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农村建设工作计划（精选11篇）
一、新农村建设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县委、政府确定的“123456”新农村建设思路，结合当前“三五”群众工作法，重点抓好访民情、抓落实、办实事、强组织、谋发展、促和谐六项工作，充分调动全村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以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为重点，以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问题为切入点，深化农村改革，激活发展动力，加大投入力度，强化基础建设，发展社会事业，推进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积极改善生活条件，构建繁荣、富裕、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新农村建设工作计划
按照“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尊重民意，积极引导，先易后难，注重实效”的原则，年内开展的工作主要有：
1、深入开展“四情”教育活动，进村入户开展调查研究，特别是要详细了解困难群众的基本情况，摸清村情民意，弄清村目前急需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
2、制定新农村建设规划。在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本村的实际，与村党支部、村委及群众一起制定出符合本村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
3、针对抗旱的严峻形势，做好水改旱亩数统计、夏荒缺粮户及果林死亡率等数据统计上报工作。牢固树立抗旱就是抓生产、保民生、保稳定的思想，严格按照“先生活、后生产”的用水原则，做好协调动员工作，避免发生水事纠纷，做好抗旱保春耕工作。
4、结合村实际情况制定健全和完善村内相关机制、制度，编印成册，使村内事务有规可参、有章可循。加强组织建设，进一步完善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和村“两委”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严格按照“四议两公开”的工作法，推进村级组织规范化、民主化、科学化。
5、认真组织党员、村民代表认真学习上级的重要会议和有关文件精神，广泛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规，督促各项涉农法律法规、支农惠农政策的落实，让广大人民群众全面了解到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
6、做好农村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宣传动员工作及保险收缴工作，使村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实惠。
7、认真抓好森林防火工作，始终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防治工作方针，树立“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理念，预防和杜绝森林火灾发生。
8、根据村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和所盼所需，积极向派出单位和各级相关部门反映，争取项目、资金和物资，努力为群众办实事。
9、定期积极反馈上报新农村建设工作进展情况。
10、深入开展普法教育，教育和引导农民学法、知法、懂法、守法，增强法制观念，依法表达诉求和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教育农民遵守《村规民约》。配合村干部认真协调妥善解决各种矛盾纠纷，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构建农村治安防控体系，开展创建“平安村”、“和谐村”、活动，扫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反对封建迷信和非法宗教活动，创造农村安全祥和、农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
11、抓好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做好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帮助广大党员更新观念、提高素质，不断增强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12、繁荣村民文化生活，多渠道、广范围协调资源，支持乡文艺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文化活动。
13、增强村民公共卫生意识和“主人翁”意识，组织村民定期打扫公共道路卫生，做到乡风文明、村容整洁。
14、注重适龄儿童入学情况，保证适龄儿童入学率，全面提高全面素质。
15、抓好国家和省强农惠农政策和措施和落实，协助相关部门做好农村劳务输出工作。
16、深化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贯彻落实好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补助、农村新型养老保险等一系列惠农政策。
17、积极协助农技等部门开展好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一、基本情况说明
(一) 关于调查问卷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的对象分为两组, 一组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村中的村民, 另一组为新农村建设的组织者与推动者——农村中的村干部。
本调查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 共发放问卷160份, 回收问卷116份 (其中村民调查问卷56份, 村干部调查问卷60份) , 有效问卷114份 (其中村民调查问卷55份, 村干部调查问卷59份) , 有效率符合要求,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1.村民基本情况汇总。
所调查的村民共有56人, 其中男性为80.36%, 女性为19.64%。其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2.调查的农村基本状况汇总。
调查的农村共有47个, 其农村人口总数为104 582人, 主要劳动力52 833人, 占到50.52%。各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 整体看来较为一般, 很发达和很落后的农村所占调查比重较小。其主要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分布状况以及当地农村发展状况如表2所示:
二、村民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一) 村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分析
1.农民对新农村建设主体的认识。
在对新农村建设的主体选择中, 有13.56%的村民将政府视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应该说大多数村民对自身主体性的认识还是比较到位的, 但仍有一部分村民并没有明确新农村建设的真正意义, 将其视作一种简单的政府行为。
2.农民对建设新农村的了解程度。
表示对新农村建设政策了解的仅占37.29%。整体而言, 村民对新农村建设的了解程度难以令人乐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广大农村的宣传力度不高, 且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有很多方面。
3.村民对新农村建设目标实现的信心。
认为新农村建设目标难以实现的村民占到13.11%, 认为新农村建设目标难以实现的原因主要包括:农民素质难以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农民利益难以得到政府的切实关注;政府的支持力度不足;农村缺乏充裕资金支持等诸多方面。
4.当地开展新农村建设的活动内容。
仅有30.51%的村民表示当地开展过新农村建设的活动。可见新农村建设的执行力度并不令人乐观, 可能是当地政府仍在谋划布局, 也有可能当地政府并未将新农村建设给予必要的重视。其中, 新农村建设开展的活动主要分布在以下方面:环境美化、生活条件改善、相关知识宣传、管理民主化以及农民培训活动等。
(二) 村民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认识
1.农民对限制自身收入增长的因素认识。
(1) 自身原因包括自身文化素质较低、掌握的科技水平较低、小农思想严重、缺乏创新意识、对农业以外的行业适应性差、就业难度较大且收入不稳定、工资收入低且增长缓慢、收入途径单一 (农业、打工) 等。 (2) 外部原因包括农村基础设施 (交通、水利等) 落后、传统农业高成本与低收入、新型农业规模有限、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难以实行、农产品市场信息获取不及时、缺乏资金支持 (贷款难、招商引资有限) 、支农政策难以贯彻、农村领导发挥作用有限等。
2.农民对自身人力资源开发的积极性。
在对“如果村里开展农民培训, 是否参加”的问题回答中。表示一定参加占42.37%;明确表示不参加占1.69%;表示视情况而定的占55.93%。整体而言, 农民对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不是很高。
新农村建设要求农民具备一定的知识技能, 成为新型农民, 即“四有农民”: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在农村教育、农民培训和文化道德建设上, 中国农村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农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3年, 40%多没有接受九年义务教育。
3.农民愿意为自身培训承担的成本。
经计算, 农民为参加培训承担的费用平均约为259元/人/年, 大多数农民希望能够接受免费的培训。
4.农民的培训需求情况。
农民希望通过培训, 能够学习到以下方面的知识: (1) 农业方面:科学种田、新型的种植养殖技术等; (2) 法律知识:如《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3) 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如农业经营产业化、农产品市场开发以及农产品市场需求预测等方面的知识; (4) 其他:电脑知识等。
三、村干部调查结果分析
(一) 村干部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分析
1.对新农村建设主体的认识。
在回收的59份问卷中, 有8份认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政府, 占到13.56%。如果说村民对于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认识存有偏颇还情有可原的话, 那么村干部对新农村建设主体的错误认识则是难以理解的。如果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都不到位, 则当地政府就很难成功组织相关活动, 很难有效开展新农村建设活动。
2.对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参与度与积极性的认识。
从村干部的视角出发, 仅有23.73%的村干部认为村民的参与度和积极性很高, 69.49%的村干部则认为村民的参与度与积极性一般, 另有6.78%的村干部则认为没有参与的积极性。
(二) 村干部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认识
1.开展新型农民培训工作的开展情况。
(1) 新型农民培养的计划性。问卷调查显示, 有明确的培养新型农民计划的仅有54.24%, 有33.90%明确表示没有制订农民培养计划。农民的培训工作是一个非常艰巨的系统工程, 为保证这项工作的有效开展, 当地政府必须制订一套行之有效的计划方案。 (2) 对新农村建设应该首先强化推进工作的认识。在对“新农村建设应该首先推进的工作”选择分布结果显示:当地政府对于培训农民的重视程度还应该继续提升。
2.新型农民培训的主要困难。
(1) 农民自身问题, 包括农民思想保守, 难以接受新鲜事物;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不高、接受培训的意愿不强;人员难以集中, 劳动力分散严重, 难以组织;农民素质参差不齐, 难以进行统一培训;农民的认知力和理解接受力不高等; (2) 培训的问题:培训经费缺乏;缺乏培训专家;专业培训人员聘请费用高、难度大等。
四、综合分析
1.加强新农村建设的宣传力度。
调查反映, 很多农民甚至包括一部分村干部对新农村建设的相关制度并不是很清楚。对于新农村建设中关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新型农民的培养等相关制度更是不甚清楚。致使农民对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
2.增加农村教育投入, 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
据测算, 仅完成《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中2006—2010年5 000万人的引导型培训和3 000万人的职业技能培训任务就需要资金230亿元。对现有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的经费需要900亿元以上。所以, 国家要加大对农村农民教育的投资力度, 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
3.建立农村多种教育模式, 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
由于中国目前实行九年义务教育, 农村每年有60万左右的初高中毕业生, 由于不能继续升学而成为新增劳动力, 其中大部分是15岁左右的初中毕业生。对于这部分既达不到法定劳动年龄, 又缺乏相应职业技能的农村新增劳动力, 有必要开展1—2年的职业义务教育。
4.根据农民从事的不同行业特点, 分类分批地进行培训。
对于习惯于农业生产的农民而言, 应该重点进行农业知识 (科学种田、科学种植经济作物等) 方面的培训;而对于年轻的有创新意识的农民而言, 应该对其加强现代经营管理、法律等方面的知识。
摘要：在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背景下, 通过对农村中的农民与村干部展开问卷调查分析的基础上, 基于村民与村干部两个主体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 (包括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认识、对新农村建设相关政策的了解程度、对新农村建设的信心指数等) 以及对新农村建设中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认识 (包括培养新型农民重要性的认识、农民愿意承担的培训成本等) , 发现新农村建设的推进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并重点针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不足加以分析, 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基层政权；村民自治；错位
中图分类号：Ｄ62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949Ｘ(2007)－12－0011－02
农村建设历来是中央关注的重点，目前，中央所首倡的新农村建设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却依然遭遇瓶颈。笔者身处农村，对此感触颇深。无论从事涉百姓寻常生活的层面，还是从整个农村体制建设的层面看都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农村自治组织如何规范运作、乡镇政权如何重整等等。本文所颉取仅是农村体制方面所存在的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即如何从法律层面健全和完善农村基层政权。
一、法律文本的厘清与现实推进的凝滞
随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传统的行政命令－服从型的乡村关系为新型的‘乡政村治格局’所取代”，质言之即在乡镇一级建立基层政权，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在行政村建立村民委员会，对与本村相关的事务享有自治权。反映在现实法律文本中即如宪法第107条与第111条“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而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对此则做了更为详尽的论述，该法第1至4条皆言明了村民自治组织的性质，且以第4条所述最为明确“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将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关系应定位为指导关系，乡镇政府与上级政府间则是领导关系。乡镇政府拥有的是行政权，村级组织享有的是自治权，但在现实的法律文本推进过程中，却陷入了凝滞不前的局面。基层政权作为农村自治组织与上级政权相联系的纽带，存在的”领导模式”与“指导模式”相互交叉的错位致使基层政权无法正确履行上级行政机关赋予的职能。一种情况是村民自治的推行有名无实，自治权被束缚在极小的范围内；另一种是基层政权对于上级政府的命令采取有保留的执行或当出现损害其利益的情形时加以抵制。上述仅为现实困境之概述，我们有必要对此种多重矛盾交错的情形具体予以说明。
二、基层政权的多重错位解析及其成因追溯
其一，基层政权与上级政府间之错位关系，包括两种相异情形：
一种是唯命是从型。此种形态的基层政权完全依附于上级政府，对于上级之命令予以全盘接受，是典型的以行政命令为导向的执政方式。由于某些上级政府缺少对农村情况的调研，其推行的政策有时严重脱离实际却仍得到严格贯彻；另一种是刚愎自用型。即基层政权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进而取舍上级政府之命令。二者一致则皆大欢喜，倘若触及其利益，则将上级文件束之高阁。
其二，基层政权与农村自治组织间之错位关系，亦有两种不同之态势：
一为基层政权对村民委员会过度干涉之错位。在选举任命层面，乡镇政府干预村民选举，侵犯村民选举权利；在干部任命上，一些乡镇政府甚至违法委派、指定或撤换选举产生的村委会干部；在具体工作层面，乡镇政府不仅干涉村委会的财政权，还习惯用行政命令取代村委会的民主决策，给村委会干部工作设置障碍。总之，乡镇政府采取硬性控制或软性支配的方式限制村委会的自治权，使村民委员会越来越凸现行政化之趋势；再者为村民委员会过度自治化之错位。自治组织单纯从本社区利益出发，不愿接受乡政府指导，甚至力求摆脱乡政管理。实际上，越来越多的村委会对乡镇政府已不再唯命是从，而是采取各种方式弱化、抵制政府的过分干预。应该说，村委会的这种行为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合法的，因为《村组法》赋予了村委会自治权，乡镇政府不得对村委会随意发号施令，将其作为下属组织。但任何合理行为超出一定限度也可能变得不合理。村委会作为村民的合法代言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内部事务。没有必要接受乡镇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于是，他们对承担的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的职责，抱着消极、冷淡的态度，甚至与乡镇政府明争暗抗，如对本村村民的超计划生育不闻不问。从而使村委会呈现出“过度自治化”的倾向。
最后，此种积习有着其深刻的历史及现实原因。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需要经济的快速发展，而现代化进程又需要国家对开发进行有效的控制，对资源进行合理的抽取，对未来进行合乎实际的规划。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一方面农村的财富急剧增长，国家抽取到更多资源；另一方面，农村的政治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民相对从前处于一种相对分散的状态，这使得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农村难以贯彻，影响了国家对农村的社会控制。同时，诸如社会治安混乱，干群矛盾突出，农民预防的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低下等新农村问题又在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就目前而言，国家仍然需要农村为整个国家提供粮食作物，工业原料以及廉价劳动力。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国家必须加强在农村的控制。此时如何在保持国家对农村的控制的同时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就成了一看似矛盾的问题。
三、新农村视野下基层政权建设的调试之路与前景展望
目前理论界对于基层政权的职能定位之讨论无外乎两类：其一为“取消论”，即赞成废弃乡一级政权组织，其认为我国自秦汉以来，基本上以县作为基层政权组织，因此可撤消乡镇级的行政层级；与此对应，另一种则为“服务论”，即在承认现有政权层级合理性的前提下，对目前的基层政权进行压缩，“变控制决策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虽然我国基层政权职能错位现象严重，但出于我国具体的国情，“服务论”在现实操作层面更具意义。合理的做法即是对现行的乡镇予以改良，使其与上级政府和农村自治组织间能衔接的更为紧密。合理的调试、准确的定位才是未来乡镇政权发展的必由之路。理顺基层政权与村民自治组织及县级政府间的应然关系，必须结合中央所要求的建设新农村的目标进行调试。2006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这份文件是中央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三农问题”的第8个一号文件，全面展示了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其中也提出了加强农村民主的要求。在实际中需要我们更为精细地去落实中央政策，下文即为笔者的几点建议。
首先是提高现行法律的可操作性。上述问题存在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归咎于法律制度的缺失，因此对于实践中曝露的弊病需以法律制度的完善予以解决。以目前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例，该法规定村民委员会具有“公共服务职能、准司法职能、经济规划职能组织、管理经济职能及多方面的教育职能”。可见法律赋予了村民自治组织极大的权力，在法理层面上使得自治组织相对于村民有了先天的行政优势，依据法律这可能使得村民委员会有机会滥用村里的各种资源，进而将自治权]变为行政权。如果乡镇政府对此听之任之，将会使其异化为不受约束的组织，这当然有违建立此制度的初衷；但是如果乡镇政府事事都干涉，却又会出现另一极端的现象，即村民自治组织的自治权受到压制，其实际行使的自治权较法律规定之范围要小。
其次是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文化理念的革新。理念的更新能保证制度的快速落实。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虽然目前理论届认可了“小政府，大服务”的说法，但在理解上却存在偏颇。笔者认为此中之“小”与“大”绝不能囿于形式，而应是观念上的换位。盲目的撤乡除镇，既不利于县级政府有效的进行管理，也不利于整个农村的稳定。在配套措施制定与完善之前，对基层政权进行大规模换血的条件还不成熟。但良好执政理念的培植却需要很长的时间，因而更应重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便是民本位思想的贴切反映。目前的基层政权的工作人员往往以官自居，对寻常百姓的疾苦或漠视或推委，致使农村许多不法现象久拖未决。长此以往，一方面造成了民众对于政府的不信赖。当其权益受损时，若程度较轻，则息事宁人。即便是到了不得不向上反映的程度，通常也是越级申诉。关于上访村的报道便是此问题的突出表现。另一方面这势必也会使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工作理念发生异化。正所谓上行下效，虽然两者间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现实生活中，后者无疑会以前者为模板，在问题的处理上效法前者，将本属自治范围的事项予以推脱。
最后则需使人民群众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改变过去村干部选举徒具形式的问题。这一方面需要加强对于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使其明了参政的手段、形式及重要性，从而让其真正融入到村务、乡务之中，对于周遭不公现象敢于言明，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目前实践中暴露的问题与群众消极应对自身权利的态度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实则无形中助长了农村地区的种种歪风邪气。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必然是新时代的农民，必须从观念、素质结构及综合技能上逐步摆脱“传统农民”的束缚，形成一个新型农民阶层，其中观念素质的提升当然包括了农民参政意识的加强。
需要澄清的是，上述四点并非独立之因素，彼此间是一渗透促进的关系，相互间并无阻隔。新农村视野下的基层政权建设应将四者视作有机的整体，全方位的进行革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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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新阶段“三农”工作指导思想的深化和升华，集中代表了农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和根本利益。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必然要求及加快安康发展的难得机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利于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理念，让大多数农民群众参与发展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推动和
谐社会建设；有利于扩大公共财政的覆盖范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逐步缩小工农、城乡差距，实现工农、城乡协调发展；有利于夯实农业发展基础，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从根本上改变我市农村的落后面貌。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科学内涵，进一步增强做好新农村建设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确保新农村建设沿着正确轨道顺利推进。一要准确把握新农村建设的时代特征，深刻理解其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统筹城乡发展的思想，总体要求中所涵盖的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诸多方面内容，以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建设方略。二要准确把握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目标具体体现在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努力促进农民增收；要让农民生活富裕起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逐步缩小工农城乡差别；要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农村社会事业，积极倡导社会新风，培养造就新型农民；要搞好乡村建设规划，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要健全乡村管理机制，深化农村各项改革，加强基层民主和基层组织建设，创建平安乡村、和谐乡村。三要准确把握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原则；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断创新农村发展体制机制，激发农村发展活力的原则；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引导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美好家园的原则；必须坚持科学规划，按照“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突出特色”的要求搞好总体规划和具体部署，统筹兼顾，搞好结合，有步骤有计划有重点地推进工作，坚决防止重复建设、分散投入和违背群众意愿的原则；必须坚持发挥各方面积极性，依靠农民辛勤劳动、国家扶持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加强对新农村建设的领导和支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形成新农村建设强大合力的原则。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涉及面广，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系统工程。我们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总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方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按照中央确定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和省委、省政府提出的“规划先行、分类指导、试点示范、基础突破”的基本思路，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推动农村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要立足安康实际，建设绿色产业鲜明、田园风光优美、农耕文化浓郁、社会风气良好、人居环境和谐、具有安康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具体要抓好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一要把发展农村生产力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来抓。大力发展绿色产业，继续推进农业结构调整。转变发展理念，切实增强大农业、大资源、大市场意识，把农业放在全局发展来谋划，不断拓展农业发展的内涵和外延。要按照产业化经营的路子，突出抓好蚕桑、茶叶、烤烟、中药材等绿色产业的发展。继续实施强村大户战略，坚定不移地发展畜牧产业，努力实现畜牧产业发展的新突破。把扶贫开发纳入新农村建设的整体部署，在抓好新农村建设试点村的同时，一手抓新农村试点村建设，一手抓扶贫重点村建设。二要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环节来抓。要切实加大农田水利、农村公路、生态环境和文明村庄建设力度，努力改善农村发展条件。三要把深化农村改革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动力。要切实解决影响农村发展的突出问题，全面增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四要把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尽快改变农村公共事业滞后的状况。要建立完善各级政府责任明确、财政分级投入、经费稳定增长、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切实加强农村教育事业。要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扎实抓好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农村大病救助制度，着力解决农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从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入手，切实抓好县文化馆、图书馆和乡文化站、村文化活动室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积极繁荣农村文化事业。五要把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有力保障。认真落实农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制度，全面加
聚合：农民居住形态的重大变革
诸城是整建制推行农村社区化的先行者，2008年6月，70万农民全部进入“2公里社区服务圈”。阳春三月再访诸城，嫩绿丛中，一座座崭新的楼房在农村社区中心村拔地而起，如雨后春笋，生机勃勃，吸引着周边村落的农民向这里聚集、融合。
来自市住建局和国土局的统计显示：2008年至今，全市已在这些中心村新建楼房7767套，可容纳6000多户农村居民前来定居，光宅基地就能省出3000多亩。
聚合之间，农民的居住形态发生着重大变革，传统的以家族为圈、以村庄为界的观念和生产生活形态正在被打破，农村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农民不仅享受到跟城里人一样的公共服务，还过上了跟城里人一样的生活。诸城，正实现着由“2公里社区服务圈”向“新型农村居住区”的新跨越。
服务的吸引力
今年春节前，舜王街道前松园村村民宋炳友一家四口喜迁新居，住进200平方米的联体楼房。他的新居并不在本村，而是松园社区服务中心所在的后松园村。村北一字排列着23栋同样的楼房，入住的外村人有5户。
社区服务中心主任张瑞军说，这一片就是松园社区6个村的聚集融合区，联体楼房西边规划了40栋多层住宅楼，今年开工建设4栋，入住120户，其中外村申请迁住的近70户。如果全社区1451户全迁来，不仅节地700多亩，而且可就近接受政府公共服务，就近实现城镇化。
松园社区是诸城兴办的第一个农村社区，作为试点，2007年7月在后松园村设立了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警务室、卫生室、建设环卫室、计生服务室、优抚救助室、纠纷调处室等。服务大厅内设有文教、社保、环卫、计生、治保、志愿者活动等窗口，为周围2公里内6个行政村的5667名群众服务。
政策的推动力
花25万元，在辛兴镇大杨家庄子社区就能住进240平方米的新联体楼房，赵高峰觉得值。在严格的政策规定下，开发商按保本微利原则，以每平方米1200元的价格出售，政府补贴80元；他拆了老宅子，政府又给了每平方米50元补贴。
27岁的赵高峰是石家庄村村民，老宅离大杨家庄子1.7公里。几年前从部队复员后，他在诸城市区经商，原想在市里买套房子，但大杨家庄子社区建设规划让他改变了主意：“这里离市区不过10公里，交通又方便，花不到一半的价钱就能买到新楼房，以前做梦也想不到。感谢政府的好政策！”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享受这样的政策。陪同我们采访的市委宣传部的同志说，他们这些非农人口没有买的资格。
政府花钱补贴农民住楼房是有账可算的，最明显的账就是节地。辛兴镇党委书记颜廷忠说，这里工业基础好，用地紧张。农民拆平房迁楼房，腾出的宅基地用于复垦，就能臵换出用地指标。现在，仅镇驻地就规划了101栋新住宅楼，能容纳周边3300户农民入住，可节约土地资源2000多亩。
市土地储备中心主任安文丰算了一笔细账：全市1300个村，每年每村有3户具备申请新宅基地条件的村民，共需占地2800亩，而聚集到社区中心村用地不到1000亩，等于每年节省了1800亩土地。通过全市若干年努力，如果农民全部迁到社区中心村居住，保守估计，全市将腾出8万亩旧宅基地复垦为耕地。下一步，他们将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为抓手，每年重点整体改造偏远村、空心村50个左右，聚集5000户以上，复垦旧村址4300亩，年节余3000亩建设用地指标。把这些指标储备成周边土地，每年的土地收益就有两三亿元，然后再把这笔钱开展新一轮村庄居民点土地综合整治，又能争取到新的建设用地指标。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
政策推动，要抓住关键环节，比如集中供暖、户户通自来水等。“住上跟城里人一样的房子，还要有跟城里人一样的配套设施，这样才能增强吸引力。总不能让农民在新楼房里烧火炕吧。”市委副书记张洪全幽默地说。3月，诸城市委、市政府出台意见，确定10月10日
愈加凸显。
在不断完善各种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同时，强化政策扶持和产业支撑，引导和推动社区居民向中心村聚集融合，成为诸城市推进农村社区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加速器。他们不但为自身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探索出行之有效的路径，也为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聚变：农村社会形态的深刻衍化
农民因聚而合，农村因聚而变。
农村社区化、住宅公寓化、环境生态化……208个社区中心村成为诸城乡村208道靓丽的风景。“化”的过程，在让农村社区变得越来越有“城味”的同时，也让越来越多的农民不用进城就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不仅如此。依托农村社区，向中心村聚集融合，正在催生新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并推动着不断适应这种变化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变革，而那些改变了传统观念和生活生产方式的新型农民，则成为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相融合的率先践行者。
形成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
如今，王竟良隔三差五就要到红星家园的建设工地上转转。看着在建的居民楼一天天变高，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慨：祖祖辈辈都住平房，睡火炕，如今大变样了！
王竟良是官庄村村民，也是红星社区居民。红星社区属舜王街道，服务官庄和官庄店两个行政村，有1771户、5000多口人。去年，这两个村被当地红星建筑公司合并后，以红星家园命名的社区集中居住区建设全面铺开，规划建35栋回迁安臵高层住宅楼，先期开发的21栋已基本建成，建设资金是企业垫付的。王竟良说，村民们对企业的安排挺满意，回迁房有四种户型可供选择，物业费50年全免，60岁以上的老人享有退休金，适龄青年愿到企业工作的优先安排。红星建筑公司总经理宋旭亮告诉记者，合并后，两个村的党支部归公司党委领导，集体财产并入公司，村委会只负责处理事务性工作，经济上统一由公司负责。
舜王街道党工委书记赵治国介绍，在农村社区化建设中，诸城鼓
政府职能转变两条清晰的主线进行：成立社区党组织，城乡党组织联建，从组织资源的整合入手，带动其他各类资源的聚集融合，使新的基层党组织成为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引擎；打造社区服务平台，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对各种服务的需要，逐渐形成政府职能由管理向服务转变的长效机制。
这种适应农村生产力、生产关系变化，打破城乡分割、区域限制和体制壁垒的创新与变革，也成为推动农民加速融入社区中心村的强大动力和组织保障。
以蛋鸡养殖闻名的龙都街道西见屯村，80%的家庭参加了蛋鸡生产合作社，但由于局限于单个村庄，规模上不去，效益也有限。见屯社区成立后，西见屯村被确定为中心村，社区党总支充分发挥中心村的凝聚力和带动作用，先是把西、东见屯两个村党支部合并，接着又将“支部+合作社”的模式扩大到社区内其他几个村，把“小蛋鸡”做成“大产业”，形成了规模优势。养殖大户魏玉元说，加入合作社后，他每年养鸡数量由不足2万只扩大到5万只，还受益于合作社的统一品种、统一饲料配方、统一收购等，蛋鸡成本降低，售价升高，比起单干要一年多收入10多万元。
在社区党组织的“粘合”下成立合作社，在合作社党支部的带领下走共同致富之路，不但散兵游勇般的农户被拧成一股绳，形成社区经济发展的合力，而且社区的聚集作用凸显，群众向中心村聚集融合的愿望不断增强。见屯社区已建起48套联体楼房，各村村民踊跃认购。
推动农民向社区聚集的同时，基层民主建设的步伐也在加快。社区党组织公开社区服务中心各服务窗口的办事流程和办理结果，广泛接受群众监督，并以此带动社区内各村的村务公开。龙都街道东土墙村原是个上访老大难村，村情不稳，村务管理混乱。成立社区后，在社区党委指导下换了新班子，建立健全民主议事制度和决策程序。如今的东土墙村，凡和村民有关的事，都要走完村民议事会、党员议事会、党员大会和村民大会这些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张海波说，“把问题交给村民讨论，让他们知道我们想啥干啥图啥，完全透明，大家都参与进来，事情就好办了。”他告诉记者，土墙社区的集中居住区正在西
集融合和城乡一体化进程。
今年，一走进村口，就发现了与往年的不同，道路干净，院落整齐，高挂的灯笼，火红的对联，不仅有年味，更有村容村貌的改变，就连能看到的厕所都透出些不一样。经过了解，原来今年村里响应县里的号召，积极开展“三个革命（厕所革命、污水革命、垃圾革命）”，看来效果显著。其中厕所革命，就给村里带来了不小的新气象。
首先是思想的转变，以前谁能想到，政府连你家的厕所都要管，而且还要管的“宽”。厕所的地方，尺寸大小，上下水管道，设施的使用标准，后期维护等等，都会有人给你一个标准，按照标准开工建设。经过宣传引导，全村300多户乡亲，最后只确定了50户“吃螃蟹”，大部分还是思想没有转变过来。不过年底这50户三级化粪池新厕所已经验收通过，听说其中的好处，很多人都动了心思，目前确定又有100户准备在2019年改造绿色厕所。
其次是绿色厕所的惠民政策落到了实处。改造一个三级化粪池绿色厕所，绿色厕所中的所有配套设施，上下水管道，都是统一免费配送安装，价值约800元。最后验收时按照绿色厕所标准，合格厕所再补贴1200元现金，当场由村委代表发放。村民感慨的说没想到自己家建个厕所国家还给补贴，钱还发的这么“酥”，欢喜之情溢于言表。
乡亲对新事物的认知在不断提高，相信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村民，愿意改造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家的环境。而且，经过三级化粪池处理的污物，很好的沉淀发酵，极大地去掉了有害物质，是庄稼、蔬菜、果树等植物非常有效的无公害有机肥料，也为我们的食品安全提供了保障。
2019年，村里积极围绕“村容村貌、公共设施、农户庭院、生活习惯、文明过节”五个方面开展“六清一改”和“三个革命”，利用黑板报、拉横幅、张贴告示、广播等方式，积极宣传新农村建设的新举措，三委会成员也人人带头，分片包干，专人负责，制定具体实施措施，和全体村民一起努力，早日实现环境优美，生态文明，乡村美丽，和谐温馨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新家园。
网格化管理源于对水、电的管理与运用方式, 例如, 用户只需拧开水龙头即可使用自来水, 而不用弄清楚水龙头后面的管理与运营机制等。 (1) 在我国, 将网格化管理思想运用于城市管理起源于北京市, 从2004年北京市东城区首创网格化城市管理方法以来, 我国多个城市纷纷展开了社区的网格化建设。至今, 社区网格化建设的发展在我国已有十年的时间, 截至2013年8月1日, 我国已有160个地级行政单位采纳了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 (2) 其间出现了北京市的“一格多员、一员多能、一岗多责”的“7+X”力量配置模式、上海市的四级联动网格化模式、浙江省舟山市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模式等, 可见, 城市社区的网格化建设已经较为成熟。
1. 网格化社区的含义
网格化社区是指采取网格化管理方法的社区。网格化管理方法是基层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创新, 即基层政府将所辖区域划分为数个网格, 对每个网格配备一定数量的具有不同专业知识或技能的工作人员, 以有效解决各个网格内的基本公共事务, 并为社区居民提供及时的公共服务的方法。网格化社区是一个静态的概念, 而社区的网格化则反映了基层政府将社区划分为数个网格、进行基础建设与发展的动态过程。
2. 网格化社区的管理特点
传统的社区管理往往存在着政府部门权责划分不清、人员冗杂、效率不高等诟病, 而网格化社区管理方式则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其独特的管理特点缓解了上述弊病。
⑴组织结构扁平化。在我国网格化社区建设的实际操作中, 基层政府往往将管理职能直接下放到社区, 社区的各个网格中配备不同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员, 由他们直接与社区居民沟通, 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 参与社区管理。例如, 北京市东城区各个网格中就是“七种力量”的直接管理:网格管理员、网格助理员、网格警员、网格督导员、网格党支部书记、网格司法力量和网格消防员; (3) 厦门市网格化社区则是在总网格长领导下, 采取“7+N=1”的模式, 其中“7”是指下派到网格中的7名工作人员, 即网格长、网格管理员、社区民警、司法调解员、消防员、城管、市环卫, “N”指在社区管理中引入的各种社会力量, 如专家、志愿者等, “1”则代表工作的圆满完成; (4) 网格化社区中的这种扁平化组织, 降低了信息成本, 提升了工作效率, 进一步落实了基层公共服务。
⑵管理方式数字化。在社区工作过程中, 网格化社区工作人员借助于统一的信息系统, 采用数字化的管理方式, 有利于积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北京市网格化社区建设为例, 北京市东城区通过动态编码对各个网格实行动态化管理, 顺义区启动了市容市政信息化管理, 朝阳区与西城区则形成了整合各个部门的管理信息系统, (5) 数字化的管理方式保障的政策信息的及时性与可靠性, 推动了网格化社区的标准化建设, 确保了基层公共服务的质量。
⑶管理资源整合化。网格化社区建设, 打破了传统科层制的部门局限, 有利于多种管理资源的充分整合。如在浙江省舟山市“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模式中, 针对各个网格不同的需求, 配备不同知识与技能的网格管理人员, 具有管理知识与能力的相关人员参与网格管理工作, 能够提供基层服务的工作人员则参与网格服务工作等。 (6)
⑷职能责任明确化。网格化管理厘清了基层政府与社区的关系, 明晰了各自的职能与责任, 作为网格化社区的管理者, 网格长、网格员等具有不同的职责, 有利于社区工作的顺利开展, 进一步提高了社区的工作效率。以上海市网格化社区工作人员的分工为例, 信息员负责受理网格居民反映的问题, 值班长负责对其进行立案, 再由指挥中心将各个问题派遣到不同处理单位, 由信息员核查是否解决, 最后由值班长进行结案。在整个问题提出到解决的过程中, 均由监督员对每个环节进行监督。 (7)
二、农村网格化社区的建设
1. 网格化与农村社区
相较于城市网格化社区的起步早、发展快, 我国农村社区的网格化建设则表现出起步晚、发展慢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水平快速发展, 城市社区的公共服务也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 相较之下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提供则显得较为落后。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农村社区居民对于公共服务的要求也逐渐增多, 传统的村委会在农村公共事务处理、协调利益关系、缓解多方矛盾等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 从而促使基层政府开始探索农村网格化社区的建设与发展。
2. 农村网格化社区的实践
⑴管理主体多元化。随着农村居民经济条件越来越改善, 其积极性与创新性也日益增强, 基层政府在网格化社区的建设中逐渐需要借助多方力量。如福建省长乐市梅花镇就在网格化社区的建设过程中构建了一个多方合作治理网络, 该网络覆盖了政府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社会团体以及当地有威信与影响力的团体及个人等, (8) 多元化的管理主体不仅能够弥补政府工作的不足与局限, 而且有利于增强地方凝聚力, 促使网格化社区中的公共利益最大化。
⑵管理手段多元化。改革开放以来, 农村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农民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增多, 为了满足农民日益增强的物质文化需求, 各地基层政府充分学习城市网格化社区的建设, 逐渐发展出了多元化的农村网格化社区的管理手段。如浙江省舟山市岱西镇在“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理念指导下, 探索出符合农村特色的“协同服务”模式。岱西镇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分为数个网格, 并对外来居民实施“双网格”管理, 即将租住在本地居民家中的外来居民并入该网格, 将集中居住的外来居民单独归入一个网格。同时, 为各个网格配备一支具有专业知识与技能的队伍, 吸收多方力量, 为各个网格居民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与此同时, 岱西镇在网格化社区的建设过程中, 探索出了三种创新性的服务方式:集体走访, 即网格的专业队伍定期对所负责的网格进行走访, 了解居民的真实需求与意见;委托代理, 即网格专业队伍接受居民的委托, 根据自身专业素养为居民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 在网格管理员也无法解决居民反映的问题时, 及时寻求更专业的帮助;协同服务, 即网格管理员积极与网格内居民交流与沟通, 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9)
在农村网格化社区的建设过程中, 多元化的管理手段不仅有利于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优质服务, 而且能够进一步提升基层政府的感召力, 有利于促进城镇化发展、社会稳定。
三、农村网格化社区建设的局限
管控性高不利于积极性。农村网格化社区建设能够迅速了解社情民意, 从而避免矛盾激化, 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而正是这种网格化的管理方式, 容易使农村居民感觉处于较高的管控程度下, 阻碍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成本较大不利于长久性。农村网格化社区自身经济发展程度不高, 而多个网络的分化则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资源, 这无疑增加了管理成本。以重庆市巫溪县为例, 尽管巫溪县的网格化社区建设与发展过程较好, 但是作为国家级贫困县, 当地政府财政压力本身就比较大, 在这一背景下, 网格化社区的发展显然受到威胁。
专业化低不利于高效性。农村网格化社区中, 各个网格配备有一支专业队伍, 然而由于农村经济、地理区位等限制因素的存在, 导致网格管理人员专业化程度不高, 相关专业技能的缺乏会影响工作效率, 不利于网格化社区的高效运转。 (10)
四、对策与建议
农村网格化社区管理人员应树立服务意识, 缓解管控程度, 才有利于激发农村居民对公共事务参与的积极性, 从而在农村网格化社区中营造轻松、积极的发展环境, 促进农村网格化社区的和谐发展;基层政府应出台相关激励措施吸引更多社会团体对农村网格化社区进行投资, 或者激发居民自主“造血”能力, 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 加大对居民基本技能的培训等, 进而缓解网格化社区建设的成本压力, 使农村网格化社区建设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基层政府应加大与当地高校的合作, 吸引大学生志愿者, 提高网格管理成员的专业化程度, 进而提高网格化社区的工作效率。
注释
1赵语慧.网格化管理与政府职能定位[J].人民论坛, 2013 (02) :66-67.
2杨代福.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创新扩散现状与机理分析[J].青海社会科学, 2013 (06) :77-85.
3曾媛媛, 施雪华.北京市网格化社会管理的经验、问题与对策[J].新视野, 2013 (03) 93-97.
4陈振明, 吕志奎, 耿旭, 郑曾, 林民望, 李连华, 黎剑峰, 毛万磊.厦门综改区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及其特色[J].东南学术, 2013 (04) :68-76.
5熊炎.北京市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的推广与完善[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3 (03) :65-68.
6杨逢银.需求导向型农村社区服务网络化供给模式研究---基于浙江舟山“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分析[J].浙江学刊, 2014 (01) :209-216.
7池忠仁, 王浣尘, 陈云.上海城市网格化管理模式探讨[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8 (01) :40-43.
8黄宁莺, 柯毅萍, 赵豫生.参与式治理视角下的乡村网格化管理服务研究——以福建省长乐市梅花镇为例[J].东南学术, 2013 (05) :57-66.
9卢福营.“协同服务”: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创新模式——浙江省舟山市岱西镇调查[J].学习与探索, 2012 (01) :64-68.
关键词：农业产业带；土地流转；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作为当前城乡统筹发展的核心，关于其建设模式的研究表现出多元化趋势.重庆作为城乡统筹的改革试验区，在 “大城市带到大乡村”背景下，重庆新农村建设模式对全国农村发展具有示范性和指导性.土地流转背景下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在重庆得到很好的实践，并逐渐探索出一条“土地流转式的新农村建设”道路.
“北碚区江东花木及旅游农业产业带”是重庆新农村建设的三大示范区之一，也是“土地流转式”新农村建设的典型代表。它沿交通线分布，根据当地不同地域资源条件差异及传统耕作优势形成的的带，块状区域.而“土地流转式”新农村建设，是通过土地流转的途径，合理调整农用地利用方向，采用土地集约经营的手段进行农业化或非农化生产活动，实现农用地规模经营，进而改善农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新农村建设.
一.“土地流转式”新农村建设的特色
（一）错位规模发展，建立“特色乡村”
过去江东片区的农户基本上是单家独户分散经营，虽有花木种植等传统优势，但分散的农耕活动难形成规模效应。江东花木及旅游农业产业带的开发，通过“农民主导型”、“政府主导型”、“业主带动型”和“专家助推型”四种经济发展模式，集中分散的种植生产活动，构成“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农民增收”的增收格局。同时改变了农业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多样化：从原来的农林牧渔业逐步扩展到加工制造业以及第三产业；乡村多功能化：由单一的产品生产功能拓展到经济社会功能、生态环境功能和文化休闲功能.各个区域实现错位发展，形成“一村一品”，既增加花木种类，又改善作物品种，提升花木的利用价值.
（二）深度优化发展，建立“产业乡村”
该产业带的特色产业是生态农业旅游，其产品加工都是以其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因而该产业带资源的利用和产业的升级起着重要作用.农业产业带宜多“依靠资源”，少有“依托资源”.以突破1.5次产业为重点， 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该地区产业振兴的重点宜在1.5次产业， 这是因为要把农产品生产的一次产业直接提高到加工业的二次产业是相对困难的， 但是把农产品略作加工， 提高一次产品的附加值则是可行的.腊梅博览园的开发后，单一的旅游仅体现了腊梅的观赏价值。腊梅还具有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这就需要对优种腊梅进行加工和制造，依托食用价值，生产腊梅茶；依托药用性，将干腊梅作为枕芯的组成部分，拓展了腊梅的纵向产业链，同时也带动了农业产业带向二、三产业延伸。
（三）保障维护发展，建立“和谐乡村”
农业产业带的建设，使分散居住的农民向社区集中，但打破了原村域完整的社会网络结构。这种社会网络结构，不仅限于村域内各村民间相互联系所建立的社交网络，更深层次的是村域内农户行为和心理的变化。将农户集中在楼房中居住改善了居住环境，但现今留守在农村的多为儿童和老年人，对年长的农民来说，他们有明显的“安土重迁”思想以及地方认同，即使是空守土地，他们也会有一种满足感和归属感。而搬迁入楼房，往往会给这些老年人带来许多心理问题，形成孤僻寡言甚至是抑郁焦虑的心理倾向。宜适当保护原有村庄的社会网络，为农民提供职业教育，保障农民生存发展最根本的利益.
二.土地流转式新农村建设的对我国新农村规划建设的启示
（一）提高农户投资收益率是“新建设”核心。在传统农业中农民对原有生产要素增加投资的收益率太低，导致农户对储蓄和投资的吸引力小。因而，构建现代农业的关键是要引进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提高农民新增投资的收益率。政府和企业应起到引导和辅助作用，更多得是让农民作为主体参与进去，提高他们的投资收益率，这样方能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例如土地流转中的土地入股和股份合作的方式。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方式组建的土地股份合作社等，合作社根据政府和企业相关建议及要求，从事经济作物的规模化、产业化生产，最终按入股收益分红。这样所得到的投资收益率更高，农民的主动参与也会激发农户更多得投入与经营，形成现代农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保障耕地与农村发展并行是“新建设”保障。在北碚区江东花木农业产业带建立过程中，政府及企业通过土地流转，实行农户宅基地换住房、土地利用集约化等方案，节约了大量土地用于发展旅游农业产业带。但节约土地不是节约耕地。这些节约的土地大多用来种植果木、饲养鱼类、发展旅游，使原本许多耕地改变了土地利用类型，成为园地或旅游用地。实现城乡统筹的过程中，也应注意耕地的保护与开发，做到旅游化，生态化和现代化农业发展与耕地保护并行。
（三）改善农户生活水平是“新建设”关键. 农业产业带的建成，主要依靠土地流转实现。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政府及企业会对农户进行各种补偿，例如宅基地换住房、培训换就业等，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居住水平较过去得到提高。“置换”的楼房，其居住面积更大，居住环境更好；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也给农户的购物、医疗、教育等带来便利。既缩小了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实现城乡统筹，又形成了农民职业化和就地市民化。
参考文献：
[1]李小建.2006.经济地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刘彦随.2007.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转型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地理学报
[3]龙花楼.2006.中國宅基地转型的理论与证实.地理学报
[4]中共北碚区位党校课题组.2011.统筹城乡发展的有益探索---以北碚建设区江东生态旅游现代农业产业带带为例.重庆行政
[5]乔娟.2004.论农业产业带建设与提升农产品竞争力.农业经济问题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各地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近年来，四川省达州市大力实施以班子队伍带村、人才科技兴村、民主法治管村为主题的“三村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有益经验。
以班子队伍带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组织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核心在领导班子，关键在党员干部。因此，应把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建设过硬的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在这方面，达州市主要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把提高执政能力作为班子队伍带村的重点。结合新形势下乡镇政府的职能转变，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建立规范高效的农村管理体制；优化村级领导班子结构，把自身致富能力强、带领群众致富能力强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村级领导班子，提高村级领导班子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农村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二是把实现科学发展作为班子队伍带村的目标。抓班子、带队伍，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发展。加强村级领导班子建设，应注重培育狠抓发展的魄力、善抓发展的能力、抢抓发展的活力。达州市要求农村党员干部自觉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激发群众的创造精神，做到在发展实践中既尊重群众意愿，又激发群众活力；既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又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只增加集体实力，不增加村级债务。三是把让群众满意作为班子队伍带村的导向。坚持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为检验班子队伍带村成效的标准，提高党员干部为民、亲民、爱民的自觉性，通过“三村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群众的利益。
以人才科技兴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物质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的统一，需要人才和科技的强力支撑。达州市在“三村建设”中，十分注重发挥人才和科技的作用。一是着眼于实际需要培养人才。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氛围，创新育才机制，优化引才环境，壮大人才队伍。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干部的综合优势，培养掌握实用技术的科技服务者，为农民群众提供有效的技术指导和服务。二是通过科技应用促进农业产业化。把重点企业的龙头作用与广大农民的主体作用相结合，推广应用农业科技，帮助农民建好农业原创文秘材料，尽在文秘知音网。产业化的第一车间，推动龙头企业加速产业升级，进而延伸产业链条，拓展增值空间，壮大集体经济，加快农民致富。三是坚持用实践来检验发展效果。按照因地制宜、群众自愿、分类指导、梯次推进的原则，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可承受程度，既注重典型示范又注重整体推进，既强调加快发展又强调实事求是，通过人才科技兴村，努力改善农民人居环境，推进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城乡一体化。
我以前有个计划来着，就是在作文网上发表一篇作文就可以玩一小时电脑，可是呢。不久后，妈妈说这样我会沉迷于电脑的，我一想，也是啊。经常发完作文就开始疯狂玩电脑了，写作文只是为了玩电脑。我和妈妈只好研究新的计划，不久之后，新计划新鲜出炉了。那就是……写作文还是得一小时，但是只有周末玩，一天最多玩一个小时半。周末也可写作文。用剩下的时间积累到寒假暑假去，到那时就不用因为玩不到电脑而发愁了。并且，我看到说只要自己的作文达到五十篇就可以弄一个文集。那时，我就小有名气了。我的粉丝会以每天N个的加入，哈哈。先别做白日梦了，把这个新计划告诉爸爸再说吧!最终，爸爸看了这个方案。总是称赞，呵呵!这个计划成功的进入了我的家里。
河北秦皇岛青龙县青龙第一实验小学四年级:朱光照
反差：势头兴旺的农宅建设与倍受冷遇的农宅设计
农村住房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与生活空间，一直是农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长足发展，农民收入水平明显提高，农民改善住房条件。提高住房与环境品质的需求也日益强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村经历了几次建房高潮，人均居住面积逐年递增。《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07年全国农村人均住房面积31.6平方米，新建住房面积7.75亿平方米，是自2000年以来新增面积最多的一年，村庄建设用地总量也不断增长，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农村住宅建设在现阶段呈现出迅速扩张的趋势。
但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我国从事村庄规划与农宅设计的专业机构与人员却不成比例。就规划与建筑设计而言，目前的重心依然在城市，农村社区与住宅的发展远远滞后城镇，农村住宅成为建筑设计中最为薄弱的环节，这种现象在南方地区尤甚。因此，伴随农村的建房高潮，由于缺乏专业规划与设计，农民建房的随意性大，居民点用地急速扩张，众多质量参差不齐、粗制滥造的农村住宅纷纷出笼，村庄特色匮乏、布局散乱，为新农村建设的纵深推进埋下了诸多隐患。
挑战：城乡统筹政策对农宅规划与设计的新要求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城乡统筹政策，这是针对我国现阶段城乡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其实质内涵是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为核心，通过合理布局城乡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引导人、财、物等社会资源在城乡之间充分自由流动，促进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促进新农村建设理想目标的实现，最终促进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城乡统筹方针的提出，从政策层面为农村住宅规划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何适应农村的产业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如何适应农户类型多样化的生产生活需求?如何引导农民适度集中居住，有效控制建设用地?如何从城乡统筹的角度利用市政设施进行基础配套?如何正确理解城乡一体化?如何在准确定位城乡差异的前提下构建现代化的农村新社区?这一系列问题，使得农村社区规划与住宅建设，必须纳入城乡统筹的政策方针中进行重新谋划与研究。在农村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从住宅建设人手，重构乡村空间。推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力度，促进城乡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成为目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重大挑战。
危机：城乡同质化误读带来的破坏性灾难
围绕对城乡统筹政策的种种解读，我国农村住宅的规划与建设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向。就全国范围而言，农村新建房屋层出不穷，各地的示范新村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而表面的繁荣与兴盛背后，却存在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农民自发的建房形式中，也存在于政府统一规划与修建的新村之中，以下即从自建房和政府代建房两种形式加以探讨。
自建房：自建房即农民在宅基地范围内，自行修建的房屋。由于自主修建的性质，政府难以对用地、质量等进行严格把控，自建房普遍呈现出用地粗放浪费、建筑安全隐患严重、住宅舒适性差、建筑风貌缺失、设施难配套等问题。而对城市的崇洋心理与相互的攀比心理更使得农民在住宅翻新时盲目模仿城市楼房，随意加高楼层，滥用瓷砖贴面，罗马柱等，呈现出东拼西凑、不伦不类的景观。
代建房：在政府统一规划修建的农宅中，由于规划设计人员不熟悉农村生产生活实际情况，也常常出现纸上谈兵现象，盲目搬用城市住宅设计模式，使住宅功能不匹配，造价过高，加重农民经济负担，同时，对整齐划一的空间形态的盲目追求、也使得规划时粗暴切割土地，强行纳入方块棋盘式的布局，导致农村生活模式割裂、地域民居风貌缺失，甚至出现因入住率低，缺乏生活气息而将新村变空村的现象。
从以上两种建房形式的分析中不难见到，对城乡统筹最常见的误读，即是将城乡一体化与同质化相混淆。无论对城市住宅的盲目模仿，还是修马路、建广场的套路模式，其后果往往是干村一面，使村庄的地域特征与文化脉络丧失殆尽，同时带来村庄自然生态与田园风光的破坏，陷入域不城、乡不乡、只见新房不见新村的尴尬境地。这一后果无论对农村的文化、生态还是和谐人居的可持续发展而言，都是一场严重的破坏性灾难。
二、探路实践——以南津乡花园村聚居规划为例
课题缘起
重庆作为新兴的直辖市，同时又具有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特殊市情，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区域发展极不平衡，于2004年被国家确定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肩负着在新的历史阶段破解城乡二元矛盾、探索城乡统筹之路的重要使命。其农村住宅规划与建设的探索，具有更为重要与迫切的现实意义。
与全国农村住宅建设的普遍情况类似，重庆市的农房建设主要存在布局散乱、集中度低、房屋结构不合理、功能不配套、农房质量低下，建筑风貌缺失等一系列问题，建筑人居环境亟待改善。基于此，重庆市建委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品质、强化地域特色风貌为核心，确立了“重庆市农村民居规划设计研究”课题，委托四川美术学院进行重庆市农村民居的规划设计探索。自课题组成立伊始，四川美院课题组在重庆市建委的支持下，对重庆市的村庄规划与住宅建设现状进行了深入考察，拟定了一系列的调研与工作计划，力图通过示范工程的实践与打造，以点带面，为重庆农村住宅的规划与设计提供切实可行的新思路。
课题目标
在新农村建设与城乡统筹的政策指引下，通过示范工程的规划、设计与施工建设，探索具有一定推广与示范价值的农村住宅设计模式，实现巴渝农村民居的风貌创新。在此基础上，制作并推广具有实用价值与可行性的农村住宅图集，推进构建土地集约、设施配套、品质良好、地域风貌鲜明、人居环境和谐的农村新社区，推进宜居重庆建设目标的实现。
课题研究和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
·以城乡统筹政策为导向，寻求农村居住环境、生活模式与现代居住品质的最佳结合点；
·结合重庆市农村的地貌特征与生活生产实际情况，探索具有一定推广与示范价值的农村住宅设计模式；
·提炼巴渝民居的形态语言特征，延续地域文脉，凸现并强化巴渝农村民居的地域风貌与特色。
示范选址
经课题组研究决定。前期先选择几个示范点进行规划建设，在住宅规划布局、建筑设计、抗震技术和风貌控制方面充分发挥带动作用。示范点布局原则是在经济水平上涵盖小康型、经济型、困难型村庄，在地形条件上涵盖山地、平原、滨水等典型地形，以期切实达到示范建设的推广价值与效应。
2008年7月－9月，由市建委带队的课题组成员对重庆周边各区县农村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选址调研，通过勘察、访谈、问卷等形式对场地条件、村庄经济水平、基层组织保障、布局合理性等调研指标进行综合评估，最终选定重庆市合川区南津乡花园村作为首批启动的农
村民居工程建设示范点。
1、选址分析
场地条件：场地呈不规则梯形状，典型的小丘陵地带。东西高差5.88米，南北高差5.7米，南面临湖，北面临城市主干道，紧依2000亩绿化森林地带。场地工程地址水文条件较好，供水、供电、通信、排水等设施条件均满足使用要求。规划用地14699m2，建设用地11022m2，基本能满足农村社区的组团规模。
经济水平：现有大、小工业、企业40多家，其中二三产业30余家，解决当地富余劳动力近800人，2007年农民人均收入达5600元，高于重庆市农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水平。
产业结构：工业占10％、加工业占37％、生态种养殖占48％、三产业占5％。农民基本脱离农业生产，以工业、加工业、生态种养殖及三产业为主。
交通条件：合川区南津乡北通四川南充、遂宁，南接重庆主城和北碚、铜梁，是合川北上南下、东进西出的交通枢纽，花园村地块位于主干道旁，路况良好，交通便利。
组织保障：合川区政府对新农村建设投入力度大，方向明确，对农村住宅项目主动性强，基本形成合川区政府、合川建委、南津村办事处与花园村基层上下联动的组织机制。
集中意愿：计划搬迁入住的农户大部分为草街水库移民，部分为花园村原住户，有较为强烈的搬迁入住意愿，已明确表达入住意愿的有40户，有一定经济能力，接受政府提出的搬迁补助标准。
规划衔接：与南津乡花园村的现有规划不冲突。
2、村庄定位：
花园村位于城乡结合部位置，属典型的域郊型村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村民经济收入大多来自二三产业，具备了向城市化迈进的条件和基础，但村庄的公共配套设施与城镇仍然存在较大差异，村庄空间形态界于城镇和乡村之间。因此，在规划中，应有效聚集现有的零散业态，完善村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形成城郊农村的聚居节点，使村庄人居环境质量高于周边散居地区，吸引农民集中居住。
设计理念：
“求同存异有的放矢”
充分认识城乡两种空间类型，准确定位二者在产业结构、功能形态、生活习俗方面的显著差异。在农村社区中，真正将农民作为设计主体，围绕农民的根本需求与生产生活实际，结合村庄的地形地貌、区位条件、产业结构、经济水平、人文风貌、生活习俗，因地制宜，有的放矢，构建适宜农民生产生活、功能经济适用、地域特色鲜明、乡土风情浓郁的农村社区。
在此基础上，努力寻求城市与乡村的结合点，推进二三产业的适度集聚，推进居住人口的适度集中，推进土地的集约利用，推进基础设施与服务设施的铺设搭建。将城市的品质标准引入农村社区的规划设计，提升社区规划与农宅设计品质，提升人居环境质量，实现具有现代生活品质的农村和谐人居。
实施方案
1、以有利农民生产生活为根本，从农民实际需求出发，营建功能适用的新农村住宅。
农村住宅既是农民的生活空间，也是生产空间。本案中花园村的农村居民尽管大部分已经脱离农业生产，但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农村的生活习惯，如种植菜地、饲养家禽、多种能源混用等，家庭人口也延续多代共住的传统。因此，必须广泛听取农民的意见，从农民的生活习惯出发，设计农民适宜居住并乐意居住的新型住宅。
1，1使用面积最大化：
在单体住宅设计上，根据住户不同的家庭人口规模与结构，设定了三种户型面积：134m2、167m2、200m2。在有限的面积内通过简洁紧凑的平面分割与巧妙的空间设置，在严格控制宅基占地的基础上实现了房间数量与使用面积最大化，即使面积最小的134m2的T户型，也拥有4室1堂1厨3卫，以及晒台、院落等附属空间，充分满足了农户居住与生产空间的需要。
1，2空间组织合理化
从农民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的生活习惯进行设计。保留了堂屋作为对外空间；扩大厨房面积，适应农村多种灶具能源混合使用的习惯：加大梯间尺度，满足农民粮食、农具搬运的需要；配置用于家庭家禽饲养与晾晒、休闲的退台与阳台，内部空间交通简洁，有前门，有后门，使室外与室内自然贯通，将对农户生活模式的体察与关怀在设计中一一落实。
1，3户型功能多样化
产业结构的调整导致的农村家庭类型与生活需求呈现多样化态势，过去单纯的农业户转换为小型加工、农家乐、运输业、小型零售业等多种类型。本案在设计进行了充分考虑，户型空间具有灵活性与可变性。临街住宅可将底层设为商业门面、手工作坊或农家乐的餐饮空间，形成“上宅下店”的空间模式，适应城郊农村的商业化趋势。
2、针对当地农民的收入水平，严格控制成本造价，减轻农民经济负担。
花园村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在重庆市范围内属于较为富裕的农村，通过调查问卷显示，入住农户可以承受一定费用的购房成本，但大多数农民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打工，收入并不稳定。因此，本案在经济成本方面，按照小康型农宅的标准进行成本控制，以避免重蹈示范小区举债人迁的覆辙，真正减轻农民负担，消除入住农户的后顾之忧。
2，1材料工艺的低廉性
本案在设计中大力挖掘选取本地材质，以本地成本低廉、取材方便的大白砂作为外墙材料，同时采用自创的千刷石外墙工艺，使成本大幅降低。另外，在设计中利用简洁的设计手法，去掉多余的外在装饰细节，景观设计上，也采用本地最为常见的青石板、鹅卵石等低廉材质进行铺装，从材料和工艺两方面使成本得到有效控制。
2，2工程造价的经济性
工程造价是农民最为关心的要素，本案从空间设计、结构设计、材料选用、工艺技术各方面对成本进行严格控制，单方造价(仅指直接工程费)675元左右，详见下表：
3、推进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配套，注重生态环保要求，创造方便舒适的品质社区
城乡统筹建设的重要内容与目标之一，即是推进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推进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从而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花园村位于城郊，有进行设施配套的区位条件，同时，通过整体有序的规划与设计，使房屋品质与舒适性得到有效提升，社区的生态环境得以改善，逐步实现与城市小区在环境品质上“同”的趋向。
3，1住宅性能的舒适性
住宅设计中顺应农村住户的选址习惯与朝向偏好，大部分住宅按南北向布置，满足日照与通风条件。设施设备进行合理化的统筹布局，独立设置烟道与排水系统，明厨明卫，充分利用天然采光与自然通风，利于节约能源，符合生态环保要求。
3，2设施配套的完善性
在市政基础设施方面，水、电、气、通讯电缆得以顺利铺设搭建，形成了城乡一体化的供水、垃圾处理系统。同时，根据社区的入住规模，适当设置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村公所、幼儿园、停车场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
效率。社区中心区围绕村公所形成公共交往的空间场所，南线水塘岸线通过景观处理为农户提供休闲娱乐的线型空间，有效提升了小区的生活品质。
4、适度推进集中居住，从规划布局、住宅形式等方面集约利用土地资源
近年来，村庄建设的无序状态使土地流失加剧，土地集约成为任何村庄规划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本案中，根据场地条件，通过有效的空间规划，容纳了近59户农户，适度推进了集中居住，同时，通过对住宅形式的选择、附属空间的处理等，实现土地资源集约利用。
4，1严格控制用地面积
本案是由政府统一规划，统一修建的农村住宅小区，因此在规划上严格执行重庆市宅基地控制标准，三套标准户型分别为48.6m2(4－6人)、66.9m2(6－8人)、83.5m2(8－10人)，均控制在标准占地面积内。同时，通过三层住宅的合理空间设置，实现了房间数量最大化，达成了低建筑面积高使用面积的目标，满足了农村家庭多人口的居住需求。
4，2巧用住宅形式与院落
本案中，住宅形式以二楼一底的多层住宅为主，但不仅限于独栋住宅，可进行双拼、联拼等多种形式组合，有效节省土地面积。另外，因本案入住对象已非以农业为主的农户，院落功能有所淡化，因此，在院落设计上，将单家独院变为几家共有的集中院落，在保留农村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有效实现了土地利用的集约性。
5、以抗震技术为支撑，切实改善农宅的抗震防灾性能，提升农宅的建造水平与质量。
农村民居的抗震安全一直处于被忽视和遗忘的角落，由于农宅的设计、施工缺少技术标准和技术指导，农村民居往往处于抗震防灾方面的整体“不设防”状态，“5.12”汶川地震更是暴露出农村民居在抗震防灾方面的严重危机。为切实提升农宅抗震性能，本案在实践中与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密切配合，利用先进的抗震技术支持，为花园村民居的房屋安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在结构技术上，结合重庆的抗震防灾的具体情况，本项目创新性地使用了两种装配式构造柱技术，一种是适用于低抗震设防区(6度区及以下)的素混凝土构造柱，另一种是适用于中高抗震设防区(7～9度区)的芯柱式构造柱。
装配式构造柱技术的关键在于使构造柱由特制的预制块砌筑而成，将传统构造柱的现浇钢筋混凝土施工工艺改变成以砌筑为主。装配式构造柱技术的应用，突破了抗震设计中传统构造柱在农村中难以使用的问题，应用具有造价低廉(素混凝土构造柱无需钢筋，芯柱式构造柱无需木工支模)、不占工期(可随墙体同时砌筑)、施工工艺要求简单(可充分发挥农村泥瓦匠的砌筑工艺、易操作)、原材料质量有保证等特点(预制块由预制厂生产，工厂化生产便于质量监控)，在抗震方面为重庆市农村住宅的建造提供了安全性高、技术简便、易于推广的抗震新技术。
6、通过街巷空间与院落空间的巧妙分割，灵活布局，延续农村传统空间肌理。
花园村地形属典型的小丘陵地带，在空间布局上，本案分尊重原有的地形地貌，不挖山、不填土，结合场地条件设置高差，通过建筑单体的错置排列、大小不同的建筑组群的组合，有效组织院落与街巷空间，形成错落有致的院落式住宅组团，以延续农村聚落特有的空间肌理。
5，1街巷空间
作为典型的山地区域，重庆的村镇在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出独特的街巷空间，并具有与北方平原地区街巷的规整布局截然不同的特色。本案尊重场地的地形条件，将整个区域以十字型的街道划分为四个住宅组团，各组团利用建筑单体的多种排列与组合，形成了自然而丰富的巷道空间。街与巷的结合，解决了社区商业娱乐、内部交通联系等服务功能，同时充分依循了山地区域随坡就势、灵活布局的特色，呈现出丰富自然的空间肌理。
5，2院落空间
院落是川东农村民居中不可或缺的空间要素，农村院落满足居民生产、生活资料存放、户外起居、配套厨房等功能要求，是农村居民最为看重与依赖的附属空间。本案中通过建筑单体的多样围合，形成了巧妙的院落空间，延续了闭而不合的川东院落民居特色。一方面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日常的生产生活与婚丧嫁娶、日常娱乐的公共场所，延续了邻里之间密切和谐的交往氛围，另一方面，也丰富了村庄的空间要素，通过建筑与院落、院落与院落之间的拼接组合，形成错落有致、变化多样的空间形态，体现出农村传统的空间和风貌特色。
(六)、设计创新
对于城乡空间之间关系的认识，在理论层面上已经为愈来愈多的规划从业者所认识，但就其实践而言，并不尽如人意。本课题在合川区南津乡花园村的设计探索与试验中，通过对空间布局、建筑形态、地域风貌、材料工艺等一系列与农村住宅密切相关的要素的研究，归纳出一些创新手法，对于立足城乡差异，有针对性地进行农村住宅规划与设计有一定价值，兹分列如下：
1、设计方法创新
以“模块推衍”为核心，首先提炼出平面具备典型性与优越性的T／L／Z模块作为标准单体，在根据不同场地、不同单位量、不同朝向进行形式多样的衍生与组合，这一方法兼具标准性与灵活性。一方面，住宅单体模块的标准化与规范化，方便农户参考借鉴、自助建房，具备复制推广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住宅单体衍生组合的多样性，有利因地制宜，随机变化，为集中规划提供灵活有效的解决办法。从空间布局而言，有利突破整齐划一的组群模式，形成层次错落、变化丰富的建筑群落，营造和谐自然的聚居环境。
2、风貌特色创新
本案对巴渝民居的风貌研究，着眼于“传承”与“创新”两个层面。因此，本案通过深入研究巴渝民居的形态语言，从空间肌理、材质组合、构筑语汇、装饰元素等方面梳理了巴渝民居的文脉特征。在深入研究川东民居构筑精髓的基础上。设计中采用川东地区传统的院落式布局，将穿斗结构、捆绑结构、烽火墙等传统构筑要素融入造型语汇中，选用小青瓦、白砂墙、干刷石等本地材质与工艺，以独具巴渝本土风味的民居色调统一整体设计。
建筑风貌上，本案突破了对川东民居语汇的简单堆砌与还原，以巴渝民居的淳朴风貌为基点，注入现代理念与手法，空间分割精巧流畅，立面处理简洁明快，墙面肌理以创新工艺处理，质朴清新，整体建筑彰显出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独特气质，实现了巴渝民居风貌的再造与创新。
3、工艺材料创新
依循“就地取材、大胆创新”的思路，本案在墙面处理上采用了创新工艺——干刷石，具体作法是将鱼米石与河沙水泥，按1：1比例糙灰面抹，一小时收水，手工刮刷，呈现鱼米颗粒状，形成独特的墙面肌理。干刷石工艺使墙面呈现出的粗砺质朴的肌理质感，既与巴渝农村住宅风貌一脉相承，又兼具现代感，为巴渝民居新风貌的打造找到了适宜的材料与工艺。同时，鱼米石与河沙水泥等本土材料取材方便，成本低廉，工艺简单，完全农民自主建房的需要，易于学习掌握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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