出了法律适用异议。上述情况在司法实践中不存在认识问题。

第五条当事人未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

人民法院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时，应根据合同的特殊性质，以及某一方当事人履行的义务最能体现合同的本质特性等因素，确定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作为合同的准据法。

（一）买卖合同，适用合同订立时卖方住所地法；如果合同是在买方住所地谈判并订立的，或者合同明确规定卖方须在买方住所地履行交货义务的，适用买方住所地法。

（二）来料加工、来件装配以及其他各种加工承揽合同，适用加工承揽人住所地法。

（三）成套设备供应合同，适用设备安装地法。

（四）不动产买卖、租赁或者抵押合同，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

（五）动产租赁合同，适用出租人住所地法。

（六）动产质押合同，适用质权人住所地法。

（七）借款合同，适用贷款人住所地法。

（八）保险合同，适用保险人住所地法。

（九）融资租赁合同，适用承租人住所地法。

（十）建设工程合同，适用建设工程所在地法。

（十一）仓储、保管合同，适用仓储、保管人住所地法。

（十二）保证合同，适用保证人住所地法。

（十三）委托合同，适用受托人住所地法。

（十四）债券的发行、销售和转让合同，分别适用债券发行地法、债券销售地法和债券转让地法。

（十五）拍卖合同，适用拍卖举行地法。

（十六）行纪合同，适用行纪人住所地法。

（十七）居间合同，适用居间人住所地法。

如果上述合同明显与另一国家或者地区有更密切联系的，适用该另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

【条文释义】

本条是关于以特征性履行说确定最密切联系地的规定。

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具体运用过程中，美国采用了所谓“合同要素分析法”，而大陆法系国家使用“特征履行”的方法来确定合同争议所要适用的法律。“合同要素分析法”是指法官通过对合同各种要素进行“量”与“质”的综合分析来确定合同的准据法。“特征履行说”主张按照合同的特征性履行来确定合同的准据法，要求法院根据合同的特殊性质，以某一方当事人履行的义务最能体现合同的本质特性来决定合同的准据法。我国立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使用何种方法，但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普遍认为我们使用的是大陆法系国家的“特征履行”方法。本条内容延续了《解答》的主要规定。

特征性履行在立法和实践中需要解决：第一，以合同哪一方的履行为特征性履行问题；第二，在确定特征性履行方之后空间连接点的确定问题，即特征性履行场所的确定。在双务合同中，一方当事人要支付金钱来履行义务，另一方为非金钱履行。一般情况下，金钱履行的义务与非金钱履行的义务相比，金钱履行的义务较为简单，非金钱履行较为复杂，因此，将非金钱履行的一方确定为特征性履行方是合理的。按照这一做法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合理地找到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而且简单明确，易于操作。对于如何确定特征性履行的场所问题，各国的立法与实践主要以特征性履行人的住所或者惯常居所地或者特征性履行人营业所地作为确定特征性履行的场所；不动产合同为例外，多数国家规定不动产合同应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

本条规定的特征性履行场所基本是住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条规定：“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法人的住所地是指法人的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83条规定：“当事人的住所不明或者不能确定的，以其经常居住地为住所。当事人有几个住所的，以与产生纠纷的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住所为住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85条规定：“当事人有二个以上营业所的，应以与产生纠纷的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营业所为准；当事人没有营业所的，以其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为准。”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住所”的含义已经非常明确，适用于自然人或者企业。

本条规定的合同类型主要参考了《解答》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

类型。

第六条当事人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该合同争议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条文释义】

本条是关于法律规避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4条对法律规避问题作了规定，但仅仅是对当事人规避行为予以否定，至于否定其行为效力后，如何确定合同的准据法则没有明确规定。本条规定则予以明确，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时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第七条适用外国法律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的，该外国法律不予适用，而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条文释义】

本条是关于公共秩序保留的规定。

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当本国冲突规范指定的外国法的适用与本国公共秩序相抵触时，这种保留制度具有排除外国法适用的否定或防范作用；二是由于涉及本国国家和社会的重大利益或法律和道德的基本原则，对于特定的涉外商事法律关系必须直接适用本国法律中的强制性规定，而不用考虑依冲突规范去指定准据法的问题，从而具有排除外国法的适用而直接适用内国法的肯定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条对公共秩序保留已作了规定，虽然从国际私法理论角度讲，公共秩序保留则意味着内国法的适用，但鉴于司法实践的需要，本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即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原则后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争议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至于排除特定外国法的适用后是否必然适用中国法律的问题，确实有部分专家学者提出这样的意见，认为不必然适用中国法律。但我们认为，如果在排除特定外国法的适用后，再赋予当事人重新选择法律的权力或依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应适用的法律，依然会面临适用重新确定的外国法律是否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如果仍然违背，如何处理？这样会造成问题的复杂化，并不利于解决当事人的争议。而且，由于涉及本国重大利益或法律和道德的基本原则，直接适用本国法律中的强制性规定是合理的。

第八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履行的下列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一）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

（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

（三）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

（四）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股份转让合同；

（五）外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包经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合同；

（六）外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购买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非外商投资企业股东的股权的合同；

（七）外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购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非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合同；

（八）外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购买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非外商投资企业资产的合同；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其他合同。

【条文释义】

本条是关于排除外国法适用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有一个限制，即“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表明对某些特殊合同，我国法律可以直接规定其应适用的准据法，而不允许当事人自己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从而排除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二款对三类合同（即本条规定的前三类合同）不得适用外国法作了规定，本条补充了五类合同。（1）关于涉及三资企业股份的转让合同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合营一方如向第三者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出资额，须经合营他方同意，并经审批机构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十条规定：“中外合作者的一方转让其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的全部或者部分权利、义务的，必须经他方同意，并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规定：“外资企业注册资本的增加、转让，须经审批机关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可见，三资企业股份（出资）转让合同须经审批机关批准后方有效力，这是中国法律对这类合同的强制性规定。实践中，已经有三资企业股份转让合同的当事人选择转让合同适用外国法的情况，对于这类合同如果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则我国三资企业的有关批准制度就形同虚设。（2）1990年9月13日由原外经贸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共同发布的《关于承包经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规定》第五条第（二）项规定：“承包合同应依照中国的有关法律订立，并应符合原合营企业合同的宗旨和原则，不得修改合营企业合同中与承包经营无关的条款。”第（五）项规定：“承包经营合同及其变更、延期、中止、终止，均须经合营企业原审批机关批准。”第七条第（四）项规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承包经营参照本规定办理。”依照上述部门规章的规定，承包经营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合同均应由原审批机关批准，且承包合同应依照中国法订立。因此，该类承包合同不允许当事人在法律适用上意思自治是合理的。（3）关于三类外资并购合同。商务部等国务院六部委于2006年8月联合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明确规定外国投资者订立股权购买协议、境内公司增资协议和资产购买协议等并购协议的，应当适用中国法律，由我国具有相应权限的审批机关审批。因此，本条在合同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五类合同争议应排除外国法的适用，而应直接适用中国法。

第九条当事人选择或者变更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为外国法律时，由当事人提供或者证明该外国法律的相关内容。

人民法院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为外国法律时，可以依职权查明该外国法律，亦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证明该外国法律的内容。

当事人和人民法院通过适当的途径均不能查明外国法律的内容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条文释义】

本条是关于外国法查明途径的规定。

外国法的查明历来是个难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3条的规定，外国法的查明有五种途径，即“由当事人提供；由与我国订立司法协助协定的缔约对方的中央机关提供；由我国驻该国使领馆提供；由该国驻我国使馆提供；由中外法律专家提供。通过以上途径仍不能查明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该规定强调的是当事人与人民法院在外国法查明方面均有义务。现在各级人民法院对外国法查明问题的反映比较多，主要集中在：查明途径是否限于五种途径？是否要穷尽五种查明途径后才能适用中国法？什么情况下才能认为不能查明外国法？

目前，外国法的查明主要有法官（法院）依职权查明和当事人提供等方法。由于各国对外国法的性质存在不同认定，因而外国法的查明也采取不同的做法。大致有三类：第一类，当事人举证证明。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和部分拉丁美洲国家采用这种做法。它们把依本国冲突规范指定的外国法看作“事实”，用确定事实的程序来确定外国法的内容，即由当事人负责证明外国法中有无相关规定及其内容如何，而法官则无义务查明该外国法。第二类，法官依职权查明，无须当事人举证。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如意大利、奥地利等采用这种做法。它们把依本国冲突规范指定的外国法看作法律，根据“法官知法”原则，主张由法官依职权负责查明外国法的内容，不需要当事人举证证明。例如1964年前捷克斯洛伐克《国际私法及国际民事诉讼法》第53条第1款规定：“审判人员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认定外国法的内容；如不知该外国法的内容，则请求外交部长提供有关情况。”第三类，法官依职权查明，但当事人亦负有协助的义务。德国、瑞士、土耳其等国家采取这种做法。它们把依本国冲突规范指定的外国法看作是一种性质不同于内国法的法律，因而主张对其内容的查明程序应既不同于查明内国法也不同于查明纯粹的事实，原则上要求法官依职权负责确定该外国法的内容，法官认为有必要时，也可以要求当事人予以协助。例如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16条规定：“外国法的内容由法院依职权查明。为此可以要求当事人予以合作。”《规定》采用的是第三类的做法，但又不同于第三类做法。不同之处在于对当事人协议选择或者变更选择的外国法以及依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的外国法的查明作了区别对待。理由在于：（1）“法官知法”的非公理性。虽然法官的法律知识是当事人无法相比的，法官具有收集法律知识和信息的渠道，具有查明法律的能力。但是，法官的法律知识仅仅局限于国内法领域，要求法官具备外国法知识是不现实的，因为世界上有着众多的国家，也因为外国法的掌握比国内法以及国际条约、国际惯例要复杂困难得多，任何法官都不可能通晓世界各国的法律。如果将掌握国内法作为对法官的基本要求，而将掌握国际条约、国际惯例视为更高要求的话，那么要求法官掌握外国法则是不切实际的奢望。因此，外国法的查明要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对待。（2）当事人自愿选择法律的情况。与法官相比，当事人处于纠纷当中，可能更早地关心和接触外国法（在国际商事交往中，当事人在签订合同前一般都会收集外国法资料，对法律风险进行评估），由于当事人经过协商后自愿选择适用某一外国法，则有理由认为当事人已经就在某一外国法环境下对法律风险进行了预测，当事人有义务和能力提供其自愿选择的外国法。（3）法院依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某外国法应予适用实际是法院选择法律的结果。由于我们更倾向于将外国法视为有别于内国法和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实际就是这种态度］，因此，外国法的查明义务由法院和当事人共同承担比较合理。

在本条规定中，我们并没有对外国法的具体查明途径作规定，原因在于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法律文化交流的不断开展，外国法的查明途径已经不再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3条规定的五种途径，《规定》本身很难穷尽所有查明途径，当事人或者人民法院完全可以通过其认为合适的途径来查明外国法的内容。当然，上述五种查明途径仍然是有效的。

本条第三款是关于外国法无法查明时的解决办法的规定。当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和方法仍无法确定外国法的内容时，各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不太一致，基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其一，直接或类推适用内国法，这是大多数国家采取的办法。比如，1982年《土耳其国际私法和国际诉讼程序法》第2条第2款规定：“经过多方努力后仍无法查明与案件有关的外国法的规定时，则适用土耳其法律。”1966年《波兰国际私法》第7条也规定：“无法认定外国法的内容或外国法的系属时，适用波兰法。”

其二，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或抗辩，德国和美国等少数国家采用这种办法。例如，《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293条规定，德国法院依职权确定外国法的内容，但也有权要求当

事人双方提供有关外国法的证据，如果负责提供有关外国法证据的一方提不出证据，法院则以证据不足驳回其诉讼请求或抗辩。

其三，适用同本应适用的外国法相类似的法律或适用一般法理，日本等个别国家的司法实践采用此做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93条采取的是第一种做法。《规定》也倾向于当外国法不能查明时，适用法院地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第十条当事人对查明的外国法律内容经质证后无异议的，人民法院应予确认。当事人有异议的，由人民法院审查认定。

【条文释义】

本条是关于外国法内容如何确定的规定。

本条要求的是外国法无论是由当事人提供还是由人民法院依职权查明均需要经过当事人质证，该外国法经过质证后，当事人没有异议的，则应予以确认并适用。如果当事人对已经查明的外国法有异议，情况则相对复杂一些。本条规定的方式操作简便，亦赋予了法官充分的自由裁量权。

第十一条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或商事合同的法律适用，参照本规定。

【条文释义】

本条是关于涉港澳民事或商事合同的法律适用的规定。

关于医疗纠纷中若干法律问题的认识 篇7

1 案例分析

1.1 项目概况

福建省人民医院创建于1954年。用地面积28224.3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不含二期地下室) 73569.57平方米, 开设9个病区, 500张病床, 是一所中西医结合, 优势突出, 中医特色浓厚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伴随着医疗事业的快速发展, 在院区南侧建设新的门诊、医技、外科楼并将整个院区功能进行重新的整合的任务迫在眉捷。本项目位于福建中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院内, 建设地点位于原内科楼南侧, 南靠秋龙巷, 西临洋中路, 东侧为待建的高层住宅楼, 西南角为保留的办公宿舍楼。

1.2 整体规划

(1) 由于基地可建设范围较小, 在充分分析基地性质、周遍建筑的关系及与周围道路关系后, 将建筑尽量设置在可建设范围北侧, 使外科楼与南侧的原有办公、宿舍楼间距最大化;建筑的前广场最大化, 同时在外科楼的底层局部架空, 将前广场与内科楼南侧的休闲庭院从视线感官上连为一体, 起到无形中加大前广场的目的。

(2) 将基地南侧院区的出入口作为医院人流量最大的门诊、医技的主要出入口, 建筑前广场设计为步行广场, 机动车辆从与前广场相通的两条东西向内部道路进入地下停车场及院区外的八一七路, 避免在院内绕行, 实现基地内人车分流。

(3) 本设计将基地由北到南分为五个区, 分别为康复、理疗区;门诊区;外科病房区;医技区, 内科病房区;由四层通高的医院街连为统一的医疗区。医院街的垂直交通及楼层服务台将与门诊、医技的候诊空间及病房区的公共电梯厅相连, 达到就诊路线最短, 流线清晰, 导向性明确的目标。

(4) 本设计不拘泥于一期工程的设计, 而是从医院的整体规划出发, 从全局出发, 让局部服从于整体。没有和谐的总体布局而只有各自为政的单体设计不能成为好的医院的设计。医院必须从全局出发, 在设计一期时, 应将二期的规划同时控制住, 保证整个规划为一个整体, 形成一个连续的有机整体。使建筑资源、人力资源、设备资源、环境资源得到最合理的利用。避免用地资源和空间的浪费。

1.2 整体布局

平面布局以模块方式为基调, 门诊设置在医院街西南侧, 由南北向的三个

长方体组成;医技设置在医院街西北侧, 由南北向的二个长方体组成。门诊的三个长方体体量为三个门诊单元, 相接处为门诊单元的采光庭院, 每个门诊单元的西侧尽端设计为医护人员工作区域, 有专用的楼梯, 保证了医患分流;东侧临医院街设计为门诊的候诊空间, 与医院街的公共空间有便捷的联系。医技分为两个模块, 东侧临公共空间区域设计为候诊空间, 尽端的西侧设计为医护人员工作区域, 有专用的楼梯, 保证了医患分流。门诊、医技单元功能划分简单清晰, 导向性明确, 极大提高了病人就诊的时间, 为医院的高效率运转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公共空间 (医院街及楼层服务台) 、病患空间 (门诊、医技单元) 、医护空间 (门诊、医技单元端部) 分区明确。病患、医护通道相互独立, 既关怀了病患, 同时也保护了医护人员, 体现了医院设计的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1.3 建筑立面及材料

造型设计遵循简洁、流畅、槊性及院区风格与现代相结合的原则, 注重空间的阳光感、流动感、体量感。在细部处理上充分体现材质的轻重、粗细、虚实的对比。两座楼体形舒展, 配合着强烈规整的肌理, 产生纯净、素雅的整体效果。 (1) 外墙:无色透明LOW-E玻璃窗、花岗岩板、局部复合铝板饰面。 (2) 裙房及大堂柱饰面:花岗岩板、局部复合铝板饰面。 (3) 楼地面公共空间:花岗岩饰面;医疗用房:PVC医用地板;楼梯、卫生间、厨房、食堂:防滑耐磨地砖饰面。 (4) 窗:塑钢窗框;功能用房门:复合铝板饰面的夹板木门或木框玻璃门;楼梯:乙级防火门。 (5) 内墙公共空间:大理石饰面;有水房间:贴艺术瓷砖;其它:乳胶漆。 (6) 天花:公共空间为铝合金扣板天花;其它为硅钙板。

1.4 建筑总体改造

一期建筑建成投入使用后, 院内零星分散的门诊、医技设施拆除移至医技楼内。二期将原有办公、宿舍楼的行政办公转移到闲置出的门诊楼, 宿舍及后勤功能转移到原有门诊楼东南侧的新建后勤楼, 形成院区完整的后勤办公区;而原有办公、宿舍楼改造为康复、理疗楼, 与一期建筑共同构成完整的医疗区。上述工程结束后, 根据门诊量的调整再对原内科楼进行三期的扩建改造。最后对全院环境进行美化, 达到整个院区建筑风格及环境的高度统一及和谐。

2 建筑设计若干问题探讨

2.1 建筑平面图

建筑平面图中常见问题有:未标准指北针;散水坡未在图上显示;承重墙和非承重墙缺乏区分标注;变形缝详图索引和位置尺寸不明确;房间名称和标高标注缺乏;未标注地面伸缩缝;缺少固定家具和建筑设备位置、相关做法, 如水池、卫生器具、洗衣机、雨水管等。同时, 缺少构造部件尺寸标注、位置及做法索引, 如天窗、人孔、台阶、设备基础、散水及坡道等做法索引。有时缺少屋顶女儿墙、天沟、檐口、雨水口、坡向、坡度、屋面上人孔等的相应标高和详图索引等。

2.2 建筑立面图

建筑立面图常见问题有:立面图和平面图内容不一致;两端没有标注轴线编号, 除了图名需要标注外, 还应该标注比例大小。建筑外轮廊尺寸以及建筑主要构造部位要清晰标注, 如女儿墙顶、雨篷、空调隔板、阳台栏杆、门窗、勒脚、雨水立管和幕墙、粉刷分割线等。建筑立面图中都只把层高给予标注, 没有将平面图未能表示的高度、标高标注出来。例如平面图上没有对窗口位置进行详细的标注, 在立面图上应该得以体现。同时, 对外墙装饰材料颜色、名称, 尤其是底层雨篷、台阶等细部位置应清晰标注出来。

2.3 建筑剖面图

建筑剖面图常见问题有:选择部位不对, 没有选择在层数不同、层高不同和代表性、复杂部位。有时复杂建筑平面、空间没有清楚表达, 缺少局部剖面图;剖面图没有显示出轴线、墙柱编号和对应尺寸。没有标注出墙柱、轴线间的尺寸关系;主要或关键剖析部位没有完整的显示出来, 如底层地坑、窗外地面、吊顶、地沟、屋架、女儿墙、夹层、坡道、台阶和散水等;还有, 缺少标高尺寸标注, 只把外部尺寸、标高标注出来, 没有将内窗、平台、地沟深度以及吊顶等剖面尺寸表达清楚。同时, 虽然平面图上显示的有构造详图索引号, 但在剖面图或立面图上不显示。

2.4 建筑整体性、灵活性

建筑设计必须具有一定可变性和灵活性, 避免建筑刚建成就面临衰老的情况。建筑的灵活性主要指建筑本身功能的应变能力, 医院建筑和其它建筑既有相同的地方, 又有不同之处。既含有建筑设施更新变化特性, 又有为人们服务的特点。因此, 医院等服务性建筑的布局应充分体现前瞻性。在满足各项功能需求前提上, 规划建筑的再发展可能和设想。不仅对医院的医疗管理、经济性和人员使用方面进行综合的研究分析, 还要对用地面积、发展前景提出合理科学指标。

3 结语

建筑是关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直接保障, 科学、合理、详细的设计图纸, 应充分确保其可靠、安全和舒适的设计目标。设计过程中, 需要设计人员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 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提升自身专业技术。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对建筑设计中常见的若干问题进行分析, 希望可以给同行带来一些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姜学诗.建筑设计中常见问题分析[J].建筑结构, 2009.

[2]王仲庆.对提高建筑设计可靠度看法[Z].2010.

关于地下室施工中的若干问题 篇8

【关键词】高层建筑；地下室；混凝土；施工要点

0.前言

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城市的大规模建设，尽管城市的建筑物不断的增加，但还无法解决城市众多人口的居住需求，再加之城市用地的日益紧张，为了有效的开发和使用有限的资源，近些年来，大部分开发商开始开发高层建筑物的地下工程，这样不仅有效的缓解了地上空间的紧张局面，同时还使地下空间实现了有效的利用。但对于开发地下室，由于施工技术较为复杂，同时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十分成熟的技术和经验，所以需要在地下室施工中更好的实现对技术的控制，从而保证地下室工程的质量。

1.地下室混凝土施工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混凝土由于其坚固、耐用的特性，所以在建筑施工中得以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对于高层建筑和超高层建筑，为建筑物在竣工后使用功能的正常发挥奠定了基础，因此在地下室施工中混凝土更是必不可少的材料之一，因此需要在施工中对一些事项进行注意，从而有效的控制混凝土施工中的质量。

1.1混凝土的运输、输送

（1）通常情况下混凝土的最佳利用时间为一小时之内，这就需要对混凝土搅拌地和浇筑地的距离进行有效的控制，从而保证混凝土在最佳的时间内进行使用。

（2）混凝土搅拌完成后需要运输到浇筑地点，因此在运输过程中，需要对混凝土的保水性、流动性和粘聚性进行有效的控制，从而保证混凝土的坍落度，从而保证混凝土施工的质量。

（3）混凝土泵在混凝土进行运输的过程中会使用到，所以在使用混凝土泵时需要将泵固定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还要保持泵处于一个水平的平面内，不能有任何一条腿出现悬空的情况，在安装混凝土泵时还要选择平坦的地方，避免安置在壕沟和斜坡的位置。同时需要对每根泵管进行加固处理，特别是变经管后的直管更要进行特殊的加固处理，从而保证其安装的牢固性，避免发生漏水的情况。一旦在泵送时有漏水或是漏气的情况发生时，则需要泄压检查。通常情况下要求混凝土要处于连续的工作状态，一旦由于一些意外情况导致混凝土泵停止工作超过四十五分钟以上时，则需要及时利用压力水等办法对混凝土泵管内残留的混凝土进行清洗，当发生离析现象时也需要采取这种办法，从而保证混凝土泵能正常工作。由于直线型管线利用输送的需要，所以通常情况下输送的管线以直线型为宜，对于无法避免的转弯时，尽量保持较缓的弯度。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则在运输过程中在保证料斗内的混凝土充足，避免有空气渗入导致管线堵塞。

1.2混凝土的浇筑

1.2.1混凝土浇筑前

（1）应复核轴线、标高模板是否与图纸相符。（2）在地基或基土上浇筑混凝土时，应清除淤泥和杂物，并应有排水和防水措施。（3）在干燥的非黏性土上浇筑应用水湿润，对未风化岩石，应用水清洗，但表面不得有积水现象。（4）对模板及其支架、钢筋和预埋件必须进行检查，并作好记录，确保符合设计要求后方能浇筑混凝土。（5）对模板内杂物、钢筋上的油污等应清理干净，模板缝隙和孔洞应予堵严，模板内应浇水湿润，但不得积水。

1.2.2混凝土浇筑时

（1）混凝土自由倾落高度不宜超过2m，否则宜产生离析现象。（2）浇筑竖向结构前应先在底部填以50～100mm厚与混凝土砂浆成分相同的水泥浆，浇筑中不得发生离析现象，当浇筑高度超过3m时，应用串筒、溜管等使混凝土落下。（3）降雨、雪天气不宜露天浇筑混凝土；否则应采取有效措施，以确保混凝土质量。（4）大体积混凝土浇筑应合理分段分层进行，使混凝土沿高度均匀上升，并便于水化热的散发。浇筑应在室外气温较低时进行，浇筑温度不宜超过28℃。

2.高层建筑中的地下室防护门的施工

高层建筑的地下室由于都处于地下的位置，所以其防护门不能同于地上部分的普通建筑的门，地下室的防护门需要密闭门，这样就要求门具有较高的厚度，所以在施工时就要进行综合性的考虑，通常情况下都是在混凝土施工时事先把门框安放在混凝土内，这样方便于后期的安装。因此在对地下室防护门选择时就有较高的要求，只有把防护门的种类和型号都确定好了后才能确定门框的标准。

高层建筑人防地下室防护门施工要点：

（1）材料：由于在前期设计时对于防护门的规格和尺寸都已设计好的，所以在进行安装时必须依照前期的设计规格来进行选择，因为在混凝土施工时已经将门框按设计的要求和尺寸预埋好了的，所以在选购时要与设计图纸完全一致，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出入。另外在购买完成后的运输过程中，要尽量做好保护工作，以避免因外力作用防护门发生变形，一旦出现此种情况，有及时进行修复或是调换，使其满足安装的标准后才可进行使用。

（2）由于防护门较为厚重，所以在安装时需要进行吊运，为了避免发生损坏或是变形，在吊运时需要做好防护措施，利用衬垫等具有缓冲作用的材料来进行平稳的吊运，从而保证整个过程中防护门的安全系数。

（3）门框一般应与现浇混凝土连成一体，因此在支模板前应先安装好门框，支模同时对门框进行加固校正。尺寸较大的门框还应在门框内进行横纵方向的支撑加固，以保证浇筑混凝土时产牛的压力不致使门框变形。

（4）框扇四角、铰链、焊接处应牢固，不得有假焊、断裂、松动等缺陷。零配件安装后应平整、牢固、开启顺畅。

3.高层建筑地下室建筑做法方面的建议

对于人流量较大的地下空间，应注意以下几点：

（1）高层建筑地下室顶棚不宜抹灰，墙面要做到整沾牢固。

（2）人流量较大时应考虑安全疏散通道和人员快速流动的特点，完善人员通道。

（3）目前安全疏散主要依靠灯光指示系统、应急照明系统和听觉指示系统。规范中对灯光疏散指示系统有消防安全要求的配置数量，具体设计时有可能存在不合理的设置，施工时必须考虑到最易出现事故点以及最不利疏散的位置。

4.高层建筑地下室的特点及要求

（1）高层建筑地下室墙面抹灰里不能掺可能霉烂的材料，避免因材料选用不当而影响工程质量。

（2）作为封闭的地下空间，施工时应重视减振，减噪。

（3）对有防酸、防碱要求的房间，其地面、墙裙应采用防腐材料，墙面利顶面可刷防腐涂料，并选用相应的防酸、防碱建筑配件。

5.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