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劳动教育内容

家务劳动教育内容（精选11篇）

家务劳动教育内容 篇1

首条保留“爱党爱国爱人民”

此次颁布的《守则》共9条，282字，比旧版减少了1条，内容涵盖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其中保留了2004年守则中仍具时代价值、体现中华传统美德、应长期坚持的内容，如“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孝亲尊师”、“珍爱生命”等。

据悉，教育部去年曾向社会公开了一份《守则》的“修订征求意见版”，当时也为9条，与此次发布修订版条数一样。“征求意见稿”第一条的“爱祖国”未出现“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曾引发广泛讨论。北京青年报记者对比2004年旧版发现，新版《守则》继承了旧版，首条保留了“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的内容，并且增加了具体内容，如“了解党史国情，珍视国家荣誉”。

增加“主动分担家务”等生活化内容

相比旧版，此次的修订版守则补充了一些更具操作性、学生可以做到的具体行为规范细则，如主动分担家务、自觉礼让排队、不比吃喝穿戴、节粮节水节电等生活化内容。新守则里不仅增加了“不说谎不作弊，借东西及时还，做到知错就改”的诚实守信的细则，还有诸如7、8两条的“不吸烟不喝酒”、“红灯停绿灯行，防溺水不玩火”的健康安全提醒。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有利于将有关要求真正落到实处，实现学生知行合一。”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此次修订偏重“生活化”、“具体化”，也是回应了许多一线校长、班主任等教育工作者的关切。此前有基层老师校长反映2004年版的守则有些内容比较宏观，不够具体，学生理解有一定困难，有些要求难以落到实处，因此，这次的修订版把相关的要求具体化，便于学生学习和遵守。

各地可根据实际制定日常行为规范

从2004年到今年的新版守则出炉，整整过去了11年。新守则与时俱进，相应增加了新时期中小学生的成长发展中学校、社会和家庭高度关注的内容，如养成阅读习惯、文明绿色上网、低碳环保生活等，并且将“家风”、“美德”的表述更加细化。

值得一提的.是，守则的最后一条“勤俭节约护家园”中，既有针对个人行为上的“不比吃喝穿戴”准则，也有“节粮节水节电”的细节提示。相比2004年老版的“勤俭朴素”、“热爱大自然，爱护生活环境”表述，此次的改动，可操作感明显增强。

教育部通知中还表示：“各地可依据修订后的《守则》，结合实际情况，制订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供图/CFP

内容

《中小学生守则》诞生历程

1981年《小学生守则》发布。

1991年《中学生守则》和《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发布。

1994年《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发布。

2004年《小学生守则》、《中学生守则》合并补充为《中小学生守则》。

2012年，教育部启动修订工作，将《小学生守则》、《中学生守则》和《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三者合而为一，形成了新的《中小学生守则》，即把70条规范浓缩成9大准则，并于2014年公开征求意见。

中小学生守则(2015年修订)

1.爱党爱国爱人民。了解党史国情，珍视国家荣誉，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

2.好学多问肯钻研。上课专心听讲，积极发表见解，乐于科学探索，养成阅读习惯。

3.勤劳笃行乐奉献。自己事自己做，主动分担家务，参与劳动实践，热心志愿服务。

4.明礼守法讲美德。遵守国法校纪，自觉礼让排队，保持公共卫生，爱护公共财物。

5.孝亲尊师善待人。孝父母敬师长，爱集体助同学，虚心接受批评，学会合作共处。

6.诚实守信有担当。保持言行一致，不说谎不作弊，借东西及时还，做到知错就改。

7.自强自律健身心。坚持锻炼身体，乐观开朗向上，不吸烟不喝酒，文明绿色上网。

8.珍爱生命保安全。红灯停绿灯行，防溺水不玩火，会自护懂求救，坚决远离毒品。

9.勤俭节约护家园。不比吃喝穿戴，爱惜花草树木，节粮节水节电，低碳环保生活。

对话

新准则和校训班规相结合

实施效果最明显

对话人：北京市陈经纶中学知名班主任陈旭

北青报：你认为此番时隔11年对中小学生守则作出更改是否有实际意义?

陈旭：是的，因为之前的那版守则已经印发了很多年，部分内容已经跟现实的学习生活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或者说跟不上时代变化的节奏了，这次的新版守则则是紧跟时代的变化，很多内容都富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北青报：新版守则中保留了部分仍具时代价值、应长期坚持的内容，这对于中小学生来说真的还有教育指导作用吗?

陈旭：里面涉及到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诚实守信等内容，其实不仅仅是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有着教育作用，对于咱们每个公民来说，都是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这是必须要在守则中坚持的，这对于培养孩子的人格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北青报：在新版守则中，增加的内容多是以更具操作性或者是学校、社会和家庭高度关注的为主，这是不是说明这些问题需要尽快解决?

陈旭：新的守则具备很强的时代性，里面的内容都是贴合实际的，这些内容确实存在并且需要教师和家长以及社会相互配合、监督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其实守则的最主要的作用是引导孩子们形成良好的价值观，这些内容的加入其实反映了部分孩子的价值观存在问题，希望这样的改变能让更多的孩子和家长认识到这一点。

北青报：从基层教师角度来看，如何才能让新版的守则变得更加行之有效而不是一纸空文?

陈旭：应该从开学前的学前教育和班级建设入手，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大多数情况下老师是不会直接给学生讲解守则内容的。因此借助新生进校开展和校训校史有关的培训时，加以配合最新的守则内容，让这些规章制度变得更加灵活和个性化，也有助于孩子们理解和接受。同时在班级内部进行管理的时候，也可以结合更加具体的内容制定属于各个班级、各个年级不同的规定，这样才会让守则真正发挥作用。

北青报：既然新版守则仍然有很强的实际意义，那么在哪个年龄段进行推广和宣传所能达到的效果最好?

陈旭：当然是越小越好，因为学生的习惯都是从小养成的，如果从小学阶段就开始对他在行为准则上高标准要求的话，这对于他尽早熟悉学校的学习环境，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建立健全他的心智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毕竟很多时候，当学生完成小学或者初中学业后，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行为和思维准则，想要再作出改变，就变得困难了。文/本报记者 张昆龙

专家解读

减少“概念化”的表述是一大进步

对于新《中小学生守则》的变化，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微博)昨日接受采访时表示，修订版《守则》相比旧版减少了许多“口号式”、“概念化”的表述，尽量避免“假大空”是一大进步。他认为，颁布学生守则实际上是一种规则教育。针对中小学年龄段的学生，帮助其树立起规则意识，养成基本的行为规范，最终达到现代公民教育的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不能光喊着爱劳动这样的抽象口号，而是要清楚告诉孩子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这一次中提到主动承担家务，这种细化是值得提倡的。规则越细致，教育的方向也将越明确。”

家务劳动教育内容 篇2

我先从里面打扫开始，小角落、桌底下统统不放过，一不小心，我的手被扫帚上的竹条扎出了血，妈妈看了后，伤心地说：“不要打扫了，休息一下吧。”“不”，说完就拿起扫帚继续打扫起来。

接着，我又拿起拖把，开始逐个房间地拖，一不小心头撞到了床角，痛的我眼泪都出来了，但我没有放弃，继续工作。一个小时后全部拖完了，只感觉腰酸腿痛，手脚发麻，但一看整洁的地面，觉得辛苦没白费。

最后，拿起换下的衣服，把全部衣服洗得白白净净。

事后，妈妈好好地把我表扬了一番，通过这次的劳动，体会到妈妈真的不容易，真的好辛苦。

从家务劳动到社会劳动 篇3

在这近百年的时间里，女性是怎么一步一步取得现在的地位，职业化女性又该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在新常态下，女性又会遇到什么纠纷，遇到纠纷时又该如何解决呢？

传统社会以自然经济为主导，劳动生产组织主要是以家庭为主，每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经济生产单位，因此，劳动分工围绕家庭的需求产生。这种需求主要还是根据男女不同的自然属性来确定的。“男耕女织”这样的劳动分工与传统农业社会的需求是相适应的，也是由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自然经济条件决定的。对女性而言，家务劳动所需要的体力付出远小于田间山林的劳作，而且家庭这个环境与外部世界的奔波劳碌比起来要安定得多。因此，“女主内男主外”成为数千年农耕社会固有的家庭范式。

在传统社会中管住了家庭也就相当于控制了社会。稳定而有效的家庭秩序与稳定而有效的国家政治，二者之间有很多相通之处。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大夫追求“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目标，正是建立在对“家国一体”观念的高度认同基础之上。而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套学说与“男尊女卑”这种等级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根深蒂固，影响延续数千年，至今未能完全消除，也不是没有来由的。

历史的转折发生在18世纪后半叶欧洲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化大生产代替了小家庭作坊。商品经济代替了自然经济。家庭不再是经济生产的主要单位，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成为个体获取劳动报酬提升经济地位改善生活条件的主要形式。

客观地说，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为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提供了机缘。在工业化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劳动者不得不进入劳动力市场，失去土地的农家女子为了家庭生计，也不得不成为女劳工。英国著名作家哈代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就非常形象地描述了一个英国农家女子变成女劳工的整个过程。

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女劳工群体也不断壮大，与男子一样从事社会劳动，遭遇在工作和分配之中男女不平等的实际损害。她们最早觉醒并为自己争取平等权利，也正是她们最早提出“同工同酬男女平等”的要求并诉诸行动。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西欧，因此女权运动首先在西欧产生，实为理所当然。

如果说西方妇女权利意识的觉醒是源于工业化过程中男女劳动方式越来越有趋同性，从而让她们认识到了男女权利不平等的现实存在，由此激发了她们的权利意识与抗争活动的话，那么，中国妇女解放的过程，却是源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的变革。正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需求，推动了中国妇女解放的步伐。而这种推动，是由引领社会变革方向的男性精英来达成的。

晚清时期，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出于对“亡国灭种”的忧虑，在“强国保种”的旗帜下打出了反对妇女缠足的口号，并推动满清政府颁布了允许女子入学就读的《女子小学章程》和《女子师范学校章程》。女子教育由此走出了第一步。妇女恢复天足，接受教育，维新人士从现代社会进化的角度出发，希冀提升妇女的素养，更好地履行生儿育女的“天职”。他们的出发点不一定是让妇女参加社会劳动走自己谋生之路。民国初年，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汤化龙就公开宣称，让妇女接受教育就是为了达成培养“贤妻良母”的目标。由此可见，当时对妇女教育的认识与传统社会并无本质的差别。

“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最先意识到妇女解放与“社会变革”关系密切。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发刊词中就将妇女解放视为反封建专制的主要内容之一。从大方向来说，中国妇女数千年来受传统社会角色分工的限制而困于家庭之中，无法参与社会变革活动；就妇女个人而言，由于家务劳动无法获得报酬，导致妇女在经济上完全依赖男子，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基础。所以，让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被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视为解放妇女的根本目标。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妇女摆脱家务劳动，参加社会劳动，获得“经济独立”，从而达成“解放”的目标，就已经被确定下来。

尽管“五四”时期有关妇女解放的呼声不断，但囿于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中国妇女能真正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获得经济独立的人数并不多。真正将妇女卷入社会劳动大潮的是随之而来且持续数十年的战争—战争将大量青壮年男性送上前线，留下无数空缺的劳动岗位。由此所导致的劳动力缺口只能由妇女来填补。战线后方的工厂、农村或医院之中，妇女的劳动无处不在，她们的劳动为危难之时的国家、民族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那时的妇女劳动，被纳入国家政治的范畴来对待。

1940年，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妇委的一封信》中就充分肯定了妇女劳动的伟大意义：“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正因为妇女的劳动为战争提供了重要的后勤支持和物资保障，所以，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争取胜利的重要策略之一，被提升到政治的高度来看待。参加社会劳动的妇女受到褒奖，政治地位也不断提高。新中国建立之后，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更是被视为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而获得了充分的肯定，政治地位及经济地位都不断提高。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劳动，经济独立的职业妇女，通常都被视为获得了“解放”的妇女，她们比仍然留在家庭中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更受人尊敬，社会地位更高，经济条件也更好。这种状况至今持续。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妇女解放的起点始于社会政治变革，随后一直都从属于国家、民族、革命的主题，服从于国家政治的需要。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变化，妇女的地位也不断提升，但推动“解放”的外力多于内力，即使妇女现在广泛参与社会劳动，也不代表其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也不代表她对自身责任、义务及特长有清醒的认识，更不能代表她能自觉意识到自身在社会、家庭中的作用和价值所在。

源于外力推动而非自身觉醒的妇女“解放”，一旦遭遇外部条件的变化，其窘境就会暴露无遗。尤其离开了国家、民族、革命这些严肃的主题，面对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种种压力，不少职业妇女的处境就会变得十分难堪。

参加了社会劳动的现代妇女，同时还承担着生儿育女这个自然赋予且不可推卸的责任，家务劳动的负担依旧沉重，作为“解放”的现代妇女，她们既要承担经济独立的压力，又要承担母亲和妻子的家庭义务。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的双重负担，是真真切切落到她们肩膀之上。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迫，令许多职业妇女疲惫不堪。以至于有不少妇女为摆脱繁重的社会劳动而选择其它更为轻松却为道德不容的方式去谋求“经济独立”。由此又派生不少新的社会问题，形成新的社会矛盾。

妇女走上社会，是妇女解放的前提，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将妇女获得与男子一样参加社会劳动的权利视为妇女解放的根本目的，则未免失之简单。如何让普遍参加了社会劳动的现代妇女真正获得身心的解放，在当下，乃至于未来，仍然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来探索的问题。

一次家务劳动 篇4

今天，我们家举行了一周一次的大扫除。

一到星期六，我们家就举行大扫除。因为星期一至星期五，我们都没时间打扫卫生，所以，我们每个星期六都要大扫除，让家更干净。

一听到大扫除，我就来劲儿，为什么？因为每次大扫除，我都大显身手，令爸爸妈妈刮目相看。记得上次我负责扫地，不一会儿功夫，我就扫完了。嘿！还真干净。爸爸说：我干得很好。并说这次给我点难度。哼！什么能难得到我？来吧！

这次大扫除，我负责洗碗。什么？这么简单？而爸爸却说跟我打赌，我只要把碗洗干净，并且检查不出问题来就给我10元钱，当然，我输了就得给爸爸10元钱。

哈哈，我赢定了！

我早早的做完作业，就等着吃中饭了。我没有注意菜是什么，就想着快点吃完，快点洗碗！

开始洗碗了，我在脑海里过了一遍洗的过程，先是洗小的筷子之类，再洗碗，最后洗锅。好了，正式开始喽！

我先洗筷子，洗筷子很简单，只要水冲一下，再

抹去上面的油渍就行。洗碗有点难，需要仔细地擦洗，最后还要用消毒液过一下。在洗碗过程中，有一只碗最难洗，它的上面有一块深褐色的污迹，无论我用水冲还是用手擦，它像个“顽固分子”就是不投降，气得我抓耳挠腮。一旁的爸爸不耐烦了，一把抢过碗，用沾满消毒液的钢丝球一擦，“顽固分子”立马投降。“哈哈，”我说道“，‘姜还是老的辣’这句话一点儿也没错。”爸爸一笑，示意我继续。

最难洗的就是烧饭用的锅了，锅巴好像和锅底在玩贴大饼的游戏似的，贴得紧紧的。无论我怎么刷，怎么冲，就是下不来。只好请教爸爸，爸爸告诉我，先用水烫一下，等锅巴软了，再用力一刷，就大功告成了。

最后一步，就是给爸爸检查了，爸爸看都没看，就指着一只碗说：“上面有脏东西，不合格！”他一连找了好几个碗，都不合格。“啊？这么多！”我惊呆了。我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按照他的要求又洗了一遍。本来就用了二十几分钟，再洗一遍，又用了十几分钟。两个加起来，都快到四十分钟了。晚上，我拿着十元钱对爸爸说：“爸爸，你赢了，这十块钱„„”

“不用了，”爸爸打断了我的话“，只要你明白：有

些事看似简单，但做起来难。所以，千万不要夸下海口。你懂得这个道理，我就心满意足了！”

今天，我既学会了洗碗，又懂得了一个道理，真是一举两得呀！

Lenovo-b6fe81e8

00-18-DE-40-A5-18

家务劳动 篇5

吃过早饭，我与爸爸一同干起活来，我一会儿扫地，一会儿擦窗户，干的风风火火。又过了会儿，我又是拖地又是丢垃圾等等……表现的生龙活虎，活灵活现，爸爸懒洋洋地擦了一下桌子，我便乘胜追击，把爸爸该干的活都做完了。

家里变得闪闪发亮，被我弄的也窗明几净，仿佛焕然一新。

下午，妈妈回来了，看着家里干干净净的样子，问：“这是谁干的哦”?爸爸美滋滋地说：“你猜猜”?呵呵，都是我们的儿子干的呢!

家务劳动作文 篇6

我选中了大卧室。我先把卧室里的小家具等搬出去，然后把地板打扫得干干净净：先用扫帚扫掉灰尘，再用拖把拖一遍，不干净的地方再用抹布擦。等地板干了就开始上蜡了。

我是从卧室的最里面往卧室门口上蜡的。我先倒几滴地板蜡出来，然后用抹布把地板蜡在地板上涂均匀。有时候我倒的蜡多一些，就涂多一些地板面积;有时候我倒的少一些，就涂少一些地板面积。我感觉好像过了很长时间，终于涂完了最后一平方米。那时，我已经汗流浃背了，一滴汗水挂在了眼睫毛上，不久，便滴落到脸上了。

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的完善 篇7

离婚救济制度的设计历来为各国婚姻家庭立法所重视, 此制度的出现使得婚姻家庭法的基本功能得以充分的发挥。中国正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 但在最近几年, 现代社会越来越高的离婚率引起人们对婚姻的价值的思考。当今社会, 仍有一些群体处在弱势地位, 在离婚过程中, 自己的合法权利遭到侵害却浑然不知或者即使知道也不懂得应该去哪里求助, 这些情况都要求我们对现行的婚姻法进行理性的、全面的思考, 并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制作出合理可行的方案, 从立法角度入手, 填补法律漏洞, 真正做到维护婚姻家庭和谐幸福的秩序。

一、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概述

“男主外, 女主内”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 尽管是在提倡男女平等的今天, 大多数家庭中的家务劳动仍是由女性完成的。以前, 女性基本不出去工作或者很少出去工作, 女方的所有工作便是家务劳动以及赡养老人。如今, 大多数女性已不再是全职主妇, 白天她们都出去工作, 晚上回到家仍然要独自做家务。很多人都把做家务看成是女性的“专利”。

如果用一个公式来表达家务劳动与社会收入之间的关系的话, 家务劳动对于社会收入的影响与其家事劳动时间的长短成正比关系。可以说, 劳动的一方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自己工作、事业上发展的机会, 通过做家务, 减少另一方花在家庭上时间、精力, 成为另一方收入的增加的坚实后盾。因此, 必须肯定家务劳动的价值, 通过婚姻财产的方式体现出来, 换句话说, 家务的主要承担者就其为家庭付出较多这一事实, 可以向另一方请求给付补偿, 婚姻法中的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由此产生。

(一) 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的含义

中国《婚姻法》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 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 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 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抚育子女, 包括时间、精力、物质等方面的照顾、抚养、教育子女。照顾老人, 主要是指给老人带来精神上的安慰, 关爱他们的健康, 给予经济帮助。该老人应为配偶对方的父母及长辈近亲属, 而不包括付出较多一方本人的父母及其他长辈亲属, 因为根据中国法律规定, 儿媳、女婿没有赡养公婆、岳父母的义务。协助另一方的工作, 主要是指在配偶所从事的职业或生产劳动经营业务等工作上给予帮助。家务劳动是婚姻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是对家庭的投资。

家务劳动, 是指本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 为直接满足本家庭成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 不包括已由外人代劳的家务劳动。能给家庭带来经济利益的, 不一定是通过工作、事业来获得, 家务劳动可以节约家庭经济成本, 减少家庭支出, 间接增加家庭财富。现在社会中, 很多女性以牺牲自己发展的机会来为家庭创造舒适的生活。而一旦婚姻宣告破裂, 这些女性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 有的甚至变成生活困难。

家庭经济补偿制度是补偿性质的, 不属于赔偿, 它是由于夫妻一方付出较多义务而产生, 不是因为一方的过错所给予的财产利益。它是给付出较多义务而导致在其他方面, 例如工作上未能投入较多精力、在事业上不能有足够时间而不能取得很好成绩的补偿。该制度能够给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心理安慰, 保障公平。

根据婚姻法40条的规定可以看出, 只有在夫妻双方书面约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家庭中, 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 在离婚时才可以向另一方主张经济补偿, 无论是在婚姻存续期间还是在离婚之后都不能主张。这是对家务劳动经济补偿的三重限制, 一是前提要在婚姻存续期间双方书面约定为财产分别制;二是主体特殊, 只有夫妻双方为家庭生活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才可以主张;三是时间限制, 只有在离婚之时才可以要求, 婚姻存续期间与离婚之后均不能主张家务经济补偿。要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才能有资格请求经济补偿。这三大枷锁使得将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真正运用到实际生活中的离婚家庭少之又少。

(二) 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确立的必要性

1. 肯定了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

婚姻产生的家庭不仅是一个社会组织, 也是一个经济组织, 具有实现人口再生产、教育子女、赡养老人和组织经济生活等社会职能。若要履行这一职责, 需要家庭成员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 从事繁重琐碎的家务劳动。如今, 给予家务劳动以经济评价已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对家务劳动的经济评价实质上是承认了夫妻一方 (主要指妻子) 家事劳动与夫妻另一方的社会职业劳动具有同等的社会经济价值地位, 贯彻了男女平等原则, 也使得家务劳动在夫妻财产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从婚姻立法的角度对家务劳动的社会经济价值予以肯定, 承认它是社会劳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很好地保护家庭中为家务付出更多的一方, 这对社会的发展、延续也有很大的意义。

2. 维护社会公平和保护弱者

家庭生活的范围很广泛, 涉及抚养儿女、照顾年迈的老人, 处理生活各个方面的家务劳动。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一方的家务劳动付出能给双方带来收益, 婚姻关系终止时, 为家庭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 不能得到相应补偿, 这就相当于不付出劳动的却可以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 这不符合公平原则。另一方因为不做家务或者很少做家务, 拥有较多空余时间, 就会有不少研习、进修、发展事业的机会。一旦婚姻宣告破裂, 如果不能给劳动方以经济补偿, 会对承担家务劳动一方造成心理不平衡, 因此, 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可以实现法律公平公正。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也是法律所寻求的公平正义的结果。

3. 保障婚姻自由

中国法律规定, 男女双方在结婚时有缔结婚姻的自由, 同样, 夫妻双方也有离婚自由, 这是对意识自由和人权的尊重。中国婚姻法关于离婚的指导思想是“保障婚姻自由, 防止轻率离婚”。但在现实生活中, 有些夫妻长时间感情不合, 家庭生活并不幸福美好, 他们不选择离婚,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他们对家庭付出很多导致社会竞争力减弱, 倘若离婚得不到补偿, 迫于生活水平可能下降的压力, 于是他们即使感情生活不美好, 但他们仍维持着名存实亡的婚姻。据调查, 44%的离异女性表示物质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或明显下降。因此, 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保障了婚姻的自由。

4. 维护妇女权益

当今社会倡导男女平等, 维护一切公民的合法权益, 但是, 现实生活并不像法律设想的那么美好, 我们仍无法摆脱女性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这一事实。离婚不对付出更多的一方予以经济补偿, 对于劳动方是极不公平的。女性仍处在需要更受保护的地位, 制定家庭经济补偿制度可以很好地维护妇女的权利。妇女在婚姻家庭中付出巨大的时间、精力, 在很多人眼里, 这是理所当然的, 但男女平等, 家务劳动不应该只由女性一方承担或承担大部分;对于女性为家庭的付出, 应该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正视, 应认可其价值, 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

5. 增强家庭责任意识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可以加强承担家庭责任的意识, 夫妻双方作为家庭的主要成员, 是法律上是平等的, 没有谁应该对家庭有多付出的义务, 因此, 家务劳动理应由夫妻双方共同完成。对于付出更多的一方, 在离婚时应给予相对应的补偿。婚姻家庭生活需要夫妻双方在时间、精力、感情等多方面投入。当今社会, 竞争日益激烈, 很多人为了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而忽略了家庭, 倘若人们因为觉得婚姻的脆弱或者自己的付出未必有回报而不愿为家庭付出更多, 那这样的家庭也许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最终走向失败。确立家庭经济补偿制度, 从法律的角度倡导和弘扬对婚姻家庭的奉献精神, 有效引导人们在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 兼顾婚姻家庭的整体利益, 较多地以家庭利益为出发点来调整自己的位置和角色。这对促进夫妻双方努力营造和谐家庭, 进而达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有巨大的作用。

二、中国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的缺陷

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中规定了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 它填补了家务劳动在法律中的空白, 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设立, 保障了分别财产制下付出较多家庭义务一方的权利, 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在司法实践中真正适用的很少。

从《婚姻法》的规定可以看出, 请求家务劳动补偿须符合下列条件:一是婚姻双方书面约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归各自所有;如果没有约定, 则按照共同财产分割的规定, 进行适当分割;二是必须一方因抚养子女、照顾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 付出了较多义务;三是务必在离婚时提出请求, 如果已经离婚或离婚后再婚的, 则丧失请求补偿的权利。

(一) 适用的范围过窄

中国人民受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影响, 习惯于夫妻一体, 欠缺婚姻家庭生活中财产分别管理的观念, 尽管立法规定了法定共同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两种婚后财产模式, 但真正约定采用分别财产制的家庭凤毛麟角。目前, 中国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数量很少, 适用约定分别财产制的城市家庭不到5%, 农村家庭不到1.1%。在结婚时约定分别财产所有制的, 可能会被扣上“为离婚做准备的”帽子。所以, 现实生活中更多的家庭所适用的财产制是共同财产制, 那么即使是履行家庭义务较多的一方也不能够请求另一方给予补偿。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当事人没有得到公正的补偿。这导致了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形同虚设。而且, 法律规定只涉及孩子的抚养、老人的照料、协助配偶的工作, 付出了较多义务, 但在实际活中, 为家庭付出较多的不仅仅包括这几个方面还包括家务劳动以外的其他有形付出及无形付出。

(二) 举证困难

根据规定, 只有一方因抚养子女、照顾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 付出了较多义务的才能在离婚时要求经济补偿。事实上, 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很难对自己付出较多义务进行有效地举证。在婚姻存续期间, 人们不会为了自己以后可能离婚做准备而收集证据材料;并且对于何者才算是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没有明确的界定。家务劳动是指为了满足家庭成员生活需要所从事的劳动, 包括抚养子女、照料老人、做饭洗衣及其他的一些家庭琐事。家务劳动的界定, 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衡量标准, 这就给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家务劳动, 有的是有形的家务, 它可以用市场价值来衡量;有的是无形资产, 无法衡量其价值;有的是非财产性劳务, 如夫妻一方在另一方的协助下获得了无形资产, 如文凭、资格证书和某种谋生技能、一方对另一方精神上的支持、对子女的关怀、对老人的慰藉等等, 目前还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 所以有必要在以后立法中对离婚经济补偿的补偿因素进行细化。

(三) 时间限制

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的经济补偿制度的其中一项条件便是要在离婚诉讼中提出经济补偿。也就是说, 在婚姻存续期间任何一方没有请求补偿的权利, 付出较少义务的一方可以在婚姻家庭中“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的劳动成果, 为家庭带来的利益;补偿请求人可能在离婚之时, 由于法律知识的浅薄或者没有思考到这一权利的请求, 在离婚时没有提出要求经济补偿, 那么就失去了因家务劳动对家庭付出较多义务而能请求经济补偿的机会。在家庭中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大多为女性, 她们在离婚之时, 心理所受打击很大, 加上长期家务劳动, 与配偶相比, 接触外界的信息较少, 很少能在短时间内很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苛刻的时间限制导致补偿制度未能很好的适用。

(四) 补偿标准空白

婚姻法虽然规定了经济补偿制度, 但是并没有对家务劳动的价值进行明确的界定, 这一课题也难住了法学家和经济学家。该制度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其经济价值, 与其本身的性质有关。家务劳动本来就与各地的生活水平、劳动的人群、劳动的类别相关。并且, 由于长期的家务劳动导致的与社会脱节, 这是很难以金钱来衡量的。影响家务劳动价值的因素有很多, 法律很难一一将其列举出来, 这就导致了家务劳动的补偿没有明确的界定。家务劳动很难用具体而明确的数字来确定, 就赋予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这会给离婚家庭带来很大的争议。没有明确的补偿标准, 就不能很好地保障付出较多义务一方的利益。可能会使原本可以获得较多补偿, 离婚后生活水平较高, 然而由于法官的自由裁量而导致生活水平低下。这就给被补偿的一方造成了不公平。因此, 应及时完善立法, 明确补偿标准。

(五) 适用形式不明

家务劳动的补偿数额计算出来之后, 就涉及到了家务劳动补偿的适用形式的问题。2001年新修的《婚姻法》虽然设立了离婚经济补偿制度, 但并没有对为家庭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的补偿形式有明确而清晰的规定。家务劳动补偿的适用形式, 包括适用形态和适用方式两种。适用形态是指义务人给付的物质形态, 即义务人履行家务补偿义务是以现金形态履行还是以实物、有价证券或者其他形态履行。适用方式是指义务人履行家务劳动补偿义务是一次性给付还是分几次给付。补偿形态对权利人的区别不是很大, 无论是货币、实物、知识产权还是有价证券等都能给权利人带来利益;但补偿义务人的补偿形式对权利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义务人一次性给付完毕, 权利人的利益就可以尽快实现, 但如果是分期给付, 由于离婚后双方不再在一起共同生活, 要想再追偿就会比较困难。适用何种形式补偿家务劳动付出更多的一方是一个值得深讨的问题。

三、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的完善

(一) 扩大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

现在社会实践出现了越来越多这样的案例:夫妻一方以财产或劳务支持另一方获得了文凭、执照等证书, 在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并不充裕, 文凭又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范畴, 而获得文凭的一方因为文凭收入大大增加, 给予配偶帮助的一方因为为家庭付出较多, 失去一些好的就业、升职机会, 离婚时还得不到任何补偿。要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这些问题, 必须对中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进行深刻反思。

中国社会的大多数家庭采用夫妻财产共有制, 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 人们没有意识也不具备相关的法律知识。只有在夫妻财产分别制的条件下才可以适用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就使很多离婚家庭中的劳动一方得不到补偿, 这是不公平的。因此, 经济补偿制度不应仅存在于约定夫妻财产分别制的家庭中。在立法上把适用范围放宽至夫妻财产共有制才能更好地维护劳动方的权益, 促进社会公平。

(二) 完善家务劳动价值衡量

首先, 经济补偿的明确数目, 应由夫妻双方共同商讨确定, 这就符合意识自治原则;其次, 协商不成, 可以由法院结合当地的生活水平、婚姻存续期间双方的生活水平以及为家庭所作出的贡献的多少和付出较少的一方因此而获得的利益的多少等相关因素来衡量。在立法上应主要根据以下几个方面来评价家务劳动的价值: (1) 劳动方从事家务劳动的数量, 即在婚姻家庭中, 以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多少来衡量其数额, 按照当地的生活水平, 以同类家务劳动的市场价格确定; (2) 配偶获得的利益。配偶获得的利益包括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 如:在另一方的帮助下所取得的文凭、证书、知识产权以及工作上收入的增加等; (3) 婚姻存续时间长短, 婚姻存续时间越长, 夫妻一方为家庭投入、付出的就越多, 与另一方相比差额就越大, 就应给付出多的一方相对较多的经济补偿。

(三) 放宽适用时间上的限制

夫妻一方要想获得经济补偿只能在离婚之时提出才能得到许可。如果在离婚时能行使经济补偿请求权的一方因某些原因未能行使请求权, 便丧失了再次提出请求权的机会。应给予行使请求权人在婚姻关系解除后一定的权利行使期间。应以离婚时起算, 并向后顺延一段合理时间, 根据中国其他有关请求权的请求期限大多为一至二年, 因此可以参照类似条文, 将离婚经济补偿请求权宽限至一到两年。

(四) 明确补偿的形式和期限

补偿可以采用货币、实物、有价证券、知识产权收益等形式甚至是劳务动。即补偿义务人给予补偿是以货币、实物、有价证券、知识产权或其他的形式履行。补偿责任方并不都是经济条件良好的群体, 分期给付与一次性给付相比就具有了一定的风险。有学者认为, 解决这一困难的适当方式是在做出分期履行判决时, 要求义务人提供一定的担保即提供保证人或担保财产, 从而使其利益获得安全实现的保障, 这样, 既考虑了义务人的经济状况, 又保障了权利人利益的实现, 无疑一举两得。

在补偿责任方有良好经济状况、支付能力强的情况下, 优先一次性给付, 不得不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然而在实践中, 分期给付经济补偿的方式是绝大部分人所采取的方式。缓解补偿责任方的压力, 避免了请求方因要求一次性全部给付而作出迫不得已的妥协是分期给付的优点。

在离婚诉讼中, 补偿请求人可以在判决分期给付时要求补偿责任方提供相应的担保, 可以由信誉良好的人为其提供保证, 也可以是提供财产担保。可以规定, 有确切证据证明其经济状况不能适用一次性支付, 如果适用一次性支付, 将导致其生活困难等情况的, 才可以适用分期的形式等。当然如果当事人对家务劳动价值补偿的适用方式达成了协议, 应以协议为准。

结语

家务劳动做为婚姻家庭的重要一部分, 它有着独特的价值, 不仅是勤劳务实的优秀传承, 也是家庭通向美好生活的必经途径。女性做为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为家庭付出了巨大心血。她们在为家庭付出的时候, 丧失了一些对她们自身发展的有利机会。此外, 当今社会的女性仍处在弱势地位, 是需要被保护的群体, 在婚姻家庭中, 女性为家务劳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男方很少为家庭的日常生活做出贡献。如今, 由于离婚出现的“女性贫困化”现象并不罕见, 倘若在离婚的时候, 不给予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经济补偿, 有悖于公平原则。因此, 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的出现能够维护劳动方的合法权益, 使得他们能够通过法律途径, 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益, 为自己的付出得到应有的补偿。

构建公平、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 是当今社会婚姻家庭的价值追求。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顺应时代的潮流, 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它确认了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 公平分配婚姻存续期间所获得的经济利益, 从而保障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的合法权益。该制度促进了社会公平的实现。但该制度目前仍存在的缺陷, 对于其不足的地方, 应当及时认真的加以完善, 保护弱者, 促进夫妻间的利益均衡。完善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能够维护婚姻家庭秩序, 一方面可以保障婚姻自由, 提升夫妻间的幸福指数;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公众的法律意识, 促进社会发展, 朝着更加文明的方向迈进。

摘要：离婚家务补偿制度是离婚救济体系中的一部分, 它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该制度从法律上肯定了家务劳动的价值, 使离婚当事人的权益得到平衡, 体现了公平正义的原则。然而它毕竟是新增的内容, 在理论和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完善。

关键词：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完善

参考文献

[1]蒋月.夫妻的权利与义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

[2]沙吉才, 孙长宁.试论家务劳动[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 1997, (1) .

[3]袁乐乐.中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研究[D].北京:北京化工大学硕士论文, 2011.

[4]周懋姬.家务劳动补偿的制度研究[J].法制与社会, 2013, (6) .

[5]赵丽霞.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的意义及其立法思考[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5, (6) .

[6]徐安琪.关注单亲女性[N].中国妇女报, 2003-04-29.

[7]婚姻家庭法的价值定位[EB/OL].http://www.chinalawedu.com/new/2164a35aa211/2111224yishua1188.shtml.

[8]刘小勇.中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 2012.

[9]夏吟兰.离婚救济制度之实证研究[J].政法论坛, 2003, (3) .

[10]顾婧, 汪洁.夫妻离婚经济补偿制度思考[J].现代商贸工业, 2011, (20) .

[11]向东.中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不足及完善[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11) .

家务劳动中的心理调适 篇8

在旧社会，人一旦上了岁数，不能在外面挣钱了，便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全靠儿女供养。这样，家务劳动也就成了他们天经地义的本行。如今不同了，城市里的老年人退休以后大多有退休金或养老金，他们可以自豪地挺直腰板靠自己的收入生活。不过，尽管如此，很多老人看到子女们在外面为生活四处奔波，承受的工作压力又大，便十分心疼子女。他们退休后毅然承担起了较多的家务劳动，在家里为儿女买菜做饭、洗衣缝补、收拾房间、照顾孙辈的学习和生活，忙得不亦乐乎。

忙是忙了，做是做了，但老年人在做了家务劳动后，不一定都能得到儿孙们的肯定，有时还会引来儿孙们的不满。诸如饭菜不合口味，房间收拾得不符合年轻人的心意，照管孙辈的方式不科学等等。

辛辛苦苦，忙来忙去，当自己的劳动没有得到儿孙们的肯定，或自己在劳动中感到力不从心时，一些老人难免会觉得委屈，甚至会不高兴。这种不良情绪对身体健康是极为不利的，要防止这种情绪蔓延，就要在家务劳动中做好心理调适。首先，老年人可以站在子女的角度想一想，子女对自己的劳动提出意见，其实并没有恶意，只是由于两代人的社会背景不同，生活经历不同，各自的生活习惯不同，所以对事情难免会有不同看法。年轻人接触现代社会的机会更多，更善于接受新生事物，老年人听一听子女的观点也未必不好，尤其是在教育孙辈的问题上。其次，要想到自己的劳动能够减轻子女的负担，这是做老人的最大的收获；同时，退休后做些家务劳动，还可以消除寂寞，活动筋骨，强身健体，并从中体验到劳动的乐趣。若老年人感到家务劳动过于繁重时，可以与子女商量分工，让子女们分担一些较重较累的家务，自己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当自己的劳动不被子女理解时，老年人也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与子女商量出一个适合自家情况的做法。当然，做子女的也要体谅老人的好心，尊重老人的劳动，不要埋怨老人。如果老人的做法有不妥的地方，也要用委婉的方式提出来，要充分考虑到老人的心理需求。

家务劳动作文 篇9

放学我回到家，看到阳台上挂着很多已经晾干了的衣服，又看看厨房里忙碌的妈妈，一个好点子出现在我脑海里：要不我帮妈妈收衣服吧!

我跑到阳台，拿起衣叉，抬头望望那些排得密密麻麻的衣服，差不多把阳光都给遮住了。我用衣叉叉起校服，再慢慢收起拿衣叉的手，接着用另一只手把衣架上的校服取下来，搭在手臂上，放好衣架，然后又举起衣叉，向另一件衣服发起“进攻”。

大约经过半分多钟后，我的手臂已经搭了3件衣服了，再收一件，就可以把这4件衣服一起放到客厅的沙发上了。我用衣叉叉起校裤，正准备用那只搭着衣服的手把它从衣架上取下来，突然，我那只举着衣叉的手不知道是因为衣服太重了还是怎的，颤抖了一下，可就是因为这一颤抖，衣架和衣架上面的校裤，还有搭在我手臂上的一件衣服，一起掉到了地上，衣架还发出了“啪”的响声。我连忙转过头，看见妈妈还在厨房忙碌着，根本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要是让她看见干净的衣服掉在地上，我的“末日”就来了。

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经过这次掉衣服后，我聪明点了，只放两件衣服在手臂上，然后迅速跑到客厅把衣服放到沙发上。可是这样，花的时间明显多了。

几分种后，我又想尝试着一次性收4件衣服，因为现在正好就只剩4件衣服还没收完。我小心翼翼地收了一件搭在手臂上，又收了一件……还好，一切都很顺利，4件衣服成功地搭在了我的手臂上。可当我放好衣架和衣叉，准备开阳台的门去客厅时，手臂上的一件衣服顺着我的手臂滑了下来!当我的眼睛撇到那件正在滑落的衣服时，出于本能的反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伸出另一只手接住了它，好险!差一点就掉地上了。

家务劳动体会作文 篇10

平时都是母亲为我们准备早餐，趁着五一劳动节放假，爸妈都在家，我要给他们一个惊喜，为他们准备一顿早餐。

我要做的是煎鸡蛋饼，平常看过母亲做过，看起来做法很简单，应该不难吧。但到了我手里，就不那么容易了。第一步是打鸡蛋，我先在冰箱了拿了一个鸡蛋，在碗边轻轻一磕，连印都没磕出来，再用力一磕，这下可好，连清带黄一起留下来了，没办法，只好从新打一个了，这回只用了五成力，力度正好，我把清和黄都倒到盆里，搅匀，再往里加水，加面，这量控制不好，不是水多了，就是面多了，好不容易正好了，接下来的工作是加佐料，要加盐、十三香、葱花，把这些东西倒进去之后，还得搅匀，满满一盆，搅得我胳膊发酸，肩膀发麻，终于一盆“浆糊”搅好了。把油倒在锅里，等油热这段时间我扒了几根香肠，因为时间紧，扒香肠都费劲，手忙脚乱地用剪刀在皮上划来划去，但肉没有整个的。这时油热了，我用饭勺从盆里把“浆糊”倒到锅里，看见“浆糊”慢慢变形、变色，我因为没什么困难了，但是困难在最后出现了，就是从锅里把饼铲出来时不能铲出整个的，都是碎块，经过几次失败，我终于在最后一张时铲出了一张整个的饼，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就剩下最后一项了，我把扒好的香肠煎了一下，没等我反应过来，香肠就糊了，我赶紧乘出来了。虽然是碎鸡蛋饼就着糊香肠，但我们仨吃得有滋有味，我感到非常高兴，同时也感到做饭很累。经过这次，我对父母更加尊敬了，他们不是天天这样吗?我才做一次就觉得麻烦了，他们不仅要会做鸡蛋饼，还要做很多菜，每天的菜不能重样，除此之外还要擦地、洗衣服、擦玻璃等等，我终于明白了父母的辛苦，他们除了家务还有繁重的工作，一天下来是筋疲力尽，所以我决定以后一有空时就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替他们减负。

家务劳动教育内容 篇11

一、现实方面

女性在家务劳动中的付出与社会价值取得之间存在较大落差：

（一）立法平等与实际家务承担之间的落差

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夫妻家庭地位平等，但按照中国人的习俗“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再加上男女生理结构的差别，女性的生育哺乳功能男性不能代替，因而女性承担主要家务劳动以及抚育子女成了理所当然。笔者曾作了一次调查，通过调查问卷显示，绝大多数的家庭由女性承担家务劳动，辅导孩子功课、照顾老人等也是女性起主力作用，3岁以下孩子由女性照顾的更是占到了99.2%。

（二）家务劳动付出与利益取得之间的落差

1.家务劳动的承担，分散了女性在社会工作中的精力，使得女性在就业、工作晋升等方面受到阻碍

根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的调研数据显示工作与育儿的冲突影响了年轻母亲参与有收入的社会劳动，不管是农村还是城镇，25-34岁有6岁以下孩子的母亲在业率上都比同年龄没有年幼子女的女性低。女性为家庭放弃个人发展机会的比例比男性高。

2.在家庭主要财产的拥有上，男性普遍高于女性

在家庭主要财产的拥有上，无论是银行存款、房产、机动车辆等，男性拥有比例都远高于女性，这一差距在农村体现得更明显。

二、立法方面

我国现有立法不能有效保护女性在家务劳动中的合法权益

我国立法中，在《婚姻法》第40条中家务劳动补偿制度首次被作为一项救济措施而得到立法的正式确认，但该条文依然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一）家务劳动补偿的使用范围过窄

《婚姻法》第40条仅适用于婚后约定的分别财产制，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归各自所有的情况。但在我国绝大多数家庭仍然习惯采取共同财产制。另外，我国目前的职业分布、收入状况，也决定了我国大部分家庭适用法定共同财产制。在离婚的夫妻中，绝大多数对其财产未作任何约定。这就使得很多当事人无法实现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这与立法者的初衷也是相违背的。

（二）对家务劳动的补偿缺乏量化的标准

该条法规仅对家务劳动补偿作了原则性规定，但无法量化。且该条规定，请求补偿的前提条件是一方对家庭付出了较多义务或一方协助了对方工作，但是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才算尽了较多义务，我国法律没有一个具体的评价标准，实践中操作起来有一定难度。

（三）对家务劳动的补偿时间定义过短

该条法律规定，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只能在离婚时行使，这也就意味着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或者离婚之后，权利人无权获得家务劳动的经济补偿。不允许权利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主张补偿，那么离婚时权利人可能会因为被请求人转移财产而导致补偿难以实现；不允许权利人婚后主张补偿，会导致权利人因为法律意识淡薄或者对相关法律了解较少而错过了自己主张权利的时间，导致不公平。

三、救济与构想：立足当下，进一步完善務劳动补偿制度（一）扩大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

根据目前《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在夫妻婚后所得财产共同制的情况下，夫妻一旦离婚，虽然婚姻期间所得收入做为夫妻共同财产可以进行分割，但家务劳动方的不利影响远非通过离婚时的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就可以得到补偿。故应当将我国离婚经济补偿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夫妻实行共同财产制的情况。

（二）增设家务劳动的可操作性补偿方法

关于夫妻家务劳动的计算方法，可借鉴国外的机会成本法则。国外实践中采用市场替代成本法则和机会成本法则等进行计算。在我国，有学者认为“以家政劳务工人的计量工资进行替代是一种现实而可行的手段”。还有学者将家务劳动补偿方法具体化，提出采取“家务补偿金=当地家政服务人员（如保姆、钟点工等）单位时间平均工资×家务时间”以作为对家务劳动价值的计算。上述评估方法中，市场替代成本法需要将家务中的诸如煮饭、洗衣、打扫房间、开车送孩子到朋友家及监督孩子做家庭作业等替代以厨师、清洁工、洗衣工、出租车司机或家庭教师等人员的工资来计算。此种方法繁琐且存在难以将家庭协同生产中的市场因素完全分离出来；夫妻协力、协助义务不具有对价性等不足。简单的使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的价值，可能会严重降低家务劳动的价值。相比之下，机会成本计算方法可以避免替代成本法则所带来的计算上的繁琐，能更客观反映家务劳动的价值。建议在判决离婚经济补偿时，如果能够确定家务劳动方的机会成本，宜参考机会成本法则计算家务劳动方的价值，其他情况可参照替代法则对家务劳动方进行经济补偿。

（三）调整对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的时间限制

首先，应当允许权利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提出经济补偿请求，以兑现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避免离婚时对方可能转移财产而使补偿难以落实。其次，应当允许权利人在离婚之后的一定时间限度内行使补偿请求权，这样可以避免法律意识淡薄的当事人错过行使权利的时间。笔者认为，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属于债权请求权，结合我国民法通则关于债权请求权诉讼时效的规定，可以将补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设置为两年，同时设定排除诉讼时效适用的情况。

参考文献：

[1]李洪祥.论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重构[J].当代法学，2005年06期.

[2]刘孙丽.论我国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之完善[J].前沿，2006年12期.

作者简介：

王超文（1984.4～），女，籍贯：宁波，大学本科学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