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形式（推荐7篇）
农业保险是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和初加工过程中, 遭受自然灾害损失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损失提供经济补偿的保险保障制度。农业保险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使受损的农业获得及时充分的经济补偿、迅速恢复发展, 促进和保持农业生产的稳定;尽量避免灾害带给农民收入的波动, 安定农民生活;减轻政府灾后筹措救灾资金的负担……但农业保险的经营同样存在着高风险、高赔付率、道德风险和逆选择难以防范等一系列难题, 这对农业保险的经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相应的农业保险企业的组织形式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我国农业保险企业组织的现状及问题
(一) 我国农业保险企业组织形式的现状
农业作为一种弱质产业, 使得农业保险的经营对企业组织的形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从1982年开始陆续由保险公司、民政部门、农业部门开办农业保险, 但随着1993年我多的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国家对农业的支持性措施减弱, 农业保险日现萎缩局面。随着“三农”问题地位的不断显现, 党和国家重视发展“三农”保险服务新农村建设, 不断加强对农业保险工作的领导和政策支持力度, 2004年至200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农业保险提出了明确的要求。2007年, 中央财政10亿资金正式注入被列为首批中央财政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省份, 农业保险进入“政策性”阶段。
目前, 我国以农业保险命名的保险企业主要有相互制和股份制两种类型, 具体包括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二) 我国现有农业保险企业组织的作用
1. 相互制的保险公司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是是在黑龙江垦区14年农业风险互助的基础上,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保监会批准、国家工商总局注册的我国首家农业相互制保险公司。公司管理体制以公司统一经营为主导, 以保险社互助经营为基础, 统分结合、双层治理、双层经营, 在公司和社员之间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 形成了为“三农”服务的保险体系。
作为一家专业经营农业保险的相互制保险公司, 阳光为农业的稳定尤其是黑龙江农业的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2005-2007年三年累计为农户支付保费7.4亿元, 使31.2万受灾农户得到了及时赔付, 保障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稳定, 发挥了农业保险惠民、安民、富民的作用。
2. 股份制的保险公司
目前我国股份制的农业保险公司有三家, 这里以安华为例介绍我国股份制农业保险公司的作用。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经中国保监会批准, 于2004年12月成立的首家综合性经营、专业化管理的全国性农业保险公司。公司目前经营的保险产品分农村、涉农、城市三部分18个类别。公司在经营商业性业务的同时, 多渠道、多形式为政府代办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公司成立不久便在吉林德大有限公司寻求出口信用保险、韩国客商与长白瑞雪农科有限公司签订的出口合同、吉林省的烟草种植保险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安华作为一家以农业保险命名的股份制公司, 在突出农险经营特色、大力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的同时狠抓商业性业务的发展, 坚持“农险商险两业齐飞、规模效益同步增长”的发展战略, 调整险种结构、加强风险管控, 努力提高公司的创利能力。
(三) 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的农业保险企业组织在农业保险的推行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还是存在很多问题。
1.保险企业的组织形式单一。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企业组织只有相互制和股份制两种, 缺乏合作社等具有基层发展优势的合作互助性的组织, 也没有专门的农业再保险公司, 农业作为一种高风险的产业, 二次风险得不到分散, 这也是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涉足农业保险的主要原因。
2.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问题。首先是财政支持不充分, 农业是高风险弱质产业, 仅仅靠农户和保险公司的力量, 难以建立平抑自然风险的保障机制, 2007年, 公司签单保费30416万元, 赔款金额35114万元, 赔付率为115%, 高额的赔付给公司的经营带来巨大的挑战;其次是税收政策支持不到位, 现行税收政策中, 农业保险仅有种养两业免缴营业税、印花税、城建税, 税收优惠幅度小, 其他涉农保险没有列入税收优惠范围, 较重的税赋影响保险对农业生产的保障能力;再次是缺乏巨灾基金和再保险支持, 在没有巨灾基金和再保险保障的条件下, 保险公司担忧巨灾风险, 参保农户担忧自己的利益能否得到有效保障。
二、农业保险企业组织形式比较与评价
(一) 基层先锋的合作制组织
合作制保险组织是利用保险的形式, 把面临相同风险的人联合起来共同抵御灾害、减少损失, 它的本质是互助共济。常见的合作互助性质的非公司制保险企业组织包括相互保险社、交互保险社、保险合作社。经营方式简单、费用低、社员之间相互承担责任、不存在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防范问题是这三种组织形式的主要特点。
日本是合作制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典型代表。日本农业的特点是经营分散、个体农户经营规模较小, 与我国农业的经营现状十分相似。它的农业保险主要是民间非盈利性团体经营, 政府予以补贴, 主要有农业共济组合、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等形式, 此外中央政府通过补贴和再保险形式进行补贴。农业共济组合在市、町、村范围内建立的具有相互保险性质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 主要负责组织实施农业保险, 收取保费、建立保险基金, 为遭受灾害的农户提供补偿。
(二) 承上启下的相互保险公司
相互保险公司是合作互助性质的公司制保险企业, 是保险业所特有的公司组织形态, 投保人一经建立保险关系, 自动成为公司社员, 保险合同终止、保险关系结束时, 社员资格也立即自动消失。相互保险公司是所有参加人为自己办理保险而成立的法人组织, 具有经营灵活、成本低、适用于道德风险较高的保险业务等优势。但相互保险公司在资金来源方面存在缺陷, 会员缴纳保费是唯一的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的缺陷限制了相互保险公司承保能力的扩大。
法国是农业相互保险的代表。法国农业相互保险产生于1840年, 迄今已经160多年, 是由几家农民自发成立的农业互助保险社发展而来。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明晰的保险组织体系、制定审慎的经营策略、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等措施, 使得农业这种弱质产业的保险表现出了极强的生命力, 为法国农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主要做法是建立“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 明确组织结构中各层次的分工;审慎的制定经营策略, 由点及面、明确经营对象、合理划分险种、以险养险;同时加大政府财政支持, 建立农业风险基金、防范和化解农业巨灾风险。
(三) 适宜发展再保险的股份制保险公司
股份制保险公司是股份公司这一特定的组织形式在保险企业内的应用。保险股份公司是世界上保险公司的主要组织形式, 十分适合保险经营的特点。对保险经营者来说, 根据精算收取保费, 承担对保险参加者的损失的补偿责任, 无形中成为保险参加者的集合中心;对保险参加者而言, 以缴付约定的保险费为代价, 通过保险经营者的终结, 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
保险股份公司以股票的形式集资, 容易募巨额资本, 使保险人拥有雄厚的财力, 从而增强其偿付能力、降低经营风险, 充分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此外, 雄厚的资金实力使其更好的适应农业保险高赔付率的特点, 适宜发展农业再保险进行农业风险的二次分散。
(四) 各种保险企业组织形式经营农业保险的优劣势比较
1. 合作制式的保险企业组织形式
其优势是:
(1) 各参保户之间相互了解, 不存在逆选择和道德风险防范难的问题。
(2) 利于调动广大农户参与农业保险管理活动的积极性。
(3) 保费中不包含利润成分, 保费低, 适宜农民收入水平不高的现实。
其劣势是:
(1) 资金来源渠道窄, 难以抵御农业保险的高赔付率问题。
(2) 农业生产具有地域性特点, 一旦发生损失, 一损俱损, 保险分散风险的职能得不到发挥。
(3) 组织的治理结构不完善。
浅谈绿洲生态经济系统运行机制的特点
刘清娟
一、绿洲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特点
(一) 系统要素结构的特点
绿洲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组成要素是生态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这不同于一般的系统。系统结构要素本身就是一个庞大复杂的, 有特殊结构、运行特点和
2. 相互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
其优势是:
(1) 是为自己办理保险而成立的, 农户之间彼此熟悉, 比较优势会弱化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 有效预防逆选择和道德风险。
(2) 能够将参保农民的利益仅仅融合为一个整体, 利益的一致性促使投保户积极主动的采取有效措施预防风险, 减少损失的发生和损失程度。
(3) 不以盈利为目的, 较低的保费能够适应农民收入不高的现状, 激发农民的投保热情。
其劣势是:
资金来源方面存在缺陷。相互制保险公司不能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本身的资金来源只有投保户缴纳的保费, 资金来源有限, 难以应付农业保险高赔付率的问题。
3. 股份制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
其优势是:
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来募集资本, 资金来源渠道广泛, 使保险人拥有雄厚的财力, 偿付能力强、经营风险较低, 适应农业保险高赔付率的特点。
其劣势是:
(1) 逆选择和道德风险难以控制。
(2) 分支机构极少设在农村, 理赔、勘察等费用高, 经营成本大。
(3) 商业性的股份制保险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与农业保险高赔付率、低盈利率的特点相冲突。
三、我国农业保险企业组织形式的优化方案
从我国农业经营的特点和农业保险经营的实际可以看出, 农民的保障水平比较低, 农村自然灾害频繁, 保险潜在需求非常大;然而, 农民收入偏低, 有效需求不足。相对于其他保险领域而言, 农业保险风险大, 保费低、给付高、承保利润低, 一般的股份公司不愿更多的涉足其中, 形成了“有效需求不足, 有效供给有限”的局面。借鉴美、法、日的发展经验, 结合我国的实际, 我们可以发展多层次的农业保险企业组织, 在基层发展合作社制的保险组织, 发挥保险最基本的分散风险的职能;在县域范围内发展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统筹整个县域范围内的农业风险;同时鉴于农业生产的地区性和农业风险损失的灾害性, 鼓励商业性的股份制保险公司发展农业再保险, 在更大范围内分散农业风险。
(一) 合作制式的农业保险组织
合作制式的保险组织主要出现在基层, 可以组、村或乡镇为单位, 建立农业保险合作社, 收取保费、建立保险基金、为受损的农户提供补偿。此外, 保险合作社要充分宣传农业保险的相关知识和国家关于农业保险的政策法规, 利用对当地农业了
功能的庞大系统, 而不是由性质单一的元素或事物构成的简单系统。在生态和经济两个子系统之间, 不存在由“三流”联系起来的、类似生态食物链那样串联和并联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它们之间只存在着某些环节上的相互重叠、相互交
织耦合的相关关系。经济子系统与生态子系统相互交织耦合的基础环节是农业。在农业生产过程中, 人们借助生物的自然再生产实现经济再生产;借助生态系统的运行, 完成经济系统的运行, 实现人类的经济目的。在这里, 生物自然再生
解的优势, 积极构建风险防范机制, 减少风险发生的可能和造成的损失。
(二) 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在县域范围内建立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自主经营, 平衡整个县域范围内的农业保险, 以基层的保险合作社为基础, 收取保费, 建立保险基金, 分担基层保险合作社的农业风险。在股份制农业保险公司和合作制农业保险组织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国家要在财政和税收方面加大对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的支持。财政方面, 通过财政拨款增加农业保险基金, 增加其分散风险的能力;税收方面, 将涉农税收列入税收优惠范围, 加大优惠幅度, 增加保险对农业的保障能力。
此外, 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可以借鉴法国农业“以险养险”的经验, 适当开展其他保险业务, 用其盈余弥补农业保险的亏损。
(三) 股份制的农业再保险公司
国家可以通过农业立法、财政税收支持等方式鼓励现有的股份制保险公司参与农业再保险, 也可以建立专门的政策性股份制结构的农业再保险公司。
股份制的农业再保险公司主要是接受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的分保业务, 以弥补其在经营农业保险原保险过程中逆选择和道德风险防范难的弱点;利用可以在资本市场募集资本的优势, 扩大农业保险资金来源, 建立农业巨灾保险基金, 应对农业保险的高赔付率的问题。
结语
农业作为“三农”问题的核心, 其经营稳定关系我国农民的切身利益, 关系农村社会的稳定。2004年底安华农业、安信两家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相继成立, 2005年,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成立, 建立什么样的农业保险模式成为解决农业保险推行中存在问题的关键。笔者将继续关注农业保险企业组织形式的相关研究, 对这些问题进行更细致、深入的研究, 力求为问题的解决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与贡献。
摘要：虽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 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 对其他部门经济的贡献依然非常重要。面对我国农业保险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 有效供给有限”的局面, 笔者试通过分析我国现有农业保险企业组织的现状问题以及企业组织形式的相关特点, 从保险公司组织形式的角度分析农业保险企业的组织形式。
关键词：农业保险企业,组织形式,农业保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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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经文阳光相互农业保险公司的实践经验——公司制合作社保险在我国运营模式的实例分析[J]三农问题006 (10)
关键词:组织缺失;合作社;共同基金
中图分类号:F8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8937(2009)18-0165-02
1以保险代理人为主导的保险中介发展现状及监管
我国保险中介市场的发展起步比较晚,初期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发展。直至1996年,我国保险业引进美国友邦保险个人营销制度后,中国保险中介才开始真正起步。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我国保险中介市场已形成一定规模,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共有保险专业中介机构2445家,营销员2560532人。全国中介共实现业务收入720.02亿元,同比增长19.88%。全国保险公司通过保险中介渠道实现保费收入8043.50亿元,同比增长38.84%,占全国总保费收入的82.21%。
我国2009年修订的新《保险法》将个人保险代理人写进了保险中介机构的行列中,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个人保险代理人、保险代理机构的代理从业人员、保险经纪人的经纪从业人员,应当具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资格条件,取得保险监督管理机构颁发的资格证书。”同时,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保险代理机构、保险经纪人应当按照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缴存保证金或者投保职业责任保险。未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保险代理机构、保险经纪人不得动用保证金。”新《保险法》并没有要求个人保险代理人领取保险代理业务许可证、办理工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并缴存保证金或者投保职业责任保险的规定,仅规定个人保险代理人应当具备国务院保险监管机构规定的资格条件,取得资格证书。
2个人保险代理人组织形式的缺失
我国新《保险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保险人委托保险代理人代为办理保险业务,应当与保险代理人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依法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且第十百二十七条规定“保险代理人根据保险人的授权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行为,由保险人承担责任。保险代理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保险人名义订立合同,使投保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保险人可以依法追究越权的保险代理人的责任。”。保险公司与保险代理人一般为委托代理关系,保险代理人并非保险公司的正式员工,不受《劳动法》的保护,不享受公司的医保、社保等福利,这些因素导致了个人保险代理人的短视行为,如未正确引导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不向投保人解释说明保单的除外责任等,这些行为直接引发了投保人与保险公司间的纠纷。
从宏观角度看,个人保险代理人的短视行为和不诚信行为的根源在于约束力的薄弱,在整个保险市场中,只靠一根委托代理关系的细绳束缚着数以万计的个人保险代理人,可以说个人保险代理人几乎是无组织无纪律无约束的。
3创立个人保险代理人合作社
3.1建立方式
该合作社初始资金应由财政资金单独构成,并注册成为法人资格,建立一个共同基金,成立基金理事会,该理事会成员应由保监局代表、财政部代表及个人保险代理人代表组成,下设投资、会计、法律等部。在我国境内取得保险代理人从业资格并从事个人保险代理的代理人以会员的形式加入。
3.2基金理事会的职责
①管理共同基金,制定基金的投资经营策略并组织实施。②选择并委托基金投资管理人、托管人,对共同基金资产进行投资运作和托管,对投资运作和托管情况进行检查;在规定范围内对基金资产进行直接投资。③负责该基金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定期编制财务会计报表,起草财务会计报告。定期向会员公布基金的资产、收益、现金流等财务情况。④为会员提供法律援助。
3.3共同基金的来源
共同基金的主要来源包括:
①初始资金;②个人保险代理人的佣金;③保险公司的补充资金;④投资收益。
其中个人保险代理人的佣金是指代理人每次业务佣金的一定比例注入共同基金,该比例应比我国社保基金的个人缴纳比例高些,10%左右;但我国税法对于代理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是按劳务报酬所得计算的,税率分20%、30%、40%三个累进标准,相对于工资薪金所得的税率是比较高的,税务部门对于个人保险代理人的佣金应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从而减轻这群人的经济负担。保险公司的补充资金是指保险公司按个人代理人一定的佣金比例向基金补充的资金,该比例应比我国社保基金的企业缴纳的比例低,10%左右。
3.4共同基金的结构
共同基金应分成两个账户,个人账户和共同账户。
①个人账户分为普通账户和理赔户,普通账户的储蓄可用于住房、保险、获准情况下的投资和教育支出,但对该账户有最低限额限制,只有超过该限额的储蓄才可以用于其他用途。理赔账户则用于支付代理过程中因代理人的过错造成的赔付。
②共同账户的资金主要是保险公司的保险补充资金,代理人的税收优惠额和投资收益。该账户用于养老和医疗。会员缴费年限超过15年,退休之后就可从个人账户和共同账户中领取养老金,从共同账户领取的月标准以办理申领养老金手续时的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缴费年限每满1年发给1%,缴费年限越长,养老金这部分就越多。
3.5共同基金的投资范围
基金投资的范围限于银行存款、买卖国债和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上市流通的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企业债、金融债等有价证券。同时应规定各投资渠道的比例,规定如下:
①银行存款和国债投资的比例不得低于50%。其中,银行存款的比例不得低于10%。在一家银行的存款不得高于社保基金银行存款总额的50%。 ②企业债、金融债投资的比例不得高于10%。③证券投资基金、股票投资的比例不得高于40%。④委托单个基金投资管理人进行管理的资产,不得超过年度基金委托资产总值的20%
4合作社对个人保险代理人市场的规范作用
①遏制了《保险法》中未对个人保险代理人做出缴存保证金或者投保职业责任保险等规定所带来的信用风险。共同基金个人账户中的理赔账户用来弥补代理过程中因代理人过错导致的损失。保险公司对投保人做出赔付后,可根据代理人 的责任程度向代理人追偿,合作社作为中间人应公平、公正的相互协调。代理人为了减少该账户的支出,在代理过程中将尽量减少自己的失误,维护投保人的知情权,让代理人、投保人、保险公司三方达到三赢,利于保险市场的正常发展。
②有利于提高个人保险代理市场的总体素质和福利水平。只有取得了代理人从业资格的从业人员才能加入该合作社,而且保险公司只委托会员代理人,迫使想要从事该行业的人必须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从而提高了个人保险代理人市场的总体素质。共同基金的设立则为会员提供了互助式的养老、医疗保障,提高了代理人的归属感和安全感,降低了整个行业的人员流失。
参考文献:
[1] 谢江军.个人保险代理人市场现状及立法规范[J].法制
与经济,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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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事不可没有形式，但也不能拘泥于形式，形式是贯穿一件事情始末的精髓，从计划到执行再到最后的总结，切不可打乱其中的顺序；而形式主义是只看事物的现象而不分析其本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它违背了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把形式的作用夸大到不恰当的地步，在观察事物时，总是从外部来判断事物、认识事物，在处理问题时，总是追求表面形式，其结果往往是形式与内容脱节，形式决定内容，形式阻碍了实际工作的开展。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注重形式主义，忽略了形式，过于在意过程，而不是把重要的结果展示给别人。董事长在会议上提出各人写文件是否都有署名，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就学过书信的格式，有称呼、问候语、主要内容，最后署名及日期，回想自己发的邮件，也是从上个月才领悟，每份邮件都写上自己的名字及日期。但如果没有这个统一格式，邮件的内容再真实都会冠以形式主义的帽子。以前自己不成熟，接触的层面稍浅，总会认为自己只要把事情认真做掉了、没有敷衍工作，总结上只要用一些只言片语概括一下既好，有次受领导点拨才知，工作报告是一个与上级领导交流、沟通的过程，工作能力是一方面，这是自己及周围人所了解的，但是领导只能从你的工作报告中才能知道你的一些想法与工作状态，不认真对待的工作报告与废纸又有什么区别呢。
谈到不能拘泥于形式，这里就要说到创新了，衣、食、住、行从古至今哪样不是经过了改革、创新的，而我们的工作却停滞不前，周而复始的重复着，从思路、方法到结果都由一套方法传授下来的，想要改变是一个字“难”，但有人真正去尝试过吗，如果大家把工作八小时都全身心的投入进去，我觉得还是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忙碌的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依靠着各种关系维持着，如果没有形式化，只会是一个个的零散个体，无论是做什么都会杂乱无章，形式可以说是一个圆，从开头到结尾相联系，把相关的人们都圈在一个范围内。在工作与生活中，一味的形式化也着实让人厌烦，我们可以在有了形式的基础上带上点形式主义，也算是一种刚柔并济的新型模式吧。
监审部：李瑾
时政热点：反“四风”不能用“形式”反“形式”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全国深入展开。中央要求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把改进作风成效落到实处，真正让老百姓受益。然而，半月谈记者在基层调研时发现，一些地方打着学习交流名义，吃喝接待有所抬头。此外，闭门造车写材料、自我批评虚多实少等现象较为突出。
一天接待10批参观，公款吃喝暗藏其中
在东部某市，一些历史文化场馆挂牌成为教育实践活动教学点，各地前来交流学习的党政团体络绎不绝。当地一纪念馆馆长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前来参观学习的外地党政团体日益增多，平均每天接待10批次左右。
“除了安排参观、讲座等课程，吃喝接待也必不可少。”一位负责接待的干部说，普通学员大都安排自助餐，但一些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大都要安排专门宴请。不仅标准不低，当地领导也要到场作陪。“为安全起见，一般安排在部门内部食堂。”
“上有中央禁令，下有百姓监督，赤裸裸的吃喝基本没有了，要吃也要借着开会、活动的名义。最近，各类教育实践活动明显增多，相应的财政开支也在增加。”一乡镇干部透露，活动之余，有的前来学习的团体还会安排一些旅游项目。
除了借工作名义吃喝，一些会务活动中也存在巨大公款浪费。多位基层干部反映，以会务活动中的一次性消耗品为例，一个双面座签市场价为４元，按参与人员100人计算，仅座签就需花费400元，加上矿泉水、交通等费用，一个中等规模的会议至少要花费数千元，有的动辄上万元。“这些费用很隐蔽，一般人很难发现其中存在浪费。”
“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形成优良作风不可能一劳永逸，克服不良作风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蔡霞表示，八项规定出台一年多来，党风政风有所好转，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下一步，各级政府还应保持高压态势，推动反“四风”向深度和广度扩展。
闭门造车、蜻蜓点水，基层干部咋成“群众”
抄袭，这个曾经只是学生应付老师的做法，如今却是一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惯用招数。“上级文件摘一段，领导讲话抄两句，先谈认识，后说体会，实际内容蜻蜓点水”；“强调重要性，突出必要性，昭示紧迫性，回避问题性”„„一些基层干部为应付上级检查，纷纷总结出教育实践活动的发言诀窍。
在一些地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根本“看不到”群众。有基层干部反映，一些领导即使下到田间地头、厂矿工地，见到的所谓群众也多是基层干部，很少能和一线的普通工人、农民对话。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记者参加一个县举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座谈会，参会的三个“群众代表”，一个是大学生村官，两个是退休老干部。工作人员坦言：“原打算邀请一些普通市民代表，但有领导担心，万一‘真群众’反映了棘手的问题，让领导下不来台，该怎么应对？”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吴亦明认为，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主要在省以下各级机关及其直属单位和基层组织开展，理应更接地气。之所以出现一些脱离群众的现象，根本原因还是一些领导干部没有真正把群众放在重要位置。“教育实践活动应该坚持开门搞活动，确保每个环节、每项工作都让群众参与、受群众监督、请群众评判。”
自我批评“虚多实少”，避重就轻少“辣味”
东部一个县委书记坦言，当前基层干部的反思能力和自省意识亟待提高。在调研中，一些干部谈集体多，谈个人少；谈优点多，谈缺点少；谈过往多，谈现在少。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是此次教育实践活动的总要求。但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查找问题避重就轻、自我批评虚多实少等现象较突出。
一位科级干部告诉记者，单位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表态要和每位一线职工谈话，且要求必须给领导本人或班子成员提意见。如何既提意见又不得罪领导，这让大家犯了愁。
“也许领导是真心想听取意见，但长期惯性让大家不敢提。最后，有的批评虚晃一枪，有的干脆把领导的优点硬说成缺点，还有的先自我批评，再表态要做好本职工作。”这位干部说。
一些基层干部搜集了本单位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中给领导提的批评意见，主要包括：不注意身体，经常加班；不关心家人，以单位为家；处事不公，对自己严、对他人宽；架子太大，从不在基层吃饭；不注意个人形象，总是操心工作上的事„„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滨认为，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面广量大，必须以严的标准、严的措施、严的纪律坚决反“四风”，让媒体和群众广泛参与监督，倒逼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务求实效。
反“四风”须防止用“形式”反“形式”
近期，总书记到兰考调研指导后强调，改进作风要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能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影响活动健康发展。要采取有效措施，举一反三，防止和避免活动走形变味、做成夹生饭。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搞得怎么样，关键要看解决问题的成效，改进作风的程度。但一些地方和单位热衷于编“一二三四五”，文章材料搞一大堆，实际效果看不到。往往某项具体工作还没做完，口号已经喊得山响，而喊出的口号未必有结果。
查找问题是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环节。但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有些党员干部报告虽听了、笔记虽记了，却没有入脑入心，更没有触及自身问题；有的满足于发征求意见表、开座谈会，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对征求到的意见却不分析、不梳理；有的满足于与群众握握手、拍拍照，却没有认真听取群众心声。
“问题的苗头不容忽视，问题的根源更值得重视。”吴亦明分析，一些地方在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中热衷搞形式，究其根源，是一些干部没有把自己摆进去，不愿深刻反省。有的干部敷衍了事、觉得差不多就行，还有的认为在第一批活动中跟着学过了、问题改过了，主观上不想“实打实”、客观上不愿“硬碰硬”。
1、学习日记：把课本上学到的、课外书刊读、印象较深的心得体会、联想记下来。
2、剪贴日记：把自己喜爱的邮票、图画、照片贴在日记本上，并且按照图意写一句或一段完整的话加以说明。
3、信息日记：把看到的、听到的、有价值的最新信息记下来。
4、气象日记：把每天的天气、温度、风力、风向和出现的自然新气象记下来。
5、台历日记：把周围实实在在发生的重要事情如实简要地记在台历上，少则一句话，多则一段话。
6、摘录日记：把看到或读名家语录、格言、座右铭或写人状物的优美词句摘录下来。
7、观察日记：把看到的人物、事物、景物、记下来，每次观察最好截取一个侧面，反映一个中心。
8、活动日记：记下参观访问活动和少先队组织的各项活动，参加一次记一次，抓住要点写。
9、思考日记：把自己对现实生活中的优缺点和心理活动或道德品质成长变化过程摘要记下来。最后一种形式要求较高，宜在高年级中有针对性地指导试用。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在文学理论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它开启了文本研究的先河, 成为西方文学理论由作家向作品、读者转变的重要一环。俄国形式主义关心的中心是作品。在形式主义者看来, 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形式”。所以, 辨清形式主义者的“形式”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1.“形式”概念的重新界定
“形式主义” (Formalism) 这个概念是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最早提出的。俄国形式主义认为, 文学批评的任务是要研究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内部规律, 即文学性, 也就是要着重研究艺术形式, 要深入文学系统内部去研究文学的形式和结构。他们认为, 既然文学可以表现各种各样的题材内容, 文学作品的特殊性就不在内容, 而是在语言的运用和修辞技巧的安排组织方面, 因此, 文学性仅存在于文学的形式中。但是, 他们的“形式”概念已不同于传统的“形式”概念。传统文论上的“形式”是指具体表现作品内容的内部结构和表现手段, 是作品完成后的感性形态, 其形式要素包括语言、结构、艺术表现手法及文体样式等。而俄国形式主义所谓的“形式”已经成为包含程序、风格体裁甚至情绪批评、主题、意义等所有内容与形式要素的代名词。形式主义将传统“形式”的概念扩大化了, 它不是为了表达一个新内容, 而是为了取代已经丧失其文学性的旧形式。形式主义的“形式”, 作为作品独立的存在方式, 将传统意义上内容的部分也包含了进去, 是将实现艺术形式作为文学的唯一对象的艺术自主性原则。它将文本研究回归到了文本自身, 这就大大提高了作品本身的地位, 使人们的研究重点由外转向内。
2.“形式”概念的贡献
俄国形式主义很大的一个贡献就是批评了艺术形式与内容的二元论。著名的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日尔蒙斯基将传统的内容形式观概括为:“内容与形式之对立的最流行的理解便是:形式与内容的区别, 可归结为对统一的审美对象进行实质分析的不同的方式。一方面提的问题是:这部作品表达了什么?另一方面是这东西是怎么表达的, 它用了什么手段作用使我们对其发生感知?”这种“什么”和“怎么”就相当通常所说的“内容”与“形式”。这种传统意义上内容与形式的划分, 只是一个约定的抽象, 是人们观念上的一种共识。他所指的内容, 就是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故事情节、思想感情等;“形式”就是指这些内容是用什么手法表现出来的, 即通常所说的表现手法。传统的内容与形式二元论将内容与形式清晰地分为了两个部分, 他们认为“形式即器皿, 里面注入的液体便是固定不变的内容, 或者说形式即包裹躯体的衣裳”, 这一观点导致了“把形式理解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外表装饰”。认为形式是容器, 把内容理解为容器所容纳的物质, 这实际上是把内容当成了一切, 认为形式无足轻重。传统二元论体现出了重内容轻形式的特点, 认为内容决定形式, 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
以什克洛夫斯基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者极力批评这种形式与内容的传统的二元论, 否“内容决定论”。形式主义者认为“内容和形式实际上总是融合在审美对象之中密不可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内容总是表现为形式, 不然就会化为乌有”, “反之, 形式总蕴含着某种内容”, “从这样的角度看, 如果说形式成分意味着审美成分, 那么艺术中所有内容也都成为了艺术形式”。什克洛夫斯基认识到内容与形式是不可绝对分离的, 内容是形式的一部分。这一观点颠覆了内容决定形式的“内容决定论”。更可贵的是, 什克洛夫斯基看到了形式的发生学作用———“形式为自己创造内容”, 在形式主义者看来, 如果硬要将内容与形式分开, 那么, 不是内容决定形式, 倒是形式创造内容, 或者说, 使内容发生意义。因为任何形式都是有意义的, 一旦形式存在, 它必然要显示某种意义, 或说表达一定的“内容”。如若形式发生变化, 其意义也必然发生改变。
传统内容与形式的二元论对立, 还易将文本中的内容与现实中的写作素材等同起来。艺术中的内容与现实生活中的材料是有本质区别的, 现实中的材料只有用艺术特有的形式进行加工和变形, 成为诗意的主题, 参与了审美意向的创造, 才能够成为内容。因此形式主义对传统内容与形式二元论的批判是突破性的变革。
二、阐述形式和本质内容的关系
1.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关于形式、内容、本质的论述
早在古希腊时期, 亚里士多德就提出形式就是本体:艺术家给石头赋予一种形式, 于是有了雕塑;建筑师给建筑材料以形式, 就创造出了宫殿;政治家给城邦赋予形式, 于是建立了国家, 所以, 形式就是本质。柏拉图也认为, 原始的物质是被造物着赋予不同的形式才形成了宇宙万物。综合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论述可以得出古代社会思维实体世界的方式:“人能控制的地方, 有形式和质料这对概念就行了, 在人所不及的地方, 引入上帝或理式。”然而无论怎样, 形式的地位都很突出, 而且在那时, 形式己经既是外形又是本质了。事实上, 如上所述, 在古希腊时期, 形式己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可变性, 因为在某些情况下, 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可以类比做水杯和水的关系。譬如, 当艺术家按照美的比例把一块大石头 (内容) 雕刻成一尊雕塑时, 既给了石头一个外形 (形式) , 也给了它一个本质。因为雕刻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确定雕塑自身各部分的尺寸大小、相互之间的尺度关系及对各部分重新组合安排、使其构成一个完美和谐的艺术体的过程。同一块石头可以雕刻成不同外形的雕塑, 所以在内容相同的前提下, 形式可以是多变的。也是这种形式构成了人们对事物内容和本质的认识———它既是形式, 又是内容, 是形式和内容的契合无间。因此, 在人们抓住了那尊雕塑外形美的同时, 也己经认识到了这尊雕塑美的本质所在于它的比例、尺寸和各部分的安排组合。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认为:形式和内容是互相渗透、无间的, 形式也是本质。
2. 形式主义理论中形式、内容和本质 (文学性) 的关系
在传统的一元论中, 艺术的形式和内容的概念是俄国形式主义者一贯批评的对象, 并坚决要求与其分裂。在形式主义者看来, 所谓内容和形式的划分只是人为的抽象, 因为事实上表达的东西不是独立存在的, 而是必须存在于借以表达的具体形式之中。任何内容总是一定形式中的内容, 不然它就什么都不是, 就是无, 就是子虚乌有。形式和内容的划分在他们看来, 不仅是苍白无力的, 而目还无法弄清形式在艺术结构中的特性。形式主义者宣称, 形式高于内容, 并集中精力于形式的研究上而不顾及其他。他们认为, 如果文学作品的内容重于形式, 那么文学作品和其他领域中的作品如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的界限就会慢慢淡化, 直至消失。既然文学作品无法在内容上独树一帜, 那么就要从形式上来另辟蹊径。于是克洛夫斯基为形式主义理论的发展指出了一条新路了, 即突出文学作品的特殊性———“陌生化”理论, 它强调: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应该是多变的, 目的是使人从感觉的自动性中解放出来, 从那种看来常实际上只是习以为常的状态中苏醒过来, 重新感觉事物的不同寻常, 对世界有新的感受。陌生化就是借用新的艺术形式, 唤起人们的新感觉。形式在此似乎仅仅指的是事物的外在性质,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 读者阅读一部文学作品的过程及其欣赏作品的艺术美的过程, 就像是在欣赏一尊雕塑, 形式和内容是同在的, 是相互渗透、融为一体的。所以, 形式在文学作品中不只是外在形态, 而是和内容契合紧密的, 也是表现文学作品的本质的。在这一点上, 文学艺术和雕刻艺术是相通的, “形式”一词的丰富含义就涵盖了艾亨鲍姆和特尼亚诺夫概念中的“动力学”的含义, 也包括了什克洛夫斯基概念中的“静态的”含义。他们只是偏重了形式的某一方面, 而未在其理论中全面地系统化“形式”的丰富内涵。这是应当引起注意的。
参考文献
[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2]什克洛夫斯基, 方珊.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M].北京:三联书店, 1989.
[3]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评选[M].北京:三联书店, 1986.
[4]陈哲.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性之反思[J].文海艺苑, 2010 (10) .
记忆中和于润洋先生初次正面接触，已是在音乐学院的研三阶段了。在一番寻找后，我来到于先生当时在音乐学院的家中。时值夏日午后，一缕阳光透过窗外照射到靠墙的一整排书架上，旁边还有一大架CD唱片，这是一个典型的学者之家，朴素中透着难得的宁静，与我后来在于先生通州的家中所见几乎没有分别。我带着刚刚完成的硕士论文，心中忐忑不安，恭请于先生提出修改意见。然而记忆中那天于先生并未说及论文，而是仔细问我是否经常聆听音乐。好在我时常与若干业余音乐发烧友交流听乐经验，在原来学校还曾数次登台演出，一番交谈下来于先生还算满意。他认为，对音乐作品丰富而独特的聆听经验，应是从事音乐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否则很容易陷入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推演。这段教诲对我有很大影响，但稍想起来却近平常识。在音乐学院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虽然各类音乐活动总是很多，然而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却极少谈论音乐，交换彼此对于音乐的感受和所得。我在考学前曾度过一段算得上是音乐发烧友的生活，而到了音乐学院之后，时常会觉得有些失落之感，每日埋首阅读大量哲学、美学书籍，用功学习，竟觉得反而距离音乐越来越远了。于先生这段近乎常识的教诲却让我又拾回了某种从前的难忘记忆，我依然可以心安理得地重温沉浸在音乐中的时光了。
在见到于先生之前，心中始终有一种忐忑之感。我当然知道，作为国内在音乐哲学、美学领域的第一流学者，于先生似乎应有一种不同凡响的威严和气度。然而此后与于先生接触若干次，却发现与我的想象全然不同。于先生具有一种骨子里的自然、随和的气质，这是一种读书人的、学者式的气度。我不再会想到，于先生曾担任多年的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也不会想到，他曾发起并担任全国音乐美学协会会长之职，并在上世纪80年代至今撰写了许多极具原创性的音乐哲学、美学论文，奠定了这个学科在中国人文学科中间的坚实地位。在我面前的，只是一位祥和、儒雅、带有浓浓书卷气的长者，他会仔细询问你的生活状况，也会与你耐心交流许多学术之外的问题。我常常想到，能与于先生这样的学者在一起朝夕相处，真是三生有幸!
二
在我看来，正如其他学科一样，无论到什么时候，音乐学研究的出发点应该是对伟大音乐作品敏锐而深厚的感性体验以及由此而生的敬意。如果把音乐学作为人文学术的一种，那么，人文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远不止是一种技术训练，一种逻辑思维方法，它还包括研究者的道德判断与情感深度，乃至于对于人性所持的观念。一名优秀的音乐学研究者与音乐之间绝不只是单纯的主客关系，而更类似T.S.艾略特所论述的“化合关系”。虽然艾略特论述的是诗歌创作中的“非个性化”问题，然而他用来比喻诗人心灵的“白金丝”其实更像是学者的心灵，在其中蕴藏着难以言说的体验、情感和理念，经由音乐激发出来，成为充满个性化的学术成果。对于我而言，于先生正是一位这样的学者，他代表了前辈学者深植于学术传统的治学品格。暂且不论其他方面，我以为，先生的音乐学研究正显示了这样的对于音乐作品的深刻领会和敬意。
譬如，于先生对瓦格纳和肖邦作品的音乐学探索就呈现出这样的一种品质。在对这两位音乐风格和个性特征截然不同的浪漫主义作曲家的研究中，体现了他极为独特的治学品格，即从不把音乐看作只包含了纯粹技术与形式的抽象客体，更非把音乐视为神秘的、天才的、甚至无法解读的玄妙现象，而是以深邃的历史视野，把他们的音乐置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复杂网络中予以审视和探究。在这里没有单纯的形式技术分析，而是运用饱含着历史感的洞察力审视具体音乐作品的工艺学构造，在这里也没有纯粹的思辨与演绎，而是深深扎根于对音乐结构自身规律认识的分析和思考。当然，贯穿其中的还有对于作曲家和音乐作品深层的情感以及某种道德角度的判断和关照。从音乐的特殊性角度来说，我想把这称之为对于音乐形式的意蕴和意蕴的形式的双向把握，它始终体现在于先生数十年的音乐学研究之中，是他独特学术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余生也晚，我在2001年考入音乐学院之时，正值于先生慢慢也从音乐学院的讲坛撤离之时。至今回想起来，最遗憾的是未听到他亲自主讲的《西方音乐哲学导论》。这门课程的讲义即是那部《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虽然是作为一本教材或讲义印行，但在我心目中，这部著作完全不同于大多数市面上那些千人一面、生硬拼凑的所谓“教材”或“课本”，而是于先生积二十余年之功，对现代西方音乐哲学、美学思想自19世纪至20世纪演变和发展所做的精彩的、带有他个人鲜明治学特点的梳理和评述。时至今日，在中国研究西方音乐哲学、美学的著作之中，也鲜有达到同样高度和深度的学术成果。在我的阅读和理解范围之中，遍观国内各个门类的理论学科对于西方艺术理论的读解和评判，还极少有像于先生这样的高水平、高层次的，对西方哲学、美学之中音乐思想的透彻解读。
在上世纪几乎整个八九十年代，正如其他学术领域一样，国内的音乐理论界也充满了各种新兴的理论话语。在极短的时间中，人们就从早先异常封闭和一元化的意识进入到一个众声喧嚣的多元话语时代。学术研究中既充满了一种新鲜感和锐气，也充满着太多半通不通、半懂不懂的时髦学术话语、异想天开的理论架构和不无生搬硬套之嫌的概念堆砌。拜这个时代所赐，我也曾踌躇满志地读过许多厚如砖头的文学、哲学和美学社会学领域中的“导论”、“通论”或“概论”式的著作，作者凭借语言优势，从国外“搬运”进来大量奇异术语和观念范畴，但由于急功近利和学术功力限制，只是短时间内掀起一阵亢奋而空洞的热潮便消声觅迹了，这也是80年代人文学术领域的常见风景之一。
而在这样时常兴奋而又浮泛的时代中，于先生所做所思却完全不同。作为中国上世纪50年代赴东欧留学的那一代精英人才之一，早在青年时代，于先生便打下了扎实的音乐功底和语言、文化的坚实基础。作为波兰著名音乐学家卓菲亚·丽莎的亲传弟子，早已识见到西方音乐学术的堂奥，见证到20世纪东欧马克思主义艺术学派最为开放、水准最高的特定时段。在80年代各种哲学、文艺思潮竞相引进之时，在批判性吸收各类哲学、美学思想的学术成果的过程中，于先生早已超越各种喧嚣一时的口号式、宣言式的学术话语，保持着思想和心态上的冷静与客观，不仅从容梳理出西方音乐思想的源与流，而且在充分理解和分析错综复杂的各类西方现当代音乐哲学美学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极有见地的批评意见。这一种抽丝剥茧、条分缕析的学术功力和苦心孤诣，至今仍使我这辈学子心折不已。
在阅读学习这部学术含量极高的著作时，我充分感受到于先生这种举重若轻的学术造诣。我没有看见在其他许多同类著作中比比皆是的半懂不懂、半通不通的术语，也绝没有出于刻意而生造的概念范畴，更不见当时流行的、由于限时翻译或赶工出版带来的欧化语言句子，而是晓畅通达的论述和言简意深的言说与辨析，更不用说散见于全书各处的、闪耀着思辨锋芒的评述。
例如，在本书第二章“现象学原理引入音乐哲学的尝试”中，对于现象学这个堪称“20世纪西方哲学中最为晦涩难懂的哲学”的简要梳理，就是在现在看来也堪称中文学术中不多见的阐释范例。为了透彻了解罗曼·茵加尔顿对于音乐作品存在方式的哲学背景，于先生在前面对茵加尔顿的导师、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现象学进行了介绍。在抓住胡塞尔现象学的核心旨归是“面向事物本身”同时，他指出，胡塞尔对“意识”、“对象”的理解完全不同于传统的黑格尔一马克思学派。“对于胡塞尔来说，意识并不是客观存在于人脑中的一种反映，而是人类的一种纯粹先验的能力，而对象也不是指不依赖人类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而是一种观念性的对象，也即由意识活动构成的对象。”接下来，在对意识如何切中对象的问题中，于先生把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现象学悬置”和“本质的直观”等重要概念贯穿在这一对“意识”、“对象”的问题环节中，他精辟地指出，“现象学的任务也就是要描述意识活动本身以及这种意识活动通过直觉同对象之间所发生的关系的结构。”在简要描述胡塞尔的现象学原理之后，于先生转而带出现象学美学的关键性概念，即“意向性对象”，他指出，尽管胡塞尔声称他的现象学是不需要任何前提的哲学，但实质上却是一种“精致的先验哲学唯心论”，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一切对象都不外是意向性活动的结果；……归根结底，一切对象的存在都只能是主题(意识、精神、自我)的产物；对象的存在是以一时的存在为先决条件的。这是牢牢蕴涵在他那繁复的思维和艰涩的语言后面的哲学思想核心。”这一段多不过千字的现象学解读既点中了胡塞尔现象学的深层蕴涵，又为理解茵加尔顿现象学音乐哲学观的结论“音乐作品是纯意向性对象”的结论指明了其思想来源。
在《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中，给予我印象最深的是于先生在第六章“社会学视野中的音乐哲学”中对20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的解读和辨析。众所周知，阿多诺的非同一性思想与他所特有的黑格尔式文风不仅招致众多非议，甚至在西方学者之间对阿多诺思想的理解也大相径庭。据说德国思想家中有两位是不可翻译的，其中一位是本雅明，而另一位就是阿多诺。对待这样一名以文风晦涩著称的思想家，于先生一开始就紧紧扣住阿多诺思想中最具特征的精神实质。他认为，阿多诺整个美学思想的出发点和灵魂，就是“始终将音乐放在与社会的特定关系中来揭示音乐的本质的”，由此，阿多诺思想中的复杂、晦涩、甚至有时自相矛盾的论述，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所理解。他指出，这位有着深厚哲学素养和深通音乐“内部”构造和形式技法的德国哲人，他的运思在于考察音乐现象时，“既不是脱离甚至排斥哲学反思的那种单纯的经验性的考察，也不是完全抽象的纯哲学思辨，而是将深层的哲学反思同对音乐作品实体的具体审美经验相结合，从中揭示音乐艺术的本质，而在这个过程中，贯穿着一种强烈的历史感。”这种高屋建瓴而又鞭辟入里的分析，无疑是建立在透彻理解和把握阿多诺重要著述的基础上。记得张前先生曾提到于先生为了撰写这一章的内容，用了数月时间去读它的英译本，一字一句弄懂，历经多重思考，几乎把阿多诺这部以晦涩著称的《新音乐的哲学》翻译出来，然后又在涉及理解关键之处去核对这部著作的德语原文。“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先不论于先生的学术高度，这样一种读书治学的态度就值得我们深思学习的。
四
对于中国研究西方音乐哲学美学的学者而言，准确把握西方音乐思想的基本问题是无法回避又至关重要的。在我的理解中，所谓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自该学科诞生至今，贯穿于此学科整个历程中、并且始终推动该学科不断发展的那一类问题。以音乐美学为例，这个诞生于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思潮中独特的、具有哲学思辨形态的学科，从一开始，它那带有浓重实证色彩和形而上学意味的“形式”问题，以及从传统美学、哲学发端，而后与浪漫主义艺术思潮合流的“意蕴”问题，就成为其核心问题。在西方语境中，这个由于和声体系与无标题器乐在18世纪崛起而带来的音乐特殊性问题，与西方传统哲学、美学的音乐命题，即音乐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问题，分别被打上“自律”或“他律”的戳记，它们时而分流、时而合流的历程，正是音乐美学在近现代发展、变化的曲折轨迹。
从学科发端的历史来看，这两个核心的学术命题不仅以奥地利音乐美学家爱德华·汉斯里克近乎偏执地反浪漫主义姿态大声疾呼为其标志，而且以其悖论式的断言“音乐的形式就是其内容”，与以黑格尔理念美学为标志的情感论音乐美学构成尖锐对立的两极，它们共同推动了西方音乐从理论思辨到审美创作接受以及建制方面的演进。集聚在它们名下的许多问题与争议，正是因为或偏于“形式”、或偏于“意蕴”，而呈现出极为复杂多样的形态。诸如音乐与情感、音乐美的阐释、音乐的存在方式、音乐与审美等等，都是紧紧围绕着这两个音乐基本命题而生发出来的内部争论。及至20世纪，甚至在以实践为主的音乐创作领域，也产生了表现主义与新古典主义这样迥然不同的、对音乐审美及本质相互冲突的看法，但实际上仍然没有脱离上述基本问题的范畴，依然延续着这两个命题所带来的争议。
在笔者看来，由于问题的复杂性，这个19世纪音乐美学中的基础性问题，早已超出了美学学科的原有范畴，而上升到更为宽广的哲学层面。然而，“形式”与“意蕴”之争，不仅将会持续争议下去，而且将会以各种方式和形态表现和呈现下去。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基本问题就是不可能获得解决的“永恒追问”，不同的学者只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不断地重新理解这些问题、不断地重新提出这些问题，也就是不断地深化、拓展它们。与此同时，基本问题的这种不可解决性也致使其成为“永恒的”追问和探索，从而带动和推进学术的进展，由此这样的学术就形成了它自身的传统。音乐思想中的“形式”与“意蕴”问题，正如同经济学中的“资本”与“价值”问题一样，对它们的提问与解答本身就构成了自身学科史的重要组成。从这一角度看，于先生在《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中看似各个不同的章节专题，实质上是紧紧围绕着“形式”与“意蕴”在西方不同音乐哲学学派那里的解答与辨析，深入地勾勒出自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西方音乐哲学不同派别看似不同、实则深层互联互通的学术经脉。
正由于音乐哲学中“形式”与“意蕴”的核心重要性，所以在《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开篇，即以“形式一自律论音乐哲学的确立和演进”为其章首。形式问题是西方音乐思想中异常复杂的问题，它既有西方哲学形而上学方面的渊源，又在近代的各种艺术理论和流派中得到多样的反映。在音乐方面，则随着无标题器乐一绝对音乐的崛起，而成为西方音乐的“现代范式”，形式问题一跃成为西方音乐思想的核心问题。于先生在这一章中，凭借着深厚的哲学、美学以及历史文化方面的素养，分别源流、剔除枝蔓，从形式一自律论音乐思想以及它的对立面情感论音乐思想，在古希腊思想中的根源加以追溯。
音乐形式问题是西方音乐哲学美学学科的基本问题之一。早在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之时的1981年，于先生在《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利克的(论音乐的美)》中，已就此问题做了较深层次的探索，他不仅指出汉斯利克的形式一自律音乐思想与康德形式美学与实证主义之间的联系，从而与浪漫主义思潮中的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全然不同，而且提出，正是汉斯利克的《论音乐的美》标志着传统的音乐情感论的衰落和现代形态的、新的音乐哲学的诞生。而在发表于2001年的《关于音乐的特性问题》中，于先生则把音乐的形式问题与意蕴共同置于音乐的特殊性之中。他指出，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音乐的特殊性正在于形式上的特征，即音乐的非语义性和非具象性上面。而对于音乐的意蕴，则无疑是于先生更为关注的问题。他说，“在我们看来，音乐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创造物，同任何艺术一样，是人与人交往的一种特定手段。作曲家创作音乐作品，总是要意味着什么，向人们表达些什么，也就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传递某种‘信息’。这也就意味着：呈现于听众的听觉感知面前的这种感性的乐音结构实体，必定蕴含着某种‘意义’。这‘意义’就是人的内在心理体验，主要就是情绪—情感，而音乐形式正是这种人类情感的一种意义载体。”这段话中的“意义”，即是蕴含在“乐音结构实体”之中的人类情感，它与音乐形式既存在复杂的“对应”关系，又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蕴涵关系，它不同于再现或反映，而是一种更高度、更为深刻的艺术抽象，用于先生的话就是说，“我们确认音乐中蕴含的‘意义’是人的内在心理体验，是人类情绪一情感，但这种情绪一情感并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常体验过的那种一般意义上的情绪一情感，而是一种被高度‘艺术化’了的，高度‘抽象化’了的情绪一情感。”
在这部凝结了数十年心血的学术著作中，几乎在每一章节都展现了于先生对于音乐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形式与意蕴问题，在现代西方不同派别的哲学家、美学家、甚至作曲家的关于音乐的思想与实践中的关注。它们化为不同的理论立足点，例如音乐作品的存在方式、音乐作品的理解问题、音乐作品的意义问题、音乐作品的符号语义问题、音乐的情感和鉴赏问题、音乐作品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等等。其中贯穿了于先生深邃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和批判精神。在人文学科的视野方面，本书除音乐、哲学、美学与社会学、心理学领域之外，还广涉文学、诗歌、美术、戏剧等诸多艺术门类，这不能不使人赞叹、惊讶乃至尊崇。相比社会上带有若干“光环”的很多“显学”，音乐学是个寂寞的学科，然而我在于先生这里看到的，却是坚定、从容的学术定力、广博与深邃的学术视野以及不假修饰的真实与质朴。用于先生在一次讲座中谈及到从事学术的心境的话来表述或许更好，这段话是这样说的：“这里永远不会有什么令人瞩目的社会效应，更不会有任何经济效益，也命中注定不会有多少人去真正关注它，但这一切都不能阻止我去追求它。每当做了一点什么，在苦涩和寂寞中我感到一种内心的充实和慰籍，这也许是任何其他东西都无法给予我的。”这里包含着于先生对于学术的超越功利的不懈追求，也呈现出精神生活所给予他的无以替代的满足，每每鞭策着我们这些投身音乐学术的后辈学子……
五
时光飞逝，光阴荏苒，转眼间离我入学已十年有余，于先生虽已年届八旬，但仍旧偶尔来音乐学院参与主持一些重要的学术活动和会议。我所感到的是，于先生的学术品性和道德人格，早已通过他的著述与言行深深融入到音乐学院的学术氛围之中，成为我们后生晚辈朝夕教学与学术生涯的一部分。他所培养的几代学生都已在各自的岗位上担任教学与行政之职，他们大都是我的师长，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会言及于先生，在我们心目中，于先生代表了一种学术工作的高度、一种为人处事的典范样式、一种博学深思的风范和一种理性批判精神的信念。
学生晚辈，谨以此文敬祝于先生八十寿辰!
李晓冬 博士，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