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程序中的立案程序
侦查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从宏观上看，侦查程序中的程序正义体现在侦查机关及其侦查人员的侦查工作是否按照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
（一）侦查程序中的程序正义在实际中的体现
侦查程序的程序正义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针对犯罪嫌疑人的。在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人员不得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又例如，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也赋予了公民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另外，法律还会规定犯罪嫌疑人被证明无罪后可向国家机关申请救济的权利。可见，各国的法律对人权的重视也会体现在刑事侦查程序当中。
另一方面，程序正义则是体现在侦查人员在侦查时通过遵守诉讼法的规定，使得收集的证据能够排除合理的怀疑。所谓排除合理的怀疑，就是其证据的真实性足以排除按照理性人标准对证据所提出的怀疑。例如保证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有两名以上的侦查人员在场，侦查人员在有需要的时候应当自觉进行回避等。
还有一方面就是能够使得侦查人员的侦查行为受到其他部门或机关的监督，不出现侦查人员滥用权力，为所欲为的情况。例如，在检察院内部设立批准逮捕科，而又将逮捕的权力限制在公安机关内，能够防止公民的人身自由受到侦查人员的任意破坏。而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期限、被羁押时需通知家属等规定，也是在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的同时，防止侦查人员滥用权力的根据。
（二）侦查过程中的程序正义的意义
刑事侦查是整个刑事诉讼工作中的基础部分，也是审判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侦查程序的程序正义，是刑事诉讼整体的程序正义的基础，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法治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保证侦查程序中的程序正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现侦查程序中的程序正义，是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重要途径。许多冤家错案的发生，都是由于侦查人员的侦查工作没有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还为了提高破案率和早日结案，进行刑讯逼供，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甚至伪造出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洗清冤情的证据。一方面，这样的冤假错案会对国家的法治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这也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造成重大影响的不良行为。同时，这还会导致真正的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使得更多遵纪守法的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潜在的威胁。
如果不实现侦查程序正义，有可能导致真正的犯罪份子无法被定罪。相信大家已经不止一次听说过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正是由于当时对此案进行侦查的警察没有遵守诉讼法的要求，导致许多重要的证据被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在外，最终导致证据的证明力不足，辛普森无罪释放。例如，法律规定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住所进行搜查时，需出示搜查令并且有两名以上的侦查人员一同进行工作，但当时只有一名警察进入辛普森的住所，而且他没有搜查令，后来，该名警察还被证明有歧视黑人的倾向。在辛普森案的判决确定后，美国的民众普遍认为辛普森是有罪的，但判决又是公正的。可见，如果侦查人员没有保证侦查程序的程序正义，会给起诉和审判工作带来多大的麻烦，甚至是致命性的打击。
通过实现侦查程序中的程序正义，可以更进一步保障人权。公民的人权是人类生活中一项最基本、最原始的要求，是法律价值中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如果连人权都得不到保障，那么公民就无法自我保护，这样就更加不可能实现个人为社会奉献自身价值去创造财富，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因而，国际社会对损害人权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使用一直持慎重态度，并规定了严格的适用程序；尽管人权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得到完美的保护，但只要不是迫不得已，以致于会产生即刻的危险，都不应该在侦查过程中采用会破坏人权保护的手段。而在我国，侦查人员常对犯罪嫌疑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以外进行超过期限的羁押甚至进行刑讯逼供，尽管这样的情况随着社会进步与文明已经有所减少，但在某些地区还是无法完全排除这样的情况出现。
（三）如何保证侦查程序当中的程序正义
首先，要通过完善诉讼法的制定来为程序正义的实现打下基础。我国的法律对于侦查工作的许多指向都不够明确，尽管2012年修订的新刑诉法已经有一定的进步性，但目前我国的法律还存在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申请法院对羁押合法性审查的权利、没有确立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律师帮助权在侦查阶段非常有限，还达不到国际人权法的标准、对侦查活动有效的司法控制机制没有建立等方面的问题。如果没有良好的法律作为基础，无论怎么小心注意，还是容易出现违反程序正义的情况。毕竟程序正义的性质虽然主要由法律规定，但还依赖其他判定因素。
其次，是提高侦查人员素质。侦查人员作为直接执行法律规定的人，会将各种与侦查相关的行为施加给犯罪嫌疑人或其他相关人员，他们工作的规范性将会成为程序正义的体现标准。所以，如果能够对侦查人员进行素质培养，将有利于侦查程序中的程序正义实现。
最后，还要借助外力对侦查工作进行监督，例如以其他机关进行监督、保障媒体与民众的知情权等。
程序正义是指一项程序本身具有公平、公正、合理等独立的价值, 并且该程序在实施过程中时能够实现实体正义。
二、监听的程序正义要件
监听是指侦查机关利用技术手段或特殊方法秘密听取侦查对象的口头通讯内容的侦查方法。新的刑事诉讼法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 将技术侦查措施第一次置于国家大法的监督之下。随后出台的最高院司法解释对于技术侦查措施在侦查实务中的适用做出了更为细化的解释, 为技术侦查实务提供了具体的操作准则。
虽然刑事诉讼法将监听等技术侦查措施纳入其监督范围之内, 但是以上两件规范性法律文件还是存在两点不足:第一, 对监听的执行主体、适用范围、期限、保密义务及证据能力等只做出了相对笼统的规定, 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第二, 在监听的法定程序、监听的比例原则、监听的救济等方面, 尚未作出明确规定。根据程序正义的要求, 监听还必须符合以下要件。
(一) 程序的法定性———令状原则
令状原则是指侦查机关只有在取得审查机关的书面许可令状后才可实施监听, 且侦查机关必须按照令状所记载的内容, 如监听对象、期间、地点等, 适用监听措施。常见的令状包括两类即司法令状和行政令状, 前者由法院审查并颁发, 法官对于监听的适用拥有裁量权。行政令状是指由行政机关审查并颁发, 行政首长对于监听的适用拥有裁量权。
(二) 程序的合理性———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体现了侦查程序的法治的思想, 该原则最早由19世纪的德国法确立。在适用监听时, 比例原则对其有三个方面的控制, 首先, 必须对监听进行适当性控制。所谓的适当性是指监听只能在搜集证据或者防止犯罪发生时, 才可适用。其次, 必须对监听采取必要性控制。监听作为一种强制侦查措施, 会严重侵害相对人的个人隐私。为了防止其滥用, 只有在案情复杂或者重大, 其他侦查措施无效或情况紧急, 才可适用监听措施。最后, 必须对监听进行相称性控制。监听必须有正当的方式和期间控制, 否则会对侦查相对人隐私权造成不合理的侵害。
(三) 程序的救济性———救济原则
监听对个人隐私的侵犯显而易见, 但为了发现事实真相, 收集证据, 打击犯罪, 侦查机关不得不适用, 但是其有义务尽量降低侵害, 如无法避免, 则只能按照“有权利必然有救济”的原则, 通过司法救济对公民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
三、监听的程序性控制
(一) 确立以法定令状为原则的监听启动程序和以紧急情况为例外的监听追认程序
为了加强对侦查机关适用监听措施的法律监督, 在我国, 可以参照提请批准逮捕程序确立适用监听的启动程序, 侦查机关只有在获得了检察机关审查批捕部门的书面令状时才可适用监听, 侦查机关不得自行适用监听措施。此种令状可称为“准司法令状”, 区别于司法令状与行政令状, 既能对监听进行中立的监督, 又能保证侦查的时效性。
在确立以上准司法令状模式时, 还必须设立以紧急情况为例外的监听追认程序, 但是, 必须将该情况下紧急启动监听的案件范围予以严格限制, 只有在发生了刑事诉讼法第148条规定的案件且如果侦查机关不立即适用监听会产生重大危害后果时, 才可紧急启动监听措施。在此情况下, 侦查机关必须在法定时间内向检察机关申请追认;若无上述紧急情况, 则检察机关拒绝追认, 不颁发令状, 侦查机关必须立即停止监听。
(二) 强调比例原则, 明确监听的案件适用范围
在明确监听案件适用范围时, 可采取将法定刑和具体罪名相结合的模式。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148条明确列举了四种具体的罪名, 侦查机关可以适用技术侦查措施。但该法对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能否适用监听尚无认定标准。对此, 可将法定刑轻重作为适用监听的标准。如此一来, 适用监听的案件范围就得到了完善。而在我国理论界对于重罪的界定, 一般以三年有期徒刑以上为分界点, 此项可确定为我国监听适用的法定刑标准, 比较符合我国的国情。
(三) 明确相对人享有的救济性权利
相对人对监听信息的知情权和使用权。监听结束后, 侦查机关有义务告知侦对人其被监听的情况并且将通过监听所获取的内容告知相对人。此时, 相对人对监听情况和内容有了解, 便可以在行使辩护权时, 对自己的权利进行充分的保障, 防止侦查机关的权力滥用。因此, 保障相对人对监听信息的知情权和使用权必须作为侦查机关的一项基本义务加以明确规定。
相对人享有申诉权与非法证据排除请求权。个人在国家面前时总是处于弱势地位, 因此, 设立程序性的权利救济制度是必要的。若相对人对监听的合法性存在质疑, 可依据法定的程序性权利向法院申请救济, 依法向法院提出申诉, 请求法院对监听措施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若该监听措施不合法, 相对人有权要求排除该监听措施取得的证据材料。相对人的申诉权和非法证据排除请求权是对监听措施进行程序控制的一种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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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刑事诉讼立案；中国特色；立案监督；虚无化倾向
中图分类号：D925.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 （2011） 17-0089-02
一、立案概述
1、刑事诉讼立案的概念
刑事诉讼的立案，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报案、控告、举报、自首等方面的材料，依照管辖范围进行审查，以判明是否确有犯罪事实存在和应否追究刑事责任，并依法决定是否作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或审判的一种诉讼活动。
2、刑事诉讼立案权的归属
《刑事诉讼法》第83条、第88条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对于自诉案件，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由此可见，立案是国家法律赋予公安、司法机关的一项重要职权，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或者个人都无权立案。
3、刑事诉讼立案的中外对比
立案作为刑事诉讼开始的标志，是每一个刑事案件都必须经过的法定阶段。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立案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程序和制度。除苏联、东欧和蒙古等国家采取与我国类似的做法，将提起刑事诉讼及立案作为独立的诉讼阶段在其刑事诉讼法典中加以明确规定以外，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的刑事诉讼立法都不将立案规定为独立的诉讼阶段。例如，在美国，其刑事诉讼程序可以分为审前程序、审理程序和审后程序三个阶段，而审前程序包括提出控告、逮捕、在警察局“登记”、逮捕后在治安法官前聆讯、预审、正式起诉、传讯、被告人答辩几个步骤，及立案不是独立的刑事诉讼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第二编第一章专门规定了“立案”程序，其法律地位与“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程序并列，这不同于普通法系国家，普通法中通常以逮捕作为刑事诉讼的开始。只有依法逮捕后，一切刑事诉讼活动才有合法依据。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要履行一定的登记手续，包括姓名、住址、涉嫌罪名、何时、何地被逮捕等等，并且告知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然后再开始进一步的侦查。
4、刑事诉讼立案程序的设立初衷
我国《刑事诉讼法》之所以设置“立案”程序，立法者可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权缺乏司法控制，立法对侦查手段的制约和规范不够严谨，失之过宽，给公安司法机关行驶侦查权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从而对公民的权利保障产生威胁。因此，设置这一程序的主要目的，是从程序上防止公安司法机关滥用权力，随意采取侦查行为或强制措施，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立案程序的缺陷
1、立案条件的问题
我国刑诉法规定立案的法定条件是：有犯罪事实并且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立案条件的规定由于违背人的认识规律而存在着逻辑上的悖论，因为是否有犯罪事实存在以及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这是需要通过侦查程序的运作来予以查明的，它是侦查的结果而非侦查的前提。如果将之作为侦查程序启动的前提条件，那么无疑是违背了人的认识规律、倒果为因。而一种违背人的认识规律的制度安排显然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其结果只能导致制度本身在实践中的异化或虚置。笔者认为，按照刑事案件发案、破案的发展规律，获取、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客观上应受时空和侦查物质装备条件等多方面条件制约，主观上应受侦查人员的侦查水平等多方面制约，不可能一开始就能够全部获取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案件在立案后，经过侦查排查，侦查终结的处理结果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撤案；第二种是不起诉（绝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第三种是起诉。有的案件在起诉之后，经过法庭审理，由于证据的认定原因，可能判决被告人无罪。所以，我们应树立科学的证据观念，不能把立案的证据标准等同于起诉的证据标准或认定有罪的证据标准。对于立案的证据标准，笔者认为应定位在“具有合理存在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形式诉讼中，我们应以报案、控告、举报、自首材料为依托进行审查，只要可以推出某种犯罪事实具有合理存在可能性，即可立案。
2、“先破后立”、“不破不立”、“边破边立”的现象普遍存在，立案阶段存在着一定的程序虚无化倾向
长期以来，侦查实践中一直立案数作为侦查工作绩效考核的重要标准之一。侦查机关为了片面追求立案数、破案率，对立案程序十分谨慎，一般情况下不达破案的程度不会贸然立案，既然立了案，一般情况下又不会轻易撤销案件，在办案人员的观念中撤销案件就是错案的想法还普遍存在。这样导致的结果是正常的撤案程序设置被架空，该撤案的不作撤案处理，有错不纠的情况时常发生。
3、公安司法机关在立案程序中立案决定前的行为，是否系诉讼行为性质归属难以确定（侦查机关立案前行为的法律性质问题）
我国法律赋予立案程序的独立性法律地位，其实质是排除侦查机关在立案阶段使用侦查手段或运用侦查措施的可能性，但事实上，这种立法设计却使得侦查机关在立案阶段对侦查手段和侦查措施的适用非法化。
另外，我国《形式诉讼法》的“侦查”、“审查”及相关解释中的“初查”等概念，其应该具有本质上的区别。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1款规定，侦查行为具有专门性，是由特定主体在特定条件下适用的特定手段，侦查手段与强制措施的适用只能在立案后进行。根据《形式诉讼法》第86条的规定，“审查”只是公安司法机关在立案前对有关报案、控告、举报、自首等材料进行审查的方式，主要是书面审查，作出是否立案的判断。《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27条、第128条，将这种“审查”定位为“初查”，从规定内容分析，初查的主体是侦查部门和举报中心，方式是包括除限制人身自由和财产性权利的强制措施以外的侦查手段。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一直都是将“审查”、“初查”当作侦查来对待，在司法操作层面上很难把三者作出实质的区分。
4、立案监督存在制度性的缺陷，其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1）法律赋予立案监督的手段缺乏执行力。对立案阶段的法律监督问题，从《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可以看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监督的手段主要是一些软措施，如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或检察建议。基于立法上的缺陷，导致了实践中开展立案监督工作的先天不足。如对于公安机关接到立案通知后仍不立案的处理，就仅有“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检察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公安机关在收到《通知立案书》后，应当在十五日内决定立案，并将立案决定书送达人民检察院。在上述时限内不予立案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予以纠正。公安机关仍不予纠正的，报上一级检察机关商同级公安机关处理，或者报告同级人大常委会。”至于检察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上一级检察机关商同级公安机关处理的时限以及上一级仍不能达成共识的处理办法等均没有规定。现行法律没有赋予检察院一定的立案监督处分权和追究有关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力，成为开展立案监督工作的一个“盲点”。
（2）立案监督对象不完整。《刑事诉讼法》关于立案监督的对象仅局限于公安机关，而未设置对其他刑事立案主体（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进行立案监督的法律条文，从而导致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刑事立案活动的法律监督无法可依，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刑事立案活动中错误行为和违法现象得不到及时纠正，特别是对检察机关自行立案侦查的案件，在内部监督制约缺少效果的情况下，又缺乏必要的外部监督制约，造成职务犯罪侦查案件的立案监督程序形同虚设。从理论法学角度上来看，立案监督是检查机关对刑事立案主体的立案行为是否合法实施的法律监督，人民法院、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军队保卫部门、同人民检查院、公安机关一样均享有刑事（自诉）案件的立案权，所以将其同时列为刑事立案监督的对象，刑事立案监督制度才科学、规范和全面。
（3）监督范围界定不准确。《刑事诉讼法》第87条对于立案监督范围界定不全，易形成立案监督的空白地带。如对刑事立案主体的“不应当立案侦查而立案侦查”及其他刑事立案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的缺乏监督。
5、立案制度与无罪推定原则相违背，并造成了侦查权对审判权的侵犯
立案在刑事程序中起着案件分流的作用，立案制度是基于侦查人员对案件事实及其法律后果的判断，其带来的程序方面的后果是决定了案件的处理方式，是公诉还是自诉；其带来的实体方面的后果则是对被控告人(包括自首者)之法律责任的预断，是有罪还是无罪，或者说案件性质是刑事案件还是治安案件。在未经审判之前就确定了一个案件的性质，这与无罪推定原则相违背。另外，某人的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最终取决于人民法院的判决，而立案制度却要求侦查机关预先作出判断，这实际上就是把本属审判机关的权力交给了侦查机关，既不符合刑事诉讼分工协作、互相制约的原则，又造成了侦查权对审判权的侵犯。
综上，作为刑事诉讼的开端，立案程序设计得科学与否、合理与否，立案活动进行得顺利与否、得当与否，将对后续诉讼活动的展开以及全部诉讼活动的整体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刑事诉讼法设置的独立的立案程序在功能价值上具有积极地意义，但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上却存在诸多缺陷和矛盾。对我国刑事立案程序存在缺陷进行系统分析，希望将来对提出完善构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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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理上讲，一项制度设计在客观上的运作效果往往与其主观上的目标设定密切相关，制度设计的目的制约甚至决定着制度的架构及其实践效果。客观地说，自刑事诉讼法修订以来，现行刑事侦查制度在设计和运作中的一些缺陷和弊端已经充分暴露出来，而认真分析这些结构性缺陷产生的深层原因，可以上溯到我国立法和理论界普遍认同的侦查目的观。正是相对封闭、落后的侦查目的观导致了我国现行刑事侦查制度在结构上的致命缺陷。那么，反过来说，要发展、完善我国的刑事侦查制度就必须首先从侦查目的观的变革和转型着手。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构建一种科学、合理的侦查目的理论就是非常现实和必要的工作。
一、评介：三种侦查目的观
在一般意义上，目的，是指想要达到的境地或想要得到的结果。从现象上看，侦查机关启动侦查程序、进行侦查活动，无非是想要查明案情、收集证据以及查获犯罪人。因此，查明案情、收集证据和查获犯罪人可以说就是国家设立和启动侦查程序想要实现的结果或所欲达致的目标，也可以说就是侦查的目的。但是，这只是在侦查程序系统内考察的结果，更进一步说，从系统整体的角度着眼，侦查毕竟首先是作为刑事诉讼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因此，侦查目的的设定不能不认真考量侦查程序与刑事诉讼其他子系统，尤其是与后续的.起诉和审判程序的关系。我们不能完全脱离侦查程序与起诉和审判程序的关系来单独评价侦查的目的，相反，侦查的目的只能通过侦查与起诉、审判程序的关系来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侦查的目的就是指侦查阶段查明案情、收集证据和查获犯罪人等活动对于后续的起诉和审判程序的意义。
从理论谱系来看，由于对侦查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不同的认识，关于侦查目的，前后相继发展出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念形态，即：审判准备观，公诉准备观以及侦查独立观。
(一)审判准备观。该观点主张，侦查程序的设计和运作应当是以服务审判为目的的，也就是说侦查阶段查明案情、收集证据和查获犯罪人是直接为法官审判案件作准备，因此称之为审判准备观。审判准备观的理论特点在于强调侦查对于审判的准备性或预备性，要求审判结论直接建立在审查结论之上，从而使侦查对审判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甚至是决定力。尽管在理论上审判准备观提出的时间较晚，[1]但是，其内容在诉讼史上却是由来已久，封建纠问式诉讼结构下的侦查目的观就是审判准备说的实践形态。纠问式诉讼程序(procéduredetypeinquisitoire)的这一名称就取自诉讼的“开始手续”-侦查与讯问(enquête，inquisitio)。而之所以以这一“开始手续”为此命名，正是因为这一“开始手续”对其后诉讼的进展起着支配作用并且将对诉讼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2]在奴隶制控诉式诉讼中，基本上没有预审阶段，而在纠问式诉讼程序中，预审阶段有所发展，并且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纠问式诉讼中，进行预审占去了大部分时间，而法庭开庭审理仅仅是必要履行的手续，旨在作出最后陈述并从中得出结论。“纠问式诉讼则是在秘密进行的预审阶段开展‘调查’，进行调查的过程都要仔细地作成书面纪录，调查的目的旨在为裁判决定提供根本基础。”[1]因此，庭审前的侦查和预审阶段对于诉讼的结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庭审则成为“走过场”的形式。
审判准备观的理论基础是线性诉讼结构观，即将刑事诉讼理解为一个由侦查经起诉到审判、流水作业的工序，而审判由于正位于这一套工序的终端，成为所有前期工序包括侦查的最终目的，侦查阶段查明案情、收集证据和查获犯罪人，最终目的都是移送法院、请求法官的终局裁判，因此，侦查的目的被视为是为诉讼的最终产品-判决作准备的。从原理上讲，观念和制度之间存在着互动，一种观念或理论的形成总是以特定的制度结构为背景的。从理论形成的制度背景来看，线性诉讼观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审判准备观的形成寄生于封建纠问式诉讼结构。封建纠问式诉讼结构是一种典型的线性结构，在纠问式诉讼结构下，“任何法官都是检察官”，法官
立案侦查申请书一：关于要求对梁某珍涉嫌诈骗犯罪立案侦查申请书
申请人（本案受害人）：曹某某，女，汉族，20XX年11月出生，住BL市BL镇城南一路三里62号
身份证号：XXXXXX196212260044，电话：XXX77997214。
被举报人（本案犯罪嫌疑人）：梁某珍，女，汉族，20XX年3月出生，原住BL市BL镇城南一路三里63号，身份证号：
XXXXXX197003036024，现住精通四区二栋二单元 304号，电话：XXX14965868。
请 求 事 项
请求贵局依法对梁某珍涉嫌诈骗受害人50万元财产的犯罪行为，进行刑事立案侦查，并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返还其侵占的受害人财产。
事 实 与 理 由
一、梁某珍非法收取曹某某5万元拒不退还的事实
受害人曹某某与犯罪嫌疑人梁某珍为邻居关系，20XX年前曹某某为BL市工商局市场服务部临时工，梁某珍以自己与BL 第一把手 关系好、只要曹某某愿交5万元，就可帮助曹某某转为正式公务员为名，在骗取曹信任后，于20XX年底和20XX年初，让受害人先后两次交给其人民币20000元，后又以请客吃饭为由收取10000余元（梁某珍几次交涉录音中均承认收到了45000元，但在民事法庭上拒不承认，法院认定了梁某珍收取45000元的事实），后来 转公 问题没有办成，虽经受害人和其儿子徐某多次追讨，但这50000元钱，犯罪嫌疑人梁某珍至今拒不愿退还。
二、梁某珍为曹某某 保管 10万元现金拒不退还的事实
20XX年5月13日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XX）玉中民终字第161号判决，为此曹某某的前夫徐某某于20XX年
6月11日交给受害人87913元现金，犯罪嫌疑人梁某珍欺骗受害人：虚构此款是 夫妻共同财产，将 要被没收 的事实，要受害人交出让其代为 保管，受害人害怕被 没收，便把所有钱款交给犯罪嫌疑人梁某珍 保管，并一起到建设银行把80300元存入犯罪嫌疑人梁某珍的帐户，后受害人又于20XX年10月20日把徐某某交来的3000元交给了犯罪嫌疑人梁某珍 保管，梁承诺等 事件平息 后，才给回受害人，但后经曹某某多次追讨，犯罪嫌疑人梁某珍却以此款已经在打官司时用完了，在民事审判时，更是矢口否认，说根本就没有收到过受害人的一分钱，这80300多元钱（梁某珍几次交涉录音中均承认收到了 8万几文纸，但在民事法庭上也拒不承认，法院认定了梁某珍收取这80300元的事实）梁某珍除了全部占有判决徐某某交给曹的财产外，还另外曹交给其
代管 一次2500、两次3000的现金，合计101693.11元。梁某珍也至今拒不退还。
三、梁某珍非法侵占曹某某的房屋（35万左右）拒不退还的事实
20XX年8月，犯罪嫌疑人梁某珍欺骗受害人，以受害人的前夫徐某某可能被调查经济问题，要没收 夫妻共同财产 为由，欺骗受害人在《加名申请书》等文件上捺手印、签字，犯罪嫌疑人梁某珍靠提供虚假的申请材料，非法把受害人的城南一路三里62号房屋转户登记为 曹某某，梁某珍（房权证号：BL镇字12938号），占有了受害人的一半产权35万元（该房屋目前市场总价约70万元），犯罪嫌疑人梁某珍在转户前承诺 等事件平息后 即返还给受害人，恢复《房产证》真正的产权人即曹桂珍的名字，但现今又以该房屋是其梁某珍出资购买的为由，明显有侵占的故意，因此，至今没有把此房屋和《房产证》归还受害人，严重损害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受害人知道上当受骗后，多次登门讨要，但犯罪嫌疑人以种种借口，拒不返还。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1、（20XX）北民初字第1397号《民事判决书》
2、（20XX）玉终民一终字第46号《民事裁定书》
3、BL市BL镇字第12938号《房产证》
4、受害人儿子徐某为了追讨回房屋和被梁某珍非法侵吞的十余万元现金，与梁某珍进行了多次交涉的录音资料等。
以上证据的其中一部分，在民事诉讼已经经庭审质证、查证属实，原一审法院已经确认梁某珍 没有合法的根据占有原告112631元财产，属于不当得利（见1397号《民事判决书》）二审法院也认为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见46号《民事裁定书》），但认为是 委托合同 或 保管合同 关系发回重审，BL法院重审后认为：梁某珍的行为均不构成 委托合同或保管合同关系，驳回了受害人的诉讼请求，建议受害人另行寻找法律途径解决。
受害人认为，在受害人通过民事诉讼追索梁某珍非法占有财产案起诉后，梁某珍又编造说房屋是其出钱购买和根本没有收过受害人现金为由进行否认，再次证明了其非法占有的目的和故意，其行为已经涉嫌犯罪，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4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的规定，特向公安机关举报。
受害人认为，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犯罪嫌疑人梁某珍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根本不存在的事实，多次骗取受害人财物共计50多万元拒不返还，且数额特别巨大，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已构成诈骗罪。
综上所述，为了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害人特请求贵局对梁某珍的诈骗犯罪的行为依法予以刑事立案侦查。
此致
BL市公安局
申请人：
20XX-2-16
>立案侦查申请书二：立案侦查申请书>>（1388字）
申请人：朱兴银、男、四川省大竹县永胜乡人民村11组、身份证号码：5***245153、电话：***
申请人：黄衍政、男、香港身份证号码：H0679222802、电话：***
申请人：永州港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衍政
被申请人：奉慕明、男、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富阳镇新建路41号、电话：0755―2583283
4身份证号码：***613、任职悦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律师事务所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中民时代广场B座九楼
请求事项：
1、对被申请人涉嫌伪造企业印章罪一案予以刑事立案侦查；
2、涉嫌合同诈骗一案予以刑事立案侦查；
3、涉嫌个人诈骗一案予以刑事立案侦查；
4、涉嫌偷税罪一案予以刑事立案侦查；
5、依法追究被申请人的刑事责任及追回诈骗的钱财58万元；
6、以上涉嫌犯罪行为请公安机关协助深圳司法局、广西昭平县司法局、税务局、广西悦民律师事务所、广西神源律师事务所。
事实和理由：
20XX年6月13日，奉慕明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与永州港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合同。20XX年6月15日奉慕明又以个人名义收取黄衍政的代理费用人民币58万元，深圳市罗福区中国建设银行以转账的方式汇入奉慕明个人账号中。收钱之后没有办理任何案件，开始躲避，电话都不接，申请人公司感觉到受骗了，当时奉慕明为了骗钱说以前是担任法院法官，说在北京与中央领导有关系，通过关系可以帮助申请人公司打赢官司，结果奉慕明以骗钱的手段收到钱就跑了。
20XX年1月15日，终于找到奉慕明，朱兴银为黄衍政向深圳市罗湖区笋岗派出所打110报警，将奉慕明带到笋岗派出所，要求奉慕明退还被骗的钱财58万元，奉慕明不退。笋岗派出所民警说：受骗地不属于我们管辖，没有作笔录，没有出具报警回执给我们，叫我们去其它派出所。于是我们又去湖南寻找证据，再次来深圳去受骗转账的银行及签合同的地方重新报警，请求派出所依法高度重视此案，将诈骗律师奉慕明绳之以法。
涉嫌犯罪事实与证据：
1、以蒙骗的手段收取天价律师代理服务费58万元，已超过律师法收费规定；
2、收钱不能以律师个人名义收费，应该由律师事务所收费；
3、以广西昭平县悦民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之后，又以个人名义收取代理费用，同时冒用他人名义开具假发票，盖有广西神源律师事务所的行政印章，属于伪造发票及印章。由公安机关查清事实，律师本来就是一个懂法的人，为什么不按法律规定给当事人办理正规代理合同及开具正规税务发票，律师有义务告知当事人在律师所签订合同，由律师所收取费用，依法纳税，律师就应该守法，依法办事，律师为了诈骗港商钱财，自导自演，根据刑法规定奉慕明涉嫌四种罪名：合同诈骗罪、个人诈骗、伪造印章、偷税罪。
奉慕明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委托代理签合同，由个人名义收取高额费用，不为当事人办案，携款潜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的规定，以虚构主体，冒用他人名义，携款潜逃，以构成涉嫌合同诈骗罪。因为港商不懂法律，年龄60多岁了，这是一个典型的诈骗钱财的案件，为了打击黑律师诈骗钱财，请求公安领导重视此案，通过新闻媒体报道将诈骗钱财的奉慕明绳之以法，为受害人追回被诈骗的钱财58万元。
注：请求深圳市公安局李铭局长指派专案组侦破此案
严厉打击黑律师诈骗钱财为目的此 致
深圳市罗湖区公安分局
申请人：
>立案侦查申请书三：督促立案侦查申请书>>（3271字）
申请人：沈黄，男，20XX年4月12日出生
住址：原住启东人民路388号
现临时联系地址：江苏省启东市建设中路492 6
电话：0513 83033110
申请事项：申请江苏省检察院行使立案侦查监督权，督促江苏省公安厅立案侦查申请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严重侵害案件，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事实和理由：申请人租用启东市人民路388号房屋
从附件中租房合同（20XX年11月9日 20XX年11月9日）拆迁公告（20XX年7月3日），说明拆迁公告张贴时，承租人沈黄还有16个月未到期。根据（20XX年12月1日建设部建住房【20XX】234号发布）城市房屋估价指导意见，第十一条、拆迁估价时点一般为房屋拆迁许可证颁发之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一条：承租人的权利中用益物权人有权按照第四十一条、四十二条获得相应补偿。根据江苏省建设厅文件 苏建房（20XX）205号第三条 本规程所称拆迁当事人是指拆迁人、被拆迁人和被拆迁房屋的承租人。第三条第三款 承租人是指直接与被拆迁房屋产权人签订房屋租赁协议，且在拆迁公告发布之前仍然保持租赁关系的承租人。
根据南通迪颖房产公司20XX年11月4日民事诉状（20XX）启民一初字第2619号，请求目的要求：沈黄腾空房屋和赔偿拆迁窝工费15万元。20XX年4月10日启东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南通迪颖房地产有限公司撤回起诉。根据以上事实说明：
（1）、20XX年非法暴力拆房时，启东市人民法院一审还未判决。
（2）、20XX年4月10日的裁定说明南通迪颖房产公司诉求不合理也不合法。
本案中没有任何机关和人员出示任何有效文件，证明沈黄所使用的房屋属于强行拆房的范围。对于强制拆迁国家规定了司法强拆和行政强拆两种途径，但任何一种途径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任何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或个人擅自拆除房屋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只要达到了《刑法》规定的标准，即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 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沈黄上百万的财产被摧毁在废墟中，合法占有使用的房屋被推倒，800㎡房屋的巨额装修被毁于一旦。面对这样铁一般的犯罪事实，启东市公安局故意拖延出警，造成流血事件，出警后在现场不阻止200多歹徒行凶打人、毁坏房屋的犯罪行为，反而伙同歹徒用大型的破碎机把沈黄使用的房屋和房屋内所有设施全部摧毁。我们多次到启东市市委书记孙建华办公室和启东市公安局长刘以银局长室要求得到保护，并且通过书面、政府网站、电话向孙建华和刘以银求救，但是我们反而遭到了大批公安警员残忍的殴打和摧残！
第一次报案：20XX年11月9号
南通迪颖房地产公司指使拆房公司和外地地痞流氓六十多人在无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当着公安人员的面暴力殴打拆迁户：毁坏启东市人民路388号金百事公司大楼，造成经济损失十多万元，经报案后，启东市公安局竟然出示了不予立案【20XX】0040号的手续。所有房地产公司和拆房公司的行动是在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暴力拆迁，启东市公安局和市政府非法庇护房地产公司。报案后也拒不处理。
第二次报案：20XX年3月28号上午
启东市公安局非法庇护南通迪颖房地产公司违章拆房，拆房公司三十多人在无任何手续的情况下暴力拆迁，当着启东市公安人员的面，围攻殴打启东大自然照相馆老人李富祥和其妻子钱卫权，代理人沈黄也惨遭殴打。
第三次报案：启东市20XX年3月28号下午
启东市公安局出动二百多名警力非法伙同南通迪颖房地产公司围攻殴打李富祥及代理人沈黄，启东公安局防爆大队大队长王亚军带领十多名警员聚众殴打李富祥代理人沈黄，造成沈黄被打伤住院，沈黄报案后，启东市公安局拒不出警。启东大自然照相馆里边的价值几十万元的设备全部被埋在废墟中。
第四次报案：20XX年4月9号
发生重大暴力流血惨案。受害人沈黄、陆东辉等人在上午7点左右报警，启东市公安局离开惨案发生地只有几百米，启东市公安局完全有时间和能力阻止惨案的发生，却故意拖延出警1个半小时，发案现场血肉横飞，有人头部被打了三个洞，昏迷在血泊中，有人鼻梁骨骨折，有人耳朵打飞了，有人脸部开花，六七个人昏迷过去倒在血泊中，血流满地，惨不忍睹。
受害人已多次报警，启东市公安局不但故意拖延出警，反而加害受害人沈黄，沈黄在24小时内，受伤不允许治疗，不允许躺下休息，甚至还被公安局防爆大队强行抽掉裤带，勒令面壁罚站。大批公安人员拉开警戒线包围被拆房户，非法伙同拆房公司拆房，被拆房户里边价值100多万元的营业设施也被摧枯拉朽般全部报废，埋在废墟中。
第五次报案：20XX年4月10日上午10点左右
受害人沈黄向启东市公安局报案，多名犯罪嫌疑人盗窃人民路388号废墟中的设施，启东市公安局置之不理。受害人沈黄委托大自然照相馆李富祥到现场拍摄照片，被阻止、威胁、殴打，幸亏得到旁观群众金华救助后才脱身。
光天化日之下，两百多名歹徒手持棍子、砖头，并动用大型破碎机推到申请人合法使用的房屋。房屋内的大量电脑、数控车床等贵重物品全部被摧毁在废墟中，难道这样的情节不严重吗？面对这样铁一般的犯罪事实，20XX年11月9日，申请人沈黄人身和财产受到侵害时，受害人即申请人沈黄向启东市公安局报案后，却做出不予立案的通知。由于启东市公安局的不予立案，南通迪颖房地产公司和启东天顺拆房公司有恃无恐、更加嚣张，导致了犯罪嫌疑人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光天化日之下，在启东市市中心人民桥东侧人民路388号和404号，离开启东市公安局总部和防爆大队都只有300多米的距离，非法聚集两百多名歹徒，分别三次暴力殴打受害人沈黄和同事，摧毁房屋内的巨额设施。
综上所述，启东市公安局应该对申请人的控告情况做出全面的认定，其不予立案，是明显偏袒犯罪分子的行为，是明显的推卸履行法定责任的行为，是不符合刑事法律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告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而启东市公安局对20XX年11月9日的报案不予立案，显然是庇护违法犯罪嫌疑人。更加可恶的是启东市公安局防爆大队大队长王亚军在20XX年3月28日下午出动两百多名警员包围受害人，带领十多名警员直接殴打受害人沈黄。后面四次的报案，启东市公安局相关领导受理后一直故意拖延不处理，甚至加害受害人，王亚军非法伙同犯罪嫌疑人毁坏公私财物，涉嫌严重渎职。
申请人合法使用的房屋被推到，房屋内的巨额设施被摧毁是铁的事实，不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只能让犯罪嫌疑人继续逍遥法外，随时威胁到每个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由于启东市公安局非法庇护犯罪嫌疑人，导致在同一地点同一伙人对同一受害人造成人身财产的侵犯，这样的重复犯罪，是由于启东市公安局不履行职责造成的，启东市公安局负责人具有不可推卸的刑事责任。
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利，特向江苏省检察院要求：
一、依法撤销启公不立字（20XX）第40号不予立案通知书，并责令启东市公安局立案。
二、依法监督启东市公安局就第二次报案（20XX年3月28日上午），第三次报案（20XX年3月28日下午），第四次报案（20XX年4月9日上午），第五次报案（20XX年4月10日上午）。要求监督启东市公安局依法迅速查处，并把处理结果告知受害人。
因申请人自20XX年11月份开始几十次向启东和南通的公安局、检察院，书面、当面、网络等形式反映、举报，但至今未有任何结果告知申请人，反而是同一伙犯罪嫌疑人在同一地点对同一受害单位实施连续多次的重复犯罪。申请人强烈要求江苏省检察院依法监督立案，依法追究查处启东市委书记孙建华、启东市公安局局长刘以银、防爆大队大队长王亚军等人涉嫌严重渎职和毁坏公私财物等违法行为！
申请人：沈黄
电话：0513 83033110
地点：江苏省启东市建设中路492 6
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试行)（高检发[2009]17号 2009年6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2009年9月4日发布）
为了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侦查工作的监督制约，确保逮捕案件质量，促进严格执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第一条 省级以下(不含省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第二条 下级人民检察院报请审查逮捕的案件，应当由侦查部门制作报请逮捕书，经本院侦查监督部门提出审查意见，报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审批后，连同案卷材料、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资料以及本院侦查监督部门审查意见一并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并确保报请审查逮捕的材料齐备、规范。
报请逮捕书除叙述犯罪事实和证据外，应当说明逮捕的必要性。
犯罪嫌疑人已被拘留的，应当在拘留后三日以内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特殊情况下，报请审查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
第三条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经审查案卷材料、录音录像资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一)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事实有疑点的；(二)犯罪嫌疑人是否需要逮捕有疑点的；(三)侦查活动可能存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四)其他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情形。
对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讯问前应当征求下级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的意见。
讯问犯罪嫌疑人，可以当面讯问，也可以通过检察专网进行视频讯问。视频讯问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做好讯问笔录。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协助做好提押、讯问笔录核对、签字等工作，并及时将讯问笔录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因交通不便、网络建设滞后等原因，不能当面讯问或者视频讯问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拟定讯问提纲，委托下级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进行讯问。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将讯问笔录报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对已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拟不讯问的，应当向犯罪嫌疑人送达听取犯罪嫌疑人意见书。因交通不便等原因不能及时送达的，可以委托下级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代为送达。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回收意见书，并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犯罪嫌疑人收到意见书后要求讯问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讯问，也可以委托下级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讯问。
第四条 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提出不应当逮捕、无逮捕必要、不适合羁押等意见以及相关证据材料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审查，并在审查逮捕意见书上说明是否采纳的情况和理由。必要时，可以听取受委托律师的意见，并制作笔录。第五条 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下级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可以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派员适时介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认为必要时，可以主动派员介入，审查证据、引导取证、监督侦查活动是否合法。
第六条 犯罪嫌疑人已被拘留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报请逮捕书后七日以内作出是否逮捕的决定；犯罪嫌疑人未被拘留的，应当在收到报请逮捕书后十五日以内作出是否逮捕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不得超过二十日。
第七条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的，应当将逮捕决定书连同案卷材料一并交下级人民检察院，由下级人民检察院通知同级公安机关执行。必要时，下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协助执行。
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公安机关执行逮捕三日以内，将执行回执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第八条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决定不予逮捕的，应当将不予逮捕决定书连同案卷材料一并交下级人民检察院，同时书面说明不予逮捕的理由。犯罪嫌疑人已被拘留的，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即释放，并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案件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犯罪嫌疑人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由下级人民检察院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作出不予逮捕决定，认为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制作补充侦查提纲。
第九条 对应当逮捕而下级人民检察院未报请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报请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意见。下级人民检察院不同意报请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应当说明理由。经审查理由不成立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作出逮捕决定。
第十条 逮捕犯罪嫌疑人后，下级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或者所在单位。
因有碍侦查，不能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的，应当经检察长批准，并将原因写明附卷；无法通知的，应当报告检察长，并将原因写明附卷。
第十一条 对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下级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应当在逮捕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
下级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撤销或者变更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决定的逮捕措施时，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同意。
对已被释放或者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发现需要逮捕的，应当重新办理报请逮捕手续。
第十二条 对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作出逮捕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发现不应当逮捕的，应当撤销逮捕决定，并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送达同级公安机关执行，同时向下级人民检察院说明撤销逮捕的理由。
第十三条 下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予逮捕决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收到不予逮捕决定书后五日以内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重新审查，但是必须将已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立即释放或者采取其他强制措施。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在收到报请重新审查逮捕意见书和案卷材料后，应当另行指派承办人审查，在七日以内作出是否变更的决定。
第十四条 需要逮捕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犯罪嫌疑人的，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向该代表所属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报请许可，获得许可后，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请逮捕。
需要逮捕担任两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犯罪嫌疑人的，按照前款规定分别向该代表所属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报请许可。
需要逮捕担任政协委员的犯罪嫌疑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按规定向该委员所属的政协组织通报情况。
第十五条 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由作出逮捕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启动人民监督员监督程序。
第十六条 下级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应当履行对本院侦查部门的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督职责。
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在侦查活动中有违法情形的，应当通知其纠正。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纠正，并将纠正情况报告上级人民检察院。、第十七条 对期限届满不能侦查终结的案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负责侦查的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应当通过本院侦查监督部门，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
第十八条 报请逮捕书、逮捕决定书、不予逮捕决定书及相关案卷材料、录音录像资料等，可以直接报送或者通过机要交通传送，也可以通过检察专用机要通道传送。
通过检察专用机要通道传送文书及相关案卷材料，视频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应当确保安全、保密。
第十九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有关审查逮捕的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规定。
一、我国刑事侦查的概念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一项规定:“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 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此条界定了刑事侦查的概念, 即依法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但并没有显示侦查作为诉讼阶段的特征, 同时此条文并未对侦查的目的和性质作出明确规定。
本人认为, 侦查的概念应这样表述:侦查是指侦查机关在刑事案件立案之后, 为查明案情, 收集犯罪证据, 证实和抓获犯罪嫌疑人而依法采取的一系列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并决定是否起诉的一项诉讼活动。
在明确了刑事侦查的概念之后, 对刑事侦查程序的概念可作如下界定:所谓刑事侦查程序, 是指侦查机关在刑事案件立案之后与决定是否起诉之前, 为查明案情, 收集犯罪证据, 证实和抓获犯罪嫌疑人而依法采取的一系列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的顺序、步骤以及必须履行的手续等活动的总称。
根据以上概念表述, 可以看出:侦查是介于立案与起诉之间的刑事诉讼的一个诉讼阶段, 侦查程序属于刑事诉讼程序的一个方面, 因此, 具有诉讼性;侦查的目的在于查明案情、收集犯罪证据、证实和抓获犯罪嫌疑人, 凡是为此目的而依法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都属于侦查行为的范畴, 侦查程序具有合目的性, 因而具有行政性。
二、国外刑事侦查程序的性质
在大陆法系理论上, 存在行政程序说与司法程序说之分。行政程序说认为, 侦查程序是作为行政官署的侦查机关主宰的, 以发现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事实为中心任务的程序。侦查程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具有不同于司法程序的特点, 它不容易受到法律的约束, 在侦查行为的效果上, 首先注重的是合目的性, 而不是合法性。侦查程序本质上乃是行政程序。司法程序说认为, 侦查程序固然须强调国家机关的权力, 并且具有相当的隐蔽性, 但它必须遵守法定的程序, 即使是从查明事实真相的角度出发, 也有必要对侦查程序进行法律约束。考虑到对侦查程序法律约束的要求以及保障市民社会基本人权的需要, 侦查程序虽然不能与审判程序同等对待, 但可以视为一种类似的司法过程。因此侦查程序是一种司法程序[1]。德国学者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等将警察、检察机关、法院、刑罚执行机关统称为“国家司法机关”, 既然称为司法机关, 那么这些机关所行使的职权当然也就是司法权。[2]这些观点实际上就说明了侦查权可能具有行政性与司法性双重属性。
三、我国侦查程序的性质分析
(一) 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区别
侦查程序究竟是属于行政程序还是属于司法程序, 本人认为, 首先必须了解行政与司法的区别。行政权与司法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 其区别表现在:行政是国家行政机关对国家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和调控, 其目的是实现对国家事务和公共事务的组织与管理, 其运作体现出合目的性;为保证目标的实现, 行政机关单方面积极干预, 主动追究, 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因而行政权表现出单方性和强制性。在价值取向上, 由于行政的目的在于对国家和公共事务的组织与管理, 以实现社会的安宁和福祉, 而社会生活是瞬息万变的, 因此效率成为行政行为的价值目标。现代行政学的创始人威尔逊就曾指出:“行政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和尽可能少的金钱或人力上的消耗来完成这些专门的任务。”[3]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张金鉴也认为, 行政学的目的就在于研究如何增进行政效率。[4]为实现行政行为的价值目标, 保证行政目的的高效实现, 在行政机关的组织机构内部, 就必须实行上命下达、上下一体的组织原则。而司法是适用法律解决争议的活动, 其目的是通过法律的适用解决争议, 对争议作出最终裁决, 其运作体现出合法性;司法权也因而表现出中立性特征, 奉行不告不理, 司法官员只服从法律, 法律至上。在价值取向上, 由于司法是通过法律的适用解决争议, 对争议作出最终裁决, 司法官员只有确保公平合理地适用法律, 才能达到化解纠纷、排解冲突的最终目的, 因此司法的价值取向是公正。
(二) 我国刑事侦查性质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 本人认为, 刑事侦查程序不仅具有行政性而且还具有司法性, 表现为在刑事侦查的本质上具有行政性而在外部组织上具有司法性。
1. 刑事侦查程序具有行政性, 侦查权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行政权。理由如下:
(1) 从侦查的目的来看, 前文的概念分析即揭示了侦查的目的是查明案情、收集犯罪证据、证实和抓获犯罪嫌疑人, 进而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公民的人身自由。犯罪行为是一种极端的反社会行为, 给他人的人身自由与财产造成损害, 破坏了社会秩序, 使社会秩序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刑事侦查就是国家通过国家暴力机构 (警察等侦查机关) 查明犯罪事实真相, 使犯罪行为及时得到制裁, 从而尽快恢复社会稳定的秩序, 确保公民的人身自由。前苏联法学家斯皮里多诺夫指出:“犯罪行为 (甚至在它似乎企图侵犯人身、财产、性的不可侵犯性时) , 是个人对社会关系的统治秩序的侵害行为, 就是说归根到底是对社会的侵害。所以, 追捕犯罪分子, 预防将来再出现类似的侵害行为, 这是公共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的官方代表——国家, 履行这一社会功能, 而社会功能本身所具有的不是私人性质的, 而非常公开的性质, 就象社会在自己的自然、历史的发展进程中, 产生了同犯罪作斗争的机关, 也建立了特殊的社会制度——刑罚, 作为保护社会秩序免受犯罪侵害的一种手段。”[5]这正是侦查秩序行政功能的体现。秩序行政实质“以致力于创设良好公共秩序为目的的行政, 而该目的之达成, 大多系以法律限制人民作为手段。由于限制之手段具有强烈命令禁止、强制之色彩, 传统上被称为干预行政 (Eingriffsverwaltung) 或规制行政”[6]。秩序行政可分为四类:监管行政、税务行政、导控行政和监督行政 (Aufsichtsverwaltung) 。所谓监管行政, 是指“以防止公共安全与秩序危害为主之行政 (譬如警察行政) , 又称危害防止行政”[6]。由此可见, 侦查活动即属于监管行政的一种。
(2) 从侦查权的启动来看, 为实现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目的, 侦查机关一旦发现可能有犯罪事实存在, 就必须主动启动侦查程序进行追究和干预, 即侦查权单方面即可采取, 具有高度的机动性和应急性, 表现在立案时, 被害人控告、群众的报案、举报、犯罪嫌疑人的自首只是立案的材料来源之一, 即使没有被害人控告、群众的报案、举报和犯罪嫌疑人的自首, 侦查机关对自行发现的立案的材料来源, 照样可以进行追究。同时, 为及时破案, 消除犯罪嫌疑人对社会存在的威胁和防止犯罪嫌疑人对犯罪证据的毁坏, 在进行侦查活动时, 侦查机关有权使用强制性措施, 即侦查权当然具有强制性。
(3) 从侦查权的价值取向来看, 追求的是效率。侦查处于同犯罪作斗争的第一线, 而作为犯罪分子为逃避法律的制裁, 往往千方百计破坏现有的犯罪证据,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由于自然的原因, 证据也很容易消失, 因而对于侦查机关而言, 效率对于侦查目的的实现,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法国著名侦查学家艾德蒙·费加尔常说:“侦查工作的头几个小时, 其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 因为失掉了时间, 就等于蒸发了真理”[8]。
(4) 从侦查机关的内部组织机构来看, 侦查机关采取上命下达、上下一体的组织原则和工作机制, 这种机构的设置有利于保证在侦查犯罪过程中有效调动人力、物力资源, 高效地完成对犯罪尤其有组织犯罪、跨地域犯罪等的侦查, 因此, 大陆法系国家对警察机关实行集中统一模式, “在警察组织体制方面, 大陆法系各国实行中央集权, 警察立法权与执行权集于中央政府, 有国家统一设立警察机关掌管, 内部实行垂直领导。在警察组织上实行军事化管理。”[9]
2.侦查程序还具有司法性, 理由如下:
(1) 刑事侦查严格要求依法进行, 即具有合法性。有学者之所以认定侦查权只是一种行政权, 其依据就在于认为侦查机关的行为追求的明显的是合目的性而非合法性。[10]实际上侦查权的行使既追求合目的性也追求合法性, 侦查活动也必须严格依法进行。台湾学者陈志龙教授认为, 法治国家与警察国家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警察行为的性质。在警察国家, 警察行为完全受政治控制;而在法治国家警察的调查行为, 被认为是必须依法律而为之。而为了确保警察的行为免受政治的控制, 刑事警察应当逐渐脱离行政的制约, 而接近刑事专业, 向司法专业靠拢。[11]欧洲理事会于1979年曾就加强侦查在刑事司法中的法定性作出《关于警察的声明》的决议, 声明中强调警察要遵守法律, “警务人员首先是为社会服务的, 其次才是为政府和司法机关服务的…这种关于警察作用与功能的观念是法治国家所特有的。一方面, 它要求警务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依法行政而不听命于任何非法的或滥用权力的命令;另一方面, 它规定了警务行为的负责人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 不能执行违反法律规定所作出的命令。”法国在1986年3月18日通过的《警察职业法典》中也详尽地列举了警务人员的八大义务, 其中第七项就是拒不遵守明显违法的命令。该命令规定在遵守上级命令方面的惟一例外是:“当命令明显是违法的, 并且可能危害公共利益的时候, 这时的警务人员应申明自己的态度;若其坚决不同意, 则应向可能汇报的上级机关汇报。”[12]这些规定都体现了侦查权的中立性和合法性, 是侦查权具有司法性的例证。
(2) 侦查权与审判权紧密相联。侦查机关在侦查中收集证据是为提起公诉、审判作准备, 而且可以认为, 在刑事公诉案件中, 侦查的结果往往直接决定着审判的结果, 为正确判明案件事实并最终实现国家刑罚权的司法活动提供基础、创造条件, 侦查权无疑是审判权的前奏。因此刑事侦查是刑事诉讼这一司法活动中一个重要的诉讼阶段, 侦查程序无疑具有司法性。
(3) 从侦查权的价值取向来看, 刑事侦查不仅追求效率, 也追求公正, 公正价值也是刑事侦查的一个重要的价值。有的学者认为, “司法具有严格的形式性和程序性, 而侦查的形式性和程序性则相对自由”。其理由在于“侦查活动虽然强制力度较大, 强制性侦查措施的适用通常必须接受法官的事后审查甚至事前批准, 但具体侦查措施的实施, 通常由侦查机关单方进行, 无须其他机关或个人参与, 因而形式和程序虽比普通行政活动复杂, 但与法庭审判活动相比则简单得多”[13]。而实际上侦查活动同样具有严格的形式性和程序性, 即形式上要符合公正价值, 即程序正义。不仅强制性侦查措施的适用必须接受法官的事后审查和事前批准, 在进行具体的侦查措施时也必须严格依法、依程序进行, 犯罪嫌疑人并不是简单的侦查活动的接受对象, 不能视之为行政相对人, 而是与侦查机关相对的一方主体。所以西方各国法院介入侦查, 对强制措施是否合法作出评判, 都赋予犯罪嫌疑人一定的权利, 英美法系国家甚至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一定的调查获取证据的权利, 使之与侦查机关相抗衡。大陆法系国家规定了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处于中立地位, 承担客观公正义务。如果侦查机关在进行具体的侦查措施时可以自由行使, 毋须严格依法依程序进行, 将会导致侦查权的滥用。我国刑事侦查程序的缺陷很大程度就在于形式价值构建上的不足。
刑事侦查的这种双重属性是由侦查程序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的地位所决定。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隶属于人民政府, 说明了侦查机关的行政性;同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条规定, 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相互请求进行刑事司法协助。而按我国有关立法及国际条约的规定, 公检法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都可以向其他国家有关机关请求提供司法协助, 由此可见, 侦查机关也被纳入司法机关的范围。这些规定体现了侦查权既具有行政性又具有司法性。
摘要：刑事侦查程序性质的不明, 严重阻碍了我国的刑事侦查模式的变革。本文拟从刑事诉讼法的角度, 从理论上揭示刑事侦查程序的性质, 即本质上具有行政性而在外部组织上具有司法性。
关键词：刑事侦查程序,性质,行政性,司法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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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检察引导侦查；刑事诉讼；检察权；侦查权
检察引导侦查机制是司法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项制度，它合理地处理了刑事侦查权和检察权之间的关系，较好地保持两者的距离和张力。该项制度需要通过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形成体系，在引导原则、主体、范围、方式等内容上进一步完善。
一、当前我国在检察引导侦查取证方面存在的缺陷
检察引导侦查取证，是基于新的《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抗辩式庭审模式提高了对控诉证据的要求，公、检两家为共同提高案件质量，加大追诉犯罪合力而提出来的。但其在司法实践活动中，仍然存在或者说是其在运作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检察引导侦查取证的法律定位认识存在着一定的误区，未能树立正确的引导侦查理念。侦查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五个阶段中的一环，检察机关依法享有对侦查机关刑事案件侦查活动实行监督的权力。所以从检察机关宪法地位和履行法律监督权这一基础出发，检察引导侦查取证应该能够找到相应的法律定位，而不作任何跨越。而现行的检察引导侦查取证工作机制的改革正是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开展的，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2）现有的“阻断式”检警模式不符合当代刑事诉讼发展的需要，检察引导侦查的运作方式尚未形成系统的机制。在我国的刑事诉讼过程中，长期以来一直过于强调检警之间的分工负责、各管一段的这种检警关系模式。而新的控辩式法庭审判方式要求检、警关系更为密切，要求以提取公诉为中心，侦查服从起诉。要顺应当代刑事诉讼发展趋势，就必须改变现有的这种检、警关系模式，逐渐向检、警一体化方向发展。但到目前为止，由于没有一部法律法规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样就容易给实践中的检察引导侦查取证工作带来了诸多不利。加之目前该项工作的开展更多的是处于探索之中，各地理解和实践的差异，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检察引导侦查取证机制还只是初具雏形。
（3）检察引导侦查的实践能力尚未达到理想的水平。检察人员由于工作职能和业务知识的局限，对刑事侦查学科的学习钻研欠深入，侦查实践经验少，因此，在具体介入中，较多地从起诉指控所需证据的角度思考并提出侦查方向和取证的建议，这样难免会与侦查工作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某一证据调取的现实可能性发生冲突，从而影响检察介入侦查工作功效的充分发挥。
二、建立检察引导侦查取证机制的途径
（1）召开联席、列席会议。建立联席工作和专题讲座制度，定期召开侦诉联席工作座谈会。联席会议机制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为加强联系、配合，针对面临的新问题、阶段性工作，定期召开工作会议。联席会议机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办案情况通报、工作经验交流；二是侦查与公诉活动中遇到问题的研讨；三是制定和完善工作机制。通报期间的工作情况，交换对工作的意见和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处理办法，定期邀请专家开展有关证据法律问题和业务问题的专题讲座，提高侦查人员证据意识。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进行讨论时，也应通知公诉部门人员参加列席，并享有发言权。公诉部门则邀请侦查人员旁听法庭审判，促使侦查人员树立庭审意识。
（2）共同制定追诉标准。公诉部门与侦查机关共同制定追诉犯罪的标准和逮捕、公诉的证据参考标准。追诉犯罪的标准，实际上就是立案标准；逮捕、公诉的证据参考标准是按照逮捕、公诉条件，从搜集、审查证据的角度对具体罪名犯罪构成要件的分解和细化。制定逮捕、公诉的证据参考标准，有利于强化对侦查机关在侦查取证方面的引导，规范侦查机关的报捕、移送起诉行为。
（3）适时介入侦查。实行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提前介入侦查制度，适时介入案件，引导侦查机关收集证据，树立公诉指导侦查取证的观念。检察机关在公安机关提请批捕和移送起诉之前，直接参与重特大案件的侦查活动。参与案件的现场勘验、尸体解剖、人身检查、侦查实验等，参与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被害人等，建議侦查机关依法收集其他证据，及时发现并纠正违法侦查活动。
（4）制作补查提纲。根据补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开列详细、具体、明确的补充侦查提纲，对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检察机关因证据不足作出不批捕决定的，要列出详细的补充侦查提纲，提出补查意见，并跟踪监督重新提请批捕的情况。督导侦查机关完善证据，开列补充侦查提纲实际上是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条件对侦查工作方向的引导。
（5）提出侦查建议。在侦查阶段，检察机关有权随时调阅案件材料，随时亲临犯罪和侦查现场，实地复核，指导侦查机关固定证据。对批捕的案件，批捕后及时就下一步侦查工作提出建议，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目标的递进，是批捕后侦查的任务和方向。实现这一手段的前移，将有利于解决公安机关对于批捕的案件不积极侦查的问题，真正起到引导侦查取证的作用。
三、检察引导侦查的程序保障
检察引导侦查构建了侦查阶段以检察监督为中心的制度，引导侦查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一定强制力的，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具有间接强制力的诉讼活动。我们认为，以下几项措施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1）侦查机关立案、撤案的备案制。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有无立案、是否撤案，检察机关无法得知和控制该立案的不立案、不该立案的立案以及随意撤销案件等情况，立案监督没有力度，立法的规定停留在纸面上。检察机关只能监督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大部分案件失去了控制。要改变现状，应当对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启动、终止进行有效控制。规定侦查机关立案、撤案的，必须报告给检察机关登记备案，检察机关有权决定是否有必要引导侦查。
（2）以引导和监督为目的派员参加重、特大刑事案件侦查活动成为一项制度，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以及时发现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便于解决事后监督的消极性，纠违障碍前移，防患于未然，服务于“安全”的诉讼基本目的。
（3）加强对侦查机关的强制性处分权的监督和制约，以检察监督为中心建立完善的审前司法审查控制机（下转第48页）（上接第46页）制。除紧急情况外，公安机关采取的强制措施和搜查、扣押、通缉等强制侦查行为必须得到检察机关的批准。
（4）明确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监督、制约的法律后果。把检察机关定位在法律监督的地位，必须落到实处，对于违反程序的行为，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所以，主要是在程序后果上加以规定。其一要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各种证据的效力，一定范围内禁止使用非法取得的证据。其二要完善不起诉制度，加大在司法实践中依法适用的力度，纠正过于谨慎适用不起诉制度的现状。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决定了公诉部门的职责是审查起诉，而不是侦查起诉，所以不起诉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侦查机关办案质量好坏的评价，而非公诉部门办案质量的评价机制。其三加大对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案件的查处力度。另外，学界提出应当赋予检察机关要求监察部门对侦查责任人的过错给予行政处分的建议权，也是较为可行的方法。
（5）以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书为载体，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明确该书的法律后果，作为公务员考核的依据，多次被检察机关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书的，应当给予行政处分。同时，正常晋级和选拔任用也应当征求检察机关的意见。
参考文献：
[1]朱元昌.《规范引导侦查取证的思考与建议》[C].《中国检察》，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陈乃保，杨正呜，徐庆天.《侦捕诉联动机制的实践价值》[J].《法学》，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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