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伤害罪怎么认定

故意伤害罪怎么认定（通用7篇）

故意伤害罪怎么认定 篇1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拒不履行法定职责，故意拖延，超过法定期限不作出工伤认定的，工伤认定申请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确认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拒不履行其工伤认定的职责属于行政不作为，要求判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履行法定职责。参考法规：

1.《工伤保险条例》第18条第3款，第20条第1款、第2款、第3款，第55条； 2.《工伤认定办法》第23条； 3.《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2款。例：

2000年3月，王某与南京一家玻璃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职位是公司行列机制瓶操作岗（岗位职业危害因素为噪音、油烟等）。工作期间，公司每年都组织职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电测听力检查），但从未将检查结果和医生的处理意见等告知职工。

2009年1月，王某因不满公司薪酬制度改革提出辞职，公司同意自2009年2月1日起双方解除劳动合同。

王某辞职后便到市职业病防治所进行检查和住院治疗。2009年8月15日，被市职业病防治研究所鉴定为“职业性轻度噪声聋”。

2009年9月17日，王某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书面要求其补正两项材料：

1、玻璃制品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2、确诊职业病时（2009年8月15日）与玻璃制品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有效证明材料。

王某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说明，自己已于2009年2月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无法提供第二项材料。此后，桂林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一直没有作出是否受理以及是否构成工伤的认定决定和结论。

2010年1月8日，王某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对王某患职业病是否构成工伤作出认定结论。

2010年1月15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法作出了工伤认定结论：认定王某构成工伤。并将处理结果告知了受理法院，王某收到认定决定书后向法院撤诉。解：

本案提示了以下要点： 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该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作出相应决定；

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工作人员逾期不作出决定的，工伤认定申请人可可对其行政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

本案中，王某的职业病是在原公司工作期间造成的，虽然王某与原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但是原公司并不能因此免除王某在公司工作期间职业病损害的责任，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也不能因为已经离职的王某实际不可能交出劳动合同、工资卡等劳动关系证明而无限期地拖延对王某申请的受理与认定。操作提示：

1）即便是离职员工，如果已被确诊为职业病，而且与其在企业的工作是有因果关系的，企业也应积极主动为其申请工伤认定，并随时关注认定程序的进展状况。这样做会对在岗职工形成很好的激励效应，有利于建立积极的员工关系。

故意伤害罪怎么认定 篇2

一、毒品犯罪主观故意的范畴认定

在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 毒品犯罪的主观方面均归属于犯罪故意, 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的性质、意义、作用和后果, 因而在这一心理态度的支配下, 实施了涉及毒品的犯罪行为。在刑法中, 故意存在着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理论区分, 这种区分因“明知”的实然性与盖然性分差以及对行为结果的主观期待不同而有所区别。这两种主观心理态度在毒品犯罪中是否都存在, 学界和司法界对此有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毒品犯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 不存在间接故意”[1]另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对毒品犯罪对象的法律性质处于一种不确定不排除的概然性认识状态, 因而其时所实施的犯罪在主观上当属于间接故意。”[2]笔者认为对此种分歧应从两个角度进行表达与确认:

从心素角度来看, 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法律表达上的界分主要基于行为人对行为的两个基点的认识, 即行为性质和行为结果[3]。直接故意的“明知”为一体化的认识, 即行为人对行为性质和结果社会危害性有着必然性和高度盖然性的认识;而间接故意的“明知”, 虽然为认识程度相对较低的概括性认识, 但行为人对行为以及引发结果的可能性有着明确的判断, 因此亦符合刑法的理论原理, 从而不能否定间接故意在毒品犯罪中存在的可能。

从体素角度来看, 直接故意表现为一种高度可能性的预知, 结果发生与否与行为人意志呈正相关关系, 而间接故意对结果发生仅是一种概括性预知, 结果发生与否与行为人意志呈同一关系。此情形在毒品犯罪中常多见。如在运输毒品犯罪中, 运输毒品行为与具体结果的发生只是一种概括性预知关系, 然并不影响该犯罪成立。

因此, 对毒品犯罪的主观方面不应在认识可能性方面作限制解释和狭义表达, 应将心素特征与体素特征结合起来作统一解析与关系阐释, 合理界分毒品犯罪的主观方面要素关系范围, 既要考虑直接故意的发生, 又要关注间接故意的存在, 从而完善该类犯罪的主观要件和范围, 为预防和打击该类犯罪提供法律依据, 这是刑法理论的内在使然和司法实践的现实要求。

二、毒品犯罪“明知”内容的界定

如前所述, 毒品犯罪主观故意在心素特征上必须达到“明知”, 即对行为客体、对象、行为本身、可能性结果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有明确认识。这种“明知”可通过客观行为得以具体反映, 但从本质上来讲, 其毕竟属于人的意识形态范畴, 是与客观行为呈现相对分离的另个因子, 故而对其内容界定显为相对复杂。对此, 学界观点较为多重:第一种观点认为“明知是对犯罪客观方面事实的认识, 是认定犯罪故意的前提”。[4]其认识程度包括明确知道与意识到或者猜测到可能是毒品, 否则不可能存在本罪的故意。[5]第二种观点认为“故意犯的成立, 至少要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但其内容中不应当包含涉及责任要素表达的违法性认识”, [6]毒品犯罪要求行为人应具有对其涉毒行为及结果的危害性认识的概括性, 而不必关涉刑事违法性。第三种观点认为“故意犯罪的实质违法性, 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或者法益侵害性应当是关键, 缺乏形式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 是阻却有责性的要素。”[7]因此毒品犯罪中, 社会危害性认识是明知的结构性要素, 而违法性认识则是影响犯罪故意的形式因素。

以上观点对毒品犯罪而言具有通适性。但应该明确的是, 毒品犯罪“明知”的认定除了具有一般犯罪的认知要件外, 还受人的知识阅历、认知标准、法律常识甚至风俗习惯的影响和制约, 还存在行为人基于规避刑事责任而否定或者通过消减证据掩盖其主观认知可能性的风险。基于此, 笔者认为对毒品犯罪“明知”的界定, 应结合毒品犯罪的内在特征和外在因素综合加以考虑。从法律解释角度讲, 其应涵盖行为人对犯罪事实认识和对犯罪事实的评价认识。[8]其中, 事实认识包括行为人对犯罪行为时间、地点、方法、对象、特定主体身份、危害社会结果等。而事实的评价认识则为对行为内容与社会评价的认识等。如果基于行为人对犯罪行为的一般性的可能性认识或基于行为人的知识基础、行为意识、客观事实甚至惯常表现的综合判断, 并辅以相关证据证明达到概括性的程度, 即可认定其在主观上处于“明知”, 否则难以认定其具有犯罪的故意。因此, 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既可规避对毒品犯罪的单一性认识不足和弊端, 又可消解因偏重实质违法性或形式违法性而降级刑法规制毒品犯罪的功效。

三、毒品犯罪“明知”的刑事推定适用辨析

对毒品犯罪“明知”的认定, 法律原则上应当按照证据的证明规则和证明标准进行, 即以大量客观证据形成的严格证据链进行证明和佐证。但在司法实践中, 由于毒品犯罪方式的多变性、手段的隐蔽性、过程的复杂性和证据的易逝性等特点, 导致证据收集难以完整齐全, 难以形成较为规整的证据链, 加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惯常通过否认或者销毁、毁灭证据来消减犯罪的主观认识性, 或者以单一性的“孤证”、“孤案”来规避法律的重刑制裁和打击等, 致使主观“明知”认定不能或证据不足, 从而也导致出现了疑罪从无、存疑不诉、轻罪兜底等法律无奈和司法缺陷。

基于此,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引入了刑事推定的原则, 以解答司法实务中毒品犯罪“明知”认定的难题和困境。如两高一部关于《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二) 中, 明确规定了司法实务中对部分毒品犯罪“主观明知”的刑事推定适用标准。如对走私、贩卖、运输、非法持有毒品主观故意中的“明知”, 具有“应申报为他人携带物品而未如实申报的;以伪报、藏匿、伪装等蒙蔽手段逃避检查的;逃避、抗拒检查的;体内藏毒;携带、运输毒品;明显违背合法物品惯常方式交接毒品;有其他证据证明应当知道的”等8种情形之一, 并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 可认定其“应当知道”, 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此外,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三) 中又增加“故意绕开检查站点携带、运输毒品;以虚假方式托运、寄递毒品”两种情形。虽然这些只是概括了认定毒品犯罪“明知”的常见情形的一些法律规定, 但其中所关涉的刑事推定基本原则, 对该类问题的解决无疑具有重要法律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关于刑事推定, 有人认为其是基于先定事实而进行思维整合和逻辑演绎所得出的假设推理和形式推断, 在形式上存有“推定的先定性、偏见性和与无罪推定原则的冲突性”, [9]不符合现代法治原则。实际并非如此, 刑事推定的实质是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和具有必然性、高度盖然性、客观性的经验法则, 对待证事实和基础事实之间常态联系进行合理推定所确立的一项辅助证据证明结论, 并且允许不利推定的当事人予以举证反驳, 是基于同一问题所进行的不同角度的考量, 因而结论是应然的、客观的、可靠的。

在具体适用上, 刑事推定可运用于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在法律推定中, 主要是以法律和司法解释为依据, 调整证明责任的配置, 完善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的规则设置。法律推定的实质在于从实体法的角度重新设定了一个新犯罪构成, 可以将具备一定基础事实但因证明难度较大而无法进行必要追诉的犯罪内容进行变更, 以达到易于追诉之目的。如我国刑法关于持有型犯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强奸罪 (奸淫幼女) 等是法律推定的直接适用体现。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 法律推定具有使被追诉者承担着案件事实真伪不明而强加于其身不利利益的风险, 因而应当通过立法和法律解释扩充法律的确定性和和法律内容设置的必要性两个方面进行必要的限制[10]。在事实推定中, 推定事实是基于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所作的一种对法律拟制, 而不是客观真实。[11]推定的结果会出现成立与否的两种可能性, 确定其中一种为推定事实, 不是逻辑推理的必然结果, 而是基于待证事实和基础事实相互联系的常态性而进行假定的结果, 因此对于事实推定, 应当限定其适用范围: (1) 犯罪某些构成要件证明极其困难, 特别是主观要件 (2) 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具有高度盖然性 (3) 给予被告充分的反证机会。同时, 由于推定结论是一种可以辩驳的待定事实, 因而推定结论必须经过质疑、反驳和论证, 才可赋予其证明力。因此对于事实推定, 特别是主观方面的推定结论的认定, 应当遵循以下规则: (1) 推定结论存在合理怀疑, 应否定推定成立。如果行为主体能直接证明关于其“明知”的推定结论不成立或者存在合理怀疑, 则必须推翻该结论[12]。 (2) 推定“明知”的基础事实发生动摇, 则必须否定推定成立。行为人提出有关证据证实推定所依托的基础事实不真或者真实性动摇, 则推定结论必须否定。 (3) 推定规则不符合经验法则, 应排除推定成立。若行为人能证明推定采用的经验法则不可信, 则推定结论必须否定。这样做既可有效防止推定的自由心证, 又可限制裁量权扩张和推定滥用。

结合以上分析, 我们认为毒品犯罪中, 刑事推定可同时适用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因为在毒品犯罪中, 由于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动态复杂性, 很难做到行为认定与法律适用的同一认定, 如持有毒品的行为与贩毒目的、运输与贩卖毒品等对位识别, 在无其他证据证明其目的行为时, 可以采用刑事法律推定来解决“定罪难”的问题;在行为人出于规避法律制裁而否认或者消减其“明知”的认识可能性时, 如行为人否认认识或诉讼抗辨时, 可以适用刑事事实推定来解决“定性难”问题。但由于我国毒品犯罪法律规定还不完善, 在适用刑事推定时, 应在两个层面作必要的注意: (一) 法律推定只能运用于变更认定案件事实的方式且必须遵循法律规定、司法解释和有关司法机关的法律适用意见和我国有关普遍适用的禁毒经验法则及办案规则, 而不能违反罪行法定原则创设一种新的罪名; (二) 在毒品案件中只有直接证据证明或者间接证据推论都无法准确认定事实情形才能适用推定, 且在事前审查中要求控方对此提供适当的证据证明。[13]否则, 刑事推定将增加刑事案件办理的负担和风险。

间接故意的司法认定 篇3

内容摘要：我国的罪过体系区分为故意和过失，其中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之间界限较为模糊，虽然学理上从认识论和意识论方面对二者作出了区分，但司法实务中因行为人的主观认识难以准确判断，且过失犯的适用范围多局限于特定职业群体的过失行为，使得间接故意极易扩张并演变为黑洞。因此，明确间接故意的本质，成为划分故意与过失界限的关键，同时通过对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区分标准的研究以及与英美刑法中的“轻率”进行对比，可为间接故意的司法认定提供新路径。

关键词：间接故意 过于自信过失 放任 轻率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研究分析的张某故意伤害案中，全案证据足够证明张某客观上实施了伤害行为，且其行为与纪某受轻伤的结果之间成立因果关系，但是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张某对撞伤纪某持何种主观心态，这直接决定其是否构罪，并产生了罪过认定的难题。

第一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张某主观上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从认识因素方面，张某单纯是为了推车，撞伤被害人纪某的危害结果超出了其预见范围，而且不能排除对距离判断错误的可能性，即高估了有利条件，低估了车上摆放着不规则的木柴以及胡同狭窄的不利条件，产生了认识错误；从意志因素方面，来不及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并不代表其不反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张某对撞伤纪某的结果持否定态度。因外伤性胎盘早剥属于轻伤二级，因此不符合过失致人重伤的构成要件，张某并不构成犯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张某主观上持间接故意，结合证人证言以及犯罪嫌疑人的客观表现可以判断：首先，张某对车与人的距离有明确判断，且对撞到纪某的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有明确的认识；其次，张某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放任该结果的发生。因此，张某主观上系间接故意，客观上实施伤害行为并产生轻伤后果，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案反映出了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的过失之间界线模糊的问题，引发对间接故意的司法认定乃至我国罪过体系的反思。我国刑法中的间接故意是围绕“放任”展开的，其与过于自信的过失在认识因素方面，均要求对危害结果发生的实质风险具有认知，属于有认识的罪过形式，[1]但是认识可能性的大小有所差距，难点在于如何通过客观证据来判断行为人的内心活动；在意志因素方面，对犯罪结果的发生持放任、无所谓的态度还是不否定、轻纵的态度，导致间接故意认定的根本问题可归结为“行为人内心意愿的不明确”。[2]基于此，本文意在揭示间接故意的本质，明确“放任”的内涵，细化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的区分标准，解决间接故意的司法认定难题。

二、间接故意的本质

（一）间接故意的学说纷争

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有机统一才是犯罪故意，关于故意的本质历来有意志说与认识说之争：认识说（表象说），即行为人在行为前或者行为时对其意欲实行的行为或者由其行为导致的可能结果有一定认识，就属于犯罪故意；而意志说（希望说），指只有行为人希望实行危害行为并且希望由其行为导致的危害结果发生，构成犯罪故意。如果完全依认识说则会将所有有认识的过失归入故意，不当扩张了故意的范围，但如果完全强调意志，便将没有意欲的心理排斥在故意之外，缩小了故意的范围。

基于此，修正主义学说为规避上述偏颇，形成了“盖然性说”、“可能性说”和“容认说”。盖然性说与可能性说均以认识说为基础，两种学说的盖然性和可能性只是程度的差异，意图通过认识因素解决意志因素的问题，即行为人认识到其危害行为导致危害结果的盖然性（或可能性），却仍实施该行为，就足以表明行为人是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意志状态。但仍然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盖然性的认定，即需要达到何种程度的可能性才适用该学说；二是从主观到主观的推定，即从认识上的盖然性推定意志上的放任性，如此脱离客观而纯主观的推断，其正当性仍需进一步商榷。

容认说以希望说为基础，认为只要行为人容认危害结果发生，就可以构成故意。以意志因素作为认定间接故意的决定性因素，行为人虽然内心意愿不明确，但是在必要时仍接受不希望发生的结果，就在法律意义上“认可”了危害结果，属于放任。[3]我国刑法采取了容认说，具体至间接故意：（1）认识特征，行为人认识到自身行为可能会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2）意志特征，行为人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但是依据什么判断行为人对结果的发生是容认还是不容认，仍然是个难题，需要对间接故意的“放任”进一步界定。

（二）“放任”的内涵界定

对“放任”的理解，刑法学界亦存在不同的观点。一是不希望说，“既不希望结果发生，也不是希望结果不发生，但仍然实施该行为，也不采取措施防止结果发生，而是听任结果的发生”；[4]二是不在乎说，“对结果的发生与否采取听之任之、满不在乎、无所谓的态度，不发生结果他不懊恼，发生结果也不违背他的本意”；[5]三是纵容发生说，放任不等于行为人对结果完全漠然，不是在希望与不希望之间采取中立态度，是放任结果的发生，而不是放任结果的不发生，即倾向于接受结果这一极。[6]笔者认为，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希望是指积极追求，不需要以不希望来阐释直接故意的内涵，相比而言放任应当解释为纵容结果的发生，而不需要考虑放任结果不发生的具体表现，这样更有利于与过于自信的过失作出区分。因此，基于“纵容发生说”，间接故意的放任可以解读为以下三个方面：

1.相当的可能性。放任是建立在对结果发生的盖然性认识基础上的，虽然在意欲上表现为放任，但是以结果发生的较高概率性为前提。在刑法理论上间接故意也称作可能的故意与未必的故意，可能的故意之可能是指认识到结果可能发生，未必的故意之未必是指认识到结果未必发生，二者均是从认识因素上界定间接故意。[7]相当的可能性至少应界定在50%以上，可从认识论上对放任加以限制，避免间接故意沦为黑洞。若可能性较低，如交通肇事案件中，一般的违章驾驶并不一定会造成肇事后果，则不具备放任的前提。但是难点在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的认定，需要借助一般的社会常识来确认，而不能按照法律或者其他专业的知识来衡量，这也正是所谓“外行的平行评价（Parallelwertung in derLaiensphare），[8]从而推定行为人的间接故意。

2.伴随发生的间接结果。放任区别于希望，并不直接追求结果，但是因放任依附于另一个主意志的存在，放任的意志与随附的结果之间是间接关系。因此，间接故意表现为三种模式。一是行为人为了实现某犯罪意图而放任了另一种犯罪结果的产生，如为了故意杀害甲而放任了乙的死亡。二是行为人为追求一个非犯罪意图而放任了犯罪结果的发生，如本文论述的案例，张某为了将推车推到原始位置而放任了对被害人造成轻伤的后果产生。三是行为人放任轻重结果中的一个结果发生，如故意伤害他人，放任轻伤、重伤或死亡后果的产生。可见，前两种模式均存在主意志与从意志的关系，其中放任意志处于从意志的地位，这也正是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之间的区分标准。

3.对结果发生采取无所谓的态度，但认可、接受后果。放任实质上反映出行为人为追求某种目的，甘愿发生危害社会结果的风险，是一种不计后果的态度，[9]但此时的不计后果是经过行为人严肃认真的判断即为了实现其他意图而实施行为，主观上根本不考虑是否避免结果的发生，客观上也不会采取避免的措施，然后产生了有侵害法益可能性的决定，以此为依据才可以肯定行为人对结果是接受或容认的。相反，不希望也不接受结果的发生则是过失的表现。

三、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的区分标准

以张某故意伤害案为例，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之间的区分标准成为了判断罪与非罪的关键，本文根据从客观到主观的判断路径，从以下三个阶层进行区分：

（一）通过判断危害结果发生的概率高低，推定预见结果发生且避免的可能性是否达到明知的程度

认定明知的方式通常是证明，此时允许使用推定，通过客观证据推定主观认识。因能否预见或有无预见能力属于行为人的个人认识范围，除了客观环境不能脱离开个人的具体情况。因此，应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以及社会一般人的认识加以判断，既要考虑行为人的年龄、知识、智力、发育、工作经验以及技术熟练程度，又要考虑行为人当时所处的具体环境和条件。结合本案，其一，张某明确认识到被害人是孕妇的特殊体质。虽然张某辩称其未看到该妇女，但作为一名职业为出租车司机的中年男子，在视野开阔的下午应当看到推车周围的环境，包括距离其1至2米的孕妇，而且根据被害人陈述、证人李某（被害人之母）证言以及出警录像均可以证实被害人身着孕妇装，且孕妇外形明显，言词证据和物证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行为人认识到了被害人是孕妇。其二，在手推车与被害人之间距离狭小的前提下，对撞伤纪某的预见程度很高。犯罪嫌疑人供述，“妇女在其右前方1至2米处，而且听到妇女喊不要碰到她”且在第四次供述中说“推车的时候可能会碰到对方，但不确定”；同时被害人陈述以及四位证人的证言均提到了，“推车速度很快，横着的木柴撞到被害人纪某后他没有停车，继续推且在推车过程中说了我撞死你”，考虑到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证人证言的相互佐证，且在狭窄空间撞伤的情况发生概率较高以及张某作为司机对距离的敏感度，可以推断张某对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危害结果是明知的。一般来说，间接故意的行为人明知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而过于自信的过失只是预见了抽象危险，其有理由相信这种法益侵害结果可能不至于发生。

（二）在意志因素方面，以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否违背其意志，明确是否放任该结果的发生

1.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否是接受的。以本案为例，虽然犯罪嫌疑人张某辩称，“没有故意去撞对方，也没注意小推车上的柴火是否碰到对方”，而且证人张某坡证言中“推断张某推车目的是为了把车停回原位，并不是为了撞被害人的”，但证人证言不应包括其个人的推测或分析判断意见，不能予以采信。相反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张某推着小推车顶着被害人肚子推了2、3米，横着的树干与被害人肚子是接触的”，而且被害人陈述“张某说我撞死你是在朝她推车时说过一次，之后撞到后又说了”，证人张某坡、李某的证言也印证，在被害人说你撞到我时，张某说我撞死你。从言词证据上分析，张某并未排斥撞人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亦不是单纯漠不关心的心态，符合“放任”的内涵。

2.客观上是否采取防范结果发生的措施。本案中，在场四位证人的证言均证实“张某推车速度很快，被害人往后退了好几步，撞到后亦没有停止推车，继续前行几米”，可见在客观上，犯罪嫌疑人对该危害结果毫无防范措施。行为人轻信危害结果能够避免的态度，必须外化为行为人在预见危害结果即将发生时试图避免其发生的具体客观行为。如果行为人在主观上没有确信自己有控制危险的能力也没有表现出避免结果发生的意思，其认为结果不会发生是抱着纯粹侥幸心理，客观上毫无防范措施，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那么此时应认定为间接故意，而非过于自信的过失。[10]

（三）行为人是否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危害结果不会发生

1.可否适用信赖原则，即行为人是否有合理理由相信被害人能够躲避危险。本案在场四位证人的证言一致证实，“不是车子，是横着的木柴撞到被害人，被害人一直往后躲让，但张某推车速度很快”，同时犯罪嫌疑人供述“车上有四五捆柴火，每捆一米多长，不是整齐的横装在车上”，可见被害人躲避的可能性大小应从一般人的判断来看，考虑到被害人与柴火的近距离以及被害人的孕妇体质，张某没有充分理由相信被害人能够完全躲过碰撞，并将被害人置于一种危险的境地，因此，张某对于被害人未能及时躲避而撞伤的结果持放任的态度。

2.是否存在合理的事实认识错误。持过失犯观点的人认为，张某只留意了被害人与推车的距离，而忽视了横着的柴火与被害人的距离，属于方法错误，即行为人所使用的方法本来会产生造成他人受伤的危害结果，但行为人误认为不会发生，应按照过失犯处理。行为人是一名司机，根据其工作经验对1至2米的距离判断不应有误，即使距离判断失误也明知木柴是横着不规则摆放的，若承认其认识错误并不符合一般规律中大多数人的认识。

3.是否存在避免结果发生的条件。过于自信的过失是行为人主观上对结果发生有所依靠（如特定职业群体的熟练技术或其他物质条件），以醉酒或超速驾驶、违规操作的责任事故为例，因存在避免条件而允许过失导致日常性的危险发生，但本案中张某在认真的估算出推车与被害人的近距离及横放木柴有可能撞死他人的危险后，在无其他条件依靠的情况下仍容忍结果的发生，构成间接故意。

基于以上三个层面的论证，可以排除过于自信过失的合理怀疑，张某明知危害结果可能发生，未为避免该结果的发生作出过任何努力，放任其发生，加之对自身行为与造成的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认知也是明确的，因此主观上为间接故意，构成故意伤害罪。与此同时，也为准确把握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的区分标准提供具有实践价值的思路和方法。

四、间接故意的司法认定路径及其反思

英美刑法犯罪意图（mens rea），以行为人对行为后果是否认识为基准，将必然性认识对应故意（intention），无认识对应过失（negligence），有可能性认识对应轻率（reckless）[11]以及大陆刑法中的中间类型（将间接故意与有认识过失统合为中间类型）[12]均未将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作以区分，我国的罪过体系则将二者在认识论和意识论层面上作出了明确区分，但存在可能性判断标准的模糊、主观推定适用欠缺以及过失犯的适用范围狭窄等问题。借鉴2003年Gemmell &Richards案确立的主观轻率构成条件，即行为人认识到危险存在或者将会存在，且知道会发生结果时仍不合理地冒该危险，与我国“间接故意”在本质上有共通之处，[13]但英国刑法将推定的证明过程与实体刑法紧密联系，轻率标准采用社会一般人判断的客观标准，即在行为人认识到危险的情况下，从一般人角度认定是否是不公正、不合理的，若答案是肯定的则推定行为人是轻率的。这对我国刑法间接故意的司法认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借鉴英美刑法中的客观标准，根据我国刑法规定间接故意的本质及与过于自信的过失的区分标准，应严格贯彻从客观到主观的司法认定路径：首先，应确保行为人对自身行为持故意的心态；其次，从客观行为与结果发生的概率高低及社会一般人的认识推定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可能性和预见程度，即在认识上达到对危害结果的明知；再次，从对危害结果的排斥态度到是否为防止结果的发生付出过努力，肯定行为人对结果发生具备放任的意志因素；最后，排除行为人有充分理由相信危害结果不会发生的存在可能性，进而双重肯定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以达到司法人员的内心确信。

注释：

[1]“过于自信的过失”学理上亦称作“有认识的过失”。参见劳东燕：《犯罪故意的要素分析模式》，载《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1期。

[2]周光权：《论放任》，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5期。

[3]同[2]。

[4]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43-244页。

[5]高铭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111页。

[6]参见何秉松：《刑法教科书（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14页。

[7]参见陈兴良：《刑法中的故意及其构造》，载《法治研究》2010年第6期。

[8][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许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56页。

[9]参见李森：《反思间接故意犯罪的存在范围》，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4期。

[10]参见于志刚：《案例刑法学（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90页。

[11]参见储怀植，杨书文：《英国刑法中的“轻率”》，载《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4期。

[12]同[1]。

困难学生认定申请书怎么写 篇4

尊敬的院领导：

您好!

本人是20XX级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技术)14—5班的******，家在*********，父母文化水平有限，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田间劳作，因此，家里收入微薄;又因有年迈体弱多病的奶奶，我和弟弟。妹妹又同时上学，加重了家里的经济负担，父母因长年劳作积累了很多的疾病，使得家庭状况每况愈下;所以，学生向您申请20XX—20XX学年的国家助学金。

家庭的重担压的父母的腰都弯了，脸上布满了皱纹，父母为供我和弟弟·妹妹上学，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节衣缩食，含辛茹苦，呕心沥血，体弱多病的奶奶需要妈妈的悉心照顾，所以，家里的重担一下子都落在爸爸一个人的肩膀上，下岗后，自强的爸爸多次出外打工，希望能够为我挣出大学学费，但每次都是由于上了年纪，再加上没有文化，时间不长就被辞退了。多次外出打工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善我们家的条件。反而给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父亲，留下了许多伤。现在爸爸经常都会感到头痛及四肢无力，更加不能承担强体力劳动。所以，今年秋季开学期间父亲不得不跑动跑西地去亲戚朋友家借钱，为借到钱父亲扯下脸面向他们说尽好话。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教育我：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可以对国家和社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也是你今后能够摆脱贫困的基础保障。所以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丰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具备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和个人道德修养。这种深深扎根在心中的观念使我力争成为一名全面发展的学生。在高中三年期间，我并没有被家庭情况所困扰，始终坚持学习，没有把自己的情况当成一种负担。为了自己的目标与理想，我把贫穷转化为动力，争当学习先锋，证明自己人穷志不短。学习上，我不断端正态度，努力刻苦。为了提高自身的素质，我常常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有关提高自身的书籍：“你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你可以扩展生命的宽度，你不能改变出生的境况，但你可以不断开拓”，“家穷志不穷”学生没有因为家境贫困而失落，更没有因为家庭贫困而丧失生活的动力，而生活的贫困却教会了我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要坚强。每每想起父母的话语，我都忍不住地流下泪水，父亲总是说：只要你们三个好好学习，我和妈妈再累也值得。每每想起父母的话语，我都忍不住地流下泪水。

从点滴小事来磨练自己的意志，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断加强自身的修养，热爱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关心事实政治，学生还遵纪守规，自觉维护学校的秩序。在日常工作学习工作中，注重民族团结举止文明端庄，艰苦朴素，热情大方，坚持原则，注意开展自我批评，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在三年高中期间，我非常努力地学习文化知识以便以后能够报答我的父母。一直以来，我就坚信“知识改变命运”。我深知只要不断完善自己，增长知识才能改变家庭状况，所以在进校之前，我就下定决心，本着“勤能补拙，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信念，积极主动学习专业文化知识，勤奋刻苦，不断培养专业兴趣，不断总结学习经验，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在思想政治方面，我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认真学习我党基本理论知识，思想要求进步，按照党的规章制度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加强自身学习，充分发挥先进模范作用我政治素质过硬、作风正派、工作扎实，在学习和工作实践中，一直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高中团支部的首次团员民主评议中以绝对的优势被评为优秀团员。在团员意识上能很好的做到积极参加组织生活，按时交纳团费，能完成一些支部交给的任务，与同学和睦相处，相互帮助，在成绩和荣誉背后，是学校的发展给我创造的良好条件，是老师的悉心指导与同学的默默支持，也有我踏踏实实的付出和永不言败的执着。不断培养自身适应社会、参与竞争的能力，这也正是当代青年最应拥有的资本。学校的大环境下伴随着巨大的发展，我也看到了其中自己成长的足迹。在人生的道路上，可以没有辉煌的结果，但不能没有闪耀的过程。我不仅在思想、学习、工作中积极要求进步，同时更加注重在实践中锻炼自我，服务社会。因为我知道，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符合社会需要的大学生，不仅要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技能，更重要的是有奉献社会的精神并且懂得如何把自己所学的东西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刚刚进入大学的我，感到有些迷茫。家中情况更让我不敢想象!但是正因为党和国家的政策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这让我这样的学生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我满怀热血感谢党和国家对贫困学生的关心。真诚希望领导给我一次机会，一解我求学之路的燃眉之急。我会努力好好学习，争取上进!只要自己一有能力，就马上回馈社会，帮助所有有需要的人。由于家庭的贫困我特向学校申请国家助学金，但是它不仅会在经济上给予我极大的帮助，更是对我学习成绩、工作能力、综合素质的肯定。如果学院能够给予我这份荣誉，将是对我一种莫大的鼓励，必将激励我今后更加努力，做得更出色，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感谢领导在百忙中阅读我的申请书，真诚的希望领导能考虑我家的实际情况，能够批准我的申请。无论我是否申请到了这笔助学金，我都要感谢各位领导老师的培养，也衷心的祝愿各位领导、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申请工伤认定的时限是怎么规定的 篇5

由于时间的推移，会导致伤口愈合难以鉴定，所以工伤的认定有严格的时间限制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用人单位或是工伤职工要及时申请工伤认定。

申请工伤认定的时限是怎样规定的？

用人单位应当在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通知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及其参保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并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

用人单位未按照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职工应当在哪里治疗工伤？

职工发生工伤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及时救治工伤职工。职工治疗工伤应当在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就医，情况紧急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急救；疑似职业病或者患职业病的，用人单位应当及时送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诊断，并及时送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治疗。

工伤治疗的费用怎么算？如何报销？

治疗工伤所需费用，先由受伤者所在单位垫付。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定为工伤后，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对已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诊疗项目目录、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工伤保险住院服务标准的费用，由用人单位向经办机构申报结算；继续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费用由经办机构向工伤保险协议合作医疗机构结算。用人单位到经办机构报销工伤医疗费用需要提供以下材料：

1、工伤认定通知书、诊断证明；

2、工伤者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3、门诊病历复印件、收费发票、处方复印件及相关检查、化验单据复印件；

4、住院病历复印件，住院证、出院证；

5、出院费用清单、每日清单、住院收费发票；

6、经办机构认为需要的其他相关材料。

如果是交通事故或涉及第三民事责任伤害赔偿的工伤，要先按照相关规定取得民事赔偿，如果民事赔偿的总额低于工伤保险待遇，则由其所在单位或经办机构进行补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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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伤害罪怎么认定 篇6

实践当中，可能会出现执法人员迟迟不制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这种时候一些不了解事故责任认定程序的大众就会胡乱猜测：交警部门的人是不是与对方相勾结了？对此，我们特事故认定书的行政程序做相关介绍，以及在长时间无法取得认定书时，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救济。

一、法律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做出的时间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相关规定，总结如下：

1、交警部门应当在现场调查之日起10日内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书；

2、对于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在查获肇事车辆和驾驶人后10日内作出；

3、对于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应当得出结论之日起五日内作出。

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可能延迟做出的情形

由上文规定的时间可了解，一般类型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会在10日内可作出，特殊情况：

1、侵权车辆和侵权者身份不明，即无法查获肇事车辆和驾驶人。这种情况下责任认定书只能待肇事案侦破后10日内制作，但受害人及其家属享有向交警部门咨询案件侦办情况的权利，交警部门应当配合告知；

2、案件需要检验或者鉴定的，据法律相关规定检验或鉴定在现场调查结束之日起三日内，一般期限为20日，超过的需经上一级部门批准，最长不得超过60日。

3、综上所述，除了因逃逸交通事故尚未侦破外，一般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为在10日内制作，需要鉴定或检验的一般在20日左右，特殊情况最长的会需要两个月。

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迟迟不出可采取的措施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9条相关规定，交通事故逃逸案尚未侦破的，受害人一方有权要求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交警部门自接到书面申请之日后10日内做出认定书。

据此，受害人一方可及时跟进交警部门了解进展，在必要时候可以主动向相关部门申请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具体的申请方式需以书面形式进行。

故意伤害罪怎么认定 篇7

对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自首, 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 王某的行为构成自首。理由是王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 并且如实供述了其驾车撞伤周某致其死亡的客观行为及事实经过, 符合认定自首的条件。《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 (1) 规定的“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是指如实供述自己的客观犯罪事实, 并不要求如实供述作案时的主观心态。被告人王某辩称自己系误踩油门, 是对自己的主观心态进行辩解, 属于对行为性质的辩解, 而根据2004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是否影响自首成立问题的批复》 (以下简称《批复》) , “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首的成立”。

第二种意见认为, 王某的行为不构成自首。理由是王某虽系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 但其并未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刑法》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是指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构成事实”, 包括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的事实。该案中王某否认其作案时的主观心态, 不属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故不成立自首。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的结论, 王某的行为不构成自首。

一、如何理解“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一) 罪行

单从语义上理解, 罪行是指犯罪的行为, 进一步而言, 是指触犯了刑法规范的行为。张明楷教授认为, “刑法第六十七条所规定的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侧重于客观犯罪事实。……隐瞒故意内容的, 不影响自首的成立。”其理由是“这种供述行为至少使公安、检察、审判机关的审查、审判活动更为容易” (2) ;相反, 则有悖于自首的立法原意与精神。虽然张明楷教授并未明确限定“罪行”仅指客观犯罪事实, 但已明确的是, 其认为隐瞒故意内容不影响自首成立。

事实上, “罪行”一词除在刑法第六十七条中使用外, 还在刑法其他七个条文中出现过, 有四处是使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的罪状描述中, 还有三处均见于刑法总则中, 分别是第九条关于普遍管辖权的规定 (3) 、第二十六条关于主犯的规定 (4) 、第四十八条关于死刑、死缓的适用对象及核准程序的规定 (5) 。在这些条文中, “罪行”的含义并非仅局限于客观犯罪行为。因此,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 考虑到刑法条文中用语含义的前后统一, “罪行”至少不是仅指犯罪人的客观行为, 应当还包括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主观方面的内容 (6) 。

(二) 主要犯罪事实

1998年4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 第一条第 (二) 项规定:“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 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这一解释将刑法第六十七条中的“罪行”的含义基本等同于“主要犯罪事实”。这是因为, “在司法实践中, 考虑到犯罪人由于作案时间、地点、环境的特殊或者因生理、心理上的原因, 往往难以当即做出全面交待或准确交待, 能交待主要犯罪事实即可”。 (7)

犯罪事实是指客观存在的犯罪的一切实际情况的总和, 具体而言, 是指刑事司法案件中存在的能够表明是否犯罪、犯罪行为轻重以及刑事责任大小的一切事实情况, 不仅包括客观方面, 还包括主观方面。

《解释》中的“主要犯罪事实”之“主要”并不是割裂犯罪事实的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 而是从程度上相对于“次要”而言。2010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中对“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具体认定进一步明确,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人员针对《意见》的理解和适用解读如下:“《解释》第一条第 (二) 项规定的‘主要犯罪事实’, 首先包括定罪事实, 而对于量刑事实, 则应区分已如实供述与未如实供述部分的严重程度, 决定是否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8) 犯罪事实的主观方面对于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轻罪与重罪具有重要意义, 直接反映犯罪人对危害行为和结果的态度及其人身危险性, 应当属于“主要犯罪事实”。因此, 犯罪人拒不承认作案时的主观故意的, 不应认定为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

(三) 如实

刑事诉讼追求的是法律真相, 犯罪人关于主观心态的供述是否“如实”, 要根据供述以外的其他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来判断。主观见诸于客观, 犯罪人作案时的主观心态如何, 只能通过证据反映。因此, 本文所指“不如实交代主观故意”是指除犯罪人的供述以外, 有其他证据证明犯罪人作案时的主观故意, 但犯罪人自动投案后拒不交代的情形。而对于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犯罪人主观故意的情形, 自然以犯罪人的供述为准, 也就不存在去判断犯罪人所作的关于主观心态的供述是否“如实”的问题。

如前所述, 客观行为反映主观故意, 因此犯罪人为掩盖主观故意, 必然会隐瞒某些可以反映其主观故意的犯罪行为, 避重就轻, 歪曲事实, 妄图给司法机关认定案件造成混淆, 蒙混过关, 减轻罪责。例如案例中的被告人王某, 其供述自己是在行驶向现场出口过程中误踩油门才撞伤周某, 但事实上, 撞击周某的方向与现场出口的方向是相反的, 因此其又谎称在其开车驶向出口时周某突然跑到其车头前, 而自己则在惊慌之下误踩油门。但是, 两名现场目击证人证明, 王某驾车时看到周某后有打方向盘转向的行为;在将周某撞抵在树上后, 王某才倒车, 下车后并没有表现出所谓的“误踩油门”撞人后应该有的意外、惊慌情绪, 反而继续指着已经倒地的周某“数落”, 在发现周某伤重后才开始惊慌呼救;同时鉴定意见证明车辆撞向周某时有加速的行为, 这些均可证实王某驾车撞向周某的主观故意。而王某主动投案后, 为掩盖其主观故意, 隐瞒了自己驾车转向、踩油门等对定罪有决定性影响的事实, 显然不能认定为“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对于此类犯罪人而言, 自动投案不过是“以退为进”, 企图扰乱司法机关办案, 显然不宜认定为自首。

二、自首制度的立法原意

从对自首制度的立法愿意考察, 也应当将犯罪人如实供述主观心态作为认定自首的条件。自首制度旨在通过鼓励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 一方面促使犯罪人悔过自新, 不再继续作案, 另一方面使案件及时侦破与审判, 减少司法投入, 节约司法成本。在讨论自首的成立条件时, 应当以自首的立法理由为依据。有的学者认为, 自首制度两方面的立法理由只具备其一即可, “行为人虽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但无悔过自新之意的, 也应认定为自首, 因为其行为使案件的侦查与审判变得更加容易” (9)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对自首制度的这两方面立法根据, 应当全面把握, 不能只顾其一 (10) 。犯罪人自动投案后仅供述客观行为, 不如实交代主观故意的, 不仅反映出其并非真诚悔罪, 人身危险性没有减弱, 同时也扰乱了司法机关的办案, 并未达到促使犯罪人悔罪、节约司法成本的立法原意。若在司法实践中, 对此类投案人均认定为自首, 必使某些犯罪分子心存侥幸、放纵犯罪。

三、对主观心态的辩解不属于“对行为性质辩解”的范畴

有的观点提出对被告人对主观心态的辩解属于对行为性质辩解的范畴, 是行为人行使刑事诉讼法所赋予的辩护权的当然要求, 根据《批复》, 不影响自首成立。笔者不赞同这种意见。

《批复》明确:“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 是自首。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首的成立。”由此可见, 《批复》中“对行为性质的辩解”是建立在被告人的行为成立自首的前提下, 此时, 被告人的行为已经符合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即主要犯罪事实) 两个要件。换言之, 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 是在其承认主要犯罪事实的基础上, 对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是否承担刑事责任、承担何种刑事责任发表自己的意见进行解释○11。法律不强求犯罪人知道自己侵犯的是何种法益、所犯的是何种罪, 因此, 法律允许被告人对自己的行为性质进行辩解, 这是保障其辩护权的应有之义。犯罪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是一个法律评价问题, 而犯罪人对主观故意的辩解则是一个事实问题, 二者并非同一范畴, 也不能放在同一个层次去判断。

综上所述, 犯罪人自动投案后不如实交代主观故意, 经查有证据证明犯罪人的主观故意的, 对犯罪人不能认定为自首。

注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 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 犯罪较轻的, 可以免除处罚.”

2 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519;同时, 其举例说明:“例如,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了致人死亡的客观犯罪事实, 但声称自己主观上只有伤害故意的, 都应当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普遍管辖权]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 适用本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主犯[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 是主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 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 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八条[死刑、死缓的适用对象及核准程序]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6 陈亚飞.不如实供述主观心态能否构成自首[J].中国审判, 2008 (11) .

7 莫洪宪.论自首和立功[J].法学评论, 1996 (2) .

8 周峰, 薛淑兰, 孟伟.<关于处理自首与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J].人民司法, 2011 (3) .

9 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517.

10 陈亚飞.不如实供述主观心态能否构成自首[J].中国审判, 2008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