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共10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篇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07年12月17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41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2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二○○八年一月十四日

(2007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41次会议讨论通过)法释〔2008〕1号为保证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理行政案件，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应当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一)被告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案件，但以县级人民政府名义办理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案件可以除外；

(二)社会影响重大的共同诉讼、集团诉讼案件；

(三)重大涉外或者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案件；

(四)其他重大、复杂的案件。

第二条当事人以案件重大复杂为由或者认为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不宜行使管辖权，直接向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中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在7日内分别作出以下处理：

(一)指定本辖区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二)决定自己审理；

(三)书面告知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条当事人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起诉，受诉人民法院在7日内未立案也未作出裁定，当事人向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中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在7日内分别作出以下处理：

(一)要求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依法处理；

(二)指定本辖区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三)决定自己审理。

第四条基层人民法院对其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认为需要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或者指定管辖的，可以报请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中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在7日内分别作出以下处理：

(一)决定自己审理；

(二)指定本辖区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三)决定由报请的人民法院审理。

第五条中级人民法院对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决定自己审理，也可以指定本辖区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第六条指定管辖裁定应当分别送达被指定管辖的人民法院及案件当事人。本规定第四条的指定管辖裁定还应当送达报请的人民法院。

第七条对指定管辖裁定有异议的，不适用管辖异议的规定。

第八条执行本规定的审理期限，提级管辖从决定之日起计算；指定管辖或者决定由报请的人民法院审理的，从收到指定管辖裁定或者决定之日起计算。

第九条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需要由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或者指定管辖的，参照本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篇2

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后,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大力赞扬。但设立后也不乏批评反对的声音,例如刘银良教授就认为,“在北京设置统一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管辖全国范围内的部分类型的知识产权二审案件,可以较低成本达到建设统一的知识产权审判体系之目标,设置知识产权法院并非优选。”[2]

无论支持与否,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已成既定事实,继续将讨论的重点放在是否应当设立上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根据“四五纲要”[3],探讨如何构建和完善符合知识产权案件审判规律的专门程序、管辖制度和审理规则显得更加有必要,本文将着重围绕《决定》,针对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的若干问题进行讨论。

一、知识产权法院的案件管辖范围

首先必须明确,知识产权法院作为特殊存在的法院,其管辖的案件有何特殊性?根据《决定》,知识产权法院管辖:(1)有关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2)不服国务院行政部门裁定或者决定而提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管辖。(3)所在市的基层人民法院第一审著作权、商标等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判决、裁定的上诉案件。

所以,知识产权法院管辖案件有以下几方面特点:(1)案件的专业技术性强;(2)仅限于民事和行政案件;(3)一审案件多于二审案件,例如,根据2015年的《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报告》[4],截至2015年12月16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共受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4862件,其中民事案件4843件,行政案件19件;一审案件2820件,二审案件2035件,再审案件7件。不同于其他的中级法院,知识产权法院的管辖的一审案件要多于二审案件。

在《决定》确定的案件管辖范围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31日发布了《关于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进一步细化了知识产权法院的管辖权。在一审方面,除了专业技术性较强的案件外,还增加了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涉及著作权、商标、不正当竞争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行政案件以及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的民事案件。在二审方面,除了第一审的著作权、商标案件外,还增加了技术合同、不正当竞争等案件。结合审判实践,《规定》在《决定》的基础上适当扩大了案件管辖的范围。

二、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的理论之争

(一)专属管辖与集中管辖

知识产权法院只管辖特定的几类案件,其管辖兼具专属管辖和集中管辖的特点。因此,知识产权法院对于案件的管辖属于专属管辖还是集中管辖尚不十分明确。少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过专门的讨论,以吴汉东教授为代表的部分研究者明确提出了知识产权法院的管辖属于专属管辖[5]。而以最高院周强院长为代表的实务界人士则认为,知识产权法院对专利等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实行的是省(直辖市)域内集中管辖,而非专属管辖。

在进行讨论之前,首先要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专属管辖,指法律规定某些特殊类型的案件专门由特定的法院管辖,其他法院无管辖权,当事人不得协议变更,法院也不得用裁定变更管辖法院。专属管辖具有优先性、排他性与强制性。而集中管辖是指,将以往分散由各基层法院、中级法院管辖的涉外民商事件集中交由少数受案较多、审判力量较强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管辖。为了预防地方政府对法院审判的干涉,行政案件也存在集中管辖的情况,即将部分基层法院管辖的一审行政案件,通过上级法院统一指定的方式,交由其他基层法院集中管辖。

首先,我国民诉法规定,对于不动产、港口作业、遗产继承纠纷等案件实行专属管辖。例如,不动产案件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管辖的法院不限于特定的几个法院。其次,从规定的目的看,专属管辖主要是为了方便取证或者便利当事人诉讼,而集中管辖更多的是出于专业性、技术性或者破除地方保护主义等方面的考虑。再次,知识产权法院对专利等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实行的是省(直辖市)域内集中管辖,但这并不排斥其他法院对这些案件的管辖权。综上,虽然知识产权法院的管辖也具有优先性、排他性与强制性等特点,但是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目的来看,主要是为了将专业性强的案件集中起来审理,确立统一的审判标准,避免“同案不同判”,而不是出于取证方便的目的,便利当事人的目的更加无从谈起。因此,结合最高院的意见,知识产权法院目前的管辖并非是专属管辖,而是把某些案件集中起来由某些法院管辖,且并非在全国范围内(专属管辖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专属管辖,并不区分地域)采取这样的审理模式,仅仅限于北京、上海、广东三地。

(二)“二合一”与“三合一”

随着国际上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加强,多国(地区)设立了知识产权法院作为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专门法院,但是管辖案件的类型各有差异。根据管辖案件的不同可大致将知识产权法院分为以下三种模式:一是单一行政确权的专门法院,如德国、韩国等;二是民事、行政“二合一”的专门法院,如美国、日本、俄罗斯等;三是民事、行政、刑事“三合一”的专门法院,如泰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

如前所述,我国设立的知识产权法院仅管辖民事和行政案件。那么,为何单单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排除在外呢?本文认为,可能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1)在知识产权纠纷中,民事和行政案件占大多数,刑事案件仅占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案件继续由普通法院负责审理即可。(2)刑诉程序与民事、行政程序有较大的区别,刑事案件涉及到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三家相互配合的问题,且刑事案件集中管辖,对于抓获犯罪嫌疑人、获取犯罪证据等方面有较大不便。(3)知识产权法院实行员额制改革,人员极为精减。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为例,仅配置了十余名主审法官,如果主审法官还要抽取大部分精力审理程序较为复杂的刑事案件,那么必将影响民事和行政案件的审判效率和审判质量。因此,在知识产权法院设立之初实行“二合一”的管辖模式是容易操作且可行性较高的,可以使法官将精力集中放在专业性强的专利类型的民事和行政纠纷中。

但是,“二合一”模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其忽视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特殊性。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不同于一般的刑事案件,涉及知识产权的犯罪需要以知识产权有效存在且受到侵犯为前提,知识产权是否存在且是否受到侵害常常涉及到相关的民事和行政诉讼,如果此时民事、行政、刑事案件分别由不同的法院进行审理,很可能出现各法院做出相互冲突认定的情况,导致在审判实践中,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裁判的冲突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判决的权威。此外,普通法院刑事庭的法官可能并不十分精通知识产权方面的知识,却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处理专业性强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容易造成审判资源的浪费[6],如果能由知识产权法院中具备知识产权专业知识的刑事法官集中审理,对于提高审判效率是很有帮助的。而制约“三合一”的因素也可以通过有效措施予以解决,如案件压力问题可以通过增加法官员额加以解决;公检法的协调也可通过异地协助、指定特定的公诉机关等加以解决。因此,为了维护判决的一致性,提高审判效率和审判质量“,三合一”管辖模式应当成为未来知识产权法院改革的方向。

(三)普通法院与专门法院间的衔接

根据《决定》,知识产权法院作为只管辖特定案件的专门法院,其可以作为基层法院知识产权庭一审案件的上诉审法院,其二审案件则需提交到高级法院知识产权庭审理,这意味着许多案件是从“普通法院转到专门法院”或者从“专门法院转到普通法院”进行审理。区别于铁路运输法院等专门法院,铁路运输基层法院负责审理一审案件,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负责审理上诉案件,二者共同构成完整的、独立的铁路运输法院系统,而知识产权法院没有对应的作为专门法院设立的上诉法院。

那么,出于对审判标准和审判程序一致性的考虑,是否有必要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呢?虽然目前仅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设立了知识产权法院,“三地”的高级法院知识产权庭也能较好地处理知识产权上诉案件,但是,随着日后知识产权法院在其他地域的设立,各地域均有其对应的高级法院进行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难以实现判决标准的统一,在知识产权法院与普通法院专业水平的衔接方面也可能出现问题。因此,设置统一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是一个趋势。

三、知识产权法院案件管辖的现实障碍

(一)跨区域管辖与诉讼便利之间的冲突

按照《规定》,三地的知识产权案件均由知识产权法院集中管辖,广东省其他中院(除了深圳中院)也不再受理由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管辖的案件。如此规定势必会使人们产生这样的疑虑:在北京、上海实行集中管辖是可行的,但在地理面积较为广阔的广东省实行集中管辖可能会导致诉讼上的不便利。如果案件发生在距离广州路途遥远的市县,那么强制规定由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管辖,对于当事人而言,可能导致权利得不到及时的救济,以及因路途遥远而使诉讼时间和成本大大增加,从而削减当事人通过诉讼维权的积极性;对于法院而言,调查取证的成本大大增加,法官要花费更多精力处理偏远地区的案件,可能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因此,因集中管辖而造成诉讼不便的问题,是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后,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据了解,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目前是通过设立远程诉讼服务处对诉讼不便利的问题加以解决。2015年10月21日,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在中山市设立了远程诉讼服务处,主要是因为,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后,当事人涉中山地区的案件数量非常多,约占该院一审案件收案总数的1/5[4]。随着知识产权案件的不断增加,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势必会陆续在案件高发的地区设立远程诉讼服务处,最大限度地化解跨区域管辖与诉讼便利之间的矛盾。作为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设立的全省首家远程诉讼服务处,中山诉讼服务处是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立案窗口的延伸,除了正式开庭时当事人需要到场外,其余的诉讼流程均可以在网上进行,包括立案、举证、咨询等,这样就大大节约了当事人的诉讼时间和成本,节约了司法资源。

当然,集中管辖并不一定会降低当事人诉讼维权的积极性,统一由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管辖,能够最大限度地破除地方保护主义,这对于许多当事人而言是乐见其成的。设立远程诉讼服务处也不是唯一的且有效的解决途径,为了缓解因跨区域管辖而带来的不便利,仍需要根据审判实践制定更多的措施。

(二)知识产权法院管辖与其他法院管辖之间的冲突

《决定》提出了三地知识产权法院实行域内的集中管辖,域外的普通法院对专业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仍然有管辖权,这就可能造成,对于同一案件,知识产权法院与普通法院均有管辖权的局面。由于知识产权法院作为审理专业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的专门法院,为了实现判决的专业性和一致性,由知识产权法院管辖更为合理,这样也符合知识产权法院设立的初衷。如果当事人首先选择向普通法院起诉,那么普通法院应当将案件移送给知识产权法院管辖,同时通知当事人。本文认为,普通法院向知识产权法院移送案件并不属于移送管辖,普通法院本身是具有管辖权的,只是出于审判专业性等考虑,才优先让知识产权法院进行管辖,至于这种移送案件的性质,还需日后出台法规文件加以明确。综上,知识产权法院应当实行域内集中管辖与域外优先管辖相结合的模式[4],从而解决知识产权法院与普通法院管辖之间的冲突。

知识产权法院自设立以来,在专业技术类案件的审判效率和审判质量上均得到了提高,不仅实现了专业问题专业解决,而且消除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顽疾,知识产权法院的法官真正做到了独立行使审判权。因此,知识产权法院设立的意义是重大的,不仅统一了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标准,在员额制改革方面也为全国的法院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通过案件管辖和审判程序改革的不断推进,知识产权法院必将在树立法制权威,建设法治国家上发挥更加重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吴伯明.关于在我国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建议[J].知识产权,2001,(3).

[2]刘银良.我国知识产权法院设置问题论证[J].知识产权,2015,(3).

[3]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法发[2015]3号)[Z].

[4]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官网,http://www.gipc.gov.cn.

[5]吴汉东.知识产权法院的专门法院属性与专属管辖职能[N].人民法院报,2014-09-0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篇3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一致同意；司法解释

一、问题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5日公告了《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以下简称《规定（一）》），已于2010年8月16日施行。这一司法解释统一和规范了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时的法律适用，有效地指导了司法实践。然而，作为司法解释，笔者认为，《规定（一）》第11条有关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的规定，其合法性与合理性是有待探讨的。

《规定（一）》第11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一方股东将股权全部或部分转让给股东之外的第三人，应当经其他股东一致同意，其他股东以未征得其同意为由请求撤销股权转让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有证据证明其他股东已经同意；转让方已就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满三十日未予答复；（三）其他股东不同意转让，又不购买该转让的股权。”本文将围绕第11条中有关其他股东“一致同意”的问题展开论述。笔者认为，司法解释的这一规定至少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并未规定股权转让问题，第11条的规定在外资企业身上发生了解释失范；第二，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是不同于三资企业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权转让不应适用第11条规定的内容。

二、第11条在三资企业法内部发生的不同解释

（一）已有观点简要述评

在《规定（一）》出台前，有观点认为，外商投资企业股东的股权转让问题应适用《公司法》的规定，而不应适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理由如下：第一，《公司法》的位阶高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不应适用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新法优先于旧法的原则，位阶高的法优先于位阶低的法；第二，外商投资企业多采取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相较同为有限责任公司形态的内资企业没有理由获得特殊的保护。①

而在《规定（一）》出台后，另有观点支持司法解释的规定，指出，根据《公司法》第218条“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适用本法；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另有规定的，应适用其规定”的规定，关于合营他方的同意权问题，应当适用《实施条例》第20条的特别规定。②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中的前者是从法理的角度论证，看到了公司法的位阶高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但却忽略了以下事实：《公司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位阶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由全国人大通过）、《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位阶是相同的，且《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也有要求股权向第三人转让需经其他股东一致同意的规定。后者从《公司法》第218条规定的角度出发是值得肯定的，因第218条是对《公司法》与三资企业法的规则冲突的解决条款，其问题在于没有看到这一点——根据有关外商投资企业法律的规定，并没有要求所有类型的外商投资企业中的股权转让均需“一致同意”。

2.三资企业法中相关规定的分析

合资经营企业法律确有股权转让给第三人必须经其他股东一致同意的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4条第4款规定：“合营者的注册资本如果转让必须经合营各方同意。”《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20条第1款规定：“合营一方向第三者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的，须经合营他方同意，并报审批机构批准，向登记管理机构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合作经营企业法律的具体规定内容有所不同，如《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10条规定：“中外合作者的一方转让其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的全部或者部分权利、义务的，必须经他方同意，并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23条第1款规定：“合作各方之间相互转让或者合作一方向合作他方以外的他人转让属于其在合作企业合同中全部或者部分权利的，须经合作他方书面同意，并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转让全部或部分权利包括股权转让，故合作经营企业法律关于采取公司制形式的合作经营企业的股权转让须经其他股东一致同意的实质与合资经营企业法律的规定是一样的。

然而，在股权转让的规定上，外资企业法律却存在实质的不同。总观《外资企业法》，没有一个条款涉及股权转让的规定。尽管《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22、23条③分别有关于外资企业注册资本的转让、外资企业财产或权益对外抵押、转让的规定，但规定并没有涉及其他股东同意的问题，而只是规定了向审批机关批准和登记、备案等问题。可见，采取公司制形式的外资企业应适用《公司法》有关股权转让的规定。

根据《规定（一）》第11条，外资企业中的一方股东向第三人进行股权转让时却要获得其他股东的一致同意，而不是适用《公司法》有关股权转让给第三人的规定。

三、第11条适用于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问题

如果说，由于采取公司制形式的外资企业是股份有限公司，具有比较明显的人合性，且外资企业法律在三资企业法律当中，与同为三资企业法律的合资经营企业法律、合作经营企业法律有很大的相似性，或许《规定（一）》没有注意到外资企业的特殊性还是“情有可原”的，那么，《规定（一）》忽视了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特殊性就难以理解了。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是外商投资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④1995年外经贸部就已通过了《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确立了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的法律地位。⑤若适用《规定（一）》第11条，则外商投资股份有限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也要获得其他股东的一致同意。这样的适用结果是不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的，也是缺乏法理基础的。

第一，《暂行规定》本身没有规定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问题。外商投资股份有限的股权转让问题也不能直接适用三资企业法律的有关规定。按照三资企业法律的规定，合资经营企业是有限责任公司，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要么是有限责任公司，要么是非公司形态的企业，因此，作为股份有限公司形态的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不隶属于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

第二，《暂行规定》第25条规定：“本暂行规定未规定的公司的其他事宜，按《公司法》，‘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及有关规定办理。”股权转让问题属于“本暂行规定未规定的公司其他事宜”，应该适用《公司法》。《公司法》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问题在第五章第二节作了专门规定，这些规定并没有要求股份转让给第三人需要获得其他股东的同意，更不用说“一致同意”了。

第三，从不同的公司组织形式的性质上来看，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股权转让给第三人要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或一致同意是因为有限责任公司具有明显的人合性，股份有限公司则不同，其是典型资合性的公司，股份转让应该更自由灵活。要求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东转让股份给第三人时获得其他股东的一致同意是与法理相悖的。事实上，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众多，“一致同意”的要求是很不效率甚至是不现实的。

[注释]

①参见刘贵祥：“外商投资企业纠纷若干疑难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10年第1期，第10-17页。

②参见刘贵祥、高晓力：“《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10年第17期，第21-26页。

③《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外资企业注册资本的增加、转让，须经审批机关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第23条规定：“外资企业将其财产或者权益对外抵押、转让，须经审批机关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

④《暂行规定》第3条规定：“公司为外商投资企业的一种形式，适用国家法律、法规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有关规定。”

⑤参见范建、王建文著：《公司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参考文献]

[1]李俊然.论外商投资企业形态的法律规制[J].经济论坛,2005,(18):115-116.

[2]赵刚,王杏飞.论民事司法权中的司法规则创制权[J].中国法学,2011,(3):21-30.

[3]杨仁寿.法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42.

[4]陈林林,许杨勇.司法解释立法化问题三论[J].浙江社会科学,2010,(6):33-38.

[5]刘贵祥.外商投资企业纠纷若干疑难问题研究[J].法律适用,2010,(1):10-17.

[6]刘贵祥,高晓力.<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的理解与适用[J].人民司法,2010,(17):21-26.

[7]范建,王建文.公司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95,78.

[作者简介]刘秋霞（1987—），女，江苏常州人，南京大学法学院2010级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篇4

行地问题的规定

[作者：佚名来源：本站原创阅读：983次发布时间：200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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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问题的规定【发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文号】法发[1996]28号【发布日期】1996-09-12 【生效日期】1996-09-12 【失效日期】----------【所属类别】国家法律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的规定（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二日法发〔一九九六〕二十八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为了便于当事人诉讼和人民法院审判，减少案件管辖权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第八百三十七次会议讨论通过，对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问题作以下规定：

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当事人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中约定的货物到达地、到站地、验收地、安装调试地等，均不应视为合同履行地。

二、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履行地点或交货地点，但在实际履行中以书面方式或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的其他方式变更约定的，以变更后的约定确定合同履行地。当事人未以上述方式变更原约定，或者变更原合同而未涉及履行地问题的，仍以原合同的约定确定履行地。

三、当事人在合同中对履行地点、交货地点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或者虽有约定但未实际交付货物，且当事人双方住所地均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以及口头购销合同纠纷案件，均不依履行地确定案件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篇5

《授权确权规定》根据商标法的立法本意，厘清法律条文之间的界限，准确适用法律。

最高法民三庭庭长宋晓明分析，商标授权确权案件涉及到商标法多个条文，明确各条文的含义，厘清条文之间的界限，对于准确适用法律意义重大。

如何理解同国家名称相同或近似?

《授权确权规定》第三条规定，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名称等相同或者近似”，是指商标标志整体上与国家名称等相同或者近似。对于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名称等，但整体上并不相同或者不相近似的标志，如果该标志作为商标注册可能导致损害国家尊严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情形。对于该两项条文的适用进行了区分。在最高法提供的“中国劲酒”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诉争的商标标志虽然包含了我国国家名称，但可以清晰识别为“中国”、“劲”和“酒”三个部分，整体上与我国国家名称并不近似，所以不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所指情形。但是，国家名称是国家的象征，随意将其作为商标的组成要素进行商业使用，可能损害国家尊严，属于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所指的“具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情形。

如何理解“其他不良影响”?

《授权确权规定》第五条和第二十四条分别对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其他不良影响”和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的“其他不正当手段”做出了规定，明确其分别适用于“对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消极负面影响”和“以欺骗手段以外的其他方式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害公共利益、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和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情形，对于仅仅损害了特定民事权益的，不属于该两条涵盖的范围。在“海棠湾”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该案中争议商标的申请人在多个类别上注册“海棠湾”商标，以及没有合理理由大量注册囤积其他与海南省著名景点有关的商标的行为，并无真实使用意图，不具备注册商标应有的正当性，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扰乱商标注册秩序，属于修订的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所指的“其他不正当手段”。

《授权确权规定》倡导诚实信用原则，保护在先权利，遏制恶意抢注，维护商标申请和授权的良好秩序。

宋晓明分析，商标作为区分商品来源的标志，是市场主体用以吸引消费者和积累商誉的利器，维护商标领域的良好秩序对于保护经营者合法权益和消费者利益，以及促进健康有序的市场竞争至关重要。修正的商标法第七条明确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授权确权规定》在对商标法具体条文的适用上充分体现了该立法宗旨，体现了保护诚实经营、遏制恶意抢注商标的一贯司法导向。比如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禁止代理人或者代表人抢注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标，实践中有的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不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以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其他主体，比如近亲属，或者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等来抢注商标。如果此种情形不能按照商标法该条款受到规制，将导致该条款极易被规避，明显与诚实信用原则不符。《授权确权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明确“商标申请人与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等特定身份关系的，可以推定其商标注册行为系与该代理人或者代表人恶意串通，人民法院适用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审理。”即在此情况下将与代理人或者代表人恶意串通的商标申请人视为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以充分发挥该条款制止抢注的功能。后附的“新东阳及图”案反映了这个问题。

又如，商标法第三十二条关于保护在先权利和禁止抢注他人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规定，是体现诚实信用原则、遏制恶意抢注的重要法律依据。《授权确权规定》从第十八条到第二十二条均是对商标法第三十二条所规定的在先权利在具体适用中的问题的规定。第十八条总体表明在先权利是一个开放性的规定，既包括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在先权利，也包括其他应予保护的合法权益。然后分别对在先著作权、姓名权、字号权益等以及角色形象等的保护进行了规定。比如涉及姓名权的问题，姓名权是《民法通则》明确规定的一项权利，商标领域主要涉及的是未经许可将他人姓名申请注册为商标并进行使用的行为，《授权确权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从“相关公众认为商标标志指代了该自然人，容易认为标记有该商标的商品系经过该自然人许可或者与该自然人存在特定联系”的角度，认定了对姓名权的损害。对于实践中出现的并非以自然人的户籍姓名，而是以笔名、艺名、译名等特定名称来主张姓名权的，该条第二款规定，“如果该特定名称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与该自然人建立了稳定的对应关系，相关公众以其指代该自然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并依照第一款规定判断诉争商标的申请是否对其构成损害。最高法最近审结的“乔丹”案件所明确的相关标准，既是对法律规定的准确适用，也是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准确阐明。

《授权确权规定》以现行法律规定为基本原则，关注产业发展的最新动态，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授权确权规定》中对当事人主张诉争商标损害角色形象著作权的审查进行了规定。明确“对于著作权保护期限内的作品，如果作品名称、作品中的角色名称等具有较高知名度，将其作为商标使用在相关商品上容易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其经过权利人的许可或者与权利人存在特定联系，当事人以此主张构成在先权益的，法院予以支持。”最高法民三庭副庭长王闯分析，这是个亮点条文。在最高法提供的“007”案中，北京高院认为：根据丹乔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在被异议商标申请注册之前，“007”、“JAMES BOND”作为丹乔公司“007”系列电影人物的角色名称已经具有较高知名度，“007”、“JAMES BOND”作为“007”系列电影中的角色名称已为相关公众所了解，其知名度的取得是丹乔公司创造性劳动的结晶，由此知名的角色名称所带来的商业价值和商业机会也是丹乔公司投入大量劳动和资本所获得。因此，在先知名的电影人物角色名称应当作为在先权利得到保护。并以此为由撤销了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裁定。王闯还列举了“哈利波特”角色名称，以及“孙悟空的形象”“功夫熊猫“等作品形象的案件，强调，《授权确权规定》通过“在先权利”对此进行了覆盖性保护。而两位庭长都指出，对于作品名称、角色名称的保护要慎重把握“度”的问题，既保护在先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也避免妨碍社会公众对社会公共文化资源的正当使用。据了解，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目前对涉及此类问题的案件有事先报备的要求，也是便于了解情况和统一掌握保护的尺度和条件。

《授权确权规定》遵循商标授权确权案件的特点，充分发挥司法审查功能，加大实质性解决纠纷力度，提高商标授权确权效率

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商标授权确权案件是作为行政案件审理的，但是由于此类纠纷，特别是商标不予注册复审和商标无效纠纷，更多是当事人之间就商标能否授权或者是否应当无效而产生的争议，商标评审委员会居中裁决，其性质更类似于准司法裁决而非行使行政职权，因此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有其不同于一般行政案件的特点。《授权确权规定》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商标授权确权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范围，一般应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理由确定。原告诉讼中未提出主张，但商标评审委员会相关认定存在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在各方当事人陈述意见后，可以对相关事由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判。这既表明了此类案件的特点，也体现了充分发挥司法主导作用，减轻当事人诉累，强化人民法院实质性解决纠纷，避免程序空转和循环诉讼的总体思路。

因为受制于目前行政诉讼的框架，人民法院无法在行政诉讼中直接认定商标的效力，只能判令商标评审委员会重新作出裁决，当事人对商标评审委员会所做裁决可能再次提起行政诉讼，导致循环诉讼的出现，影响授权确权效率。尤其是商标评审委员会完全依据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事实和理由重新作出的裁决，其事实上是执行法院生效判决的行为，并没有自由裁量的空间，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九)项“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情形，应当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故《授权确权规定》第三十条规定，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对于相关事实和法律适用已作出明确认定，当事人对于商标评审委员会依据该生效裁判重新作出的裁决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当然，如果商标评审委员会所做裁决引入了新的事实或者理由，则不适用该条。

提高商标授权确权效率是20商标法修改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之一，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也一直在强化实质性解决纠纷的思路，这也要求人民法院在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中加大司法审查力度，对于当事人所提出的理由尽可能在实体上给出回复，为商标评审委员会后续裁决以明确指引。《授权确权规定》的相关条文均体现了上述精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篇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刑事抗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1年4月1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1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二○一一年十月十四日

法释〔2011〕23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检察院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刑事抗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18次会议通过）

为规范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刑事抗诉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规定，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人民法院收到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书后，应在一个月内立案。经审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决定退回人民检察院：

（一）不属于本院管辖的；

（二）按照抗诉书提供的住址无法向被提出抗诉的原审被告人送达抗诉书的；

（三）以有新证据为由提出抗诉，抗诉书未附有新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

（四）以有新证据为由提出抗诉，但该证据并不是指向原起诉事实的。

人民法院决定退回的刑事抗诉案件，人民检察院经补充相关材料后再次提出抗诉，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

第二条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刑事抗诉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涉及新证据需要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接受抗诉之日起一个月以内作出决定，并将指令再审决定书送达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

第三条本规定所指的新证据，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指向原起诉事实并可能改变原判决、裁定据以定罪量刑的事实的证据：

（一）原判决、裁定生效后新发现的证据；

（二）原判决、裁定生效前已经发现，但由于客观原因未予收集的证据；

（三）原判决、裁定生效前已经收集，但庭审中未予质证、认证的证据；

（四）原生效判决、裁定所依据的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或其他证据被改变或者否定的。

第四条对于原判决、裁定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进行重新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经审理能够查清事实的，应当在查清事实后依法裁判；

（二）经审理仍无法查清事实，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原审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判决宣告原审被告人无罪；

（三）经审理发现有新证据且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指令再审期限的，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五条对于指令再审的案件，如果原来是第一审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依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抗诉；如果原来是第二审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指令第二审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第六条在开庭审理前，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许。

第七条在送达抗诉书后被提出抗诉的原审被告人未到案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审理；原审被告人到案后，恢复审理。

第八条被提出抗诉的原审被告人已经死亡或者在审理过程中死亡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审理，但对能够查清事实，确认原审被告人无罪的案件，应当予以改判。

第九条人民法院作出裁判后，当庭宣告判决的，应当在五日内将裁判文书送达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辩护人和原审被告人的近亲属；定期宣告判决的，应当在判决宣告后立即将裁判文书送达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辩护人和原审被告人的近亲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篇7

若干问题的规定》释解(三)

企业改制过程中故意隐瞒或过失遗漏债务的屡见不鲜，该债务谁来承担、如何承担是实践中十分棘手的问题。前面已经有过说明，企业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时，一般应先对企业资产进行评估，将原企业债务在总资产评估值中扣除后的净资产值作为量化折股的依据。职工投资入股时，其所支付的价款与持有股份的资产量相比已扣除其应承担的债务。因此其以进入改制后企业的投资为限承担原企业的债务，并无不公之嫌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篇8

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一）的

补充规定》的通知

公通字〔2017〕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

为及时、准确打击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九）》等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制定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一）的补充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一）》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一）的补充规定》印发后，公安机关管辖的上述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有司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作出进一步明确规定的，依照司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规定掌握相关案件的立案追诉标准。

各地在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分别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2017年4月27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

标准的规定

（一）的补充规定

一、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一）》（以下简称《立案追诉标准

（一）》）第十五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之一：【不报、谎报安全事故案（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之一）】在安全事故发生后，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报或者谎报事故情况，贻误事故抢救，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导致事故后果扩大，增加死亡一人以上，或者增加重伤三人以上，或者增加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实施下列行为之一，致使不能及时有效开展事故抢救的：

1.决定不报、迟报、谎报事故情况或者指使、串通有关人员不报、迟报、谎报事故情况的；

2.在事故抢救期间擅离职守或者逃匿的；

3.伪造、破坏事故现场，或者转移、藏匿、毁灭遇难人员尸体，或者转移、藏匿受伤人员的；

4.毁灭、伪造、隐匿与事故有关的图纸、记录、计算机数据等资料以及其他证据的；

（三）其他不报、谎报安全事故情节严重的情形。

本条规定的“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是指负有组织、指挥或者管理职责的负责人、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投资人，以及其他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

二、将《立案追诉标准

（一）》第十七条修改为：【生产、销售假药案（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生产、销售假药的，应予立案追诉。但销售少量根据民间传统配方私自加工的药品，或者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除外。

以生产、销售假药为目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本条规定的“生产”：

（一）合成、精制、提取、储存、加工炮制药品原料的；

（二）将药品原料、辅料、包装材料制成成品过程中，进行配料、混合、制剂、储存、包装的；

（三）印制包装材料、标签、说明书的。

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明知是假药而有偿提供给他人使用，或者为出售而购买、储存的，属于本条规定的“销售”。

本条规定的“假药”，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是否属于假药难以确定的，可以根据地市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认定意见等相关材料进行认定。必要时，可以委托省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三、将《立案追诉标准

（一）》第十九条修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食品含有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

（二）属于病死、死因不明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畜、禽、兽、水产动物及其肉类、肉类制品的；

（三）属于国家为防控疾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销售的食品的；

（四）婴幼儿食品中生长发育所需营养成分严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五）其他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严重食源性疾病的情形。

在食品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违反食品安全标准，超限量或者超范围滥用食品添加剂，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应予立案追诉。

在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违反食品安全标准，超限量或者超范围滥用添加剂、农药、兽药等，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应予立案追诉。

四、将《立案追诉标准

（一）》第二十条修改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应予立案追诉。

在食品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的，应予立案追诉。

在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销售、运输、贮存等过程中，使用禁用农药、兽药等禁用物质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应予立案追诉。

在保健食品或者其他食品中非法添加国家禁用药物等有毒、有害物质的，应予立案追诉。

下列物质应当认定为本条规定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一）法律、法规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中添加、使用的物质；

（二）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中所列物质；

（三）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告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四）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五、将《立案追诉标准

（一）》第二十八条修改为：【强迫交易案（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接受服务，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造成被害人轻微伤的；

（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二千元以上的；

（三）强迫交易三次以上或者强迫三人以上交易的；

（四）强迫交易数额一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二千元以上的；

（五）强迫他人购买伪劣商品数额五千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一千元以上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以暴力、威胁手段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投标、拍卖，强迫他人转让或者收购公司、企业的股份、债券或者其他资产，强迫他人参与或者退出特定的经营活动，具有多次实施、手段恶劣、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等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六、将《立案追诉标准

（一）》第三十一条修改为：【强迫劳动案（刑法第二百四十四条）】以暴力、威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强迫他人劳动的，应予立案追诉。

明知他人以暴力、威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强迫他人劳动，为其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强迫他人劳动行为的，应予立案追诉。

七、在《立案追诉标准

（一）》第三十四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四条之一：【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拒不支付一名劳动者三个月以上的劳动报酬且数额在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

（二）拒不支付十名以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且数额累计在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

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在刑事立案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可以不予立案追诉。

八、将《立案追诉标准

（一）》第三十七条修改为：【寻衅滋事案（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随意殴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致一人以上轻伤或者二人以上轻微伤的；

（二）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

（三）多次随意殴打他人的；

（四）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的；

（五）随意殴打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六）在公共场所随意殴打他人，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七）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

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多次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二）持凶器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的；

（三）追逐、拦截、辱骂、恐吓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四）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

（五）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生活、生产、经营的；

（六）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

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破坏社会秩序，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以上，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以上的；

（二）多次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精神病人、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老年人、孕妇、未成年人的财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四）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

（五）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生活、生产、经营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在车站、码头、机场、医院、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起哄闹事，应当根据公共场所的性质、公共活动的重要程度、公共场所的人数、起哄闹事的时间、公共场所受影响的范围与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

九、将《立案追诉标准

（一）》第五十九条修改为：【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案（刑法第三百三十七条）】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的，应予立案追诉。

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非法处置疫区内易感动物或者其产品，货值金额五万元以上的；

（二）非法处置因动植物防疫、检疫需要被依法处理的动植物或者其产品，货值金额二万元以上的；

（三）非法调运、生产、经营感染重大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的林木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或者森林植物产品的；

（四）输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规定的禁止进境物逃避检疫，或者对特许进境的禁止进境物未有效控制与处置，导致其逃逸、扩散的；

（五）进境动植物及其产品检出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的动物疫病或者植物有害生物后，非法处置导致进境动植物及其产品流失的；

（六）一年内携带或者寄递《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邮寄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名录》所列物品进境逃避检疫两次以上，或者窃取、抢夺、损毁、抛洒动植物检疫机关截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邮寄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名录》所列物品的；

（七）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本条规定的“重大动植物疫情”，按照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认定。

十、将《立案追诉标准

（一）》第六十条修改为：【污染环境案（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二）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

（三）排放、倾倒、处置含铅、汞、镉、铬、砷、铊、锑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

（四）排放、倾倒、处置含镍、铜、锌、银、钒、锰、钴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十倍以上的；

（五）通过暗管、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六）二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

（七）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

（八）违法减少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支出一百万元以上的；

（九）违法所得或者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

（十）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

（十一）致使乡镇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十二小时以上的；

（十二）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十亩以上，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

（十三）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

（十四）致使疏散、转移群众五千人以上的；

（十五）致使三十人以上中毒的；

（十六）致使三人以上轻伤、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

（十七）致使一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

（十八）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

本条规定的“有毒物质”，包括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附件所列物质，含重金属的污染物，以及其他具有毒性可能污染环境的物质。

本条规定的“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包括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以营利为目的，从危险废物中提取物质作为原材料或者燃料，并具有超标排放污染物、非法倾倒污染物或者其他违法造成环境污染情形的行为。

本条规定的“重点排污单位”，是指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法确定的应当安装、使用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的重点监控企业及其他单位。

本条规定的“公私财产损失”，包括直接造成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施所产生的费用，以及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监测费用。

本条规定的“生态环境损害”，包括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和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必要合理费用。

本条规定的“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是指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或者超出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范围。

十一、将《立案追诉标准

（一）》第六十八条修改为：【非法采矿案（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或者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或者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开采的矿产品价值或者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在十万元至三十万元以上的；

（二）在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采矿，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或者在禁采区、禁采期内采矿，开采的矿产品价值或者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在五万元至十五万元以上的；

（三）二年内曾因非法采矿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非法采矿行为的；

（四）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采砂，依据相关规定应当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而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或者应当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既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又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具有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严重影响河势稳定危害防洪安全的，应予立案追诉。

采挖海砂，未取得海砂开采海域使用权证且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具有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造成海岸线严重破坏的，应予立案追诉。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本条规定的“未取得采矿许可证”：

（一）无许可证的；

（二）许可证被注销、吊销、撤销的；

（三）超越许可证规定的矿区范围或者开采范围的；

（四）超出许可证规定的矿种的（共生、伴生矿种除外）；

（五）其他未取得许可证的情形。

多次非法采矿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二年内多次非法采矿未经处理的，价值数额累计计算。

非法开采的矿产品价值，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无销赃数额，销赃数额难以查证，或者根据销赃数额认定明显不合理的，根据矿产品价格和数量认定。

矿产品价值难以确定的，依据价格认证机构，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水行政、海洋等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设立的流域管理机构出具的报告，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十二、将《立案追诉标准

（一）》第七十七条修改为：【协助组织卖淫案（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四款）】在组织卖淫的犯罪活动中，帮助招募、运送、培训人员三人以上，或者充当保镖、打手、管账人等，起帮助作用的，应予立案追诉。

十三、将《立案追诉标准

（一）》第八十一条删除。

十四、将《立案追诉标准

（一）》第九十四条修改为：【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案（刑法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二款）】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非法生产、买卖成套制式服装三十套以上，或者非成套制式服装一百件以上的；

（二）非法生产、买卖帽徽、领花、臂章等标志服饰合计一百件（副）以上的；

（三）非法经营数额二万元以上的；

（四）违法所得数额五千元以上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买卖仿制的现行装备的武装部队制式服装，情节严重的，应予立案追诉。

十五、在《立案追诉标准

（一）》第九十四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九十四条之一：【伪造、盗窃、买卖、非法提供、非法使用武装部队专用标志案（刑法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三款）】伪造、盗窃、买卖或者非法提供、使用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伪造、盗窃、买卖或者非法提供、使用武装部队军以上领导机关车辆号牌一副以上或者其他车辆号牌三副以上的；

（二）非法提供、使用军以上领导机关车辆号牌之外的其他车辆号牌累计六个月以上的；

（三）伪造、盗窃、买卖或者非法提供、使用军徽、军旗、军种符号或者其他军用标志合计一百件（副）以上的；

（四）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

盗窃、买卖、提供、使用伪造、变造的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情节严重的，应予立案追诉。

十六、将《立案追诉标准

（一）》第九十九条修改为：【战时拒绝军事征收、征用案（刑法第三百八十一条）】战时拒绝军事征收、征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无正当理由拒绝军事征收、征用三次以上的；

（二）采取暴力、威胁、欺骗等手段拒绝军事征收、征用的；

（三）联络、煽动他人共同拒绝军事征收、征用的；

（四）拒绝重要军事征收、征用，影响重要军事任务完成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篇9

全省各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的规定》已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和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同意，现予印发，自2006年4月1日起施行。

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关于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的规定

第一条为了便利当事人诉讼，提高审判效率，规范人民法院案件管辖秩序，加强对下级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的监督与指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级别管辖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方便当事人诉讼、方便人民法院审理案件；

（二）上下级法院分工均衡；

（三）案件情况与审判力量相适应；

（四）大多数案件由基层法院管辖，复杂、疑难案件由上级法院管辖。

第三条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一）辖区内所有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相邻关系纠纷案件、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婚姻家庭关系案件和除对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赔偿纠纷案件等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类型以外的集团诉讼案件；

（二）辖区内所有的支付令案件、公示催告案件、认定财产无主案件、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

（三）本县（区、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企业、公司的破产案件；

（四）经由上级人民法院依法指定或其他人民法院依法移送的民商事纠纷案件；

（五）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管辖本区范围内的争议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下商标权、著作权、不正当竞争以及技术合同纠纷案件；

（六）长沙市的基层法院管辖争议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下，岳阳市、衡阳市、株洲市、湘潭市、常德市、郴州市的基层法院受理争议标的额在150万元以下，益阳市、邵阳市、张家界市、怀化市、娄底市、永州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基层法院管辖争议标的额在120万元以下其他民商事纠纷案件。

第四条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一）本市（州）范围内由本市（州）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企业、公司的破产案件和纳入国家计划调整的企业破产案件；

（二）本市（州）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件和申请仲裁协议条款无效的案件；

（三）经由上级人民法院依法指定或其他人民法院依法移送的民商事纠纷案件；

（四）本市（州）争议标的额在3000万元以下的下列类型案件：

1、商标权纠纷案件；

2、涉及域名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

3、著作权纠纷案件；

4、技术合同纠纷案件；

5、期货纠纷案件。

（五）争议标的额在3000万元以下的下列类型的案件由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集中管辖：

1、全省范围内涉及布图设计的案件；

2、除株洲市外的全省其他市（州）的专利纠纷案件；

3、全省范围内植物新品种纠纷案件；

4、全省范围内对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赔偿纠纷案件。

（六）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本市范围内争议标的额在3000万元以下专利纠纷案件；

（七）除本条

（一）至

（六）项外的其他民商事纠纷案件按照以下标准确定管辖：

1、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争议标的额在300万元以上4000万元以下的案件；

2、岳阳市、衡阳市、株洲市、湘潭市、常德市、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争议标的额在150万元以上3500万元以下的案件；

3、益阳市、邵阳市、张家界市、怀化市、娄底市、永州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争议标的额在12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的案件。

第五条高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一）争议标的额在3000万元以上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技术合同纠纷案件、期货纠纷案件、对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赔偿纠纷案件；

（二）涉及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郴州市、衡阳市、怀化市、岳阳市、益阳市范围内的且争议标的额在3000万元以上的涉外和涉港、澳、台案件，涉及其他市（州）争议标的额在2000万以上的涉外和涉港、澳、台案件；

（三）涉及长沙市争议标的额在4000万元以上的，涉及岳阳市、衡阳市、株洲市、湘潭市、常德市、郴州市争议标的额在3500万元以上，涉及益阳市、邵阳市、张家界市、怀化市、娄底市、永州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争议标的额在3000万元以上的其他民商事案件。

（四）最高人民法院交办的案件。

第六条涉外和涉港、澳、台的下列类型案件分别由长沙市、张家界市、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集中管辖：

（一）合同和侵权纠纷案件；

（二）信用证纠纷案件；

（三）申请撤销、承认与强制执行国际仲裁裁决的案件；

（四）审查有关涉外民商事仲裁条款效力的案件；

（五）申请承认和强制执行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裁定的案件。

涉及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郴州市、衡阳市、怀化市、岳阳市、益阳市范围内的且争议标的额在3000万元以下由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涉及张家界市、常德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范围内的且争议标的额在2000万元以下的由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涉及永州市、邵阳市、娄底市范围内的且争议标的额在2000万元以下的由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第七条应当由下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新类型案件或复杂、疑难案件，下级人民法院可在首次开庭后5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报请由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上一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应当在收到材料之日起15日内决定是否提审。

上一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在作出提审决定前，应当征求该院相关审判庭的意见。

第八条跨辖区的案件当事人可在起诉状送达之日起15日内申请由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在收材料之日起30日内决定是否提审。

原告以跨辖区为由要求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亦应先向原管辖法院起诉后再按前款规定申请变动。

第九条本规定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所称的“以下”不包括本数。

第十条除本规定第六条所列5类案件以外的涉外和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案件不再另行规定级别管辖，按照其他民商事案件标准分别由基层人民法院、中

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第十一条本规定自2006年4月1日起施行。本规定施行前已经受理的案件由原受理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篇10

案例二：A区法院受理一财产纠纷案件。被告利用原告的资金购买A区房产一处，原告遂到A区法院起诉。被告以其户籍所在地位于B区，经常居住地位于C区为由，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该案由C区或B区人民法院管辖。A区法院经调查，认定被告所提供其经常居住地为C区的证人证言系其嫂提供，两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故该证言不能作为单独认定事实的依据。在此期间，被告提出要对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上诉，A区法院答复“本案是法院依职权移送至B区法院，不存在上诉问题”。案件移送至B区法院后，被告再次提出管辖权异议，理由为“已对A区法院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不服，提出上诉。该管辖权争议处于上诉程序中，未得到终审裁定。所以，贵院不具有本案管辖权”，并认为“本案应由被告经常居住地C区法院管辖”。B区法院经调查后，支持了被告的管辖异议申请，将案件移送至C区法院。C区法院审理过程中，原告提出B区法院“将该案直接移送C区法院的做法不符合法律规定”。C区法院随提请上级法院为本案指定管辖。

二、需要研究的问题在这两起管辖权异议案件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案件一，甲法院依职权将案件移送乙法院后，原告是否还有权提出管辖权异议；另外，乙法院是否有权就原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进行审查，而再次将案件移送？案件二，在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时，A区法院是否还可以依职权移送？如有权应符合哪些条件；是否当事人管辖权异议的申请绝对排除法院的依职权移送？被告在提出管辖权异议时，举出证据主张自己的请求，原告是否有义务举出相应证据进行抗辩？被告向A区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法院支持了其主张将案件移送，被告再次向B区法院提出管辖权是否准许？B区法院是否还可以向C区法院移送？分析归纳上述问题，主要涉及到以下法律问题：

（一）管辖权异议提出主体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依据该条规定，对管辖权持有异议的当事人可以向受诉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我国民诉法所规定的诉讼当事人包括：诉讼原、被告，共同诉讼人，诉讼代表人和被代表人以及第三人。但是，由于当事人身份、诉讼地位的不同，他们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情形也会有所不同。下面，逐一分析。

1.原、被告作为管辖权异议主体在诉讼实务中，原告起诉时通常选择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否则人民法院将以该案不属本院管辖为由驳回其诉讼，所以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主体多为被告。但是，在一些例外情况下，原告认为受诉人民法院不具有管辖权也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如法院依职权或基于他方当事人的申请，而重新确定管辖法院的。同理，被告未提出管辖权异议而对案件的实体问题进行答辩，再就管辖权提出异议的，法院一般不应接受申请，除非法院依职权或基于他方当事人的申请，而重新确定管辖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是当事人的一种诉讼权利，同时法院确定管辖是对诉讼要件进行审查的职权行为，这体现了立法精神中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结合。但是，被告确有理由未能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法院是否应当对逾期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进行审查？我们认为，对此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76条关于期间的规定，允许被告在障碍消除后的10日内申请顺延期限，以保障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此外，对人民法院于答辩期过后追加的共同被告，也不应以答辩期已过为由而取消其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而是应指定一个合理的期限，让其考虑是否提出管辖权异议。

2.共同诉讼人作为管辖权异议主体共同诉讼人作为当事人，当然拥有管辖权异议申请权。由于共同诉讼人又分为必要共同诉讼人与普通共同诉讼人，所以在其提出管辖权异议后，后续程序会有所不同。当部分必要共同诉讼人提出管辖权异议时，由于诉讼标的的同一性，人民法院对管辖权异议涉及的实体法律关系即诉讼标的应当中止审理。这样，部分必要共同诉讼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导致了所有必要共同诉讼人涉及的实体法律关系中止审理。当部分普通共同诉讼人提出管辖权异议时，由于其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而非同一，法院可以将该当事人的诉从普通共同诉讼中分离出来，仅就该当事人的管辖权异议进行审查，其他诉讼仍合并为一诉继续依法定程序进行。

3.诉讼代表人作为管辖权异议主体诉讼代表人是由于诉讼中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为了方便诉讼而由众多当事人协商推选出来或由人民法院指定代表众人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尽管代表人诉讼的实质是共同诉讼，但是诉讼代表人的地位不同于共同诉讼当事人。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只有在对诉讼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的情况下，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经其他共同诉讼人承认，才对其他共同诉讼人发生效力。而诉讼代表人诉讼行为的效力及于全体被代表人，因此，诉讼代表人在诉讼起始阶段向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应视为全体被代表人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法院作出的裁定效力也应及于所有被代表人。因为根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在起诉人数确定的情况下，经部分或全体当事人推选出代表人进行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当然对被代表人发生效力，除非被代表人明确向人民法院表示反对，并取消代表人代表该当事人进行诉讼的资格。在起诉人数不确定的情况下，代表人由当事人推选或由人民法院提出人选与当事人协商，协商不成的则由人民法院指定。此时，诉讼代表人一经产生，其诉讼行为便对全体当事人发生效力，不仅包含已经进行登记的当事人，而且还包含未参加登记而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的权利人。另外，诉讼代表人是否可以不经全体被代表人同意以自己的名义向受诉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4条仅规定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对管辖权异议并未规定。

4.第三人作为管辖权异议主体第三人在诉讼中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因为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主动申请参加诉讼，或被动地由法院通知参加诉讼。在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诉讼地位具有从属性，即依附于一方当事人，诉讼目的是为了帮助该方当事人赢得诉讼，因此他无权就正在进行的诉讼提出管辖权异议。①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以起诉的方式参加到本诉中。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地位在参加之诉中等同于原告的地位，享有原告的诉讼权利。但是，他对本诉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对参加之诉也只有在法院依职权或基于他方当事人的申请，而重新确定管辖法院的情况下，才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

（二）管辖权异议与法院依职权移送之间的关系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4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应当遵循“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由此可见，管辖权是人民法院对案件行使审判权的前提条件，有无管辖权是诉讼要件之一。依民事诉讼法原理，确定管辖是判断诉讼要件是否具备的内容之一，法院有权主动调查对案件是否拥有管辖权，而不必消极地等待当事人申请管辖权异议。但是，在实践中，常常会出现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后，人民法院还未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进行审查就直接依职权将案件移送，如案例二。这种作法是不合适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桂林地区物资总公司诉江西省物资再生利用总公司物资调剂经销部购销钢材合同纠纷案指定管辖的通知》（法经［1994］94号）认为原告江西经销部就管辖权异议问题在法定期限内书面向广西高院提出上诉后，同时亦未撤回书面上诉状的情况下，桂林地区中院不将案卷移送广西高院，而以江西经销部已放弃管辖权异议为由通知该部到庭应诉并作出缺席判决，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由此可见，管辖权异议是当事人的一种诉讼权利，法院必须对当事人的管辖异议申请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否则便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漠视和剥夺。这时，就产生了形式上的矛盾：确定管辖是法院对诉讼要件的审查，属于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的事项，为什么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不理会，反而会导致法院审理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呢？这就涉及到法院职权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关系问题。

毫无疑问，确定案件管辖是人民法院依职权对诉讼要件进行审查的事项，不受当事人是否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的约束。但是，这里所指的职权主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法院确定管辖权的启动不受当事人是否申请的约束，当事人对案件管辖即使没有管辖权异议的申请，法院也可以依职权主动进行调查，而且可以主动收集、调查管辖确定方面的证据；二是法院确定案件管辖时，可以不受当事人管辖权异议申请内容的限制，即使当事人认为案件不应由A法院受理，而应由B法院审理，法院对异议进行审查后认为该案件既不应由A法院受理，也不应由B法院受理，而应由C法院受理时，法院可以裁定驳回当事人“案件应由B法院审理”的管辖权异议请求，而裁定将案件移送至C法院。因此，法院对当事人管辖权异议的申请不置可否的做法，并不是法院职权主义所包含的内容。相反，这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一种漠视和剥夺。根据诉讼法关于“任何权利不得未经正当程序而被无端剥夺”的基本理念，显然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8条也作出了明文规定，即“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应当审查”。综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并非绝对的排除“法院的依职权移送”；法院的职权也不能漠视当事人的管辖异议申请权。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后，人民法院必须对当事人所提出的管辖权异议通过法定程序审查，只有在当事人申请不合理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才能依职权裁定移送。如法院对当事人的管辖权异议申请不经法定程序审查，直接就案件作出裁判，便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

另外，法院在对管辖权异议案件进行审查时，还应注意“尊重当事人管辖权异议申请中的选择”。如当事人管辖权异议申请中认为案件A法院不应有管辖权，而B法院有管辖权，法院对异议进行审查后认为虽A法院不应受理该案件，但B法院与C法院均享有管辖权。这种情况下，法院应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将案件管辖权确定给B法院而非C法院。如刘元举诉张建伟侵犯著作权纠纷再审案，原告刘元举以侵权行为的实施地及侵权结果发生地在北京而选择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被告张建伟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本案应由被告住所地法院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被告张建伟对本案管辖提出的异议。当事人不服上诉，二审法院支持了上诉人管辖权异议，裁定撤销一审裁定，将本案移送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当事人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再审法院以对共同管辖的案件应尊重原告的选择来确定管辖权属为由，以再审程序发回二审法院重新审理。②在讨论管辖权异议与法院依职权移送关系的时候，还应考虑以下两种情况：

一、当事人对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的情形。法院就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进行审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8条的规定，异议成立，裁定将案件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院。裁定移送的法院受理移送后，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此时，该法院是否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6条的规定，依职权对案件再次进行移送，或是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不得再自行移送。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受移送法院应当采取后者行为。这是因为，尽管民事诉讼法第36条所规定的是“法院依职权移送的情况下，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依照规定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不得再自行移送”。但是，根据前面的分析，法院在对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进行审查时，并未放弃职权审查。也就是说，法院管辖权异议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的行为中含有依职权移送的因素。此外，为了防止案件审理过于延迟，权利义务总是处于不稳定状态，避免“迟来的公正，不是真正的公正”，受移送的法院也不应再次将案件依职权移送，而应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但是，并不能排除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诉讼权利。

二、受理法院发现没有管辖权而使职权移送的情形。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依职权将案件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院。受移送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6条的规定，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依照规定不属于本院管辖的，也不得再自行移送，而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但是，当事人（原告或被告），若认为受移送法院对案件没有管辖权，可以提出管辖权异议。

（三）管辖权异议的举证问题确定管辖是法院对诉讼要件依职权进行审查的事项，尽管职权主义在此占了上风，但是并未绝对地排除当事人的辩论与对抗。管辖权确定正是法院的职权探知主义与辩论主义结合的最好体现。辩论主义要求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人民法院不得对未经当事人之间辩论的事实作出裁判，也不得针对该事实依职权主动收集调查证据，还必须将当事人之间无争议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事实依据。法院在确定案件管辖时，却不必拘束于此，可以依职权主动进行审查，即使当事人双方对案件管辖没有异议，法院也应依职权审查，如果审查后发现对该案件没有管辖权，则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法院。不过，辩论主义也会有所体现，当事人对法院的管辖提出管辖权异议时，要求法院支持其异议主张时，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这种主张具有抗辩性。例如，被告在答辩状中提出管辖权异议时，其对抗的是原告在起诉时的选择管辖，原告在得知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后，为了与被告争辩起诉时所选择的法院是具有管辖权的，也应当向法院提交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确保对自己有利的管辖。这体现了民事诉讼中辩论主义贯穿于整个程序的始终，当事人在民事诉讼的全过程中都有权对诉讼所涉及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进行辩论。

在管辖权异议案件的诉讼过程中，原告与被告都负有提出证据来证明自己主张的义务。但是，在管辖事实不明的情况下，是否也会与审理实体事项一样，在原被告之间需要确定举证责任（这里主要讲的是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分配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管辖权的确定涉及到法院对当事人起诉是否符合诉讼要件的审查，是法院必须依职权探明的事项。所以，在管辖事实不明时，法院不必通过举证责任的分配来确定由谁承担事实不明、主张不成立的风险。

（四）禁止反言重复提出管辖权异议在上述案例二中，申请人（被告）认为A区法院“既非被告住所地，更非被告经常居住地。因此，申请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本案由北京市C区或B区人民法院管辖”。A区法院经审查将案件移送至B区法院后，申请人（被告）再次提出管辖权异议，要求法院将案件移送至C区法院管辖。在此，申请人的作法显然是不合适的。从理论上分析，他违反了民事诉讼诚实信用的原则。在诉讼中，为了使对抗双方平等，诉讼利益得以平衡，要求诉讼参与者（含法院）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该原则在诉讼中既包含对法院行为的约束，还包含着对当事人诉讼行为的约束。对当事人诉讼行为约束包含以下两种限制：1.禁反言（estoppel）③，即禁止当事人违反自己之前所做出各种诉讼承诺而重新作出诉讼行为或提出新的要求。因为，一方当事人先从事一定诉讼行为会使对方对其诉讼行为产生一种期盼，之后若从事与对方期盼的行为完全相反的行为，就会损害对方利益。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2.禁止滥用诉讼权利，故意拖延诉讼④。案例二中，被告的行为直接违反了以上两种限制。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A区法院将案件移送至C区法院或B区法院。这样，就会使原告在心理上对案件在B区法院或C区法院受理产生一种期盼，即期盼在B区法院或C区法院及时审理该案件，满足自己的权利要求。然而在案件移送至B区法院时，被告再次提出管辖权异议，就会使原告期盼B区法院及时审理，合法权益即将得到维护的心理，又变为一种不确定性。显然，被告这种行为损害了原告要求法院及时审理，尽早满足自己权利要求的利益。

（五）管辖权异议的上诉依照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管辖权异议裁定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但是，谁可以作为当事人提出上诉在审判实务中有不同的认识。倾向职权主义的一方认为，当事人对管辖权异议不服主要是对法院案件管辖权不服，上诉抗争的对象也应是法院程序性审查的职权。确定管辖是法院依职权确认当事人诉讼要件是否完备的程序性事项，强调的是法院职权。所以，当事人对管辖不服，实质上是对法院就诉讼要件程序性审查后所作出的处理结果有不同意见，上诉对抗的也应是法院程序审查的职权。因此，对一审法院的管辖权异议裁定不服，上诉当事人也只能限于管辖权异议申请人。倾向当事人主义的一方则认为，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当事人主要是被告）对管辖权异议不服不是对法院案件管辖权不服，而是对原告在起诉时就管辖地法院的选择权不服。因此，被告对法院管辖提出管辖权异议，实际上是对原告选择管辖权的抗辩，这也充分体现了辩论主义贯穿于民事诉讼程序的始终。在管辖权异议审查案件中，法院引入异议申请人的相对方与之进行辩论，在两方辩论的基础上再做出裁判。⑤因此，申请人、申请人的相对方对法院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不服均可以提出上诉。这种观点也是作者所支持的，理由如前所述，管辖权异议是法院的职权探知主义与辩论主义的结合。

注释：

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6条规定：“在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出上诉。但该第三人在一审中无权对案件的管辖权提出异议，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申请撤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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