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论文摘要(推荐8篇)
添加时间:2009-5-4作者: 未知来源: 《浙江日报》(2009年4月28日)第11版录入:weizheng 阅读次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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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
——“深化改革开放,推进转型升级”理论研讨会论文摘要
4月18-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省委政策研究室、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义乌市委市政府承办的“深化改革开放,推进转型升级”理论研讨会在义乌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佳贵出席并作专题报告,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省委党校校长斯鑫良到会讲话。与会省内外学者围绕浙江省委提出的“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再创体制优势、推动科学发展”的要求,配合省委十二届五次会议的召开,深入研究浙江深化改革开放、推进转型升级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浙江深入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和理论支持。本报今摘要刊登部分论文。
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促进浙江经济转型升级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教授陈佳贵
转型升级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从工业化进程看,浙江已经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经济迫切要求转型升级。目前浙江产业结构的特点是,一次产业占GDP比重比较合理,二次产业所占比重偏高,三次产业所占比重偏低。虽然近年来浙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上述特征仍十分明显。一方面,浙江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显著低于全国水平,这表明浙江的工业化进程领先全国水平,基本完成从“一二三”向“二三一”的产业结构转变。另一方面,浙江和全国一样,尚处于从“二三一”的产业结构向“三二一”的产业结构转变过程中,关键任务是要提高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浙江是资源小省,发达的制造业是以“两头在外”的模式发展起来的,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大都是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兼具劳动力密集与资本密集的轻纺、化工、机械等传统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发展滞后。这要求浙江加快调整三次产业结构,同时,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凸显了转型升级的紧迫性。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全国和浙江经济增速都出现明显下滑。这一轮的经济下行,总体上呈现出“三先三后”的结构特征:从区域结构上看,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先感受到此轮经济下行的压力;从企业规模上看,是小企业先于大企业遇到经营困难;从所有制上看,是民营企业先于国有企业受到经济下行压力的冲击。这“三先三后”表明,全球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正呈现出逐步扩散和蔓延的趋势,2009年全国和浙江经济可能面临更大的挑战。
企业是浙江转型升级的主力军。浙江经济增长方式还比较粗放,企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还较低,国际竞争力还主要建立在低成本优势上,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还较差。在经济相对景气的环境里,企业经营还可以,环境一旦发生变化,就不适应了。在这种背景下,浙江企业需要通过提高创新能力,积极推进以下几方面的战略转型:从“低成本竞争战略”向“差异化竞争战略”转型;从“多元化战略”向“归核化战略”转型;从“规模扩张战略”向“质量提升战略”转型;从“跨越式发展战略”向“可持续发展战略”转型。
与此同时,也要发挥政府在浙江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引导作用。要充分认识外向型经济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贡献,认真落实产业振兴规划,提供政策支持,积极帮助企业转型升级,度过阵痛期。
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现状、问题和对策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研究员刘迎秋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还在继续。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出台了多项宏观经济政策和措施。总体而言,可以用三句话概括当前形势:刺激政策初见成效,深层矛盾逐渐显现,实现发展还需努力。
刺激政策初见成效。第一,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势头有所减缓。自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但从2008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持续性下降,分别降为10.6%、10.4%、9.9%和6.8%。今年1季度GDP同比增长6.1%,低于上一季度,但环比增长率有所上升;第二,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连续下滑的势头有所减缓,非国有企业回升明显;第三,通货膨胀转为通货紧缩的迹象有所改观,物价负增长势头开始回转;第四,固定投资增长重上高位,今年3月份达到28.8%;第五,外需持续下降趋势有所扼制。据商务部统计,今年1、2月份分别负增长17.5%和25.7%,3月份回升至负增长17%。深层矛盾逐渐显现。第一,经济增长率明显偏低的矛盾十分突出。这主要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是2009年第1季度财政收入下降8.3%,支出增长34.8%,收支矛盾明显;二是实际失业率继续走高,社会稳定压力上升。第二,信贷增长过快,无效货币投放风险加大。近几个月来,我国信贷高速增长。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4.58万亿元,同比多增2.25万亿元。需要注意的是,过快的贷款增长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投资是投机性的,还有一部分投资是低效率或无效率的。第三,广义货币供给增长率过高,狭义货币供给增长率偏低。到2009年2月底,广义货币供给增长率高达20.48%,3月底为25.51%,已经远远超过年初提出的目标。第四,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仍未得到缓解,国民经济的后续增长和发展面临挑战。实现转“危”为“机”需加倍努力。第一,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实现奋斗目标。第二,既要高度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要着力发展资本、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大力推进产业升级。第三,继续加大推进企业转型,着力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积极利用当前低成本并购的有利时机,大力推进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和兼并重组,着力构建现代企业治理结构,提升企业制度竞争力。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大幅度提升企业技术竞争力。第四,要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政策,提高调控质量。
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和影响
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研究员张宇燕
美国次贷危机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次贷是给那些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没有资产的“三无”人员提供贷款的业务。美国银行在贷款后为了减小风险,将债务交给投行委托处理,投行通过按揭证券化、“杠杆”交易等一系列金融创新,导致债务保险(CDS)泛滥。美国长期的低利率则导致房价上涨。2007年第四季度,随着还款违约的增多,引发去杠杆化效应,导致相关金融机构的危机,使市场流动性降低,信心下降,并蔓延到实体经济。美国次贷危机的原因,涉及多种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因素:美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监管及救助不力;美国货币当局奉行了错误的货币政策;贪婪成性的金融机构过度投机;美国经济发展的长周期;美国整个金融业的腐败和共谋行为;美国庞大金融机构的高度官僚化;美国人长期形成的低储蓄、高消费习惯走到极限;巨额贸易赤字的国际经济不平衡;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耗费颇多又久拖不决;货币金融市场天生的不稳定性和周期性;美国式资本主义
痼疾使然,等等。
在这些引发危机的原因之外,还有货币金融与国家利益这一深层次原因:美国通过控制世界硬通货,并操纵国际金融系统,获取广义铸币税的收益。在国际“工业制成品—资源与能源—货币与金融产品”这三角分工体系中,美国用金融产品换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和俄罗斯、沙特等国的资源与石油。美国的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则依靠资本项目盈余来平衡,即美国通过输出同等数量的“广义金融产品”平衡其国际收支。次贷危机不仅使得美国金融产品的规模大幅度缩水,同时也贬损了美国金融产品的吸引力。
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和国际格局产生了深远且复杂的影响。连续不断的救援行动形成巨量财政赤字及美国基础货币供应的大幅度增加,意味着未来通货膨胀的加剧和美元贬值预期,危及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的价值。考虑到欧洲经济政治格局,欧洲的经济前景比美国还要黯淡。日本衰退的程度最深,日元兑美元的逆势升值,在中短期内加剧了日本经济衰退的程度。
但是,这次金融危机不会成为大萧条的翻版。其主要原因是,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昔非今比;宏观经济学的理论进步;金砖四国的出现使得世界经济版图不同从前;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使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以及国际“工业制成品—资源与能源—货币与金融产品”的三角分工体系格局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美国拥有多种途径让其他国家分担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因此,美国甚至会因为美元的强势而成为震中的避风港。在国际金融动荡的背景下,中国必须成功应对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加大参与制订国际规则的力度,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增加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实力。
扩大消费内需与浙江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助理、研究员荆林波
扩大内需是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扩张性消费政策的实施使我国的居民消费率显著上升。但是,我国的消费率仍然明显偏低,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来源于“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出口,而消费处于淡化的地位。消费与投资增长不协调,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消费品市场严重供过于求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消费增长低于收入增长,低收入户的收入与消费增长严重滞后,消费倾向偏低的状况依然存在。有效消费需求不足仍是我国商品市场的主要矛盾。
扩大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政策的核心。我国正面临从小康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汽车、住房、旅游)转型的重要时期。扩大国内消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政府的产业政策、就业政策、收入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单项推进的消费政策的功效是有限的。只有推行广义的消费政策、构建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才有可能收到理想的政策效果。在实现消费升级的过程中,需要启动占人口比重70%的农村消费,解决城乡消费失衡,提高政府收入支出的合理性,解决我国地区间、阶层间及年龄层间的消费差异等关键问题。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提高就业率,减少失业人口,切实增加居民收入,为扩大消费提供基础性条件。第一,解决好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稳定广大在职职工保持正常的收入与消费心态,防止消费倾向进一步下滑及储蓄倾向的非正常上升。第二,鼓励更多的职工参加养老保险,保障其生活安定,维护消费者现期正常的消费支出心态。政府需要增加在健康、教育、福利和养老等方面的非投资性支出。第三,积极开拓有助于提高居民整体生活质量的消费种类和渠道,鼓励地方政府与企业探索出台促进各种消费升级的政策手段,促进消费转型升级。第四,构建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加快立法,构建“放心消费”的市场环境。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浙江产业的转型升级需要加快推进国际化、品牌化、市场化和电子
化进程。强化战略研究,加强对义乌小商品指数的剖析,研究全球零售市场变化趋势。针对沃尔玛等跨国连锁商业巨头的供应链管理策略,加强对义乌小商品市场核心商户竞争力的研究。注重知识产权保护与品牌培育,走出价格战的怪圈。平衡政府与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促进专业市场的转型升级。
浙江崛起中的文化因素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所长、研究员房 宁
从偏于东南一隅的资源小省到今天繁荣富裕的一片乐土,浙江30年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为什么像浙江这样的资源禀赋较差,又无区位优势的地方能够率先发展?浙江人文特质对经济社会发展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我想从文化角度,谈谈一个“外人”的观察与思考。人地矛盾逼出先发优势。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在内地的多数地区,农民的积极性迅速释放出来,农业生产力快速增长,粮食产量迅速提高。但是,浙江农村和农民不局限于此。浙江沿海和中部、西南部地区土地贫瘠、资源匮乏,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联产承包制后,大批浙江农民挣脱了土地的束缚,开始向工商业和异地转移,这两个“转移”实际上就是浙江工业化、浙江率先发展的起点。因此,可以说是浙江极其尖锐的“人地矛盾”之“文化”,“逼”出了浙江工业化的先发优势。
文化特质转化崛起动力。浙江人具备一些特殊的人文气质和文化元素。这主要包括三点:首先,讲求信用是浙江经济异军突起的最重要文化因素。浙江这个沿海小省为什么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脱颖而出?我们感觉其中最重要的文化因素是浙商乃至这一地区的人群中比较紧密的亲情、乡情,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互信任。遵守信用,是提高商业活动效率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其次,善于合作是浙江人身上具有的文化特质,尤其在台州、义乌一带表现得更加突出。比如台州历史上就有“打硬股”,改革开放以后,就出现了股份合作的经济组织形式和现象。很显然,股份合作制背后的文化因素,就是善于合作的文化特质;最后,沉稳理性是浙江企业家身上比较明显的文化气质。与东北人的外向、四川人的健谈、广东人的灵活相比,浙江人给人总的印象是比较沉稳的。浙江人,特别是浙江企业家身上沉稳理性的文化气质也是浙江经济持续发展,企业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
政治文化为浙江崛起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浙江带有地域性的政治文化主要有三个特征:首先,勤于学习,善于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党政领导干部十分注意学习和总结经验,其特色是注重向本地人民群众的实践学习;其次,注重制度建设,发挥制度作用。浙江政界对于进一步的制度化工作有自己的一套做法和习惯;最后,持之以恒,一以贯之。改革开放以来历任领导总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将正确的做法发扬光大,不断向前推进。比如,义乌历经8任领导班子始终不逾地坚持“兴商建市”的既定方针不动摇,结果终于修得正果。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风格与做法,使义乌乃至浙江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受益匪浅。浙江的政治文化必将继续造福浙江和浙江人民。
建设国际商贸名城 促进市场转型升级
中共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吴蔚荣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义乌从一个传统农业小县发展成为经济强市,从一个马路市场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从一个工业小县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工业强市,从一个内陆小镇发展成为国际化气息浓郁的现代城市。
义乌30年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开放的历史。上世纪80年代初,义乌率先全面开放城乡市场,进而提出“兴商建市”发展战略。经过五易其址、十一次扩建,目前义乌市场经营总面积达400余万平方米,商位6.2万个,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跨入新世纪,义乌相继提出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现代商贸名城
等战略,通过推进城市化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大力实施国际化战略,积极推进外贸出口多元化,不断拓展国际市场。目前,义乌商品已出口到215个国家和地区,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名境外客商常驻义乌,经批准设立的境外公司企业代表处有2276家,占浙江省总数的二分之一强,市场外向度65%以上。
去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义乌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紧迫性。由于经济外向度高,义乌成了最早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地区之一,外贸出口一度下滑,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产品低价格竞争优势不断弱化,经济增长有所减缓。在危机和挑战而前,义乌又一次站在发展的十字路口。
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义乌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委战略部署,以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难题。从解放思想入手,通过“解放思想、创业创新”大讨论,提出了“建设国际商贸名城”的发展定位,明确了打造国际小商品贸易中心、国际小商品创造中心、国际小商品会展中心、区域物流高地和区域金融高地的目标。
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综合改革年”为抓手,深化扩权改革,积极为企业帮扶解困,优化发展环境。立足于义乌雄厚的小商品产业基础,全面实施“企业提升、行业提升、服务提升、园区提升和市场提升”等五大行动,积极开拓国际新市场,进一步提高义乌市场在全球小商品生产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建立完善市场拓展体系、外贸促进体系、生产性服务业体系,与浙江大学开展全面合作,强化公共创新服务平台,推进义乌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纵观义乌发展历程,每一个阶段的跨越提升,都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推动。义乌正是坚持了深化改革,不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才为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劲持久的动力。正是坚持了扩大开放,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才为持续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义乌实现跨越发展的致胜法宝,是推进义乌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继续解放思想 深化改革开放
浙江省委党校课题组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浙江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必须以解放思想为先导,转变思想观念,确立发展新理念,深化改革开放。继续解放思想,转变思想观念,就是要用科学的眼光看发展,走科学发展之路。改革开放30年浙江取得的巨大成就,是科学发展观在浙江的生动实践;“两创”总战略是科学发展观在浙江的新实践;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造成的发展困难是一次最生动的科学发展观教育。因此,继续解放思想,转变思想观念,就是要用科学的眼光看发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两创”总战略,走科学发展之路。
继续解放思想,转变思想观念,就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获得发展。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困难中突破,在突破中创新,在创新中前进,在前进中发展,是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因此,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是成长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继续解放思想,转变思想观念,就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发展中的问题,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获得发展。既要解决观念问题、理念问题,又要注重各种难题的破解和体制机制的创新,要把观念、体制和做法统一到科学发展上来,统一到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上来,真正做到持续发展、科学发展。
继续解放思想,转变思想观念,就是要用战略的眼光看改革,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进一步深化改革。时间是最好的裁判员,历史是最好的评论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现在做得好不好,要通过实践来证明;改得对不对,要由历史来见证。经验表明,看准了大趋势,把握了主旋律,就能跑赢大势,赢得优势。过去30年我们之所以走在前列,关键在于我们紧紧抓住了市场化这个大趋势和主旋律。因此,继续解放思想,转变思想观念,就是要看准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把握改革开放的主旋律。坚持经济社会并重、政治文化协调、民生民主同步,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先干不评论,让历史作结论,并不意味着盲目、蛮干和折腾,而是要尽量避免风险性,从过去主要依靠浙江人敢闯敢冒、勇立潮头的“胆”和“勇”转到主要依靠尊重科学、遵循规律的“识”和“谋”上来,使发展建立在理性、科学的基础之上。
继续解放思想,转变思想观念,就是要用世界的眼光看浙江,要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站在世界发展的格局中谋划浙江未来的发展。浙江的发展是中国的一部分,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要改变过去那种仅仅将眼光局限在长三角和东南沿海的思维定势,而是要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浙江未来的发展,来谋划浙江未来的发展。要顺应当代世界发展的潮流,在世界发展的全局中找准自己的定位。一方面,我们要用海纳百川的胸襟面向世界,拥抱世界,大胆吸收人类所有优秀的文明成果,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使浙江的发展建立在全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建立在全球化发展的基础上,更高更快更强。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一往无前的勇气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新成果,展示文明浙江的新形象,展示开放中国的新形象。
继续解放思想,转变思想观念,就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目标,坚持民主取向的政治改革、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民生取向的社会改革、人本取向的文化改革为着力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人是发展的动力,也是发展的目的。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执政为民是党的一贯宗旨。一切为了人民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出发点,一切依靠人民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各方面的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个性,发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改革开放的目的毫不动摇。因此,我们未来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围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目标,坚持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民主取向的政治改革、民生取向的社会改革、人本取向的文化改革为着力点。
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 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 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推行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加快推进职业院校分类招考或注册入学。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 拓宽终身学习通道。
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 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 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 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 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建立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联动机制, 健全政府促进就业责任制度。规范招人用人制度, 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完善扶持创业的优惠政策, 形成政府激励创业、社会支持创业、劳动者勇于创业新机制。完善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 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增强失业保险制度预防失业、促进就业功能, 完善就业失业监测统计制度。创新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畅通职工表达合理诉求渠道。
促进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就业。结合产业升级开发更多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政府购买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更多用于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健全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服务保障机制, 提高公务员定向招录和事业单位优先招聘比例。实行激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政策, 整合发展国家和省级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基金。实施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 把未就业的纳入就业见习、技能培训等就业准备活动之中, 对有特殊困难的实行全程就业服务。
一、在全面推进前提下突出经济体制改革主轴及重点。全面深化改革特别强调的是“全面”,是各领域改革的联动和集成,同时,又必须正确处理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关系,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集中发力,及时拿出以问题为导向的硬招实招,确保改革实效。为此,我们将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核心,着力抓好省委省政府明确的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重点任务的落实,工作的主要着力点是围绕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深化简政放权、投融资和价格等改革;围绕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深化国企国资、重点行业和非公经济等改革;围绕提高经济调节的有效性,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围绕优化经济结构,深化城镇化、农业农村、科技、生态文明等改革;围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围绕保基本兜底线,深化社会事业和民生保障体制改革。当务之急是要针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实际情况,优先推出一批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改革举措,力促经济稳中有进和提质增效升级。
二、在强化当期改革举措的同时着力构建法治保障长效机制。确保改革取得实效,必须自觉落实法治要求,善于用法治眼光审视改革问题、用法治思维谋划改革路径、用法治手段破解改革难题、用法治方式优化改革环境,既要坚持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推进改革,在现行法律提供的制度空间和条件下进行大胆探索和创新实践;又要坚持破立结合,深度研究改革深化涉及的立法问题,及时提出立法需求和立法建议,与时俱进地分类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工作。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则及时推动其上升为法律法规;对需要突破现有法律规定先行先试的改革,及时依照法定程序取得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及时提请立法机构予以修改或废止,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三、在推进改革全程充分体现既严又实的工作作风。“三严三实”是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也是确保改革取得实效的作风保证。我们将结合“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以既严又实的作风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切实做到:改革方案要实,以专业化的精神,深入开展改革理论研究和基层一线调研,提高方案设计的质量与水准,确保改革措施接地气、有力度、可操作、能解决问题;问题导向要准,坚持以问题导向改革、以问题倒逼改革,问题在哪里,改革就指向哪里,找准穴位,切中要害,提高改革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步骤安排要稳,充分考虑改革的宏观背景环境以及改革举措的轻重缓急、难易程度与推进条件,注重把握改革的选择性与节奏时机,看得准的就马上办,重在打通“最先一公里”与“最后一公里”。更为重要的是群众对改革措施的获得感要强,善于从社会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中发现和把握改革的切入点,使改革成果可触可及,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着力提升改革的社会认同度和群众满意度。
(作者系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第一,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是继续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还是彻底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事关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命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人民愿望,毅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开启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新时期。35年来,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国民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城乡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国际竞争力影响力明显提高。回顾35年改革开放历程,我们深深体会到,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没有改革开放,我国不知还要在封闭半封闭和停滞不前的状态下徘徊多久。深深体会到,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色,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时代旗帜,是中国人民最为自信和自豪的伟大创举。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时代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经济社会发展呼唤进一步深化改革,人民群众期待进一步深化改革,改革的步伐决不能停顿,更不能倒退。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并自觉顺应人民愿望和时代要求,反复强调必须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坚定不移把改革推向前进。这必将开启我国新一轮改革浪潮,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第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迫切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5年的历程,再过35年,大约就到了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也就是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时候。党的十八大着眼于确保到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三步战略目标,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两个全面”的重大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在未来7到8年的时间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在原有基础上实现新的全面提升,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实现全面提升,涉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涉及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涉及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创新,涉及城乡区域发展格局的完善,涉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的构建,涉及党的建设制度的改革,这些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完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将迎来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将因此获得更加巨大、经久不衰的动力与活力,中国人民也将在这场宏大的改革中获得更加丰实的红利。深入学习贯彻《决定》,自觉站在全面深化改革历史大潮前列,是我们每个人的荣光与责任。
新时期又一座璀璨的改革航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涌动的改革浪潮,浩浩荡荡,汹涌澎湃,深刻改变着中国社会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仅仅35个年头,这一被称作“历史瞬间”的改革洪涛,把一个由于政治和历史原因而处于动荡与贫困的社会主义中国,改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是当代世界发展的奇迹,也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奇迹。它用无可争辩的事实说明:社会主义原本就是一个改革的社会。社会主义因改革而发生、而发展,而巩固、而繁荣。社会主义与改革同在。改革在,社会主义在;改革兴,社会主义兴。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作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说明时指出的:“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以后的“三中全会”,正是看到社会主义同改革休戚与共的一体性及其艰巨、复杂、长期这一特性,所以每一次都把会议主题毫无例外地定位在改革上。“三中全会”也因此成为重大改革的代名词和引领改革的历史航标。新时期的“三中全会”,因此成为社会主义中国改革的历史丰碑。
在这些改革丰碑中,首开改革先河的当数十一届三中全会。面对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改革的精神和意志,牵动了随后出现的中国农村生产经营管理体制的大规模变革。
这以后的“三中全会”,把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改革等。特别是“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重大决定,创新性地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些全会,其改革的重点在于解决中国经济体制的弊端和推进农村、城市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继承和发扬历次三中全会的改革传统,高扬改革开放旗帜,着眼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提出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这一改革总目标,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身完善和发展,致力于党领导下管理国家体系的现代化建设,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并运用国家制度不断提高现代化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这一目标及其改革的路径、原则和政策,具有高端、全面、综合的性质,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引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璀璨航标,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
社会主义全领域多层结构的综合性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它通过的《决定》,确立了我国现阶段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全领域的多层结构的综合性一体化改革,其改革的全面性、深刻性和攻坚克难程度都是空前的。我们必须认真把握、深入研究,以增强对改革全局和改革规律的认识。
一、社会主义发展领域层次的改革
社会主义发展领域是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范畴。在我国社会实践推动下,借鉴国外经验,我们党把社会主义的领域结构由经济、政治、文化“三领域”发展为包括社会在内的“四领域”结构,最终在党的十八大形成了包括社会、生态文明在内的“五领域”结构。至此,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领域结构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认识、决策、战略、规划、政策,有了全新的变化。这次全会形成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也首先集中体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领域”一体化多层结构综合性改革的鲜明特色。
一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并以此为要义,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
二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轴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并以此为要义,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三是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心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并以此为要义,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四是社会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的基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并以此为要义,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五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落脚点是建设美丽中国。并以此为要义,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上述五个领域改革,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五领域”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系统,其改革具有多元一体和基础性、多层性、迁延性的特质。搞好这五个领域的改革,我国基础领域层次的问题才能得到综合性解决。
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核心层次的改革
《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实践的新认识,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我们党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把市场定位于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决定》把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上升为“决定性”作用,这在我们党的文件中是第一次。它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市场魔棒”作用的突破性肯定,也是我们党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重大指导原则的理性化发展。35年中国改革的实践证明,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市场经济按照价值规律,借助供求、价格、竞争等机制杠杆,把资源即人、财、物,以优化的方式分配到社会生产各个领域,快速地、甚至是神奇般地满足千姿百态的社会需求,实现高效率的生产与增值。市场经济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我国新时期中经济由短缺到充裕,社会从温饱到小康,其原因就是改革用“市场魔棒”激活了当代中国,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了由“基础性”到“决定性”的作用。
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核心的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和协同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作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创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优势基因组合,显示了我国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是中国经济社会的活力之源、发展之源。而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即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经济运行“超级计算机”的强大作用;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即施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并防止和消减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以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两手”各司其职,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两手”的关系与作用问题解决好了,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及其他领域的改革,才能取得双重和多重的效益。
三、社会主义决策层次的改革
社会主义决策层次的改革是一种高端性改革。决策层改革最重要的是执政党建设制度改革,同时是政府体制机制改革和人大、政协建设制度的改革,以及国防军队建设改革。这些改革均属上层建筑范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顶端部分。其中,执政党建设制度改革处于中心位置。
《决定》明确提出:要“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推进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提高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水平,是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关键,也是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成功的标志。科学执政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和制度,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以科学的立场、态度和方法,推进执政党制度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社会管理体系建设。
民主执政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性原则,人民监督权力原则,执政为民和问政于民原则,民主与集中统一原则,贯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以民主的思想、态度和方法,推进执政党民主化建设、国家民主化建设、社会民主化建设,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 “笼子”,从而更好地巩固、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依法执政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法治思想,坚持宪法和法律高于一切,依法治党、依法治国、依法治政、依法治军,依法管理各项重大事务,以法制的观点、态度和方法,推进执政党法制化建设、国家法制化建设、社会法制化建设。
推进执政党建设制度改革,必将带动各级政权和促进政府机构的制度性改革,强化政府科学、民主、法制化治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步伐。同时,也将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与时俱进,推动政治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使社会主义整个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
社会主义全领域多层结构综合性一体化改革,也是一种方法论层面的深度改革。它体现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结合,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的结合,“点”与“面”的结合,“变”与“稳”的结合。它既是现实诸多问题“倒逼”的结果,也是我们党把握规律、审时度势、求真务实的创造。“倒逼”的结果必将解决“倒逼”的问题,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只要我们指导思想对头、方向对头、方法对头,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不断排除错误思想的干扰,就一定能实现从“倒逼”到“不逼”,从“不顺”到“顺”,取得全面改革的胜利。
关键词:军转公选,张为臻,转业安置,国防改革
认真学习了解放军报题为《坚决拥护改革 积极支持改革 自觉投身改革》文章,深深体会到:国防和军队切准“改革”脉。
一、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深刻背景。以《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宣传教育提纲》为本,全军和武警部队要求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决策指示,坚决拥护改革、积极支持改革、自觉投身改革。
二、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大意义。改革是新时期鲜明的特征,国防和军队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标志。全军官兵要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决策指示,深刻领会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大意义、指导原则、目标任务和实践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和行动,坚决拥护改革、积极支持改革、自觉投身改革,为改革顺利推进和各项任务圆满完成贡献力量。
三、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时代紧迫。充分认清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深刻认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必然要求,是强国兴军的内在要求,是应对风险挑战的现实需要,是适应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客观需要。深刻认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夺取军事竞争主动权的迫切需要,战争形态演变催生改革,大国军事博弈要求改革,发挥特有优势呼唤改革。深刻认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确保能打仗打胜仗的战略举措,提高我军打赢现代战争能力要求深化改革,破解制约战斗力提升的矛盾问题要求深化改革,提高军事斗争准备质量效益要求深化改革。
四、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指导原则。正确把握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指导原则。要牢牢把握坚持改革正确方向这个根本。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坚持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切实做到改革不改向、变革不变色。要牢牢把握能打仗、打胜仗这个聚焦点。必须树立向改革要战斗力的思想,坚持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改革的主攻方向放在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难点问题上,放在战斗力建设的薄弱环节上。要牢牢把握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这个指向。切实在领导指挥体制、力量结构、政策制度等方面改革上狠下功夫,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为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赢得军事竞争优势提供有力制度支撑。要牢牢把握积极稳妥这个总要求。加强统筹谋划,坚持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战略上勇于进取,战术上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积小胜为大胜。
五、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目标任务。明确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目标任务。重点是推进领导指挥体制改革、优化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深化军队政策制度改革、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当前,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涉及国防和军队深层次利益关系和体制结构。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就是要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必须在落一
子而全盘活的改革上用力,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战斗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军队活力,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保障。
历史首先是劳动群众的历史。个人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亦不可忽视。全面深化改革亦如是。要探究改革的动力问题, 就必须正视改革中的个人、人民群众的作用及二者的关系。在处理这些关系之中找到改革的真正动力、合力。
个人, 是改革中的关键力量, 主要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重要领导人物, 同时也不忽视普通个人在改革中的作用。对于个人的历史作用, 总体说来, 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派夸大个人的历史作用尤其是杰出人物的作用。由于他们不了解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把一切都视为人的自觉的活动, 这就是所谓的“英雄造时势”。另一派则过分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而打压甚至是抹杀个人的作用, 即认为“时势造英雄”。二者都看不到个人和历史活动规律的桥梁——实践活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 个人的历史作用, 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 一定的条件下会发挥着相当的重要作用。全面深化改革是我国社会发展至今的必然趋势, 要改革就必须认识、把握这一关键。
关于个人, 历史、改革中的个人, 列宁指出:“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个人在改革中的作用, 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中的作用,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不可小觑。同时, 改革中也要有改革精神的领导人物出现。但这不是无条件的, 只有改革、改革的对象有这种需要, 这种人物才能出现。中国共产党和改革的领导人物的活动不是随心所欲, 想改就改的, 而要按照改革的规律办事、遵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行社会现实生活变迁之客观性。离开这一实际, 也就无所谓改革中个人的作用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发挥群众首创作用, 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彰显劳动群众, 人民群众才是改革的动力所在。只要我们准确的把握住人民群众是改革的动力, 是根本, 势必改革工作就要依靠群众, 多听取群众的意见, 理应用改革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发展和幸福来衡量改革成效。
2 改革中的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是改革的动力、主体。历史上所谓的“英雄造时势”, 认为有英雄人物就够了, 人民群众不过是陪衬, 是可以任意贬低和践踏的。从历史看现实, 放眼当下, 在某些地方, 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何在?改革理应认识、发挥人民群众的动力作用、主体地位。
改革的真正动力,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 即“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 那么应当注意的, 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 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这种动机、动力“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 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历史发展、促进改革最根本的动力, 是广大人民群众, 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改革动力。社会主义改革是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人民群众是社会赖以生存的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同时是实现社会改革的决定力量。作为人民群众主体的劳动群众, 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物质生活资料、各种社会关系, 在全面深化改革之际, 人民群众的动力、主体地位愈加突显。列宁指出“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不能够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历史上真正的革命都是人民群众起来推翻腐朽的社会制度的结果。人民群众在社会改革的动力也展现在社会心理和思想观念层面。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文化的创造者, 改革是人民反映时代精神的需求, 人民群众的动力不仅在于物质动力, 更在于精神动力。改革越是符合人民群众的需求, 越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性, 便越能取得人民的拥护, 越能取得成功, 正所谓“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改革, 尤其是全面的深化的改革, 更应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 依靠人民推动改革深化, 坚持群众路线推进改革深化, 这才是唯一方法。而不是某些玄想家头脑中的游戏, 更不是语词、文本游戏, 而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活动。
3 改革中的个人和人民群众
个人和群众的关系,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性问题, 更是历史发展的重要问题。“只有相信人民的人, 只有投入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成为人民群众中的个人, 个人于人民群众中, 到底是沧海一粟;个人, 只有正确地表达、显现人民群众所意识到的东西时, 个人才能成为改革、管理中的个人。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中国自古就有“水”与“舟”之比,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历史作用。
全面深化改革, 尤其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 更应警惕历史上种种错误的做法, 正确处理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改革实践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企图抛开人民来搞改革, 势必会失败, 甚至是被人民群众抛弃。在历史的长河中, 不乏伟大的个人取得巨大成功, 但他们成功的背后, 不仅是时代的需要和他们具备的自身条件, 更重要的是他们懂得顺势而为, 懂得“失道寡助, 得道多助”。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从国家的“管理”转为国家“治理”, 这一转变, 突出了国家治理主体的变化。管理是政府管人民, 管一切。治理则是主体为政府, 人民, 社会等。让多种主体共同参与, 共同治理国家。要实现这一战略转型, 必须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协调各方力量, 尤其是处理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人民群众是个人, 是改革领导人物产生的源泉, 改革的领导人物是由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个人发展而来的。必须充分重视个人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但不能脱离改革的实际和规律。凡是脱离了时代需求, 背离人民愿望, 违背改革发展必然性, 个人注定要被历史抛弃, 被人民抛弃, 注定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绊脚石。
4 改革的合力
改革, 处理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是厘清改革阻力与推力, 形成有效、正合力的关键。历史是由“许多单个的意志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 是由“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 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 在特定的生活条件下形成的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而在形成相互交错时, 个人相互影响另一个人, 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因此, 历史的发展结果“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 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历史发展这般, 改革进程亦如是。虽然每个个人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实现改革的推进的, 但每个个人相互“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 一个总的合力, 然而从这一事实中绝不应做出“这些意志等于零”的结论。相反地, 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 因而是包含于合力里面的。”历史就是这样创造的, 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单打独斗, 而是如历史创造的合力推进的。《决定》指出,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广泛凝聚共识, 形成改革合力”。只有在个人与人民群众的有机、辩证统一中, 在全社会的合力下, 在各领域正向前进中, 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涉险滩, 破难题, 啃硬骨头。
改革, 最高价值是人民的幸福, 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形成改革合力, 就要在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中吸收正合力。坚持“五位一体”和党的自身建设的协同改革, 不能偏废一隅。全面深化改革不能只从某一方面下手, 而要“十个指头弹琴”。既要改革物质生活, 也要改革精神和思想观念, 不能成为“跛子”改革, 既要改革局部问题, 也要改革全局问题, 不能“一叶障目, 不见泰山”。
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来源于人民群众, 改革中正确处理好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真正做到改革为了人民, 依靠人民, 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群众。
摘要:十八届三中全会从“五位一体”和中国共产党建设制度协调方面深化改革, 突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全面性。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解决改革动力问题, 改革中必须处理好个人、群众、个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 诉诸社会的合力全面深化改革。
关键词:全面深化改革,动力,个人,人民群众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人民出版社, 2013.
[2]列宁选集 (第1卷) [M].189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M].人民出版社, 1995.
[4]斯大林全年 (第7卷) [M].
[5]列宁全集 (第7卷) [M].
一、关于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和主体是自然生态系统,只有从源头上保护好自然生态系统,生态文明建设才能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实行这一改革,核心是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林业部门要主动适应改革趋势,深入研究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立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要认真研究森林、湿地、荒漠和野生动植物的所有权、资产产权和确权登记问题,尽快完善用途管制措施,强化监管权。
二、关于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主要是为了保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第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手段。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就是要明确维护国土生态安全、人居环境安全、生物多样性安全的生态用地和物种数量的底线,是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构建我国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核心。第二,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核心是严格落实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主体功能定位,明确国土空间开发的“高压线”。第三,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是林业部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国家林业局根据法定职责已经划定了森林、湿地、沙区植被、物种4条生态保护红线,工作走在了前面。下一步,要把划定的红线落实到地图上、地块上,尽快制定最严格的管制原则和管理办法。已经有法律法规保障的生态红线,必须依法保护管理。还没有法律保障的生态红线,要尽快推进立法。
三、关于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国家公园是当今国际社会保护自然资源的主要模式之一,其目的就是保护好自然资源、自然和人文景观,以及生物多样性,更好地发挥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功能。国际上的实践证明,这是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的重要制度和载体。我国具有国家公园性质的主要有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沙漠公园、地质公园、矿山公园、风景名胜区、考古遗址公园、海洋公园等。目前,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有2150处,总面积1.25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3%,还有2800多处森林公园、300多处国际重要湿地和湿地公园。这些资源无论从面积、还是从数量上看,都是第一位的,是建立国家公园的重要依托。2006年,云南省林业部门在迪庆藏族自治州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国家公园——普达措国家公园,2008年,国家林业局又将云南省列为国家公园建设试点省,开展了积极探索和有益的尝试。林业部门一定要抓紧研究国家公园的体制机制问题,以及适合国家公园的自然生态系统类型和区域,全力推进国家公园建设。
四、关于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实质是利用价格、税收、财政等经济手段,鼓励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将给林业发展带来重要机遇,但也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一要研究森林、湿地、沙区植被、野生动植物等林业资源有偿使用和资产化管理问题,特别是要针对目前占用林业资源的成本过低问题,研究应对措施。二要研究开征资源税给林业发展带来的影响。三要加强森林资源生态服务价值和差别化补偿政策研究,争取不断提高补偿标准。四要研究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争取扩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禁止开发区转移支付试点范围,提高转移支付用于林业生态保护与建设的资金比例。五要抓紧研究建立湿地和荒漠生态系统生态补偿机制,探索森林碳汇交易等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
五、关于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当前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的机构设置是最薄弱的。中央已经明确“把发展林业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首要任务”。我们要对以下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第一,深入研究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林业行政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有利于保护发展自然生态系统和野生动植物及生物多样性的行政管理体制,充分发挥林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正能量。第二,研究建立破坏森林、湿地、沙区植被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举报制度,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第三,研究建立生态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制度。研究制定生态损害鉴定评估办法,科学鉴定生态损害范围、程度及价值。探索编制林地、湿地等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建立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
六、关于健全国有林区经营管理体制。健全国有林区经营管理体制,核心是理顺三种体制。一是理顺国有林所有权、产权管理体制。我国国有林包括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国有林场所有权是全民所有,需尽快厘清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对国有林场的管理体制。国有林区所有权是全民所有,产权在中央政府,管理权和监管权在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使用权在地方政府,要尽快理清三者的关系。二是理顺政府管理林区社会的体制,理顺职能和资金渠道。三是改革森林资源监督管理体制,构建有利于生态建设与保护的森林资源监督管理体制。经过改革,建立起有利于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有利于改善生态改善民生、有利于增强企业经营活力、权责利相统一的、适应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有林区发展新体制。
七、关于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目前,全国已确权集体林地1.8亿公顷,占集体林地总面积的97.7%;发证面积1.73亿公顷,占确权林地的96.4%,1亿农户拿到林权证,明晰产权、承包到户的主体改革任务基本完成。近5亿农民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权,户均获得森林资产约10万元,使广大农民成为林木资产的法人,为他们订立契约、积累资本创造了条件。可以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培育农民市场主体方面,走在了前列,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一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赋予林权生产要素功能,包括可抵押、可担保、可流转,实现资产到资本的转换。集体林承包经营权是农民的,按照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要求,林业部门的职责主要是监管,确保森林资源总量不减少。二要继续深化林业行政审批项目改革,把该管的事情管好,把不该管和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要改革森林资源采伐管理等监督机制和办法,加强林地管理,清理取消不符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各项规章制度。三要稳定和完善农民的林地承包经营权,规范林地流转。四要健全财政、金融、森林保险、林权交易等政策,引导农民通过林权要素运用,积极发展林业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专业大户、家庭林场、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林业企业等多种市场经营主体,推动林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使农民在经营林业中获得更多的收入,真正实现生态受保护、农民得实惠。
八、关于完善生态修复制度。《决定》提出,完善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我们要理解其深刻含义。第一,完善生态修复制度对我国具有特殊意义。森林、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一旦破坏,修复起来十分困难,有的需要上百年甚至几个世纪的努力,生态修复必须依靠制度来保障。当前,我国已是世界上生态最脆弱的国家之一,全球十大生态危机在我国都相应存在,生态修复任务极其繁重,必须依靠制度来加强。第二,完善生态修复制度具有丰富的内涵。生态修复制度是生态修复的根本保障,完善生态修复制度有利于把生态修复制度化、规范化、长期化,为生态修复提供行动准则和依据,使生态修复的目标、任务、措施更加合理、完善,可以发挥约束和监督作用。第三,完善生态修复制度重点是加强生态修复工程的制度建设。《国家林业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已经明确提出了“实施十大生态修复工程,构建十大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格局。要研究健全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的制度保障,从规划制定、法律法规、绩效评价和监督考核等方面,健全各项制度和机制。
九、关于稳定和扩大退耕还林范围。1998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的重大战略决策。截至2012年,全国共完成退耕还林建设任务4.2940万公顷,其中,退耕地造林926.7万公顷。经过15年的建设,退耕还林工程已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决定》提出,稳定和扩大退耕还林范围,这为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定下了基调。林业部门一定要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组织实施好新一轮退耕还林。一要稳定原有的退耕还林成果,确保“退得下、稳得住、能致富、不反弹”。二要扩大退耕还林实施范围。新一轮退耕还林应重点考虑25度以上陡坡耕地、重点地区的严重沙化耕地、重要水源地坡耕地以及西部地区实施生态移民腾退出来的耕地等,做到稳步有序推进。三要完善退耕还林政策。对还生态林、经济林的比例不再作限制,对退耕农户丧失的机会成本和退耕还林的生态效益给予综合补偿,使农民获得较好的收益,既改善生态,又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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