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农村改革一线的（精选7篇）
日期：2015-03-11 作者:郑 栋 唐艳丽 翁 瑞
来源:人民日报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社会进步都发轫自农村。
周人先祖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滋养了4000年底蕴深厚、光辉灿烂的传统农耕文化。
凤阳小岗村农民“按生死状，大包干”，奏响了30多年来不懈进取、改革开放的辉煌乐章。
新常态下，农村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春节前夕，总书记在陕西视察时强调，要扎实推进特色现代农业建设。国家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杨凌，在贯彻落实陕西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安排中，牢记嘱托、肩负使命，坚守在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这场“攻坚战”的第一线。
“咬定青山不放松，紧抓改革不松劲。省委书记赵正永提出：在新常态下应有新作为。杨凌示范区应当在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中肩负使命，砥砺奋进，努力前行。”全国人大代表、杨凌示范区党工委书记郭社荣说。
冲破粮食生产的水源束缚
若说杨凌示范区是因“水”而生，其实并不为过。只不过，杨凌不去湿润的地方“找水”，而是扎根干旱半干旱地区与水“较劲”、和水“较真”。杨凌示范区对深化农村改革、确保粮食安全的进取自“水”发端。
玉米、马铃薯等粮食作物产量创41项全国高产纪录，牛、羊等牧畜存栏规模居全国前列。这样的丰产粮仓不是水土充沛的平原沃野，而是缺水少雨、环境脆弱的“干旱走廊”——榆林所辖的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漠边缘地带，在杨凌的技术支持下有望成为陕西省的“沙漠粮仓”。
旱区怎样种庄稼最节水？旱区农田怎样用水效率高？这些围绕着“水”的问题，正是杨凌示范区的专家们夜以继日攻关的课题。而榆林的“沙漠粮仓”，则是杨凌对这些问题的生动诠释。
杨凌示范区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不断丰富旱作农业发展理论，提升旱区粮食增产潜力。杨凌现代农业高效节水技术已累计在陕、甘、宁等省区应用推广1500多万亩，节水3.7亿多立方米，增产粮食6.6亿多公斤，产生效益7.3亿多元。杨凌示范区已成为推广旱作农业节水技术和支撑旱区农田高产的重要力量，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夯实粮食产能基础等方面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释放农业创新驱动的活力
全天候物联网、工厂化穴盘育苗车间、数字化农产品溯源标识……走进杨凌示范区现代农业园区，宛如置身现代农业的“梦工厂”。这是杨凌在农村改革上的创新之旅——依托现代农业园区，对构建现代农业产业和经营体系进行探索。
总面积只有135平方公里的杨凌示范区，却拥有100平方公里的现代农业园区。在这里，不仅集聚了现代林果业、园艺业示范基地，还有具备产业支撑的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和涉农工业。从园区的产业结构到承载的产业功能，杨凌现代农业园区的建设步伐烙印着改革创新的丰富基因。
在杨凌，做农民是份幸福体面的职业。得益于优化调整的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科技进步，需要大量劳动力的传统农业，在杨凌正在朝着集约专业的现代农业转变。会种地的“老把式”逐渐被懂科技、善经营的职业农民所取代。由职业农民组织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成为杨凌发展现代农业的生力军。截至2015年2月份，杨凌已培育以职业农民为主体的新型农业合作社415家，其中，成功创建国家级示范合作社4家、省级示范合作社和百强社13家，家庭农场50个，累计流转土地5万多亩，占区内耕地面积的58.1%。
撑起农民脱贫致富的“脊梁”
“枣园的灯光照人心，延河滚滚喊„前进‟”！
陕北、枣乡、革命老区，杨凌示范区农业科技工作者们最牵挂的地方；脱贫、致富、全面小康，杨凌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奋斗的方向。怀揣一腔赤诚，杨凌示范区从革命老区再出发，奔赴农村改革一线，吹响现代农业科技服务扶贫开发的“冲锋号”。
为老区农民拔穷根，先要教会他们一身“自我造血”的本领。为了提高陕北枣农的收入，杨凌的专家们离开宽敞明亮的大学讲堂，离开家人孩子，自愿选择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里“安家”。
地处清涧的国家林业局枣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就常年工作生活着这样一群执着奉献的杨凌人，他们是西北地区最权威红枣专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汪有科教授和他的团队。通过改良品种、改进栽培方式和改造低产枣园，他们使陕北红枣的种植成活率由原来的40%提升至90%，每亩收入从2000元稳定保持在3万元以上。
18年来，杨凌已在18个省区140个市县建立了230个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地，年示范推广总面积达到5200万亩，总效益145亿元。推广动植物良种1700多个，面积超过2亿亩，转化推广先进适用技术1000多项，使5000多万农民从中受益。杨凌示范区已成为农业扶贫开发领域的重要科技支撑。
守住山青水绿的生态“底线”
在杨凌生活的人们眼里，示范区其实是个大“公园”。初春的繁花似锦、盛夏的绿意盎然、金秋的硕果累累、暖冬的新雪迎春，杨凌以旖旎的田园风光成为关中平原上的一颗“绿色明珠”。
这一抹山青水绿，恰是杨凌示范区一直坚守的“底线”。久居农科城杨凌的人们大都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曾经有一家产值高、就业多的大企业想在杨凌投资办厂。对于当时体量相对较小的杨凌，不啻为一次宝贵的机遇。然而，在几次洽谈接触后，示范区居然委婉地拒绝了这次机会。这家企业的负责人怎么也想不通，投资、产值、税收和就业这些优厚的条件为何打动不了杨凌示范区。杨凌做出否定的理由是：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10多年前，这个理由在很多人看来，都显得有些幼稚，甚至有点可笑。但10多年后，抬头仰望碧空如洗的蓝天回想，杨凌当时的决定值得点赞，让人动容。
近年来，杨凌示范区以“园林杨凌建设”为指引持续发力，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城市公共服务不断提升的同时，生态环境面貌得到明显改善。“三河两渠”综合治理进展顺利，形成沿渭河3000多亩生态水面，渭惠渠、高干渠治理迅速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治污降霾、保卫蓝天” 等专项行动成效显著，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态田园城市风光进一步显现，2014年全年，杨凌空气优良天数达到240天，超出原定目标100天。
历史总是在不经意之间回眸。4000年前，最早种植稷和麦的后稷就是在杨凌开启了农耕文明序幕，点燃了农耕文化最早的火种。4000年后，支撑和引领干旱半干旱地区现代农业发展的国家使命又在杨凌薪火传承。
新课标要求:“人人学有价值的数学, 人人都能获得必要的数学, 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就是说, 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 对每个学生负责。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不想学, 怎么办呢?当然, 我们要先找出原因。原因是多方面的, 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条:一是当前的“读书无用”思潮;二是“应试教育”的顽疾。在市场经济的今天, 家长和孩子们算的是经济账。他们认为, 现在社会, 多上学不如早工作, 培养一个大学生家里要花费很多, 毕业后工作难找, 一切还要从头学, 出现“读书无用论”而导致部分学生厌学。另则是“应试教育”百治不癒。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 学校仍然是重智育, 表面上搞素质教育, 说什么要减轻学生负担, 实际仍安排“月考”“段考”, 考完后给学生排名次, 并将考试的名次与教师的年度考核、晋升职称、绩效工资挂钩, 由于考试卷上也常会有偏难、偏怪的试题。因而作为教师, 也要猜题、押题, 生怕自己的学生在考试中, 遇到没见过的类型题, 束手无策, 总要尽可能地遍撒大网。往往在很多学生对基本概念还没有弄明白时, 老师就要讲难题, 各类型题, 题题过手, 然后布置大量作业。作业的重担使很多学生难以招架, 最后他们选择了放弃, 干脆不做了。有位学生家长跟我说:“我问孩子晚上怎么不做作业、不看书?”孩子说:“好多科老师都布置作业了, 做一夜也完不成, 反正明天要挨批评了。”我听后很无奈。这也许是使一部分学习困难的学生完不成作业, 没了自信, 学习越来越困难, 由困难变为厌学, 由厌学变为不学的又一原因吧。
对于相当一部分学生“不想学”怎么办呢?
解决“厌学”的问题之一, 要转变“读书无用论”的思想。笔者认为, “读书”的观念要转变。要从“读书——升学——毕业——工作”的计划经济模式中转到“读书——提高素质——完成学业——自找工作”的市场经济模式上来。一节课教师不只是教书, 教学要讲政治, 我们需要一种精神, 不能只顾个人利益。学校要利用家长会、家访等形式与家长沟通, 宣传我国的教育教学方针, 培养家长正确认识。让家长督促孩子, 认真完成学业。
解决“厌学”的问题之二, 首先要解决“难学”的问题。每一节数学课都要尽力想办法使学生“易学”, 使学生“要学”。我听了两位老师的数学公开课, 一是“有理数的乘方”一节, 是这样教的:
师:做一做:3×3=_____;3×3×3=______;3×3×3×3=______。
师:仔细观察, 这些式子有何特点?
生:式子中的因数都是3。
师:3×3, 3×3×3, 3×3×3×3中有多少个3呢?
生:3×3中有两个3, 3×3×3中有三个3, 3×3×3×3中有四个3.
师:我们把3×3写成3, 把3×3×3写成3, 把3×3×3×3写成什么呢?3×3×3×3×3呢?
生:3, 3
师:5×5呢?8×8×8×8呢?……
这样设计很浅, 没有什么特别, 这个导入设计, 表面看非常普通, 实却蕴含着很多精彩, 我认为比较符合新课标的理念, 让学生都能达到教学的基本要求。上例教法虽浅, 但对学生理解“有理数的乘方”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让各个层次的学生都能积极地参与, 把学生的注意力转移到课堂上来。“老师, 我来, 老师, 我来……”在听课的过程中, 发现学生争先恐后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充分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另一位老师公开课上的是“三角形全等的制定公理‘ASA’”, 开始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块三角形的玻璃, 不小心被打成两块 (如右图) ,
现在要在商店里配一块同样大小的玻璃, 是否把两块碎玻璃都要带上呢?带一块行吗?如果行的话, 带哪一块呢?为什么?一连串的问题, 使学生感到新颖好奇。从而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 激发了他们的求知欲, 促使学生要学, 更好地参与到课堂中去。课堂上学生精神饱满, 参与度高。评课时, 我们给这两节课以极高的评价。而这两位老师却说:“平时教学是不能这样的, 课堂内容完成量少, 教学时间不够用。”这是教师的心里话, 我也有同感。
解决“厌学”的问题之三, 学校能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 组织教师搞好教学, 不要只追求“尖子”“升学”, 抓少数而忽视多数, 不要给学生排名次, 不要把学生成绩与教师的绩效工资挂钩, 给学生创造自信条件, 让教师放下思想包袱, 不存顾虑, 解放思想, 搞好教学。否则, 教学仍是穿新鞋走老路, 素质教育只是一句口号、一种表面形式而已。
“涉农惠民”领域职务犯罪严重影响农村稳定
2012年以来，常州市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积极贯彻落实高检院、省院关于查办和预防涉农惠民领域贪污贿赂职务犯罪专项工作部署，共查办涉农惠民领域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9件21人，占同期立案总人数的35.6%。
在查办这些案件中，检察机关发现，除了一般职务犯罪共性外，“涉农惠民”领域的贪腐案还有其“个性”特点，如涉案数额高，波及领域广，社会危害性严重；犯罪行为复杂多样，部分案件手段不断翻新等。
在办理的19件21人涉农惠民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重大案件占68%。从涉案领域看，主要涉及农村基础工程建设、清洁能源建设、征地拆迁、涉农惠民资金管理、农村人事调动等各个领域，除人事调动领域外，都属于案件高发、多发环节。而在土地征用开发、拆迁补偿安置等领域贪污犯罪和受贿犯罪往往并存，在涉农惠民资金管理领域，则是贪污犯罪和挪用公款犯罪容易高发。无论是重大案件比例还是涉案环节，涉农惠民职务犯罪都表现出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贪污犯罪的传统手段主要为采取收入不入账、私自截留等方式直接侵吞公款，或通过虚开发票、重复报销等方式冒领、骗取公款。但在这类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除了传统手段外，还出现了新的方式方法，有的是通过核销呆帐隐匿公款后私分，有的是以质量不合格为名克扣工程款后私吞。
如溧阳市院办理的吴某某、汤某某共同贪污案，两人利用担任村干部的职务之便，在农村路桥建设过程中，以质量不合格为名克扣工程款后私吞，涉案數额达16万元。涉农惠民受贿犯罪主要为利用手中的职权在农村基础工程和清洁能源工程建设发包、土地征用拆迁中谋取个人私利，或利用自己的权力协调征地单位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收受或索要贿赂。但也出现了在涉农惠民领域少见的收受“干股”并进行分红、收受明星演唱会门票等新犯罪形式。挪用公款案件尽管数量不多，但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复杂性。有的是合谋挪用，有的是受他人指使挪用；有的挪用公款给他人办厂开企业，或作为生意周转资金，或用于个人生活开支等。
同时，因为窝串案现象突出，查处难度大，严重影响农村稳定。在查办的19件案件中，17件为窝串案件，比例高达89.5%。其中尤以村支书、村主任、村会计等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窝串案较为突出，共计8件均为窝串案，占到立案数的47.1%。
农林系统的窝串案也较为明显，如金坛市院办理的农林系统职务犯罪窝串案，一举突破5件6人，其中贿赂案件4件4人，滥用职权案件1件2人，涉案总金额达300余万元。其中中层正职以上干部占66.7%，大多都是农林系统内的领导以及各科、室的主要负责人。
窝串案突出的现象，不仅导致案件线索发现难，也导致案件查处难，严重影响了农村和谐稳定。由于涉案人员利益相互交织，容易串供、订立攻守同盟，反侦查意识和能力强，甚至在实施犯罪之初便详细筹划，或以投资、入股、共同经营等“合法形式”掩盖权钱交易，使得犯罪难以发觉，给侦查带来了较大的难度。此外，由于涉农惠民案件直接侵害了广大农民的经济利益，加之案件查处难度大，致使村民较多使用上访等非正常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埋下一定的隐患，给农村维稳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具体表现在：
村民自治落实不力，基层民主发展不充分。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条规定，农村应该实行村民自治，应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维护村民合法权益。该法第二十四条又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九大事项必须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但部分村干部民主意识比较薄弱，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很少通过村民会议来决定，大多由村干部商议决定或由村主要负责人决定。同时，有些农村外出务工经商人员较多，绝大多数人不愿专门为参加村民会议或选举而回村，甚至无法联系，使召集村民会议存在一定困难，致使法律关于村民自治和民主发展的规定形同虚设，民主监督制约机制严重不足，导致村主要领导“大权独揽”，增加了犯罪的机会。
个别人员素质不高，服务民生意识不强烈。从办案情况看，查处的21人大多在村集体、民政、建设管理、村镇市场管理、农林管理等部门或组织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理应具有相当高的道德素质和职业素养。但多数涉案人员当“大权在握”时，逐渐变得骄纵蛮横，放松了对自己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丧失了服务民生、执政为民的宗旨要求，逐渐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部分涉案人员已临近退休，认为自己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半生，且比较辛苦，逐渐产生“捞一票”的补偿心理，便把党风廉政建设和人民群众利益放在一边，慢慢滑向犯罪的深渊。更有个别村干部，把党和人民群众赋予的权力当做作威作福、谋取私利的工具，甚至勾结黑恶势力欺压群众，对控告、举报群众打击报复。
公共项目管理不善，监督制约措施不得力。从查办案件情况看，涉农惠民职务犯罪基本发生在工程建设、征地拆迁、清洁能源建设等服务民生、涉农惠民的公共项目建设领域。但由于该领域管理不到位，行为规范性不足，致使案件高发、多发，窝串案突出。与县（市）重点项目建设相比，村镇公共项目建设大多属小额工程，工程量和资金投入较少，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和质量监察部门对工程承接程序、现场监理、量款核算、质量验收等各个环节的监督制约机制都比较薄弱，往往不需要经过严格的招投标程序，给一些资质不合格甚至无实际承接能力的小型建设工程公司带来可乘之机。他们往往通过贿赂等不正当手段承接工程，直接诱发贪污贿赂犯罪。还有些村干部及亲朋好友直接参与本村公共项目建设，使工程监管形同虚设，最终导致职务犯罪的发生。
财务管理规范不足，规章制度执行不到位。从办案情况看，绝大部分贪污、挪用犯罪行为发生在公款下拨后、正式使用前或者发放到村民手中之前的资金流动过程中。尽管村级财务管理有相关制度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制度落实不到位、不规范的情况频频发生。扶贫救济款、土地征收款等资金的领取、保管、转账和发放等程序不严格，随意性较强。加之农村财务人员文化程度不高、专业性差，大部分系无证上岗，导致会计记账不规范，账目混乱，错账、不结账、不记账等现象突出，客观上为贪污贿赂犯罪创造了条件。此外，财务公开内容不真实、公开不及时情况比较普遍，缺乏财务公开后的信息反馈机制，财务公开只起到“告知”作用，无法真正成为干群交流和监督的渠道，从而成为职务犯罪的诱因。
（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 常简玉）
关键词》》》浙江松阳·村级干部 职务犯罪
一份村级干部职务犯罪调查报告
为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强化财务管理和专项资金管理，完善村级财务的监督机制，加大惩治和预防农村基层组织职务犯罪的力度，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农村干部职务犯罪。
浙江省松阳县人民检察院预防处针对近年来已查办的村级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反映出的问题，对该县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情况作了分析并提出了预防建议。
检察官调查后认为，村级干部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在于：
干部素质偏低，法律意识淡薄。从查处的案件来看，村级干部普遍存在：文化水平低（被查处的10人中初中文化3人，小学文化4人，文盲有3人）、思想政治素质较差（竞选村干部更多的是为个人利益着想）、法制观念淡薄等问题。工作中感情用事、习惯以传统的方法做事情，甚至有的行为已经是违法违纪了也不知道。
如裕溪乡凤弄源村党支部书记程某某为补偿兄弟在龙丽一级公路征地中其种植的茶叶等经济作物价格偏低的问题。将全村所有征地到的旱地以水田名义上报有关部门，获得其差价3.3万余元未经村委会商量的情况下，就擅自将该笔钱分给自己兄妹5人。本来其兄弟经济作物损害较大征地时要求多补偿一点是正当的事情，却由于自己的法律观念不强、盲目操作而受到了法律追究。
管理监督不力，自由放任严重。根据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委会”是“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自治组织，没有明确来自外部尤其是上一级组织即乡镇组织的管理监督权，乡镇对村组织只能进行换届选举、计划生育等工作加以指导，而难以在集体资产处置、财务等方面具体监督。乡镇负责的是村干部工资待遇、思想教育的任务，但由于有的乡镇党委和政府片面认为农村既是自治组织，就应放手让村民委员会充分自治，放松了对其应有的指导和监督。
再者由于部分乡镇干部在基层工作时间短、农村工作经验少、自身素质也不够过硬，在年龄、社会阅历和工作能力上又不如在农村摸爬滚打出来的农村干部，因此，存在想管管不了，管理水平跟不上的原因。如松阳县查办的10人犯罪案件中，40岁以上的有9人，大部分经历都较为丰富，望松乡草塔村村民主任程某某都是搞承建工程的；而凤弄源村书记程某某和上五木村村委会主任叶某某都是本乡、镇的人大代表，这些荣誉和工作经历也反映了这些村干部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社会阅历，对他们进行管理监督也需要有一定素质及管理水平，否则就容易产生想管管不了，最终导致其自我管理、放任自流的状态。
村级财务混乱，制度执行不力。近年来，松阳县在村级财务管理上采取了村财务委托代理制、建立村财务监督小组、实行村财务公开等措施，使村级财务管理得到了一定的规范。但有的地方却还是流于形式，基层干部利用权力对资金自批自支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农村财务状况长期不公开，收支缺乏透明度，理财不民主，从群众举报反映的问题以及查处的村干部违法违纪案件来看，松阳县村级财务管理还存在很多问题。
具体表现有：审批手续不规范、村会计成摆设现象。如查处上五木村村主任叶某某，其村出纳证人证言里说的：“上级部门拨到村里的高速公路附属的三改工程征地补偿款及青苗补贴，都是村主任叶某某一次性领去的，当时的领条也没有村书记签字审核，反正村支书、主任叫自己干啥就干啥”；
村财务报销凭证不规范，存在“白条子”入账现象。“白条子”要么没有经手人签名，要么缺少证明人作证，要么未经审批人审批的现象依然比较突出；
村集体存款管理松懈，有公款挪用现象。一些村对村集体银行存款管理松懈，村干部可以随意指示村会计支取和移用。如草塔村村民主任程某某叫村会计邱某某先、后两次从村集体账户中支取30万元用于自已工程建设，当时既没有经村书记签字审核，也没有借款凭据，既便是在村“两委”会议上谈论过也是没有形成决议的，甚至在村主任程某某挪用村资金半年时间后，村书记才知道这件事情；
另外，从调查情况看，全县401个行政村中只有少数村能够做到按规定时间公开财务，有近1/3的村只能做到半年或一年公开一次，还有近1/6的村没有按规定公开财务。
村级财务公开存在走形式、走过场，公开不全面、弄虚作假、避重就轻等问题。松懈的财务管理制度、缺乏监督的财务程序，是造成农村职务犯罪易发高发的原因之一。
如何做好村级干部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检察官认为，首先应该切实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要严把村级干部进人关。特别是在选举村干部时，村民一定要行使好自己的选举权，不能被一些小恩小惠所引诱，要非常清醒的认识到凡是花“血本”当上的村干部，其目的就不纯，迟早都会将花出去的“血本”从村集体中捞回来的。要把那些政治立场坚定、德才兼备、为官清廉、能带领广大群众脱贫致富、百姓信赖的人推举到村干部岗位上来，切实坚持民主选举程序，力避选人、用人上的失误
进一步完善村干部教育培训制度，通过组织思想教育和法律培训以提高其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让他们具有基本的法律常识，具备必要的廉政意识。此外，作为村的上一级组织乡镇要建立健全村干部考核制度和民主测评制度。把发展村级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否依法办事和确保稳定作为重点内容列入考核，并将考核情况在本乡镇范围内予以公布，民主测评结果在本村范围内予以公布，对连续2次考核不合格、达到3次考核不合格或超过半数民主测評不称职的村干部，要及时予以调整，民主测评和量化考核是乡镇管理和监督的村干部的重要法宝之一。
建立健全控制制度，强化专项资金监管制约。使制度贯穿于专项资金运行的全过程，特别是对土地征用补偿款、青苗补贴款、扶贫优抚款物以及粮食直补、退耕还林等等专项资金，可以由县级专户管理、乡镇财政集中发放，为了防止将专项资金在发放中被村干部截留，可以将资金直接存入享受农户的存折中，乡镇财政到村定时定点或在征收大厅将存折直接发放到农户手中，农户凭居民身份证到当地金融机构领取。二是建立和完善财务工作的规章制度。建立民主理财、现金管理、财务审批、收入分配等制度，成立村民民主理财小组，参与财务管理，重大事项由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比如：土地征用过程中，推选被征用到土地的农民代表参予征用款的谈判，让农民切实享有到决策权。
要完善村级财务的监督机制。进一步规范和深化财务公开制度，防止专款不入帐、坐支现象的发生。特别是在土地转让、出租、承包、工程发包等问题上，要让群众充分享有知情权、发言权，接受群众的监督。
农村基层干部发生职务犯罪，直接侵害农民利益，直接影响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检察机关要立足自身职能，一是要严肃查办侵犯农民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职务犯罪案件，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对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案件要做到发现一件，查处一件，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向群众反馈，以达到警示的目的。二是要预防农村职务犯罪的发生。要定期组织农村基层干部上法制课，通过以案说法、以会代训等形式，教育“村官”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增强其法制观念，自觉依法行政，并保护好村民的合法权益。此外还要突出抓好农村重点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的预防工作。
（浙江省松阳县人民检察院 包成春）
關键词》》》重庆永川·农机补贴 窝串案
让农机购置补贴在阳光下运行已刻不容缓
2011年，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检察院立案查办了该区农机推广站原站长周某、副站长凌某、郭某等人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窝串案件。是该区历年来查办涉农惠民领域职务犯罪罪名最多的典型案例。
调查中发现，周某、凌某、郭某等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伪造补贴手续，虚报购置农机具数量，套取国家补贴，并以乡镇合作社名义购买的大型插秧机转卖至江苏等地，收受农机生产厂商高额的推广费、回扣费、宣传费。周某、凌某、郭某所犯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犯罪严重危害了涉农惠民的民生领域，是重庆市最为典型的涉农犯罪的窝串案件，呈现如下特征：
涉嫌罪名交织依存。在农机具购置补贴的职务犯罪中，个人犯罪与单位犯罪交织，渎职罪、受贿罪、单位受贿罪、贪污罪相互依存。永川区检察院检察官在查办案件的过程中发现，农机补贴环节的职务犯罪，个人受贿的背后多伴有单位受贿、共同贪污，而渎职犯罪贯穿于始末。犯罪主体包括了国家工作人员、农机主管部门、农机生产销售单位及个人，形成了从生产销售厂商到农机主管部门，再从农机主管部门到相关国家工作人员的利益链条，而整个链条的源头始端却无一例外地指向了国家农机补贴。
官商勾结渐成趋势。目前的农机补贴政策留给农机部门的权力空间比较大，包括审查购机农户补贴条件，以农机推广站的名义推广宣传某些农机品牌，同时与购机农户签订购机合同并收取货款，可以说农机部门对农机厂家的销售仍执掌“生杀大权”。对于农机生产销售厂商而言，目的在于销售更多的机具，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是想要打开销路，扩展市场，没有当地农机部门的推广支持，将会是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打开销路就必须“共同合作”。
贿赂成为家常化。通过调查发现，农机主管部门或个人以推广费、宣传费、给回扣等名目收受、索要农机经销商的回扣已经成为农机补贴环节的潜规则。该规则因具有诱惑力而导致公务人员失廉被腐。
农机补贴环节职务犯罪频发，究其原因，与农机主管部门一家独大、贿赂与提价的恶性循环、补贴的方式不合理、监督缺失等紧密相关。不法农机生产销售商和农机主管部门“大快朵颐”的背后，是真正需要农机补贴支持的乡镇和农民的望利而渴，难以获利得实惠。农机补贴环节职务犯罪高发，销蚀国家专项资金，侵害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科学合理定价、改进补贴方式、加强监督管理，让农机购置补贴在阳光下运行已刻不容缓。
应准确定位农机主管部门职责 农机主管部门是推广、宣传的服务部门，而不是手握“生杀大权”的主导机关，在农机购置补贴过程中，农机部门最应该发挥的是其引导作用、监管作用，仅作为监管主体依法审查农户购机资格，不干扰双方交易行为，以服务为中心，以监管为重点，以公开为手段，阳光操作，为农机购置补贴健康运行廉洁履职。
细化农机补贴对象 应准确定位基层农业服务中心在购置国家补贴农机具中的作用，基层农业服务中心应更加倾向于统一管理农机具，指导农民使用农机具，推广应用农机耕作技术，而不应该是以自己的名义去购置大量的补贴机具，以加大区乡两级农机部门弄虚作假、虚报谎报的监管强度。
科学合理定价 对于指定目录中的补贴机具价格，应采用多渠道、大范围的形式向广大购机户公示，让农民随时了解机具信息，鼓励农民自主购机、自主谈价，还权于民。
改进补贴方式 加大农民以拟购买的农机具作为抵押物向金融机构贷款的范围和力度，多方式地减轻农民的购机负担，同时农机主管部门都应和当地金融机构达成了扶持农民信贷购机的合作协议，形成专项的购买农机具扶贫支援资金，帮助农民贷款购机。
“指标化”转向“导向化” 上级农机主管部门应调整任务指标在农机化进程中的作用，任务指标应作为反映地区农机化水平的一个参考依据，而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杜绝唯数量论、唯政绩论。
农机购置补贴是国家重要的惠农政策，是一项具有明确导向性的产业促进政策，其目是为鼓励和支持农民使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随着农机补贴政策资金规模水涨船高，各方利益团体的种种违规动作也层出不穷，搭农机补贴政策“便车借机谋利的行为开始蠢蠢欲动。遏制预防农机购置补贴中的职务犯罪刻不容缓，农机补贴领域职务犯罪应引起高度关注。
不仅要成立专案组和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协调小组，扩大监督范围，延伸监督触角，积极发挥检察机关在查办和预防涉农惠民领域职务犯罪的作用和价值，使涉农惠民领域职务犯罪得到还有效的打击和预防，实现该领域职务犯罪的可控性。
还要规范农机补贴操作程序，透明购置申报首末流程，阳光专项资金特定走向，让农机具购置补贴健康运行，全面实施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整合上级农机主管部门与财政部门资源，完善操作程序和办法，在补贴资金分配、结算，补贴对象、补贴产品和经销商确定等方面做到“阳光运行”。建立重点人员廉洁行政档案，对其工作岗位要实施定期轮岗交流，确保工作人员在这些敏感部位的重点环节严格程序把好关、用好权，不出事，不犯罪。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检察院 范刚嫦）
回首自己走过的23年人生历程，有三件事令我铭记终身。
第一件事是2005年8月，我考上了大学，这无疑使我离自己的梦想又近了一步。第二件事是2007年6月，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从那时起，我选择了自己一生的信仰，也坚定了自己一生的梦想：我要为祖国、为党、为人民做出我应有的贡献。第三件事是2008年9月，我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三年的大学生活不仅赐予了我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大学积淀深厚的文化更让我对自身、对社会、对未来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我始终不渝的追求。浪漫与激情、理性与务实，我对祖国的未来有了更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大学三年，我一直在为自己的梦想而思索，究竟怎样才能
实现自己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梦想。通过对党的十七大报告的研读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学习，使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大学生去参与、去实践，农村基层也是大学生发挥作用、施展才华、作出贡献的广阔天地。当得知中央组织部等有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选聘高校毕业生前往农村任职的计划时，我心动了--这必将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项伟大工程，意义重大而深远。我们大学生“村官”工作在农村第一线，这是一个最锻炼人的、具有广阔前景的大舞台。我们要立足农村，坚定信念。只有坚定信念，我们才能安心的在农村工作，才能实实在在的为群众办实事，才能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1
我们虽然受过高等教育，掌握了较高的文化知识，但是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要将以前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中去，让我们学有所用。农村是最锻炼人的地方。在这里，我们要学习农民群众的实践经验，要学习村干部日积月累的农村工作经验，要学习乡村干部处理事情的工作技巧„„。让我们从农村、农业、农民中吸取营养、增长智慧。我们要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茁壮成长，在实践中经风雨、长见识、增才干。我们到农村来就是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的。我们要尊重农民、心系农民，努力为农民群众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为一名大学生村官，在工作中我不断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认真听取领导讲话精神，在以后的工作中要做到：
一、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我将勇敢地担负起时代先锋的职责，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转换思维，坚定信心，切实增强加快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实现更大突破的伟大实践中。
二、要认真学习，提升素质。知识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我们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把学习作为一项持续不断的“基本建设”，不断用新思想、新知识充实自己，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要坚持学以致用，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学与思结合起来，学与用结合起来，知与行结合起来，真正把自己所学知识应用到工作中去，真正为新农村建设奉献自己的力量。
三、要锐意进取，勇于创新。我们要在工作中开拓进取，具
备创新的激情和动力，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始终保持一股虎虎生威的改革锐气，迸发一股奔腾涌流的创新激情，以超前的观念审时度势，以创新的勇气破解难题，以创新的精神拥抱未来，勇做改革的探索者、创新的实践者，想他人所不曾想，谋他人所不曾谋，为他人所不曾为，大力度、宽领域、全方位地推进农村各项工作的改革创新。
四、要大胆尝试，敢于创业。一种信念，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挂在口头，而要付诸实践、见诸行动。作为一名知识储备的大学生，一定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利用自己的知识，积极投身到新农村的建设中，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农民致富的带头人。
今年江苏省选聘的5010名大学生村官即将奔赴新农村建设第一线。6月28日下午，省委、省政府在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欢送大会，为大学生村官壮行。省委书记梁保华勉励到基层任职毕业生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不畏艰难，扎根基层，扎实工作，历练人生，施展才华，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谱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壮丽篇章。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志军向13个市到村任职高校毕业生代表授旗。省政协主席张连珍，省委常委、副省长黄莉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全林等出席欢送大会。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王国生主持欢送大会。
在热烈的掌声中，梁保华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以来，江苏省选聘了2600多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担任村官，大学生村官为发展农业、致富农民、建设新农村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在艰苦磨练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和赞誉。实践表明，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到基层工作大有作为。
梁保华指出，当前，全省上下正在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坚定不移地推动科学发展，向着“两个率先”的目标奋勇前进，努力把江苏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关键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广大农村正在经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的历史转变，迫切需要大批有现代知识、现代思维、现代眼光的优秀人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去、到基层去，是时代的呼唤，是事业的需要，是群众的期盼，省委省政府对大家寄予厚望。
梁保华对即将到农村、社区任职的大学生提出四点希望：一要坚定信念，勇于实践。大学生到基层一线工作，环境变了，身份也变了，遇到的第一个考验就是要适应艰苦的环境、承担艰巨的工作。面对新环境新任务，不仅要有满腔热忱，而且必须有不怕艰难困苦的思想准备，始终保持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坚定自己的人生选择，真正做到遇到困难不后退，遇到挫折不气馁，遇到压力不动摇。希望大家倍加珍惜在农村工作的机会，积极投身农村改革发展的实践，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从具体事情做起，从农民群众欢迎的事情做起，抓紧每一天，做好每件事，走好每一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青春力量。二要服务群众，甘于奉献。农村基层工作千头万绪，农民群众中蕴藏着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到农村工作，要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尽快熟悉农村情况，深入了解农民群众的.期盼，全心全意为农民群众办实事，在与群众同甘共苦中增进感情、赢得信任，在艰苦环境磨炼中增长才干、练就做好本职工作的过硬本领，在服务群众、造福百姓、奉献社会中实现人生价值，真正成为群众的知心人、贴心人。三要自强不息，创业创新。创业创新创优是新时代的江苏精神，广大农村是青年们创业和创新的广阔天地、施展才华的大舞台，希望大家大力发扬“三创”精神，在农村改革发展的实践中充分运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和专长，积极推动发展思路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带头艰苦创业，带领农民创业致富，带动农村科技兴农。四要勤奋学习，与时俱进。知识的积累不仅要向书本学习，而且要善于在实践中学习，虚心向干部群众学习。要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指导工作、解决问题。要认真学习党的农村政策，学习现代农业、市场经济、实用技术以及依法办事、民主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不断提高做好基层工作、服务群众的实际能力。
梁保华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关心大学生村官的成长进步，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积极支持，生活上热情关心，使他们干事有劲头，创业有舞台，发展有空间。要建立健全大学生村官激励保障长效机制和竞争择优制度，确保大学生村官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真正把大学生村官培养成新农村建设的骨干力量。
欢送大会上，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研究生会主席张戎，徐州师范大学校学生会主席、徐州市学联副主席张博代表今年即将到村（社区）任职的高校毕业生发言，表示要放下架子、真心融入农村，俯下身子、热心服务农村，闯出路子、全心发展农村，把振兴中华、建设美好江苏的志向，化作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行动，用火热的青春和汗水投身新农村建设，谱写绚丽无悔的青春篇章。沭阳县沭城镇叶庄村美好家园党支部书记任杰、阜宁县沟墩镇跃进村党委书记何娅娅作为20、选聘的大学生村官代表，介绍了自己在农村基层成长进步的体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即将赴村任职的青年伙伴：广阔的农村，就是大学生村官施展才华的大舞台；深入实践，开拓创业，是成就人生的必由之路。溧水县委书记项雪龙代表接收地党委政府热烈欢迎即将到村和社区任职的高校毕业生，表示要切实承担起培养好、管理好、使用好大学生村官的责任，让农村成为大学生村官干事创业的热土。
■审视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现状与问题
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经历了多年的发展, 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也有其存在的问题。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现状。浙江省信息技术教研员魏雄鹰老师介绍了浙江省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的有关情况:“浙江省目前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设置如下:小学从三年级开始, 每周1课时, 一直学到六年级。教科书有8本, 从三年级上册到六年级下册, 相应的教师用书有2本。初中从七年级开始, 每周2课时, 一直学到九年级。教科书有5本, 相应的教师用书有1本。主要教学内容:小学阶段以培养学生信息技术学习兴趣, 掌握信息技术基本操作和技能, 如计算机基本操作、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的使用方法、信息管理和安全知识等, 养成良好的信息意识和网络道德为主要教学内容。初中阶段在小学学习的基础上, 能更深入地理解信息技术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概念, 提高利用信息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培养良好的信息素养, 具备一定的信息安全意识和网络道德。”可见, 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在中小学的开设课时已经得到了基本保证。
然而在发展的背后, 却也显现出课程发展的瓶颈与问题。很多教研员、一线教师都提出了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 小学、初中内容重复, 已经成为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浙江慈溪实验中学的张利波老师就认为:“小学和初中基本学习内容相似 (资源管理器、画图、Word、Power Point等) , 初中也有内容和高中相同 (如E x c e l、Front Page等) , 这些内容设置在小学、初中、高中阶段或多或少地重叠, 造成教学浪费。”在2000年, 信息技术教育刚刚开始起步, 所有的学生都是零起点, 为了照顾这种情况, 《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 (试行) 》规定的零起点课程建设原则是符合当时情况的, 但是随着信息技术课程的不断发展, 零起点以及内容重复已经严重制约了信息技术课程的发展。小学、初中内容的重复导致了学生对信息技术课程学习失去了兴趣, 进而导致了信息技术课程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
其次, 内容陈旧, 缺乏更新。虽然各地根据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 及时地更新了信息技术课程内容, 但是由于国家未出台有关文件, 所以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仍然存在着内容陈旧的问题。山东济南甸柳第一中学的刘子妍老师就认为:“应当根据目前潮流趋势, 结合学生思维水平能力, 适当加入新元素, 如流行的网络应用技术 (Blog等) 。信息时代也是网络的时代, “网络就是计算机”是早就被人们认同的观点。所以现代信息技术课程应以网络技术的应用为核心, 在掌握操作系统和普通办公软件基本使用方法的基础上, 把学生的学习活动引导到网络数字文化的创建活动中来, 使其成为更贴近生活、贴近社会的实用课程。”
第三, 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缺乏系统性, 没有明确的课程目标。由于《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 (试行) 》更加强调软件工具, 内容也是以学习工具为主, 所以课程所呈现的是工具理性, 而缺乏对信息素养培养这一课程目标的明确。浙江慈溪实验中学的张利波老师就认为:“目前初中的课程内容总感觉停留在表面上, 涉及面广了, 学习软件也有扩大趋势, 如A C D s e e、Photoshop等软件, 但大多是选修, 而非必修, 对应的任务设置缺乏系统性, 学生只是认识了一下, 蜻蜓点水, 力度不够, 并不能真正去使用。”
■指导纲要:反思与修订
指导纲要是课程开发和教师教学的重要指导依据, 某种程度上对课程开发者尤其是教材编写者更具指导意义。《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 (试行) 》是2000年颁布的。那
义务教育
信息技术课程
么八年过去了, 它是否还适合目前的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实际呢?让我们看看中小学教师对此有何看法。山东省青州一中的王爱胜老师认为:“《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 (试行) 》的出台背景是‘信息技术课程在小学、初中、高中同步开设’, 当然有其局限性。随着高中新课程的推进, 以及义务教育阶段其他课程的新课标出台, 它已经明显滞后于当前的课程潮流和实践需求。尤其是小学、初中、高中一贯制的课程标准设计已经变得非常必要, 作为国家层面给出的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的指导性文件可以对目前比较混乱的局面进行一次梳理, 给教材的编写提供一个基准, 给教学的实施提供一个框架。”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员魏雄鹰老师则从浙江省本地的信息技术课程发展实践出发, 呼吁修订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指导纲要, 她认为:“指导纲要是2000年颁布的, 与当前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改革形势有所脱节, 主要是在教学时间的规定和教学内容方面, 需要调整。指导纲要中规定的小学和初中的教学时数都是以68课时为基础的, 实际上, 根据浙江省的情况, 小学阶段开课时数已至少达100课时, 初中阶段也至少在120课时。随着高中新课程实验的不断深入, 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信息技术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必须具备一定的信息技术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所以我认为指导纲要的修订迫在眉睫, 从浙江省的情况来看, 制定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标准条件也已成熟。”无论是从实践出发, 还是从信息技术课程的理论发展出发, 国家修订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指导性文件都是必要和可行的。
■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目标为何
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应该如何来确定目标呢?我们应该摒弃传统的工具理性的观点, 注重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很多老师对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目标有自己的认识与理解, 王爱胜老师认为:“义务教育阶段的方向, 我个人认为小学没有必要学习太多的内容, 目前的一些老教材、新教材都表现出内容量过大, 不易完成教学任务, 也不易学生思维的创新、发挥。小学阶段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兴趣, 多一些感性的认识比具体的技术、软件掌握要好很多。学习内容也不宜太难, 更不必讲究体系。试想, 信息技术发展如此之快, 学生过多掌握一些不必要学习的技术, 实在是浪费时间。在初中, 我认为要从技术应用上着手, 突出技术价值取向的学习, 对技术选择与应用培养出良好的意识, 能够主动地尝试技术、体验技术, 并尝试比较技术。在技术的必要应用中, 关心学生的综合素养, 尤其是关心学生对技术的辩证认识, 能够趋利避害。为进入高中的深层学习准备好技术基础和态度基础。”魏雄鹰老师认为:“小学阶段, 信息技术课程应该主要在于激发学生对于信息技术的学习兴趣, 培养初步的信息获取、信息加工和信息交流能力, 着眼于学生的动手实践、自主探究精神的培养。初中阶段, 信息技术课程应该在保持学生学习兴趣的基础上, 进一步培养学生对于信息获取、处理、发布和交流的能力, 同时在学生的合作、探究能力及创新精神方面加强引导。”可见, 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中小学、初中阶段有着不同的目标取向, 我们要按照各自的实际情况、学生特征来建构各自切实可行的课程目标。
■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与高中课标区分
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重构就必然面临着与高中信息技术课程的区别与分工的问题。那么我们如何来区分义务教育与高中信息技术课程的差别呢?王爱胜老师认为:“义务教育阶段的信息技术课程从内容上要与高中有所区分。因为目前的高中主要从方法、过程及项目开发这种技术、素养提升的角度去综合、深化。而义务教育阶段就没有必要过于在技能、素养上太深入, 而应在兴趣、意识、态度上培养学生的技术认识、技术观点以及技术的基本应用。从技术操作角度看, 小学应相对简练, 初中应相对核心化, 以对应高中的系统化。”张利波老师则认为:“前者是引领学生对信息技术课程的兴趣, 主要实现学生对信息技术课程操作阶段的实践和能力;后者是逐步引领学生对信息技术课程的工作原理的认识和逻辑能力的培养。前者应该停留在
义务教育
信息技术课程
操作层面, 会用就行;后者应该是操作原理, 应涉及‘为什么能这么用, 怎么用更合理’的问题。”
■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内容架构
到底在义务教育阶段, 我们应该教给学生哪些知识呢?我们应该如何架构合理而且实效的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内容呢?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内容可以从两条线来规划:一条线是技术学习线。信息与信息技术的基本知识、计算机的基本操作、计算机软硬件基本知识、操作系统的学习和操作、网络基本操作、网上信息获取、文字和表格信息处理、简单的多媒体信息 (图片、音频、视频、动画等) 处理、演示文稿制作、网页制作、信息管理和安全以及初步的算法与程序设计 (可利用智能机器人、易语言、Logo语言等开展) 等。另一条线是学生的能力学习线。通过合理规划、精心设计, 采用一系列与学生学习和生活密切相关的、学生喜闻乐见的任务, 培养学生能够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信息技术工具来完成各种任务, 并能进行恰当的表达和交流的能力。这条线与技术学习线是密切相关的, 必须以技术学习线为基础, 但不拘泥于技术的限制。如对于文字处理, 同样的软件, 在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由于学生身心发展和理解能力的加强, 学生做出的作品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 即使是相同的知识点, 在小学和初中也会有不同的教学结果。这条线其实比技术学习线更重要, 技术学习内容可多可少, 况且信息技术发展速度很快, 学生在校学习的技术内容和应用软件出了校门未必能用上, 但学习能力和学习习惯的养成是终生受用的。
王爱胜老师认为:“义务教育信息技术课程内容, 在小学主要是从操作体验, 包括鼠标与键盘操作、软件基本界面操作、软件中的工具按钮及参数设置等。有必要结合其他学科进行尝试, 如画图结合小学美术, 音频结合小学音乐, 文字处理结合小学语文词、句、文等技能, 以应用实例来引导学生尝试技术、体验技术、应用技术。初中的内容, 有必要对小学内容进行螺旋式提高, 加强核心技术的应用, 如使用查找/替换提高文字处理的效率, 使用滤镜特效强化图像表达的效果等。另一方面初中也要加强与高中的衔接, 对基本的软件和技术视野进行拓展, 能够达到对未用软件有一个共性的认识, 经过探索可以达到基本应用的能力。即从内容上看, 小学宜形成认知、意识、体验体系, 初中宜形成掌握、应用、探索体系。”
在1992年进入中国时，DQ的华北区经销商—合兴餐饮有限公司在北京开出了第一家DQ。此后DQ店铺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特别是北京。直至2005年，应武卫获得DQ中国区代理权，才在上海开出了第一家店。
现在，适达餐饮已经成为了DQ中国最大的经销商，覆盖23个省市，拥有413家门店，为DQ中国贡献了85%的营收。合兴仍负责华北地区的经销，拥有136家门店。除了香港、澳门和台湾，新疆三润园餐饮有限公司在新疆拥有44家门店。中国也因总共593家的门店数量，成为DQ最大的海外市场。DQ目前在20多个国家拥有6300多家门店，全部采取经销商模式。传统的北美市场大概有5300家，其余的1000多家在海外。
合兴在其2013年年报中表示将继续谨慎的开店策略。而适达则计划到今年年底再开出大概100家门店，使公司拥有的门店总数达到510家。传统意义上的二三四线城市成为了DQ目的地（以下所说的DQ均指代适达代理的DQ）。“一线城市做品牌，真正赚钱的是传统二三线城市。”应武卫告诉《第一财经周刊》，“这种状态还要持续5至10年。未来我们70%的利润来自传统二三线城市，四线城市的增长速度会是最快的。”目前，它们大约78%的营收都来自非一线城市。
他对中国城市的分级依然是按照传统意义上的方法，但新一线城市，比如武汉、南京、杭州、郑州对于DQ来说，其重要性已经和传统一线城市不相上下。很多新一线城市的重要性甚至已经开始超过广州和深圳。这两个一线城市目前一共拥有10多家门店，而南京、武汉单一城市的门店数量都已经超过20家。这也是DQ最早进入的两个新一线城市。
2006年，DQ在南京大洋百货开了第一家门店，成为它们进入新一线城市的标志。“我们2006年和2007年内部讨论的重点本来还是上海，但也初步定了一些目标城市，也就是南京、苏州、武汉和杭州。”应武卫说，后来他发现相当顺利，不论南京还是武汉，新店开业第1个月就开始盈利。接下来半年的时间里，它们在武汉开了4家店。
此后，DQ在新一线城市的扩张上表现得更加激进。GDP、城市人口规模、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这些都是DQ在决定是否进入一个新城市时会参考的宏观数据。它们有一个专门的小组随时搜集并更新这些数据，应武卫称之为“硬性指标”。比如DQ所设定的城市人口规模是30万，不包含城郊。比起可支配收入，它们更看重的是人均消费，这意味着一个城市的消费力水平。而房价、出租车起步费等也会作为参考。
交通状况，更确切地说，进入一个城市的交通网络，是另外一个被重点考察的要素，因为这涉及到物流运输成本。DQ现在有6个物流中心，分别在上海、深圳、西安、武汉、成都和青岛，每一个物流中心的配送半径是500公里。如果一个城市的物流成本评估下来太贵，它们宁可放弃。不过在这点上，它们也在探索新的解决方案。比如今年7月新开的丽江店，原料运输路线是从成都到昆明，然后再到丽江，要五六个小时的车程，物流成本相当高。它们采用的方法是降低配送频次，并在丽江门店建造一个冷库，以减低成本。
还有一些是行业指标，也就是目标城市有多少家肯德基、有没有必胜客、星巴克的经营状况、屈臣氏的进驻情况等。H&M、优衣库等快时尚品牌是否入驻也成为了DQ新的衡量指标。“如果Shopping Mall里面有这些品牌，基本上闭着眼睛就可以进去，因为它们 的消费者和我们的差不多是同一群人。”应武卫说。
但这是近两三年才发生的事情。之前DQ在二三线城市的开店策略基本上可以概括为“跟着肯德基走”。“我们的开店模式和方法，或多或少会参照肯德基的做法。”应武卫说，比如人流量、备选位置的环境分析等，都和肯德基的做法类似。“肯德基目前在中国有4000多家门店，如果一个城市还没有肯德基，我们觉得基本不用考虑了。”
而当DQ的门店越来越多的时候，它开始形成自己的可类比数据库。比如同样是万达广场，对不同的城市进行类比，可以评估营业额和未来发展趋势，这对于判断开出一个新店成功率有多高，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更具体点来说，万达今年要在南宁开第二个万达广场青秀万达，DQ在决定是否进驻之前，会在数据库中查找经济发展程度和南宁差不多的省会城市，比如福州、合肥，然后看同样级别的商圈，以及开在同样楼层的DQ门店的营业额数据，最终做出评估。来福士、银泰、金鹰中的门店开设都是基于同样的分析方法。
城市商圈规划也是DQ选择新市场的一个重要参考。这也是应武卫认为现在DQ在三四线城市扩张中面临的一个“尴尬”。一些三线城市现在基本没有比较高端的Shopping Mall，它们只能选择先进入百货，抢占市场。“但未来两三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很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类似万达或者来福士的商场，那就需要重新考虑城市商圈规划。这往往和市政规划相关，”应武卫说，“但如果评估下来，实在太差，我们会等好的Shopping Mall开业。”通过10多年来积累的关系，DQ已经和万达、银泰、金鹰、绿地等公司成为了合作伙伴。通过这些合作伙伴，它们可以提前获取到相关信息，尽早做准备。
过去5年，新一线城市的销售额在DQ的整体营收里的占比快速提升，从2009年的47.77%提升到2013年78.39%。在快速扩张的同时，应武卫意识到一些可能的问题，对有些城市变得谨慎起来。根据同策咨询最新公布的《2014年35个大中城市商业地产投资价值研究报告》，成都、杭州、南京等16个城市的人均商业面积超过1.5平方米，高于国际警戒线1.2平方米，这意味着这些城市的人均商业面积已经面临饱和及过剩的状态。因此，DQ现在对待成都的态度是“谨慎进入”。
但扩张不会就此停下来。应武卫8月就会和团队正式启动明年的开店计划，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会进入桂林和西双版纳。
应武卫眼里的新一线
C = CBNweekly Y = 应武卫
C：和传统一线城市相比，二三线城市市场有什么不同？
Y：我觉得二三线城市更容易做好。因为租金、人力等个方面的成本都比较低，所以利润率会比较高，和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级别成反比。在消费习惯上也有一点区别，二三线城市消费者更喜欢大杯装，而且更注重性价比。
C：不同的城市里，人们的消费习惯是否会有不同？
Y：在考察城市时，我们会看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比如说当地描写不同城市人的不同行为）。例如武汉人有100元，会当做130元来花。他们会精心规划，去餐厅会找有什么优惠，该用什么信用卡等。长沙是只有100元，非要花120元，没有的就刷信用卡透支。我去当地一家酒吧，里面的人大概有一半是大学生。这也是5年前的故事了，还有一些刚刚上班的年轻人，他们喝酒差不多人均也要100元。那里平均月薪我估计是1800元至2000元，但他们一个月会去五六次。而成都介于武汉和长沙之间，既要赶时髦，又要实惠，100元差不多花80元。
C：您觉得，最近5年来，中国餐饮市场格局发生了什么变化？
Y：竞争更激烈。首先你去看美国每年公布的餐厅400强，名次变化不大。但里面有3/4我们都没有听过，有一些你听过没进来过。中国市场这么大，每年都有新的品牌进来，欧洲的、东南亚的，还有一些本地品牌，每天都有新品牌出现。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尤其是一线城市。其次是中国的房价和人力成本一直在提升，对零售来说，利润越来越低，这些都会影响大家对理财和消费的一些观念。零售行业的消费者，真正忠诚品牌的很少。
C：落到不同的二三线城市时，竞争程度差异大吗？
Y：它们之间的竞争程度已经很不一样，比如江浙沪沿海一带受上海的辐射比较大，竞争已经很激烈了，而河南、安徽这些省市的内陆城市选择还比较少，而它们又都是人口规模很大的城市。所以回过头来看，郑州的惊喜其实是有这些原因的。另外，我觉得在任何城市，年轻人的需求都是相似的，都喜欢尝鲜，对新品牌的接受度比较高。
C：你如何看待“新一线”城市的未来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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