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

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精选8篇）

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 篇1

李克强说：“现在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要闯险滩必然要触动利益，为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必须义无反顾、奋力向前，敢于打破固有利益格局，坚定不移、循序渐进推动各项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敢于啃30多年改革剩下的‘硬骨头’。这是检验我们改革勇气和决心的试金石，也是最终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过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说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涵主要是指推动生产力在量上的扩大，使生产力以更高的速度发展，那么，现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涵已变为不仅推动生产力在量上的适度扩大，更重要的是促进生产力在质上的提高，使生产力以更高的质量发展，也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使生产力以更高的质量发展”要比“使生产力以更高的速度发展”更困难、更复杂、更艰巨。这是因为，使生产力以更高的质量发展，不仅要通过改革继续打破原有体制的束缚，激发市场经济的活力，而且要通过改革构建起一整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保障体系。而在一整套制度保障体系中，最定型化、最有权威、最有效力的就是法律制度保障体系。这也就是要求市场经济向着更高的发育和成熟阶段升级。

市场经济本身虽具有活力，但不能自动地使生产力以更高的质量发展。市场经济具有经营活动的自主性、经营环境的竞争性、经营目的的趋利性3个属性，这3 个属性使市场经济的作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积极作用，可以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使市场主体面临竞争的外在压力、具有提高经济效益的内在动力，从而使市场经济充满活力，促进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另一方面是消极作用，市场主体出于赢利的内在动机，有可能做出违反市场正常秩序、损害他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诸如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破坏资源环境、不正当竞争、垄断行为、偷税漏税、滋生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扩大收入差距等。

为了使生产力以更高的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这就要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地位和权益，保障正常的市场竞争，保障市场主体合法的经营收益，从

而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有效抑制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这就要约束市场主体履行法定的责任和义务，遵守市场竞争规则，维护他人正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能为追逐利润而做出违法行为。要做到这两个方面，靠市场机制本身、靠政府的行政权力、靠一般的政策规定、靠普通的道德教育都是不够的，而必须靠一整套法律制度保障体系。法律制度具有规范性、权威性、强制性。规范性是指，以法律形式将市场主体的合法地位和权益定型化，将市场竞争规则定型化，将市场运行秩序定型化，这样可避免行政干预的随意性和一些政策的易变性。权威性是指，法律规定为全社会所接受、所遵循，具有普遍的社会约束力，任何人和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强制性是指，一切违法行为都要予以追究，依法给予惩处。如果说行政权力是传统计划经济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高保障，那么，法律制度就是市场经济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高保障。所以人们常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 篇2

我们以小学语文教学、小学英语教学及小学数学教学来例谈。小学语文教学与小学英语教学两者都是语言教学, 在达成“语言运用”的目标上具有一致性, 如何利用信息技术帮助学生完成语言运用就成为技术服务于语文、英语两科的整合追求;小学数学教学则重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信息技术的运用自然重在于帮助学习者形成良好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性解决思路, 如利用几何画板等帮助学生进行自主探究, 完成知识的逻辑建构等。作为单个学科来讲, 除在语言运用上具有共性外, 语文教学与英语教学又有不同点。小学语文教学的目标重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小学英语教学的目标则重在培养学生第二语言的掌握能力。由于学生长期在中文语言环境中成长, 小学语文教学中交际环境并不存在问题, 拓展学生的语言阅读量潜移默化其人文素养与发展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就成为语文教学模式中的重要环节, 信息技术在整合中的作用就突出表现为利用其丰富性、多媒体性、及时性等特点帮助学生实现这方面的发展;与之相比, 小学英语教学与小学语文教学的最大不同在于, 英语教学目标实现的最大障碍是没有良好的语言情境, 课堂中多样化地展开交际对话, 创设英语教学与应用情景就成为小学英语教学模式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如师生对话与生生对话的充分展开就应当成为实现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信息技术如何帮助教师高效地完成教学与应用情境创设就成为技术服务于小学英语教学的追求目标。

信息技术本身无价值趋向, 但在与具体学科结合中, 我们可以赋予这一过程以价值。在很多时候, 信息技术在课程整合中作用的发挥都依赖于教学模式的合理设计对教学过程的合理实施, 而教学设计与教学实施都负载着教师主体的价值观念, 这种价值观与技术本身相比更能决定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教学效果。也就是说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教学效益的最大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整合的教育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从宏观上常表现为教师在教育教学思想影响下产生的教学结构。信息技术作为一种物化技术是中立的, 当这种技术与课程放在一起的时候, 随之而生的教学设计等智能技术便具有了价值。因此,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 信息技术本身的优劣与否并不能完全决定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效益, 偏远地区的农村通过“农村远程教育工程”建立起来的基本硬件环境, 一样能够取得好的效益, 关键关于正确的价值观及与此相伴的教学过程的有效实施。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中的教师就显得至关重要, 教师的能力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能走多远。基于这样的理念, 国内展开了众多针对教师的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相关培训, 但从相关研究来看, 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体现出来的行为并没有完全按照培训者预期的目标反映出来, 究其原因, 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以下两个因素所致: (1) 培训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 没有真正触动教师的教育教学价值观; (2) 培训对教师的价值观虽有所触动, 但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知道如何做来实现这种价值观。培训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帮助教师提升信息技术操作能力, 但要改变教师的观念则是一件长期要做的事情, 尤其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对技术与学科结合的适应、常规化至最终的创新, 都是需要教师慢慢去体会的。因此, 要帮助教师实现价值观的改变与升华, 一是需要从培训自身的变革开始, 如在培训内容、培训方式、方法上做出改变, 与教师的实践需求真正结合, 创造充满活力、适应改革的培训环境, 促使教师内在心灵的触动与改变;二是需要真正地关注教师在学校教学实践中发生的真实教学整合行为, 将整合的理念通过诸如实践共同体等多样的方式得以传递, 使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真实感受整合的魅力所在, 从而自发改变价值观念。

众多学者在谈到教育技术领域研究的困惑时指出, 教育技术领域的普适性研究太多, 根本无力支撑起教育技术微观领域的研究。如果我们将这句话套用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这一教育技术研究的重要领域上的话, 就是目前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走进学科本身, 没有真正担负起学科教学所赋予它的责任。国内众多学者试图通过研究内容、方式与方法等方面寻求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研究新的突破口, 诸如新兴技术的视角、现象学的视角、TPACK的视角等, 越来越意识到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复杂性。

学科是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展开的基点, 教师是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实践的直接落实者;信息技术如何发挥其最大效益需要与学科特点紧密的结合, 信息技术怎样应用需要教师创造性地思维;依据学科特点, 教师教学结构的改变关系到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能否走进“深水区”, 也关系到我们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所寄予的期许。

信息技术在课程整合中作用的发挥依赖于教学模式的合理设计对教学过程的合理实施, 而教学设计与教学实施都负载着教师主体的价值观念, 这种价值观与技术本身相比更能决定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教学效果

赵昌文 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 篇3

一方面，原材料、劳动力等资源和要素成本上升，现金流日益趋紧，大部分产业的技术瓶颈短期内难以突破。另一方面，外部环境仍然不确定，欧债危机尚未结束，美国经济低谷徘徊，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减速，外部需求严重不足。

那么，中国企业该如何“自救”？如何在经济调整期实现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国有企业又该如何改革？《英才》记者就此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赵昌文进行了专访。

国企效益下降更厉害

《英才》：9月的宏观数据显示，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开始增长，PMI指数也有所回升。对企业来说是不是好日子要来了？

赵昌文：中国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之间有非常强的联动性。当宏观经济不好的时候，微观经济也不太好，这就是典型的速度效益型经济。也就是说，经济增长速度一旦下来后，效益也就下来了。速度更多是指宏观，效益更多是指微观。

我们对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数据进行了调研，发现国内企业呈现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企业的整体效益在下行，不管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其效益到8月之前一直处于下行，环比和同比均下行。今年1—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1%，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2%，比1-7月下滑0.4个百分点。

二是其中下滑比较厉害的是国有企业。其实9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的下降已经止住，开始往上走了，但是国有企业还在继续。

但我认为第四季度，企业的效益肯定会有所回升，其下滑的速度基本上到了相对的底部。因为很多政策的效力有一个滞后期，就是说很多增长的政策，不可能完全同步。

《英才》：为什么国有企业效益会下降得更厉害？

赵昌文：国有企业的速度效益型特征比一般的企业更显著，因为政府主导的很多投资项目，国有企业执行的更多一些。所以，其经济周期表现要更显著，国有企业和政策的联动性要更强一些，这是一个原因。

同时，很多国有企业处在一些垄断性行业，而这些行业的周期性原本没那么强，但是受制于整个经济速度下降的影响，也呈现出下降趋势。另外，有一些国有企业本身就处在竞争性产业领域，如建材、房地产等，这些产业领域也有很强的周期性。

《英才》：你认为宏观经济基本上在9月见底，为什么？

赵昌文：首先是各种经济指标包括PMI、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和利润开始回升。9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2%，比8月回升0.3个百分点。另外，从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来看，出口的情况9月以后开始往上走，增长9.9%，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出口对年度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

第二，投资一直在稳定增长。1-9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20.5%，1-9月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额累计同比增长25.7%。“稳增长”措施里面包括了两块，一块是政府的投资，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另一块是国内民间投资，“新36条”的出台希望通过打破传统领域特别是一些垄断领域的准入限制，让更多的民间资本去投资。

第三，消费也在小幅回升。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4.2%，实际增长13.2%，均比上月回升1个百分点。

国企改革的深层次问题

《英才》：你认为国企改革的思路应该是怎样的？

赵昌文：其实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利益结构调整的过程，也是一个组织结构调整的过程。国有企业的改革，过去的成绩还是很大的。

但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任务并没有完成，下一步推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我觉得主要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战略布局。其实，这个问题原本应该属于政府层面改革的问题即国有资本的配置问题。战略布局问题的关键就是实现国有资本有进有退，优化结构。

第二个层面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要分类管理，至少可以把现有的国有企业分成两类，一类是具有很强政策性功能和目标的，一类是完全市场化、商业化、竞争性的。对第一类国有企业的评价体系和考核目标，不能完全按照利润最大化，而应该是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完成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第二类则完全按照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进行管理，这类企业与私有企业的唯一区别在于所有权结构，它应该与其他各种类型的企业一样在公平的商业环境中竞争与发展。对于第二类的国有企业，可以逐步降低国家持股比例，但既不必要也不可能简单地在短时间全部卖完，而是让它充分地参与市场竞争，竞争的过程中如果变强大了，那就让它强大，如果被淘汰了，那就让它淘汰。

第三个层面就是国有企业本身的改革问题，包括内部治理结构、管理模式、经理人选聘等很多方面，这方面的空间还很大。

五大转型

《英才》：有人认为，中国面临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企业的出路在哪里？

赵昌文：过去相当多企业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低成本优势，实际上整个国家都靠低成本优势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收益。但是，现在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创新、技术进步并没有相应地同步。

现在企业的各类成本都在上升，我们把它叫综合成本，包括七大成本：一是劳动力；二是原材料；三是土地成本；四是物流成本；五是人民币升值；六是融资成本，今年上半年，国内企业融资成本上升了30%—50%。七是税费。

上述七大成本都是趋势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变化。这意味着企业只有通过创新来增大利润空间，否则，很难摆脱效益下降甚至亏损的局面。

企业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和下行压力，根本的出路在于五大转型。

一是市场转型。过去很多出口企业，出口目的地实际上很单一，现在基本都开始多元化。

二是价值转型。就是企业向微笑曲线两边发展，微笑曲线上游是研发设计，下游是市场营销。很多企业开始注重研发，注重创新。根据我们的调研，不少上市公司平均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达到了3%左右甚至更高。当然，创新不见得都是技术创新，还有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

三是产业转型。新的技术可能会给产业带来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到一定程度、技术相对稳定以后，这个产业就进入平台期，此后，该技术又被新的技术所替代，原先的产业就衰落了，很多行业都是这样的。所以，很难说哪个产业永远是夕阳产业。比如纺织业，我们今年调研时发现，很多纺织业公司的利润比其他制造业的公司高很多，甚至高于高新技术产业。所以，企业不要丢弃自己的优势去追求一时的热门产业。

四是管理转型。管理转型关键是要注重品牌，要创造品牌。品牌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性收益。我们调研的时候发现，很多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品牌产品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达到了5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60%—90%。所以，一个好的品牌往往拥有着好的未来。

国企改革下探深水区 篇4

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意见正式出台，9月13日下午，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这份新时期指导和推进国企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昭示着蓄势已久的国企改革大潮汹涌而来，从之前的中建地产业务注入中海、绿地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借壳上市，再到招商局旗下地产资源的整合，国有房企改革俨然进入了深水区。

半数央企酝酿重组

近一年来，发生人事变动的地产央企十分之多，从华润到招商，还有中房集团、中交集团、中粮集团等。除了部分高管的离职和年龄及个人退休因素有关，多数高管的离任则是央企改革下的优化选择。

在本轮改革中，首当其冲的是央企。2010年国资委要求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领域，允许21家央企保留房地产业务。如今面临的问题是，剩下21家央企地产资源是否需要进一步整合，怎样提高运营效率。

在这21家涉房央企中，有超过10家央企目前已经开始进行内外部重组，包括中建、中交、中粮、中化、中铁、招商局等，这意味着一半央企地产商都在集中改革。

在诸多重组方案中，招商地产的重组备受关注。与多数公司采取母公司资产注入子公司不同的是，招商系选择了母公司合并子公司的方案，启动了“无先例重组”。

8月3日，招商地产公布重组方案。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招商局蛇口”）拟换股吸收合并招商地产再上市。重组完成后，招商地产将随之退市，招商局蛇口将成为招商局集团的唯一地产上市平台。地产业务资源整合之后，招商终于有望在房企“千亿时代”迎头赶上。

此前的7月9日，中房地产公告称，所持有的中住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无偿划转至中交地产，划转完成后，中房地产成为中交地产的全资子公司。

另一个进行集团内部地产平台资源重组的央企案例是中海与中建地产业务整合。中海地产收购中建股份名下包括北京、上海、天津等近30个城市或地区的物业项目，获得中建股份约为1090万平方米的项目总建筑面积，一下子新增近三分之一的土地储备。

央企第二大地产商保利地产也在计划重组。关于同属保利集团旗下两大地产平台保利地产和保利置业要整合的消息早有传闻。保利地产董事长宋广菊曾明确承认，“这一两年可能会进一步提到议事日程上。”

中粮系地产平台整合的传言也在资本市场甚嚣尘上。一旦整合完成，这些房企巨无霸们将直指千亿元、两千亿元等销售目标。而重组完成后，中海外、招商蛇口等房企将跻身“千亿俱乐部”、保利地产则会向“两千亿俱乐部”挺进。

由于国企改革，势必使得央企全面整合优势资源，国有资产投资民营企业也成为一个热点，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绿城与中交的合作。中交作为绿城第一大股东身份进行扩张。

地方国企漫长改革路

实际上，无论是央企还是地方国企，重组过程都将十分漫长而艰巨。自去年以来，已有上海、北京、天津、四川、江苏等超过25个省市出台了地方国企改革相关文件。

从实际操作来看，上海、深圳步伐最为领先。但从上海、深圳、广州、珠海等地国有房企改革案例来看，真正改革成功的大型国有房企只有绿地控股，多数房企改革都还在推进阶段。

已经辞任首创集团董事长的国企改革派人物――刘晓光，此前不无遗憾的告诉记者，“国企改革最难的是国企管理层的意愿”。不过，在他看来，作为国企创新制度的探索者，首创也在制定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初期偏向于把首创建成包括民营资本在内的融资平台。

“我看到绝大多数国企都是表面上的财务合并，线下业务和管理模式很少有合并，只是一些新的业务可能会有共同的主体去操作。”央视财经评论员薛建雄告诉记者。每个国企背后都会有利益集团，合并必然会有冲突，所以每一次合并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地方出现合并，多数是一家亏损或资产被掏空，才有可能合并。

由于本轮国企改革的方向之一是要将原来的“国资委-国有企业”的两层结构转为“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和投资公司-混合所有制企业”三层结构。从以上案例来看，除了绿地控股，多数公司都还没有走到最后一步。

绿地控股形成了多元股权结构：其中持股最多的是占总股本28.83%的上海格林兰投资（职工持股会），其次是上海国资委旗下的3家国企，分别为上海地产集团（占总股本18.04%）、中星集团（占总股本7.63%）、上海城投总公司（占总股本20.58%），以及其他股东占24.92%，上海市地产集团和上海城投总公司只充当财务投资者角色。

上海在2013年底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改革方案涉及国企分类监管、国资流动平台搭建、股权激励扩容等20条细则。据了解，上海市国资委正计划推出混改操作细则，推广绿地模式。但截至目前，就房地产企业而言，成功的案例只有绿地控股。

平安证券一名分析师指出，从制度收益标的来看，相对看好始终走在国企改革前列的深圳、上海地产国企，如深振业、深深房、天健集团、深振业，浦东金桥、外高桥等。

改革成功从实际操作来看，真正改革成功的大型国有房企只有绿地控股，多数房企改革都还在推进阶段。图_CFP

从管事到管资本

“基本符合市场预期”，对于此次出台的意见，上述平安证券分析师说，自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目标以来，各地方政府相继出台相关的国企改革意见，部分国有企业亦先行试点了引入战投、员工持股等国企改革方案。

本次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国资管理体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方面的国企改革目标和举措。

尽管改革过程并不容易，但从房地产类国企来看，无疑将享受到新一轮经济改革的利好，通过国有企业的改革，能够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同时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有利于房企后续全国化和国际化发展。

监管国企的组织架构变革，是业界的一大关注焦点。从文件透露的信息来看，下一步国家将在国企分类（国有企业将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的基础上，系统性筹建多个国资投资运营公司作为国企改革重要的平台，开展类似“淡马锡模式”，即政府直接授权运营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试点。这意味着国企监管即从“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资改革专家李曙光则指出，“以管资本为主”是国资监管思维的一大变化和进步，表明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将更多扮演“老板”的角色，而不是“婆婆”的角色。不再过多干预企业经营的事务，而是主要关注国有企业增值保值、做强做大做优。

国企改革要形成的类“淡马锡模式”，就是要形成一个“国资委、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企”的三级架构，国资委会成立几个大的投资公司。国家直接管资本，直接面向几大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而不是像以前一样面向一百多家国企。

实际上，在国家层面上，2014年国资委就启动包括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等“四项改革”试点工作，目前具体细节暂未披露。而在地方层面，地方国资已在加快布局改组与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广东、上海、重庆等十余个省市均明确今年将推进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目前包括辽宁、云南、上海、广州、合肥等地，已有国有平台公司开展实质性股权运作。

但李曙光等业内人士都认为，新加坡模式不能简单套用到中国。相比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我国的国有经济规模和影响力都更大，而且各个省市面临的国有资产监管情况不一样。

“国”“民”配比中的混改试验

如果企业本身没有市场化机制，无论监管机构如何发达或合理，都无法改善国企本身的道路。作为坚定的国企改革派，刘晓光一直在各个场合呼吁，要创造新国企，一定要从产权制度上改革，产权多元化，走混合所有制道路。

根据指导意见，处于充分竞争行业的商业类国企，原则上要求积极引入非国有资本，并着力推进整体上市。目前地产上市国企有 66 家（含 12 家央企、54 家地产国企），仅少量房企先行试点引入战投。

但随着上层鼓励引入非国有资本和推动整体上市，预计后续更多房企将推出国企改革方案。从实际操作来看，上海、深圳步伐最为领先，未来预计天津、山东及西南、东北等区域国企改革将加速。

这其中最成功的无疑是绿地。对绿地来说，最关键的是此前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创造了持股最多的上海格林兰投资（职工持股会），绿地集团董事长张玉良曾表示，只要具备混合所有制改革条件，管理层有努力做事的意愿和条件，绿地的混改经验就能够推广。

在其他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尝试的央企或国企中，方兴地产引入郭炳湘和华平基金等，华侨城今年3月推出的80亿定增计划引入宝能系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宝能系入股70亿元占股12.1%。

不过，此次《意见》对国企引进民间资本的表述较为谨慎，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设时间表、强调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以及在如何破除垄断方面没有过多涉及。“不搞拉郎配，不搞全覆盖，不设时间表，成熟一个推进一个”，而且“严格程序、公开公正，杜绝国有资产流失”。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混合所有制被视为国企改革的主要路径，“混合所有制说白了就是私有化，《意见》已经说清楚了，国有资产改革不能简单私有化。之前几轮简单私有化，把不良资产一卖就解决了。”薛建雄说。这一轮，必须要用国企去救国企，这样肯定更困难了。说明国企改革的速度，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快。

谨慎并非没有道理，俄罗斯就提供了反面教材。俄罗斯的国企改制中，由于缺乏透明度，国有资产被既得利益者瓜分，最终崛起了一大批私人寡头。

在国家对混改保持鼓励但却态度谨慎的前提下，民企活跃的深圳则俨然是一面镜子。目前，深圳市国资委直接或间接控股的上市房企有6家。由于股权分散、市值不大，深圳国资旗下的地产上市公司频频受到民营资本的围猎。

为了控股深振业，过去几年深圳国资委展开了与民营资本的角逐。宝能系曾多次在二级市场买入深振业，随后深圳国资委及其一致行动人也迅速增持。经过多次增持后，深圳国资委实际持股比例已达34.28%。

近日，天健集团推出22亿元再融资预案。天健集团既有民资达实投资的参与，也有硅谷天堂、高新投、红土创新基金等金融资本的支持，还搭载了员工持股计划天健如意。但是，预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深圳市国资委旗下的远致投资认购了10亿元。若此次定增顺利完成，深圳市国资委实际控制的股权将升至39.51%。

不过，尽管对引入民营资本的占比存在争论，但对于国企内部而言，最感兴趣的环节“员工持股”，这一动作可能会优先推展。通过员工持股实现管理层对公司经营管理的控制，同时又最大可能地保证国有资本在上市公司的股东权益。

深水区真好玩五年级作文300字 篇5

星期六所有的课外班都停了，所以我们决定星期六去游泳。

我们到了漓江游泳馆，在浅水区玩儿了一会儿，爸爸让我到深水区试试，我有点儿害怕，于是爸爸让我贴着边儿游，游累了就赶紧扒着游泳池边。然后我们开 始从浅水区向深水区游去。我贴着边游，爸爸在我的左边，妈妈在我的.后边，一下、两下、三下……我划了十几次水，快游不动了，就赶紧游到边上，扒着边。休息 了一会儿我们接着游，很快就到了深水区，我发现深水区比浅水区的水蓝，我问爸爸：“为什么深水区比浅水区的水蓝?”爸爸说：“因为深水区的水比较深，除了 蓝光，它把大部分其他颜色的光吸收了，所以深水区比浅水区的水蓝。”后来，我们开始玩摸脚丫游戏，就是潜到水里摸对方的脚丫子，我深吸一口气，推一下游泳 池边，开始下沉，在水里使劲吐气，“啵、啵、啵、啵……”，我终于摸着爸爸的脚丫子了，我拽着爸爸慢慢地浮了上来，这时，我发现爸爸身上有许多小泡泡，我 一摸它们，它们都跑了，真好玩。我看了看水底，水真深，我探出头问爸爸：“你能潜到水底吗?”爸爸二话没说，就钻进了水里，过了好长时间才浮上来，我还以 为他浮不上来呢!这时，哥哥和弟弟也游过来了，我们三个小伙伴开始在深水区跳水，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像冰糕棍儿一样跳进水里，玩了一会儿，我们觉得这样跳水 没意思，就想学着运动员那样头朝下跳水，我们就向爸爸请教，爸爸教我们，弯着腰，胳膊高高举起，把头埋到胳膊底下，不然游泳眼镜就会被水冲掉，我们一个挨 一个的按着爸爸说的那样跳水，可是，这个动作太难了，我们的姿势都不标准，身子平平地落在了水面上，全都打住了肚子，上了岸一看，“哇”，肚子都被打成红 苹果了，“痛死我了!”“不对，痛的应该是我。”大家都叫苦不堪。

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 篇6

《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两架B-52长程轰炸机在美东时间周一下午7点（北京时间26日上午8点）进入了中国新设立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并且飞越中日有争议的东海岛屿，事前并没有知会中国。

这两架轰炸机由关岛美军基地起飞，属于一次计划已久的演练，飞机上并没有装载武器，也没有其他战机护航。

此前美方已经声明，不承认中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也不会向中方提交飞行计划。

另据凤凰卫视记者张经义报道：

目前美国国防部做出相关的一个解释就是，关于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安排这两架B52的轰炸机飞过有争端的岛屿，我们在稍早前也访问了美国的前国务院的政策规划主任，他对于这个议题的一个看法。

他认为这次很显然是针对中国刚刚所宣布的东海防空识别区这样的一个宣告，做出一个警示。另外一方面，美国也想要对日本示出一个讯号，他们希望日本不要主动的采取任何的一个行动，他们要向日本方面表明，美国随时会跟日本站在一起，会应对任何可能的一个危机。我们得到另外一个消息，是在27日的时候，美国会有航空母舰的战斗群将会跟日本军舰战斗群在东海的区域进行演习，恐怕也会加剧这个区域的一个紧张的局势。

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26日表示，中国上周末宣布的东海航空识别区政策具有煽动性，实在毫无必要。欧内斯特说，有些问题不应该用威胁或煽动性言论来应对，而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日本各航空公司今起不再向中国递交飞行计划书

日本国土交通省周二晚表示，已收到日本定期航空协会的联络，自周三零时起，包括日本航空、全日空在内的日本国内航空公司将不再按照中国东海航空识别区的要求向中方提交飞行计划。

当天稍早前，日本航空、全日空等三家经营中日航线的航空公司按照原订计划向中国政府递交了通过东海中国防空识别区的飞行计划书。

全日空航空公司此前称，从乘客安全第一的角度考虑，决定向中国递交飞行计划书。但日本国土交通省周二下午再度强调，中国设定防空识别区的措施无效，要求国内航空公司不要向中国提交飞行计划，航空公司决定服从政府方针。

美方：B-52飞行任务在中方设东海识别区前已计划

新国际【西方媒体称美国B-52轰炸机飞越中国防空识别区】法新社、美国《华尔街日报》26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两架美国B-52轰炸机从关岛起飞，华盛顿时间25日晚间7时左右进入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报道称，B-52没有装备武器，没有战机护航。

【美方：飞行任务早已计划】美媒援引援引政府官员的话说，两架B-52飞越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过程中未与中方发生接触，而这一飞行任务是美方在中方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前就已计划开展。

美前高官：美轰炸机飞入东海识别区对中日都是警示

在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后，美军25号（北京时间26日上午）派遣两架B52长程轰炸机进入此一区域，对此，白宫副发言人欧内斯特26号婉拒回应美军动机，仅重申中国刺激性的做法与言论，将会引起反效果。而美国国务院前高层官员则对本台记者表示，美军的行动不只是警示中国，也警示日本不要采取单边行动。

在没有事先知会中国之下，美军两架B52长程轰炸机在25号进入东海防空识别区，并且飞跃中日两国间有争端的岛屿，美国国防部官员称，早在中方宣布之前，就已安排这两架轰炸机的任务，而且美国认为这领域是国际领空。当天，白宫副发言人欧内斯特婉拒回应美军动机，以及是否担忧这将造成区域局势恶化，仅重申中国的做法是不必要的刺激，而这刺激性的做法与言论将会引起反效果。美方认为争端可以而且应该透过外交途径解决。

而对此，美国国务院前政策规划主任斯劳特在回应本台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美军的目的，是要双双对中国与日本发出警示。

美国国务院前政策规划主任斯劳特：我们对中国的讯息是，不要认为你们可以这样对待日本，我们同时也对日本说，不要做出反应，因为美国就在这里。这很重要，换句话说，我们不希望日本以可能升级紧张的方式做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前国防政策顾问委员会委员卡普兰表示，美国会出动轰炸机，显然是认为区域的安全局势十分危急。

美国国防部前国防政策顾问委员会委员卡普兰：通常美国做法应该只是发出讯号，不会真的派出军机，一旦美国真的出动军机，显示出的是亚洲的安全局势真的十分危急。

美军在27号又将派出航空母舰战斗群，与日本的战舰群在东海区域会合，进行联合演习，今日美国报认为，这是美日应对区域挑战，所作出的联合测试试验。

美军2架轰炸机飞越钓岛上空 遭凤凰记者质问

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美国政府却对此提出严重关切，26号美军派出两架战机飞越东海钓鱼岛上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当天在记者会上被各国记者质问，虽然普萨基试图为美国的言行做辩护，却难以自圆其说。

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都指出，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也不影响国际空域的自由航行，这使美国政府所指出的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试图改变钓鱼岛现状，影响外国航空器飞越自由的说法难以成立。

凤凰记者：

全世界20个国家都有防空识别区，为什么中国不能有？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

我们的关切是我表达过的，这是关于中国方面单边行动看起来是要试图以单边的方式改变东海现状。

凤凰记者：

说到改变具有争议岛屿的现状，几个月前日本向钓鱼岛派遣海岸巡逻船，日本还发布了宣称钓鱼岛主权的视频。那个时候美国怎么不表达关切呢？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 我今天不想做任何关于历史的分析。凤凰记者：

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都说了中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不针对任何国家，不影响飞越自由。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

我们已经表达了我们的关切，在它们需要被表达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我们的声明也说过了。对于美军两架B-52轰炸机在没有通知中国的情况下，飞越东海钓鱼岛上空。有记者表示这样的做法违背了美国所提出的和平解决争议的倡议，对此普萨基无法正面回答。

路透社记者：

美国以这样的方式干涉，这难道不是在煽动，让紧张局势加剧？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 这，你知道。美联社记者：

派战机是完全有必要的吗？这难道不应该被视为反挑衅？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 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更多评论。

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 篇7

一、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公平与效率

在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中,最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恐怕莫过于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高考是普通民众乃至高层领导都非常关注的焦点。高考一有动静,人们就能够在门户网站的首页看到相关新闻。改革,是中国30多年来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高考改革,则是当今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词。”[1]确实,高考改革不仅贯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全过程,而且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高校、普通高中等诸多方面,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一节中,有关高考及考试改革的内容着墨最多。如若梳理30多年来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由统一到分化、由内容到方式这样一个发展变化的轨迹。1977年,作为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重要举措,恢复了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招考制度的“统一”表现为全面性、全方位性,即不仅考试时间全国统一,而且考试内容、考试形式、高校录取方式皆为全国统一。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这种全方位的统一逐渐被打破,如从北京、上海等地开始的高考科目与内容 的地方化,少数高中生不经统一考试而进入高校的保送生制度,近年来的高校自主招生更是在促使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多样化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高考改革由统一到分化的趋势。由高考内容改革到招考方式改革是30多年来高校招生考试改革发展的又一趋势。一般来说,20世纪90年代高考改革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主要是高考科目与内容的变化,所谓“3+1”、“3+2”、“3+X”、“3+ 大综合”、“3+ 小综合”,如此等等,令人眼花缭乱;而本世纪以来的高校自主招生改革虽然考试内容也不同于统一高考,但是它的变革主要是在高校招生的方式上,是将高校招生考试的(部分)权力由政府回归学校。

自1977年恢复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以来,改革一直伴随着发展的脚步,而且改革涉及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方方面面。为什么?原因是多样的。其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改变(由精英到大众化)使得高考的作用与功能在发生着变化。据统计,1977年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高校录取27.3万,录取率为4.8%;1987年报考人数为227.5万,高校录取59.7万,录取率为26.2%;1997年报考人数284.3万,高校录取108万,录取率为38%;2006年报考人数886.5万,高校录取546万,录取率为61.6%[2];2013年报考人数912万,高校录取684万,录取率为75%。高校录取率由1977年的4.8% 发展到2013年的7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77年的不足2%发展到2013年的34.5%,高等教育规模的如此变化必然要求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做出相应的改变。其二,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是连接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桥梁”,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也必然要体现在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上。譬如,如何体现基础教育领域素质教育的思想与实践,如何适应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等。因此,高考改革措施的频繁出台,改革始终处在进行时中就成为30多年来高校招生考试的一种常态。

在推进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人们会遇到许多矛盾,经常处于两难境地,这其中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与矛盾毫无疑问是最受关切的。公平是现代教育制度构建与实施的基石之一,公平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教育阶段的涵义有着些许的差异。譬如,对于义务教育阶段而言,实现公平是指每一个儿童都应享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对于高等教育阶段而言,实现公平是指每一个具有接受高等教育能力的人都应享有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里,如何判定一个人是否具有接受高等教育的能力就成为实现高等教育公平的关键所在。换句话说,是否具有接受高等教育的能力是人们享有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唯一前提条件,其他因素如性别、种族、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居住区域等都不应发挥影响作用。由于高校招生考试这一环节在人们能否进入大学、能否接受高等教育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就关乎到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实现。纵观世界各国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无论是采取单一的考试制、高中文凭制,还是采取综合制,给予每个申请接受高等教育的考生平等的机会、公平录取是制度制定与实施所遵循的基本 原则。毫无疑问,公平也是我国制定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推进高考改革的基本原则之一。不过,公平从来就是一个历史的概念,高校招生考试中的公平是相对的、不断变化的。30多年来我国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虽然一直处在改革的过程中,但是制度的本质特征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政府主导、统一考试、分省招生。这样一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形成既有历史的原因,体现出浓厚的计划色彩;又反映了我国的国情,基于地区间的差异。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角度来看,这种制度设计似乎贯彻了公平的理念,所谓“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考试分数可以看作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接受高等教育能力的尺度,成为高校招生的唯一依据。但同时,这一制度设计更体现了效率的思想,在我国这样一个参加高考人数八、九百万、地域辽阔的国度里,统一考试与招生是比较经济、效率较高的。不过应该看到,现行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中的公平是相对的,有些方面其实存在着不公平。譬如,分省招生所带来的高校招生录取分数线的地区差异,产生了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现象。尤其是一些经济发达、基础教育条件较好的省市的高校招生录取分数线偏低,使得这些地区的考生享受了“教育机会的双重优惠”(基础教育机会与高等教育机会)。又如,正是由于分省招生,一方面产生了“高考移民”,另一方面大量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不能享有与当地居民子女同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在我国如何实现每一个具有接受高等教育能力的人都享有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进一步在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中提高公平的水平,还面临着许多困难与挑战。

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政府与大学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始终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30年前颁布的《中共 中央关于 教育体制 改革的决 定》(1985年)就明确指出:“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世纪转换之际,伴随着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大批原隶属于中央部委的高校转属于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直接管理,这一改革使得高等教育管理重心下移,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条块分割”现象得到了比较彻底的改变。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所指出的那样,改变政府对高校的管理行为,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同时,如何调整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也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难点。

政府与大学,这是自中世纪大学产生以来人们在大学办学实践中经常遇到的一对矛盾关系。“从大约800年前的波隆那大学和巴黎大学起,欧洲的高等教育就面临着受国家和教会控制的问题。”[3]有学者在研究了1800-1945年间欧洲大学与政府等外部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后指出:“在近一个半世纪中,大学与其权力监督机构之间的关系是冲突,其冲突不仅局限于技术和专业事务上(课程、预算、考试和教职的任命),而且往往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问题而加剧。它们提出了关于教学和科学研究中思想自由这一永恒的问题。无论多么民主的政权都不能真正接受大学的全部自治。虽然由于中世纪的传统———那是一个大学与西方基督教教会保持有机联系的时代,它们保留了一定的独立性,但在高压之下,大学也或多或少地被迫接受了对其物质和精神上的独立性的严格限制。”[4]进入现代以后,由于高等教育规模的日益扩大和大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各国政府更加重视高等教育及大学的发展,政府依靠立法、财政支持等方式更大力度地影响大学办学,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在变得更加紧密的同时也日趋复杂。因此,如何调整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改革的重要课题。譬如,对日本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意义的“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就是一很好的例证。在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实施之前的“国立大学虽然政府对其有着各种各样依据大学特性的特别对待,但是本质上被定位于行政组织的一部分。因此,国立大学开展教育与研究活动的张力受到国家预算制度和公务员法律的约束。”“为了脱离这种国家组织的框架,使国立大学在更大的自主性、自律性与自我负责的基础上更有创意地开展高水平教育与研究活动、造就富有个性色彩的大学,国立大学法人化十分必要。”[5]不难看出,改变国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是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实施的主要目的之一。这种关系的改变具体体现在政府指导、影响国立大学方式的变化。“可以认为,政府的新的方式就是,要求各国立大学法人根据各自学校的性质与特点以6年为一周期确定中期目标,制订中期计划,并征得文部科学省的认可。在一个周期结束之时,各大学有义务将中期目标与中期计划的实现及完成情况向文部科学省设置的国立大学法人评价委员会和设在总务省的独立行政法人评价委员会报告,接受评估。”[6]也就是说,国立大学 法人化改 革之后,日本政府指导、影响国立大学不再是过去的一些行政手段,而是用评估的方式。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有着独自的特色,这种特色形成于历史与社会制度的影响之下。众所周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适应当时计划经济的社会发展需要,建立了高度计划性、统一性、集权性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如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关于修订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规定:“中央高等教育部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学制,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全国高等教育的各项规定与指示,对全国高等学校(军事院校除外,以下同)实施统一的领导。凡中央高等教育部所颁布的有关全国高等教育的建设计划(包括高等学校的设立或停办、院系及专业设置、招生任务、基本建设任务)、财务计划、财务制度(包括预决算制度、经费开支标准、教师学生待遇等)、人事制度(包括人员任免、师资调配等)、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生产实习规程,以及其他重要法规、指示或命令,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7]从这一规定中不难看出,在20世纪50年代初建立起来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中,政府与大学关系的性质是行政上的上下级,政府对大学的领导覆盖从人事、财务到教学的全部领域,大学没有办学自主权。

这种政府主导、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伴随着体制改革的实施,开始发生变化,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成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焦点。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将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作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199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32条到38条明文规定了高等学校在7个方面的自主权;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继续提出:“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自主开展教学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自主制定学校规划并组织实施,自主设置教学、科研、行政管理机构,自主确定内部收入分配,自主管理和使用人才,自主管理和使用学校财产和经费。”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究其实质就是调整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中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为什么30年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重要的法规与政府文件中,这一方面体现了高校自主权问题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说明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改革的艰难性。长期形成的政府主导、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具有巨大的制度惯性,甚至产生了一种制度文化,在这种制度下形成的观念、行为模式仍然对现阶段政府部门处理大学与政府关系产生着影响。具体表现为政府对大学的领导与管理权限没有由法律规定的明确的界限,同时政府在行使这些权限时也缺乏必要的监督与制约,因此政府对于大学办学与教育过程可以事无巨细地直接参与与领导。“大学行政化”正是对这种政府管理行为一定程度上的无限权力和政府与大学的不对称关系的恰当概括。由此可以看出,在我国这样的体制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下,如何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以便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使高校真正“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三、高校内部治理改革: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

高校内部治理改革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主导、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内,政府机构对于高校的领导与管理渗透进教学、管理的各个领域,高校是政府的下属机构,其内部管理的主要职能在于执行政府的指令,高校内部的管理结构如何似乎对高校办学影响不大。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政府简政放权、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高校面向社会需要自主办学成为时代的要求,高校内部的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如何就成为一所高校是否办得有特色、有成效的关键影响因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将“完善治理结构”作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高校内部治理改革涉及的要素很多,从我国现阶段高校内部治理的实际状况来看,如何平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或许是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关键与难点所在。

学术权力是大学这一学术组织所特有的一种权力。早在中世纪大学产生之初,巴黎大学的教师与学生就为争取大学自治的基本权力与地方大法官和主教展开了斗争,最终获得了录用新教师、制定规范大学内部活动规则、推选大学团体与外部权力机构交涉、出庭诉讼等为代表的三项基本权力(这些权力正是学术权力的主要内容)[8]。在大学长期的发展与演进过程中,学术权力已经渗透进大学的日常生活,成为大学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譬如,长期任教于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艾伦·麦克法兰在描述剑桥大学内部的权力状况时这样写道:“剑桥几乎不存在正式的制度性权力,院长或系主任不但无权实施武力,就连聘任权和解雇权也极其有限。这个古老的体系只能靠几分个人魅力和内部成员的尊敬去绵延。”“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唱主角的玩家其实是在剑桥的最基层,那就是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广大学术人员。任何改革非取得他们的赞同不可。尽管近年来情况在急速变化,但是剑桥的权力体系基本上还是一种倒金字塔结构。”[9]

学术权力除了构成大学文化之外,在许多情况下也成为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大学中的学术权力主要由教授组成的学术机构承担并使用。例如,日本广岛大学教育学研究生院教授会规则规定,教授会由研究生院院长、副院长、院长助理以及全体研究生院的教授组成。教授会的主要职责是审议并决定如下事项:“(1)关于研究生院开展教育、研究与社会服务活动的长期目标、中期目标·计划和年度计划;(2)关于教师人事;(3)关于学生录取;(4)关于学位授予;(5)关于课程安排;(6)关于学术研究;(7)关于社会服务;(8)关于各项规则的制定与修改;(9)研究生院 院长认为 必须审议 的事项。”[10]该规则还规定,各事项的决定采用票决的方式,录用新教师、授予学位必须有2/3以上的教授会成员参加会议,且获得2/3以上的赞成票方为通过。不难看出,教授会作为日本大学中学院一级的教授组织,是学院的学术权力机构,决定着学院的各项学术事务。总之,在现代大学,学术权力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首先,是人事方面的权力,包括大学校长、学校内的院长(学部长)的选举权,即校长、院长由教授选举产生,和教师的聘用权,教师的聘任、资格的审定等由教授组织决定;其次,是大学章程、规则的制定权,大学章程以及所有有关大学运行的规章制度由教授组织制定;第三,是有关大学发展与改革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即有关大学发展与改革的重大决策必须由教授组织通过决定;第四,是开展教育与研究活动的决定权。”[11]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高校现行的内部管理制度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如1961年下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第九章“领导制度和行政组织”中规定:“高等学校的领导制度,是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高等学校的校长,是国家任命的学校行政负责人,对外代表学校,对内主持校务委员会和学校的经常工作。”“高等学校设立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行政工作的集体领导组织。学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应该由校长提交校务委员会讨论,作出决定,由校长负责组织执行。”[12]这一条例中明确了校长作为国家任命的行政负责人,校务委员会是学校的行政工作组织,学校中的重大事项由校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校长负责组织执行。确实,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高校中只有行政权力,而无学术权力,只有行政人员的行政权力,而无学术人员的学术权力。在政府的领导与管理下,高校内部形成了与政府机构相同的、由上至下的行政权力系统。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高等教育改革 的深入发展,高校办学自主权的不断扩大,人们逐渐意识到依据高校办学规律、在高校办学与管理中发挥学术人员作用的重要性。由此,学术权力的概念开始从研究者的论文著作进入大学管理的改革实践。在行政权力系统仍然健全的状态下,增加学术人员的学术权力成为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2014年1月29日教育部公布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规定:“为促进高等学校规范和加强学术委员会建设,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保障学术委员会在教学、科研等学术事务中有效发挥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及相关规定,制定本规程。”“高等学校应当依法设立学术委员会,健全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并以学术委员会作为校内最高学术机构,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学术委员会毫无疑问是我国高校中体现学术权力的主要机构,教育部的这一《规程》强调了学术委员会是高校学术管理体系的核心机构和校内最高学术机构,具有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咨询等职权,建立并健全学术委员会对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为了保障学术委员会的学术性(而非行政性),《规程》还对学术委员会的组成、权责、运行等做了明确的规定。

苏宁转型进入深水区 篇8

在2013年年末，这张迫切的时间表传递的信息量不可小觑。

如果以一个字形容苏宁的2013年，唯有“变”字最恰当不过。这一年，苏宁的转型步伐没有一点停顿和迟疑——2月份集团更名为“苏宁云商”，发布“店商+电商+零售服务商”的“云商”模式，6月推进线上线下同价战略，9月份推出双线开放平台“苏宁云台”，10月战略投资PPTV，并在11月举办首届O2O购物节，在硅谷成立研究院，进军海外。

在张近东看来，2013年苏宁做了3件大事：“首先是破除组织壁垒，一季度再造组织架构，实现了双线渠道的全面融合、资源的全面共享、成本的统一核算；二是破除价格壁垒，6月推行“双线同价”；三是破除体验壁垒，将原先纯粹销售功能的店面，升级为集展示、体验、物流、售后服务、休闲社交、市场推广为一体的新型互联网化门店。比如全店开通免费WIFI、实行全产品的电子价签、布设多媒体的电子货架，利用互联网技术收集分析各种消费行为，推动实体零售进入大数据时代。”

至此，苏宁转型互联网的思路已经非常清晰，那就是所谓“一体两翼”的“互联网路线图”，“一体”就是以互联网零售为主体，“两翼”就是打造O2O的全渠道经营模式和线上线下的开放平台。

这个排名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一的零售巨人转型互联网的一举一动，一直是中国商业界最吸引注意力的焦点之一。张近东最近在不同场合的几次讲话，都在微博和微信中被广泛流传和解读。外界对于苏宁转型的判断，正从质疑、观望，开始逐渐转为积极的态度，2013年苏宁云商的股票价格从低点不足5元，一度攀升到近14元。

张近东说：“所有的转型最后都要固化成团队的文化。我们推出了一系列包括事业部组织变革、目标计划管理、员工内部创业机制等措施。“

虽然苏宁为转型付出不小的代价，2013年第3季度财报显示，销售额同比下降2.5%；亏损1.08亿元。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苏宁为转型所交的不菲学费，换取的是自己依然能够保持在零售行业的核心地位和互联网的船票，这也是未来所有的希望所在——在2013年依然火爆的“双十一”电商大战期间，苏宁还受到很多关注，而它的老对手国美却很少被人提及。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只是在战略意图全部亮出之后，余下的挑战就是如何把战略落地、执行。这些变化，将不再集中在高管们的头脑里，而是要实实在在地发生在每一个大区、每一个门店、每一个员工身上。在互联网时代，根本没有太多时间留给苏宁。所以张近东给出的期限是： 6个月。

在门店，可以看到苏宁转型所有的落地动作

新街口，南京最繁华的核心商圈。对于总部位于南京的苏宁来说，苏宁新街口店无疑是“天子脚下”的“超级明星”。

2012年还在南京大区负责销售的费海军，2013年被调任到了新街口店当副店长，恰好经历了云商战略的提出和落地。对于“店商+电商+零售服务商相结合的O2O模式”的理解，恐怕他是“店商”里最早最深的员工之一。

费海军走到一台电视前，很自然地拿出自己的手机扫了一下价签上的二维码，“你看，一样的价格，4999。”随着扫描进入易购的商品页面，费海军主动展示出来的价格的确与眼前的价签一致。作为亲历线上线下同价的店面管理者，他早就适应了店内员工和消费者的变化，“现在，大部分顾客来店里，都要先比一下价格。”

每天9：30、14：00、18：00三个时段，费海军和他的同事们会根据易购网站上的同款商品价格，进行3次价格调整，“我们有差价退还系统来保证同价，商品价签需要打印，有时候会有时间差，以后店内都更新电子价签就好了。”他说。

云商模式落地以来，全新的店面自然是经历了很多维度的全新改造，以配套实现O2O的功能。尤其像新街口店这样的旗舰店，比如wifi信号覆盖很强，还设有易购体验区——不过，这并不是所有门店目前都实现的“待遇”，预计2014年苏宁将完成100家门店的互联网化改造。

更核心的改造来自系统：门店POS系统与易购原来是两个系统，经过两个月的组织架构调整，现在数据来自同一个数据源：“双线同价，全网比价”。对于同样的商品，系统能在全国范围内保证大的基准价相同，当线上与线下价格不一样时，除非特定区域的促销，平时都是就低不就高。

“现在同行门店的人，都直接上易购监测我们的价格了。”费海军开玩笑说。了解家电业大战典故的人都能听出其中的意味，此前到彼此门店勘探价格还是要费些成本和周折的。

2013年2月，苏宁进行了大规模组织结构调整，从原来的矩阵式组织变为事业群组织。

和费海军一样，对于每位进店的顾客，店内的促销员都会主动做出这些全新的展示，这在此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从前只要有顾客提起“网上如何”或者“易购如何”，一线员工都非常抵触和无奈，“网上和我们的货可不一样，去买吧，坏了都不知道找谁。”是他们曾经最常使用的台词。

但现在店员都很善用自己的手机，有事没事的时候就研究商品价格。他们甚至愿意帮助顾客从线上下单，门店付款门店提货。因为现在易购的销量算入线下销量。从系统后台可以看到，门店的销售都标有“10渠道”，易购的销售标有“50渠道”，无论是易购下单到店里自提，还是在店里有员工帮助从易购下单，统统都算入门店销售。

这样的政策调整，也让费海军有一个明显的体会：从某种角度看，店面的一线员工最喜欢线上线下同价这个变化，因为相辅相成的是这将影响到他们的收入变化。

以前是主推产品或高毛利商品会有提成，而同价之后，升级成了“全渠道全人员全提成制。” 也就是无论线上线下的所有商品，只要输入店员的编号，下单就给促销员提成。

从一个管理者的思维出发，费海军体会到，O2O以来，更大的学问来自于线上线下的库存调配。这是一套通过后台系统的优化组合：大件商品共用库存，统一配货；而小件商品通常大库有货，门店也有货，系统的处理原则是线上订单优先寻源门店的库存，发现有货优先配送门店的货源。

“这可能是确保线上销售的考量结果。”费海军说，O2O之后的苏宁，线上线下物流、采购、价格、人员都是统一的。他理解未来苏宁的互联网门店， 将集销售、展示、社交化体验于一体，可线上付款，也可门店提货。而未来，3C、电器依旧是O2O门店实体出样的核心，同时还可以开设摄影、美妆、红孩子等互动课堂。上海长宁店已经实验了 2 年，据了解效果超过预期。

和此前不少人的悲观预期相反，O2O以及线上线下同价的战略，反而带来了很多单店业绩上的提升，就以新街口店为例，易购的销量占线下门店零售量的38%，这个数字在一年之前还只是10%。而在北京马连道的苏宁社区店，店员也表示：在同价之后，生意反而更好了一些，因为很多客户在网上比价之后，更愿意来实体店再看看实物，然后就直接下单了。

2013年11月11日O2O购物节当天，苏宁全国1600多家线下实体店平均每小时涌入100万人，较上年同期的客流量增长了近4倍，同时产生了巨大的订单量，仅一个地区的配送量就达到了2万件/天，创下了2013年的最大增幅。而苏宁易购同时在线人数突破了1200万，合计PV流量5.6亿次，移动客户端销售同比增长了10倍。

面对O2O、线上线下同价等战略，一线员工的表现显然是“欢呼”。但对于苏宁的中层管理人员来说，这些店面的全新变化，带来的除了动力，还有巨大的挑战。

以前店长的职责就是负责店面的销售，而店面升级之后，店面相当于被无限的扩大了，一方面是所售商品瞬间增扩到全品类；另一方面，包括售前售中售后在内的服务需求大量增加，很多易购上的订单，都要找到店面处理售后服务。开放平台上线以来，招商任务也分摊在了门店的头上，“集团鼓励大家介绍资源。”能感受到，像费海军这样的一线管理层，工作量和压力在不断递增。

如今的互联网门店是1.0版本，苏宁将在全国加速复制和推广。易购手机移动端入口也增加了“身边苏宁”的功能，方便消费者选择在门店自提商品。据了解，2014年苏宁会对门店KPI进行调整，不排除会对门店制定线上和线下的独立销售和毛利指标。

O2O的机会和挑战

2013年，苏宁的转型是一次剧烈的组合动作，喜忧参半。

转型的过程中，苏宁第一个担心的就是行业和社会反应：能否得到外界认可，社会上会有什么反馈。因为对于苏宁这样的企业，如果没有行业的呼应和联动，转型就是孤掌难鸣。“对这个事情，线下的企业和行业给出的是积极的反馈。”苏宁云商副董事长孙为民说。

实际上， 2013年O2O概念的火热，为苏宁的转型做了强大的背书，大家都在重新思考在电商环境下实体店的价值。而苏宁弯道超车的机会，正是来自门店。不夸张地说，这是其他电商企业完全不具备的杀手锏。一个门店，占据了地理上核心的位置，商业能力覆盖周围1～3公里，这是“电商”难以复制的资源和能力。因此如何充分利用店面这个“前台”资源并发挥到极致才是重要的。

沿着“一体两翼互联网路线图”的方向跑步执行，是一件毫无疑义的事情。一个可参考的O2O范本是美国梅西百货。通过整合实体店、互联网、移动设备、社交媒介、家庭传统媒介、音乐会、促销活动等全渠道，2010年以来，尽管其门店总体数量和经营面积均有下降，但线上业务收入、整体收入、门店增长等整体业绩都明显复苏。

而苏宁所确定的云商模式，是以互联网零售为主体，店商+电商+零售服务商相结合的O2O模式。而O2O的本质则是店面的互联网化。2013年12月，苏宁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推出了10多家1.0版本的互联网化门店。

店面的互联网化究竟应该是什么样？苏宁对O2O战略明确了几个方向：

首先是店面的功能要有新的变化。以前的店面只承担销售职能，而互联网化的目标，将改变重新梳理店面的功能和定位，评估的标准和权重也要随之变化。比如是否承担产品的展示、品牌推广的职能，是否能促进商品和顾客的互动体验，以及发挥物流和客服的服务等价值。

第二，商品的展示、陈列、出样要有更多的虚拟化技术，利用互联网后台支持下的大量虚拟化方式，形成全新的货架。比如多屏、模型、目录、二维码等。孙为民说：“技术层面不排除有第3方公司的出现，就像互联网量贩机、自提柜等全新的互联网道具。”

不仅如此，购物的流程和消费者的互动，一定要环境开放并有硬件支持。现在苏宁的门店改造正在进行，店面覆盖wifi和电子价签的更换。“如果每个店面都增设这些硬件，投资额会很大，但这也是苏宁深耕O2O的必要条件。”孙为民说。

第三是人员的互联网化。相比曾经闻网色变的店面导购，如今的工作方式对一线导购员的改变非常大。现在他们每天都会通过网络和手机先比价，寻找优势向顾客介绍商品。但这对于苏宁的大O2O战略来说显然是不够的，未来的思路在于，怎么把社交工具变成员工的个人会员管理系统；怎么把企业的会员管理，分解成个人的圈层管理，还要有后台数据支持员工和消费者互动。

事实上，所谓的圈际营销在很多地方是非常核心的营销方式，苏宁的店面在下沉到四线城市时，就亲历了圈际营销带来的压力，“所有的销售都靠关系”。苏宁希望通过以个人为中心促销，以员工代表公司，公司反向支撑每个人的运营，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让圈际效应转起来——这无疑将是一场巨大的裂变。

话说回来，明确方向的潜台词等于，苏宁的互联网店面仍然没有“达标”，仍需向目标进军。比如，传统的连锁店布局，苏宁现在很多实体门店从距离和规模的搭配来看并不合理，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决定的因素不是互联网造成的，而是之前这个行业恶性军备竞争造成的。互联网这个变量的出现反而让各个玩家解套了，心态也平和了。“现在我们跟房东谈价都不着急了。”孙为民说。

据2013年Q3财报显示，苏宁前3季度公司关店150家，影响了季度收入，预计2013全年将关店220家。对于苏宁来说，这却正是未来线下门店坚持遵循资源优化思路：布局不合理的严格控制，一二线市场主要升级旗舰店，关闭不合理的社区店，除非该店位于区域中心，或者承担物流职能；发展重点在三线市场，作为物流布局的重要节点，势必会持续加大三级市场开店力度，拓展O2O网络；而四线城市圈际根深蒂固，不会花精力开店，选择用电商的方式突破。

从外部来看，供应商的渠道也在面临互联网和实体渠道的冲突，同价不同价都有冲击。他们以往采用的绥靖政策是同一款商品换个编号分给不同渠道。但互联网让这种方法很容易被消费者发现。如何让供应商也能配合苏宁的“云商策略”，需要双方重新制定游戏规则。

在2013年初，苏宁和海信签订了2013～2015年3年销售300亿元的战略目标，双方通过产品战略、渠道拓展、供应链优化、组织对接及联合市场推广等协同举措，大力推进O2O融合的合作。截至2013年11月份，海信产品在苏宁渠道销售额中，彩电同比增长近40%，空调同比增长近70%，冰洗同比增长60%，2013全年销售目标已提前完成。

苏宁总裁金明强调，2014年与海信的合作，有两大亮点举措引人关注。一是海信旗下的华宝空调在苏宁渠道独家销售；二是海信手机产品也将于2014年全面铺开合作。同时，2014年将进一步加强产品包销定制合作。

转型的深水区和张近东的目标

对于任何一场变革而言，愿景的提出和战略的制定都是美好的，而一旦涉及到执行，涉及到组织人员的变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冲击，才是变革最关键的阶段，也是最艰苦的阶段。苏宁的转型，恰好到达了这个节点。

在苏宁内部的规划中，2013年集团本来该有4个大的动作，现在只做了3个：组织架构调整并变更公司名称、实行线上线下同价战略、开放平台上线。“第4个该做的是：人和文化的调整。这一步我们还没有全部完成。”孙为民表示。

张近东说：“所有的转型最后都要固化成团队的文化。因为只有文化上的转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传承。企业处于不同的时代，会形成时代文化的印记；企业运用不同的技术工具，会形成不同思维文化的定式。所以，在互联网的浪潮下，企业文化既不能一成不变、故步自封，也不能全盘否定，推倒重来。为此，我们推出了一系列包括事业部组织变革、目标计划管理、员工内部创业机制等措施。”

苏宁的组织结构调整，从2013年2月就开始了。苏宁云商副总裁孟祥胜介绍，最大的变化是从原有的矩阵式组织转变为事业群组织。在大区层面，扁平化垂直管理、本地化自主经营是苏宁新组织的最大特点。2013年苏宁把大区—子公司—营运部三级缩减为大区—城市终端两级管理，并大幅扩充大区和城市公司数量，增强区域化运营和本地化服务能力，提升运营效率。苏宁海内外大区数量从44个增至60个，城市终端由100多个增加至200多个，通过数量扩充和组织下沉，苏宁将增强全地域覆盖和精细化运营能力，进一步提升竞争力。

同价之后，升级成了“全渠道全人员全提成制。” 也就是无论线上线下的所有商品，只要输入店员的编号，下单就给促销员提成。

对于苏宁这样一家传统的企业，很多高管和老员工都是跟着苏宁打过硬仗，一起成长起来的。但是因为公司的巨大转型，势必让每个人的能力、知识面临重新的界定，而个人的快速学习能力也会出现差异化表现。可能在过去的优秀能力，优秀的人才，和优秀的管理方法，到了全新的阶段，就产生了变化。这个过程，就会触及到每个人的底牌。

挑战最大的，在中间管理层。从外层看，门店的价值释放，一线员工和消费者一样高兴，而中间层既要承担利润，又要承担销售，还要面对复杂度呈指数增加的全新管理局面，需要怎么做，如何创新和执行，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以前的线下时代习惯了“等靠要”，坐在店里就有顾客走进来。而面对如今的充分竞争，问题迅速就出来了。这不仅仅来自互联网能力，何时结合自身优势重新消化。例如，为了应付高压式的转型要求，现在的线上促销还是难以摆脱粗糙的价格打法，忽略了客户的体验和互联网的特性，很容易把公司品牌形象做没了。这一层面的员工，人数众多，又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如何影响、改变、提升他们，将成为转型中最大的考验。

任何一个巨大的转型背后都不可能顺风顺水，“遇到瓶颈”是所有公司都会面临的问题。变革的阻力几乎无处不在，比如谈到向互联网转型，有的人开始拿文化来说事：“互联网公司还要穿西服打领带吗？”、“互联网公司的考勤和加班怎么能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想象吗，对于一个曾经在通往餐厅的必经之路上检查着装领带的“严苛公司”，忽然被要求“允许穿拖鞋”，这一度让决策者都感到困惑——难道打造互联网基因就必须这样吗？。

孙为民对内部目前的现状没有掩饰：“没有人在阻挠变革，只是有人跟不上变革的节奏。战略变革需要执行，执行需要方法，没有方法就执行不下去。”

在2013年2月份的组织结构调整中，苏宁进行了大规模的内部人才选拔晋升，总计有3000多名知识型、年轻化干部得到晋级晋升。但据记者了解，近期苏宁内部已经开始有人以“身体不佳”的原因离开了岗位，其中不乏核心团队高管。另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苏宁员工透露，近期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人员变动发生。

人的问题，是转型的根本问题。事实上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苏宁没有等也根本等不了。除了进一步推动管理层的思想统一和转型外，苏宁还继续加强外部人才的引进和培养。除了延续以往的1200工程（2002年开始苏宁启动的人才招聘项目——每年在全国范围内招聘1200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以外，苏宁还启动了新的管理培训生计划。

根据规划，苏宁将从海内外知名高校中精挑细选100名优秀本科生、研究生，由张近东及公司总裁级高管一对一带教指导。管培生不仅在薪资福利上具有优势，更重要的是可以近距离地跟随企业管理者学习商业管理、企业运营，并在总部及大区轮岗挂职，目标是5年内成长为公司准高管，8年成长为事业部、中心、大区第一负责人的核心高管。投入成本之高，充分显示了苏宁对人才的渴求之强，以及决心之大。

6个月的期限，张近东究竟希望这次转型能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首先是消费者的体验。作为整个转型是否有效的最根本衡量标准，无论是商品的丰富度、价格的可比性、购物和服务的流程，是否能有一定的竞争能力。在张近东看来，公司的条件其实无比优越，比如开放平台不收费，但结果是，虽然产品的丰富度有所改善，仍不能和行业领头企业对标。

其次是自身的人员能力的提升。通过自己的所思所想，做出真正属于苏宁的产品和服务。如果没有能力，战役是打不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