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技术侦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向科技要战斗力,将科技手段运用于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是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与发展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反映,也是刑事诉讼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价值目标的客观需要。大力提高检察工作中的科技含量,依靠检察科技进步和提高好检察干警素质,是今后检察工作的重要发展方向。
当前,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体制转型中的新情况,新事物不断涌现,职务犯罪日趋智能化、技术化,罪犯作案隐蔽、串供、毁证、伪造假证、转移赃物等反侦查活动普遍,取证难度较大;同时,犯罪分子的反社会性和对抗司法的心理增强,尤其是新刑事诉讼法对反贪侦控能力的程序性控制和高检院的一系列规范性规定,更使的传统的侦查模式陷入了窘境。我国有学者预言:21世纪的司法证明将是以“物证”为主要载体的科学证明。在新的执法环境下,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要有所突破,就必须要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丰富侦查方法,提高侦查能力,而要提高侦查能力,必须要求侦查手段科技化,运用包括技术侦查等手段在内的科技手段。笔者在这里主要对技术侦查做一阐述。
一、技术侦查的概念与发展
所谓技术侦查措施,指的就是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罪犯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包括电子窃听、秘密录象、秘密拍照、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递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手段。技术侦查是在被追诉者及一般公众均不知晓情况下进行的,因而能避免来自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措施,所获取的证据也通常比较真实可靠。
技术侦查手段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社会矛盾的增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国家的犯罪出现了组织化、技术化、隐蔽化的特点,这既给侦查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又迫使侦查机关努力寻求侦查方式的变更和突破。首先在西方国家,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日益向技术化、高隐蔽性方面发展,新的社会形势提出了对这些新型犯罪最适合法律与司法工具问题,于是技术侦查措施产生并日益成为打击犯罪的一种重要的侦查手段。
在西方国家,一般对技术侦查的范围做了明确的界定,指定了侦查机关使用的程序和规则。如美国国会1968年通过《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对于运用电子的、机械的及其他手段监听任何电子通讯或口头会话的问题做了详细的规定,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明确赋予侦查机关广泛的监听权力;美国多数州法院承认心理测试结果的间接证据作用,已经有36个州承认心理测试结论;德国刑事诉讼法第8章规定“押、监视电话通讯、扫描侦查、使用技术手段、派遣秘密侦查及搜查”等措施;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266——271条规定“谈话或通讯窃听”等侦查手段。
而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于技术侦查并未有只言片语的规定,技术侦查现阶段主要依据于侦查机关的内部规章进行规范。我国1993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1995年颁布的《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规定:“对经济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对于极少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但是对于什么是技术侦查,技术侦查的范围、审批的程序以及手续等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我国对于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限制与谨慎是有其深刻历史与社会背景的,是建立在“党内不准搞技术侦查”的基础之上的,为了防止将技术侦查用于政治运动,其出发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并不能必然地推导出职务犯罪不能搞技术侦查的结论。其一,现在社会历史背景已经变化,现在的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腐败已严重影响了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平、公正原则严重背离。要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就必须同腐败与欺诈作斗争。其二,我国正努力走向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最高的宪法原则。为何对某些犯罪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手段,为何对某些犯罪不能采取同种措施呢?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者是身居高位,就不能采用技术侦查措施了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一、技术侦查运用于职务犯罪中的必要性
1、技术侦查措施设立之法理基础
技术侦查措施因其具有隐秘性而难免与公民个人的隐私权相冲突,代表社会利益的技术
侦查措施与代表个人私益的公民隐私权之间便存在着“善与善的冲突”,而只能进行价值选择。各国均认为,在对上述“善与善的冲突”进行价值衡量时,应作有利于具有高度公益性质一方的判断,即为了维护法律和程序,国家侦查机关得在一定条件下限制公民隐私权,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技术侦查是正当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公民的隐私权的限制应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成本或代
价,如果能够从技术侦查的运用范围、程序的功能加以严格限制,并提高实施人员的个人素质,就能够在公民自由权利与社会安全、侦查效率、诉讼经济之间获得比较好的平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9条第3款规定:“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是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须:甲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程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这事实上亦可成为技术侦查制度确立之依据。
2、技术侦查措施的确立是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改革的客观要求
从近几年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由供到证的模式上,这与我国侦查工作的现实条件紧密相关的,对技术侦查的忽视是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因素。
职务犯罪是高智能型、高隐秘型犯罪,犯罪行为有其职务掩护,通常没有直接的被害人,加上痕迹、物证少,因而侦查中发现难、取证难、固定证据难的问题十分突出,运用通常的侦查措施往往很难奏效,特别是贿赂案件行动隐秘,不留痕迹,即所谓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我们检察机关的侦查人员基本上还停留在“一张纸、一支笔、一张嘴”的办案方式上,其工作效率、社会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在侦查任务繁重,群众法律意识是惩罚犯罪的要求远较保护人权的要求强烈的条件下,“由供到证”的模式愈演愈烈,而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时有发生,造成不好的法律后果与社会后果;而且这种“挤牙膏”的侦查方式,其工作效率可想而知了;无论是从工作效率、司法资源、社会效果等多方面来看,“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转换为“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不仅是刑事侦查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内在要求。而侦查模式的转变,必须建立在检察机关一定的侦查措施的配套与健全之上的,如果仅仅还停留在单一的落后的侦查方法上,转变侦查模式只能是海市蜃楼。
职务犯罪破坏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和国家政策的实施,扰乱社会秩序和资源的合理配置,破坏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原则,侵蚀社会道德和人们的精神世界。我们同职务犯罪的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只有适度使用强有力的侦查手段包括必要的技术侦查手段,才能维护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秩序。在现在的司法实践中,纪检监察部门实际上已经承担了司法机关的某些侦查职能,“两规”、“两指”被大量运用。其内在原因何在?在司法实践中采取一些超越于法律之上的做法;还是通过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必要的侦查措施包括技术侦查手段,提高侦查能力?我们所做的选择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二、面临的困难和发展方向
技术侦查是依靠强有力的技术设备和大量的技术侦查人才作为基础的,没有相应的技术设备和技术人才,技术侦查只能是无源之水。技术侦查的使用,首先就要求有必须的技术设备的投入,需要充分的财力资源。从目前检察机关的经济状况来看,在检察机关内部建立一套完备的技术侦查设备是十分困难的,基层检察机关要发展技术侦查更是困难重重。而且从人员素质来看,检察机关几乎90以上的人员毕业于法律专业,只有1——2的人员毕业于刑事侦查专业。检察机关缺乏大量的精通侦查技术的专业人员,也限制了技术侦查的运用。落后的技术手段严重限制了检察机关的侦查能力,使检察机关的整体侦查能力受到严重影响。检察机关现在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最高检提出建设检察机关信息化建设,并作为重中之重,但信息化建设只是一个方面。对于职务犯罪侦查来讲,信息化建设远远不够,还不足以全面提高检察机关的整体侦查能力和水平。在目前形势下,如果没有技术侦查能力的支持,那么检察机关整体侦察能力只能是日益衰弱,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由于客观方面的限制,检察机关实现侦查手段现代化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办到的。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盲目地贪大求全,应当面对现实,从长计议,逐步发展。实现侦查现代化,应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实际发展状况以及人才、物力条件,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一条路。
1 技术侦察的特征概述
技术侦察,是现阶段侦破职务犯罪案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我国 《国家安全法》中对技术侦察的使用条件进行了严格规定: 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我国 《人民警察法》中也有对技术侦察措施的相关规定: 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随着侦查手段的进步和犯罪行为的智能化、信息化,技术侦察将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包括职务犯罪在内的违法犯罪侦查中。那么何为技术侦察,一般来说,技术侦察措施又可以成为特殊侦查措施,主要指采取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进行侦查的方式,常见的侦查途径有电话监听、电子监控、卫星跟踪、秘密拍摄、个人信息调取等。与传统的侦查手段相比,技术侦察的特点就在于其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可以侦查很多传统侦查方式无法侦查的案件内容。技术侦察呈现出一些显著特征:
首先,技术侦察具有较高的技术性,其侦查工作的开展主要基于现代化技术的应用和现代化技术设备的使用,并需要具有技术侦察专业能力的人员开展。其次,技术侦察具有相当的隐秘性,基于其高科技技术的应用,技术侦察可以在犯罪嫌疑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侦查,获取有效的信息。再次,技术侦察具有客观性,通过技术侦察获取的与案件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其客观性可以得到较高的保证,这也是其和传统侦查方式相比的一大优势。最后,技术侦察也具有容易侵犯他人权利的特性,例如电话监听、上网痕迹跟踪,通过这些侦查方式获取到的都是个人隐私信息,很容易对当事人造成隐私权的侵害,因此,技术侦察措施的使用不是案件侦查的第一选择,技术侦察具有从属性,即在传统侦查方式无法达到侦查目的且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选择技术侦察,当然,这也是出于节省司法资源和侦查成本的考虑。
2 职务犯罪侦查中应用技术侦察措施的可行性分析
综合来看,当前我国在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应用技术侦察措施具有较高的可行性。以下进行具体分析。
2. 1 我国具有开展技术侦察的经济能力
在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传统的侦查方式成本很低,而技术侦察措施的应用具有较高的成本。一方面,技术侦察工作的开展需要有多种先进技术和先进技术设备、装备的支撑,技术的引进、研发和装备的采购,均需要消耗一定的资金,且越是先进的技术,需要消耗的资金就越大; 另一方面,技术侦察工作的开展需要有配套的技术人才,做好人才储备,这就需要对人才开展培训、教育,这同样需要大量的资金开支。可以说,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技术侦察是不能全方位开展的。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实力雄厚,这就为我国技术侦察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足够的物质、经济基础,这是保障我国开展技术侦察工作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2. 2 完善的法律、政策,为技术侦察提供了良好环境
基于技术侦察容易侵犯隐私权的特性,技术侦察的运用必须遵循谨慎、严格的原则,这就要求必须有配套的政策、法律,为技术侦察措施的应用提供引导和约束,以保障技术侦察可以趋利避害,取得良好的应用效果。目前,我国法律和政策中对于技术侦察的相关规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科学,明确规定了技术侦察使用的条件,以及使用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原则和注意事项,以在保护普通人的隐私权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达到调查取证的目的。这是我国政府管理国家的过程中以人为本、人人平等的重要体现,在这样的良好约束条件下,技术侦察的运用才能充分而不过分,才能起到最佳的应用效果。
2. 3 发达国家技术侦察方面的经验可以为我国所借鉴
在职务犯罪技术侦察方面,欧美发达国家起步较早,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德国的 《刑事诉讼法》、法国的 《刑事诉讼法典》、意大利的 《刑事诉讼法典》、美国的 《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等,其中都有很多对于技术侦察的详细规定,很多经验可以为我所用。基于此,我国在开展职务犯罪技术侦察方面,完全可以参考国外的经验,选择性借鉴,对可能出现的负面问题进行有效预防,对技术侦察的细节问题进行严格规范。在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借鉴思路下,我国的技术侦察工作可以从国外的经验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推动我国技术侦察工作快速、健康地发展,进一步为职务犯罪的侦查提供有效、良性支持。
3 职务犯罪侦查中技术侦察措施的应用注意事项
技术侦察措施的应用,有利有弊,利在于取证迅速、客观、直达要害,而弊在于容易侵犯隐私、侵犯公民权利。因此,职务犯罪侦查中技术侦察措施的应用,必须遵循相关的原则和注意事项,避免滥用、乱用。在此,将职务犯罪侦查中技术侦察措施的应用注意事项总结如下。
3. 1 不作为优先使用的侦查方式
基于技术侦察容易侵害公民隐私权的特性,目前在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优先使用的应当是传统侦查方式。传统侦查方式虽然效率相对较低,且容易受到周围因素的影响,但其不存在威胁公民人权的问题。只有在传统侦查方式无法有效取证、必须应用技术侦察才能推进侦查进度或者普通侦查方式存在重大危险时,出于两相权衡和调查必要性的考虑,才可以选择使用技术侦察措施如电话监听、秘密拍摄等。在普通侦查方式可以达到侦查目的但技术侦察方式侦查速度更快、效果更明显的情况下,应当坚决使用普通侦查方式,严格保护公民的个人权利,这也是我国法律和相关政策中对于技术侦察措施的明确规定。
3. 2 对于特殊性犯罪才可以使用
技术侦察的使用,其对象不是所有犯罪类型,而是两类犯罪类型。其一是重罪,即犯罪情况较为严重、处罚也较为严重的犯罪,如故意杀人、危害国家安全等; 其二是具有组织化、技术化、隐秘化等特征的犯罪,如恐怖袭击、贩卖毒品等。只有在调查对象是以上两类特殊犯罪类型的情况下,才可以应用技术侦察手段开展侦查,职务犯罪就是技术侦察的侦查对象之一。对于以上这两类犯罪类型,采用一般的侦查方式很难取证,可以说困难重重,并且对于调查人员自身存在较大的安全威胁。基于这两类犯罪的严重危害性,必须采用技术侦察措施快速、有效地取得犯罪证据,实现对犯罪分子的有效制裁,否则将会对国家、社会造成较大危害。
3. 3 只针对职务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案件相关人员
在职务犯罪调查中,技术侦察手段的应用,只可以针对职务犯罪的嫌疑人以及和案件相关的其他人员,对于和案件无关的人员,一律不可以使用,否则会侵害无关人员的隐私权。具体来说,应用技术侦察措施侦查职务犯罪时,侦查的内容必须和特定的职务犯罪案件相关,必须是在有目的、有范围的情况下展开侦查活动,绝对不可以超范围侦查。对此,在下达技术侦察许可时,必须严格规定技术侦察工作可以涉及的范围,避免对无关人员的隐私权造成侵害。另外,相关的技术侦察人员在开展工作时,也应当保持自身高度的职业素质,做到专权专用,切忌滥用职权或以侦查为借口,对无关人员进行隐私窃取。
3. 4 技术侦察应当遵循严格的审批流程
为了有效限制技术侦察的使用方式和使用范围,避免侦查不当对无关人员造成隐私权侵害,必须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技术侦察的应用进行严格审批。在需要采用技术侦察手段时,必须向相关具有技术侦察审批权的机关申请,在其核实具体情况并下达使用许可后,才可以按照相关规定开展技术侦察。我国技术侦察一般是向检察院检察长申请,并需要上级检查机关的批准许可,有严格审批程序和执行规范。
4 结论
在刑事诉讼法越来越完善的情况下,我国职务犯罪侦查中技术侦察措施的应用也越来越规范、成熟。在 “以人为本、人人平等”的理念的指引下,遵循严格的申请规则和应用规范,严格自律,在侦查过程中既要做到充分调查、取证,也要严格保护与案件无关者的隐私权,这才是技术侦察措施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科学应用方式。相信随着我国技术侦察人才队伍建设的推进和技术侦察相关法律的完善,技术侦察措施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应用必将会趋利避害,带来越来越优异的侦查效果,同时为我国犯罪侦查的发展提供更强的助力。
摘要:职务犯罪,是性质较为严重、影响较为恶劣的一类犯罪,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职务犯罪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越来越呈现出高技术含量、难以直接发现等趋势。因此,为了适应职务犯罪的现状,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技术侦察措施,提升侦查措施的技术含量,提高侦查高技术职务犯罪的实际能力,从而在短时间内有效地对职务犯罪进行调查取证,严肃、公正地惩处职务犯罪行为。基于此,文章对职务犯罪侦查中采取的技术侦察措施进行了简单分析,希望对相关人士有所启示。
关键词:职务犯罪,技术侦察措施,法律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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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职务犯罪;技术侦查;运用
一、适用对象
各级人民检察院均应有权运用技术侦查手段,但要经过批准手续。拟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对象必须与案件的侦查有关联性,其指向的对象只能是合理怀疑的高度犯罪嫌疑人以及有证据证明与犯罪嫌疑人存在着密切关联的其他人员,即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要件已经具备。不能用于案件中的被害人、证人或其他可能与案件有某种关系的人员,严禁对无相关的人员采用技术侦查手段。另外还应注意的是技术侦查措施所采用的具体手段和实施的侦查范围,应严格限制在与侦查目的有关的内容上,收集的证据材料范围应仅限于与侦查有关联的内容上,也不得在其他案件的侦查和诉讼中使用。一般在职务犯罪侦查实践中,只有上述条件,才能获准实施技术侦查措施。如美国1968年的《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条例》规定“在实行监控时要尽量减少对与侦查无关的通讯的监听。”
二、适用范围
“只有在采用一般侦查措施无法达到侦查目的的情况下,侦查机关迫不得已才采用技术侦查措施”。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手段的使用仅属于检察机关,较之其他国家而言,我国更应当严格限制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技术侦查的适用要遵守比例原则。”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王建明所说的那样,“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案件可以使用的技术侦查措施可限定在:①该案件影响重大;②技侦措施作为其它侦查措施的补充,应当在穷尽其他措施和手段而无法侦破案件的情况下最后使用;③技侦权的行使至少须经过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批准;④建立必要的与侦查技术相关的配套措施。”同时笔者也认为,鉴于职务犯罪的复杂性,对有些根据特殊案情,必须直接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则不必要首先采用一般侦查措施,以免贻误战机。在这种情况下,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必须要有充分的证据或理由说明这一点。
三、适用种类
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一般包括麦克风和电话侦听、查看电子邮件数据、窥视监控、外线侦查等。可以借鉴国外的立法将技术侦查的种类以列举方式作出规定。德国刑事诉讼法第8章规定“押、监视电话通讯、扫描侦查、使用技术手段、派遣秘密侦查及搜查”等措施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266-271条规定“谈话或通讯窃听”等侦查手段。笔者认为,我国在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时,可使用电子侦听、监控;通话监听;秘密拍照、录像、查看邮件等。
四、适用期限
刑事诉讼中存在着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冲突。因而不能无限期地对公民进行技术侦查,而应当合理科学地限定技术侦查期限。批准决定自签发之日起3个月以内有效,必要时,报省级检察机关批准每次可以延长3个月。在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结束时,应当向审批机关进行报告。
五、审批程序
我们应该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做法,在使用程序上对技术侦查手段进行规制。技术侦查措施使用的前提是必须先经检察长批准,才能应用技术侦查措施进行勘验、检查,侦查人员不能擅自决定启动技术侦查程序,自然也不能擅自决定采取何种侦查技术手段。
1.申请
一般应当提交申请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申请表,申请中应写清使用技术侦查行为对象、地点、种类、范围和大概持续时间、执行人员等具体内容,及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原因、对案件侦查可能产生效果的说明、所针对的当事人的个人情况等。
2.批准
符合条件的技术侦查措施应予批准,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批准。其批准模式,有以下两种方式可选择:一是检察长负责审批,批准以书面形式为原则。检察长进行审查批准的内容为:被移送申请的技术侦查措施是否符合条件,如监听通讯、秘密拍照、录音、录像、获取计算机数据或派遣秘密侦查人员和诱惑侦查等,对于重大事项的,由检察长提交检委会讨论决定。同时根据检察机关内部分权制约的情况,应当把审批事项交由侦查监督部门履行监督。即“需要适用技术侦查时,承办部门应向检察长提出书面申请,说明使用的理由,适用的案件和对象,使用的时间等,检察长对申请要进行全面审查,认为应当使用的,予以批准。”二是上级检察机关审批。可以参照“职务犯罪逮捕权上提”的有关规定,在本院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拟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要将申请意见提交上一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审批,经上一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严格根据法律规定审批后,方才可以执行使用,从程序上可以避免出现“自查自监”的情形。还有补充审批的情形,即因情况紧急来不及申请而执行的,必须及时补充审批,如未获批准,则必须立即停止执行。
3.执行
在审批后,持职务犯罪技术侦查审批表,交由公安机关执行。在公安机关执行职务犯罪技术侦查任务时,检察机关应当派员参加,实时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动态。
六、救济程序
1.查询权
具备客观性的记录,是对技术侦查措施进行监管和救济的前提。侦查机关全程、如实地记录技术设备的使用过程并同步制作侦查笔录,才能经得起侦查监督与审查起诉阶段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和律师的检验及提出质疑。即便是为了保密的需要,使用技术侦查措施至少需要独立订成卷宗,单独送给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事后诉讼审查,同时有必要保障辩方律师查询、复制的权利。
2.异议权
一是复议权。技术侦查结束后,应将技术侦查的进行情况书面通知相对人,使其清楚自己的法定权利,同时也有提出异议的权利,当事人认为技术侦查不当时,有权提请上级检察机关复议。二是排除权。刑事辩护人可以在法庭上对检察机关违反法定程序进行的技术侦查获取的证据,请求法院排除或不予采信,从而更利于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障。对非法所获证据的排除则应当采取相对严格态度,以防止技术侦查的滥用。三是量刑建议权。辩护律师在法庭上针对不当的技术侦查措施提出推翻对于被告的定罪或减轻量刑的建议,法庭可裁定以违反正当程序为由,推翻对被告的指控或减轻量刑。这将有利于防止更加严重的后果,为公民的合法权利提供最后一道人权保障屏障。
3.保密权
包括保密、封存并及时销毁。检察机关在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同时,应当同步制作笔录,对执行的过程、具体种类和相关内容必须全程、客观真实的记录。并按照规定及时地封存获取的结论,并做好保密措施,以保证当事人的人权。同时,对那些不再需要的材料或与案件无关的信息,要及时予以删除或销毁,当事人也可以要求检察机关及时进行销毁,其销毁行为应当制作笔录,以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对销毁也应有程序规范和监督措施,在法院做出判决的案件中,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所获取的证据材料应该妥善保管存档。在保存期间,禁止任何人随意查阅、复制、泄露相关信息。对于使用技术侦查手段获取的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及个人。
【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人、财、物的进一步大流动,使得刑事犯罪形势日趋严峻化;同时,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一方面为公安机关侦查破案提供了有力武器,另一方面也被犯罪嫌疑人所利用,犯罪嫌疑人往往借助高科技手段,提高自身的犯罪能力及反侦查能力,智能化、高科技化犯罪现象越来越突出。因此,当前的刑侦工作必须实现侦查工作与技术工作的有效衔接与配合,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破案效率,有效地遏制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关键词】:刑事 侦查 勘查 科学技术 犯罪
一、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概述
刑事技术,亦称刑事科学,是侦查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中,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和方法,发现、记录、提取、识别和鉴定与刑事案件有关的各种物证、书证,为侦查、起诉、审判工作提供线索和证据的各种专门技术的总称。刑事技术检验是刑事侦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刑事侦查活动的一项重要措施。只有在刑事技术渗透到刑事侦查各个环节中去时,才能真正转化为物质力量,使侦查人员由单纯的体力型向科技型转化,使在刑事办案中获取的各类物证更具价值性和证据性,对犯罪分子的认定作用和打击力度进一步加大。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加强及与国际法的逐渐接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对刑事侦查各环节进一步加以规范。面临如此严峻的挑战,如果我们的刑事侦查工作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模式,仍然墨守陈规,靠打“车轮战”、“人海战”,靠“程咬金三板斧”式的审查讯问方式,不计成本、不讲效益,已远远不能满足现实斗争的需要,也无法向人民群众交出满意的答卷。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刑事侦查提供了获取科学证据的强大武器,为提升刑事侦查战斗力提供了广泛的空间。把科学技术提高到“第一战斗力”的地位,改变思路,从观念到行动上真正重视起科学技术的巨大潜力,通过加大侦查的科技含量,持续地增强控制、发现、揭露、制服犯罪的能力,无疑是刑侦改革的重要内涵。所以,各级刑事侦查部门越来越认识到刑事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提出了“科教强警、科技强侦”的战略措施,从而使刑事科学技术在侦查破案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实践证明:在社会生产力系统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刑事侦查工作中,刑事科学技术是第一破案力。
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看到,由于侦技人员所处的地位不同,各自的工作方法、方式和工作对象不同,相互之间难以形成有效地衔接配合,分离脱节现象严重。特别是在现场勘查、侦查讯问等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对刑侦工作中的侦查和技术人员来说,强调任何一方而忽视另一方都是不对的。必须清醒认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必须做到各局部的有机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的效能。在技术和侦查最应密切衔接的“一线”基层责任区刑警队,问题尤其突出。因此,刑事技术部门在思想上要强化与侦查工作衔接的意识,既注重本专业的发展拓宽,又注重与侦查部门的密切协作;刑事侦查部门则要紧密依靠刑事技术的科学力量,多联络、多沟通,使我们每一起案件的侦破和办理都存在技术因素。美国著名学者克里希南在《现代犯罪侦查导论》一书中专门论述了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的关系:“侦查员和实验室意见的交流。首先要会辨认、采集原物确凿证据然后把它们送抵实验室进行检验。侦查员和犯罪实验室检验人员问的密切合作,是充分利用相互间的才能的基础„„犯罪实验室在刑事犯罪侦查中所起的作用在日益增长,这大概是警察作假想训练时,在某个犯罪的实际侦查过程中,对警察的各种职责有了起码认识的缘故„„同侦查人员磋商,有助于实验室的科学家恰当地安排他们的试验,也有助于他们避免做不必要的工作。”
二、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的表现 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应在现场勘查、审查讯问、发现和认定嫌疑人三个阶段有效地衔接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刑事技术在刑事侦查工作中第一破案力的作用。
(一)行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在现场勘查阶段的衔接配合
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白景富同志指出:“现场勘查是侦查工作的门户,如果连这个门都进不了,其它工作都无从谈起。” 这个论断非常精准。现场勘查是侦查破案的第一道工序,是刑事诉讼活动的首要环节。刑事案件现场是犯罪行为的发生地,是犯罪证据的保留地,是犯罪信息的储存地。正是因为犯罪现场如此重要,所以长期以来公安部都是严格要求现场勘查要遵循“依法、及时、全面、客观、细致”的原则。
所谓犯罪现场勘查,是指侦查人员依据法律规定,为从犯罪现场收集证据,研究犯罪信息而进行的犯罪现场访问和犯罪现场勘验、检查的总称,是一项综合性的侦查措施。犯罪现场勘查的两大核心内容是犯罪现场访问与犯罪现场勘查、检查。现场勘查工作是刑事侦查工作的起点和基础,又是刑事技术工作的重头戏。但在实际工作中,现场勘查工作与侦查工作存在脱节现象,部分侦查员认为现场勘查工作仅是技术员的事,与自己无关,结果现场勘查时有些侦查人员不到场,绝大多数案件的现场勘查情况无人过问;部分勘查人员技术至上观念较重,侦查意识不强,常常是就现场看现场,就痕迹论痕迹,不能依据现场实际及客观态势对犯罪及其过程进行合乎逻辑的分析、判断、推理,以致在接下来的现场分析环节中不能切中要害、一针见血。也就是说技术人员只能谈技术ABC,而不能讲侦查一二三,不能科学地进行现场重建,更加有效地服务侦查,指导破案。在某些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的眼中,现场勘查]_作是例行公事,仅仅起着弥补法律卷宗的程序作用及为已破案件提供一套现场记录的资料及出具鉴定佐证的作用而已,这种状况导致了侦查工作严重脱离犯罪现场。出现这一结果,主要是由于侦技人员的片面认识造成的。因此,如果在现场勘查中侦技人员有机结合、相互交流,技术人员同时加强侦查意识,既讲技术,又讲侦查,科学地重建现场,必能有效地服务侦查,指导破案。
要提高刑事技术在侦查破案中的作用,使刑事技术真正成为提高破案率的现实力量,把刑事技术和侦查破案有机结合起来,必须首先过好现场勘查关。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都要改变观念,打破刑事技术人员只单纯埋头于现场勘查,侦查人员只管制作调查访问笔录,相互间不闻不问的状况,两者应是一个共同的战斗体,技术人员要有侦查意识,侦查人员要有刑事技术意识,共同来承担起现场勘查和现场调查访问工作。这样便于侦查人员在侦查的初始阶段就能“吃透”现场,了解现场,立足现场来看问题,分析案件研究侦破方案能从现场出发,避免了脱离现场的胡思乱想和无客观依据的乱想瞎猜。及时地对一起现行案件进行勘查,对于技术人员而言,在时空上缩短了到达现场的时间,既有利于现场的保护和痕迹物证的采集,又有利于技术人员及时了解案发情况,发现犯罪动态,提取有价值线索,并能及时将第一手的现场信息反馈给侦查员;对于侦查人员而言,既有利于侦查员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可使案件快速侦破,又利于侦查员熟悉技术业务,掌握科技手段,充分了解案件的发展动态和痕迹物证情况,及时把现场信息转变成活的侦查资源,从而增加了破案效能。可见,积极利用现场信息,可以将许多案件的侦破工作解决在现场勘查阶段。
(二)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在审查讯问阶段的衔接
讯问犯罪嫌疑人,是指具有侦查权的侦查人员为了查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犯罪情节的轻重而依法对其进行的一种面对面的审查活动。讯问的目的是为了查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犯罪情节的轻重。审查讯问工作是对归案的犯罪嫌疑人,为证实其犯罪进行的面对面的强制性的调查活动,是侦查工作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侦”和“审”的统一。当前的模式是,审查讯问是侦查人员个体的事,勘查现场是技术人员的事,技术人员很少甚至几乎从未参与到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讯问中去,导致了侦查人员审讯时就案论案,工作粗糙,在一些现场条件差,无过硬证据的案件中难以找到有效的突破口,审查讯问很容易陷入僵局,从而影响侦查效果。因此,初次审查讯问工作最好由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共同参与,制定周密的讯问计划。在开始审讯之前,侦查员应该尽可能多地占有现场资料,了解串并案情况。关心技术人员的检验结论的依据是什么,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比如现场痕迹是如何形成的,受害人的致伤、致死原因,在多种伤并存的情况下,哪一种伤是主要致死因素等等。尤其要注意分析把握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痕迹特征、作案过程的细节特征和反常现象,做到心中有数,从而最大限度地深挖罪行。另外,技术员通过参与到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讯问,从技术角度分析犯罪嫌疑人供述,反思和解决现场勘查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这有利于对已勘查现场的得失总结,有利于技术人员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也有利于进一步的案件串并的汇总工作。
(三)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在发现和认定犯罪嫌疑人阶段的衔接配合
发现和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刑事侦查破案的主要目的,但在传统的侦查模式中,单纯依靠摸底排队、调查访问的做法已无法适应当前刑事案件的发案特点。由于受到经济发展地区间不平衡和人、财、物大流动这个大环境的影响,外来流窜犯罪已呈逐年上升趋势,典型特点是“两头在外”,即受害人和犯罪嫌疑人都是外地人。且以侵财型、跨省地市、系列型为主要特征。犯罪分子异地作案、异地住宿、异地销赃,团伙作案、时分时合、交叉结伙,手段多样,对侦查破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侦查部门要想有效地遏制其扩张恶化,必须更新观念,转变机制,紧密依靠刑事技术中的科学技术力量。1.要充分发现和利用犯罪痕迹物证及各种信息
技术部门要及时将含有现场信息、手段特点、物证资料等串并汇总材料传递给侦查部门,便于侦查部门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去发现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及时消化案件信息,将有关信息传递到特情耳目,并及时进行阵地控制等,当发现嫌疑人员时,及时将刑事资料送技术部门查对,便于及时认定犯罪嫌疑人,从而在调查审讯中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2.应用现代高科技手段,能及时地发现认定犯罪嫌疑人
以现代科技对付现代犯罪,应是刑事侦查破案专业化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缩短破案时间的制胜捷径。当前,在全国各级公安机关逐步建立起了指纹自动识别系统,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成熟,这一系统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破案力。此外,DNA检验鉴定、声纹鉴定、笔迹鉴定等高科技手段的应用,更使公安机关破案如虎添翼。相信随着21世纪科技的迅猛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手段应用到公安工作中来。
三、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的前景展望
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的有效衔接是靠人来完成的,作为主体的人应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侦查员和技术员的业务知识应该互相融会贯通,这就需要两者加强学习,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著名刑侦专家刘持平说过,未来刑侦工作发展的趋势是,侦查人员技术化,技术人员专业化。一名好的侦查员必须掌握现场勘查常规技术,包括勘验工作中所涉及到的有关痕迹,物品的寻找、发现、固定、分析、提取、包装、运送、保全等工作以及现场照片的拍摄、制作,现场图的绘制,现场勘验笔录的制作,现场录像的制作,侦查测量、登记等。
要了解科学技术在刑事侦查工作中的运用情况,要在详细占有现场资料的前提下与技术人员分析现场情况,交流意见,为准确分析案件确定侦查方向、范围打下基础。同时要增强侦破案件的证据意识,结合侦查获得的线索,提醒技术人员注意现场证据的提取,为破案积累更多的条件。一名好的技术员应该也是一名好的侦查员,应该具有良好的侦查意识。将侦查意识和思维运用到现场勘查中,将勘查现场的情况客观完整地提供给侦查人员,并及时了解侦查人员工作中发现的可疑情况,结合现场勘查,为侦查工作提供更加准确、全面的分析意见,为案件侦破打下基础。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在基层侦查部门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技术人员,这些基层的所谓的技术人员与侦查人员通称为侦查员。刑事技术部门应直接参与到侦查办案中去,真正实现技术与侦查的接轨。作为基层刑事技术部门,太专业化了并不利于技术工作的开展,会狭隘技术人员的视线。考虑是否让技术人员来参与案件的侦查和办理,不能只局限于只让技术员参加案情分析会,而不让其参与后续的侦查工作。对刑事案件尤其对一些恶性的大要案件、系列流窜案件及一些含有技术手段的案件,有技术员的参与,可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我想,积极参与案件的侦破,将有利于我们技术员开拓思路,有利于现场勘查、案件串并工作,有利于提高技术人员突破案件的能力,有利于实现技术员专业性和实战能力的统一。当然,该建议的提出,必须建立在有足够的技术人员配置的前提下。
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1款规定: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侦查是刑事诉讼的一个基本的、独立的诉讼阶段,是公诉案件的必经程序。公诉案件只有经过侦查,才能决定是否进行起诉和审判。因此,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侦查的目的是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科技工作作出一系列部署,其中《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专门针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出决策部署,开出了一系列改革良方。2014年是改革举措能否切实贯彻落实的“验证年”,如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副部长李志军,他畅谈了对今年全国“两会”的期望以及对中国如何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思考。
“当前,我国技术市场发展既面临良好的机遇,也面临着挑战与问题,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技术市场创新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副部长李志军表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技术市场,健全技术转移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技术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技术市场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市场规模迅速扩大,技术交易日趋活跃,交易形式不断创新,服务水平日益提高,为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高企业的技术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虽然我国技术市场取得了很大发展,但相对于我国科技进步和科技实力的迅速增长而言,其功能和效力远未得到充分发挥。技术市场体系建设是国家创新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仍需加快培育和完善。”李志军告诉记者,目前我国技术市场体系建设尚不完善,在科技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有限,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有较大差距。技术市场的宏观管理、规划与协调急需加强,技术市场工作在科技工作中的地位有待提升。
如何适应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全面调整,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优化配置科技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李志军认为,要从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发展技术市场对提升我国科学技术整体实力、自主创新能力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快发展和完善技术市场。
一是进一步加强政府对技术市场的宏观引导和协调管理,完善技术市场监管体系。提升对技术市场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进一步理顺技术市场行政管理关系,加强对技术市场的宏观管理和统筹协调。
二是完善技术市场法律法规体系,明确各级技术市场管理部门的执法地位和作用。抓紧研究制定国家技术转移促进条例,明确技术转移中各主体的定位与功能,规范技术转移行为,维护技术市场秩序,保护知识产权,促进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同时,要以法律为依据、组织为保障,进一步明确各地科技管理部门对
技术市场的监督和管理职能,建设一支高效、优质的技术市场管理队伍。可考虑研究出台技术经纪人管理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出台支持企业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和吸纳技术的税收优惠政策,建立合理的技术转移利益分配机制,调动科技人员从事技术转移的积极性。
三是发挥技术市场的主渠道作用,加速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技术市场要将推进自主创新成果转移转化作为一项主要职能,加速完善技术转移机制,促进企业之间、企业与大学和科研院所之间的知识流动和技术转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转移体系。
四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引导性经费投入。加快相关技术交易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充分利用和整合技术交易供需与服务资源,形成全国共享的技术转移公共信息服务系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技术交易效率,加速技术交易信息的流动。设立国家技术市场建设专项资金,完善技术市场体系建设。鼓励各级地方政府加大对技术转移的投入,逐步建立技术转移或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支持国家重大计划项目、共性技术、关键技术转移转化。
五是促进技术与资本进一步结合,建立和完善技术转移的投融资服务体系。鼓励社会资金、创业投资等直接、间接投资支持技术转移和产业化。利用各地建立的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平台,发
布信息,组织交易。结合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路线图计划,在有条件的技术产权交易机构开展科技型中小企业上市前孵育试点,输送优秀科技型中小企业进入主板、创业板及股权转让代办系统,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服务。鼓励国家财政性资金投入和支持的无关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国家机密的项目到指定的区域性技术产权交易市场交易,实现国家创新成果的快速转移转化。
六是整合技术市场中介服务资源,提升技术市场服务水平。大力培育和发展各类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引导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向专业化、规模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引导技术市场中介服务机构通过兼并重组、优化整合,做优做强。开展国家技术转移示范工作,加强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在全国各行业和地方选择符合条件的机构进行试点,重点支持其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有利于促进技术转移的体制和机制,培育一批信誉良好、行为规范、综合服务能力强、起到示范带动作用的技术转移机构。
作者: 晁毓山来源: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14年03
关键词:检察机关,技术侦查,制度构建
一、深入理解新刑诉含义, 明确界定技术侦查的概念
近年来, 学术界对技术侦查概念的理解一直未能形成统一观点:一种是从狭义角度的界定, 认为侦察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 依据国家授权, 运用各种现代科学技术手段, 秘密搜集证据、查明案情, 技术含量高的侦查措施为技术侦查措施, 例如电子侦听、电子监控、卫星定位、照相、摄像等;另一种是从广义角度的界定, 该种界定是将技术侦查措施基本上等同于秘密侦查措施, 认为只要在侦查中运用到现代科学技术搜集证据、查明案情, 包含技术含量的侦查措施都是技术侦查, 例如卧底侦查、乔装侦查。因为这类秘密侦查往往要使用一些专门的技术手段, 因而又称“技术侦查”。
技术侦查措施概念的界定是构建技术侦查制度的根基, 也是技术侦查的根本问题, 检察机关只有明确技术侦查的概念, 才能以此为逻辑起点, 构建科学的、系统的技术侦查制度。此次修改刑诉法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权, 却并未对技术侦查的概念和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做出具体的规定和列举。事实上, 我们可以从新刑诉法的具体法律条文中得到答案。新刑诉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 在必要的时候, 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 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 不得诱使他人犯罪, 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 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 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我们从该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新刑诉法是把卧底侦查、乔装侦查、控制下交付等列入技术侦查措施范围之内的。
二、回应司法实践需求, 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
技术侦查措施适用范围所解决的是哪些职务犯罪案件能够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问题。新刑诉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 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 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 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 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按照有关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此次修改刑诉法所秉持的是“重罪原则”, 即只有罪行严重的犯罪才能够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但新刑诉法并未规定“重大案件”的评价标准。
事实上, 笼统地讲“重大案件”极易使技术侦查措施适用范围的确定流于形式。在国外, 许多国家以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的刑罚为标准来判断案件是否属于重大案件, 该标准确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但也要意识到对于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刑罚的预测是有风险的, 很容易导致技术侦查措施的滥用。另外, 有些罪名的法定最高刑未达到“重大案件”标准, 这些案件很可能排除在适用技术侦查措施之外。所以, 确定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应考虑到实践中部分的轻罪案件适用技侦手段的必要性, 充分回应司法实践的需求。
三、细化新刑诉审批规定, 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程序
审批程序是控制侦查权的重要方法, 新刑诉对技术侦查的审批程序基本上没有规定, 仅是在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 但对于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谁负责审批、如何履行审批手续, 新刑诉仅用一句话概括, 规定过于宏观, 对司法实践没有具体指导作用和约束力, 不利于秘密侦查的法治化, 应当对该规定加以细化和完善。
细化新刑诉法之规定, 严格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审批程序, 应该根据目前我国司法体制的状况, 将具体的审批程序明确规定下来, 从而破除技术侦查的神秘主义倾向, 实现程序的公开, 体现对秘密侦查手段授权与控权的平衡。考虑到目前我国检察机关是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刑事案件的监督, 笔者建议可由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对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工作。另外, 应该针对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制定出科学的操作规范, 包括如何审查、批准、备案、监督等工作, 以保证技术侦查措施得以合理和规范运用。同时, 在设计适用程序时, 应尽量考虑程序操作的时效性, 以避免因程序设计的过于复杂而错过技术侦查措施适用的最佳时机。
四、权衡“两权”分离利弊, 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执行主体
笔者认为在对新刑诉法这一规定进行细化时, 应充分考虑到这一规定的利弊, 明确何种技术侦查措施由检察机关作为执行的主体, 尽可能保证检察机关能自行执行的技术侦查措施尽量由检察机关自行执行。对于检察机关目前不能执行的技术侦查措施, 规定由其他有关机关作为执行主体, 并应制定对执行机关的行之有效监督办法, 以促使执行机关及时高质量地完成技术侦查措施。
五、严格适用技术侦查措施, 明确技术侦查侵权的救济途径
技术侦查属于秘密侦查措施, 它是在被侵权者不知情的状态下实施的, 在技术侦查行为实施之前和实施过程中, 被侵权者缺乏司法救济途径, 而且实施过程也缺乏有力的监督。修改后的刑诉法第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条对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使用期限、获取信息的用途, 以及对于这些信息的保密义务等均作了规定, 但却并未规定一旦技术侦查人员违反了这些规定, 被侦查者可以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救济。
笔者认为, 执法人员一旦违反刑诉法的限制规定而使用技术侦查手段, 应把违法收集的技术侦查证据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并且对该违法办案侦查人员应当处以纪律处分;另外, 考虑到其行为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 该侦查人员还需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对嫌疑人使用了技术侦查措施, 但经审理, 被确认无罪的情形, 该犯罪嫌疑人还应享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关键词:技术侦查;刑事侦查技术;侦查手段;侦查学体系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在侦查一章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对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情形、期限等内容作了规定,一方面有利于侦查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其职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但是新法却对技术侦查的概念、种类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对技术侦查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有利于侦查机关采取合理的措施进行侦查。
技术侦查具有隐蔽性強、侵权性高和司法强制性等特质,故而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部分为尽快侦查破案而违规运用技术侦查手段,最终导致公民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造成这一负面影响的原因,某种程度上与国家技术侦查法律规制不完善相关。由此,建立健全技术侦查法制,必须要认清当前技术侦查的不足,依照国家司法现状,清晰界定技术侦查手段所适用的司法程序,依此制定合法合理且贴合国情的技术侦查手段使用规范,杜绝技术侦查手段滥用。
一、技术侦查理论内涵
1.技术侦查的概念
在我国,尽管技术侦查手段在刑事侦查实践中广泛运用,特别是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一些人通过网络泄露我国的军事、国防等信息,通过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犯罪证据、查清案件事实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对于何谓“技术侦查”,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有学者认为以侦查措施的技术含量为标准来划分,在侦查中需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来查明案情、搜集证据,技术含量高的侦查措施为技术措施,如监听、拍照和摄像,否则为非技术侦查措施;有的学者直接定义技术侦查为利用现代科学知识、方法和技术的各种侦查手段的总称。还有学者认为技术侦查是在侦查中采取的控制下交付和电子监视监听、卧底、窥视监控、诱惑侦查等方法和手段。从上述不同的概念可以看出技术侦查不同于一般的侦查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的秘密性、技术性,而且在方法上有一定的技巧,实施的难度大于一般的侦查措施,而且技术侦查对侦查人员的要求也比较高。技术侦查应该是指不经当事人知晓,需要借助于专门的技术设备等才能实施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
2.技术侦查主要特点
根据司法实践所得其特点主要包括高科技性、侵权性、秘密性和强制性。其中,高科技性即指技术侦查活动需要借助多种先进技术和设备才可完成,例如监听器、电子监控仪等;侵权性即指侦查活动多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各种监视、监听手段,存在某种程度上侵犯当事人基本权利之嫌;而秘密性,即因侦查活动除执行人员知晓外,并无他人了解侦查过程及结果;强制性则是指在实施技术侦查手段时,并未经犯罪嫌疑人的认可或同意。
二、技术侦查实践探究
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侦查机关就已经采取了技术侦查措施,由于法律没有相关的规定,技术侦查措施在实施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了保证技术侦查的合理、合法的运用,明确了技术侦查的实施时间必须是在立案之后,适用主体是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适用对象必须是法律规定的刑事案件,只有特定的严重犯罪案件且达到侦查犯罪需要的程序才可以适用,而且实施技术侦查必须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等内容。
1.技术侦查在司法规制上的具体表现
国家为确保侦查权的统一性,避免其遭致滥用,已逐步建立独立的技术侦查部门,使之侦查权限所含的申请权、审批权以、执行权得以互相制约,形成“三权分立”局面,很大程度上使得技术侦查行为有效性得到保障;防范侦查人员篡改原意或扭曲案件事实;强化了对人权的保障,在公民隐私权受到侵犯时可以得到及时救济,确保公民复议权和诉讼权等合法权益的实现。简而言之,在我国法治建设不断推进过程中,技术侦查行为相关法律规制已逐步完善,侦查权滥用情况得到了显著改善。
2.技术侦查手段行使中的客观问题
技术侦查能予施展的手段众多,于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有下述几项:
一是权利救济与制裁机制缺失问题。即相对人认为侦查机关采用的侦查手段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或是对侦查机关所采用的侦查手段有所异议,应当如何申请权利救济的问题,至今仍未有相关司法解释对此作明晰界定。救济是权利的一种表现手段,保障行为相对人的合法救济权利是保障侦查手段合法的重要武器,换言之,无救济即无权利。当前,我国法律仍然缺乏对“救济程序”的明确规定,加之技术侦查手段的实施存在显性的侵犯性、隐蔽性,若不从法律角度为行为相对人制定明确的权利救济程序,置其合法权益于高奉献中,不仅是对保障人权的无视,也与“依法治国”精神背道而驰。
二是适用条件及范围不明确问题。鉴于技术侦查过程具有很强的保密性、侵入性,故很难真正有效的采取约束措施,监督力度较为薄弱。而且,新的刑法修正案针对技术侦查手段适用范围的规定仅为“其他危害社会安全的犯罪案件”,并未明确规定“哪些案件才可运用技术侦查手段”,具有较大自由解释空间,由此造成不同地域、不同司法机关、不同层阶对此条款的理解与认识均不一致,无疑给侦查技术使用者创造了滥用侦查权的条件。此外,在执行任务中,通常只需自侦查机关认为与法律条款中“严重危害社会安定”这一性质符合,便可启动技术侦查手段,故而相关滥用、任意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现象屡禁不止。
三是技术审批程序的缺漏问题。传统技术侦查手段有邮件检查、跟踪监视、秘密录像、通讯监听以及秘密拍照等。而技术侦查具体手段、适用对象、启动及审批程序等尚未出台明确司法解释,故而可操作性低。比如,于新刑诉法修正案中对技术侦查手段批准的司法规定为“务必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条款看似严格却十分笼统,并未明确规定审批程序及审批负责对象、审批执行对象,仍旧需要“不同的机关自行通过司法解释来解决”,此规定显与现实不符。近年来,公安机关与国家安全机关均先后建立技术侦查队伍,以处理日益多发的滥用职权案例、重大贪污贿赂案件。但从我国当前国情考虑,各大机关均建立技术侦查部门,将造成技术侦查体系重复建设,技术力量及装备重复投入,还可能引起各机关相互竞争、抢夺资源。鉴于此种情况,刑法修正案驳回了检察机关增设技术侦查体系的提议,依然按原规定执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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