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公司的困境及启示

中兴公司的困境及启示

中兴公司的困境及启示 篇1

一、海德格尔语言哲学观对传统语言观的超越

海德格尔的语言观攻克了在传统语言观中的很多不足和所在的弊害，对于他来说无疑是全新的。这种超越从其具体思想来看有五方面：第一，在语言的基础方面，传统语言观是人们表达情感和思想交流的一种工具，在逻辑的基础建立的。传统语言观是以逻辑为中心的，这种逻辑的语言观在前期或者后期都没有受到海德格尔的赞同一直持反对态度［3］。在前期，他把言谈作为语言最基本的东西，对于逻辑、判断等词语对于言谈而言不过是派生物；在后期，那种所说的词语整体的语言他认为是可以将他们逻辑化，海德格尔对诗与思是有一定的强调，但本原的语言像这样是一定不可能的，它不能被逻辑化只能由思来把握。由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在语言的本体性和特殊性基本都消除了，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克服了逻辑中心主义的倾向，使得后现代主义的一些重要代表，进一步走向完全对立的解构语言中心论。第二，从语言的内涵的角度来看，在传统语言观的世界中，语言是一种能够表达感情与思想交流的重要形式，将他对象化并理解为学科、能力、行为；海德格尔将他语言观则归于了形而上学的范畴，语言不是一种表达，语言不是存在者也不是工具，不是可言说的东西，语言与存在相连，语言就是语言，进而对传统语言观的认识实现了超越［4］。第三，从语言发展的角度解析，人们对语言常常认为是一种能够表达的方式且人具有使用“说”这种语言的能力，人们就把传统语言观看作是语言的说。而海德格尔却认为“语言是不可说”，给予传统语言观坚决的反对，如果非要认为是说也应该称为“道说”，进而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我们只有超越了主客关系之对象性思维，在审美意识中与在艺术中，这些都超越了人们传统语言观，从而也基本上实现了在语言发展的道路上的超越。第四，本体论的语言观基本表现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在他看来，语言的真实本性与存在是直接相关的，语言就是本体论、存在论的语言。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点完全相反，在海德格尔的前后期都持反对观点，在前期，他认为情态和理解同语言现身是同一个时期，是此在的展开状态。在后期“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存在是走向语言的路途”［5］，海德格尔把语言同存在的关系比作家园和家园的路的关系［6］。在传统的哲学中人们却认为，人的认识与所有的一切都是有关联的，语言经常同命题、概念、判断有密切联系，传统哲学中语言不属于本体论的范围。海德格尔明显的说明语言是本体论的。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来看，特别是后期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语言观，海德格尔的语言观是有重大意义的。传统的语言观中把语言理解为是一种能发出声音的器官与听觉器官的活动，是人类所特有的，视为一种工具。海德格尔对人的本质多方面的思考，提出“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个命题观点，在其中存在是这个命题的首要叩问的命题，它说明了存在的守护者与拥护者是人，人不可把语言当作简单的工具使用，人只能居于语言之中，人们常常陷入闲言、闲听与闲谈这些方面却不去集中精力认真地听寂静之音，这样对回家的路就找不到了，人只有摆正自己的位置集中精力认真地听语言之“道说”，人才能居于家中。

二、海德格尔语言哲学观的困境：五问海德格尔语言观

海德格尔语言哲学的一大特点是把语言和存在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哲学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遗忘存在的历史。海德格尔为了弄清存在这一哲学发展中最核心的问题，采用了现象学的方法来剖析存在的问题，他把存在理解为一种显现，而这种显现又是通过语言来体现的，他认为语言和存在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把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当作自己语言哲学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

（一）海德格尔语言观生涩深奥难懂困境

海德格尔极为重视的哲学这方面的语言，他常常将一些与自然的语言与存在论有关的，都被称之为“道说”的语言［7］。他把存在论观点突破口以这样的语言作为基础来展开和解释的尝试。他寻根于东方哲学摈弃西方传统哲学，比如和我国道家学说，对于这些成果来说对东西双方都是深奥的，是由于这种海德格尔式的生硬与生涩的结合［8］。海德格尔在展开一个命题时使事情更为复杂的，同义反复或一词多义是惯于常采用伎俩，这个过程使读者没有“诗人”气质的凡夫俗子会感到很痛苦不容易抓到实处。例如，“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这是他的一句名言，得其用意先必须理解“道说”、“语言的本质”、“有声表达的词语”等概念，弄清了这些就方便多了，他把作为语言（道说）的语言（语言的本质）带向语言（有声表达的词语）。海德格尔本人在不同时期的观点变化也是令人难以应对的问题。从他完成教授资格论文的早期一直到《存在与时间》的诞生，早期海德格尔思考问题还是按着传统语言学的方法来的，比如“仅有话语才存在语言，反之则不成立”。前期他认为只有人的存在即“此在”才能更好的显现存在及其根本意义，而且语言性是人的存在的主要方式；在后期海德格尔开始进行转向，注重对语言本性、思想的重要性和语言之于存在的揭示，不再谈“此在”。后期海德格尔正好相反，且不再应用话语概念。

（二）海德格尔对词语原初意义的论证出现了困境

海德格尔曾多次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定义，从表面来看似乎是对古希腊文的翻译，但实际是对“zoon logonechon（会说话的动物）”来说是阐释与表达它的形而上学，不只是对拉丁文的简单翻译这么简单。在海德格尔看来逻辑毫无限制的弥漫和理性的无限扩张，正是这一灾难性解释所导致的这场由古希腊文化向拉丁文化的转变，这进而又对当今时代的技术统治与思想贫乏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巨大影响［9］。海德格尔此时陷入了论证困境：第一，海德格尔用“逻格斯”的原初意义否定“逻格斯”日后的新词及其他意思，比如理性、定义、根据、判断、概念、关系等，对于批判“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主义的，是否显得太过于牵强与绝对。人类生活和生产随着时间的推进也会相应的发展，词义是客观存在变化反映会相应的发展与改变，词义均有它合理存在的意义。因此“逻格斯”日后具有新的词义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第二，我们对先有带声的口语、后有书面语在语言在发展过程中先后顺序不反对，但从存在论的视角来说，那时的口语今天不存在了消失了，书面语却存在。后世的古希腊文是海德格尔的主要依据，对此海德格尔应该做出合理的阐释。第三，人类随着社会的发展的需求开始说话，后来社会进一步发展便形成了简单的文字，后来逐渐形成意义完整的语言，这是得到大家的`认可的。但对于人类今天大部分是依靠文字来交流和传递知识而不是“言说”，对这个问题海德格尔没有进一步理清与解释。

（三）语言与科学技术的关系认识困境

在现代西方国家中海德格尔对哲学思潮的批判与挑战，其中包括传统的理性主义、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使得海德格尔思想深受西方国家的重视。从而也可以看出他对现实生活中科学技术的态度从肯定走向否定，发生根本的变化。前期他提出的观点与存在论的观点还算和谐，对技术也是持肯定态度。后期海德格尔提出，技术从他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框架”或“座架”，此观点的提出标志着海德格尔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0］。那么在他的理论中座架的又有什么作用，海德格尔是这样阐释的，“人被一股力量引领着、规定着，并被座架牢牢的束缚着，这股力量是人自己无法控制的却能在技术的本质中显示出来的”。我们从海德格尔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突出了技术的“框架”力量；人受制于技术的“框架”力量还会对技术失去控制。作为存在物显现的现代人，在存在物与自身的所有的关系中，都以贯彻、实现的制造者的身份并建立为绝对的统治。他对至高无上的存在怎么没有管住受限于他的存在物没有做出具体的说明，尽管这个局面是海德格尔不愿意见到的。

（四）主体与客体的认识困境

为了实现反对传统客体的观点与哲学中主体的目标，必然会反对人使用人的语言来传递经验和知识，人对客观世界的主体作用与积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这是海德格尔为了实现而做出的努力。“人栖居在语言所筑之家中”任命“诗人与思者”为守护者，这样人为语言效劳，语言到不为人服务，海德格尔把“语言”与“人”分离了。既然“诗人”与“思者”都被任命为“守护者”，那么诗与思是顺理成章有“亲戚”关系。诗与思两者之间真正的相互面对是最广大的分离中遮蔽着自身的分离［11］。为了满足他的观点的需要海德格尔于是进一步提出“相互面对”的本原，并将神本主义引用到了他的理论中，“在辽远之境那里有天、地、神、人彼此通达，切近之现身是为‘世界四重整体’诸地带的‘相互面对’作为近的切近开辟的，切近本身是大道的一种运作不是距离。”但海德格尔又是反对神本主义的。可见，海德格尔的立场捉摸不定。

（五）自然语言与人的语言统一论证困境

海德格尔不赞同人以语言来表达情感、表述和交流对世界的认识，与关于传统语言观是人创造语言的观点。海德格尔否定人具有语言能力的观点。传统语言观遭到海德格尔的否定，为此需要建立一个新的语言观来替代传统的。便提出了“语言在说话，人在说话”的观点，按照海德格尔的设想的思路我们不难发现，将两者的有机结合是要需要解决的问题［12］。对此从多角度分别对自己的理论进行论述。从属与命令关系，“语言是人的主人”，在他看来人“必须首先听从命令”，因为“道说”的具体内容在未显示之前都是没有表达的、无声的、隐蔽的。试图说明人是被动的，使无声的说变成有声的语言。按照海德格尔的阐述，他认为人只是听从者“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行驶传递消息的媒介，进而他又提出人要主动“抢先”，化被动为主动“必须已经向消息走去”。他力图构建的人只能听话不能当主体，这个说辞未免太牵强赴会了，不符合他的一贯论点。海德格尔不管怎样不得不要求人去向消息走去发挥主动性。这使得海德格尔陷入了自然语言与人的语言统一论证困境。

三、海德格尔语言哲学思想对濒危语言保护的启示

（一）语言与人的方面，在这方面的阐述对保护濒危语言

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启示的在语言与人的关系上，语言被看作是人的活动，人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语言，人用以交流思想、表达意义的工具这是传统观念对语言的阐述。人是“语言的”存在者这是海德格尔的观点，这表明了人性本质结构的语言性。语言的运用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意识也不断自我反省，将“生活世界”置于社会中，并将他作为意义建构与认知发展的基础，进而推动存在与语言活动社会的发展，因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语言的民族本质可以在人的语言本质得到极其深刻地阐释［13］。海德格尔指出，如果让“说”对“讲”说出来，“讲”作为对语言的听，这样的发生只能在我们的本质批准进入在特定条件下“说”时才得以发生。正是语言的本质作为这样的允许而在“说”中出场。丰富性、独特性才是语言的真正特性。语言是一种适合人们需要产生的沟通工具，对于命名没有一定的限度也决定了语言的多样化。当人正在进入一种语言的同时也进入了一种文化，人的语言规定也可以看作是人的文化规定性。每个民族是以对世界系统的认识为基础的，创造出属于自己民族的这种语言，一定的人类生活方式总有某一语言形式与之相呼应，一定的世界观。每个民族的人对世界的看法都不一样的视角所以也决定了他们独特的语言文化，由于语言控制人的思维反之也是成立的。对濒危语言保护海德格尔给我们很多启示，多数少数民族的语言濒危，每一族群的文化都有独特的存在的价值与对人类世界的认知图式，也是该民族的文化底蕴独特积淀。语言与人、语言与文化人类没有理由任其自生自灭而不加以拯救和保护［14］。在世界生活中对语言进行传授、学习、运用其实也是一种对文化的认同工作。我们去分析语言也是有文化限度的，一旦失去了这种限度就会偏离语言的基本含义更严重的可能危及到人的本质，所以拯救和保护语言是人类的责任与义务。为了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我们应义不容辞，其中从根本上拯救语言是比较有效的方法，将民族语言哲学思考成果化，丰富和扩大自己的存在方式并使之融入自己的语言，提高对世界的认识能力与有效的保护民族文化。

（二）语言与存在的方面，在这方面的阐述对保护濒危语

中兴公司的困境及启示 篇2

一、案例介绍

(一) 常熟科弘材料公司简介

常熟经济开发区常熟科弘材料有限公司 (简称常熟科弘) 是一家外商独资企业, 其注册资本2.1亿美元, 实到资金1.3亿美元, 是新加坡上市公司中国金属 (百慕大) 有限公司 (Ferrochina Limited, 新加坡交易所代码:35844, 以下简称“中国金属”) 旗下的子公司, 主营高技术含量的镀锌钢板等钢材、彩涂不锈钢板、新型建筑用墙体材料及配套件的生产。自2002年底建立以来, 该公司年销售额一直保持在百亿元以上, 是常熟市的利税大户, 并跻身“2008年中国制造业500强”, 位列373位。

(二) 常熟科弘陷入财务困境过程自常熟科弘1期投产获得很

好经济效益后, 公司高层就十分看重企业发展速度, 5年间上马了多达9期的扩建项目, 可只有常熟科弘1期、2期及关联企业星岛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简称星岛) 的1期、2期在正常生产经营, 其他项目都还处在建设当中, 并未产生任何效益。由于科弘1期、2期及星岛1期、2期均已投产运营, 在钢材价格不断攀升的背景下, 公司的利税也屡创新高, 仅2007年即实现销售113亿元, 税收1.7亿元, 净利4亿元, 成为常熟第一利税大户;公司高层在2008年初宣称, 年销售额可能将达到160亿至180亿元, 目标是要在2010年达到500万吨镀锌钢铁的产能。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公司开始筹划走出常熟, 实现更快的发展, 成为全球顶级镀锌厚钢板供应商。常熟科弘在天津设立了一家名为“益源”的子公司并已启动了赴越南投资设厂的计划。可是2007年以来, 随着国内对外出口下滑、全球金融危机的加剧, 公司的设想变成了可怕的资金黑洞, 国内同行新生产线的竣工更加剧了科弘的市场压力, 于是国内银行决意向科弘催贷, 外资银行也拒绝对科弘放贷———依靠高负债经营的常熟科弘资金链断裂, 不得不“停产”。

2008年10月7日晚, 这家在当地和行业内都非常知名的企业的20名台湾高管集体携款潜逃。10月8日, 常熟市人民法院决定立即冻结常熟科弘银行账户存款2.71亿元或查封、扣押等值财务。10月9日, 中国金属董事会在新加坡证交所发布英文公告称, 由于当前的经济危机, 公司已无力偿还总额约7.06亿元人民币的已到期贷款, 以及即将到期的近20.3亿元的贷款金额和近24.93亿元周转资金贷款。三者相加, 中国金属的近期债务总额高达52.29亿元。10月10日起, 这家名为中国金属的台资企业在新加坡交易所停牌。目前, 公司正向常熟市政府寻求帮助, 表示正积极进行谈判, 寻求资产重组途径和新的资金来源, 以恢复生产。

二、常熟科弘财务困境成因分析

(一) 扩张过快导致资金链断裂

在众多光环之下, 高速扩张经不起任何的经济波动, 危险的高速扩张正是中国金属此次陷入危机的关键。中国金属的发展, 起先是靠各路资本起步, 在运行中则全靠银行贷款。

常熟科弘公司在2007年实现销售113亿元、税收1.7亿元、净利4亿元的佳绩下, 设定了一个“2010年达到500万吨镀锌钢铁产能”的目标。为此, 公司高管开始筹谋走出常熟, 加快扩张, 启动了一系列的投资设厂计划。而中国金属2008年8月26日的公告也显示, 将通过全资子公司双赢集团追加4000万的资金为其子公司常熟科弘用于运营资本需要。可2007年以来, 国内出口下滑、全球金融危机对国内影响日益加重, 加上银根紧缩, 企业资金链紧张, 各种问题随即凸显出来。

根据中国金属2008年二季度报告显示, 公司贸易及其他应收账款金额多达29.14亿元人民币, 占到整个流动资产的二分之一;而建筑、汽车等产业不景气致使钢铁需求放缓, 中国金属的销售额因此锐减。且其库存产品达23.64亿元人民币, 已超过流动资产的三分之一。对照2006年年报显示, 2007、2008年公司扩张所导致的流动资金比例明显不足。

在低迷的环境下, 虽然国内出口下滑, 全球金融危机加剧, 中国金属依然扩大投入, 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

(二) 多渠道、激进式融资模式带来高风险

镀锌钢铁业这一行业有两大特点, 一是所需资金密集, 二是利润率不高, 毛利率只有10%至15%, 如果企业全靠贷款, 根本不足以支撑正常现金流。高负债经营, 一旦市场走跌, 银行意识到风险, 准备收回即将到期贷款, 并缩小贷款额度, 甚至停止贷款时, 势必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财务风险。从2007年中国金属财务报告中显示的数据可以看到, 公司资产负债率仅为51.4%, 但除去38亿元商誉, 实际资产负债率达到73%左右。从这一比率可以看到公司的资本结构并不合理, 存在较大的财务风险。2006年、2007年短期借款都大约占了流动负债的1/3, 长期借款在2007年达到了长期负债的95%以上, 可见, 常熟科弘高负债经营的融资结构极不合理, 存在着较大的财务风险。

另外, 科弘材料公司与贸易公司之间的交易模式也具有较大的融资风险。以宁波宁兴公司为例, 科弘海外公司开了信用证后, 通过宁兴国内公司向上游钢厂如宝钢等购买原材料, 供给常熟科弘, 常熟科弘国内企业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不付原材料货款, 因为有最终采购信用证给了宁兴海外公司, 当科弘在生产完毕后, 宁兴海外公司得到生产产品, 通过信用证的开证卖给科弘海外公司, 于是宁兴海外公司获得货款。宁兴海外公司再将出口货款付给科弘国内公司, 科弘国内公司将原材料采购成本还给宁兴国内公司, 同时支付代理费给宁兴国内公司。并且常熟科弘与贸易公司之间的交易没有抵押物, 全程靠贸易公司垫资, 常熟科弘没有出钱。用国际信用证的好处是, 开证不用钱, 只要银行额度;用国内公司的话, 国内的承兑汇票等都是要以钱作为抵押, 而且用公司的人民币贷款额度。国际信用证不占用贷款额度, 只与银行授信有关, 这样的融资模式并非每家贸易公司都可以做得到, 其中存在着较大的融资风险。在经济行情好时, 这种激进式的融资模式会给公司带来高回报和低成本, 但经济行情一下滑, 无疑会给公司带来较大的风险。

(三) 经营管理模式不合理导致投机行为

合理的经营管理模式对企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在材料采购环节, 常熟科弘与其上游的钢厂等供应商签订了长期协议, 首先提交3000万保证金, 并保证每月采购一定数量的材料, 然后才供应原材料钢材。这样一来, 常熟科弘与其供应商之间明显存在着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会导致常熟科弘的经营管理者在原材料采购环节中存在投机的动机, 在其预期钢价会上升时, 会采取囤积大量的冷、热轧钢卷的原材料。一旦钢价下跌之后, 就变成了难以消化的亏损, 使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另外, 中国金属利用银行借贷资金炒期货也给公司造成巨亏。

三、财务困境防范与控制

(一) 严格流动资产管理

常熟科弘陷入财务困境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企业流动资金不足, 不能到期偿还巨额负债, 资金链断裂。因此为了企业能够偿还到期债务, 应该加快流动资产的周转, 配置好各自的比例。首先, 要做好日常收支的管理, 加速现金的流转速度, 控制好现金的持有规模, 确定适当的现金持有量, 以此保证企业经营和还债的需要;其次, 做好应收账款的管理, 确定好合适的信用政策和做好应收账款的收账管理;最后, 控制存货的质量, 保存适量的存货, 既要保证生产或销售的经营需要, 也有助于防止存货积压。

(二) 合理确定债务结构

企业要结合自身情况, 包括企业的投资结构、资产周转速度、行业特点等来进行筹资成本和筹资风险间的衡量。如果企业进行的是长期投资, 为了保证投资过程中资金的完整, 企业应该为项目筹集长期资金。企业的资产周转速度越快, 企业的变现能力和获利能力越强, 企业偿还短期债务的能力也越强, 此时可以多筹资短期资金, 以增加效益。只有确定长期负债和短期负债之间的合理比例, 才能使企业尽量减少风险, 获得更大的收益。常熟科弘的财务困境说明, 企业如果不顾自身条件通过负债经营, 盲目扩张, 规模再大也难逃陷入危机的命运。但是, 不进行适当的负债经营也是不合理的。企业应该合理利用财务杠杆, 降低企业资本成本和财务风险。使企业的资产结构与资本结构、盈利性与流动性达到最合理的均衡状态。

(三) 加强企业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是指识别风险并设计控制风险的方法, 其核心是将没有预计到的未来事项的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企业突遇原材料价格上涨、市场变化、政策法规的变动和限制等等都可能给企业带来很大的风险。因此, 企业应该做好预先的风险管理, 使企业在遇到这些意外情况时, 能把损失控制到最低或者成为企业的另一个发展契机。如针对原材料问题, 企业可以做好价格预测, 如果预期价格将有大幅上涨, 企业可以适当囤积原材料, 和供应商结成联盟, 寻找替代原料等。针对市场变化和政策法规的变化, 单靠一个企业的力量, 很难对这些变化做出影响, 因此, 企业也只能正确分析和预测这些变化, 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 加强企业风险管理。常熟科弘陷入困境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忽视了风险。就采购环节而言, 常熟科弘可以与供应商之间尽量实现信息对称, 形成一个公平合理的联盟, 避免企业经营的投机行为, 减少企业的经营风险。同时, 如果常熟科弘对经济环境以及市场供需变化有一个很好的预期与风险管理的话, 也就不会轻易陷入了财务困境。

参考文献

[1]李秉成:《企业财务困境研究—上市公司财务困境实证分析》, 中国财政出版社2004年版。

中兴公司的困境及启示 篇3

一、县域融资担保的“平湖模式”

宜昌平湖担保公司成立于2002年，是宜昌市夷陵区属国有控股、民营参股的专业担保机构。公司按照“帮企业解困、替政府补位、对股东负责”的思路，坚持以缓解企业融资困难、控制金融风险为宗旨，以服务中小企业为核心，努力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科技含量高、有发展前景、能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

（一）实施“积粮”工程，筑牢发展基础。利用国有平台优势，通过向上争取、向内挖潜、向外拓展的方式，内引外联推进增资扩股工作。先后申请区财政注资和补偿扶持1.5亿元，引导和鼓励新老股东入股增资2亿元，注册资本总额达到了3.5亿元。注册资本的扩大，实现了担保基金总量的增加，公司在银行的担保授信倍数得到了有效增强，基金放大比例平均达到1∶8，单笔承保金额提高到3500万元，担保授信总规模突破了30亿元。

（二）实施“结网”工程，筑牢发展平台。建立健全与银行的沟通机制，通过定期协调、适时互动、带领企业访问银行、带领银行走访客户等方式，不断加强公司、银行、企业三方的合作交流力度，促进担保业务有序开展，目前公司已与16家市级分行或总行级金融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同时，探索创新业务合作模式，根据银行的业务特点和客户的实际情况，双向推荐，实现银行与客户的最佳搭配，确保资源配置模式最优、成本最低、效益最大。通过良性互动和紧密协作，公司在银行的基金放大倍数为5—10倍。

（三）实施“辟径”工程，筑牢发展源泉。结合本地区域经济和优势产业特点，洞察政策走势，顺应市场潮流，加大对核心产业、重点项目和特色行业支持力度。创新担保品种和反担保物种类，设立和新增了固定资产投资担保、银行承兑汇票担保、项目融资担保、工程履约保函、招投标保函、预付款保函、诉讼保全担保等上10个担保品种，将反担保物种类扩大到房地产、机器设备、库存商品、有价证券、股权、矿权、应收账款、合约担保、联保以及法人有限担保加股东无限担保等方面。探索开发拥有“商会协调、批量受理、打包审批、独立用款”特性的“种子基金”担保产品，以及能够为企业提供信用增级服务的“分保、联保、再担保”业务模式，解决了部分企业因抵押物不足、资信等级较低而出现的融资难题。

（四）实施“筑墙”工程，筑牢发展核心。建立健全“防火墙”，适时修订各项制度，规范业务操作及审批程序，强化保后跟踪管理，优化业务办理流程，确保担保业务模式最优、成本最低、效益最大。多渠道化解风险，通过采取“拯救疗法”、“转接方法”、“法律维护”等多种方法化解风险。完善风险补偿机制，将中央财政的担保补贴全额纳入风险拨备，同时按规定要求计提风险准备金。

二、县域担保业所面临的困境

一是经济形势总体偏紧。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面临“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复杂局面，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任务重，经济仍存在一定下行压力。受经济转型升级、能源原材料价格持续高位、要素供应持续紧张以及社会资金面总体持续趋紧的影响，夷陵区矿业、化工、机电行业部分关联企业面临资金断链的风险持续增大，生产经营举步维艰，信贷风险高位运行，金融支撑力度有限并逐步压缩。

二是银行放贷的门槛持续抬高。在经济下行、信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银行避险心理逐步加强。就夷陵区而言，2013年，80%的贷款增量集中在规模企业和优势产业，而对风险系数相对较高的小微企业，金融机构不同程度上存在选择性慎贷心理。由于缺乏风险分担机制，担保公司冒着很大的风险运行。

三是自身发展不够强劲。增资扩股，增加资本实力，实现多元化的股权结构和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机制，是担保机构保持自身优势持续发展的保障。就平湖担保公司而言，虽然现在增资到了3.5亿元，但资本规模和基金规模仍相对偏小，对注册资本的扩大和担保基金总量的增加还存在着相当的需求。

三、支持县域担保业发展的建议

（一）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主要包括：拟定议题，定期组织召开银、保、企洽谈会，通报经济、金融情况，研究协调解决银行、企业、担保公司之间的有关问题；金融办牵头搜集区域重点项目计划、重点企业情况、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企业流动资金需求等信息，及时向各金融机构推介，增强金融机构对企业的了解。

（二）建立健全风险分担机制。学习借鉴国外及发达地区的经验和做法，政府引导、部门协调、多方联动，探索建立风险分担机制，构建新型银保合作关系。人行、银监等金融管理部门选择运作规范、信用良好、资本实力和风险控制能力较强的担保机构，纳入与合作银行的风险分担试点，通过召开银保对接会、风险分担研讨会等，制定风险分担机制，明确风险分担比例。对担保公司承保的项目，按照风险与收益对等的原则，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据担保机构的资信等级，建立科学的风险分担比例机制。例如，对于授信倍数达到10倍的担保机构，银保风险分担比例可设为2∶8；对于授信倍数在10倍以下的担保机构，银保风险分担比例可设为1∶9。实现金融机构、担保机构、贷款企业的共赢。

（三）发挥财政扶持作用。加大调研力度，制定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对地方优势农业、特色产业，扩大小额贷款担保范畴，放大财政拉动“三农”发展的效应。

（四）加大信用体系建设。开展信用社区、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户创建活动，建立企业信用档案及居民信用信息制度，抓好信用和金融服务等环境建设，加强诚信宣传，普及法律、金融知识，营造重信用、讲诚信的社会风气。加强个人和企业信用体系建设，逐步实现征信信息、工商信息、税收信息、海关信息、司法诉讼等信息的互通互联，便于信用担保查询，构建广覆盖的信用信息查询与评价体系，从制度上解决信用担保的基础和前提问题。

（五）加大对政策性担保机构的扶持力度。探索建立政府扶持和财政补偿长效机制，对担保机构因支持区域经济发展执行的费率优惠，财政予以适当补贴；对一些特定的重点建设项目的贷款担保，建议由政府给予一定的风险补偿。同时，按照国有股本不低于40%的标准，加大增资力度，充实国有担保机构资本，提升服务中小企业、助力区域发展的能力。

（作者单位：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财政局）

中兴公司的困境及启示 篇4

——“5·26”蓝田县液化石油气罐车泄漏处置及启示

2015-04-29

中国应急管理

福银高速在中国国家高速公路网编号为G70，是国家高速公路网中东西横向线的第14条，是承东启西、贯穿南北的运输大动脉。在陕西境内经过山阳漫川关、商洛、蓝田、西安、咸阳、永寿、彬县、长武，其中蓝田—商洛段全线长92.79公里，路段穿越秦岭山脉，呈现出弯多、坡多、桥多、涵洞多，地形复杂、车流量大的特点，同时，它与西安绕城高速相连，是危险化学品车辆运输的必经路段。运输的危险化学品多为液化石油气、液氨、液氯、液态氧、液态氮、液态二氧化碳、液态二氧化硫、压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等介质，大多易燃、易爆、有毒，仅2013年蓝田段就发生了7起罐车泄漏事故。一旦处置不当，极易导致爆炸和环境污染事故，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危害。

一、事故概况

2015年5月23日晚，尽美公司库房西侧墙体发生倒塌，倒塌的砖石砸坏了制冷厂房到库房间的管道及部分制冷设备，制冷系统管网内残余液氨发生泄漏，导致周边约方圆300米以内范围受影响。接警后，我市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市、区分管领导迅速赶往现场指导应急抢险工作，公安、消防、应急办、安监、环保、梅园街道办事处等部门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处置。消防部门利用水枪进行掩护稀释，降低现场空气中的氨气浓度；公安部门和办事处紧急转移厂区周边受影响的居民，疏散围观群众，并在事发现场围起隔离带；安监局、环保局连续对厂区周围空气中的氨气情况开展了环境应急监测。到24日凌晨3时，周边环境空气质量已达标并恢复正常。此次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除库房外墙倒塌外，对其它物体也未造成重大损失。

为了尽快处置泄漏事故，防止次生灾害发生，指挥部重新召集有关专家，再次对处置方案进行研究，决定实施倒罐作业。27日20时，现场指挥部组织技术人员对罐体实施倒罐作业；28日2时30分，完成倒罐并清理剩余气体；5时将事故罐车拖离事故路段；6时30分解除交通管制和安全警戒，该路段恢复通车。至此，经过40多个小时的紧急救援与处置，“5·26”蓝田县石油液化气罐车泄漏事故得到成功处置，未造成人员伤亡，未发生次生灾害。

二、次生衍生风险与处置难点分析

氨既是有毒气体，又是一种可燃气体，易造成急性中毒和灼伤，当空气中氨的含量达到0.5-0.6%，30分钟内即可造成人员中毒，氨在空气中的含量达11-14%时，遇明火即可燃烧，当空气中氨的含量达15.7%-27.4%时，遇火源就会引起爆炸。液氨易气化扩散，发生泄漏时，由液态变为气态，体积迅速扩大，在泄漏初期，由于液氨的部分蒸发，使得氨蒸汽的云团密度高于空气密度，氨气随风飘移，易形成大面积染毒区和燃烧爆炸区，需及时对危害范围内的人员进行疏散，并采取禁绝火源措施。尽美公司周围

液化石油气是一种无色挥发性液体，其主要成份为丙烷、丙烯、丁烷、丁烯，并含有少量戊烷、戊烯和微量硫化物杂质，具有易燃特性，空气中液化石油气含量达一定浓度范围时，遇明火即爆炸。“5·26”液化石油气罐车泄漏点周围方圆1.5公里居住群众2300余人，事发点距辋川一号遂道1公里。在处置过程中出现了二次复燃，火势凶猛，罐车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根据国际标准测算，1吨液化石油气的爆炸威力相当于6吨TNT炸药的威力，23吨液化石油气则相当于138吨TNT炸药的威力。一旦处置不当，引发次生衍生灾害，形成爆炸，方圆2公里内的地面建筑将被夷为平地，事发地周围2300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秦岭辋川遂道可能遭受严重破坏，给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福银高速大动脉将被长时间切断，给社会安全稳定和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由于泄漏事故极可能引发次生衍生灾害，这给事故的救援与处置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采取何种措施，以何种形式和方法组织处置与救援是这次泄漏事故处置的难点之一；事发地方圆1.5公里内居住着2300余名群众，加之天色已晚，如何组织群众有效疏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是事故处置的难点之二；现场处置空间有限，各种救援力量相对集中，如何将这些救援处置力量形成救援拳头，确保事故得到快速有效处置，这是事故处置的难点之三；社会对事故处置的关注度高，如何及时将处置与救援信息告知公众，争取社会的支持，形成全社会参与应急救援与处置的共识，这是事故处置的难点之四。

三、应急处置的主要做法

在接到“5·26”液化石油气罐车泄漏事故报告后，市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和相应程序，现场指挥部及时组织专家会商研判，不间断更新传递救援信息，组织10个单位协同进行应急响应。当地政府积极参与救援与处置工作，当地媒体实事求是地报道事态进展情况，确保了液化石油气罐车泄漏事故有力、有度、有序的救援与处置。

（一）根据事态进展及时科学决策

蓝田县政府接报后立即组织力量开展先期救援工作。市政府按照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预案要求，立即安排市政府领导带领市级相关部门和省市专家赶赴现场。16时30分，现场指挥部正式建立，下设专家技术咨询、现场处置、交通管制、群众疏散、指挥协调、安全保障和对外宣传7个工作小组，依照明确的职责，分头开展救援与处置工作。由于罐体燃烧导致排气阀烧坏，现场专家组研究提出使用最原始的处置方法即自然排放的方法进行处置。按照专家建议，指挥部决定组织各种救援力量采取降温稀释的方式展开救援工作，并将此情况向市政府作了汇报。22时，由于静电导致罐车第二次着火，指挥部对处置措施进行重新研究，在征求专家意见后，决定采取加大灭火力度、安装接地线和转移周边群众3项措施，并将此决策情况及时报告市委、市政府。27日凌晨，市长董军带领市政府相关领导赶赴现场，听取了专家组的意见，了解了现场处置工作进展情况，常务副市长岳华峰坐镇现场指挥，并研究制定处置方案。再次从省市抽调专家赶赴现场，加强专家队伍力量。27日20时，专家组重新对泄漏事故进行会诊分析，提出更换排气阀门再进行倒罐作业的建议，现场指挥部决定按现场专家意见，组织技术人员对罐体实施倒罐作业。28日2时30分，完成倒罐作业。专家经过技术分析和研判，提出危险解除，可以终止响应的意见，5时将事故罐车拖离事故现场。在事故处置过程中，针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组织专家研判和分析，为指挥部决策提供科学保障，是这次事故得到快速有效处置的重要原因。

（二）综合运用救援力量形成处置拳头

事故发生后，蓝田县政府组织公安、消防、安监、质检等部门和事发地蓝关镇相关力量赶赴现场，形成第一个波次的应急救援力量。当市级应急救援力量和部分志愿者救援力量赶到后，指挥部对到达现场的救援与处置力量进行分工，并明确责任。把市级救援力量、当地政府的救援力量和社会救援力量进行有效整合，扩大了救援与处置范围，形成了救援与处置的拳头。现场指挥先后调集90余名官兵、23辆消防车和远程供水车开展扑火工作，确保火情得到及时控制。发布疏散命令后，200余名公安干警、村镇干部迅速入村开展疏散劝离工作，先后召集10余名各行各业专家参与会商研判工作。市应急办全程参与应急处置救援的协调与信息联络工作，根据指挥部的指令，组织公安、交警、消防、公路，安监、质检等部门力量联合行动，由于处置时间较长，各种力量分批轮番作业，使应急救援与处置力量发挥出最大效益。

（三）高效组织疏散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由于二次复燃可能引发罐体爆炸，指挥部下达疏散群众的命令。接到上级命令后，蓝田县、蓝关镇各分管领导立即通知有关干部紧急集结，机关干部和社区工作人员及部分志愿者也纷纷加入到组织群众疏散的行列，在接到命令lO分钟内全部赶到现场，和公安人员一起挨家挨户动员疏散。由于事故发生后，基层单位按照指挥部的指令提前利用村里广播发布了信息，要求村民不要睡觉，在家待命。正式接到疏散命令后，疏散行动迅即展开。对一些老弱伤残人员，疏散组建立了自己的队伍，采取背、抬、抱等形式，将群众疏散至安全地点。为了保证群众全部安全转移，疏散组在群众疏散后还冒着危险，一家一户地排查，确保做到无一人遗漏。疏散转移中，基层的党员干部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有的党员几过家门而不入，先将其他村民送往安全地带，疏散组的同志还将自己私家车让出来送老弱村民出村。疏散组还对高速路和公路管理人员进行了疏散和检查，确保人员安全撤离危险区。经过1个多小时的努力，事发现场方圆1.5公里内2300多名人员全部疏散完毕。

（四）及时发布事故信息为应急处置注入正能量

泄漏事故发生后，市应急救援处置指挥部不捂、不瞒、不藏，及时向外界通报事故进展情况，赢得了社会的理解和支持。陕西电视台、西安电视台、《华商报》、《西安日报》等各大媒体及时跟进报道事故处置情况。《西安日报》刊发《蓝田液化气罐车泄漏之后的“生死时速”》专题新闻报道，指出这是快速反应果断处置的典型。陕西省社科院社会学专家点评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各部门联动、警民互动、快速反应、果断处置的经典案例。陕西交通广播电台不间断地向市民传递处置信息，网民利用手机、微博等向社会传递应急救援的正能量。为了弘扬正气，增强应急管理工作的正能量，事故处理结束后，2014年6月27日，中共西安市委办公厅、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发文，对参与“5·26”液化气罐车泄漏事故处置与救援的10个单位和35名个人进行通报表彰。

四、几点启示

应急管理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持续做好应急准备，只有坚持长期做好应急准备，才能有条不紊地开展应急救援与处置工作，才能真正做到减少事故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的损失，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应急管理工作是一项需要不断更新完善、长期准备的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永远在路上。“5·26”液化石油气罐车泄漏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既是对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的一次考验，也是对应急决策、应急指挥、应急救援、应急协调的一次大检验。这起事故的成功处置给予我们诸多启示。

（一）加强应急培训与教育，是增强公众防范意识的基础

“5·26”液化石油气罐车泄漏事故中，由于驾驶员和押运员按照有关规定在危险路段、重要关口进行停车检查，及时发现了险情；若未按规定检查，一旦行驶到遂道内再发生事故，其后果可想而知。事故发生后，2人采取用车辆自带灭火器进行先期处置，并分级进行报告和求援，这些做法得益于长期的培训和教育。在加强应急管理培训宣传方面，市政府依托西安行政学院建立了应急管理培训基地，市应急办每年组织不少于两次的应急管理能力培训，市级各相关部门还分别组织专业技能培训和比武，全市开展了分层次、分行业，进工厂、进社区、进农村、进街道等形式多样的培训和宣教活动，免费向市民发放《市民应急知识读本》、《防患于未然——公众应急知识》等读物，通过全面的培训与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公众防范意识。这是提升应急管理工作综合能力的关键所在。

（二）强化预案更新与演练，是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保证

“5·26”液化石油气罐车泄漏事故中，市政府立即启动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预案，各相关单位迅速行动、各尽其责，充分显示了应急预案在处置突发事件中的作用。但应急预案所应对的风险、所依赖的应急资源都是动态变化的，所以应急预案也应建立动态管理制度，不断进行更新和完善。2013年，在完善以前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印发了新的《西安市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对应急预案的制定、评估、更新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提出了应急预案向智能化、可视化发展的方向。拍摄的《应急预案编制与管理》专题教学片，为基层应急预案修编提供了依据；拍摄的《应急演练的准备与实施》教学片，为全市应急演练提供了参考。为了加强对应急预案演练的指导，市应急办每年投入10万余元用于应急管理专家对应急演练的考评工作。仅2013年就有13名市政府领导参与了应急演练工作，通过演练，领导们熟悉了应急指挥程序和方法，锻炼了组织指挥能力。

（三）健全应急队伍与机制，是科学处置突发事件的关键

“5·26”液化石油气罐车泄漏事故中，先后有7支各种应急救援队伍参与救援，组织了3次专家研判会商，针对不同情况，适时调整处置方案。专家组在事故处置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场指挥部制定的每一个方案和计划，都经过专家组的充分研究与论证，确保了指挥、决策、处置的科学和有效。应急救援队伍充分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在应急队伍建设上，市政府高度重视，按照结构合理、资源整合、一专多用、快速灵活的思路，依托西安市消防支队建立了市级综合应急救援支队，依托市安监、质检、卫生系统建立了市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依托地震、红十字会、共青团等机构建立志愿者救援队伍。2009年、2013年分别向社会聘请应急管理专家，组成市应急管理专家库。2014年10月出台《西安市应急专家队伍管理暂行办法》，对专家的类别、条件、责任、义务、程序等有关问题进行明确和规定。2015年第三批应急管理专家选聘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各区县也着手开展本辖区应急管理专家组建设，为突发事件先期处置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四）规范危化品的监督与管理，是预防突发事件发生的前提

“5·26”液化石油气罐车泄漏事故是由于罐车后轮自燃，烧毁罐车底部排污阀橡胶垫，造成液化石油气从排污阀处泄漏，究其原因在于对罐车疏于安全排查。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涉及面广、分布范围大、专业要求强、危险程度高，因此，必须严格落实企业主体管理和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责任，加强对危险化学品生产、运输、使用全过程的监管。企业要按照国家危险化学品安全标准严格落实责任，建立安全检查、排查、巡查监督机制，严格检查程序。监管部门要严格审核发放许可、资格、生产有关证件，道路交通运输部门要在危险路段、隧道、桥梁、山区等位置或服务区设立醒目提示牌，公安交管部门、高速集团可以在道路上设立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安全检查站。各级政府部门要定期开展危化车辆和特种车辆运输安全联合执法大检查，重点检查油气罐车养护和运输安全状况，建立完善安全隐患台账，发现问题立即予以整改，切实做到防微杜渐。

（五）组织事故联合调查与报道，是突发事件应对处置的新要求

“5·26”液化石油气罐车泄漏事故处置中，现场指挥部主动与媒体沟通，及时报道事故救援进展情况，并组织了专门的新闻媒体接待组，不间断地向新闻媒体通报事故处置进展情况。通过这些做法，一是挤压了谣言、传言的传播空间，用现场处置的真实情况占领媒体主阵地；二是争取了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当市民从媒体了解到真实情况后，纷纷以各种方式加入到了救援与疏散的志愿者行列，充分体现了社会参与突发事件处置的巨大潜力；三是通过媒体宣传，让更多的出行人员了解到路况信息，有效缓解了道路拥堵问题。及时的宣传和舆论引导为这次应急处置与救援提供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以往对事故的调查和处理，一般只是找教训、处理事故责任人，对事故处置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很少进行表彰。而在本次事故处置工作结束后，西安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要求，专门发文对参加“5·26”液化气罐车泄漏事故处置与救援的10个单位和35名个人进行通报表彰，彰显了市委、市政府抓好应急管理工作的决心和信心。组织事故调查是突发事件处置结束后的一个重要环节，要对可能引发事故的全过程和综合影响进行综合调查，不能把突发事件作为一种单纯的事故进行调查。市政府在事故调查时，成立了以应急、安监、交通、质检、公安、蓝田县政府和市应急管理专家组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事故的救援与处置、事故原因分析、事故性质认定、应急准备等全过程进行调查，形成事故处理建议，提出整改意见。这种调查方式，能够对引发事故的全过程进行分析，找出各种隐患和薄弱环节，为行政主管部门和企业加强应急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

作者简介：范升彦，西安市应急管理专家组副组长。

中兴公司的困境及启示 篇5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与财务困境的实证研究 作者：龚凯颂 吴 静

来源：《财会通讯》2005年第11期

三星公司的发展启示 篇6

编者按：三星集团创造了亚洲企业新的传奇。这家成立于1938年的韩国家族企业，用70多年的时间，经过3代人的努力，从贩卖鱼干、蔬菜和水果作坊开始，成长为世界级的、规模巨大的、充满创新精神的、高科技的企业集团。如果说“苹果”公司的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乔布斯的个人魅力，那么三星的成功则要归功于企业管理和制度的成熟。作为一个世界一流的大型企业集团，三星的学习借鉴价值已经超越了行业的界限，值得所有企业参考借鉴。结合当前公司的发展形势和需要，本文仅就组织变革、管理与生产组织方式以及人力资源管理三个方面简要总结一下三星的可资借鉴之处，希望有一定的价值。一、三星公司概况

三星集团是韩国第一大企业，同时也是一个跨国的企业集团，三星集团包括众多的国际下属企业，旗下子公司有：三星电子、三星物产、三星生命、三星航空等等，业务涉及电子、金融、机械、化学等众多领域。2012年全球营业收入1500亿美元，名列世界500强第20位。三星集团是家族企业，李氏家族世袭，创始人李秉喆任首任会长，逝世后由其次子出任。旗下各个三星产业均为家族产业，并由家族中的其他成员管理，目前的集团领导人已传至李氏第三代，李健熙任集团会长，其子李在镕任三星电子副

会长。

三星的经营理念：

以人才和技术为基础，创造最佳产品和服务 三星的使命： 为人类社会做贡献 三星新经营哲学：

危机意识、认识现实、反省过去

变化从我做起：人性美、道德美、礼仪规范、行为规范同一方向 重质经营

信息化、国际化、复合化

三星的价值观：

重视人才，人才第一

基于健全的危机意识和自我创新 除了妻子一切都要变 放上一条鲶鱼 永远创新，力求变革 强调责任的自主经营 合理思考和合理行动

廉洁健康的工作作风：做纯正的三星人 坚持一个方向，实现团队协作 二、三星公司的变革与创新

如何推进管理变革

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三星经营业务的快速拓展，各类非相关多元化的业务过多，使得公司已经出现 “大企业病”，即运作效率不高，企业的经营业绩重视数量、轻视质量。李健熙在上任伊始就已经看到了三星在经营管理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包括安于现状、骄傲自满、思想守旧、盲目跟随等。此外企业而临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各产业的国际间竞争日益加剧。

1993年，李健熙发动了三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革运动——新经营。他接连推出了系列措施推进这一变革：

1.在变革思想观念方面，倡导建立健全的危机意识。为此，先后举行了三次产品对比会，李健熙当场一个个拆解三星和竞争对手的产品，向高管明示与世界最高水平的差距。李健熙要求全体员工必须始终以健全的危机意识为指导，不断接受环境的挑战，不断进行自我创新，在心存危机意识的同时，又不能妄自菲薄，否则，就可能陷入消极悲观的心态。正确的选择是既要保持危机感，又坚信改变自身必能适应环境。这种积极的心态，就是三星提倡的“健全的危机意识”。这是三星“新经营”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

2.在变革目标方面，明确三星的目标是全球超一流企业。“什么是一流？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只要比对手优秀就是一流，比任何人都优秀就是超一流。” “在21世纪，不能做到一流就不能

生存。过去二流、三流的企业在自己的领域也能够生存，但在全球化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要时刻保持高度的危机意识。” “凡是消亡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自负。”

3.在变革的口号方面，李健熙提出“除了老婆孩子，其他都要换掉！”这句口号后来成为了三星变革的标志和世界性名言。

4.在变革的信号方面，三星改变了上下班时间。为了唤起员工的变化意识，三星的高层决定从改变员工上下班时间入手。把原来的朝八晚五的作息时间，改成了朝七晚四。它向20多万员工发出了一个改革的信号，告诫全体员工改革不是某些人的事，而是和每个员工息息相关的事。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三星人接受了这个变化。上班下班可以避开交通拥堵的高峰期，下班后的时间很充裕，可以用来充电和学习。朝七晚四的作息时间坚持了几年，一直实行到员工的变化意识上了一个台阶后才停下来。

5.在变革步骤方面，李健熙首先要求所有高层要“从现在开始，从我开始变化！”为此，李健熙派出秘书室大部分人员去各分公司了解其集团内多达1800多名高级管理人员对变革的态度和看法。

6.在变革组织结构方面，重组了最高权力结构。李健熙调整了原来以秘书室为核心的决策模式，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结构调整本部（后改为战略规划办公室），形成了一个以会长、战略规划办公室、总裁团三者组成的高层铁三角决策模式。会长处于铁三角的最顶点，负责确定公司的整体发展方向，确定长期的战

略性投资决策；战略规划办公室和总裁团处于“铁三角”的其他两点，它们是三星决策机制的两个重要机构，战略规划办公室主要扮演着智囊团的角色，收集信息、分析信息，为决策提供依据；总裁团则扮演着具体指挥者的角色，在公司制定出了重大的战略方向后，由他们具体加以实施，他们对三星公司的实际具体经营运作负责。

7.提出建立符合时代精神的企业文化。李健熙明确将人性美、道德性、礼仪、礼节作为三星的“宪法”，凌驾于一切之上，并要求每个员工必须遵守和执行。三星的企业文化整理和推广工作做得很细。为了让员工们掌握企业文化精髓和核心内容，除了全员培训之外，三星还制作了《三星新经营》小册子。这个小册子被称为“三星蓝皮书”，有5万多字，从1994年出版至今总共印刷了超过百万册。在这个小册子中，对什么叫人性美也给出了具体解释：无论我们有多忙，即使是为赴约赶时间而奔跑的时候，如果见到一个小孩摔倒了，也要停下匆忙的脚步，把孩子扶起来才是正理，类似这样的行为就是人性美。

8.变革生产经营观念，强调以质量为主的经营。对不合格产品，一律销毁。李健熙曾将价值5000万美元的问题手机和其他通信产品公开付之一炬；提出“视不合格产品为癌症”、“视不合格产品为敌人”、“视不合格产品为罪恶之源”三大口号；在生产的流程设计上，实行“一站停线（Line Stop）”系统，任何员工只要在生产流程中发现不合格的产品，都可以立即关闭组装生产线。

9.变革绩效考核制度，落实以质量为主的经营。将原来员工和企业绩效评估体系中65%考核产量等数量指标改为更偏重考核质量指标，按照李健熙的说法质量指标要占90%.此外，三星还设立了自己的质量大奖“三星质量奖”。

10.在变革人力资源政策方面，开展“天才人才计划”。三星以高出市场价格3～5倍的高薪聘全球“一流的人才”，三星还善用奇才、怪才。公司的技术研发工程师有些曾经是电脑黑客，有些人根本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只是凭借对计算机的痴迷和热爱，不断地摸索而逐渐成长为电脑组装、软件开发行业内小有名气的专家。三星在“人才第一”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使其集聚了帮助自己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的核心人力资源优势。

11.克服本位主义、山头主义倾向，强调坚持同一个方向，实现团队协作。在三星公司经常听到“Global Single SAMSUNG”这样的话，即全球三星一个整体。这就是说，在三星集团内部，每个公司都要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实现团队协作，共同发展。这是三星“新经营运动”的一个重要思想。三星经营范围涵盖电子、金融、贸易和服务等多个领域，业务拓展到多个国家和地区，员工来自世界各地。三星公司要把数量如此众多、产业类型如此复杂、来源如此广泛的员工组织起来，靠的是“第一主义”的共同目标，是统一协作的企业文化。正是基于这样明确统一的目标追求，三星各公司、各部门才能够实现有效的协作。

12.在变革学习对象方面，开展全面立体的标杆学习运动。三星原来的学习对象是三洋，新经营实施以后，开展了世界范围内全面的标杆学习运动，具体包括：在新产品开发方面学习索尼、3M；在库存管理方面，学习西屋电器和联邦快递；在客户服务方面，学习施乐公司；在生产管理方面，学习惠普；在销售管理方面，学习IBM和宝洁，等等。

总之，上述三星新经营的变化体系，清晰地展现了三星变革的目的、内容、步骤、方法和所要追求的目标，切实体现了三星人做事严谨、认真、系统的工作作风。“新经营”是三星发展过程中决定性的转折点。

如何推进业务创新

以三星在实行“数字融合革命”获得成功的案例来看看三星如何推进业务的创新。

1999年，三星对外宣布了“数字融合”战略，即在未来成为“数字融合革命的一个领导者”的计划，这是一个向新领域全面迈进的计划，是一个企业集团系统性的大创新活动。结果三星获得了完全的成功。此后，三星在自己的企业发展史上将2000年及以后年份标示为“引领数字时代”，骄傲地宣称“在数字领域，我们完全可以成为世界公认的领导者之一。”

当时看到数字时代到来趋势的大有人在，比如日本索尼的出井伸之在更早的时候就提出了“数字化梦想”。但是没有哪一个巨头像三星那样一心一意地执行这个计划，而且选择了正确的方法。

我们来看看三星是如何做的。

1.调整企业战略方向，聚焦到所谓的种子产业、苗圃产业和果树产业，退出枯木产业。三星公司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就确立了以电子产品和电信产品为主打业务的战略，连续出售和舍弃了下列业务部门：三星重工业的建设机械部门、三星物产的流通部门、韩国惠普的股份、三星电子的能源设备部门、军事产业、飞机产业、卡车、船舶用发动机、卫星、寻呼机、工程机械、汽车部门及配套设施。三星的这种战略调整奠定了三星集团发展的基础，三星快速退出了自己不擅长、没有发展前景以及发展潜力比较小的领域，从而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集中在发展潜力大的新型工业——信息通讯产业。

2.整合内部相关产业和事业部，实现资源优化。李健熙将三星电子、三星半导体和三星无线通信进行了合并，历史上第一次重新组合优化各内部大机构。这样的业务整合不仅节约了公司的经营成本，同时还增强了三星公司有效运用资金与人力等资源的能力。

3.加大科技开发投入力度，不断开发核心技术。三星公司拥有13000多名研究人员，在研发方面每年投入巨资，2007年三星全球用于研发的费用已超过90亿美元，接近韩国政府当年的国家科研费用（104亿美元）。三星的高投入也获得了高额的回报，连续多年入选“十大美国专利大户”。在1997年金融危机最严酷的时候，大多数企业都削减研发资金，三星却加大投入，积极在全

球招聘优秀人才。600人的博士队伍迅速超过了1000人。在危机的最严峻时刻，李健熙说出了那句流传甚广的话：“如果问我五年或者十年之后三星做什么，其实要做的事情非常多，但是第一、第二、第三都是开发核心技术，这就是我的工作。”

4.建立各类研究机构，发动设计革命。三星逐步设立了分布全球主要城市的四大研发中心、三星综合技术院、三星创新设计实验室、三星艺术与设计学院等研究机构。通过这些机构，三星吸引了众多优秀技术和设计人才，此外还重金聘请了一些国际著名的工业设计师加盟。这些措施，使得三星在2000年以后，连续获得美国工业协会工业设计大奖。

5.建立品牌协调机制，打造高端品牌形象。三星原来有55个广告代理商，1999年时任CEO尹钟龙统一了公司的品牌代理机构，为各种不同的产品设计了统一的宣传口号——三星数字世界欢迎您。为了贯彻定位高端的品牌战略，三星采取了一系列的营销动作，展开了大力度、全方位的营销攻势：外部，从参加奥运会TOP计划到赞助各种体育赛事；内部，在新经营运动中全面提升产品质量，迅速提升了三星的产品形象。同时还在美国多家网站上加大宣传力度，并多次宣传三星产品以“年轻、流行、时尚数字先锋”为自己的定位，将产品撤出折扣店，一改过去在欧美市场上廉价货的形象，成功树立了“动感、时尚、高科技”的品牌形象，经过不断的战略调整和品牌塑造，三星的品牌价值得以快速增长，并且被世界级品牌评估机构Interbrand公司评选为发展最快的国

际品牌。

6.推行“WOW”计划。“WOW”计划是三星从1996年开始推行的一个对新产品开发的要求计划，即新产品开发要达到英文“WOW”（中文“哇”！）这个感叹词这样的效果，令人拍案叫绝。为此，三星不断改进自己的产品设计和研发，在新产品推出市场前往往多次退回开发组，终于为客户创造了众多世界一流产品。

三星的创新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2年，三星首次在市值上超越了世界第一的索尼公司，到2005年时无论是销售收入还品牌价值上，三星都已经超越了在创新方面长期以来的学习标杆——索尼公司 三、三星的美国式管理+日本式生产

作为国际品牌企业，三星已经从一个强调内部提拔培养干部，鼓励员工和谐，追求稳定就业，习惯于家长式领导风格的日本式管理模式转型为重视人才、强调速度、执行绩效、不断创新的美国式的管理模式。但与此同时，三星却在生产模式上保持了日本式生产的风格：重视质量，精益求精。

美式领导风格

三星曾是个巨大的家族企业,共有五大产品领域，长期以来在管理上受到日本大型企业终身就业稳定发展管理思想的影响，导致公司内部官僚主义行为严重，骄傲自满、人浮于事的现象比比皆是。李建熙利用个人的魅力和凝聚力，于1993年开始在三星内

部发动了自上而下的组织、思维、技术、流程和管理变革，提出“除妻子和儿子以外，其他什么都要变”的口号。

他规定不同层次的领导者在领导目标上做出三星成为“超一流”组织的战略定位，迅速在全公司内部推行强有力的、大刀阔斧的领导力风格，强调速度、革新、创新、学习和全球视角的领导行为。

同时，三星在1990年代改革前在人力资源领域严重地受到日本企业终身雇佣制的影响，强调稳定，主张和谐，结果滋生了企业内部官僚主义和大锅饭现象，大大地降低了企业的效率和生产力。

李建熙大胆地改革集团公司内部的人才管理制度，提出重视、培育、挖掘、保留人才的经营理念，建立了美国企业以绩效管理为核心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对企业高中层人才，实施由多方面因素组成的工资福利体系。

在招聘企业骨干人才上，三星不惜花费天价。李建熙曾说过：“一名优秀人才能使10万普通人受益。将10名一级水平围棋手的力量汇聚到一起，也战胜不了一名围棋初段选手。”三星电子是个名副其实的“工程师的摇篮”，具有3500名博士人才，4900名硕士人才，很多人才都是三星花重金到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挖回来的。

日式生产方式

三星曾经也是一个OEM公司（代工厂），特别重视产品的数量和价格，而忽视了产品的质量、技术、创新和新创意转化为商品的速度。李建熙在1990年代初期曾到德国视察，看到当地商场充斥着日本电子产品，而三星电子的产品却被放在商场的角落，价格低廉，无人关注。李建熙对此极为恼火，他发现管理上美国式的更具竞争力，而在生产上，日本对质量的重视却是产品打开市场的不二法宝。

在1990年代初三星开始强调产品的质量、知识产权、技术创新、品牌和产品上市的速度，在世界主要国家建立了16家研究与发展中心，23家研究与发展学院，高投入地从事研发与设计，很快地在全世界推广新的电子产品，迅速发展并建立了三星全球化的品牌形象。而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三星一直坚持“精益生产”。当前，三星电子在液晶显示屏、静态芯片、闪光存储等产品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四、三星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

三星电子其品牌竞争力迅速提升背后的原因其实得益于管理上的一些独特之道，尤其是三星的人力资源风险管理，从人才的吸纳、培训，到激励，无不渗透着三星“人才第一，”的理念。而这一点，正是三星成功的关键。

不拘一格揽人才

三星上上下下都流传着这样的观点，即“优秀人才一人就能够养活十万人”，“十个一级围棋选手联合起来也不能战胜一个围棋一段选手”。三星这种“人才第一”的理念非常深入人心，是三星一个重要的企业文化。

九十年代初，聘请设计专家日本人福田为顾问的三星电子经营班子曾无视他的忠告。福田就这件事写了一份批评报告书。偶然的机会，李会长看见这份报告书后大为震怒。从此，三星电子为了让引进的人才能够在最好的环境下工作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

之所以给优秀人才以最高待遇，是因为三星认为技术能够左右一个企业的竞争力。为了确保各种人才库，三星电子运营着多种会员俱乐部，从黑客、职业游戏人到新春文艺当选者，这些人都是三星人事部门感兴趣的对象。据悉，这是因为这些人的创造力和构想达到被正规教育课程所驯服的“千篇一律的人”无法追赶的水平

放权+制度约束

一个新入公司的职员，他要接受非常系统的教育直至他成长为三星内部的专家或者是中层干部甚至是最高领导层。三星对每一个职员都有非常系统的教育计划。员工在担任相应的职务期间，三星的高层会把所有工作的管理权限大胆地下放到每一个人的手中，但在放权的同时有会有一套规范的制度体系作为规范制约，这种非常大胆的权利下放，同时规范制度的约束，这样一松一紧正是三星人才培养成功的重要要素。

赏罚分明的考核系统

按照能力给予“待遇”是三星电子的一贯做法。三星集团子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年薪中基本工资所占比重只有25%，其余75%是按照股价上升率和效益性指标EVA（经济性附加值），对照目标的成果率等每年做出不同的决定。

R＆D（研究开发）营销等企业的长期竞争力也属于考核对象。一般职员年薪中所占的基本工资比重也限制在60%左右，剩下的当然也根据实绩变化考核。据了解，今年年初三星电子半导体、无线事业部所属6名科长级技术人员从会社一次性地领取了1.5亿韩元现金。这是只有股份、房地产投资者，或者是风险投资者能够梦想得到的巨额现金。另外，据介绍，在三星电子，如果职员连续三次做出不佳业绩，就难以期待晋升。

入社教育培养忠诚

三星电子的人对三星充满了感情，而三星职员忠诚度高的最大原因，源自入社一个月后的入社教育。所有新入社员都要接受4周的入门教育。入门教育比新兵教育训练还严格，从上午5时50分开始到晚上9时为止，排满了日程。星期天除了宗教活动时间外，正常进行教育。

第一周教育的重点是作为社会人的素质提高。从合适的衬衫长度、系领带的方法开始，教育喝酒的方法等最基本的职业礼节。

培养整体配合的挑战者路线的课程也是必修课。每20名分成一个组进行攀岩游击训练等，在防止出现落伍者并互相鼓励和声援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团队意识和同志爱。第二周则进行有关三星式经营观教育。以自愿服务及挑战主题活动等为内容的第三周课程结束后，最后一周则进行总结及评价。为期四周的日程结束后新职员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脸上露出紧张感，脱胎换骨成所谓的“三星人”。

把送礼和违规者拒之门外

三星集团李健熙会长常常强调，“不正之风是癌症，是传染病。只要存在不正之风，会社终究就会垮台。”因此，和三星谈业务时，绝对不允许送礼、请客等不正行为。在三星，经营诊断部门在必要时连各部门海外法人也要进行一连几个月的审计，找出违法行为。如果发现牵涉到违法活动是事实，就当场宣布辞退。

此外，对于违规的合作者也不容情。去年有一天，在三星电子总社大楼，两位被列入出入禁止者的三星电子合作企业的高级职员，由于上年发生供货违规而被拒之门外。

小结

当然，三星也并非完美无缺，三星的成功之路一直充满争议。三星是最为典型的韩国家族大企业，集儒家理念、家族纽带和政府影响力于一身。腐败和官商勾结的指控、贪污丑闻的定罪、导致大企业结构摇摇欲坠的紧张家庭关系、与苹果你死我活的专利战等问题都为三星公司和李健熙的商业记录蒙上了一层阴影。

但不可否认的是，三星的宏大探索，凝聚了上百万韩国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也吸引了世界广泛的关注。有媒体评论说，苹果公司的神话，只属于乔布斯一个人，而三星的神话，却属于每一个三星人。TCL董事长李东生说：“三星将是中国企业学习的榜样。三星有效仿的现实路径可寻。三星走过的路，也必将是中国同类企业未来要面对和必须要走的路。”

三星公司的发展的启示：

一、企业即人，要挖掘和开发人力资源。“企业即人”，张瑞敏对此的解释是“所有的资产要增值，都要靠人。人是企业的关键。如果把人抛到一边，资产负债表就没有多大用途。”。三星成功的重要经验也在于始终如一地坚持了“人才第一”的理念。公司当前及下步重点以人力资源优化为主要抓手，提升钢铁主业人工劳效和竞争力。这是对人力资源的盘活与回归。笔者认为，这只是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第一步——做好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臵。在此基础上，公司必将和大多数管理先进的企业一样进入到“人力资源潜力的挖掘与开发”阶段——激发职工工作热情、创新热情和个人潜力，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这应该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高级阶段，也是国内传统国有企业缺失的。

二、要借鉴日本式生产与美国式管理的长处。三星很好地将美式管理和日式生产结合到一起。本质上说，日本现代的管理和生产方式都是最初由美国传到日本并与日本文化结合后形成的。日

本式管理是以“理念”为主的管理，强调和谐的人际关系，上下协商的决策制度，员工对组织忠诚与组织对社会负责。美国式管理是以“法”为重心的管理，强调个人价值，强调沿革的制度，理性决策技术和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等。国内有学者总结，美国式管理是“我要-我成”，订立目标，拿出成果；日本式管理则是“同生-共荣”，合力追求团体的荣誉，不计较个人的荣辱；而中国式管理却是“修己-安人”。当前公司的管理方式和生产方式还是主要以“日式”为主，管理方面注重“稳定”，生产方面注重质量和产量。在公司大力推进管理创新和加快国际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应该进一步借鉴美国式管理，增加管理的开放度和灵活性，激发干部职工的创新精神；生产方面，应该全面推行精益管理，实现公司管理水平的根本提升。

三、大变革必须全员参与。从三星的经验来看，为了让全体职工感受公司变革的决心和氛围，三星公司将传统的上下班时间由早八晚五改成早七晚四，唯一目的就在于让职工感受到没有不能变革的。当前公司推进各方面变革最大的阻力应该来自于干部职工的多年形成的“惯性”。改变习惯最大的动力来自于自身，要激发干部职工内心的意愿，就要让其感受到压力和迫力。不过，据笔者观察公司当前干部职危机和紧迫意识并不强，因此，公司应该着力营造浓厚的改革氛围，让干部职工充分感受到公司内外的压力，这或许会减少推进改革中的一些阻力。

中兴公司的困境及启示 篇7

生命化教育是体育课程的逻辑起点, 体育课程则是身体行为的规训教育, 是对“真善美”的生命本体的追求, 是对“野蛮”的文明表达。而现行体育课程本质功用对生命精神的剥离, 对生命体验的远离以及教学方式与生命精神的脱节, 使得体育课程陷入被动与困窘。笔者通过对现行体育课程与生命化互动关系的社会学反思, 提出生命力是体育课程的前提, “野蛮”精神的体用是体育课程开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

一、生命化教育的诠释

随着东西论调差异的消解, 人类对生命的理解存在的“二元观”与“一元观”的争论不再是热门话题。人们对生命的认识达成共识, 认为生命包含自然生命、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等三种形式。自然生命即生命存在的状态;精神生命即回答“生命体为什么而存在”, 是表达对生命存在的体验;社会生命则在社会环境中体现其存在, 使自然生命被赋予或被刻写甚至强加公共意识价值, 是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在社会领域的延伸。体育课程的开展则迎合了生命化教育的“多元”要求, 从对个体身心发育的自然生命的培养到对人体体育精神和生命价值观的渗透, 来对个体精神生命起着潜移默化的修正和完善, 更重要的是通过体育课程群体性的互动使得个体更加了解生命群体化和社会习惯, 体现了课程对生命的关注。因此, 体育课程的开设既是对生命个体的进一步拓展, 又是对生命个体的改观和提升。然而, 当下对体育课程与生命化教育关系把握的“混沌”, 使得体育课程的开展难以乐观, 引来学者和专家们的批判与质疑, 几乎成为众矢之的。本文试图对体育课程生命教育视域下的存在与运行进行深入解读, 以期还原作为生命化教育的体育课程的本来面貌。

二、生命化教育下的体育课程

1. 体育课程是身体行为习惯的规训教育

任何个体都无法逃离社会而存在于社会体系之外, 这是无可争议的。达尔文进化论所提到的“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强调种的优势外, 同时也强调生命对社会关系的适应。因此, “适应”是生命体存在的前提。对于人类来说, 对“适应”的概念更加等同于强同趋附和被动牵引与主动接洽三种态势。“规训”则成为培养人体适应社会的一种比较适当的手段, 尤其对于幼小的与蒙昧无知的个体。人们承认个体生命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的同时, 也开始借助于“规训”, 强化人的生活习惯、行为习惯来作为教育的手段。体育课程的开设, 很大程度上, 是借助对身体细微动作和姿势的定位, 通过给予特定指令, 以期使指令与姿势和动作的结合, 在学生的大脑软组织体系中形成一系列“编码”, 通过编码与指令的定位, 形成自动化体系, 进而形成运动习惯。从实质上来解析, 体育课程的开展, 正如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所说, 具有单元性、有机性、空间性、创生性, 也就是说对每个动作的指导和规范在空间上的定位与分配, 形成一套联合的整体动作, 通过一定的时间积累, 形成一系列有利于生存于社会实践中的行为方式。

2. 体育课程是对“真善美”的生命本体的追求

体育的“真”是尊重客观规律, 对身体自身的认知和对精神世界的关照, 达到“身心并重”。体育的“善”是对体育运行过程中体育伦理和体育道德的把持, 体育精神底线的固守。体育的“美”则是对体育运动中表现的形体美、姿势美、气质美的彰显, 是对体育美学的审视, 是正确体育美感的培养。体育“真善美”的本体追求在体育课程的开展过程中, 无论是宏观, 还是微观细节都有着完美的体现。体育课程对“真”的体现则更加强调体育课程对体育规律的客观把握和运用, 对体育课程科学性和人文性的正确定位。体育课程对“善”的追求则表现为体育课堂上师生对人的行为方式的道德和伦理的恪守, 对“恶”的伦理和道德的批判以及经济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体育道德缺失的抵制。体育课程对“美”的执行则体现在体育课程的规范化、形态美的塑造和体育个人形态气质的培养。

3. 体育课程是“野蛮”的文明表达

毛泽东同志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提到:“体育之道, 野蛮其体魄, 强健其精神”。体育课程与其他科目相对比, 则更加侧重的是身体文化与智力文化的区别, 然而, 二者并行不悖, 并且相互依托, 已为学界所共识。从古希腊体育发源到现代体育赛场上的争夺, “凡有气血者, 必争之”, 人之本性使然, 展现在体育课程内, 则是对非理性“野蛮”的一种自然释放, 更加注重的是对直观感受的诉求, 强调感性肉体在坚强精神的驱使下, 表达“野蛮”所赋予的速度、力量或机敏。对于原有儒家文化和宋朝理学“灭人欲”的回应与冲击, 体现了体育课程时代性的进步。从体育课程本身来看, 感性大于理性, 瞬间的决断更多是深思熟虑的思考, 用对抗其他个体、对抗自身、对抗自然甚至对抗社会规则来获得成功和快乐感, 在野蛮中寻找兴趣、寻找现实社会中所不能充分体现的强烈的个人存在感。

三、生命化教育下的体育课程困境透析

1. 体育课程本质功用对生命精神的剥离

众所周知, 体育课程的本质功能是教育功能。然而, 在体育课执行过程中, 对“体育课做什么”这一问题, 大部分体育工作者处于“模糊”状态。无论是繁华都市的体育课堂, 还是乡野体育课堂, 无不充斥着“体育达标”为主线的体育教学的总体基调, 原本仅作为体育课程评价的一个参考指标, 如今却成为左右体育课导向和趋势的主导性因素。唯标准、唯模式、唯理念, 弃规律、弃探求、弃实际的体育课程, 使得部分体育课程支离破碎, 学生厌学、教师应付了事, 使本应生机勃勃的体育课程, 一度出现萎缩状态, 学生“伤不起”作为项目撤销或部分课堂无法开展的充分借口。从总体上来看, “功利化”、“重结果”是导致当下体育课总体迷失的诱因, 轻过程的体育教学使得体育课程的价值大大消弱。学生的体育观中“唯应试”为目的, 而失去体育多维功能的认可和关注。而体育教师也推波助澜地助长“考试”在学生心目中的主观印象, 即为体质健康测试的完成, 在体育课程中只对考试相关项目进行教授, 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文精神的关注。因此, 对“人”的存在意识的淡化, 必然使身体与精神、身体与社会关系分裂开来, 无法达成体育课程对体育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

2. 模式化教育对生命精神的背离

20世纪90年代, 实证主义席卷了我国, 整个教育体系以实证研究展开一系列的探索。其中, 体育课程注重“脉率”和“强度”来控制体育课的节奏, 以学期前和学期后身体素质提高的幅度为体育课是否成功的标识, 使有血有肉的体育个体进入精密的计算体系之中, 为秒表、心率检测仪、曲线表格所控制。殊不知体育课程是一个交叉科学, 除了肌体的充沛强壮外, 还有情感、激情、超越、竞争等一系列的人文精神在体育课中得以实现, 把具体项目肢解为一个个的微观细节像剧目演出一样, 使得体育课变得整齐划一。教师对技术细节关键步骤给予一一介绍, 看似规整的公开课或样板课, 实则无形中体现出刻板实证主义过重依赖于操作主义, 使操作主义成为后工业时代对人性的一种影响, 可以说是体育课程对实证主义的一种误读或者学说的刻板搬用。儿童教学成人化, 大学教育小学化, 女性教育男性化, 这无疑是对生命本身的一种违背和否定, 是对生命逻辑的篡改。

3. 体育课程远离生命体验

体育课程是一种直观体验, 是对生命束搏的挑战与反抗, 是在对自然和社会对抗中求得乐趣。比如说攀岩、冲浪和蹦极就是对自然和自我的挑战而获得的自我满足感的种种例证。对生命意义的进一步探求, 体育课程中使身体被压抑的“野蛮”得以释放, 体验体育过程给生命带来的冲击, 超越、竞争、成功与失败等独特的生命感受。然而, 当下体育课程在各种思潮的左右下, 在所谓的权威指令的左右摇摆中, 加之教师对体育课程本质的认识模糊, 基本处于游离状态中。体育课程徘徊在各类项目的简单单调开展中, 以“安全”作为阀门, 使学生一直辗转于各种动作的机械模仿, 使得学生喜欢体育而讨厌体育课。学生能够通过教师对“健康”意识的灌输而关注体育, 但全然不能体验到体育与快乐、与健康的直接关系。人的生命历程是一个超越的体验, 体育课程对宏观项目的接触, 诸如篮球、排球、武术、体操、民俗体育项目等等;在微观层面上, 各个系统器官组合的整合对生命原有机制的挑战如“第二次呼吸”等等都是对生命本身的一种超越。体育课程是实现生命体验的空间载体之一, 尤其对于学习阶段的学生群体来说, 更为重要。

四、生命化教育对当代体育课程的启示

1.“生命力”的拓展是体育课程开设的前提

无论是基于何种论调、何种思潮, 体育课程生命化本质的考量是不可或缺的。体育课程的展开是因“生命力”的拓展而提供的。这是体育课程开展与否, 或者说“有无必要的开设”的逻辑起点。人们通常说“笑声和汗水”是最好的体育课程的评价标准, 其评说是用质朴的语言表达了对体育课程评价标准的高度概括。“笑声”是体育人文精神体现的结果, “汗水”则是体能拓展获得的见证。学生参与体育运动, 对身体素质、运动能力与运动技能和心理素质的提升和完善, 是对“生命”存在价值的进一步探寻。教师作为主导者, 又是组织者, 对激发学生参与运动的热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尤其对于基础教育阶段的体育课程更是如此。然而, 用“身体体验”的感性教育与细节动作的“规训”相结合, 其效果远远大于“说教结合, 呆板示范”的模式化教学。因此, 体育课程对生命力的召唤, 通过对学生参与运动激情的调动, 跳出单一为“达标”而运动的束缚, 以“笑声和兴趣”为导引, 以“汗水”为开展体育课程的源动力, 从课程的设计到过程的控制, 体育教学应直面生命, 使“生命力”的塑造贯穿于体育课程的始终。

2. 体育课程的开展寓于“野蛮”之生命精神

从见“物”不见“人”到“见人与见物同在”的体育观的转变, 是“人文关怀”视野下对我国体育课程体制的一种“解构”与重建, 是对回归生活和生命化轨道体育蓝图的一种主动追求。然而, 学生体育运动中所释放的竞争、拼搏、超越等精神是存在于体育课程中非理性的野蛮运动之中。因此, 体育课程对生命的关注, 不是屏蔽或压抑“野蛮”, 而是使体育课程作为一种能量源释放的有效场所, 使得学生在非理性的运动中表达个体存在的思考方式, 让生命的体验在体育课程中得以开展或延伸。生物进化论创始人柏格森提到, 生命是一种向一的冲动, 是自然的充满着非理性的好奇、想象和欲望。体育课程则为非理性的表达提供途径, 用来表达生命所赋予个体的生命精神。对于大部分群体来说, 体育课程在很大程度上, 是可以一展身手而富于戏剧性的、挑战性的舞台。

“野蛮”不是粗野, 而是在规则的支配下, 合理运用身体进行动作与情感的宣泄和展示。体育课程则是为“野蛮”生命精神的实现提供现实的依托空间。体育课程通过体育动作的教授与规范, 进而激发人体内部潜能, 促使人们参与运动、参加活动并实现对抗自身、对抗外物和对抗他人。在合理对抗的过程中, 获得运动所带来的乐趣。“野蛮”是参与活动的“咖啡因”, 同时, 也是心理素质锻炼过程中必须提供的强心剂。体育课程的核心, 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生命个体体能的提升与心理品格的升华, 同时, 也是对“野蛮”的一种理性改造和理顺。

3. 体育课程对“身体”的认知与强化

体育课程中, 使身体动作具有单元性, 将动作细划为具体肢端, 诸如脚面距离地面多高, 腰部是否直立, 双目是否平视等一系列定量化的要求, 以静态和动态相吻合, 实现动作的协同化。实现动作这间性, 表现为以具体的空间领域为切割面, 身体在特定时空进行瞬间定格, 使特定的空间或“活跃”或“空闲”或“狂欢”或“低迷”。同时, 体育课程更重要的是使动作形成有机性, 对动态链状连接的各式动作的组合, 使节奏性和劲力构建于整套身体动作范式之中, 通过脑意识的支配, 结合本体、前庭、视觉等多种感觉器官, 调整和修正所做的动作, 从而实现预期目的;实现动作创生性, 是指通过多次动作的重复进行, 通过课时、次数甚至细分为分秒的训练效应的积累, 实现时间上积聚, 称为动作的创生性。同时, 我们也应该看到, 处于社会中的“身体”又不是完全独立于社会之外的, 而是在社会控制“合力”下存在与发展的, 其主要体现为国家化、法权化和本土化特征。身体的存在既要表现出本土群体性主观的意志, 又受到国家意志的影响, 是在本土和国家化的意志的夹缝中得以延展。同时, 现代法制的健全和对体育的认知的加强, 也给予身体相应的权利。因此, 生命化为逻辑起点的现代社会, 体育课程的推介始终绕不开对“身体”适当规训, 但前提是体育课程生命化的意识不可或缺。

对现代体育教学课程的多角度思维和体察, 不是对其毁灭与否定, 而是寻求更加合理的开展方式。反观不是对事物的倒置, 而是熟悉现实情形与逻辑起点的进一步透析。体育课程的本质功能体现定位于教育与文化, 而逻辑起点则是对“人”或者说对“身体”的自由的最大化实现。纵使体育课程中所采用手段仍是难以摆脱消极主义思想家眼中的所谓的“惩戒”, 本文中所提到的“规训”, 从积极角度来看, 体育课程的“规训”, 无论对生物身体还是精神身体以及社会身体来说, 都是有着无法替代的影响力。有学者提出, 二十一世纪最大的灾难不是癌症, 而是精神疾病, 而体育课程的开展则成为远离社会精神疾病的一剂良药。体育课程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纵然仅存在一个特定的阶段, 然而, 它在培养人的生活习惯、处事方式、生活态度等方面的作用则是难以估量的。

参考文献

[1]伍雄武.现代人与体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2]闫旭蕾.教育中的“肉”与“灵”——身体社会学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3]封孝伦.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

[4]何劲鹏, 姜立嘉身心兼修、魂魄并铸:论体育课程的本质属性.体育学刊, 2010 (2) .

中国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及启示 篇8

【关键词】 路径依赖；中国公司治理；监督职能；监事会制度；独立董事制度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概念源自于生物学对进化分叉和物种等级序列控制的研究。1957年， Waddington在研究物种进化分叉和物种等级次序时发现物种进化不但决定于基因的随机演变和外部环境还决定于基因本身存在的等级序列控制。路径依赖的思想最早被用于经济学范畴是处理对技术改革应用分析所产生的问题。1975年， “路径依赖”的概念首次被美国经济历史学家应用在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中，但是当时的研究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10年后，路径依赖思想被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Paul A. David与美国圣达菲研究所的W. Brian Arthur教授系统化，其概念和机理得到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路径依赖学说最终成为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发展最快、参考价值最高的学说之一， 得到了极大的重视。该学说理论的研究范围涵盖了从个体到整个社会制度的范畴。路径依赖理论按照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方式，成功地从技术变迁转移到制度变迁的研究，一些学者又将其用于所有制和公司治理等重大现实问题的分析。一个具有正反馈模式的体制一旦被系统采用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成长演变而几乎不可能再被其他的甚至更优秀的体制所取代。换而言之，这种自然变迁模式展现了过去的发展对现在和将来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过程中曾提出路径依赖的结果不光是高效率的制度能够延续，无效率的制度也会一直受到沿用。而无效率的制度一旦进入循环的状态时，在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下将无法实现制度的改革。在中国的公司治理演进过程中路径依赖同样起着类似重要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中国的公司治理开始了。1991年以前人们基于对传统公有制管理太过严格等弊端的认识，治理的重点主要在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权力调整。短期来看，每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都激发了企业的能量，但都没能发挥长期作用与效果。在这个权力与收益改革的过程中，很大的一部分权力通过改革被企业经营者获得，这些权力又让经营者们得以避开所有者的控制和监督，在经营过程中通常以公共利益的牺牲为代价来谋取个人私利。

为了解决公司治理发展过程中的内部人控制和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93年后国企改革主要围绕着产权制度和公司制进行。1993年底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为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提供了法律的基础。而在1994年100家国企、央企被国务院选中，作为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进行公司制改造。但是并未得到改变的是，公司治理在改革结构上被等同于上市融资的形式要件，人为治理依然是主要的管理监督机制。在这段时间里，公司治理机制的制衡与经营转换能力被削弱，公司治理流于形式，公司制度进入下一阶段的修正发展。

国务院于1998年7月颁布了《稽查特派员条例》，同年8月第一批稽查特派员进驻国有大中型企业。基于稽查滞后的制度设计以及信息不对称，该制度设计对企业受到内部人控制状态的改变极其有限。1999年稽查特派员制度取消，改设监事会制度。同年年底公司法增加了有关国有独资公司设立监事会的内容。2000年3月份《国有企业监事会条例》明确规定了国有独资公司的监事会成员由国务院派出。监事会成员直接对国务院反馈，稽查特派员受委托直接担任监事会主席。而外部监事的治理制度并未起到良好效果，治理方向转向内部监督。2001年8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性意见》。《意见》指出，上市公司在2003年6月30日前，董事会中应当包括1/3的独立董事席位。

伴随国企改革进程演进的中国公司治理，历经国有企业厂长负责制、稽查特派员制、监事会制、独立董事制度的变迁过程，自1993年以来，始终围绕着监督制度的选择进行不停的演变。独立董事制度的实施旨在优化董事会内部结构，通过改变董事会席位的控制权从而达到公司内部监督的目的。

独立董事制度于20世纪7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并成为英美等国家公司治理的核心制度安排。上世纪末，由经济全球化给企业带来的竞争愈发激烈，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公司治理改革的大潮流。我国为了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保护投资者权益，于2001年起正式实施独立董事制度。但由于文化差异以及路径依赖的影响，独立董事制度被寄予厚望的监督与制衡职能在我国公司治理中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依照我国的公司治理传统，沿用稽查特派员制度设立的监事会，因为缺乏独立性及专业性，该监督机构并未尽到降低管理者与董事会合谋转移股东财富的可能性，同时监事会在改进经营绩效、减少财务报告舞弊和制衡控股股东等方面的管理也不断被掣肘，职责的完成情况也差强人意。而我国继后设立的独立董事制度产生的独立董事主要来自于高校和科研机构，并不像西方那样主要来自于其他企业的管理人员，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董事立场。

深交所的一份对独董具体行为的问卷调查显示，部分独立董事表示在董事会表决时从未投过弃权票或反对票。超过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表示从未单独发表过与上市公司大股东、高管等人有分歧的意见。超过三分之二的独立董事表示没有行使过也不打算在未来行使被赋予的“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提议召开董事会”、“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或咨询机构就上市公司进行某些方面的审计或调查”等权力；几乎所有的独立董事表示自己不会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向股东公开征集投票权。在上市公司年报中，独立董事很少发表与公司管理层不同的独立意见。即使是那些存在财务报告问题、严重的大股东侵害上市公司利益问题的公司，独立董事们也常常三缄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