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公告送达的条件（推荐5篇）
首先，必须符合适用公告送达的条件。适用公告送达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中的一项：
第一，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是指受送达人无固定的住址，也无法查明其现在的住址，下落不明，使人民法院无法采用直接送达的方式向当事人送达诉讼文书。严格审查适用条件，慎用公告送达。首先，立案时应该要求当事人提供双方当事人目前的详细地址和联络方式。当事人是自然人的，要提供当事人的身份证明、户籍证明；当事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该提供工商行政管理局或者其他登记机关的证明；其次，送达时未找到被送达人或者邮寄送达诉讼文书被退回的，不可径行公告送达。应当查清被送达人是否因临时外出或迁移新址无法送达到；再次，确认被送达人下落不明应该有公安部门或其单位、街道办事处的证明材料予以证实，必要时要对被送达人的近亲属进行调查询问。否则，我认为构成程序违法。
第二，用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的。该条件是对第一个条件的补充，是指当事人虽然不构成下落不明，但是人民法院采取了《民事诉讼法》
第七章第二节规定的公告送达方式以外的其他方式（包括：直接送达、留置送达、邮寄送达等），最终无法向当事人送达法律文书。法院并未采取公告方式以外的任何其他送达方式，并不能证明用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在此情况下，就不符合该项条件规定的情形，即不能径直采用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法律文书，否则必然构成程序违法。
一、违法、滥用公告送达的原因分柝
(一)客观原因
1 直接送达耗时耗力，挤占法官较大精力。部分案件中，送达的工作量却往往比审判等其他工作还要费力、费时。为了“高效率”地完成工作任务，法官不得不降低标准实现送达任务。
2 送达不专业、不规范、不灵活，效果不好。文书送达工作，事关诉讼权利义务和胜败结果，法律要求相对严格，应当由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处理。但从目前法院的司法实际来看，并无专业化处理。另外，现有公告方式难以达到通知效果。如法院采取在人民法院报上刊登法院公告的送达效果并不好，原因之一在于人民法院报并不是普通老百姓经常接触的报纸。
3 缺乏必要约束和惩罚机制。我国现在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社会诚信缺失，体系不健全，反映在送达中多表现为受送达人及协助人有故意躲避送达或拒收的情况，原告方也有诚信缺失行为：如原告为了剥夺被告的诉权，实现缺席判决，故意虚假提供被告送达地址。而我国法律对诉讼中违反诚信的行为缺乏规制和惩罚，给送达工作造成困难。
(二)主观原因
1 对公告送达负面影响认识不足。在当事人即使收不到的情况下。公告送达结果推定为送达成功，这是公告送达与其他送达方式相比最为明显的优势，同时也是一种缺陷。这一缺陷可能带来多个层面的问题。首先从当事人权利保护视角看，当事人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要行使权利，首先必须要了解自己已经受到起诉，因公告送达很难通知到受送达人，如果滥用公告送达可能对当事人的知情权、应诉权，继而对答辩权、举证权、质证权等一系列的权利造成损害。其次。从审判视角看，以公告送达的案件容易造成冤假错案。公告送达导致抗辩平衡失控、证据未经质证，事实可信度大打折扣，判决难免形成一边倒的局面。第三，从判决公信力视角来看，由于受送达人诉讼权利被剥夺，导致产生不满情绪，势必造成执行难度增加。
2 公告送达毕竟是一种推定送达，且在司法实践中公告送达案件大多为缺席审理、缺席判决，直接影响案件审理结果的公正性，所以公告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送达方式。司法实践中，由于公告送达简单好用。效力明确，一些审判人员遇到送达困难时往往倾向于公告送达了结送达程序。
3 公告送达审查把关不严。公告送达适用条件之一是受送达人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一般是指“离开住所地后没有音讯”，并非含义明确界限分明的法律名词，法律也未对此有特别规定予以解释。这就给法官灵活适用法律留下了一个较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由此导致法官操作尺度不一，不仅做不到慎用，甚至积极适用公告送达，主观随意性大，滥用不可避免。
4 防范恶意不够：如有的当事人利用配偶外出的机会或者故意安排诉讼文书退回而进行欺诈式离婚等。依据法律之规定，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不能申请再审，无法救济。此种恶意诉讼严重破坏正常司法活动，侵犯配偶的诉讼权利，剥夺了对方配偶的婚姻自主权等合法权益。应当引起高度重视，慎用公告送达，切实加强对恶意诉讼的防范。
(三)送迭制度枸架缺陷
1 当事人的送达积极性未调动和利用。实践中。当事人一般彼此都很熟悉，均有较强能力查找到对方，这是一种可以充分利用的能力资源。但现行立法中，原告虽然有能力有愿望帮助法院，但立法却没有以权利义务形式让原告参与到该项工作中来。
2 公告送达审查程序未建立。目前，公告送达由承办法官自己决定，并不需要特别的公开的和专门的监督。如果能够对是否选择选用公告送达制度，设置一项公开审查程序，对是否适用公告送达进行听证论证，将会充分体现司法的公正性和公告适用的合理性。
3 审查标准不严格。公告送达适用条件之一是下落不明，而现行立法没有明确达到什么情况或条件才能构成下落不明，才具有适用公告方式的合理性。
二、改变公告送达的司法现状
(一)从强化送达能力入手，减轻审案法官送达压力，减少公告送达案件数量
目前法院送达工作任务相当繁重，可根据实际情况外包或外聘部分人员专事送达，以减少审案法官的送达工作压力。其次要因地制宜，不断提高送达水平。不断探索完善法院与邮政部门的合作方式，提高邮政部门专递服务质量。对于在农村居住的当事人的送达，因村委会干部具有较大的权威，也都拥有较强的联系能力，应当加以充分利用。另外，送达人员也要讲究送达方式方法，尽力消除当事人的误解及抵触心理，有效化解送达阻力，从而减少公告送达案件数量。
(二)从完善送达制度入手，合理分配权利义务，充分调动原告协助送达积极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明确了原告及被告对自己送达地址权责规定，但却没有对原告提供被告送达地址的权利义务进行明确规定。目前的送达制度将送达主体仅限定在法院这单一主体上，忽视了原告等利害关系人对送达工作的协助意愿。在将来的送达制度中，应适当修正目前送达制度的完全职权主义模式，引入当事人责任与风险承担机制，将原告的送达主体地位、送达义务予以明确。使之充分发挥积极主动性，协助法院完成送达任务。在诉讼过程中，法院可视当事人的协助能力要求其承担协助确定送达地点、提供受送达人下落、协助邮寄送达等义务，并将原告是否积极履行送达协助义务作为法院决定案件流转进程快慢的一个考量因素。
(三)从司法政策完善入手，严格谨慎使用公告送达，突出公正优先性
从司法解释的内容来看，虽然明确了法院要求原告方协助送达的规定，但却不是义务，因送达不能的结果并未使原告方承担不利益，反而大部分原告因此而获益，促使部分原告为积极公告送达和缺席审判，故意向法院提供虚假地址，恶意提起诉讼。由此，应从司法政策上予以引导，遏制公告送达过度使用的趋势，加大对公告送达运用的限制。一是加强对原告是否履行协助义务的审查，防范原告主观故意不提供准确地址或怠于协助履行送达义务。二是强化公正优先性，建立严格的公告送达适用条件审查制度。严格谨慎运用公告送达制度。从严把握公告送达的适用条件，从严认定“下落不明”，决不能一找不到人就采取公告送达。三是强化职权调查。在原告无法提供被告的准确地址的情况下，法院应主动运用职权调查被告下落，只有穷尽手段而不能的情况下，或有确切证据证明“下落不明”事由存在的情况下方可使用公告送达方式。
(四)从司法实际需要入手，建立健全与公告送迭有关司法制度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3-2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浙杭商再终字第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 卢××,男，1968年4月8日出生。委托代理人:徐国宁、周晓菁，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 杭州××石化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邓××，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新敏，浙江同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邓××，男，1945年1月12日出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詹××，女，1958年2月21日出生。上诉人卢××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1）杭下商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卢××起诉时称:2008年10月21日杭州××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化公司）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银行杭州分行)签订最高授信额度为1600万元的综合授信合同，授信期限为2008年
10月21日至2009年10月21日。同日邓××、詹××与××银行杭州分行签订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石化公司最高额度为 1600万元的债务及其他合理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08年10月23日石化公司与××银行杭州分行签订银行承兑协议，石化公司支付给××银行杭州分行1600万元保证金，××银行杭州分行当日为其承兑四笔汇票共计3200万元。上述四笔承兑汇票到期日为2009年4月23日，到期后石化公司未能按约向××银行杭州分行还款。2009年5月5日卢××与××银行杭州分行签订债权转让合间，受让××银行杭州分行对石化公司的债权和对邓××、詹××的担保权利。卢××受让债权后，多次向债务人催讨，但石化公司至今拒不偿还借款，邓××、詹××也未按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
1、石化公司偿还借款1600万元，并以1600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计收逾期还款罚息至本息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0年3月31日为273.6万元(以上两项暂合计为1873.6万元);
2、邓××、詹××为以上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石化公司、邓××、詹××在原一审中均未作答辩，也未向原审法院提供证据。
原一审查明：
（一）2008年10月21日石化公司与××银行杭州分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最高授信额度为1600万元，授信期限为2008年10月21日至2009年10月21日。同日邓××、詹××与××银行杭州分行签订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石化公司本金余额最高限额1600万元的债务及除本金外的所有利息等应付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08年10月23日石化公司与××银行杭州分行签订银行承兑协议，石化公司支付给××银行?杭州分行1600万元保证金，××银行杭州分行于当日为其承兑四笔汇票共计3200万元，上述四笔承兑汇票到期日为2009年4月23日。到期后，石化公司未能按约向××银行杭州分行还款，邓××、詹××亦未履行保证责任。
（二）2009年5月5日卢××(甲方)与××银行杭州分行(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转让其合法享有的债权，该债权指依据乙方与借款人、担保人签订的银行承兑协议及相应的担保合同，乙方合法拥有的主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和复利)及相关担保权利，截止2009年4月28日转让的上述债权的账面价值共计人民币16039298元，甲方将合同约定的转让价16039298元付至乙方指定账户(户名为石化公司)。嗣后因石化公司未向卢××履行支付义务，邓××、詹××亦未履行担保义务，故卢××诉至法院。
原一审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有：综合授信合同、承兑申请书、银行承兑协议、银行承兑汇票、转账支票、进账单、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债权转让协议。原一审认为：卢××从××银行杭州分行通过转让取得对石化公司的债权，并非是与石化公司本就存有的原始债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按照当事人的约定不得转让、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由于我国金融机构是属于许可证管理制度，中国人民银行在银办函(2001)648号《关于商业银行借款合同项下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中明确由贷款而形成的债权及其他权利只能在具有贷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之间转让，商业银行未经许可，不得将其债权转让给非金融企业，故卢××受让××银行杭州分行由于商业贷款而形成的债权无效。由于卢××的债权来源不合法，故其与石化公司、邓××、詹××之间并不存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现卢××向石化公司、邓××、詹××主张债权，于法不符，不予支持。石化公司、邓××、詹××经原审法院依法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综上，原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的规定，于2010年8月26日作出（2010）杭下商初字第575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卢××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3421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34866元由原告卢××负担。
原一审判决生效后，原审法院于2011年5月4日作出（2011）杭下民监字第3号民事裁定，对本案进行再审。原审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中，除对原一审“甲方将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款16039298元付至乙方指定账户（户名为石化公司）。”纠正为“甲方将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款1600万元付至乙方指定账户”外，其余与原一审一致。另查明：卢××委托浙江××贸易有限公司于2009年4月28日支付债权转让款，××银行杭州分行因另有存款利息要支付石化公司而没有从石化公司扣足1600万元；扣款后多余款项并没退还卢××或浙江××贸易有限公司。××银行杭州分行于2011年4月22日在浙江法制报刊登债权转让公告，原审法院再审在庭审中已向卢××的代理人出示，亦表示对真实性无异议。
原审法院再审除对原一审认定的证据予以确认外，另对卢××在再审审理中提供的如下证据予以认定：业务委托书、付款委托书、浙江××贸易有限公司的告知书、贷款还款凭证及贷款扣款回单(复印件)、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复印件)。
原审法院再审认为：××银行杭州分行将其对石化公司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卢××，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确认合法有效；卢××按转让合同履行了付款义务；××银行杭州分行从石化公司账户扣取卢××的转让款后，其对石化公司的债权即转归卢××享有。××银行杭州分行在债务人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将债权转让给卢××事宜在报刊上公告，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履行了有效通知义务。原一审判决以违反人民银行的规范性文件等为由认定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确有错误，应予纠正。卢××请求支付转让款1600 万元和按每日万分之五支付罚息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但其罚息的天数计算有误，应予纠正。邓××、詹××系该债务的担保人，应负连带清偿责任。本案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三十条、第六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判决：
一、撤销（2010）杭下商初字第575号民事判决；
二、杭州鑫海星石化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债权转让款1600万元给卢××；
三、杭州鑫海星石化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债权转让款产生的罚息269.61万元给卢××(按起诉书要求暂计至 2010年3月31日)；
四、邓××、詹××对杭州鑫海星石化有限公司上述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
五、驳回卢××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原一审案件受理费134216元、公告费650元和再审案件公告费650元，合计135516元，由杭州鑫海星石化有限公司负担135226元，邓××、詹××负连带清偿责任；卢××负担290 元。
宣判后，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原审法院再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对本案审理结果有直接影响的相关事实，有的已查明但未作认定，有的则应予查明却未予查明认定。
1、再审判决对《债权转让合同》的签订过程及成立日期认定不清且错误；
2、对上诉人卢××通过浙江××贸易有限公司划付到石化公司账户的1600万元款项性质和法律关系认定不清；
3、对石化公司收取1600万元款项后该款的性质和所有权主体认定不清；
4、未查清涉案债权转让行为在2011年4月22日前对石化公司是否有效；
5、未正确查清及认定××银行于2009年4月28日从石化公司账户内收回的款项性质，消灭的是什么债权债务；
6、未正确查清及认定原有贷款债权债务因清偿被消灭后已不能逆转再生的事实；
7、未查清及认定××银行违约或不当得利之事实。
二、原审法院再审判决在认定证据、案件重要事实和判决理由方面存在严重错误。
1、原审法院再审中，上诉人明确表明该合同违法无效，只是表明法院可对该合同的合法有效性作出认定而已；
2、再审判决认定“××银行杭州分行因另有存款利息要支付石化公司而没有从石化公司扣足1600万元；扣款后多余款项并没有退还卢××或浙江××贸易有限公司”，显然错误；
3、再审判决认定“××银行杭州分行从石化公司账户扣取卢××的转让款后，其对石化公司的债权即转归卢××享有”错误；
4、再审判决认定“××银行杭州分行将其对石化公司享有的债权转让给卢××，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确认合法有效”，不符合法律规定；
5、再审判决认定“××银行杭州分行在债务人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将债权转让给卢××事宜在报刊上公告，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履行了有效通知义务”，没有法律依据。
三、原审法院再审判决因认定事实不清或错误，直接导致其适用的程序法和实体法完全错误。上诉人卢××虽然在原一审中因未全面了解情况而向石化公司提出了本案之诉讼请求，但在再审期间了解获得有关真实情况后，及时向法院如实陈述事实情况，上诉人卢××的合法权益需要法院裁判保护，原审法院再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且不顾《债权转让合同》项下之债权债务已消灭的客观真实情况，错误适用法律，判决被上诉人石化公司重复承担并清偿其已偿还的债务，虽再审判决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判决上诉人胜诉，但该判决结果既不公正也不正确，对上诉人而言仍是虽胜尤败。为此，上诉人卢××请求本院二审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石化公司辩称：本应由石化公司提起上诉，石化公司没有欠卢××钱，是欠××银行钱，石化公司在收到1600万元后才知道具体情况。
被上诉人邓××、詹××未进行答辩。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另查明：2008年10月21日，卢××与××银行杭州分行签订《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卢××将其名下价值2231万元的房产和土地使用权为石化公司本金余额最高限额1600万元的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本院认为：
（一）债权转让合同及最高额抵押的主合同债权转让之效力。
1、2009年2月5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商业银行向社会投资者转让贷款债权法律效力有关问题的批复》（银监办发【2009】24号）文件规定：“
一、对商业银行向社会投资者转让贷款债权没有禁止性规定，转让合同具有合同法上的效力。社会投资者是指金融机构以外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转让具体的贷款债权，属于债权人将合同的权利转让给第三人，并非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的经营性活动，不涉及从事贷款业务的资格问题，受让主体无须具备从事贷款业务的资格。
三、商业银行向社会投资者转让贷款债权，应当建立风险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等相应的制度和内部批准程序。
四、商业银行向社会投资者转让贷款债权，应当采取拍卖等公开形式，以形成公允的价格，接受社会监督。
五、商业银行向社会投资者转让贷款债权，应当向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报告，接受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与《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商业银行借款合同项下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银办函【2001】648号）所规定的“由贷款而形成的债权及其他权利只能在具有贷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之间转让。未经许可，商业银行不得将其债权转让给非金融企业。”的规定明显不一，虽上述规定均属于部门规范性文件，但从历史沿革分析，依据银监会的规定认定《债权转让合同》有效，符合情势变更的原则，也适应金融改革的方向。虽然银监会的上述规定中也涉及“拍卖等公开形式”、“向银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报告”等规定，但该部分规定并不影响债权转让合同本身的效力，本案中的《债权转让合同》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之“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规定，××银行杭州分行在公告通知石化公司之前，不涉及债权转让行为对石化公司的约束力，只涉及公告后对石化公司是否有效。但是，××银行杭州分行在2011年4月22日在浙江法制报发布债权转让公告后，应视为××银行杭州分行已经履行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债权转让合同》对石化公司已发生效力。同时，卢××与××银行杭州分行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明确约定：“为减少处置环节，提高对所购债权的处置变现的效率，本合同项下债权转让事宜，是否向相关债务人及担保人发出书面通知以及办理相关抵押权、质权变更登记手续，由甲方（卢××）决定，如需通知或办理变更手续，甲方须另行书面向乙方（××银行杭州分行）提出要求，„„；未履行通知或变更手续的，不影响本合同项下债权在甲乙双方之间转让的效力。”现并无证据证明卢××向××银行杭州分行书面要求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石化公司、邓××、詹××，双方也约定未履行债权转让通知义务，不影响债权转让的效力，因此，上诉人卢××现认为债权转让因未通知债务人，对石化公司不发生效力之上诉理由，缺乏法律依据，也与双方约定相悖，本院不予采信。
3、依据石化公司与××银行杭州分行于2008年10月23日签订的《银行承兑协议》约定，四笔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均为2009年4月23日，到期后石化公司未向××银行杭州分行还款，邓××、詹××也未履行保证责任，此时，××银行杭州分行与卢××签订的《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所涉的担保债权已经特定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着眼点在于保持最高额抵押权的完整性和概括性，并关注最高额抵押权的决算期。本案中，卢××作为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抵押担保方在担保债权特定化后所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并未损害他人利益，也未产生不良后果，因此本案所涉最高额抵押的主合同债权转让当属有效。
（二）1600万元款项的性质。上诉人卢××认为其委托浙江××贸易有限公司支付至石化公司账户的1600万元款项并非债权转让款，该款支付到石化公司账户后，应属于××银行杭州分行接受上诉人履行支付转让款义务后作为××银行划入石化公司的款项，属于石化公司的资金。××银行杭州分行是将该款作为石化公司的资金归还了原有贷款，导致××银行杭州分行与石化公司原有的贷款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石化公司因此对××银行杭州分行不负有原有的贷款债务，上诉人卢××不可能再向石化公司及邓××、詹××主张权利，××银行杭州分行违反《债权转让合同》的约定，从石化公司账户扣收的资金属于不当得利。卢××持该主张的目的在于强调××银行杭州分行以扣收贷款的方式使得石化公司已履行债务，而《债权转让合同》并未依约履行，故其支付的1600万元应由××银行杭州分行返还。本院认为，该主张无法成立，卢××支付的1600万元仍应定性为债权转让款：
1、《债权转让合同》明确约定转让价款由卢××付至××银行杭州分行指定的石化公司账户。2009年4月28日，卢××委托浙江××贸易有限公司汇入的账户即是该指定账户，卢××对债权转让款支付至石化公司账户应属明知，其在原审法院再审中提供的业务委托书、卢××本人出具的委托书及浙江××贸易有限公司出具的告知书均可印证该节事实，并不存在××银行杭州分行将该1600万元变更性质汇入石化公司作为石化公司自有资金之事实。该转让款的支付方式是依照《债权转让合同》的约定予以履行，不存在违约情形。
2、××银行杭州分行扣收贷款系依照其与石化公司签订的《银行承兑协议》所约定，从石化公司在××银行所有营业机构开立的任何账户中均可扣收，××银行杭州分行于2011年4月22日在浙江法制报发布债权转让公告后，应视为××银行杭州分行已经履行了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债权转让合同》仍具有法律效力。本院二审中，石化公司虽称原审法院再审判决后才知情，并称石化公司欠××银行杭州分行1600万元及利息、罚息，和卢××没有关系，欲意原审法院再审判令石化公司支付卢××1600万元债权转让款错误，但石化公司并未主张××银行杭州分行与其的债权债务已经消灭，且石化公司对原审法院再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也应视为对债权转让事宜知情，故卢××所主张的贷款债权债务已消灭，无法向石化公司及邓××、詹××进行追偿的可能性并不存在。
（三）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卢××原一审的诉讼请求乃要求石化公司偿还借款1600万元及逾期还款罚息，邓××、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由石化公司、邓××、詹××承担诉讼费。现在原审法院再审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后，上诉人卢××却认为该判决有误，违背常理。卢××作为石化公司的担保人与××银行杭州分行签订有《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本应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在《债权转让合同》签订并支付债权转让款后，现卢××对原诉讼请求进行变更，回避其作为抵押担保人之重要事实，不具有合理性。原审法院再审依据本案中××银行杭州分行与石化公司、邓××、詹××、卢××之间存在的欠款、保证及抵押担保法律关系判令由石化公司、邓××、詹××对卢××承担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4216元，由上诉人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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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决书直接送达家属可以代收吗
法院审理案件之后是需要有一个判决书的，这个判决书就是最后审来的结果，那么审理之后的法院判决书直接送达家属可以代收吗?接下来由赢了网的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欢迎大家阅读!
法院判决书直接送达家属可以代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如是规定：
当庭宣告判决的，应当在五日内送达判决书。定期宣告判决的，应当在宣判前，先期公告宣判的时间和地点，传唤当事人并通知公诉人、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判决宣告后，应当立即送达判决书。
判决书应当送达人民检察院、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并可以送达被告人的近亲属。判决生效后，还应当送达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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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送达的方式有以下六种。
(一)直接送达
直接送达又称交付送达，是指人民法院派专人将诉讼文书直接交付给受送达人签收的送达方式。直接送达是送达方式中最基本的方式。即是说凡是能够直接送达的，就应当直接送达，以防止拖延诉讼，保证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在一般情况下，受送达人是公民的，由该公民直接签收。该公民不在时可交由与其同住的成年家属签收。但是，在离婚案件中，本人不在，如果家中没有其他成年家属，只有对方当事人的，不宜采用由对方当事人签收的方法，因为双方有利害关系;受送达人是法人的交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该法人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是其他组织的交由其主要负责人或者该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交由其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由代收人签收。
但是，调解书应当直接送交本人，不得由别人代收。因为调解书一经接受，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如果不接受，即视为调解未能成立。
(二)留置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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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置送达，是指受送达人无理拒收诉讼文书时，送达人依法将诉讼文书放置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并产生送达的法律效力的送达方式。《民事诉讼法》第79条规定：“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受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根据《意见》第82、83、84条的规定，有关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的代表及其他见证人不愿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或盖章的，由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把送达文书留在受送达人住所，即视为送达。但调解书应当直接送达当事人本人，不适用留置送达。
(三)委托送达
委托送达，是指负责审理该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时，依法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委托送达与直接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负责审理该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称为委托法院，接受送达任务的法院称为受托法院。委托送达应当出具委托函，并附相关的诉讼文书和送达回证。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签收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四)邮寄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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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寄送达，是指人民法院将所送达的文书通过邮局并用挂号信寄给受送达人的方式。实践表明，法院采用邮寄送达通常是受送达人住地离法院路途较远，直接送达有困难时所采用的一种送达方式。根据《意见》第85条的规定，邮寄送达，应当附有送达回证。挂号信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与送达回证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不一致的，或者送达回证没有寄回的，以挂号信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五)转交送达
转交送达，是指人民法院将诉讼文书送交受送达人所在单位代收，然后转交给受送达人的送达方式。转交送达有三种情况：1.受送人是军人，通过其所在部队团以上单位的政治机关转交;2.受送达人被监禁的，通过其所在监所和劳动改造单位转交;3.受送达人正在被劳动教养的，通过其劳动教养单位转交。代为转交的机关、单位收到诉讼文书后，必须立即交受送达人签收，并以其在送达回证上签收的时间为送达日期。
(六)公告送达
公告送达，是指法院以张贴公告、登报等办法将诉讼文书公诸于众，经过一定时间，法律上即视为送达的送达方式。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采用公告送达必须是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前五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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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送达时，才能适用的送达方式。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公告期满，视为送达。根据《意见》第88.89.90条的规定，公告送达，可以在法院的公告栏或受送达人原住所地张贴公告，也可以在有关报纸上刊登公告;对公告送达方式有特殊要求的，应按特殊要求办理。公告送达起诉状或上诉状副本的，应说明起诉或上诉要点、受送达人答辩期限及逾期不答辩的法律后果;公告送达判决书、裁定书的，应说明该判决或裁定的主要内容;属于一审判决的，还应说明当事人的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审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定期宣判时，当事人拒不签收判决、裁定书的，应视为送达，并将有关情况在笔录中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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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
立
行
使
职
权
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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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什
么
诉
讼
权
利
和
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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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高法〔2009〕129号 2009年4月28日)
为切实提高送达效率，充分发挥送达制度的积极作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我省法院民商事审判和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在民商事审判和执行工作中办理有关诉讼文书送达事务时，应遵循合法、便捷、有效的原则，正确处理好公正与效率、权威与便民、切实保障受送达人权益与有效规制恶意拒收文书行为之间的关系。
第二条 人民法院可安排专门机构或者人员负责送达事务。
对同期立案、当事人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案件，可集中送达有关诉讼文书。
第三条 国内民事诉讼文书的送达，应当以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为主，以留置送达、委托送达等其他方式为补充，以公告送达为最后手段。
第四条 人民法院知悉当事人联系方式的，可以通知当事人到法院签收诉讼文书。
第五条 定期宣判的案件，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未经许可中途退庭，或拒绝签收有关裁判文书的，定期宣判之日即为送达之日。
第六条 受送达人明确声明人民法院可以手机短信、传真或电子邮件等现代通讯方式送达诉讼文书，并指定相应手机号、传真号或电子邮箱的，人民法院只要确认已按声明的方式和指定的码址发出了相关诉讼文书，可视为送达。但确有证据证明受送达人因客观原因未实际接收到相关诉讼文书的除外。
受送达人未明确声明可以采用手机短信、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人民法院向受送达人的手机号、传真号或电子邮箱进行送达的，必须确认受送达人收悉才可视为送达。
确认受送达人收悉的情形包括：
（一）已经按照所送达文书的内容履行；
（二）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和其他场合提及了所送达文书的内容；
（三）确认收悉的其他情形。
采取以上方式送达的，应在案卷中记明，并做好相关材料的备份。
有条件的法院，可以建立短信、传真或电子邮件发送平台。
第七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受送达人的住所或其所提供的送达地址向其送达诉讼文书，但送达人员在其他场所会晤受送达人的，也可在该会晤场所送达。
不知受送达人的住所或者不能在其住所送达时，送达人员可在受送达人的居所（如暂住地）、从业场所以及法人的营业场所、办公场所、受委托的律师事务所等能够直接向受送达人或其指定代收人送达诉讼文书的地方送达文书。
受送达人或其指定代收人在以上场所拒绝签收文书的，可留置送达。
第八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第81条规定，义务签收人的范围主要包括：
（一）受送达人是自然人的，应当由其本人签收；如本人不在可交其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如本人是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应当由其法定代理人签收，法定代理人为多人的，可由其中一人签收；
（二）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其他组织的办公室、收发室、值班室等负责收件的人签收；
（三）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但受送达人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表明其诉讼代理人无权代为接收有关文书的除外；
（四）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
上述义务签收人拒收诉讼文书的，可以留置送达。
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法定代理人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负责收件的人是同一案件中另一方当事人或者有证据表明其不宜签收的，不适用前两款规定。
第九条 在直接送达有困难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将诉讼文书交付当地公安派出所、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组织等，或与受送达人有密切联系的人转交送达。经该公安派出所、基层组织或与受送达人有密切联系的人确认已将诉讼文书转交受送达人的，视为送达。
前款“与受送达人有密切联系的人”是指：
（一）受送达人是自然人的，包括其非同住成年家属、有辨别能力的同住人、受雇人、邻居、房主、出租人或居住地的物业管理部门等；
（二）受送达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其办公地点的其他有辨别能力的职员或雇员等。
受送达人的非同住成年家属、有辨别能力的同住人、受雇人、邻居、房主、出租人、居住地的物业管理部门或者法人、其他组织办公地点的其他有辨别能力的职员或雇员等是同一案件中另一方当事人或者有证据表明其不宜签收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条 送达人员应当在送达回证记明送达时间等事项，并交签收人签名、盖章或按指印。非本人签收的，应当载明其他签收人与受送达人之间的关系。
留置送达的，应当记明原因和经过。
第十一条 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商事诉讼文书，受送达人未在送达回证上签收但在邮件回执上签收的，视为送达，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二、送达地址确认书
第十二条 在当事人起诉或者答辩时，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其提供自己准确的送达地址，并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
送达地址确认书应当告知当事人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不准确、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或其所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的法律后果。
人民法院可以要求一方当事人提供对方当事人的送达地址或可能获得送达地址的相关线索（如要求离婚案件的一方当事人提供对方当事人亲属的联系方式），以便及时、有效实施送达。
第十三条 当事人将其诉讼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为其委托的律师事务所或者律师住所的，在当事人未书面通知法院解除该委托之前，法院依送达地址确认书的送达行为，对当事人有法律约束力。律师事务所或者律师拒收的，邮寄送达的以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直接送达的可适用留置送达。
第十四条 以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转入普通程序审理后，当事人原填写的送达地址确认书，可以继续适用。
送达地址确认书除适用一审程序外，当事人未明确声明适用范围或者未向法院告知其送达地址变更事项的，可继续在二审和执行程序以及该当事人同期在受理法院审理的其他案件中适用。
以上两款规定的事项，人民法院应当以送达地址确认书或者其他适当方式告知当事人。
第十五条 当事人确认的送达地址不便送达的，法院向送达地址确认书以外的地址也可以实施有效送达。
第十六条 当事人具有以下两种情形之一的，可推定为“当事人拒不提供送达地址”，并依据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十一条执行：
（一）受送达人的送达地址不明，但能通过电话等方式联系，其在法院电话通知后，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也不提供准确的送达地址的；
（二）受送达人在本案中不出现或者有意躲避的，但在法院同期审理的其他案件中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且不提供或确认送达地址的；
（三）在法院公告送达期间，受送达人向法院提出管辖异议或要求回避等书面申请，但又未明确提供送达地址的。
上述电话录音内容，送达人员应整理成书面记录。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由全体合议庭成员、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由独任法官及一名书记员签名后附卷。电话录音的原始资料应暂时予以保存，一审未上诉案件一般保存至上诉期满后六个月；上诉案件一般保存至该案二审宣判后六个月。
三、留置送达
第十七条 留置送达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送达人员有直接送达诉讼文书给受送达人的行为；
（二）受送达人或者义务签收人有恶意拒收的行为(如无正当理由拒绝签收、当场撕毁送达回证、否认自己是受送达人、送达人员表明身份后拒不开门等)。
第十八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若干意见》第82条规定，留置送达要求送达人员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代表到场见证。这里的“基层组织”，一般是指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但在人民法院送达人员邀请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作为见证人遇到困难的情况下，还可包括基层公安派出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人民调解委员会、司法服务所以及社区物业公司等。
上述组织是同一案件中另一方当事人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九条 见证人不愿签字证明的，送达人员可直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若干意见》第82条规定，由送达人员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时间和地点以及被邀请人不愿见证的情形，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应送达场所，即视为送达。
见证人拒绝到场见证或者送达人员找不到见证人的，送达人员可对受送达人或义务签收人拒绝签收诉讼文书的现场，以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予以固定，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应送达场所，即视为送达。但送达人员应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时间和地点，并把照片或录像资料存入卷宗；对情况紧急，不具备拍照或录像条件的，须由法院两名送达人员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时间和地点及相关情况，即视为送达。
四、公告送达
第二十条 公告送达应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的条件，即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公告送达，应当在案卷中记明原因和经过。
第二十一条 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是指除受送达人被宣告失踪、被申请宣告失踪外，送达人员按照原告提供的受送达人的地址通过直接送达等送达方式无法送达时，由受送达人住所地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证实，或以其他适当的方式证实，其已处于下落不明的状态。
第二十二条 受送达人下落不明需公告送达的，自然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或登记注册地在受理法院所在行政辖区的，按照以下原则处理：
（一）受理法院是基层法院的，可以在该法院公告栏张贴送达公告（如果受送达人是自然人的，应当同时在该当事人所在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物业小区等场所张贴送达公告），公告期满即视为送达；
（二）受理法院是中级法院的，除在该法院公告栏张贴送达公告外，应当同时在该当事人住所地辖区基层法院公告栏张贴送达公告，或者在该当事人所在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物业小区等场所张贴送达公告，公告期满即视为送达；
（三）受理法院是高级法院的，除在该法院公告栏张贴送达公告外，应当同时在《人民法院报》或者省级以上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刊登送达公告。
在当事人所在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物业小区等场所张贴送达公告的，应当张贴在上述场所的明显位置并以拍照的方式予以固定，照片附卷。
第二十三条 受送达人下落不明需公告送达的，自然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或登记注册地不在受理法院所在行政辖区的，除在该法院公告栏张贴送达公告外，还应根据受送达人住所地是否在本市（地级）、本省范围等情况，决定应同时刊登公告的公开发行的报纸的级别。
第二十四条 公告送达，应当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若干意见》第89条的规定公告相关内容。
第二十五条 在《人民法院报》或者其他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刊登送达公告的费用，由申请公告人预先支付。结案时，该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五、涉外送达
第二十六条 受送达人是外国自然人的，法院可以向其在我国领域内的居住场所、工作场所直接送达；受送达人不在，其同住成年家属签收的亦视为有效送达。但同住成年家属为同一案件的对方当事人或依照受送达人本国法律禁止这种签收方式的除外。
法院向外国自然人或其同住成年家属直接送达时，应当核对有效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以确认签收人的身份以及与受送达人的关系，并以复印、摘抄等方式固定上述证据。
第二十七条 受送达人是外国法人、其他组织的，法院可以向出现在我国领域内的该外国法人、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送达。送达时应当核对有效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以确认签收人的身份以及与受送达人的关系，并以复印、摘抄等方式固定上述证据。
外国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系指依照登记国法律或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包括且不限于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
第二十八条 外国受送达人或其义务签收人拒绝签收法院的送达文书时，可以适用留置送达。
第二十九条 涉外委托送达的方式包括并依次为依司法协助协定送达、依海牙送达公约送达和外交途径送达。当受送达人具备上述两种以上送达条件时，法院应按照顺序在先的方式向受送达人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当顺序在先的委托送达方式无法送达时，无需再采用顺序在后的委托送达方式，可直接采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送达方式。
第三十条 以司法协助协定、海牙送达公约或外交途径方式送达司法文书，如受委托的外国中央机关要求收取委托送达费用的，该费用应由申请送达人员预先支付。法院在首次委托送达司法文书时，可视情一并预收其他后续裁判、执行文书的委托送达费用(包括裁判、执行文书的翻译费用)。
第三十一条 当无法向外国受送达人在我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有效送达时，不能以此为由直接向该外国受送达人公告送达，而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规定的送达方式向该外国受送达人进行送达。
第三十二条 受送达人是外国公司的，法院可以通过该外国公司在我国领域内的子公司或其他参股公司转递司法文书。转递后外国公司签收该司法文书或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第十三条所列情形之一的，视为送达。
第三十三条 认定涉外案件中的外国受送达人下落不明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送达地址确为受送达人的住所地；
（二）有一种送达方式反馈其住所地无人接收(如委托送达回证上注明无法送达的原因是查无此人或已搬迁但不知迁往何处，或长期无人居住或无人办公，或邮寄送达被以查无此人而退回等)。
通过查询，发现在本省法院同一时期其他诉讼中显示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在认真核实的前提下，亦可作为认定在本案中下落不明的依据。
第三十四条 涉外公告送达的，应当在《人民法院报》或省级以上对外公开发行的报纸和案件受理法院公告栏同时刊登。
第三十五条 本意见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关于民商事案件诉讼文书送达问题的
若干规定（试行）》的说明
送达难一直是制约民商事诉讼效率进一步提高的瓶颈。根据高院党组的指示，高院研究室在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浙江省高级人民关于民商事案件诉讼文书送达问题的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
一、起草的依据
《规定》共36条。主要针对当前我省法院民商事案件送达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作出规定。有的问题在相关法律或者司法解释中已有规定，但散见于各法律文件中，《规定》予以集中明确；有的问题法律或司法解释规定较为抽象，有的并无明确规定，《规定》根据法律精神以及审判实践中的惯常做法，并借鉴兄弟法院尤其是上海高院的相关规定，提出了意见。对于其中可能涉及到突破法律或者容易引起争议的部分，《规定》已用黑体字标示出来。
二、关于送达方式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六种诉讼文书送达方式：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转交送达、邮寄送达、公告送达。为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员流动频繁的实际，《规定》增加了一些新的送达方式。
1、邮寄送达可与直接送达同等优先采用。主要是考虑到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对邮寄送达持相当肯定的态度。同时，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已在大量使用邮寄送达，整体效果也不错。
2、通知当事人领取诉讼文书。虽然司法实践中不少法院一直在使用这种送达方式，但现有法律并无明确规定。比较间接的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可以采用“简便方式”送达文书。《规定》将这种简便方式扩大到普通程序，主要考虑以下因素：一是送达的主要目的在于保障当事人的诉讼知情权、程序参与权等，其着眼点在于确保当事人知悉相关程序事项；二是从审判实践中的使用效果看，既实现了送达的目的，保证了送达的确定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矛盾；三是通知领取的方式在有些情况下对当事人更方便、快捷，更为当事人所乐于接受。
3、定期宣判时的送达。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定期宣判的案件，定期宣判之日即为送达之日。”《规定》将其扩大到普通程序，是因为普通程序在这一点上与简易程序并无本质不同，可类推适用，但为审慎起见，《规定》将适用范围限制在当事人恶意回避诉讼或者恶意拒领文书的情形，包括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未经许可中途退庭，或拒绝签收有关裁判文书。
4、以手机短信、传真或电子邮件等现代通讯方式送达诉讼文书。最高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对此作了规定。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送达，对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和降低邮寄送达的成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考虑到该送达方式具有不稳定、证据难固定等特点，在具体运用时应注意：首先，要区分不同情形，作不同处理。一是受送达人明确声明可以采用现代通讯方式送达，并指定相应号码或邮箱的，采取“发出主义”（即人民法院只要确认已按声明的方式和指定的码址发出了相关诉讼文书，可视为送达）；二是受送达人未明确声明可以现代通讯方式送达，人民法院向受送达人的手机号、传真号或电子邮箱进行送达的，则采取“知悉主义”（即必须确认受送达人收悉才可视为送达）。以下情形推定为“确认受送达人收悉”：已经按照所送达文书的内容履行；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和其他场合提及了所送达文书的内容；确认收悉的其他情形。
其次，采取现代通讯方式送达时，如确有证据证明受送达人因客观原因未实际接收到相关诉讼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再次安排送达，以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再次，采取这种方式送达的，应在案卷中记明，并做好相关材料的备份。
最后，相关法院可建立短信、传真或电子邮件发送平台。
三、关于送达场所
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以当事人的住所地，如自然人的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法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送达地的立法模式。但随着城市的动迁以及人口流动频繁，造成我国现行的户籍登记和工商登记材料无法准确反映当事人的实际住所地。民事诉讼法现有规定给法院送达工作带来了很大的现实困难。审判实践中不断增多的公告案件一定程度与此有关。《规定》参考国外立法例和我国审判实践已经有所变通的做法，对送达场所作了较大扩展，即除受送达人的住所或其所提供的送达地址外，还包括受送达人的居所（如暂住地）、从业场所以及法人的营业场所、办公场所、受委托的律师事务所等能够直接向受送达人或其指定代收人送达诉讼文书的地方，以及送达人员在送达过程中会晤受送达人的其他场所。受送达人或其指定代收人在以上场所拒绝签收文书的，可留置送达。
四、关于义务签收人
《规定》对现有比较分散的规定作了集中明确，以利于审判实践中掌握。在尊重现有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两点规定：一是将适用留置送达的主体扩大到受送达人以外的其他义务签收人；二是对其他义务签收人存在利害冲突或有证据表明不宜签收的，规定了除外情形，即不能向其送达诉讼文书。
五、关于转交送达
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转交送达”，只限于军人或被监禁、被劳动教养的人。《规定》对此有所扩展，即可以由以下两类主体转交送达：一是公安派出所、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组织等基层单位；二是与受送达人有密切联系的人（受送达人是自然人的，包括其非同住成年家属、有辨别能力的同住人、受雇人、邻居、房主、出租人或居住地的物业管理部门等；受送达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办公地点的其他有辨别能力的职员或雇员等。）当然，这些受托转交送达的主体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转交送达主体是有一定区别。后者是负有法定义务的单位，前者则以受委托主体的自愿为前提。
为了避免争议，《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了转交送达的生效时间，即“经该派出所、基层组织或与受送达人有密切联系的人确认已将诉讼文书转交受送达人的，视为送达”；第三款规定了除外情形，即“受送达人的非同住成年家属、有辨别能力的同住人、受雇人、邻居、房主、出租人、居住地的物业管理部门或者法人、其他组织办公地点的其他有辨别能力的职员或雇员等是同一案件中另一方当事人或者有证据表明其不宜签收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六、关于送达地址确认书
实践证明，送达地址确认制度，是缓解送达难的一项有效措施，也是有效发挥邮寄送达功能的制度基础。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制度的积极作用，《规定》作了以下规定：
1、扩大送达地址确认书的适用范围。一是在简易程序中确认的送达地址，当该案转为普通程序后可继续适用；二是送达地址确认书适用于一审、二审和执行程序，以及该当事人同期在受理法院审理的其他案件。制度依据和理论基础：⑴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首次明确规定了送达地址确认书制度；⑵最高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三款（“当事人在第一审、第二审和执行终结前变更送达地址的，应当及时以书面方式告知人民法院。”）、第十一条（“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受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⑶当事人应依诚实信用原则参与诉讼的法理。审判实践中，存在当事人在对其不利的一审裁判提出上诉后，又拒不接收法院按一审确认的送达地址送达的各类司法文书，以借机拖延诉讼，转移资产、逃废债务的情形。另外还有的当事人同一时期参与了多起诉讼，在对其有利的案件审理中积极提供了送达地址确认书，而在同期审理的对其不利的其他案件中却不予应诉或者拒绝提供有效的送达地址，以规避法律或者拒绝履行相应义务。送达行为的本质是使当事人及时知晓相关诉讼事项，以便当事人积极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在当事人已明确知悉相关诉讼事项的情况下，仍恶意拒绝参与诉讼，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2、向送达地确认书以外的地址送达诉讼文书，义务签收人签收的，视为有效送达。通常情况下，当事人确认的送达地址，法院可实施有效送达。但有的当事人为规避法律、拖延诉讼，故意填写不方便送达的地址。规定送达地确认书以外的地址也可以实施有效送达，将有助于减少类似情况的发生。
3、采取推定方式扩大“当事人拒不提供送达地址”的范围。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审判实践中有几种比较常见的恶意回避诉讼的行为，一是受送达人留有电话等联系方式且与其联系能确定身份，但拒绝提供有效地址、拒绝签收文书材料或者虽承诺签收但屡次无故拖延；二是受送达人在本案中一直不出现或者有意躲避的，但在法院同期审理的其他案件中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却不提供或确认送达地址；三是部分被公告送达人在知悉相关诉讼事项后，不是积极参与诉讼，而是恶意提起无任何事实依据的管辖异议或者回避申请，且故意不提供有效的送达地址，以达到拖延诉讼的目的。针对这些情况，为减少不必要的公告送达，提高审判效率，本规定第十六条将这三种情形推定为“当事人拒不提供送达地址”。如此，法院可以根据最高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十一条规定送达，而不必采取公告送达。
七、关于留置送达
民事诉讼法对留置送达的现有规定存在适用条件过于严格、场所过窄、见证人要求高等问题，《规定》作了一些变通：
1、放宽留置送达的适用条件。即只要当事人存在恶意拒收文书行为的，就可以留置送达。《规定》列举了实践中比较常见的一些恶意拒收行为，如当场撕毁送达回证、否认自己是受送达人、送达人员表明身份后拒不开门等。
2、扩大见证人的范围。法律规定见证人的本意在于证明送达行为的规范性。依据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的规定，见证人的范围包括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代表，但对“基层组织”这一概念均未作出解释，以致基层组织的界限难以把握。《规定》第十八条依据实践中的惯常做法，对其范围作了适当扩充，即“一般是指村委会或居委会，但在人民法院送达人员邀请村委会或居委会作为见证人遇到困难的情况下，还可包括基层公安派出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人民调解委员会、司法服务所以及社区物业公司等。”
3、对见证人不配合或者无见证人等情况作变通处理。见证人不愿签字证明的，送达人员可直接依据最高法院《若干意见》第82条规定，由送达人员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时间和地点以及被邀请人不愿见证的情形，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应送达场所，即视为送达；见证人拒绝到场见证或者送达人员找不到见证人的，送达人员可对受送达人或义务签收人拒绝签收诉讼文书的现场，以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予以固定，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应送达场所，即视为送达。但送达人员应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时间和地点，并把照片或录像资料存入卷宗；对情况紧急，不具备拍照或录像条件的，须由法院两名送达人员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时间和地点及相关情况，即视为送达。
八、关于公告送达
公告送达作为一类重要的送达方式，但现行法律规定比较简约，审判实践中在适用公告送达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对“当事人下落不明”认定过宽，公告送达过多；公告形式过严，成本与效益不对称；公告内容过于简单，不符合法律规定；国务院诉讼收费办法出台后，公告费用负担不明等，导致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和司法效率的降低。为此，《规定》作了以下规定：
1、对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认定作适当限定。实践有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不区分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送达不能，但凡无法顺利送达的，便往往定性为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继而将一些并不复杂、疑难的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大大延长了审理时间，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降低了司法效率；二是过于听信公告申请人(一般为原告)所提供的受送达人的地址，在申请人基于个人利益瞒报或虚报受送达人地址时，往往会侵害受送达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因此，《规定》一方面对受送达人下落不明作适当界定，另一方面通过推定扩大“当事人拒不提供送达地址”的范围，将部分恶意回避诉讼的情形排除在公告送达范围之外，以减少不必要的公告。
2、适当放宽公告形式要求。考虑到公告的实际告知效果，以及在《人民法院报》刊登公告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和经济成本，为提高司法效率、降低当事人诉讼负担，根据不同情形选择不同公告形式，不一定要采取报纸公告形式。
3、规范公告内容。针对实践中公告内容过于简单的问题，要求严格按照最高法院《若干意见》第89条的规定公告相关内容。
4、规定费用负担。依照2007年4月1日起施行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六条和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告费用不属于诉讼费，人民法院也不得代收代付。因此，公告费用由何方预先支付以及由谁最终承担，审判实践中不无异议，对此本规定规定了由申请公告人预先支付、败诉方承担的原则。
九、关于涉外送达
为规范涉外民商事诉讼文书的送达，进一步缩短涉外案件审理周期，《规定》在总结实践做法和借鉴上海高院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对涉外送达作出了一些细化规定。
1、向出现在我国领域内的外国自然人的送达。最高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对于外国受送达人及其义务签收人在我国领域内出现时，规定可以直接送达，但对于直接送达的场所未作明确规定。实践中，外国自然人在我国领域内有固定的住址或成年家属同住的情况不断增多。《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的原则，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最高法院《若干意见》第81条，向出现在我国领域内的外国自然人的送达作了一些变通规定。在适用时应十分谨慎，注意核对签收人的身份及与受送达人的关系，并固定相应证据。
2、向出现在我国领域内的外国法人、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的送达。最高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对于外国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出现在我国领域内规定了可以向其直接送达。对于法定代表人，世界各国法律的规定不同，有的规定董事长为唯一的、当然的法定代表人，也有的采多元化标准。实践中还发现不少外国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不一定需要办理法定登记，而是在发生纠纷后，才由公司董事会决议确定一名董事为诉讼期间的法定代表人(法人代表)。因此，《规定》对外国法人法定代表人的范围采取列举方式作适当扩张，力求在相关法律规定范围内尽可能地增加送达的成功率。在适用时也应十分谨慎，注意核对签收人的身份及与受送达人的关系，并固定相应证据。
3、转递送达。随着我国投资领域的逐步开放，外国公司在我国领域内设立子公司或成为国内公司的参股股东的情况日益增多。为提高送达效率，实践中，已经有法院开始尝试通过外国公司在我国领域内的子公司或其它参股公司转递司法文书，并取得较好效果。但应注意使用这种送达方式，应当在受送达人确认后始发生送达的效力，确认的方式包括直接签收或虽未签收但符合最高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第十三条所列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