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伤害刑事上诉状（精选9篇）
上诉人不服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海南二中刑初字第79号刑事判决书之判决，特依法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请求贵院依法改判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海南二中刑初字第79号刑事判决书之判决，并给予上诉人减轻处罚。
上诉理由：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王世海、王继谷、唐电兴等人见状，便赶到水利沟旁，朝水中仍砸石块”这一事实是完全错误的，本案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上诉人“朝水中仍砸石块”这一事实。理由如下
1.上诉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
上诉人在侦查阶段共计做了三次《讯问笔录》，每次均没有承认自己参与了路上的拦截行为;当三位受害人黄嘉威、练政宏及肖晓璐落水后，更没有向河里投掷石块，只是在路边立足观看。
2.王贻森在侦查阶段的供述。
这里首先阐述一个事实(细节)：案发时全部同案犯被王贻森分成了两组：一组是在桥边上，其中有王贻森、王继谷、‘亚板”(王家胜)及“亚海”(王世海)，即王贻森与三个海口人(被告王世海、王继谷及王家胜)在一起;另一组在距离桥十米的公路上(黄文超家斜对面)，包括符新鹏、唐电兴、林冰及唐闻响等人。
在明晰上述事实后，再来分析王贻森在《讯问笔录》中的所言：2013年11月2日的《讯问笔录》“当时斜坡处的中间停放有填桥没有用完剩下的石块，我就用临高话对站在我旁边的那两个海口人说要是不行，我们就那石头来砸他们，站在我旁边的两个海口市人不懂听临高话，我就一个人拿起了脚下的一个石砖，我看了旁边的两个海口市人没有去拿石头，我就把手中的石头放在了地上。”中，他只提及到了身边有两个海口人，且这两个人均没有听从王贻森的话，没有向河里扔石头;依据后面同案人符新鹏的《讯问笔录》，可以确定这两个人是王继谷及王家胜，上诉人王世海不在其中，即不在案发现场。这也在他同日所做的《讯问笔录》中“问：第三人掉到河里后，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持石头或石块砸他们?答：我不清楚”得到证实。
结合案发时王贻森与上诉人在一起(分在一组)的事实，其《讯问笔录》中的供述具有较强的证明力。
3. 符新鹏在侦查阶段的供述。
在他的2013年10月31日第二次《讯问笔录》有这样的内容：“问：三个年轻人连车带人掉进水后是谁往水利沟砸石头的?答：我是听到亚海(王世海)、亚板(王家胜)说用石头砸，但我没有亲眼看到他们用石头砸”。
2013年10月31日的第三次《讯问笔录》有这样的内容：“问：亚板、亚海两人去哪里了?答：我没有看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应该躲在路边树林里了吧。”。
依据符新鹏的上述供述可明晰以下事实：1)案发时上诉人不在现场;2)他并没有亲眼见到上诉人“朝水中仍砸石块”;3)因为上诉人案发时不在现场，结合上述王贻森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案发时在他身边只看到两个海口市人”，就能清楚的得出如下结论：上诉人不可能参与拦截行为，也不可能向河里扔石块!
4. 王继谷在侦查阶段的供述。
依据一审判决确定的王继谷供述：“我和唐电兴等人捡路边的红砖、石块向河里乱扔，并且我们全部都说砸死他们，有些人没有拿石头丢砸的，也跟着一起喊”，可以清楚地明晰以下三个事实：1)他没有见到上诉人向河里扔石块;2)有一部分人没有扔石块;3)依据上诉人、王贻森及符新鹏的供述，在没有扔石块的人群中就应当包括上诉人。
同样，结合案发时王贻森与上诉人在一起(分在一组)的事实，其《讯问笔录》中的供述也具有较强的证明力。
5.唐电兴在侦查阶段的供述。
(1)他的供述与其他同案犯王贻森、符新鹏、王继谷的供述在上诉人是否实施了“向河里扔石块”这一事实上是不一致的;(2)他与王世海不是分在一组，因此，不可能了解上诉人从事了哪些行为;(3)依据他在《讯问笔录》中的供述“问：你所在的`位置，旁边还有谁?答：天黑，我没有注意是谁比较靠近我”，案发当晚天很黑，以至于谁靠近他都看不清，又怎么能看清不是在一组的上诉人有向河里投掷石块的行为呢?因此，上述三个情节均证明他的供述“阿海也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往河里扔”是不可采信的。
6.唐闻响在侦查阶段的供述。
同样证明他的供述“我还看到阿海、王继谷到桥边捡起石块往水里砸”也是不可采信的，理由同上(唐电兴的)。
依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的“经查，该事实(被告王世海参与在洋通桥拦路及扔石头)有被告人王世海及其同案犯王贻森、王贻谷、唐电兴、唐闻响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予以证实，故该辩解及辩护意见(关于被告王世海没有参与在洋通桥拦路及扔石头)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是完全错误的。
二、一审判决对上诉人量刑过重，应依法减轻改判。
1. 上诉人并不具有“朝水中仍砸石块”这一加重处罚情节，前已经详述，此处不再累述。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王世海在被害人肖晓璐等人落水后持石头向其扔砸，在共同犯罪中行为的积极性及主观恶性相对其他从犯较大”是错误的。
2. 被害人对于自身的死亡结果应当承担部分责任，据此，应当依法减轻对于上诉人的处罚，理由如下：
(1)被害人落水前，存在以下事实：1)驾驶员黄嘉威载练政宏及肖晓璐两个人，属于违法超载，导致遇到紧急情况时处理不及时。2)车速过快(超过60公里每小时)，紧急刹车时，出现事故。
(2)被害人落水后，驾驶员黄嘉威在救起练政宏后，忽视了再救肖晓璐!他也没有告知及提醒其他人对肖晓璐进行施救，最终导致不会水性的肖晓璐不幸身亡。
据此，一审判决认定“对被告人王世海的辩护人关于被害人一方对本案的发生存在过错的辩护意见，据理不足，也不予采纳”是错误的。
3. 从上诉人归案后认罪态度来看。上诉人在第一次接受公安机关侦查人员的询问时，就毫不隐瞒地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且自始至终供述一致、稳定，没有丝毫的侥幸逃避法律制裁的心理，上诉人一审时当庭表示认罪服法，重新做人。这些足以充分说明被告人认罪态度是积极和诚恳的。
依据上面一、二所述理由，上诉人犯罪情节并不严重，悔罪态度诚恳，有自认罪情节，系初犯、偶犯;且受害人存在部分过错。但一审法院并没有对上述情节给予充分的考虑，最终导致量刑过重。
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量刑过重。为此，特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给予上诉人减轻处罚。
此致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XXX
关于刑事和解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以专章形式就案件范围、程序以及处理决定等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进一步细化规定。但通过统计分析近两年某基层检察院办理的故意伤害案件,笔者发现审查逮捕实践中对故意伤害案件刑事和解制度适用不太理想,与较高的法院轻判率存在矛盾,且存在许多制约因素,具体表现在:
(一)故意伤害轻伤和解案件法院倾向于从宽处理
2014年来故意伤害已决案件中,判处六个月拘役以下刑罚包括缓刑占案件总数的约51%,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包括缓刑占约27%,合计占约78%,其中判处管制、拘役缓刑以及不满三年有期徒刑缓刑共计占案件总数约52%,判处管制、缓刑的案件绝大多数是因当事人双方达成了赔偿和解协议这一从宽处罚的量刑情节。
(二)侦监部门和解工作受制于主客观因素
一是侦监部门案件承办检察官对和解工作重视程度不够。目前,构罪即捕思想在许多检察官头脑中仍根深蒂固,加上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兴起时间较短,各项配套制度尚不完备,承办人往往采取消极的态度,只是先简单讯问犯罪嫌疑人有无赔偿意愿及赔偿能力,后电话联系被害人一方询问有无接受对方赔偿和解的想法以及可接受的赔偿限额。对于那些不愿和解和犹豫不决的情况直接否定,不进行过多的说服教育和耐心解释工作。二是审查逮捕期限较短。依据我国刑诉法规定,审查逮捕的期限为七日。这七日需要完成案件系统录入、审查、提讯犯罪嫌疑人、撰写审查报告、分别提交部门负责人和主管检察长审批等工作内容,时间紧迫程度可想而知,如果再将刑事和解加入其中,承办人面临的工作压力和工作量无疑十分巨大。三是赔偿数额方面欠缺细则规定。当前有关刑事和解赔偿的标准、具体数额与事项等方面尚未有明确的规定,能否参照人身损害民事赔偿有关规定也缺少依据,毕竟二者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关系。
(三)广大民众易对刑事和解制度产生误解
司法实践中,大多数刑事和解案件均涉及到金钱赔偿,尤其是故意伤害(轻伤)案件居多,因此犯罪嫌疑人有无赔偿能力直接决定了和解进展和最终结果。在故意伤害(轻伤)案件中,一般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履行了赔偿责任,得到被害人谅解,检察机关将做出不捕决定,法院也将予以从宽判决;而对于那些无赔偿能力,或者有赔偿意愿但赔偿能力有限无法满足被害人过高要求的情形,往往因得不到被害人谅解,以致未能达成刑事和解协议,从而出现“同罪异罚”的判决结果。
二、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理论依据与必要性
(一)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理论依据
刑事和解是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制度,其产生的理论基础或社会背景主要有“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其中说服力较强的为“恢复正义理论”。“恢复正义理论”的目的在于重建和平衡被害人、犯罪行为人与社会三者之间遭到破坏的正常利益关系,从而重塑和谐社会关系。①“恢复正义追求的是实现全面平衡的结果,一方面对被害人的物理和心理损害进行修复和治疗,使失衡的物质和精神利益复原;另一方面要求犯罪行为人向被害人和社会承担过错责任,交出不当利益,以致恢复到过去的平衡状态;第三,由犯罪行为人与被害人共同对已破坏的社会关系进行修复,从而使社会关系恢复稳定与平衡。”②由于文化、国情、社会背景等的差异,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对西方国家“恢复正义理论”的借鉴上可以从被害人利益保护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两个方面分析,其中被害人利益保护理论是刑事和解制度的本源性依据。
(二)审查逮捕阶段刑事和解的必要性
一是贯彻少捕慎捕法治理念提高办案质量的有效举措。近几年随着各地对案发时间久远的冤假错案的频繁曝光,司法公正形象在民众心中不断受损,党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各级司法机关切实提高办案质量,实行案件终身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坚决防范冤假错案。对审查逮捕的要求即是始终贯彻少捕慎捕的刑事政策,做到可捕可不捕一律不捕。二是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节约司法资源。刑事和解制度一方面使被害人获得物质上的赔偿和精神上的慰藉,最大限度地保护其合法权益。同时,行为人因被害人的谅解而被检察机关做出不捕决定以及后期被法院从宽处罚,不仅强化了其改过自新的决心,而且增加了对被害人的尊重和感恩之心,这就对化解双方的矛盾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而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审查逮捕阶段实施刑事和解的对策
(一)出台细则对刑事和解赔偿标准、具体适用等予以制度规定
目前,关于刑事和解的赔偿标准问题,如轻伤害案件,可以参考《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细化规定,考虑对行为人惩罚教育、预防再犯以及被害人利益保护等因素,可以增加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额度。就刑事和解的具体适用应制定相应配套制度,尤其是在审查逮捕阶段,由于被害人一方索要赔偿金额远远超出标准的无理要求致使和解未能达成情况下,经审查,如行为人具有赔偿意愿,且能够承担标准要求的赔偿数额,综合其犯罪情节、手段较轻,有悔罪表现,无逮捕的社会危险性等,应一律做出不捕决定,以制止轻微刑事案件被害人一方借此发家的扭曲心理。
(二)加强考核与培训,提升承办人员和解能力
一是侦监部门将刑事和解制度适用情况纳入奖惩机制和年终考核,力促承办人员转变思想观念,重视审查逮捕阶段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提高工作热度和积极性;二是加强对侦监等业务部门承办人员的培训,邀请高校老师、乡镇干部等组织进行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矛盾化解等方面专业知识和实战经验学习交流活动,优化办案人知识机构,丰富做群众工作和矛盾调解的经验,全面提升刑事和解水平。
(三)建立健全审查逮捕刑事和解听证制度
建立审查逮捕听证制度,使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参与审查过程充分发表意见,形成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当事人三角构造审查逮捕模式,有利于增强审查逮捕程序的诉讼性,从而最大程度上保护人权和维护公正③。一是有关听证参加人员上,由于案件尚处于侦查阶段,不宜公开全部事实、证据以及过于扩大参加人范围,可以将参加人限定为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双方当事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委托的辩护律师、诉讼代理人)以及嫌疑人居住地的村委会或者居委会代表。二是听证程序上,检察人员居中主持听证工作并听取各方的意见,先由侦查人员就犯罪事实、逮捕必要性等方面发表意见;然后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辩护律师就认罪、是否同意指控的罪名、悔罪态度、征求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谅解、逮捕必要性等方面发表意见,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诉讼代理人就是否同意和解、谅解被害人等发表意见。
参考文献
[1]王文江.利用“左右手法则”判断现场指印手别[J].刑事技术,1999(05).
申诉人对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海中法刑初字第78号刑事判决不服，提出申诉。
请求事项：
1.依法撤销海南省海口中级人民法院(20xx)海中法形初字第78号《刑事判决书》的判决;
2.依法改判申诉人无罪。
事实与理由：
一、终审判决认定申诉人：“故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并造成被害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严重后果”。这与事实完全不符。
(一)公安机关所提供的所有证人辨认记录，均是在自然光线下进行的，却没有一个人直接认定申诉人是该案的加害人。而判决书中所涉及的与申诉人有关的四个证人中，林志友、宋红梅、颜福俊这三个人均是在晚上“看到被告人吴学利……”“同时看到被告人吴学利……”“打牌时看到被告人吴学利……”!这就不免产生了疑惑：白天不能分辨出谁是加害人，反而在夜晚昏暗的灯光下，三个人都能够“看到”申诉人的殴打行为?这显然有悖于常理。判决书中对这三位证人的证言，正确的表述应该分别为“然后推测被告人是吴学利……”“同时推测被告人吴学利……”、“打牌时推测被告人吴学利……”。
(二)在案件二审期间，申诉人先后向法院提供了二份陈述书，二者在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异。在20xx年7月29日陈述书中，否认自己在追赶被害人黄桂文时踢打他，此前也一直持这个观点。然而在20xx年10月31日的陈述书中，却忽然转变了态度，认可了自己在追及他时踢了被害人腿上一脚。原因在于这份陈述书是在申诉人非自愿的基础上书写的，即他的辩护律师事先写好之后，申诉人只是照抄了一份。其证据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在20xx年5月9日的律师《会见记录》中有记载;其二就实质而言，只在大腿上踢一脚，是不能导致被害人死亡的，这种常识勿需解释，申诉人也自然清楚。那为什么申诉人“对于黄桂文的死亡，我愿意赔偿……”及“望贵院依法对我减轻处罚”呢?很显然，这是在外界的压力下抄写别人的，根本不是其本人真实的意愿。
二、终审判决认定“证人林志友、胡秋平、宋红梅、颜福俊的证言均证实了其(申诉人)追赶及推到被害人，并提打了被害人要害部位两脚以上”是错误的。事实上，这四个人的证言，不足以证实申诉人踢打了被害人。
(一)终审判决认定的证人林志友，看到申诉人“穿皮鞋”“踢了被害人背部两脚”，当时他是在“离他们有3米远”的地方，而申诉人当时穿的是拖鞋，这就证明了他当时不可能距离案发现场3米远处;如果是，申诉人穿什么样的鞋是能看清的，也说明了他看到申诉人“踢了被害人背部两脚”是不可信的。
(二)终审判决中认定的第二个证人胡秋平说“好像是较胖的那个人把那个人踢到了，他们的具体动作看不清楚”，“他们打的时候，我看得不是很清楚，只是后来那个打的时候，我看得清楚”。从其证言看，证人胡秋平也并不确认申诉人用脚踢了受害人。况且胡秋平当时是站在“重庆食府”饭店门口处，“当时光线太暗，很多情况都看得不是很清楚”。
(三)宋红梅是第三个也是一位关键的证人，她看到“被告人吴学利将被害人推倒并踢了被害人胸部两脚……”，此言不实。她当时正在“重庆食府内填写报表”，听到有人喊“抓小偷”就往窗外张望，看到有个中年男子推倒小偷，并用脚踢其胸部，以上所述不符合逻辑，当时她站的位置只能是“重庆食府”饭店门口，当时灯光暗淡，离案发现场约100米，她能清楚地辩论出一个人踢打另一个人的胸部，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相同的位置同一时刻，另一个证人胡秋平说“其他特征我没注意，当时太黑了”“有拳脚打在身上，但打在什么部位看不清楚”，
(四)判决中认定的第三个证人颜福俊的证言，同样令人怀疑。他说在后面追赶并踢打小偷的男子与电话报警的男子是“同一个人”，且认定后者“上身穿短袖深色上衣”，很显然他认错人了，因为当时申诉人是光身子的。以上所述证明了这四个证人的证言均缺乏真实性。再者，由于公安机关无法再次找到这四人，检察机关和法院均无法对他们的证言进行核定，因此不能直接做为定案的依据。
三、检察院、法院两机关的法律文书均认可了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公安机关的二次补充侦查事项，公安机关均未进行实质性的补充，只做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调查取证。
(一)检察院在20xx年2月7日给公安机关的《补充侦查事项》中，明确说明了退回的原因：“经本院审查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一项：“能否排除犯罪嫌疑人是吴学利之外的人殴打被害人致其死亡的可能性”。很遗憾，公安机关之后没有提供证据给予排除，即第三人也有可能是殴打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的人。
(二) 检察院在20xx年4月23日发给公安机关的《补充侦查事项》中，再一次提出“经本院审查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针对检查机关此次提出的5项内容，出于同样的原因，公安机关也没有做进一步的实质性调查取证，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事实仍然存在。在此情况下，检察机关仍然向法院提起了公诉。
(三)在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给海口市人民检察院的《函》中，也同样提出了“我院认为该案事实和证据方面存在一定问题……”，与公安机关的行为相同，检察机关也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补充和核定，本案“存在一定问题”还是悬而未决。同样在此情况下，法院仍然以故意伤害罪为由判定申诉人有罪。
综上所述，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判决是错误的，认定申诉人犯故意伤害罪属于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有鉴于此，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3条之规定，特向贵院提出申诉，请对此案重新审理，秉公改判申诉人无罪。
此致
海口市中级人民院
申诉人
二0xx年五月二十三日
法定代理人：杨某，男，汉族，xxx年12月3日生，系原告父亲，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现住贵州省xxx市xxx区砖石场，联系电话：
法定代理人：朱某，女，汉族，xxx年12月12日生，系原告之母，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住址同上。
被告人：龚小某，男，xxx年8月3日生，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现住xxx市xxx区小牛长回迁房。
(此处不写被告的父母是因为被告父母已故。)
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判决被告人赔偿原告人的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期间的生活费、交通费、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后续治疗费等费用共计人民币10万元。
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
xxx年4月14日，原告杨小某与被告龚小某因琐事发生口角，遭被告持刀刺伤。xxx年4月14日20：30时，原告被送入xxx市xxx区人民医院就医。入院时情况为：“右上臂刀刺伤疼痛、流血3小时”，查体：门诊清创时见右上臂下段后方一横斜形长约2CM皮肤裂口，深达骨质，扪及肱骨骨皮质破损，肱三头肌部分离断，活动性渗学。经医院诊断为：右上臂刀刺伤，右肱骨开放性不全性骨折，右肱三头肌部分脱离。
因被告及其监护人分文未付，原告无力负担过重的`医疗费，住院九天后于xxx年4月23日出院。
xxx年6月19日，经xxx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并出具《鉴定意见书》：“杨小某因外力作用致右上臂皮肤软组织裂伤伴肱骨不全骨折属轻伤”。 被告人的故意伤害行为不仅给原告造成了身体伤害，且造成原告各类经济损失共计10万元。
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其他权利依法受法律保护，被告人无视国家法律，寻衅滋事，无端故意伤害原告人的身体健康，致使原告人的身体和精神受到了严重伤害，经济上也受到了严重损失，其行为已构成了故意伤害罪。为维护原告人的合法权益，请求司法机关依法追究被告人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外，责令或判决被告人赔偿原告人全部经济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法律之规定，现杨小某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如所请!
此致
xxx市xxx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杨小某
法定代理人：杨某
被告人陈鹏，男，1983年8月10日出生。
辩护人安学锋，北京市瑞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检察院以洛涧检刑诉（2009）22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鹏犯故意伤害罪，于2009年12月1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诉讼过程中，被害人×××以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其造成经济损失为由向本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检察员王留全出庭支持公诉。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杜红强，被告人陈鹏及其辩护人安学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9年10月7日14时左右，×××到天津路大山小店内找×××说事情时与×××、×××发生争吵后打架，×××打电话叫儿子说有人打她，其子被告人陈鹏赶来后与×××发生互打，×××4颗门牙被打掉（其中一颗是假牙），×××经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为轻伤。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陈鹏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惩处。
庭审中，被告人陈鹏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不持异议并表示认罪。辩护人辩称，本案系邻里纠纷所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且原告存在过错；被告人陈鹏无前科，系初犯、偶犯，社会危害性较小，且其原意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请求对其从轻处罚，判处缓刑。
经审理查明，2009年10月7日14时左右，×××到天津路大山小店内找×××说事情时与×××、×××发生争吵后打架，×××打电话叫儿子说有人打她，其子被告人陈鹏赶来后与×××发生互打，4×××颗门牙被打掉（其中一颗是假牙），经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的伤情为轻伤。
诉讼过程中，被告人陈鹏与被害人×××达成协议，被告人陈鹏对被害人×××进行了一次性赔偿，被害人×××撤回了附带民事诉讼并建议本院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上述事实，被告人陈鹏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被告人陈鹏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被害人×××的陈述，证人×××、×××、×××等证言，报案材料，诊断证明书，收条，撤诉申请书，协议书，刑事技术鉴定书，户籍证明等证据在卷资证。
以上证据经当庭宣读、出示、质证，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证据来源合法，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应予以采信和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陈鹏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陈鹏犯故意伤害罪的指控成立。被告人陈鹏犯罪后，对被害人进行了赔偿并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且庭审中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陈鹏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夏军
人民陪审员陈书田
人民陪审员胡宝红
二 O一 0 年 一 月 十八 日
一、竞技运动中的故意伤害问题的提出
2009年6月13日的北京国安对天津泰达的中超第11轮的京津大战中, 天津泰达队谭望嵩在进攻中攻入国安禁区, 飞踹已经出击的国安门将杨智, 造成极其恶劣的伤害, 引起一片哗然。足协作出决定谭望嵩被禁赛5场, 罚款2.5万元。类似的事件也曾出现, 1997年5月10日的足球甲A联赛第十场的广州太阳神队对上海申花队中, 太阳神队叶志彬在申花前锋莫拉脚下无球的情况下将其铲倒, 造成腿部粉碎骨折。莫拉受伤后, 申花队提出申诉。甲级联赛规则规定, 中国足球协会联赛委员会设有纪律委员会和诉讼委员会, 申诉人对纪律委员会的处理决定不服, 可以向诉讼委员会提出上诉, 诉讼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 不得以法律形式向司法机关起诉。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类似的故意伤害行为现阶段的处理方式为行业内部自治处理。而行业自治的“自治”实质上是自我管理, 而不是自我裁决。我国体育行会的内部解决机制存在着许多问题, 严重制约了其作用的发挥, 主要表现在:
1.体育行会内部规章与上位法律可能存在冲突
体育行业规则通过其固有的价值和规范性为一个人或群体提供偏离制定法的行为驱动力, 形成千叶正士提出的“竞争性规范”。 (1) 虽然多数体育行会的制度规范符合“下位法不能违背上位法”的法理思想, 但实际仍有一些规章制度考虑片面, 更甚的是有些体育行会的章程在条文中明确排除法院对竞技体育纠纷的司法介入, 无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2.体育行会内部解决机构设置混乱
行会内部的纠纷处理一般向体育行会组织的有关部门申诉。“我国体育行会的内部申诉制度还只是处于摸索、试验阶段, 尚无成熟的经验和规范化的要求。” (2) 由于体育行会内部许多机构都拥有纪律处罚权与纠纷处理权, 实践中易产生职权交叉、含混不清的情况, 当事人不服处理决定后往往投诉无门;由于审级设置相当混乱, 致使对当事人审级利益的保障不一致, 违反了“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原则。
3.体育行会内部自治解决缺乏对程序正义的关注
我国体育行会在解决竞技体育纠纷的过程中并不重视对当事人程序利益的保障, 主要体现在: (1) 体育行会的地位决定了其内部自治解决缺失中立性。 (2) 忽视相关程序的告知。我国的体育行会一般都没有在自己的章程中规定必须告知当事人相关的程序, 忽视对当事人程序利益的保护。 (3) 听证程序不规范。我国的体育行会在其章程中很少有关于听证程序的明确规定, 即使有也没有制定相应的配套规则。在实践中, 体育行会即使偶尔会适用听证程序, 也经常暗箱操作, 相对人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陈述和抗辩, 程序利益受到侵犯。
二、竞技运动中故意伤害行为的非正当性
对于类似竞技运动中的伤害行为应当如何处理, 首先我们要先搞清楚一个概念, 即对这种行为应当如何界定, 笔者认为竞技运动中的故意伤害行为是指在竞技体育活动的过程中, 基于行为人主观的故意, 实施的冲撞或其他行为导致超出社会所容许的危险范围的伤害行为, (3) 包括以下几层涵义: (1) 从发生的范围来看, 必须是在发生在竞技体育场域内, 且通常会发生在对抗性较强或竞技场面比较热烈、火暴的竞技项目, 如足球、篮球等。 (2) 从发生的时间来看, 必须是在比赛过程中所造成的, 伤人者—竞技体育的直接参与者总是利用某些特定的场景和情事, 实施“秘密”的伤害行为, 使人对其行为的性质难以做出判断, 因而, 这种暴力伤害行为比一般暴力伤害行为更难以取证和鉴定, (4) 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3) 从对象来看, 是一方运动员给对方运动员造成的伤害。随着竞技体育朝着职业化、商业化乃至政治化的方向发展, 某些运动员为了片面追求个体、小集体、局部的利益, 任意违规伤害, 肆意践踏公平竞争原则。 (4) 从主观心理来看, 必须是行为人基于故意的心理而实施的。如果行为人无故意, 而是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或者不可抗拒引起的, 则应该归为意外伤害事件。 (5) 从危害后果来看, 其具有严重性, 首先, 它给运动员带来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伤害和痛苦, 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健康权甚至生命权。其次, 这样往往会使一个运动队或俱乐部遭受重创, 影响比赛成绩, 不能得到应得的荣誉。第三, 其严重践踏了体育的公平竞赛原则, 阻碍、制约了竞技体育健康有序的发展。
在我们讨论竞技体育的伤害问题时, 必然要谈到刑法学中关于犯罪阻却事由的正当业务行为。一般来讲正常的体育比赛中造成运动员伤害属于排除犯罪性行为, 这是刑法学的一种主要观点。所谓正当业务行为, 理论界通说认为是指根据本身所从事的正当业务的要求所实施的行为。业务是指由于行为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而持续经营的事务而言, 广义的业务行为包括国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 但正当业务行为不是直接依据法律和命令实施的, 而是根据所从事职业的要求而实施的。 (5)
竞技体育运动中的误伤行为应该阻却违法性, 而正确界定误伤行为与故意伤害的界限, 也就是对竞技体育作为正当业务行为排除犯罪性的界定。在体育比赛中, 如赛车、拳击、足球等一些项目, 危险性很高, 在比赛中致伤致残, 甚至死亡的情况并非罕见。体育竞技行为“只要其符合竞技规则”虽造成一方某种伤害甚至死亡都是正当的, 因为它是社会伦理所许可的而且总体上说是有益于社会的。这是界定其排除犯罪性的最主要条件。其次, 需要界定伤害行为是否发生在比赛场地内和比赛进行中, 如果不是, 那么可以认定运动员所进行的正当业务行为已然终止, 不能依正当业务行为排除犯罪性来对此行为定性。第三, 需要界定伤害行为的目的。如果是试图利用竞赛规则来达到伤害目的, 则属于利用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 是规避法律行为, 当然也就是非法的, 不能排除犯罪性。
三、竞技体育中故意伤害行为的解决途径
(一) 解决的必要性———司法最终解决原则
竞技体育纠纷与一般的社会纠纷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但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不受国家司法权的管辖而成为一片“独立王国”。“如果体育组织管理者能够有效地行使管理的权力, 保证竞技体育运动完全按体育规则办事, 则不必惊动国家司法机关。但如果有关行为已经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其存在已经超出体育规则的范围和纪律约束, 涉及到公平、公正问题, 进而涉及到法律问题, 这就需要国家司法机关的介入。” (6) 司法实践的保守和体育主管部门的强大导致竞技体育纠纷寻求诉讼解决的途径不畅通。事实已经证明, 有些体育纠纷在体育自身框架内解决已经存在困难, 必须寻求更加有效的力量, 这种力量就是司法机关的介入。
(二) 解决的途径——诉讼救济
竞技运动中故意伤害行为所产生的问题通过现阶段的行业自治已经不能很好的解决, 司法机关的介入成为必然, 类似的故意伤害行为通过诉讼的途径进行救济则能够更好的保障相对人的权利, 从而保障我国竞技体育事业良好有序的发展。
1. 完善立法, 提高操作性, 为诉讼介入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首先在《体育法》中规定司法机关可以介入竞技体育纠纷, 并且完善《体育法》相关配套规定, 为司法介入提供具体细节依据。《体育法》对于竞技体育纠纷没有司法介入的规定, 笔者建议应当在《体育法》中明确规定:国家司法机关在必要的时候应当受理由于违反本法而引起的纠纷, 并在附则中对司法机关介入的情况进行充分的说明。“仅有原则而没有细则, 已成为我国立法高潮中的一大现象。” (7) 所以应当通过完善相应的配套立法如制定的相关体育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部门规章, 对体育纠纷的诉讼机制进行明确和细化来为司法的介入提供具体的依据。然后应对违法的体育章程、规则进行审查来解决体育行会制定的规则与《体育法》或其他上位法相抵触的情况。由于西方国家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的确立缺乏相应的环境支持, 这里的审查应当为备案审查和事后审查。最后应完善法律责任的规定。《体育法》关于法律责任规定过于单一、狭窄。不仅要规定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而且还要增加民事责任规定的比例。行政责任还应将行政处罚包括在内。这样才能真正增强司法介入竞技体育纠纷的威慑力。
2. 引入体育专业人士参审制, 增强诉讼裁决的专业性。
(1) 参审人员负责事实审。法官的竞技体育知识不足, 无法很好地对纠纷涉及的技术和事实问题进行认定, 只能由体育专业人士通过参加审理对事实进行认定。法官仅凭拥有一点竞技体育知识无法很好完成事实的认定工作。由竞技体育专业人士对纠纷的事实进行认定, 能够对法官个人的判断意见形成制衡, 减少司法不公正的机会和可能性。 (2) 法官负责法律审。司法判断是一种知识密集型的活动, 需要法官能够深刻理解法律规则背后的价值体系, 确定自己的判断方向, 掌握丰富的法律知识特别是法律解释技巧以及司法经验。体育参审人显然无法满足这样的要求, 因此, 法官必须垄断法律审, 依照先前的事实认定来适用法律。
摘要：针对竞技运动中故意伤害行为日益增长的趋势进行重新思考, 首先对于这类纠纷现阶段解决方法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然后在界定该行为内涵的基础上, 讨论其是否正当化, 认为竞技运动中的故意伤害行为不能排除其违法性, 从而得出司法最终解决的结论。
本案由宜兴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以被告人卜xx涉嫌故意杀人罪，于xxxx年4月10日向宜兴市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该院受理后，于次日已告知被告人卜xx有权委托辩护人，已告知被害人周某甲的近亲属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并于同年5月5日转至本院审查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卜xx，听取了辩护人、被害人近亲属的意见，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本案因案情重大、复杂，于xxxx年6月6日延长审查起诉期限半个月;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于同年6月20日通过宜兴市人民检察院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该院于同年7月20日重新转至本院审查起诉。本案因案情重大、复杂，于xxxx年8月21日延长审查起诉期限半个月;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于同年9月4日通过宜兴市人民检察院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该院于同年10月4日重新转至本院审查起诉。
经依法审查查明：
被告人卜xx因借款购房未果与其姐姐卜某某、姐夫周某甲(男，殁年43岁)产生矛盾，遂起意报复。xxxx年2月2日22时30分许，被告人卜xx至宜兴市新庄街道新源城市花园17幢103室周某甲家中，持事先准备的尖刀刺戳周某甲胸腹部、颈部数刀，后逃离现场。周某甲被送至医院时已死亡。次日凌晨1时许，被告人卜xx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
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周某甲系颈部、左上胸部、上腹部遭受锐器损伤造成左颈动脉、左颈内静脉断裂、主动脉破裂、心脏破裂、肺破裂、肝破裂导致大出血而死亡。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
1.宜兴市公安局出具的刑事案件侦破经过、收集的身份资料等书证;
2.证人周某乙、卜某某、周某丙等人的证言;
3.被告人卜xx的供述;
4.无锡市公安局出具的物证鉴定书、宜兴市公安局出具的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书等鉴定意见;
5.宜兴市公安局制作的现场勘验检查笔录、辨认笔录等。
本院认为，被告人卜xx故意杀人，致一人死亡,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卜xx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是自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此致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检 察 员：陆xx
因被答辩人xxx上诉xxx故意伤害刑事附带民诉一案，答辩如下：
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
一审判决认定被答辩人xxx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轻伤，一人轻微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答辩人彭长xx指控被答辩人xxx犯故意伤害罪的罪名成立。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判决被答辩人xxx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正确。
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为：20xx年1月30日下午，武雇请司机明用手扶拖拉机拖沙用于整修厨房，途径梅所开的“荷花湘菜馆”时，因担心司机拖拉机擦坏停放在餐馆门口路边的车辆，不敢倒车，武便要翔和客人刚挪车，双方争吵后发生撕扯，xxx赶到现场后，手持扳手将xx左手打伤，翔将胜掀倒在地，后胜从地上刚爬起来又被xxx一扳手打到头部，经鉴定，彭长xx左尺骨鹰嘴粉碎性骨折，其损伤程度为轻伤，属九级伤残，武头部的伤为轻微伤。
证明是xxx伤害xx、胜这一犯罪事实的有以下证据，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且据此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就是案发当时是被答辩人xxx用消防扳手打伤我和胜：
(1)证人斌于20xx年4月28日的证人证言，他听到吵架的声音，他从店子里出来，他看到郭老板的儿子拿着消防扳手打胜的头，又xx的手。
(2)证人生20xx年4月28日的证人证言，看到在机场消防队上班的老板娘的儿子拿着消防扳手赶过来了，朝胜头上打了一扳手，胜的弟弟过来劝解，老板娘的儿子又朝胜的弟弟打去，胜的弟弟用手挡，打在他手上。
(3)证人20xx年4月27日的证人证言，看到郭老板的儿子拿着一个扳手先将xx的手打伤，后又看到他用扳手将胜打伤。
(4)证人生20xx年4月28日的证人证言，那天下午他在现场看到xxx拿着一把红色的很大的消防扳手打胜的头，在打xx时，xx用手挡就被打得蹲在地上了。(5)即使是在因为程序不合法法院不予采信20xx年1月30日证人刚做的证人证言P3中：“我看见一个20多岁的后生，拿了一件铁器将当地一中年男子的头打破了。”以及20xx年6月30日证人久的证人证言P3中：“xx、胜都是被老板娘的儿子垒用消防栓打伤的。”20xx年6月30日证人兵的证人证言P1中：“是老郭的儿子打伤胜、xx的。”20xx年6月30日证人春的证人证言P3中的`证人证言中：“这时，郭老板的儿子xxx从外面赶了过来，手上拿着一根大扳手……xxx拿着扳手对着彭长xx的头部打去……xxx又往胜打去……。”这些因为程序不合法法院不予采信的证人证言也证实了案发当时，被答辩人xxx是在现场的，且用消防扳手打伤了我和胜。
二、被答辩人称自己案发当天一直在机场值班，与事实严重不符。
被答辩人称自己案发当天一直在机场值班，一直没有踏入案发现场一步，对当时的现场情况一无所知。但是却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案发当时在机场值班的证据，仅凭被答辩人的辩解，不足以认定。而且也是与事实严重不符的。
三、被答辩人郭xxx在上诉状中称是婷叫来的四五个社会上打架的混混打伤了我和胜，与事实严重不符。
如果当时是社会上打架的混混打伤我和胜的，在南庄坪派出所做出的《询问笔录》以及我方做的《询问笔录》中，应该就会有这几个人的出现，但是以上的《询问笔录》中并没有对相关人员的描述，而是统一的指向案发当时是被答辩人郭xxx用消防扳手打伤我和胜的。仅凭被答辩人xxx一方做的《询问笔录》不足以认定是婷叫来的四五个社会上打架的混混打伤了我和胜，也是与事实严重不符的。
四、被答辩人郭xxx在上诉状中称本案中所有证人与当事人均存在着一定的特殊关系，也是与事实严重不符的。
在我们向法庭提交的证人斌于20xx年4月28日的证人证言中斌很明确的表示“我和双方都没有任何关系，我是益阳人在这做生意，觉得这件事有点不公平就照事实说。”证人生于20xx年4月28日的证人证言中表示自己是永顺人，他哥哥在荷花机场门口开餐馆，他来这十几年了，跟当地老百姓也认识一些，武和xx是很老实的两个人，觉得派出所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太不公平，欺负老实人。证人顺于20xx年4月28日的证人证言中也表示自己是大坪人，20xx年到荷花机场扩建指挥部上班，来来去去认识了本地的老百姓，但也只是认识，没有什么关系，这件事其实真的是一个小事，将车子让一下就没了，但老板一家太占强，非得打伤人，让人觉得不平。以上的证人都是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和胜不公平，以一个普通人的正义感做出的对事实的如实叙述，也没有与我和胜存在特殊的关系。
五、被答辩人称本案的取证力度不够，证据的完整性，严谨性及可信度均存在不同的问题。但是根据本案已经有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且据此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就是案发当时是被答辩人xxx用消防扳手打伤我和彭武胜。
六、被答辩人请求法院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各项损失8万元毫无法律和事实依据。
在本案中，身体受到伤害的是我和胜，被答辩人是施害方，要求法院判决我们赔偿被答辩人各项损失8万元是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的。
此致
xxxx市中级人民法院
答辩人：xx
20xx年11月07日
更多相关文章推荐：
1.民事答辩状写作技巧
上诉是对未确定的判决请求上级法院通过审判予以救济的制度。基本上, 以学理之解释, 上诉方式有三种:复审制、续审制以及事后审查制。其中, 所谓复审制是指无视前审之裁判结果﹙即与一审无甚关系﹚, 就案件审判而论, 完全重新审判的方式。采用此种复审方式的二审, 完全重复与第一审相同的审判程序来进行证据调查、事实认定, 亦被称之为“第二次之第一审”。我国目前将第二审视为“第二次之第一审”, 采用复审制, 这方面的有力实证便是全面审查原则, 它要求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进行全面审查, 不受上诉、抗诉范围的限制。
续审制是指在原审理程序以及各种诉讼数据的基础上, 再补充以新的证据数据, 继续审理的方式。采用续审制的二审被形象地称为“继续的第一审。”而事后审查制是指二审审判并非针对案件本身进行审查, 而是以上诉理由为判断案件之基础, 审查一审的判决是否妥当, 或者是否存在程序上的违法情形而有误判决。一般而言, 事后审查审制的第二审可称为“事后审查审”或略称为“审查审”。
无论是复审制还是续审制, 原则上, 上诉审法院不先审查原审法院的判决有无上诉人所指出的上诉理由, 一律对案件本身进行审理。其处理程序是这样的, 首先对案件本身加以审理, 在上诉理由确实成立的情况下, 接着自己做出判决, 最后再撤销原审判决。相对地, 事后审查审制的审理情形为, 上诉审法院先就原审的判决加以审查判断, 并以审查判断的结果, 来决定是否撤销原审判决。一旦决定撤销原判决时, 即对案件本身进行审理, 然后做出二审判决。因此, 在性质上, 复审制和续审制下的第二审, 其审判对象以案件为主, 重新对案件再度进行审判, 而事后审查审制下的第二审的审判对象是原判决正当与否的问题。
另外, 事后审查制在其实施的过程中, 可分为以法律问题为事后审查的法律审, 以及就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两者为事后审查的事实审查审。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并不局限于审查原审判决的程序违法与否, 因而其所用的证据数据也不以原审判决所用者为限。
二、诉讼制度与上诉审构造的关系
(一) 全面审查制与部分审查制的上诉审构造
纵观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立法例, 上诉审的审查范围大致有两类, 即部分审查制 (或有限审查制) 和全面审查制。这一分类主要是依据上诉审的审查及判决的范围是否受提起理由的限制。目前, 绝大部分国家都实行的是部分审查制, 按内容还可再分为事实审、法律审。前者是指上诉审法院对前审所认定的事实重新作实体审查;后者是指上诉审法院只对案件适用的法律是否正确进行审查。在部分审查制下, 上诉审法院所审查的内容仅限于当事人在上诉状或复审申请书中声明不服的部分。对于上诉状或复审申请书中没有涉及到的部分, 即使其错误十分明显, 上诉审也不作重新审理和改正。一般而言, 实行全面审查制的上诉审构造是复审制或续审制模式;实行部分审查制的上诉审构造是事后审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6条规定:“第二审法院应当就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进行全面审查, 不受上诉或者抗诉范围的限制。共同犯罪的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上诉的, 应当对全案进行审查, 一并处理。”因此, 二审法院需要对一审判决中所涉及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量刑、是否违反法律程序等繁多的问题进行全面的审查。但是, 这种“全面审查原则”并不符合诉讼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尤其是考虑到二审法院在大多数案件中并不举行开庭审理, 而只是通过阅卷、讯问等书面和秘密的方式进行单方面的审查, “全面审查原则”要得到高质量的保证, 无疑是一种“神话”[1]。根据陈瑞华教授在山东、广东、河北等省调查, 一些地市中级法院二审开庭的案件比例一般在10%-30%之间。[2]可见, 只有部分审查制才符合当今世界刑事上诉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因此, 对上诉审事后审的探讨也就有了一定的必要。
(二) 当事人主义下的上诉审构造与职权主义下的上诉审构造
当事人主义下的上诉制度与职权主义下的上诉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在以弹劾原则为基础, 且审判程序属于当事人进行模式的英美法系国度里, 上诉程序与一审不同, 各有其不同的角色扮演。基本上, 在英美法系国家, 一审为整个审判程序的重心, 上诉救济程序为了充实一审程序的内涵而存在。初审法院认定事实而且其认定结果一般不再受到上诉法院的审查。上诉审查一般只限于程序方面和法律解释方面等问题。上诉法院的法官是在初级法院整理得非常完备的书面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审理,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找出法律上的错误。当上诉法院发现初审法院有错并影响到案件的最终结果时, 上诉法院的做法是, 连同自己在法律上的意见将案件发回初审法院重审, 而不是自己重新对事实进行认定。
相对地, 在传统的职权主义模式下, 事实的认定从侦查程序开始, 经由一审程序到二审法院, 自始自终连续不断地在为事实认定。关于有罪与无罪的认定, 上诉审法院也担负着监督下级一审法院所作出的审判的角色。目前, 大多数采用职权主义模式为主的国家, 到第二审程序为止, 都在连续不断地为事实认定。在上诉制度方面, 第二审不是继承第一审的事实认定的续审方式, 而是直接以一审的诉讼数据为基础, 再重新作出事实认定的复审制。另外, 与其它大陆法系国家区别的是:我国采用两审终审制, 第二审既是事实审, 又是法律审;其它国家大都采用三审终审制, 第二审在于重新为事实认定, 第三审以统一法令解释为目的。我国刑事诉讼法想一步到位, 即纠错又完成统一法律认定的职能, 欲速则不达。正如英国大法官奈特·布鲁斯所言:“真理, 与一切美好事物一样, 可能被人欠考虑地热爱, 过分强烈地追求——从而付出的代价可能太大。”[3]
(三) 陪审制、参审制与上诉制度之关系
基本上, 刑事审判无论是采用陪审制或参审制的国家, 上诉审并非以审查事实误认与否为主的事实审。例如, 采用陪审制的美国, 其上诉以一次审查为原则, 上诉之理由亦仅以违背法令为限。换而言之, 在英美法系国家, 其理想的诉讼程序在于确认是否存有足以拘束被告之相当理由, 先行实施预备审问程序, 且在于事实明确之后, 对其为法律适用的审判。对此审判, 如果发现审判程序欠缺公正, 侵害到被告的权利, 或者确信对法律的解释与适用存有误认的情形, 上诉法院才对案件实施审查。因此, 审查程序一旦超过此范围, 反而会造成, 经费的浪费与效率低下等问题。采用参审制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形。在德国, 除个别情况例外, 提起上诉, 只能使被声明不服的判决受到有限地审查。上诉法院不审查被声明不服的判决所依据的事实认定, 而是仅审查前审法院是否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的适用上有错。德国刑事诉讼法不允许对大刑事庭、陪审法院及邦高等法院所作的判决提起第二审上诉, 第二审上诉限于区法院的刑事法官 (独任法官) 及参审法院的判决。采用此法律规则, 其法律政策之观点如下:“较高审级的法院拥有数量上较多的审判成员, 此将使得判决之完成较为仔细, 为此即无需再为第二次的 (主要) 审判程序。再者, 此也是由于诉讼数据早在准备程序中的侦查时已被详尽地加以澄清之故。亦有人否认第二审上诉的价值, 因为随着时间的消逝, 事实被证明的可能性亦愈来愈低, 因此也就无法担保, 经由第二次的事实审能获得一较好的裁判。” [4]
(四) 职业法官、非职业法官与上诉制度之关系
在以职业法官进行审判的大陆法系国家里, 对于作为认定事实的相关证据数据不加限制, 原则上所有证据数据的证据价值, 不仅可以由职业法官依据经验进行评判外, 而且对于职业法官认定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错误, 也可以借上诉制度达到救济的目的。此种结构, 基本上, 认为相同能力者虽同样对于证据数据加以判断, 但立于批评角度者或许能够做出较为正确的评价, 因而思考采行官僚模式的裁判组织, 于上诉的第二审配置经验丰富的法官 (对第一审判决行审查监督) ;同理, 上诉的第三审法官, 由从二审法官中选拔优秀的法官充当之 (对第二审监督审查) 。如此之结构, 除去时间的经过造成证据数据的散逸, 或证人记忆的丧失而使证据价值减弱等不利因素外, 通过层层监督、审查, 二审较一审、三审较二审得以达到较为正确判断的命题。这种结构自有其肯定的价值。
以陪审裁判 (一般国民参与审判) 为主轴的英美法系国家, 一方面对传闻证据等容易造成一般国民对证据证明力错误判断的证据数据加以排除, 同时, 在以“国民之声音即为神明之声音”的陪审制下, 对事实问题有关的部分, 不允许上诉。上诉审由于是职业法官所组成, 所以就有关事实问题承认上诉制度的结构有违英美法制之内涵, 亦即有违“国民之声音即为神明之声音”的陪审法制。再者, 即使再度赋予陪审团审查, 然而就诉讼程序而言, 同样以无经验的陪审员组成陪审, 也实在无法保障其得以做出较为正确的判断。
以我国目前的诉讼制度而论, 刑事审判是以职业法官为主轴进行审判, 审判采用两审终审制, 二审是全面的复审。究竟这种诉讼体制是否能实现“有错必纠, 有罪必罚”的立法愿望, 则非常值得推敲。
三、启示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审结构为复审方式。对当事人 (尤其是被告人) 而言, 其最关心的事莫过于犯罪事实如何认定及量刑是否适当。因此, 刑事第二审的设置, 使被告可以通过再次的事实重复审理, 期待获取对自己有利的事实认定与量刑的适当量定。就实际而言, 案件发生后, 随着时间的流逝, 证人的记忆与印象将逐渐的淡漠甚至消失, 而其它相关的证据亦将容易地流失与毁损, 即使再度地进行事实审理未必会发现实体真实。甚至由于得以再度地进行事实审理, 反而可能造成当事人于第一审程序中不热衷于相关攻击防御方法的提出。其中, 不乏有当事人故意隐藏最有利的主张或证据, 作为第二审的王牌证据, 等待于第二审再提出。有时亦可能于第一审程序中未提出的证据第二审提出。如此一来, 有人认为, 当事人大致觉得只要轻骑掠过第一审程序即可, 第一审程序的存在毫无意义。
再者,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 当事人提起上诉无需主张任何的上诉理由, 只要就事实问题, 对原审判决表明不服即可成立。其结果, 使第二审的上诉案件堆积如山, 以致于不仅第一审审理潦草, 而且, 亦使第二审的审理未能慎重、周到。因此, 不仅就事实问题未能在第二审获得妥当、合理的解决, 甚至于第二审更造成法律问题 (或使原存的法律问题未能获得合理、妥当的解决) , 致使整个刑事司法制度负荷过重, 弊端百出。鉴于此, 近年来, 诉讼法学界开始关注上诉审构造问题。
总之, 无论是采用复审制或续审制或事后审查制的上诉结构, 分别都有优劣之分。依据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的思考模式, 认为人所做出的判断容易犯错误, 唯有借助不断重复的批判与认定, 才能对过去仅仅出现一次的犯罪事实达到正确的认定, 这也是上诉审采用复审制或续审制为什么会受到肯定之处。虽然如此, 上诉审采用复审制或续审制的结果, 最大的难题是, 如何解决被认为有轻视一审审判或滥用上诉的指责, 以及违背迅速裁判之精神。因此, 为解决这些难题, 上诉审的结构, 可否采用事后审查制, 或许成为未来思考的新方向。
参考文献
[1]陈瑞华.对两审终审制的反思——从形事诉讼角度的分析[J].法学, 1999 (12) :23.
[2]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461.
[3]李春雷.中国近代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166.
【故意伤害刑事上诉状】推荐阅读：
故意伤害赔偿协议书02-24
故意秋天的作文07-02
故意伤害罪怎么认定04-20
关于故意伤害罪的案例05-25
故意杀人罪二审辩护词10-14
故意杀人罪的辩护词12-03
故意伤害罪的公诉词01-08
故意的反义词和造句11-05
故意的近义词反义词04-05
学校预防伤害0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