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改革的解析

税制改革的解析（精选8篇）

税制改革的解析 篇1

今年两会上，国务院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并决定该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改后的个税起征点可望从目前的2000元提高至3000元，且现行的九级税率也可能作出相应调整，减少税率档次扩大级差，从而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

个税改革可以使中低收入群体将受益，进一步减少社会贫富差距。众所周知，“十一五”期间，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与企业倾斜的现象日趋严重，居民收入占比偏低。我国多年来税收收入增速高于GDP的增长，也高于中低收入人群收入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当前，对个人收入起调节作用的个税改革也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个税起征点提高后，更多中低收入群体将被纳入免税范围，有利于为中低收入者降低税负。***总理日前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指出：“这条措施出来以后，会使整个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受益，无论是工人还是干部，我以为是最直接也是最简便的方法。这是政府今年给老百姓办的第一件实事。”

当前大幅度地提高个税免征额也有利于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尽管目前工薪族所纳个税占个税总收入的比例较大，大幅度提高工薪所得个税免征额，有可能会使工薪族因少纳税而致财政减收，但也应该看到，工薪阶层的税负减轻了，消费能力就会随之增强，工业品、农产品市场需求就会相对旺盛，这反过来又会刺激工农业生产，一些生产和销售企业就会因此而创造更多的税收，最终将会弥补、甚至超过因个税免征额上调而带来的减收。

税制改革的解析 篇2

我国分税制改革二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提高了财政的“两个比重”, 形成了中央财政收入稳步增长的机制,增强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充分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财政理财和财政改革的积极性,推动了我国统一市场的形成,缓解了地区间财力差距的扩大。但是,在今天,我国分税制的改革却陷入了困境,产生了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越改革越远离原有目标。我国分税制一直谋求的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相结合,似乎是在为一个错误的问题寻找正确的答案, 不得不先将其调整为事权与财力相匹配,到今天又调整为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已经与财权的划分没有直接关系了;将税种在各级政府之间划分也是无解的,似乎越分越分不开,一个又一个税种从单纯的地方税变成了共享税,到今天,无论是税种数量,还是收入比重,共享税都处于绝对的地位,分税制变成了“分钱”制;地方税体系越建越不成体系, 主体税种的存在都成了问题,地方税成熟一个中央上收一个的结果, 使地方税越来越少,越来越不成体系,尤其是随着“营改增”的推进,其主体税种也将不复存在,地方税务局已经面临着无税可收的局面,到了考虑如何体面退场的时候。这样的改革,使我国的分税制已经难以为继了。

二是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我国分税制改革以来,在其体制之外产生了土地财政和严重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异化,财政秩序混乱,民众怨声载道。尽管产生土地财政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无效的地方政府举债规制和不合理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甚至是国际金融危机,但分税制只顾分税,不及其它的缺陷,确实产生了一种意外的“驱赶”效应 ,促使地方政府将其财政收入重点放在了分税制体制之外, 对于土地财政和严重的地方债务问题的形成,应负一定的责任。

三是没有可行的解决办法。与原有目标渐行渐远的我国分税制后续改革都具有必然性。比如,从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到事权与财力相匹配,到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正是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的要求;将收入多,影响大的税种控制在中央手里,正是确保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需要;“营改增”则是迅猛发展的现代服务业推动的结果。这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因应这些必然改革的措施却大不可行。比如,开征新税是应对地方税越来越少的重要措施,但受国际竞争和国内压力的双重制约,难以实现;简并政府层次或财政的“省直管县”是解决我国税种在各级政府间不够分的两种办法,但由我国的政治、经济、民族、地理、历史、文化等国情所决定,这无异于削足适履;开征零售消费税或将现行消费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的两种思路,但无论哪一种税,其收入不堪当大任,其影响却会肢解全国统一市场。而土地财政和严重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既然是在分税制体制外产生的,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分税制,也就意味着在分税制框架内无法解决这两大问题。

总之,我国的分税制在今天实际上已经难以为继,需要认真考虑是目标不当,还是改革不到位。

二、我国分税制从何处来

分税制是我国实实在在的土特产,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必然结果。从逻辑上分析,分税制“分”的基因源自“分灶吃饭”,即要打破“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局面,中央和地方分开,各过各的日子,自求平衡,追求事权与财权的统一;分税制“税”的基因源自“利改税”,即要用比“利”更规范的“税”的形式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分税制“制”的基因源自“承包制”,即要以固定的契约稳定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我国分税制不仅是对“分灶吃饭”、“利改税”和“ 承包制”的否定,更是继承和改进,因为人们对分权、规范、稳定的期盼始终如一,不曾改变。从实践上看,“分税制”一词早在1982年就出现了,这使分税制已有其名;而从1985年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实行了“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这使分税制已有其实。这样,我国在1994年针对“财政包干制”的弊端而推出分税制,便是自然而然的事。另外,在改革之初,我国的分税制没有基本的转移支付制度,2002年之前企业所得税按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这两件事也很能说明分税制就是我国的特产。反观国外,无论在美英法德,还是在加澳日韩,我国学界一直没有找到一个与“分税制”相对应的词。相反,因为对本国财政体制改革不自信,在对分税制概念泛化解释之后,“发现”发达国家都在实行分税制,我国的分税制反而成了对发达国家的学习和借鉴,成了舶来品,而像发达国家那样几套征税机构的设置,更能满足当时我国中央和地方互不信任、中央新设自己的征税机构的需要。以至“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普遍实行分税制”在今天几乎成了共识,甚至还有人“发现”,我国自古就有分税制。根据这古今中外的情势,好像无论是过去和现在,还是将来,我国只有实行分税制,别无选择。

不容否认,我国的分税制迅速解决了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提高“两个比重”,其历史功勋,就是以“力挽狂澜,使国家幸免于难”形容,也毫不为过;取得这样的成果,也完全可以说我国的分税制实现了其历史任务。但是,因为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分权、规范、稳定的所谓分税制心向往之, 也因单一制国家日本所谓分税制的成功而吃了定心丸, 进而把发达国家的财政体制确定为我国分税制的目标。这样的认识,更因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在我国的广泛传播,而得到了强化。这样,在提高“两个比重”的真正目标很快实现后,我国分税制改革的目标,便无形中成了实行发达国家那样的分税制。

如此理想化的目标是大有问题的。我国的分税制和发达国家的所谓分税制根本不是一回事。发达国家所谓的分税制,本是多套不同的税制,是一种组合,这是由这些国家联邦制或地方自治的国家结构决定的; 而我国的分税制,是将一套税制的不同税种划分给中央和地方, 是一种分割,这则是由我国单一制且未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结构决定的。因此,我国的分税制改革根本无法实现“发达国家那样的分税制”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对于我国的地方各级政府,当地的居民事实上并没有多少制约的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各过各的日子,自求平衡的思维,只能导致地方政府的行为失去重要的约束;对税偏爱的“利改税”的思维,必然导致政府非税收入的失控;而“承包制”固定化的思维,肯定会阻碍对已有制度的调适和取舍。但是,我国分税制的所有这些内在缺陷,都被追求发达国家那样的分税制这一理想化的目标遮蔽了,这使我国的分税制改革一直磕磕绊绊, 越改革越远离原有目标,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没有可行的解决办法,却使人们认识不到其内在的缺陷,而将由此产生的问题归因于改革的不到位。

总之,我国分税制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不能要求其实现其他脱离实际的目标,现在到了需要认真思考向何处去的时候。

三、我国分税制向何处去

我国的分税制已经难以为继,也难以深化改革,退出已成必然。事实上,我国分税制早已不自觉地走上了收入共享之路,在本质上已不再是分税制,但是要说退出,却是需要很小心的事。因为如果说我国将放弃分税制,既使一般人感情上难以接受,又容易助长否定分税制历史功勋的歪风,还可能引起各级政府的利益恐慌。因此,淡出是我国分税制最好的去向。

其实,我国分税制已经在淡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对分税制只字未提,这就是让分税制淡出。这两个文件让分税制淡出的艺术性在于,《决定》提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大目标,做出了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的重要部署,尽管只字未提分税制,但让人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到了多半年后出台的《方案》那里,不仅只字未提分税制,而且“完善地方税体系”和“考虑税种属性”也没有了,还是让人感觉很自然,但这两个文件都不动神色地将“分税”变成了“收入划分 ”,事实上宣告了分税制的退出。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艺术性,人们纪念我国分税制改革二十年的热情才没有因此受到损害,总结和评价我国分税制改革的活动也没有因此脱轨或转向。

尽管分税制在淡出,但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现在还处于研究阶段, 分税制之后的财政体制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还没有确定。笔者认为,应该是收入分成制。这是因为,第一,单就税收而言,我国是一个单一制且未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只有国家才具有征税权,即只有国家才应与国民发生税收征纳关系,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即财政体制,则是税款使用关系,是税收收入划分制度,并不是对征税权或税种的划分。第二,我国分税制带来的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充分说明,一国的财政体制不能局限于税收收入的划分,必须统摄税费租利等全部政府收入,实行全口径管理。第三,我国的分税制已经不自觉地走在了共享之路上,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收入分成制,这是我国二十年分税制实践探索的结果,是我国财政体制的客观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对于这样的收入分成制, 首先需要消除这样的疑问:这不是统收统支吗? 这不是倒退吗? 这样的收入分成制确实是统收,但绝不是统支,这一点很容易理解,而这一统收却是国家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征税主体必须行使的权力,更是其职责,对此,政府不能僭越,由我国单一制且未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结构所决定, 这样的征税主体只有一个,因此只能统收。这样的收入分成制更不是倒退。首先,这一收入分成制是对大包干和分税制的扬弃。这样的收入分成制既无大包干制包死某级政府收入的弊端,又无分税制政府僭越国家征税权的严重问题,既能巩固分税制的改革成果,又能恪守政府的职责范围,抛弃分税制的弊端,是个好东西。其次,这一收入分成制绝非分税制之前的收入分成制可比。分税制之前的收入分成制是由属于地方各级政府的税务机关将税款征收之后, 按分成数额向上级政府上交,主动权在地方,中央受制于地方,而这一收入分成制则是由属于国家的税务机关将税款统一征收之后,由中央按分成数额向下级政府划拨,主动权在中央,地方受制于中央。这一上一下,国家和政府的位置根本不同,其结果也大相径庭。再次,收入分成制能避免对经济的扭曲和对资源、环境的破坏。这一分成制使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所有税种和所有行业相关,而不再是只与某一两个税种及其关联行业相关,能彻底根除分税对各级政府盲目发展与本级税种密切关联行业的刺激,能有效地减轻资源、环境和生态的压力,能使不具备开发条件的地方摆脱“越穷越开发,越开发越穷”的恶性循环。就像“收支两条线”制度能有效地遏制一些政府部门乱罚款和逆向执法一样,这一收入分成制能有效地规范政府行为,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最后,这一收入分成制对实现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维护国家稳定意义重大。这一收入分成制可以真正全国一盘棋,弱化各地财政收入与本地经济发展的联系, 促使地方政府真正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中央可用较多的收入用于转移支付,使其有能力保证实现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维护国家稳定、实施对地方的有效控制。

但是,这一财政体制形式还是不宜再冠以某个具体名称。因为无论冠以什么样的名称,都无法概括某一时期的财政体制的全部特征,但有了这一名称,无形之中就会强化这一名称所表征的方面,淡化其它方面,留下管理上的隐患,分税制这一名称就曾使我们重视税收,忽视其它政府收入,带来了土地财政和严重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另外,当形势发生变化,财政管理体制需要做较大的调整时,便意味着要放弃这一名称所指称的财政管理体制形式,而这将引起巨大的震动, 今天我们面临着放弃分税制的任务,对由此引起的震动还是比较令人担心的。相反,如果不对其冠以具体的名称,就可以总以完善财政体制的名义对其进行调整或重大改革,而不用担心引起震动。这正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也正是在发达国家找不到分税制之类的名称的重要原因。《决定》和《方案》 在实质上放弃了分税制,但并不让人感觉不妥,就是因为只提财政体制,不提分税制这一具体的形式名称,很有艺术性。

至于我国分税制淡出的进程,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尽管我国分税制已在淡出,但放弃分税制的理论准备并未做好;尽管形势已将分税制挤到了台下,但新的改革总体思路并未形成;尽管形势已将财政体制改革推倒了前台,但其两个基本前提工作———税制改革和中央地方政府事权划分———远未就绪。由此决定了我国分税制的淡出无法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而分税制的影响将存在更长时间。

总之,我国分税制的退出,去向明确,并已开始,但有一个过程,这中间还有许多事需要做好。

摘要：我国分税制的历史功绩不容否认,但越改革越远离原有目标,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却没有可行的解决办法,已经难以为继。这是因为分税制是我国的土特产,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必然结果,并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但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却被确定了不恰当的目标,而不是改革不到位。我国分税制的退出已成必然,事实上正在淡出,新的形式应该是收入分成制,但不宜明确提出这一具体名称,而且其淡出也会有一个过程。

唐代的税制改革 篇3

不平均的田产

——均田制的弊端

唐代初期，延续北朝和隋代的均田制，把政府控制的田地平均分配给失去土地的农民，当时青壮年男子每人可获得100亩，其中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所谓永业田就是子孙可以继承下去的田产，而口分田则是田主死亡后，要把其归还给国家。唐初，经过南北朝和隋代多年的战乱，把田平均分配给失地农民，这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可是，从一开始，唐代的均田制就是非常不彻底的。首先，政府分配给失地农民的田地只是全国土地的一部分，还有很大一部分土地本来就有产权人，政府并未没收之后重新分配，政府只是把因战争等特殊情况而失去原有主人的田地予以分配。其次，王公贵族和官员在土地分配上占有绝对的特权，唐代均田制规定，有军功而获得勋位的人，最多可以获得3000亩土地；而五品以上的官员和贵族最多得永业田1万亩；就连在职的官员，也可获得一种特殊的田地——职分田，最多可达2000亩。

除此之外，中央朝廷所占有的大量专供军队粮食补给的屯田和营田，也没有分配给普通失地农民。可见，唐代均田制的“均田”，只是徒有其表，土地占有的不均现象依然非常严重。而唐代初期的田地税收制度就是建立在这种“均田制”的基础之上的。

唐初，普通农民的税收主要为租、庸、调三种类型。“租”就是均田制下对农民所得土地所征收的田税，当时每一个成年男子都必须每年向国家缴纳两石粮食；“庸”是劳役，每个成年男性要每年义务为国家服务20天；而“调”则是对农民家庭经济作物征税，一般每个成年男性每年要缴纳绢布两丈，丝绵三两，或者以其他丝麻产品替代。

唐初的“租庸调”，不管农民资产的多寡，都统一按照一个标准来纳税。这看起来是有道理的，因为唐初的农民都因均田制获得了看似平均的土地，而古代农民的资产主要就是土地。但是，唐初的均田制本身水分就很多，这样就造成了田产拥有量相差很大的百姓，也要承担一样的税负，这显然是不公平的。说白了，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唐初田赋制度，完全是主政者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其初衷是好的，但结果却是差强人意。

以人口纳税

——税收的严重不公平

“租庸调”除了使普通百姓之间的税负不平等之外，还有一个更不平等之处，即皇室、贵族、官员等特权阶层，甚至连在各地迁徙的行商，都是免此“租庸调”的。在一个农业国，主要的税收就是田赋，“租庸调”其实就是唐帝国主要的田赋。而田赋的不均，便是唐帝国百姓在经济上最大的不公平。

而且，土地兼并是中国古代王朝到了中后期不可避免的规律，到了唐代中期，土地兼并愈来愈严重，百姓所拥有的田产，差距愈来愈大，愈来愈多的田产都集中到那些不用缴纳田赋的官僚、豪强、大地主手中，但“租庸调”的税制却依然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造成税负不公平的加剧和膨胀。

本来，如果唐代政府能够有效地抑制土地兼并的浪潮，使得普通农户能够拥有均田制下的基本土地，那么“租庸调”的税制还能够保持某种极低水平的“公平”，毕竟特权阶层的免税政策，是古代全世界都有的一种惯例，不会造成太大的抵触情绪。遗憾的是，唐代中前期的执政者未能坚持贯彻其早期制订的均田制，从而使得税制越发成为一种恶的制度。

税负不公还只是一个方面，更为严重的是国家田赋总额的不断缩水，因为缴纳“租庸调”的人减少了，很多农民都失去了土地，成为各类大小地主的佃户之后，政府就无法再向他们征收基本的田赋了。而大地主即便土地资产再多，也只须缴纳多年之前就早已定额的“租庸调”。土地的多寡并不决定其拥有者所缴纳的田赋，换言之，财富与资产的多寡并不决定税负的轻重，资产再多的人与资产再少的人纳税差距并不大。

这岂非咄咄怪事？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租庸调”的税收制度与唐代之前中国的纳税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即以丁纳税。“丁”是指成年男性，以丁纳税也就是按照人口纳税。按照人口纳税，而非按照个人或家庭的资产来纳税，一直是古代田赋制度的传统，唐代初期也延续了这种传统。如果每一个人所拥有的田产和资产是一样的，那么以丁纳税当然是合情合理的。但现实的情况是，不管是在哪一个朝代，尤其是在朝代的中晚期，个人田产的占有量总存在着巨大的悬殊。

以资产纳税

——两税法的革新

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鉴于“租庸调”税制极为严重的弊端，一代财政专家杨炎（当时担任宰相）在唐德宗的支持下，实施了“两税法”改革。所谓的“两税”，并非是指两种税收，而是指田赋在夏、秋两个固定的时间统一征收。而“两税法”实施之前的“租庸调”，往往较为混乱，征税时间过长，效率很低。

“两税法”的主要原则是不管是本地人还外地人，只要在当地拥有田产，就必须按照田产的多寡来缴纳田赋。原本，在均田制的思维中，农业人口是不发生流动的，因为分配到个人名下的田地是固定的。到了“两税法”之后，国家正式承认了均田制的失效，也承认了人口的流动性和个人田产的变化，这不啻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古代中国流动人口较少，社会流动性很差，均田制对农民人身的固化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两税法”其实就是把之前以人口来征缴的“租庸调”三种税，还有其他一些杂税全部集中到一起，按照个人和家庭的资产来征税。而且，其征收对象的范围已经扩大到王公贵族在内的所有人。简而言之，只要你有土地、有资产，就必须纳税。王公贵族的资产多，纳税也就多，他们在“租庸调”税制时期是特权阶层，现在却成了纳税大户。如此一来，不仅国家财税增加了，而且纳税不公的社会矛盾也缓和了许多。

再者，“租庸调”完全是以实物来计税，而“两税法”则是以钱计税，然后再换算成实物来缴纳，这对于古代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开了以货币计税的历史先河。另外有一类居无定所的特殊人群——行商，之前本不纳税，也很难对其纳税。但“两税法”之后，他们也要与坐商一样，在经商之地缴纳3%左右（三十税一）的税，以此来显示他们对国家的义务。

“两税法”当然也有很多弊端，譬如家庭田产和资产的核定，并未如实登记在册，很多豪强地主从中做了手脚；还有，货币在当时供应量较少，于是钱贵而物贱，造成通货紧缩，纳税人总是要多缴纳实物，才能抵得上固定的税钱。

虽如此，“两税法”实施之后，政府的财政收入立马就比之前翻了一番，也大大延长了唐帝国的生命。同时，“两税法”集各类税种于一体，大大提高了政府的纳税效率，不至于把有限的政府资源白白浪费到效率低下的“租庸调”税制泥潭中。而且，以资产纳税的原则，为明代张居正“一条鞭法”和清代“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堪为其滥觞。

论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 篇4

当然，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收入制度创新自主权，必须以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确定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为前提。更进一步，是要根据各级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在此基础上来确定各级政府的财权，并将各级政府的这种基本关系通过法律框架规范起来，这样，一方面，形成对各级政府的外在约束，而不至于产生单纯追求收入而不顾经济发展的效率等问题，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各种权责关系，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打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强化调整与反调整的路径依赖关系，从而也有利于各级政府发挥各自的职能。不仅如此，通过对各级政府事权的范围来确定财权，同样也有利于打破现行各级政府因职能不分而产生的对收入制度的路径依赖，从而使得在国家岁入的重构过程中，发挥出税收制度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以调节社会公平、调控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等功能。

主要参考文献：

1.盛洪张宇燕主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版

2.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我《经济研究》19第1期

3.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载《经济研究》第1期

4.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8年版

分税制改革 篇5

2011年12月27日 02:40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马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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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到今天已近18年了，然而现行分税制可以说仍未“成年”。尽管通过分事权、分税收、分管理，打破了传统的“财政包干”模式，实现了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也使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走向规范，建立了政府间分权型财政模式。但地方税收体系至今没能成型，与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相比，分税制改革却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迄今，我国财税体制仍是“一国两制”。政府收入除了预算内收入，还包括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和土地出让金收入等。1994年至2009年，全国税收收入占公共财政收入的比重由98.3%下降到86.9%，15年降低了11.4个百分点，不少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超过了税收收入，2009年全国地方政府性的非税收入达到了36855亿元，相当于地方税收收入的1.45倍，一些基层政府非税收入甚至超过税收收入好几倍。大量政府性非税收入游离在分税制之外，遂使分税制改革成了“半场改革”。省以上是分税制的“阳光世界”，省以下却是谁也搞不清的“灰色地带”。因为省以下迟迟没有形成真正的分税制，省以下收入划分由省级政府根据实情自主决定，而上级政府单方面决定下级政府的收入分配模式，也使财权划分极不规范，造成了地方政府财力逐渐向省、市级财政集中，县乡财政却日益困难的局面。财权层层向上集中，上级政府的拨款又被层层截留，造成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高度不对称，不能有效履行各自的职能。

在我国现行的28个税种中，虽然划归地方的税种有18个，但这些税种大都是税源零星、征管难度高的小税种。虽然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较为稳定，但企业、个人所得税已划分为共享税，不能成为地方主体税种。目前仅营业税在地方税体系中一定程度起到主体税种的作用。在多数分税制比较完善的国家，地方政府开征的理想税种及税基应具有非流动性，以财产税为主体税种是共同点。但目前我国财产税系尚未形成完备的体系，遗产税等重要税种尚在研究之中，虽然财产税税种较多，但税额较小，远不足以保证地方支出需要。

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各级政府能灵活独立地决定该级政府预算，是发挥地方政府职能的保证，而预算自主权则需要税收自治权来保证。但我国分税制改革避开了这一敏感话题，只单纯考虑税收收入的划分。我国税制微调政策措施几乎完全出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只在个别税种或税目上具有有限的税额及税率的决定权，只有某些地方税的税收行政法规的部分制定权。为了促进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满足基本支出需要，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收费财政”和“土地财政”。

可以说，我国当下的财税体制改革，无法真正实现财政分权意义上的分税制。“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会造成一定冲击。从地方层面入手优化税收配置，继续推进分税制改革，对全国财政收入安全和经济平衡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为此提出如下设想。

首先，建立“分税”与“分成”并存体制。在中央、省、市之间实行规范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尽可能按税种属性和属地原则划分各级收入，而在市与县之间实行“分成制”，通过市与县、乡财力的整合，达到共担风险、水涨船高。

其次，调整政府间的收入分配结构。通过调整税种分享方式和分享比例，进一步增加地方政府分享的收入和分配的财力规模，逐步提高地方政府在政府总收入中的比重，寻求省级集中财力的最优规模。

再次，逐步完善地方政府税收体系。在可见的将来，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无疑还应继续作为地方主体税种，另外考虑完善现有税种，改革财产税体系，逐步建立个人所得税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混合所得税制，加快推进增值税扩围的改革。

最后，实现税收管理权限的分割。鉴于权力与责任共生并存，有必要给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管理权，这不仅不会造成地方滥用税权，相反可增加地方政府依法运用权力的压力和动力，既能提高税收体制的运行效率，也能减少来自基层政府行为不当的冲击，实际上是对地方政府的一种约束和保护。

分税制改革和财政职能的问题 篇6

关于分税制改革和财政职能的问题，分税制改革以前，中央财政在全国总财政当中比重相当的低，1993年中央财政仅占总财政22%，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迅速提高到2005年的52%。中央财力状况得到显著提高，我国财政分配的制度也渐渐的统一起来，最终制度化。

楼部长在谈到为什么要实行分税制改革，我非常的赞同。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我们国家存在一个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东中西部发展不均衡、人们收入差距扩大等不利于社会长久稳定的因素。如果放任下去，国家肯定不稳定，那么谁会去调节，肯定是中央政府，那么调节必须要以雄厚的财政资金作为后盾。因此提升中央财力十分必要。在对新疆财政厅厅长的访谈中，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出中央财政对新疆发展建设的支持力度，在西部崛起中，中央财政起来不可磨灭的作用。财政的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和收入分配职能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分税制改革以来，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基层财政的困难，表现为财权重心上移而事权重心下移。1994年改革时没有说清楚的事权，都以一票否决的形式压着基层承担责任，比如社会治安、公共事业发展、“普九”等，出了问题政绩免谈。财力不够怎么办呢？只能逼着地方东挪西借，甚至借高利贷。另外，在这几年在资源制约条件下，不动产在整个经济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与此有关的对“土地财政”的指责之声不绝于耳，很多讨论往往会归咎于财政的分税制，甚至激烈抨击财政体制是万恶之源，认为是由于分税制导致的地方财政收入不足，使得地方政府把更多兴奋点放在办企业、搞建设项目、抬高地价增加土地批租收入等短期行为上。

税制改革后，税收已成为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此后，我们又不断地调整和完善税制，特别是针对税收征管体制滞后于税制的状况，加快了税收征管改革步伐。一个健康有效的税制，必须通过与之相适应的税收征管制度来保证实施。1998年以来，进一步加强税收法制建设，深化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和以“金税工程”为主要手段的税收征管信息网络的建设运用，建立海关缉私警察制度，这对于加强税收征管，打击各种偷逃骗税、走私等涉税违法犯罪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新《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等一批法律法规相继颁布实施，税收征管力度加强，保证了税收持续大幅度增长。2002年全国税收收入（此为国家统

计局统计口径，已冲减了出口退税部分）比1993年增长了3.14倍，年均增长17.1％，与同期财政收入年均增长数基本同步，其中1994——1997年年均增收995亿元，1998——2002年年均增收1880亿元。税制的重大改革和不断完善，为持续大幅度增加财政收入、增强宏观调控能力、支持经济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财政职能问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财政职能是财政区别于其他经济范畴的重要标志之一 ,是规范财政活动的基本准则。概括地说 ,财政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分配活动 ,也就是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 ,通过征税、举债以及收取各种规费、使用费等途径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 ,用以实现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

其次 ,财政职能是实现政府职能的重要手段。财政是与国家密切相连的 ,财政职能须依据政府职能来确定 ,研究财政职能需要从这一点出发。

第三 ,实行公共财政模式的国家 ,财政职能有共性的一面 ,但又必须从各自国家的国情出发 ,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

第四 ,财政职能有其相对固定的内涵 ,但又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 内容和形式都会有所不同。

能否界定好财政的职能范围，关键看政府的职能究竟能否规范化。规范政府职能关键是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规范政府职能标准就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纠正市场失灵。二是处理好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关键是划分政府间的事权，这是确保国家社会经济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政治保证。三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是处理政府和企业关系的关键，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也就是政企分开。

税制改革的解析 篇7

1.1税制要素

美国对房地产保有环节征收一般财产税,美国现行的财产税主要是对土地和房屋等不动产征收的,即房地产税,是财产税的主要组成部分。美国房地产税征税对象是土地和房屋。税率决定权方面,美国的房地产税完全由地方自行制定。税率形式方面,采用相对简单又便于操作的比例税率。每年地方政府根据当年政府财政预算的要求,通过“倒挤”方式来确定税率。

美国房地产税的税基是以房地产的评估价值的一定比例来确定,且由州政府负责完成这项工作。由于美国联邦和州之间执行分税制,房产税被划为地方主体税种,因此各州确定评估价值的一定比例的标准不尽相同。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相关法律规定,以政府指定的专业评估机构确定房产的市场价格的40%为房产税的计税依据。

1.2税收优惠政策

美国制定的房地产税税收优惠政策是根据本国政治、经济、人文和地理等诸多因素综合的结果。既有实行直接减免税、税收抵免等形式,也有采用农场土地专项优惠、延期纳税等优惠形式,如表1所示。

1.3房地产税收征管

从立法权来看,通常由联邦和州行使,地方则没有税收立法权,仅仅根据州颁布的税法要求进行征收和管理。从税基评估与征管来看,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房地产评估和征管,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具有及时有效地掌握本辖区房地产信息的优势,从而合理地确定评估价值。

房地产税制比较成熟的美国具备了完善的税基评估机制与领先的评估技术。由美国房地产估价协会负责管理估价行业,并制定评估理论与实务的《美国评估准则》。税基评估机构设置,美国房地产税评税机构采用由税务部门以外的政府部门负责的模式,将评估与征管分设,以确保结果的客观公平。税基评估方法主要选用两种类型,如表2所示。税基评估技术手段,通常采用批量评估技术。

1.4美国房地产税制建设经验

近百年来,美国对房地产税体系进行不断改革以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目前,美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稳定和成熟的房地产税收制度。房地产税制建设经验总结概括如下:

第一是从税收的分布结构来看,与房地产权转让环节的征税相比较,更加侧重于房地产保有环节的征税;第二是房地产税制的税种涉及了房地产的开发、转让和使用等多个环节,税种设置比较稳定,涉及面广;第三是征收范围广泛,除城镇外,还包括农村、农场建筑物和土地,以保证丰富、稳定的税源;第四是以房地产的市场价值(即资本价值)为核心的评估价值作为税基,充分考虑到级差收入与时间价值因素,遵循了税负垂直公平的原则;第五是税率设计为差别比例税率,由各州地方政府根据每年本地区财政预算确定税率,年度间税率不同;第六是建立了完善的不动产登记系统和信息共享机制。总之,美国的房地产税制结构不仅对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发展起到了调节作用,还提高了房地产的交易量,杜绝其资源的闲置浪费现象。同时,使其成为地方政府的有效收入来源之一,从而确保稳定的政府财源。

2我国房地产税制现状及改革难点

2.1我国房地产税制现状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为满足改革开放的需求,在分税制改革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现行的房地产税制。随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住房制度等一系列重大改革的推进,原有不适宜的房地产税制已经显露出弊端。

2.1.1涉及税种繁复,税负分布不合理

在房地产开发交易环节,涉税包括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增值税、契税和印花税以及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等,涉税多、税负重,其中涉及到流转税,流转税具有税负转嫁性,最终税负将由购房者承担。与之形成明显对比的房地产保有环节,主要涉及房产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除了存在涉税少、税负低的特点之外,免税范围过大,对于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这与税负的公平原则相悖。此外,我国现行的房地产税制体系中涉及房地产所有环节的税种多达11种,且存在重复征税现象,这不仅会给纳税人带来过重的纳税负担,也会增加税收征管的难度。

2.1.2征税范围非常狭窄,调控功能严重弱化

目前,我国现行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征税范围过于狭窄,仅对于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范围内的房产和土地,而不包括农村地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逐步完善,房地产市场的日益开放,房地产权属正逐渐向个人进行过渡,房地产已由集中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非个人手中转变为高度集中在个人手中。但是将个人非营业用房地产完全免税,直接导致房地产税调控社会贫富差距的功能严重弱化,有悖于多受益者多纳税的原则。同时,将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以及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等自用房产及土地列为免税对象,甚至对企业未利用的荒山林地也纳入不征税范围。过多的、不合理的减免税优惠政策也导致了纳税不公平,并且为有些纳税人提供了避税的空间。

2.1.3计税依据不统一,税率设计不合理

我国现行房产税是以从价计征和从租计征为计税依据。从价计征是按照房产原值一次减除10%-30%的扣除(损耗价值)后的余值,采用1.2%的比例税率计征。从租计征是依据租金收入12%的税率征收。从上述看,自有房产用于生产经营与出租房产二者的计税依据没有统一,并且根据历史成本计算确定的房产余值,既不能反映级差收入,也不能体现时间价值。不同时期建造的房产,其造价成本差距甚多,致使税负情况不同,违背了税收的公平原则。现行城镇土地使用税按纳税义务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采用每平方米土地的年税额(即定额税率)计征。以土地面积计税使税额不能随土地价值的增长而提高,导致税源收入缺乏弹性,既不能有效发挥调节土地级差收入的作用,也难以对土地囤积和土地投机行为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

2.2沪渝两地房产税改革试点评析

2011年1月28日,上海、重庆宣布正式开展房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并公布了改革试点的方案。试点改革对房地产业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仍存在一些缺陷:第一是对房产税改革目标定位不合理,沪、渝试点方案均旨在抑制过热的房价,却夸大财产税的基本职能。第二是上海的房产税征税范围仅涉及第二套以上的新购商品房和外地人新购房产,根本不涉及存量房,而重庆虽对存量房征税,但仅限于主城九区内的独栋别墅和高档房,征税范围仍过窄。第三是尽管与试点前以房产余值为计税依据相比,试点后以房产成交价作为房产税的计税依据有所进步,但仍未体现房产的真实价值。第四是税率过低,级次偏少。虽然沪、渝试点方案均设定分档税率,但重庆设定的三个档次,分别为0.5%、1% 和1.2%,而上海仅有两档税率,分别为0.6%和0.4%。均低于其他国家的一般标准,设计不科学,很难实现税收的纵向公平。第五是免税方案不尽合理,试点的免税面积没有综合考虑到家庭人口、地理位置等诸多因素,不利于抑制炒房等投机性需求。

2.3我国房地产税改革的难点

目前,我国房地产税改革难以推进,主要是面临立法和征管两大难题。

2.3.1房地产税立法目的、模式等体制问题没有达成共识

首先,房地产税的立法定位是为了调控房地产市场、遏制投机投资性需求,还是为了地方政府取得财政收入,当前争议较大且没有给予明确回答。其次,房地产税改革对税制要素的不同设定,会对立法模式产生差异性。比如对土地和房产采取分开征税还是合并征税、计税依据按从价计征还是从量计征、税收优惠对人均面积免税还是居民第一套住房免税、对农村的房产是否征税等,这是税制改革中难度最大的任务。

2.3.2缺乏完善的税收征管辅助制度

目前,我国房地产价格评估体系尚不健全、财产评估机构较少、不动产登记管理制度不健全、个人房产信息未实现全国联网,给税收征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并导致税收流失现象十分严重。深入研究其背后原因:第一是税收征管技术条件相对有限,现有的征管资源难以满足普遍征收房地产税的需要;第二是缺乏征管机构与外部之间信息共享机制,税务部门信息与房产、土地管理部门信息难以实现共享,没有达到相互配合的结果,使得重复采集信息成本增加,这与美国集中统一管理模式是截然不同的。

3借鉴美国成功经验推进我国房地产税制改革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房地产税制改革方面,简明扼要的表述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对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这一重大任务而言,其中的房地产税制改革必然是财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笔者认为,应以我国房地产税制现状及改革难点为出发点,借鉴适合我国国情特点的美国成功经验,并结合新一轮税制改革的要求,将我国房地产税改革的内容归纳为“清费立税,两税合一,普遍征税,统一税基,评估计税,差别税率,合理税收优惠以及加强征管建设”。

3.1明确房地产税改革的目标取向

房地产税的目标定位应基于完善与优化税制的视角,坚决不以直接抑制房价以及遏制过度的房地产投机为目标。为此,我国房地产税改革的近期目标取向应是选取有代表性的城市作为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并考虑各地区不同情况,由地方政府设计具体的试点方案。还要对目前房地产开发交易阶段涉税多、税负重的问题,采取清理、简化现有的开发交易环节的税费,以不加重整体税负为前提,将有些房地产开发交易环节合理的费调整为税。远期目标取向则是为顺应国际发展趋势,将我国现行的房产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并为房地产税,统一房地产税征税对象,尽早实现房地产税立法。

3.2扩大征收范围,遵循普遍征税原则

应将当前只对营业用房产征税逐步扩大到对包括居民住房在内的保有阶段的房产征税。具体而言,考虑到目前我国税收征管条件尚不成熟,全面征收会引起不可预见的风险,应以我国现行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征收范围为基础,坚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将个人非营业用房产适时纳入征税范围,尤其是将征税力度集中在多套、高档消费住房方面。还将部分行政事业性单位的非经营性房产、农村地区的房地产也纳入征税范围。同时,应借鉴美国的成熟经验,对开发商未出售的房地产征税,规定未出售房地产的免税期限,对逾期未出售的房地产征税,防止有些开发商蓄意囤积房地产。此外,考虑到房地产税具有稳固、持续的特殊性质,应将房地产税划归为地方政府进行管理,使其成为地方税中的重要税种,并且作为地方财源的重要支柱。

3.3合理调整税基,实现税基统一

应将现行以房产余值或租金收入为税基、以实际占用土地面积为税基,统一改为以房地产市场价值为税基。值得一提的是,综合考虑到我国当前尚未健全的专业评估机制,以及房地产数量众多、区域差距过大的现实状况,建议暂时不以评估值作为税基,而是按交易价为评估值。待评估体系相对完善时,将税基设计为房产的评估值。事实上,根据不动产的评估值为基础确定税基,不仅遵循了能力纳税的原则,多收入多缴税;而且随着不动产价值的提高,可以使房地产税收金额稳步增长,提高地方政府收入弹性,从而满足财政支出的需求。借鉴美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应按照最近的交易价为基准,借助现代计算机技术对包括房价总水平的变化、所处区位、建筑结构(如楼层和朝向)、公共基础设施等因素综合考虑与评估,并根据市场及其他相关因素变化情况进行定期调整,可以在3-5年为评估周期进行调整,以确保评估值能够可靠的反映房地产的价值。如果纳税人对评估结果产生异议,可向税务部门提出复议申请,并提交中介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得到认可后即以新的评估价为计税依据。

3.4灵活设计差别税率

考虑到沪、渝两地试点方案中涉及的税率均低于其他国家的一般标准、设计不合理的问题。为此,应借鉴美国房产税税率的设计,并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实行差别化比例税率,即在全国范围内充分调查纳税人居住消费水平状况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房产的区域位置、用途等诸多因素,严格划分不同类型的房产,设定不同档次的税率。对不同收入群体实施差别税率,比如对拥有高档住宅或多套房产的高收入群体,应通过设定高税率来增加其纳税负担,调整收入分配比例,而对中低收入群体应设定低税率,并制定简化的税收优惠以减轻其负担。同时,地方政府依据当地实际情况有权在规定的税率范围内自行上下浮动税率。

3.5科学设计税收优惠政策

以保障居民的基本居住权为前提,加强对房地产保有环节的税收力度,重点管理过多占用资源的群体,同时减轻特殊纳税人的负担。具体设想如下:一是应考虑居民的基本住房消费需求。对购买的第一套商品房可以免税,但超出标准面积的部分与第二套以上商品房则实行较高税率来征税。这样既能对社会贫富的住房水平差距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又能有效的抑制过度投资和投机行为。二是应考虑家庭成员因素。应充分考虑到子女是否已婚、是否拥有独立住房,还应包括住房条件、地理位置等因素。比如,对优越区域环境的房产,因其房产价值较高,能够说明产权人的纳税能力充足,对其免税面积适当缩小,反之适当扩大。三是要特别考虑保障性住房的税收优惠。相对商品房而言,公共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具有社会保障性质。因此,地方政府应明确公开房产税用途,合理减免税收,同时加大保障房供给。

3.6建立健全征管共享机制

我国财产税制改革的时机选择 篇8

关键词：财产税；成本收益分析；税制改革

1、模型基本分析

海因斯以货币时间价值理论为基础，分析了政府对税制改革时机的选择以及影响其选择的主要因素。本文以此模型为基础，并加以适当补充和拓展，进而提出推进我国财产税制改革的若干政策和措施。

1.1基本假设

（1）纳税人符合理性人假设，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

（2）纳税人拥有某项原值为的财产，且该财产不断增值，固定年收益率为；

（3）政府对纳税人的财产课征比例税，税率为；

（4）政府和纳税人均适用相同的市场年利率，由于个和之间的大小关系不影响最终的结论，故可以假设asdfsdf；

（5）纳税人为获得避税技术需要支付的费用为，该避税成本可以在税前扣除；

（6）每单位税收收入的额外负担为，是指由于政府设计和实施税制所造成的、超过税收收入的额外经济损失，主要包括资源配置方面的额外负担和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额外负担；

（7）避税方法一旦采用，即纳税人成功避税，就可以免交全部财产税；

（8）考虑财产的时间价值，使用复利计算方法。

1.2纳税人决策分析

由基本假设（3）可知市场利率为，一年付1次利息，那么1单位货币在t年后将增加为（式1），假定货币财产的增值是连续的，即在式（1）中假定 ，那么safasdfasfdasadfas（式2），根据货币时间价值理论，可以考虑用作为贴现系数。由基本假设（式2）可知固定收益率为，那么该项原值为的财产在t年后的价值dsd将为sdfasdfasdfasdf（式3），同样由基本假设（式2）可知该财产的增值是连续的，即在（式3）中假定 ，那么 asdfasdfasdfasfasdfafsadfasdfasdf（式4）在的 贴现系数下， t年后该财产的价值的现值 为 asdfasdfasdasdfasdfsadfasdfasdfasdf（式5）。类似地，避税成本也有时间价值。由于纳税人为获得避税技术所支付的费用是一次性的，则避税总成本就是C。又由于市场利率同样为ee，贴现系数同样为，那么在t年后避税总成本的现值asdfasdf将为asdfasdfasdfasdf（式6），由基本假设（式3）可知对财产课征的比例税税率为，假设纳税人避税的时间为A期，则纳税人该项财产的税后总价值的现值sdfsdf可以表示sasdfasdfasfasggggggfasdfasfffsa(式7)，整理得sdfasdfasdfasdfasdfasdfa（式8），（式8）等号两边对A求导，则A的最优解必满足一阶条件asdasdfasd（式9），这一一阶条件可以很好地解释纳税人对避税时机的选择。根据式（9）的变量关系可知，由于C保持不变， fdg又可以不受限制地增值，且sd适用于所有纳税人，则纳税人避税时机的不同只是源于其财产原值sdf的不同。可以说，避税对于纳税人而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纳税人考虑避税，则其具体的时间安排，取决于避税收益与避税成本之间的大小关系。只有当某一时期避税收益大于避税成本时，纳税人才会考虑避税。

现在考虑政府税收政策的影响。为了减少避税所造成的税收流失、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性，政府可以考虑进行税制改革，通过修改税法条款，规定从某个时间（假设为T期）开始全面禁止避税。这种由政府规定避税截止时间（即确定 T期）的做法，会促使那些本来就打算避税的纳税人提前避税，以尽可能多地获得避税所带来的好处。

在理性人假设的前提下， T期制度的实施对纳税人的刺激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政府规定T期之前，纳税人可以完全不受政策限制而随意选择避税时机。然而，在政府规定 期的前提下，纳税人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将不得不决定是否在T期避税或是依然不避税。通过比较纳税人在T期这一期时间内所需缴纳的税款和必须付出的避税成本，可知当满足以下条件时，纳税人将会有避税的动机sdfsdfsdfsdfsdf（式10），这一不等式左边表示纳税人在T期所纳税款的现值，右边表示纳税人避税成本的现值。根据二者大小关系可知，当前者大于或等于后者时，纳税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选择避税，而不是自觉纳税；而当前者小于后者时，纳税人将会自觉纳税，而不会避税。

1.3 政府决策分析

政府作为反避税的一方，也可以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从而确定T值的有效解。这里说的成本指的是允许纳税人在T期之前采用某种避税技术所造成的税收流失，收益则指的是禁止纳税人采用其他避税技术所能带来的收益。但与纳税人个人决策不同的是，政府的成本收益分析应该涵盖所有纳税人，也就是应该加入人数变量。

具体地，假设所有纳税人的分布函数相同，由基本假设可知sdd值在闭区间sdfasdfasfadf内是连续分布的，则财产原值sdfasd的那部分纳税人可以用分布函数 表示。若用asdfd表示相应的边际分布函数，则有asdasdasdasasd。同时为便于后续分析，我们需要定义函数assff，令asdfsfsddfsdfsdff。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提到纳税人避税时机的不同，主要缘于其财产原值sdf的不同。因此，我们首先求出纳税人决定是否避税时asd的值（用asdf表示），可以从（式10）中推导出该临界值，假设为asd，则有

Sdfsdfsdsdfsdfs（式11），由导数的定义，可知sd临界值的变化量为sadfasdfasfasfa（式12），所以， 值的微小变动会改变从不避税的纳税人的数目，其具体的变化量为 asdfasdfasdfasdfasdfasdfasdfasdfasdfasfsdfsdfsdsd（式13），由于上式等号右边表达式是负值，可知T与sdfsdf成反向变化的关系。这说明，当满足式（式10）所示的前提条件时（即纳税人有避税动机时），政府通过修改税法以禁止避税，将会减少避税者的数目。这一结论和我们之前的分析是一致的。根据成本收益分析的基本原理，可知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可以求得T的最优（内部）解，也就是使（式14）等于零的解，

Asdfasdfasdfasdfasfasfasdf＝0（式19）

显然， T的最优解取决于减少避税活动产生的边际利益和边际成本这两个因素。虽然我们不能排除多重解和目标解，例如T=0在理论上还是可行的。但是，由于政府的反应总是滞后于纳税人，所以T=0又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式（19）的解是可以求得的，它反映了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对各种因素的权衡。

2、 对模型的评价和发展

2.1该模型假定个人是无道德观念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但是在现实当中，尽管存在避税可能，有些纳税人仍然会自觉纳税。因为这些纳税人认为，他们的避税行为一旦被税务机关查出，将会损害他们的名誉。因此，对纳税人所做的成本收益分析，还应考虑纳税人的名誉成本，将其加入纳税人的效用函数。

2.2 该模型在分析过程中采用的税率是比例税率sd，故其结论对于现在仍然实行比例税的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等税种的税制改革具有佷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就税收公平而言，累进税率显然是优于比例税率的。若要在模型分析中体现这一思路，则可以累进税率代替比例税率sd进行分析。

2.3 税收收入的额外负担sd难以衡量。在实际工作中，税制造成的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损失和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额外净损失是难以测算的，故税收的额外负担也难以度量。尽管可以考虑以社会净损失占GDP的比重作为评价指标，但社会净损失同样难以度量。

2.4 该模型只是分析了征税对纳税人造成的额外负担as，其实征税也会带来额外收益。但现阶段对于税收收益的研究仍然主要集中在直观的税收收入上，毕竟税收收入易于统计和计算，数据来源比较真实、可靠，而用什么指标衡量税收的额外收益尚无定论。

3 、结论

尽管模型在基本假定、变量设置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其从成本和收益角度确定税制改革时机的分析思路，对于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中财产税的改革仍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可以说，现在已经是进行税制改革的合适时机，也是对财产税制进行改革的合适时机。综合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与比例税率相比，累进税率对于调节收入分配更为有效。因此，政府应该对财产税实行累进税率，使低收入阶层适用低税率，高收入阶层适用高税率，具体的级数和税率可以参照个人所得税制的设置原则。此外，现行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只对我国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的房产征收，对农村的房产不征收。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小城镇建设步伐的加快，目前农村已经出现了大量的非农用房地产，这部分房地产理应划入房地产税的征税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