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道教研究综述

我国道教研究综述（共4篇）

我国道教研究综述 篇1

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 《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 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 《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 王光德、王忠人、刘红、周耘、袁冬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项研究成果反映出当今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教不独为汉族所有，除汉族外，分布于中国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的22个民族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据覃光广等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北京中央民族学院，1982年版)提供的资料反映出，在满、朝鲜、蒙古、达斡尔、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壮、瑶、仫老、纳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个民族中，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对云南的彝、白、瑶、纳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乐文化的影响尤为广泛。

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与汉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不尽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与汉族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产物，既蕴涵着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质，也不乏汉族传统文化风貌，内涵甚为丰富，颇具学术研究价值。

但与汉族地区的情况相比，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却显得比较薄弱，开始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区特有的具道教性质和色彩的洞经音乐。就笔者目前所知，有关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调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对昆明、下关、大理、丽江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调查的起因是：当时传闻丽江保存有宋词乐调。于是，在云南省委有关部门领导下，由曹汝群、周咏先、黄林、和鸿春、倪立跟等五人组成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于1962年9月中旬赴丽江进行调查，经反复搜寻查找，初步证明此传说实属讹传。转而他们确定以丽江四个古老乐种之一的洞经音乐作为进一步探寻宋词乐调的主要对象，并相继对丽江、下关、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经音乐作了较深入的调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们分别撰写了《关于宋词乐调的调查报告》和《丽江、下关、大理、昆明洞经音乐调查记》(注：参见周咏先、黄林《洞经音乐调查记》 载《民族音乐》1983(2)，页78)。作为该次调查地之一的丽江是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则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县(现已与下关一起合为大理市)之一，因此，该调查组对丽江和大理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可视为有关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早调查。从起因看，这实为学术界一次“无心插柳”的对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初调查。

此后，有关调查和研究停滞至80年代初，才见有相关文章发表，上述调查所写的《丽江、下关、大理、昆明洞经音乐调查记》在初稿完成后更名为《洞经音乐调查记》(注：见《民族音乐》1983(2)，页78――96)。该文结合丽江、下关、大理、昆明四地洞经音乐的有关情况，以文字形式介绍了洞经音乐的曲调、洞经乐队和洞经概况，并对洞经的历史源头和“谈经”等进行了探讨。此外，最为突出的是，该文的注释中辑录了有关文献、笔记等对洞经的记载，附录中有洞经的重要书目。这是该文有别于其它洞经音乐文章的最大特色，亦为其最有价值之处。总的来说，该文不失为初步了解洞经音乐的好资料，但作为调查记，甚感其记实性不强，而从对丽江和大理的洞经音乐的介绍来看，该文对这两地的洞经乐队特别是大理的洞经乐队只略有涉及，因此，该文不是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和大理白族洞经音乐的专门介绍或研究文章，只是人们认识汉族和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开端。

80年代中后期以来，有关洞经音乐的调查和研究逐渐增多，专门介绍和研究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文章时有出现。这些发表的有关文章主要涉及白族和纳西族的洞经音乐，其中有关白族洞经音乐的主要有李崇隆和熊中流等调查、宋其华执笔整理的《元江白族洞经简述》(注：见《民族调查研究》1987(1)，页49――50)，文中简略地介绍了云南元江县因远区白族洞经音乐的运用、曲名、乐器等，是目前所见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专门介绍白族洞经音乐的文章。之后，《大理洞经古乐》和《白族音乐志》相继出版(注：《大理洞经古乐》 下关文化馆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白族音乐志》 伍国栋主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出版)，前者是一本洞经音乐曲谱集，辑录了270余首大理洞经乐曲;后者有白族洞经音乐的志略式介绍。而见于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专门论述纳西族洞经音乐的文章是崇先的《丽江洞经音乐初探》(注：见《民族艺术研究》1989(1)，页32――39,31)，该文从历史概况、乐曲种类、音乐特点、乐队组织、音乐传承等方面初步探讨了纳西族洞经音乐。继之，有杨曾烈的`《丽江洞经音乐调查》、何青的《云南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桑德诺瓦的《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的传说、曲牌及形态》等文先后见于发表(注：杨曾烈《丽江洞经音乐调查》 载《丽江文史资料》1990第九辑，页114――138;1991第十辑，页30――47 何青《云南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 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2)，页60――63 桑德诺瓦《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的传说、曲牌及形态》 载《民族艺术研究》(2)，页17――25)。其中桑文通过传统称谓及其异变、民间传说、丽江洞经音乐溯源、丽江洞经音乐的分类及曲牌等方面的论述，揭示了汉文化对纳西族洞经音乐的深远影响，从而补证了纳西文化具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特征。此外，现任教于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的李海伦(Helen Margaret Rees)博士，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就读时，于1989年至1993年期间先后三次赴丽江，对纳西族洞经音乐等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实地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纳西族洞经音乐进行了研究，最后以“音乐变色龙”(A Musical Chameleon:A Chinese Repertiore inNaxi Territory)为题，于1994年完成其博士论文。作为首位系统研究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西方学者，她与其他研究纳西族洞经音乐的中国学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并非仅从纳西族洞经音乐的历史源流、曲目、乐器与乐队、表演方式等入手进行研究，而是将纳西族洞经音乐置于丽江的民族、政治、社会和经济历史，丽江纳西族音乐世界，云南的洞经音乐及洞经会等较广泛的背景中进行系统研究，探寻了纳西族洞经音乐与汉族音乐文化的关系及其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关系。

尽管学术界对白族和纳西族的洞经音乐研究已有了一定成果，但这尚不足以全面认识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洞经音乐虽然具有道教性质和道教色彩，而且是云南白族等少数民族道教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道教科仪音乐。在民间，它多以洞经会谈演洞经的方式存在或其他方式存在，不完全等同于道教音乐，况且洞经音乐亦非所有少数民族道教音乐的组成部分。要真正认识和了解

我国户籍制度研究综述 篇2

许衍树法学0902学号：120910221

1摘要：我国户籍制度在初期对保障新生政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我国原有户籍制度出现了各种问题，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国的户籍制度。本文主要阐述了我国户籍制度发展始末；论述了我国当今户籍制度面临的问题；并简要介绍了各方对我国户籍制度的看法；分析了我国户籍制度今后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户籍制度发展始末问题看法发展方向

一、引言

户籍制度是一项基本的国家行政制度，现代户籍制度是国家依法收集、确认、登记公民出生、死亡、亲属关系、法定地址等公民人口基本信息的法律制度，以保障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本文主要阐述了我国户籍制度发展始末；论述了我国户籍制度面临的问题；并简要介绍了各方对我国户籍制度的看法；分析了我国户籍制度今后的发展方向。

二、我国户籍制度发展始末

我国户籍制度自古有之，在此只列出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迁：

1954年，中国颁布实施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1955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城市、集镇、乡村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度，开始统一全国城乡的户口登记工作。

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在事实上废弃了1954年宪法关于迁徙自由的规定。

1985年7月，公安部又颁布了《关于城镇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农转非”内部指标定在每年万分之二。同时，作为人口管理现代化基础的居民身份证制度也在同样的背景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5年9月宣布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终于使户籍制度做出了相应的初级改革。

1997年7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规定试点镇具备条件的农村人口可以办理城镇常住户口。标志着小城镇户籍制度取得突破。

2001年3月30日，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将国内户籍制度向前推进了一步。

三、我国当今户籍制度出现的问题

1、削弱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及人才市场。

2、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对农业现代化及农村人口的转移形成体制性障碍。中国大量的农村人口需要转移，但事实上进城限制却没有从根本上放松。

3、遏制了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大量城市务工农民，连基本的生存条件及安全感都没有，身份不明工作不稳，城市需求及消费畸形发展。

4、加剧了城乡割裂，阻碍了城乡统筹，加剧了社会分化。与住房、消费如购车、教育、社会保障等利益直接挂钩，不同的户籍有不同待遇，不仅人为地把本应平等的身份划分为三六九等，而且加大了贫富差距。

5、户口登记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和在国内的自由迁徙，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由此生成，造成了城市和农村的不平等。

四、各方对我国户籍制度的看法

刘清（山东大学硕士）：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实行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而实行这一变革有着多重价值取向：在道义和理念的层面上，是对人的基本权利——居住和迁徙自由、择业自由的重新肯定；在国家发展战略上，要为推进“十五”纲要的城镇化发展战略提供制度保证，让人们的迁徙、移居自由取决于更市场化的城市管理制度。

王海光（中央党校教研部）：21世纪以来，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新进展，大大推动和加快了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也暴露出了在消解城乡二元社会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需要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继续深化改革。这是一个整体推进、城乡联动、逐步剥离附着利益的配套改革过程。

杨鹏程（南京审计学院经济学院）：我国现阶段的户籍制度改革存在城市倾向明显、缺乏坚实的法律支撑、户籍松动与人口流动方向不一致、配套措施不完备等缺陷，导致户籍制度的改革目标难以实现。只有采取标本兼治的综合措施，整体推进户籍改革，才能打破城乡分割的户籍壁垒，实现公民的自由流动和迁徙。

我的看法：中国的户籍制度在以前充分发挥了它自身的作用，有利于新生政权的巩立，但现今时代变了，社会形势不同，应该积极主动应时而变，不应故步自封，顺应时代潮流，敢于创新，用于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发展自己。

五、我国户籍制度今后的发展方向

1、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措施，确立科学的户籍管理理念与制度，稳步推进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构建城乡一体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机制。

2、加强户籍立法建设。通过统一立法，规范户口管理。为保障公民在法治基础上的迁徙自由确立一个法律制度的框架、大力张扬户籍制度改革对推进民主化进程的意义。提高全民的公民意识和平等意识。做到不仅在制度上而且在思想上解放农民，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建立以法制加市场的调节机制，处理好平等、效益、稳定三者关系，通过科学地设置门槛，促进人口的合理流动。

3、建立由户口登记、身份证管理等制度构成的，以现代科技装备起来的科学的人口管理系统。实现静态管理向动态管理的转变、把户籍制度改革同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各项社会改革结合起来。推动土地制度的创新．以城镇为基础，通过地区统筹，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新体系。

六、结语

每一个事物都有两面性，有优点也有缺点，在不同的时期都展现出不同的一面，关键在于决策者怎么样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我国户籍制度也是如此，每个时期展现出不同的一面，在当今已出现大量问题，怎么样让它走上正途，这需要我们的领导人正确的决策。改革事在必行。只有改革才能让户籍制度焕发青春。对改革我们要报以信心，支持改革，让户籍制度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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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贫困成因的研究综述 篇3

关于我国城市人口贫困成因及对策的研究综述

摘要：

贫困问题作为各国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其研究额历史已有几百年之久。而前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农村贫困展开，很少关注到城市人口的贫困问题。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特别是最近几年，由于下岗、失业人数不断增多，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起来。本文所指的贫困是温饱型贫困，即人的基本生存条件（衣、食、住、行、医、教等）的缺乏。本文由城市人口的结构分布、贫困的范围，深入分析了城市人口贫困的成因，并根据成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便更好地解决我国的贫困问题。

关键词：城市人口，贫困，特征，成因分析，对策

一、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结构分布

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结构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型：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文化程度和从业结构。

(1)年龄结构

在城市贫困群体中，不同年龄阶段的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贫困。其中，高龄特困老年人的比例大大高于低龄特困老年人。据一项调查结果表明，500名城市特困老年人平均年龄为76.2岁，其中60～70岁的占15.8%；70～80岁的占32.4%；80岁以上的占51.8%。这是由于在退休后的老年人中，一方面，低龄老年人往往能够从事一定的再就业活动，从而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从时间上说，由于工资调整及通货膨胀等因素，退休时间越早，退休金水平越低，尽管政府给予了一定的价格补贴，但从总体上看，退休金的增加幅度低于物价与工资的变化幅度，这样，退休年份越早，老年人退休金的工资替代率水平就越低。所以，在年龄上，必然会呈现出年龄越增长，低收入的特困老年人的比重就增加。此外，由于物价上涨，一些依赖退休金的老人也处于相对贫困状态。

(2)性别结构

在城市贫困人口中，女性贫困人口的比例往往高于男性。据全国各地对失业下岗职工调查显示，在下岗职工中女性一般超过50%，在纺织行业甚至达到70%以上。而从老年人总体上看，女性老年人的退休金收入水平普遍低于男性老年人；即使是女性老年人再就业的收入水平也普遍低于男性老年人。而在特困老年人中，女性老年人的比例也高于男性老年人。在无收入老年人中，女性比例高达89.3 %；而在低收入老年人中，女性老年人85.4%。不难看出，在低收入的老年人群体中，女性老年人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老年人。这不仅是女性老年人中存在的问题，而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就业者中，这种男女收入上的差距，也是普遍存在的。

(3)文化程度

据全国各地对失业和下岗职工调查表明，下岗职工文化程度普遍低下，初中和初中以下的至少占60%。另据昆明市1997年对数十个国有企业13785名下岗失业职工的调查显示，小学、初中、高中学历的各占14.7%、44.7%和30.6%，大专以上学历的仅占10%。（注：该数据摘自《昆明市总工会关于市属企业下岗职工及再就业的调查报告》）。

(4)从业结构

在不同的行业存在不同的收入差距，这是无可非议的，而在同一行业中，同样存在由于从业者角色不同，而导致的收入差距。以一组数据为例：1994年企业管理人员平均工资为6737元，国有经济单位职工平均工资4141元，两者相差2596元，其中处级管理人员比职工平均工资高4577元，科级高3399元，科员高2044元；与集体经济单位企业平均工资3212元相比，则总计平均高3525元，其中处级高5506元，科级高4328元，科员高2973元。1996年国有经济单位经营人员收入为5519元；集体经济单位为16248元；其他经济单位为51129元；而同期其相应的职工收入为6280

元；4302元；8261元；两者相差分别为：2.5倍；3.8倍；6.2倍。由此可以得出，在企业管理人员的工资收入明显高于职工工资收入，两者差距接近40%。（注：于祖尧主编《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个人收入分配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版。）

在个体和私营企业数量多的地区，私营企业主与雇工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悬殊，而且随着雇工人数的增加，其收入差距也相应拉大。雇工规模在10～30人，雇主与雇工的收入差距在15～40倍；31～50人的差距在40～70倍；51～100人的差距约65～130倍。（注：于祖尧主编《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个人收入分配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版。）据浙江省温州市的一项调查，在一般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21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79倍。（注：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在国有、集体、还是其他经济单位，在同一行业中，由于其职位不同，或扮演的角色不同，也会致使收入差距拉大，进而导致贫困产生。

二、我国城市人口贫困的范围

城市贫困人口主要包括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和低收入的贫困人口。目前主要包括以下三类人群。

第一、以老弱病残和“三无”人员为主体的城镇脆弱者群体。这是目前城镇居民中最困难的群体。包括无固定职业、无固定收入、无生活来源的城镇居民；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扶养或赡养人的老弱病残孤等城镇居民；退休人员群体，以及政府管不上，企业靠不上，家庭顾不上的“三不管”人员群体，如失业期满而无法重新就业者，已领失业保险而不能保障家庭基本需求者，没有参加失业保险或不够失业保险条件而生活困难者。

第二：下岗、失业人员群体。这是目前我国城镇贫困人口中最为集中，最引人注目的群体，是城镇贫困人口的主体。另外还有一部分群体属于隐性失业者，如企业效益差或亏损企业，长期拖欠职工工资，或职工长期拿不到全工资，仅靠企业所发的微薄生活费维持生计。如果再考虑他们所赡养的人口，则贫困人口还要增大。

第三：城镇外来“打工仔”群体。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城乡差别的利益驱动，使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镇，加之现行户籍制度的限制，外来劳动力在当地城镇很难受到平等对待，他们在入户、入单、购房、就业等许多方面受到各种人为的限制。

三、城市人口贫困的成因分析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出现的原因，一是企业方面的因素，二是家庭方面的因素，三是国家政策方面的因素。

第一，企业方面：目前亏损和双停企业主要集中在：①军工企业，由于历史原因，它们大多地理位置差，产品特殊，进入市场相对困难，转产难，经济效益普遍差，亏损严重，资产负债率高。②轻工、纺织、机械、建筑、煤炭等企业，由于受市场竞争冲击，这些企业被一些无负担，又具有强烈的市场竞争机制和适应能力的企业，个体和私营企业所冲击，加之企业本身人口多、负担重、设备老化、原有体制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改制难度大，导致企业的生产经营极度困难，处于停产、半停产、破产、倒闭的状态。③另有一些中小企业，由于企业领导人经营决策失误，重复投资，管理差，经营不善，加之一些领导人滥用权力，以各种方式贪污、侵吞企业资产，导致企业破产。

现阶段，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亏损、双停企业和破产倒闭企业中，因此，企业效益下降，亏损增大，破产倒闭是城镇贫困人口形成的最直接原因。工资性收入是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职工的最主要来源，一旦工资得不到保障，生活就难以为继，而且下岗、失业人员群体的出现，加剧了城镇贫困人口的增加，成为贫困人口的主体。

第二，个人和家庭方面的因素对城市贫困有重要影响。在亏损和双停企业中，特别是那些煤炭、轻工、纺织等行业常常是一家几代人在同一企业工作，拖欠工资对这类职工家庭影响更大，其生活尤为困难，甚至出现因生活无法维持而吃野菜、捡破烂、卖血等现象。不难理解影响城镇贫困的个人和家庭方面的诸多因素，如家庭规模、家庭年龄结构、劳动适龄人口的文化素质、专业技能、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就业者的身份（全民、集体、个体等），职业性质（固定工、临时工）、职工种类、行业、就业者的平均收入等等。

就贫困结构看，人口越多，就业人口越少的家庭，其贫困程度远高于其他家庭，换句话说贫困率与家庭人口成正比关系。未成年人和老龄人多的家庭，会使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增加，从而加重了家庭的生活负担。家庭适龄人口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也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家庭劳动者的文化素质低，无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其择业渠道狭窄，即便就业也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作业、收入较低，相反，文化素质高，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家庭成员极容易找到工作，且收入也较高。第三，客观政策因素影响。宏观政策对城镇贫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社会保险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就业政策和物价控制。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在一是社会保障能力滞后，目前的社会养劳和失业保险主要集中在城镇，但由于各地劳动保险部门普遍采取的是统筹费用差额收缴和差额拨付的方式，因而普遍存在企业拖欠或无力支付职工的全额退休金的现象。现阶段的社会保障不仅覆盖面小，而且对贫困户救助的能力十分薄弱。二是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滞后。我国许多地区现有的城镇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是一种多部门交叉分管、企业自管、条块分割的分散管理体制。劳动、人事、财政、卫生、保障等部门及一些行业主管部门都参与管理，但缺乏一个综合协调部门来统一组织和领导。尤其是随着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应亟待建立相关的制度加以规范。

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尚不高，可供分配的资源还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人们收入差距的全面扩大，高收入阶层的形成，必然会导致一部分人收入低下和贫困。

我国的劳动就业制度改革严重滞后。地区性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造成了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镇，而在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低，还不能有效吸纳外来劳动力的情况下，必然会产生大量的城镇贫困人口。同时，传统的“低工资、高就业”的就业体制已无法发挥原有的作用。国家对新增剩余劳动力难以全面安置，由于没有收入来源，使一部分人生活陷于贫困。

在通货膨胀条件下，人们高水平的消费中，需求得到低水平的满足，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绝对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由于日用消费品中的食品类占更大比重，导致城镇贫困户食品类开支的增大，贫困问题更为突出。

四、解决城市人口贫困问题的对策

城镇贫困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对此更应给予相当的关注和帮助。由于城镇贫困因素是多方面的，这些因素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因此，需要从多角度，多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

1、大力实施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证城镇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项宠大的系统工程，决非短期内能完成。所以，为贫困者提供直接的生活保障，是短期内改善贫困者生活状况的有效手段。在实行了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同时，形成以财政投入为主体，以社会捐助为补充的贫困补给制度，采取发放救济款、救济物、食品券等形式。建立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为重点，以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和补充的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明确国家、用人单位和职工的权利与义务，规范三者共同筹措的保障金，使养老、医疗、下岗、失业都有社会保障，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得到应有的补偿，逐渐解脱贫困。

2、转变观念，立足劳动就业制度改革，解决好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在为贫困人口提供直接生活保障的同时，应加强对城镇贫困人口的发展援助力度，努力增加就业，提高贫困者的自身发展能力。发挥居委会、街道办的积极作用，再就业应优先考虑贫困户，尽可能给予优惠条件。再就业办公室或再就业服务中心应积极鼓励贫困者自谋出路，充分发挥其特长。条件许可时可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贫困者参与建设，以扩大收入来源，也可发展社区服务等第三产业，拓展就业渠

道，扩大就业面。形成一个以政府引导，职工自主选择和自求发展为主，个体和私营企业为补充的再就业体系，从而最终解决其生活贫困问题。

3、建立相应的就业培训引导机制，培养和提高贫困人口的专业技能和文化水平，提高他们的择业观念、竞争上岗能力和适应能力。要着力提高贫困家庭成员的文化素质，包括学生上学，就业者的岗位技术培训等，提高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增强自身脱贫致富能力。有关部门应根据择业实际组织贫困人口进行相关的培训，并引导他们实行跨系统，跨行业就业，鼓励他们到非公有制就业，以达到劳动力资源的优势互补和自由流动。

4、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高企业效益，妥善安排下岗分流人员。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就是让亏损企业起死回生，重新焕发生机，让微利企业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提高经营效益。由于亏损企业境况不同，就必须充分考虑职工群众的承受力，考虑到政策的连续性，顾及到企业历史形成的困难。政府部门应对困难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给予更多、更实在的关心和支持，在涉及到有关经济政策、贷款、债权债务清偿等诸多问题上，应充分发挥行政职能作用，为企业排忧解难。

5、严格控制市场物价大幅度上涨。市场物价是人民群众密切关心的问题，物价上涨，导致人们的预期收入下降，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严重时会使居民恐慌，抢购风潮席卷而来，对社会安定构成威胁。据统计，物价涨幅超过10％，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将受到很大影响，对贫困家庭影响更为严重。因此，在物价政策上，要兼顾贫困人口的承受能力，以保证价格变动不会使贫困家庭的生活水平下降，与此同时，应加强市场物价管理，防止乱涨价、欺诈行为等。

五、总结

城市贫困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该予以足够重视。一方面，它会造成劳动力资源浪费和GDP的损失。无业所导致的贫困，实际上是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不能被开发利用。劳动力资源与一般的物质资源不同点在于其不能被储藏，且可开发利用的时间约为30-40年，不及时开发利用不仅会浪费这一宝贵的资源，而且，为维持劳动力资源的生存，还可能要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城市贫困问题的存在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加会拉大收入差距，引发一些社会问题，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同时，贫困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增加，不仅会影响该群体的消费，还会影响其他群体的消费预期，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

所以提出解决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要“两手抓”：一手抓生活保障，另一手抓促进就业。促进就业是积极的、根本的脱贫手段。对贫困的无业人员来说，生活的压力使他们再就业的积极性高过其他群体，在享受“低保”与就业之间，他们宁愿选择后者。因此，城市政府要重视为贫困人口主动参与反贫困创造条件，并采取积极的就业政策，帮助城市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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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文献综述 篇4

李智事业11-1201105002807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日益暴露出其弊端,未能在改革中充分发挥其“安全网”和“稳定器”的作用,延缓了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阻碍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农村城市化的进程等,进而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关键字：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研究

社会保障制度是关系着全体人民民生问题的大事，受到广泛关注。继2008年新农合被写入社会保险法(草案)医保专章，新农合在我国社保体系中真正确立了合法地位之后，在北京闭幕的全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会议决定在2009年的10月1日以后正式试点推行新农保，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为农村居民提供老年基本生活保障，是国家朝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重大步骤，也是中央又一项重大惠农政策。响应中央会议精神，我国各个省市也都相继推行新农保改革新举措。如广东省计划3年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山西发布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指导意见。山东省首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养老金在寿光发放。广东首个城乡养老保险一体化试点在惠州启动，参保补贴一视同仁。回顾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引发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上的太多探讨与研究，今天终于在实践中得到了尝试，也很值得理论界追溯和总结。

我国学者对于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而展开的，从中国期刊网上对有关社会保障问题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见下表)，在中国期刊网上以社会保障为篇名的文章在模糊查询的条件下，研究数量在逐年增加。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3年开始了大规模系统的研究，文献数量直线上升，2005-2006年间增幅最大。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确立了“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方针。在城镇化过程中引发了大量的征地问题、失地农民问题、进城农民工问题以及改革过程中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学者们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在2003年研究成果较前一年增长了78.5%。2005年，随着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围绕着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等研究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

我国经济总量跨越式提升的同时，社会分配的均衡问题、公平问题也日益凸显。在这种背景下，效率与公平关系的问题被重新探讨，改革开放的成果由全社会共享的惠民措施不断出台，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均衡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压器，社会公平视角下的社会保障制度问题研究随之升温。

从归纳和总结以往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从内容上看，这些研究涵盖了社会保障体系的方方面面，有的甚至具体到了实施细节。而从整体上对这些内容分类，共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从城乡两个维度对社会保障总体状况的研究

通览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文献，学者们分别从整体上和城市与农村两个维度对我国社会保障的现状、问题及对策进行了研究，也有学者从地方或区域角度分析了省市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情况。张力之(1997)从5个方面详细介绍了1997年以前国内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的迫切性、借鉴国外的研究、社会保障专著、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社会保障理论研究。刘云旺、王成华、廖桂蓉(2004)、李东、刘庆原(2004)、陈蒙蒙(2006)韦镇坤(2008)、王丽(2009)撰文分析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框架的构想及对策。李珍(2006)阐述了我国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以 1

及如何构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刘汉屏、吴晓云(2006)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问题放到了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来探讨，分析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度保障和体系构建。刘子操(2007)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思路。

从内容上看，这一方面的研究偏重于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随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的日益突出以及“三农”问题凸显，使得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诸多不完善之处摆到了议事日程。如何破除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城乡统一的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是研究重点。

二、围绕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展开的大量研究

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一直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一大缺陷或短板，理论界对此诟病颇多。失地农民、进城务工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研究构成了2003年以来研究的主要内容。刘金红、段庆林、董明辉(2001)从经济发展和政策取向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建国50年来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各种保障形式的制度变迁、制度绩效，提出建立与目前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各方面的承受力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建议。徐凯赞、欧阳亮辉(2004)按城乡属性把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分为二元社会保障制度，指出按照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公平原则，我国现行的二元社会保障体系无论从过去的形成、政策的影响，还是农村的现实需要都表现出一种公平性的缺失。陈信勇、蓝邓骏(2004)认为，首先要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制度，其他社会保障措施也应及时、逐步建立。吕勇(2005)、赵友谊(2005)、贾平、张婷(2008)分析了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探讨了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的构建。胡宏伟、唐莉(2005)指出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结构性嵌入于我国土地产权制度、征地制度、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利益诉求实现制度之中的，这种结构性嵌入机制要求仅仅靠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是不够的，失地农保制度的完善必须以上述四项制度的完善为前提。白凤峥(2004)、姚诣路(2006)分析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现状及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围绕农民问题展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之所以会成为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的主体，原因有几方面：一是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攀升，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成绩，但与之相对的“三农”问题依然突出。二是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失地农民问题引发了学界的大量争论。三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效率与公平观念深入人心，如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公平?诸多原因引发了学界关于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

三、国外经验较少及中外比较研究

周弘(1989)较早地介绍了欧洲国家社会保障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李培林(1994)通过对德国、英国和瑞典的实地考察，指出我国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应当借鉴的经验和注意的问题。史柏年(1996)、高峰(1999)分别考察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现状、演变过程以及不可克服的矛盾与困境，并探寻其对于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意义。日本学者合津文雄(1999)介绍了日本的社会福利政策，它突破了救济扶贫的制度框架，开始探索创建满足全体国民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日本从2000年开始实施的“老年人看护保险制度”显示出，日本社会福利政策由过去的行政管理措施向签约方式转变的新趋势。武中哲(2001)介绍了北欧福利国家制度，并分析其利弊所在，力图找出其中对我国有借鉴意义的内容。施晓琳(2004)介绍了当前日本较为完备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及其对我国现行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法律保障方面的借鉴。李巧莎、贾美枝(2008)考察了日本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日本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及其经验和启示。臧忠生(2004)考察了法国、瑞典、奥地利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新变化及对我们的启示。王萍(2005)对美

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进行简要追溯，分析了令该制度陷入困境的各种主导因素。易瑾超(2007)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国际比较，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提出发展、完善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若干建议。徐嘉辉、郭翔宇(2009)介绍了德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沿革与现状，并对德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评价，同时阐述了德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我国的借鉴。

四、对社会保障理论的追溯

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实践的开展，对社会保障制度理论的挖掘和追溯也成为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陈晓云(2001)在对福利理论系统梳理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根据对福利主体的认识、衡量福利的方法、标准以及福利制度措施这几方面的差异和变化，将福利理论的发展分为四个重要阶段。苏光明(2001)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社会保障思想进行了挖掘和比较。王爱华(2003)、李宏艳(2004)挖掘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保障思想，前者主要探究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社会保障的思想，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进行了全面考察；后者考察了马克思、列宁的保障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王俊(2004)从17世纪配第的社会保障思想写起，到18世纪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孟德斯鸠，进而分析了19世纪的萨伊、西斯蒙蒂、罗雪尔的社会保障思想以及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英国费边社会主义和法国连带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王文龙、金丽馥(2005)对西方社会保障理论进行了系统的介绍与评述，介绍了当代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演变过程，并分析了当代西方社会保障制度衰落的原因。徐丙奎(2006)把西方社会保障理论分为三大流派并对三大流派进行了简要分析，即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中间道路学派。张可(2006)从英国1601年《济贫法》开始追溯社会保障制度的起源和发展的根源，并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区分了对待社会保障制度的态度，同时对反对与支持的流派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五、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定位和职能

尽管各个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各具特色，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国家或者政府的介入。阎宇红(1998)考察了西欧社会保障制度几个发展阶段的更迭与交替，并详细分析了每个阶段中政府充当的角色以及角色的转变过程。张学英(2004)指出由于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反过来阻碍了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应该以政府为主导提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陈少晖(2004)指出，在至今仍未改变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长期忽视和责任缺失，是我国政府在构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的一个重大缺陷。现阶段，我国政府应当集中解决农民急需的低保、医疗和养老三大保障问题。朱丽颖、石俊田(2005)认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从萌芽起到进入制度化建设共经历了政府高度集权下的重点有限保障、分权下的土地和家庭保障、制度建设下的社会有效保障三个阶段。肖云、徐艳(2005)认为当前建立农民工的就业社会保障具有紧迫性，政府在建立和发展农民工就业社会保障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刘燕(2006)认为政府责任不明确、制度安排缺失等，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之一。政府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应当承担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的责任。钱亚仙(2006)、杨爱兵(2008)、薛菁(2008)，也指出政府是构建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责任主体。杨辉(2007)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到底是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还是私人产品亦或优效品，在理论界存在着争议，并根据社会保障的产品属性及产品提供方式、生产方式，决定了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责任范围和责任强度。陈萌(2009)认为“农村社会保障”表现出社会的公平性，其最终责任主体是政府。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政府责任存在着越位与缺位两种偏差，是造成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严重滞后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期刊网中的文章除了上述6大问题以外，还涉及到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影响，如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对消费的影响等。除文章类文献外，我国学者还出版了相当一部分专著讨论社会保障问题。例如，张蕴岭(1993)主编的《北欧社会福利制度及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系统地介绍了北欧福利国家的经验以及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的启示；郑秉文(2004)等编著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攻坚》。阐述了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过程、改革中的困难和今后改革的方向与未来发展趋势；丁开杰(2004)编著《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一书，涵盖了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国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老年保障改革、福利与就业几个方面的内容；陈佳贵、王延中(2004)主编的《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一书，对中国社会保障的现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对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我国社会保障建设提出了对策和建议。在我国社会保障理论研究方面，比较权威的专家郑功成教授，编写了系列社会保障丛书，由他主编的《社会保障研究》是中国和世界社会保障学术交流平台；《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一书系统诠释了社会保障的核心理念、基本原则和需要处理好的相关关系，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的战略目标、步骤与措施进行了宏观规划，从理论上厘清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目标、政府责任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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