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仲裁裁决执行管辖

劳动仲裁裁决执行管辖（精选7篇）

劳动仲裁裁决执行管辖 篇1

一、管辖法院应该是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法院。

1.《民事诉讼法》

第201条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

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256条：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包括仲裁裁决书、公证债权文书。

其他法律文书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人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当事人分别向上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由最先接受申请的人民法院执行。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10条 仲裁机构作出的国内仲裁裁决、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

二、级别管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29条： 当事人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案件，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劳动仲裁裁决执行管辖 篇2

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后执行情况

1. 案例分析

国内G公司与美国H公司就贸易项下欠款产生争议, 未能达成和解。H公司根据仲裁条款, 于2006年4月向美国食品工业协会提出仲裁申请, G公司遂通过在当地的律师应诉。2006年10月G公司获得胜诉裁决, 但H公司长时间拒绝执行裁决。无奈之下, G公司于2007年7月在美国向法院申请执行仲裁裁决。

此案中的仲裁是在美国进行的, 且是H公司提起的申请而G公司应诉, 裁决结果也清晰无争议, 却依然不能保证H公司按照裁决履行其还款义务。

这个案例揭示了仲裁的本质, 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 而是双方约定的争议解决机制, 仲裁机构仅对双方的争议进行裁定, 而无具体的执行义务。

2. 裁决后执行程序及现状

法院对已经裁决的争议不受理, 但是会在仲裁过程中进行监督以及在仲裁之后协助强制执行。

目前在仲裁裁决之后主动执行的外贸商比较少, 都需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但也存在法院强制执行仍旧困难的情况, 比如企业破产无法获得赔付, 各国法律环境不同造成的司法认定不足等问题。

二、仲裁后执行难的原因

一般来说, 拒绝执行涉外裁决的原因主要限于违反程序, 包括违反公共利益、仲裁庭没有管辖权等, 但排除以上程序问题, 就仲裁裁决结论已经达成, 仍旧无法执行的状况来说, 主要有以下一些主客观原因。

1. 送达的程序问题

仲裁程序结束后, 在裁决的执行中, 如果因为仲裁文件未能有效送达而导致当事人没有得到相关通知, 或者未能陈述意见的, 根据《纽约公约》规定, 仲裁裁决可能会被撤销或不予执行。在国内外企业沟通成本高昂或者被申请人恶意拒收仲裁文件时, 就可能造成仲裁的不被执行。

2. 地方保护主义

地方保护主义是造成仲裁后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因素, 是指当地的政府和法院相对于国外的当事人, 给与本地的当事人超过外地当事人的优惠待遇。同时, 各国的法律制度及对案件的态度不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把他国仲裁裁决视同本国裁决, 如法国、德国等国, 这就有利于仲裁裁决的高效执行;而有的国家将仲裁裁决视为他国的司法判决, 如意大利、西班牙、菲律宾、印度等国, 这就造成了仲裁裁决执行的不确定性。

3. 被申请人偿付能力

当被申请人是因为正常原因而无偿付能力时, 任何法律制度都是没办法保证执行的。因此, 缺乏偿付能力会导致无法执行的后果。比如说, 同时, 有些公司会恶意逃脱责任, 非法转移财产, 或者存在被申请人有财产但是地方政府因害怕将公司推向破产而不执行的情况。

4. 仲裁协议拟定不清所导致的程序问题

协议中如果存在仲裁机构指示不明或者仲裁员选定不当等问题, 都可能导致法院对于仲裁协议的不予承认与执行或者撤销裁决, 这些不仅会导致仲裁费用的损失, 而且也会由于仲裁的不能执行而导致仲裁申请人的经济损失。

三、规避建议

1. 从仲裁申请当事人来说, 注意仲裁协议的制定、仲裁机构的选择及有效送达等

仲裁条款内容的设定需明确, 当事人在设定仲裁条款内容时, 应该保证一裁终局、或诉或裁和可仲裁性的原则。

结合当地的法律环境, 选择权威的仲裁机构, 根据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司法环境, 更倾向于选择将他国仲裁视同于本国裁决的国家或地区的仲裁机构。

保证送达到位, 有效杜绝被申请人以此为借口提出执行异议, 避免诉讼进程的拖延。为避免送达不当的情况, 最好是在仲裁委邮件送达的同时, 申请人自行进行公证送达。

申请人还可以采用施加商业压力和威胁曝光等其他合法手段维护自身的利益。

2. 从法律制度的强制力来说, 寻求国际上的双边协助执行机制及《纽约公约》的更普遍的认定与推广

针对执行困难的情况, 我国可以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建立双边协助执行的机制, 促成国际间仲裁裁决在执行问题上的一致性和高效性。

在《纽约公约》得到普遍的认可的基础上, 加强其被认可度, 可以通过对《纽约公约》中的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程序和条件相关条款的完善, 规避因为不同国家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差异性态度而造成的仲裁的不被执行, 使得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富有效率。

参考文献

[1]刘德标.外贸实务案例精华80篇[C].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9.

[2]陈福勇.国际仲裁科学探索实证研究精选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劳动仲裁裁决执行管辖 篇3

关键词：已撤销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纽约公约》

已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是近年来在国际仲裁界引起激烈争议的一个新课题。对此，各国学者的观点以及有关的国际国内立法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法理的角度来讲，对已撤销的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肯定是一个错误的命题。然而，近年来一些国家的司法实践以及有关立法情况证明，某些类型的已撤销仲裁裁决具有一定的可执行性，这些使得传统的观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1 已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含义及其法律地位

已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是指已被裁决作出地国或裁决依据法律的国家的主管机关根据其国内法或其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而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

仲裁裁决被撤销后，它还能否在其它国家得到承认与执行的一个首要问题便是此项裁决是否还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即法律效力问题。对这一问题，传统的仲裁理论与新兴的“非国内化”（denationalized）仲裁理论的观点存在很大的差别。

传统仲裁理论认为，仲裁受特定国家的国内法支配，该国国内法决定着仲裁程序的有效性。仲裁庭所作出的裁决的法律效力主要受仲裁地法或裁决所依据的法律（一般等同于仲裁地法）的制约，即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是由仲裁地国国内法所赋予的。因此，如果仲裁地国法院不承认有关裁决的效力，并依其国内法撤销了该项裁决，则该裁决将不再具有法律效力。 然而，近年来在欧洲大陆一些国家兴起的“非国内化”仲裁理论对此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该学说主张国际仲裁应摆脱国内法律体系的支配和控制，仲裁应置于一种“超国家的准则和权力”之下，这种理论还就仲裁裁决的效力来源提出了一种全新观点，他们认为，根据仲裁的性质，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并非来源于特定国家的国内法，而是来源于一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非国内的”体系。

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但均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一些缺陷。传统仲裁理论的观点从法理的角度来讲比非国内化理论具备更为充分的理由。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看到日益国际化的国际商事仲裁与传统的国内仲裁之间的区别，而是机械地将适用于国内仲裁的观点套用到国际商事仲裁之中，在方法论上便犯了一个错误。而且，这种观点也没有注意到国际商事仲裁在各国的发展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显得过于保守。而非国内化理论在这些方面就更具有前瞻性，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该理论对于仲裁裁决效力来源的解释又太过理想化，他们所设想的那种“超国家的准则和权力”并未创立，而且何谓“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非国内的”体系也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因此笔者的观点是：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必须与特定的国家的法律制度相联系，这是一个前提，但是一旦裁决生效后，该国便不得随意取消裁决的法律效力，这种权力必须受到某种限制，否则便会为日益国际化的国际商事仲裁的健康发展设置障碍。

2 已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之可执行性分析

从根本上来说，正是由于对已撤销的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问题存在不同的认识，才导致目前各国对待已撤销裁决的态度的不一致。一些国家态度鲜明，只要发现裁决存在已被撤销的情形便拒绝承认与执行。另一些国家则并不考虑裁决是否已被撤销，而是根据其他条件，如其国内法的规定来决定是否对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在后一种情形下，执行地国法院便有可能对一项已撤销的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和执行。那么，究竟这两种做法哪一种更为合理呢？换句话说，一项已撤销的仲裁裁决究竟是否还具有可执行性呢？目前国际仲裁界对此争论颇多，各种观点可谓见仁见智。

反对承认与执行已撤销的仲裁裁决的观点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理由：第一，他们认为这种作法与法理相悖，一国不仅有权撤销裁决，而且其撤销裁决的裁定还具有绝对的域外效力。一旦承认和执行了一项已撤销的仲裁裁决，则无异于承认和执行了一项没有法律效力的裁决。第二，《纽约公约》的立法意旨是支持执行地国拒绝承认和执行已撤销的仲裁裁决。第三，如果已撤销的仲裁裁决在其它国家仍能顺利得以承认和执行，那么撤销程序的存在价值就会受到挑战。对此，笔者的观点是：首先，我们并不否认一国法院对在其境内作出的仲裁裁决所享有的撤销权，但是由此认为此项撤销权的行使具有绝对的域外效力的观点值得商榷。其次，对于《纽约公约》的立法意旨，笔者认为应该考虑到国际商事仲裁的特征及发展趋势，并从《纽约公约》整体上的立法目的出发作出更为客观的解释。第三，承认和执行已撤销裁决并不意味着对特定国家所享有的撤销权的否定。

赞同对已撤销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的观点主要基于以下理由：第一，《纽约公约》第五条和第七条的规定为这种作法提供了法律依据。第二，一国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属于法院判决的范畴。执行地国法院完全可以基于其不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理由来不予承认外国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从而决定对已撤销的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对此，笔者的观点是：首先，《纽约公约》的确为已撤销的仲裁裁决与执行提供了一定法律基础，但必须指出的是，要想建立一项较为完善的承认与执行已撤销的仲裁裁决的制度，《纽约公约》的现行规定还有很大的欠缺。仅仅以此为依据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其次，一国法院在决定是否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时，其审查依据是建立在其本国的司法或公正基础之上的。而各国关于公正的要求多有不同，因而导致承认与执行标准的多样化和差异化，从而可能导致不公正的结果，最终还是违背了《纽约公约》统一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初衷。

尽管国际仲裁界对于已撤销的仲裁裁决是否具有可执行性还存在着较大争议，但是笔者认为，无论从仲裁制度的性质、特点，还是从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来看，在某些情况下，对已撤销的仲裁裁决予以承认与执行是很有必要的。也就是说，已撤销的仲裁裁决具有一定的可执行性。另外，《纽约公约》第五条和第七条的有关规定也的确使得承认与执行已撤销的仲裁裁决具备了一定的可行性，尽管《纽约公约》的这些规定还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3 对已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予以承认与执行的实践考察

以上笔者从理论上对已撤销的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进行了分析。实际上，这种可执行性在一些国家的司法实践中也有所体现。不过，从已公开报道的几件案例来看，这些国家在作出承认与执行已撤销的仲裁裁决的裁定后，均不同程度地遇到了一些问题。有些国家虽然在个案中出现了这种作法，但随即便被后续的司法实践所否定，还有的国家则更是由此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

首先来看美国的司法实践。在著名的Chroma11oy案（Chroma11oy Aeroservices Company ， CAS v. 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 中，美国法院作出裁定，承认和执行了一项已被仲裁地埃及法院撤销的仲裁裁决。美国地方法院作出此项裁定的主要理由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一）款（e）项之规定，允许法院执行该仲裁裁决。而且公约第七条规定，当事人在被请求承认及执行裁决之国家的法律许可的方式或范围内，有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在该案中，被请求国为美国，由此推定可适用美国法，而该仲裁裁决符合美国国内法的有关规定，因而应予执行。其次，注意到合同当事人关于仲裁裁决终局性和约束力及“不进行任何上诉或其它法律措施”的明确意思表示，埃及一方在仲裁裁决作出后又提出诉讼，违背了仲裁终局性及“No recourse”条款，有违美国公共政策，因此，仅仅根据“美国的公共政策”，便可不承认与执行埃及法院的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

Chorma11y案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先例。学界对此毁誉参半、褒贬不一。从后续的美国司法实践来看，Chromalloy案的作法并未得到肯定。这一点从1999年美国法院在Baker案和Spier案中所作出的判决得到证明。

在Baker 案（Baker Marine Ltd .Danos ＆ cur1e Marine cotractors v. Chevron Ltd. ） 中， 美国法院没有采取Chromalloy案的作法，而是拒绝对两项已被尼日利亚法院撤销的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法院认为，无论是基于《纽约公约》第五条（一）款（e）项的规定，还是根据国际礼让的原则，都不能对已被其来源国撤销的仲裁裁决予以强制执行。而且Baker Marine没有提出适当的理由来说服法院拒绝承认和执行尼日利亚法院作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的判决。

两个月后，美国地方法院又在Spier v. Calzaturificilo Tecnia ，S.P.A 案中同样拒绝对一项被意大利法院撤销的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在该案中，法院所依据的理由与Baker案基本一致。

因此我们知道，Chroma11oy案并未对随后的美国司法实践带来很大的影响，它作为先例的地位也十分不确定。一般而言，只能依仲裁地法来判断裁决的法律效力，在目前条件下，已撤销的仲裁裁决还很难得到美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

从以上对美法两国司法实践的考察我们看到，无论是Chroma11oy案还是Hi1marton案在实践中的效果都不太尽如人意，可以说，在目前的国际法律体制下，对已撤销的裁决进行承认和执行的作法还不太现实。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对现存体系进行改革的问题。在对《纽约公约》的有关规定加以完善之后，很多问题将会迎刃而解。

4 现实困境与对策

我们注意到，《纽约公约》没有为各国应基于何种理由撤销仲裁裁决提供一个公认的标准，这是公约的一个重大缺憾。它造成的后果是裁决地国可能根据各种不适当的理由任意撤销在其境内作出的仲裁裁决。当这类被不正当撤销的仲裁裁决在其他国家寻求承认与执行时，执行地国法院将面临两难的选择：如果无视裁决已被撤销的情形而对之予以承认和执行，则将因无法合理解释仲裁裁决的效力来源而陷入“有悖法理”的泥潭；而如果拒绝承认和执行此项裁决，又无异于支持裁决地国的这种滥用撤销权的行为。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就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对《纽约公约》加以完善，一方面，通过在公约中具体规定可以据以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来对裁决地国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的域外效力作出限制。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对执行地国法院在决定是否承认与执行已撤销的仲裁裁决时所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加以限制，以增强已撤销的裁决能否得到承认与执行的可预见性。另外，虽然《纽约公约》第七条的规定极大地便利了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但由于该条的适用范围太过宽泛，从而有可能导致执行地国法院对这种“更优惠权利条款”的滥用，其结果反而是不利于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对此作出限制，将公约第五条（一）款（e）项规定的情形排除在第七条的适用范围之外。

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书 篇4

申请人：云南XX矿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职务：

地址：昆明市XX路XX号

申请人：昆明XX进出口公司

法定代表人：职务：

地址：昆明市XXX大厦XX座

申请不予执行事项：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CAP341号仲裁裁决违反程序、内容严重损害我国社会公共利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执行该裁决书。

事实和理由：

一、仲裁庭的组成和合同所约定的条款不符。

两申请人和E＊＊T（卖方简称）于2005年11月7日签订合同

第19条：“该合同的解释及该合同下可能产生的争议将由两位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依据英国法律裁决，两位仲裁员及仲裁庭应该依照1996年的仲裁法的条款指定。本合同将受英国法律制约，任何由合同或与合同有关的事件引起的争议（包括合同的存在，有效性和终止）将按照伦敦国际仲裁法庭的条例处理”的约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CAP341号仲裁裁决由单方指定的仲裁员裁决违反合同约定，属于无效的仲裁裁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法释〔2000〕3号）第七条：“在内地或者香港特区申

请执行的仲裁裁决，被申请人接到通知后，提出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审查核实，有关法院可裁定不予执行：„

（四）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庭程序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不符，或者在有关当事人没有这种协议时与仲裁地的法律不符的”的规定，应当依法裁定不予执行。

二、两申请人也没有收到过有关仲裁庭要求指定仲裁员或是参加仲裁程序的公函，两申请人的抗辩机会被剥夺了。

根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一款：“裁决唯有于受裁决援用之一造向声请承认及执行地之主管机关提具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始得依该造之请求，拒予承认及执行：„（乙）受裁决援用之一造未接获关于指派仲裁员或仲裁程序之适当通知，或因他故，致未能申辩者”，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法释〔2000〕3号）第七条：“在内地或者香港特区申请执行的仲裁裁决，被申请人接到通知后，提出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审查核实，有关法院可裁定不予执行：„

（二）被申请人未接到指派仲裁员的适当通知，或者因他故未能陈述意见的”的规定，应当不予执行。

三、执行该仲裁裁决将严重损害我国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当裁决不予执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XX海关X关退（2006）1号《货物退运通知书》所认定的事实，该批货物有害杂质严重超标，属于国家禁止进口的废物。这与两申请人和E＊＊T（卖方简称）于2005年11月7

日签订合同第2条：“不含对正常冶炼加工有害的杂质”的品质绝对保证不符。为此两申请人已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XX海关X关违字［2007］0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处罚，累计给两申请人造成200多万元人民币的损失。如果贵院执行CAP341号仲裁裁决，将会导致国内企业被强制，为恶意向我国境内倾倒“洋垃圾”污染环境的“洋企业”之破坏行为“买单”的可笑事件发生，严重损害我国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八条第二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法释〔2000〕3号）第七条：“在内地或者香港特区申请执行的仲裁裁决，被申请人接到通知后，提出证据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审查核实，有关法院可裁定不予执行：„有关法院认定依执行地法律，争议事项不能以仲裁解决的，则可不予执行该裁决”的规定，理应依法对香港国际仲裁中心CAP341号仲裁裁决不予执行。鉴于上列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恳请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CAP341号仲裁裁决。

此致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怎么向法院申请 篇5

住所地:北京市××区

法定代表人: 电话:

被申请人:管某，男， 年 月 日出生，汉族，现住××区某公寓，电话:

请求事项:

请求裁定不予执行北京市××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京×劳仲字[]第××××号”仲裁裁决书。

事实与理由:

因被申请人管某根本不是申请人B公司的员工，本仲裁案件的主体存在严重错误，案件并非劳动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的仲裁范围，××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故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的规定，裁定不予执行北京市××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京×劳仲字[20XX]第××××号”仲裁裁决书。

一、管某受雇于B公司业务主管邓某本人，和B公司没有任何实质关系，仲裁主体存在严重错误。

如上所述，被申请人管某根本不是申请人B公司的员工，其仅仅受雇于公司业务主管邓某个人，和B公司没有任何实质关系。

20XX年×月×日，邓某与管某签订了雇佣协议，聘请管某作为其私人司机，用于接送孩子及从事一些家务活动。

劳动仲裁裁决执行管辖 篇6

为了正确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根据一九九五年以来颁布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结合审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关于审理请求裁定仲裁协议效力、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暂行规定’和‘若干问题的意见’”。于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九日，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望各院遵照执行。在执行中有何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告高院经济庭。如本意见与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不一致的，以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为准。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请求裁定仲裁协议

效力、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若干问题的意见

一、无代理权、超越代理权、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仲裁协议，对行为人是否具有约束力？仲裁庭在查明上述事实后，能否直接判定行为人是仲裁协议的签订人，裁决其承担因其行为而产生的民事责任？

依照《民法通则》的规定，无权代理的行为人应当对其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该民事责任为因侵权而产生的赔偿责任，即对给他人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由于行为人始终未以自己的名义签订仲裁协议，故行为人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仲裁协议对其自身无约束力。如果相对人要求仲裁解决其与行为人之间的赔偿纠纷，应当与行为人另行签订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否则，仲裁委员会对该赔偿纠纷无管辖权。

二、在外贸代理中，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与外商签订的外贸合同中的仲裁协议对国内被代理人是否有约束力？

外贸代理制作为我国对外贸易活动中一项特定的法律制度，不属于《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委托代理。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中的仲裁协议，对被代理人没有约束力（合同法中规定的委托合同除外）。

三、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的仲裁协议在哪些情况下对当事人有约束力？

依照协议仲裁的原则，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的仲裁协议只对合资的股东之间或者合作方之间因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合同发生的争议有约束力。如果合资、合作企业与合资股东之一或合作方之一发生争议，该仲裁协议对双方均无约束力。

四、主合同未生效，仲裁协议是否生效？

虽然仲裁协议在合同中只是一个条款，但该条款与其所从属的主合同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合同，仲裁条款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法律对其生效的条件无其他限制性规定，主合同的生效条件亦对其无约束力。因此，合同未生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

五、下列仲裁协议应当认定无效：

（一）一方采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合同，合同中的仲裁协议作为被胁迫方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产物，应当无效。

（二）仲裁协议中同时约定仲裁委员会管辖和人民法院管辖，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另一方当事人提出异议。如：“发生纠纷，将争议提交某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依法解决。”

（三）仲裁协议显失公平。如：“发生争议，由卖方选择其认为适当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该协议直接剥夺了一方当事人寻求解决纠纷途径的权利。

六、如何理解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当事人在合同中签订仲裁条款的，应当认定当事人约定的仲裁事项是明确的，除非仲裁协议对合同列明的某一具体事项予以特别约定，该合同所列明的任何事项都应当属于仲裁范围。

当事人另行签订仲裁协议，必须在协议中明确需要解决纠纷的具体内容，如：合同的具体名称，否则，即为对仲裁事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七、一方采取欺诈手段订立的合同，合同自始无效，仲裁协议是否有效？

根据仲裁协议独立原则，如果没有证据证明采取欺诈手段的一方当事人在签订仲裁协议时对对方有胁迫行为，应当认定该仲裁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无效不影响仲裁协议的效力。

八、当事人同时约定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仲裁协议是否有效？

如果当事人对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约定都很明确，亦是可以执行的，当事人只要选择约定的仲裁机构之一，即可以进行仲裁，该仲裁协议有效。

九、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直接约定仲裁条款，但合同条款中援引其他文件中的仲裁条款，该仲裁协议是否有效？

援引仲裁条款亦表明当事人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协议有效。如：中蒙双方当事人在订立的外贸合同中约定，“合同未尽事宜适用中国与蒙古国之间的交货共同条件，”该“条件”是指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供应部关于双方对外贸易机构之间相互交货共同条件的议定书》，该议定书规定了因合同所发生的或者与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在双方达不成协商解决的协议时，应当以仲裁方式解决，并规定了具体办法。据此，应当认定当事人已经选择了仲裁方式解决纠纷，该类仲裁协议应当认定有效。

十、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临时仲裁是否有效？ 我国法律没有对临时仲裁作出规定，《仲裁法》只确认了机构仲裁制度。根据１９５８年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十条第二款对临时仲裁的确认，我国作为公约国有义务对外国临时仲裁裁决予以确认。据此，我们认为，当事人约定在我国国内临时仲裁，并同时约定或依法推定用中国仲裁法的，因违反我国法律之规定，应当认定无效。当事人约定在国外临时仲裁，应当首先审查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点或者临时仲裁机构所在国的法律是否承认临时仲裁，或者当事人选择一致的法律是否承认临时仲裁，如果上述国法律承认临时仲裁，则该仲裁协议有效。

十一、人民法院审理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审理原则是什么？

审理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法院行使的是《仲裁法》所赋予的对仲裁的司法监督权，审查范围只能依据《仲裁法》的规定，涉外案件只审查程序问题，国内案件着重审查程序问题，对实体问题仅审查证据的真伪以及是否隐瞒了关键性证据。

十二、当事人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未对仲裁协议效力提出异议，且进行了实体答辩，仲裁庭作出裁决后，当事人以没有仲裁协议为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应如何审理？

仲裁协议是仲裁成立的前提，依照《仲裁法》的规定，仲裁协议必须是书面的、明示的。《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赋予了当事人在仲裁庭作出裁决后以没有仲裁协议为由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权利，在法律未规定允许当事人以默示方式接受仲裁管辖的情况下，不论当事人是否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对仲裁协议效力提出异议或者进行了实体答辩，均不影响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所提事实和理由依法进行审理。

十三、审理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如何认定没有仲裁协议？

没有仲裁协议应包括三种情形：第一、当事人之间没有仲裁协议；第二、当事人所订立的仲裁协议因违反法律规定无效；第三、当事人所订立的仲裁协议因约定不明确，又未能达成补充协议而无效。

司法实践中下列情况应属没有仲裁协议：

（一）合同一方当事人将载有仲裁条款的合同部分转让，受让方未书面明示同意接受原合同中的仲裁条款。

（二）仲裁庭将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纳入仲裁程序，第三人与仲裁双方当事人均无仲裁协议。

十四、超范围仲裁包括哪几种情形？

超范围仲裁包括两种情形:第一，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第二，依照《仲裁法》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超范围仲裁的法律后果是裁决被撤销。有的裁决中存在范围内裁决和超范围裁决并存的情况，对此应如何审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我们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参照《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有关规定，从尽快实质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出发，如果超范围仲裁事项可以与对仲裁协议范围以内的裁决事项分开，应当只撤销超范围仲裁部分的裁决。

十五、仲裁裁决超出仲裁请求，是否属于超范围仲裁？ 当事人依据仲裁协议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请求，仲裁庭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最终裁决可能高于或低于所请求的具体数额，这种情况与法律规定的超范围仲裁属于不同的两个范畴，在此不应当将法律规定扩大解释。

十六、如何理解“因本合同发生争议”，“因执行合同发生争议”，“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

上述几种表述是当事人订立仲裁协议时通常采用的表达方式，而一旦提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时，又往往成为当事人提出裁决超出仲裁协议范围的理由，将“执行”、“履行”的内涵给予狭义的解释。我们认为，合同的履行（执行）是一个延续性的行为，包括履行中的各个阶段及一方违约后产生的各种法律后果。除非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表明仲裁范围仅限于合同履行中的某一具体阶段，如：“赔偿引起的纠纷”，“合同解释引起的纠纷”等，有关该合同的任何事项都属于仲裁范围。

十七、仲裁裁决结果正确，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是否应当撤销仲裁裁决？

仲裁程序是仲裁法律制度的核心。违反法定程序对当事人的直接法律后果是剥夺其法定权利，在法律上的意义应该高于某一具体案件的处理结果。因此只要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裁决结果是否正确不影响对仲裁裁决的依法撤销。

十八、哪些证据问题可能导致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律后果？

《仲裁法》规定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因为证据问题可以撤销仲裁裁决，一是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二是双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导致仲裁裁决被撤销的证据只能是直接决定裁决认定事实错误，从而使裁决结果错误的证据。实践中，当事人往往将证据范围扩大化，对许多与裁决认定的基本事实和裁决结果无实质联系的证据从程序上提出异议，对这类请求应当予以驳回。

十九、审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涉外案件的审理与国内案件的审理有哪些区别？

《仲裁法》第七十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涉外仲裁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审查核实，裁定撤销。”

《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与《民诉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相比较可以看出：

（一）法院对国内仲裁的审理既包括程序问题，也包括某些实体问题——证据问题；对涉外案件的审理只审查程序问题，不审查实体问题。

（二）对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的审理，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相比较有细微的区别，法定程序对国内仲裁是强制性的，对涉外仲裁有一定的灵活性，即《民诉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的“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

二十、如何理解“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

劳动仲裁裁决执行管辖 篇7

一、行政行为确定力的相对性

首都师范大学李昕教授认为, 行政行为的效力体现为“效力群”, 而非单一的某个效力, 因此, 称之为效力体系, 只有在各种效力均得以实现的情况下, 行政行为的作用效果才能完全体现。中国大陆行政法学界通说认为行政行为的效力体系由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组成。行政行为的确定力是指行政行为具有不受任意改变的法律效力。确定力是其他三种效力得以发挥的前提, 是约束政府诚信的重要保障。行政行为是否具备法律要件尚存疑问的情况下, 在有权行政机关或法院依法定程序否定其效力之前, 要求任何人均应承认其具有确定力。行政行为因具有这样的确定力, 任何人不得以自己的判断而否认其确定力。换句话说, 行政行为的确定力是指行政行为一经作出, 即对任何人都具有被推定为合法、有效而予以尊重的法律效力。叶必丰教授认为, 行政行为确定力的理论依据是“社会信任说”。如此推定和尊重, 是基于社会对行政主体及其意思表示的信任, 是对国家权力权威性的维护。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所作的一种意思表示, 行政主体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和分配者。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关于行政行为公定力的界限问题, 主要有两大学说, 即“有限公定力说”和“完全公定力说”。大陆法系大多数行政法学家持“有限公定力说”。叶必丰教授持“完全公定力说”。按这种学说, 不论行政行为存在什么样的瑕疵, 即使行政行为具有重大且明显的瑕疵, 在被依法否定前都具有确定力。

笔者认为, 完全确定力说在实践中的副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特别是在我国目前政府官员法治意识还比较淡薄的国情下, 它很容易变成官员专横的借口。在当前土地财政的背景之下, 借口补偿决定或裁决的确定力, 极易损害被征收拆迁人的利益。目前, 国内大多数学者都坚持认为确定力是有限的:从实质正当性要求出发, 无效行政行为不具有实质正当性, 所以不应当具有确定力。一方面, 为了维护公共利益, 必须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权力, 并维护这些权力的有效行使以便实现行政目的;另一方面, 又必须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强调权利保障, 重视公民参与和权利补救, 及时对行政权进行监督。这两方面都不能偏废。无效行政行为理论发端于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理论。大陆法系通说认为, 重大且明显的瑕疵是行政行为无效的原因。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4条第1款规定:“行政行为具有重大瑕疵或根据理智的判断绝对明显的瑕疵时, 无效”。日本学者也认为:“当行政行为有重大瑕疵, 并且通常人也能够较容易地把握之时, 无效。”通常认为, “重大且明显”是我国行政程序法中确认无效行政行为的一般标准, 包括并且提出了几类特别重大且明显瑕疵的行政行为范围:一是无权行政行为。二是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作出的行政行为。由于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 即使是有瑕疵的行政行为, 在未经法定程序撤销或变更的条件下, 行政主体针对同一事件作出一个新的行政行为, 应当视为前一行政行为继续有效, 而后一行政行为无效。三是行政主体违反正当程序原则作出的行政行为。从理论上讲, 行政行为是否成立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 其着眼点在于判断行政行为在客观上是否形成或存在;而所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则是法律在对行政行为是否客观存在这一事实判断基础上的再判断, 即价值判断。四是行政主体作出的内容或在形式上有引导相对人违法的行为, 对这种根本不符合法治要求的行政行为理应视为无效。可撤销行政行为是指有权主体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存在一定瑕疵的行政行为予以撤销致其失去效力的状态。引起撤销的原因是行政行为的一般瑕疵。

对于行政行为的无效, 除了由特定主体予以确认外, 行政相对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也可以自行判断并进行抵制。我国学者普遍承认对无效行政行为的抵抗。对无效行政行为, 相对人可视之为无效, 复议或审判等有关国家机关当然应当宣告该行为无效。而对于可撤销行政行为则是由有权主体按法定程序在法定的期限内予以实施的, 行政相对人在该行为被撤销或变更前仍受其拘束。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在任何时间请求有权机关对无效行政行为确认其无效;而对于可撤销的行政行为, 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必须在复议期限内或者起诉期限内提出。所以, 行政行为的确定力是相对的也是变动的, 当出现了明显重大违法或者超过时效时, 行政行为的确定力便会被击得粉碎。

二、征收补偿决定或者拆迁裁决效力丧失

征收补偿决定是解决征收补偿争议的行政行为, 拆迁裁决是解决拆迁补偿安置争议的行政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明传[2011]327号《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 (以下简称《紧急通知》) 要求, 对涉及征地拆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 凡是被执行人尚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的, 一律不得受理;凡是当事人就相关行政行为已经提起诉讼, 其他当事人或有关部门申请先予执行的, 原则上不得准许, 确需先予执行的, 必须报上一级法院批准。当事人在法定的起诉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维持之前, 原则上不予受理先予执行, 因此, 在行政行为被诉至法院以后, 其执行力暂时冻结, 确定力处于待定状态。当法院判决维护被诉行政行为效力后, 从行政行为转变成司法行为, 效力进行了提升, 通过法院强制执行, 即实现了司法行为的执行力, 也实现了行政行为执行力。

当事人在法定的起诉期限内没有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即行政行为交代诉权时应当在3个月内向法院起诉, 未交代诉权时应当在2年内向法院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8条的规定, 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180天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法》规定, 应当在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逾期申请的, 法院不予受理。这说明行政行为在有限的期限内具有确定力和执行力。在征收拆迁实践中, 通常由于政府或者拆迁管理部门的疏忽, 没有在法定的期限内, 就征收补偿决定或者拆迁裁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少数“钉子户”以维权为由漫天要价, 满足其要求必将破坏公平补偿原则、破坏公平正义, 不满足其要求就会影响征收拆迁项目的实施、损害多少被征收人的利益。政府或者拆迁管理部门显得非常无奈。如此尴尬状态, 善后工作如何进行?是否还有补救措施?显然, 不能因为没有及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就会导致公共利益不能实现, 也不能一味地放弃原则满足被征收拆迁人的要求而破坏公平正义。政府或者拆迁管理部门可以通过依法纠错, 实现行政行为的目标。众所周知, 无论是征收还是拆迁, 都需要评估, 而评估报告的有效期为1年, 超过申请期限一般都会导致评估报告失效, 以评估报告失效为由撤销征收补偿决定或者拆迁裁决, 然后重新作出征收补偿决定或者拆迁裁决。在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后, 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三、重新作出征收补偿决定或者拆迁裁决的法律依据和程序

行政机关依法纠错的程序应当在《行政程序法》中进行规范和调整, 遗憾的是, 我国并没有行政程序法, 导致行政机关纠错存在障碍。事实上, 虽然我国没有统一行政程序法, 但是, 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规定了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法定条件,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了补偿安置裁决的法定条件, 这些法定条件可以作为依法纠错尺度和标准。可以说, 纠错的程序为做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 纠错的法律依据为做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 即“遵循原路径”原则。具体来讲, 行政机关纠错应当遵循以下规则。

1. 纠错时必须遵循更加严格的规则。

应当纠正的行政行为, 应是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以及由于事实的改变和法律的修订而不适宜再存续的合法行政行为。这是由行政行为确定力的相对性所决定的。行政机关侵害相对人利益、违背公共利益、破坏公秩良俗的行政行为, 法律不仅不禁止其纠错, 反而要求行政机关及时纠正。同时, 对于作出时符合公共利益, 但由于超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期限而无法实现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 行政机关也应及时予以破解。但这种破解也只有在有确凿的证据证实原行政行为违背或已无法实现符合公共利益时才能进行。惟有如此, 才能实现实质上的公共利益。

2. 行政机关纠错的限制。

按照依法行政原则, 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都应予以撤销或变更。但在特定的情况下, 即使行政行为违法, 也不能将其撤销。如撤销授益行政行为意味着剥夺相对人基于对行政机关的信任而已经获得的利益, 即信赖利益。当撤销授益行政行为时, 可能会给相对人造成较大的损失。因此对授益行政行为的撤销应予以限制。行政机关自我纠错时, 对于授益行政行为, 如果相对人主观上有故意或重大过失, 应撤销该行政行为;如果相对人主观上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 原则上不能撤销该行政行为, 除非不撤销会对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造成的损失明显地超过了应保护的相对人的信赖利益, 这时应在给予相对人合理补偿后, 撤销该行政行为。在旧城改造中, 一些地方政府进行毛地出让, 许多被拆迁人已经搬迁, 只有少数被拆迁人拒绝搬迁, 拆迁裁决已经超出了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 为了实现开发商的信赖利益和多数人回迁的愿望, 裁决只有撤销然后重新作出, 再依法申请强制执行, 才能实现开发商的信赖利益和广大被拆迁人的利益。

3. 行政纠错中的唇齿关系。

行政机关自我纠错既要纠正原行政行为的违法或不当, 又要作出新的合法的行政行为, 两者不可偏颇、不可省略, 因此纠错和作新属于唇齿关系。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主要表现为:证据不足、超越职权、滥用职权、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行为不合理、不适当。对丧失确定力和执行力的征收补偿决定或者补偿安置裁决, 可以径行撤销, 效力戛然而止;而重新作出征收补偿决定或者补偿安置裁决则需要告知相对人并给予其陈述和申辩的机会, 在采信新的证据材料时应当给予相对人知悉和辩论的机会, 这是行政程序公开、公正原则以及程序参与原则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