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论心得

自由论心得

自由论心得 篇1

首先谈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它包括一切人们对事物的意见看法进行表达的自由。在密尔眼中，不受限制的思想自由对个人和社会意义深远，思想自由能发展人的个性，并最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相反，如果用一种外在的标准或通过权威的力量去限制或压制人们的各种意见，将会妨碍个人和社会的进步。

书中有言“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对后代和对现存的一代都是一样，对不同意于那个意见的人比对抱持那个意见的人甚至更甚。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

也就是说，在密尔看来，即便一个错误意见全部错误，正确的意见包含了全部真理，那么，不允许人们讨论和提出挑战，就意味着持有真理的人们实际上会不再思考以至于成为一种偏见，也就不会对这个道理的理性依据有领会和认知。而作为正确的真理，由于这样也会出现逐渐丧失其真理地位的危险，也阻挡了这个真理实际上的效力。因此，倾听他人的不同意见，永远不窒闭他人的意见和思想，不干涉他们的思想和讨论，而且要欢迎任何形式的讨论，才能让社会整体更加接近真理。

人们拥有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后，因为思想的不同，个性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于是便谈到了个性自由的问题。密尔调发展个性是个人独立、个人解放的根本要求：“凡是听凭世界或者他自己所属的一部分世界代替自己选定生活方案的人，除需要一个人猿般的模仿力外便不需要任何其他能力。可是要由自己选定生活方案的人就要使用他的一切能力了。”

想一想刚刚集体结束统一高考、又迷茫地不知如何选大学和专业的考生们，他们的生活方案不就是别人代替自己选定的吗?僵化的考试除了需要遵循固定的套路、需要“猿般的模仿力”之外又需要什么其他的能力呢?

人的个性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个性自由理应得到推崇。为了给每人本性公平的发展机会，就必须容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然而看看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制度，无论是打着三纲五常、“亡天理灭人欲”，还是以国家、集体的名义阻碍个人追求，实质都是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

在论述个性与发展是一回事之时，密尔强调只有培养个性才产生出或者才能产生出发展得很好的人类。而且，密尔还强调，首创性是人类事物中一个有价值的因素，以及坚持天才的重要性，坚持让它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得自由舒展的必要性。我们不能试图用一个模子来范铸人们，应对个性的任何显著表示宽容，只有支持鼓励自由和境地的多样化，这两个人类发展所必要的条件的发展，才能使个性保住它的根据，避免个人性格的各项情况日益趋于同化。纵观近现代富强起来的欧美国家，无一不建立在一个个有独立人格、公民素养的国民之上。

谈到社会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密尔指出“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

这一点其实是个人自由的界限的再阐述，只牵及到私人的个人行为不应当受社会的干涉，特别是不能因为公众的喜好厌恶而强制“异端”也要和他们一样“统一”。

而什么时候公权力可以干涉个人自由呢?密尔认为：“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各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这就是说，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

举个例子说吧，比如对罪犯的惩罚、剥夺他的自由就是为了防止其对他人的危害。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该接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社会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有权对个人行为进行裁判，并对他进行强制判决。政府对个人自由的干预，只应是为了防止他人利益被损害，不可以更进一步，社会不能非法干涉个人合法自由。

自由论心得 篇2

关键词：表现,自由,反思

对表现的自由与自由的表现之探索, 可说是对我国艺术界进一步认识世界艺术与对自身反思中, 极为重要的一课, 这与我们历史性形成艺术界统一审美框架有关。

首先在表现的自由上, 我国当今的艺术家是幸运的, 只要历史不再给我民族开恶意的玩笑, 反复后退到行政命令指挥艺术的荒唐年月, 那就应不会再现。真正的问题倒是, 我们艺术家自我内在意识对此的认识。可能有些会认为改革开放业已三十多年, 很多画家早与国外展开了密切交流, 艺术界与世界艺术界也已基本“接轨”, 这已不是问题的问题了。其实这仅仅是表象而已, 艺术是人类灵性中最深层次的感悟, 长期被形成的意识观念, 会不自主地被固化入潜意识中, 如果对此沒有认真的认识与追索反思, 忽略其顽強性, 那不要说三十多年, 就是再过几代人也难得到真正的解放。另外艺术是决不存在所谓“接轨”的, 一方水土成就一方人, 艺术必有其深沉的民族性烙印, 所以应是艺术无国界地借鉴、吸收、融会、升华, 真正达到“百花齐放”于人类艺术聖殿, 各自为此做出贡献之崇高境界。

表现的自由, 首先是艺术家是否能拥有各式各样的表现, 不论是方式、流派、风格与造型观上的应用与表达的自由, 这不单指艺术家生存的所在时代环境, 也指艺术家本人的造艺修养所达境界之许可与否。要达到这样的高度, 就得在艺术绘画外, 还得有对音乐与文学的修养, 这将拓展表现的自由度, 而在哲学与历史上, 往往使艺术家对人类心灵中的爱, 有更深的认知与感悟。马蒂斯为此就指出要使作品显得丰富, 具有令人震颤的力量和光辉灿烂的美, 就必需要有伟大的爱, 需要一种能激起并保持对真理不懈追求的爱, 一种能激起并保持对伴随一件美术品诞生的强烈热情和分析性的深刻的爱。他最后问道, 难道爱不是一切创造的本源吗?这段话相当广义, 归纳于艺术上, 则深刻揭示出感人艺术品的真实力量内涵所在。其次是艺术家本人在认识观上, 对创作自由的领悟深度与发挥广度, 能否真正摆脱观念上的缚束, 才会在艺术表现中得到真正的自由, 否则即便时代引导走出了缚束的牢笼, 但仍是不习惯直立, 更免谈昂首行进了。回看历史上各时代涌现出杰出的艺术大师, 无不得到这两者的结合, 在这基础上其作品才会具长存于世的魅力。

自由的表现, 呈现在艺术家创作中的精神状态, 艺术上的自我肯定与能抓住事物本质的信心, 将促进物我交融的体验呈现, 艺术家对所表现的对象, 达到经由表象进入本质的感悟, 就可能抓住对象真实的全方位构成元素, 再经由艺术家长期积累的各方修养因素, 会在创作中出现“顿悟”, 灵光一现地涌现出不论随意挥洒, 或刻意堆砌, 在充满自信甚至得意的主宰物我的精神状态中, 把感悟中提炼出的对象真实, 不论光与色定格在画布上, 克罗齐、苏珊·朗格、荣格等这些理论家认为:“艺术的本质与人类心灵的本能表现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是内心获得最大自由的表现, 其中混杂着严格的理性分析, 又有非理性的疯狂, 这都绝对是个人的, 也是艺术家把自我生命力与感受, 灌注入了艺术品创作中。这正是现代表现主义的灵魂。

实际上, 天地万物无情, 一切沿着苍天无垠的宇宙规律冷酷地运行, 是人类这一特异物种, 才如此痴狂地赋与其声光形色, 直至感情寄托, 也就是我们能享有“自由的表现”之凭仗。这也就是万物虽有情, 但在人类这种强烈情感衬托对比之下, 就消失于无形之中了。在此, 实在应该引用萨特在《为何写作》中的一段话语:“当我被一片景色所迷住时, 我清楚地知道创造这片景色的并不是我;但是我也知道, 如果没有我, 在我眼前建立起来的树、叶、土、草之间的各种关系也就会荡然无存”。这是一段充满哲理的话, 作为画家更应仔细品尝其中直指的“各种关系”, 这正是绘画艺术中的核心构成之一。有此感知, 才不会被景物形态所迷惑, 使自我成为物我交融中的主宰, 一个真正艺术家的潜质才得以树立, 即在任何要表现的对象前不再畏惧, 就不会被所要表现的对象形形色色表征所征服, 被奴役成照搬照现的画匠, 从而创造出照亮人类心灵的伟大作品于世。但社会中画匠又绝对是广大民众所需, 在分工上绝不可有贬义, 事实上, 哪能有那么多艺术大师, 我在另一论述中就对服务于广大民众需求的农民工艺术大军充满敬意, 在此不多赘。

矛盾的是, 每个只要有志于艺术, 即使刚达到画家的基本素质者, 内心又必需有那么点自认是必成大师之材, 必需对自我作品有那么点自恋自赏, 实际上个人内心的这种骄傲, 是一个艺术家成长中, 太重要的元素。历史证实, 如果这么点自傲与自尊, 不论是被外界或内在所压制或摧毁, 那个时代是无大师可言的了。有修养的艺术家, 会自觉转变这种元素成为外在的推动力, 促使画家更谦虚与努力去观察、借鉴、融会, 更严厉的自我批判, 力图使自己的创作更完美。艺术上的这种追求, 会不自觉走向对真善美本源的追溯, 指向灵魂的深处与宇宙的起源。所以, 艺术家往往是孤独的, 痛苦的, 也往往是超前于社会而得不到认同的, 其本身往往不论自觉或不自觉, 均卷入到美与丑、善与恶的角力中去了, 也就是为何具人类良心的艺术家, 总是位于历代暴政下被牺牲的前列。如捷克艺术家阿尔丰斯·慕夏, 他大量的优美女性装饰性造型, 扬名于四十年代的欧美, 他认为一切创作出自内心, “艺术的存在只是为了传递精神上的讯息, 仅此而已”。但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家, 在1939年德国入侵捷克后就被首批逮捕, 仅数月, 就灭顶于盖世太保的审讯中。艺术见证于时代的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艺术创作中, 每个人对美的感悟不同, 这就为何出现面对同样景物, 却能有千万不同的创作表现, 甚至个人不同情绪阶段, 对同一景物也出现不同的表现, 艺术的永恆生命力也在于此。也正因如此, 艺术家在认识与珍惜自我的表现自由的同时, 也必需尊重所被表现的对象中所蕴藏的天性表达自由, 单纯主观发泄自我感情于创作, 忽略耐心观察与品味对象表里散发出的微细特征, 就不可能成为物我交融间的真正主宰, 会在作品中隐藏着那么一种千篇一律的偏执。试看艺术大师们, 常常对着同一个景物对象, 怀着真诚的崇敬, 一次次充满激情地挥动画笔, 创出了一幅幅神采各异的伟大作品。不论是凡高的向日葵或塞尚的风景与静物, 正是他们既尊重自我, 又尊重对象所获得宇宙万物之“神”的嘉奖, 在此就不一一举例了。

论言论出版自由 篇3

关键词: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中图分类号:D756.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136(2010)05-0112-03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规定中所包含的“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已成为许多国际社会公认的一条宪法原则,并为各国宪法所必载,但是各国却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文章将从言论出版自由的历史发展、内涵和外延、表现形式和实质、基本特征、权利和义务的不可分离性以及它的重要性及其限制性和保护出发,做了以下探讨。

1 言论出版自由制度的重要性

(1)它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客观要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劳动者在经济上的现实所有权,要求与此相适应的民主权利。人民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参加管理经济、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去充分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

(2)既是政治民主化的迫切需要和重要环节,也是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生活中,官僚主义还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与此相应的,特权思想的封建家长制观念、一言堂、拉关系、开后门等现象还像病毒一样侵蚀着政治生活的肌体。英国19世纪的著名诗人、政治家雪莱曾经说过:“权利是一种腐蚀剂”,因此,“每一个人都要保持完全超脱的态度。宗教上的歧视,那时最血腥的、最狠毒的偏见,是从偏袒中产生的”,“政府是为了保障权利而设置的,人的权利是自由,以及平等地使用自然界的权利”。雪莱在这里把言论自由视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关系中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没有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政府就会被权力所“腐蚀”。

(3)它是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加速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迫切要求。言论、出版自由为公民提供了最好的个人交流环境。个人的认识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人总是会犯错误的。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条件下,能够逐步在许多人的反复认识、相互交流和切磋、反馈中消除失误和错误,判别真伪,得到被公认的真实的知识,即使真知最初不能够被公认,一代又一代新成长起来的后人却能够平等看待各种不同的观点,能够不受各种权利压抑的各项僵化教条的限制,得到确切真实的知识。而真知是一切的基础,在真知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所以,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相互的自由交流与辨析,有助于明确问题所在、摸清真实情况、提升中国在各方面的专业研究水平乃至人民大众的整体认识水平。

(4)言论、出版自由不仅是民主的基础,更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

总之,如果该社会缺失言论、出版自由,社会就会停滞不前,同时社会主义的民主就会毫无意义。我们必须积极行使言论出版自由这项权利,勇于在实践中探索和改革,在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的基础上,向着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方向而努力。

2 言论出版自由的历史发展

中国对言论出版自由的发展相当滞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就主张“非礼勿言”;汉代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国漫长的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从秦朝颁布的“偶语弃市”法令,到清朝大兴“文字狱”,以及历史上出现的“焚书坑儒”等一系列悲剧性的现象,窒息了社会的生机,阻碍文化事业的发展,阻挡着社会的前进。

言论出版自由口号的提出是在新兴的资本阶段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斗争的需求,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要求。18世纪末法国政治家罗伯斯·比尔指出:“出版自由是鞭达专制主义的最可怕的鞭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个人私利,利用自己丰厚的经济资源和手中的权利,完全控制了出版自由,无产阶级只能望尘莫及。没有一定的财富支持,出版自由就无从谈起,因而出版自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成为无发言权、无表达权的代名词。这样看来,资产阶段叫嚣的出版自由只是一个剥夺自由的幌子。因为它们完全混淆了正当与非正当约束的自由原则。事实上,资产阶级已垄断了出版自由,因而资产阶级也就有权势疯狂鼓吹谬论来麻痹、愚弄人民,有权势掠夺自然资源,将其占为己有。这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的确,资产阶段富丽堂皇的宫殿是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累累白骨之上的。

恩格斯说:“最初的、从动物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即人类的发展史,也是自由的发展史。言论出版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也是不断发展的。封建社会原则上不承认言论出版自由,实践中也没有言论出版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原则上承认言论出版自由是“普遍权利”,实践中却没有全体公民实际享受到言论出版自由,因而资产阶级言论出版自由的本质特点表现为原则与实践的脱节。

总之,言论出版自由是沿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一步步发展的。无产阶级并不因为这个口号在资产阶级手中具有欺骗性而抛弃它,相反将继承这个口号,推其前进。

3 言论出版自由的内涵和外延

3.1 论自由的内涵和外延

关于它的内涵,宪法学界有多种观点。

狭义论,言论自由是以口头表达思想、意见的自由。

中义论,言论自由的外延囊括出版自由和狭义言论化自由的内容。

说话、聆听说,指一个人不仅有“说”的权利,同时也有听的权利。

基本广义说,即言论自由包括口头、新闻、出版、著作、绘画等自由。

从以上多种观点看出,对言论自由概念的分歧在与发表言论的媒体或形式具体包括哪些,言论自由的宪法是政治权利还是一般权利,言论自由是否包括沉默自由等三方面。而我们认为,言论自由是公民以口头的形式在法律认可的范围内,表达自由而不受干涉。外延包括交流自由(包括私人交流和公开交流)、演讲自由、教学自由和广播自由。

也就是说,公民可以利用言论自由讨论国内外大事,谈论党的大政方针,国家法律和法规,提出批评和建议,通过言论表达意思的形式有口头的和书面的,包括公民在会议上的发言、发表演讲,也包括讲学、新闻报道、宣传广播等形式,以实现管理国家、社会的权利;可以发表学术见解,进行学术研讨、探究,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可以谈论社会上的奇闻轶事、风土人情,以丰富精神生活、增加社会知识。具体的说,任何公民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发表言论的内容,只要不超过法律范围,就不能受任何非法干涉;发言者不应由于某种言论给自己带来不良后果。

3.2 出版自由的内涵和外延

对出版自由的概念,学者们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目前有以下几种观点:有学者指出,出版自由是以文字形式表达意见的自由。有学者认为,出版自由是公民以文字或绘画等形式表达意见的自由,其外延包含著作自由、绘画自由,但不包括电子出版物的出版自由。

我们认为,要给出版自由下一个较全面的含义,首先,要明确“出版”的历史演变。随着科技和传播手段的飞速进步,“出版”一词的外延也在不断发展。从图书、报刊发展到书刊、图画,再到书籍、音像作品,特别是当今已进入网络时代,网络出版物或电子出版物不断涌现,这又赋予“出版”新的内容,因而出版自由的概念应反映出此发展变化。其次,在著作自由与出版自由的关系认定方面,我们认为著作自由与出版自由虽有联系,但侧重点不同。我们认为出版自由的外延包括:创办出版机构的自由,印刷、复制的自由,发行、销售的自由。

4 社会主义言论出版自由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曾认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自由的一种形式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那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问题。”

在中国,由于历史上并没有经过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从清末到国民党政治时期的历界政权在名义上都承认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但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中国的新闻出版自由制度就其主体而言,只能说是资产阶级言论出版自由的某些形式掩盖下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周恩来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一直重视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者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这里,他与马克思的思想是一致的。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坚持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并不是由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是真心实意地为人民争取最基本的民主权利,鼓励人民通过斗争,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把它向前推进。因此,把言论出版自由写进自己组织的纲领之中。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把言论、出版自由真正作为全体人民的民主权利写入了宪法。当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候,我们没有根据客观需求的要求,把改革新闻、出版制度扩大到社会主义的民主议事日程上来,反而出现了右的或‘左’的错误。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给新闻、出版事业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报纸、刊物、书籍等新闻出版物中充斥着假报道和强奸民意的言论。因言获罪者比比皆是,文章千篇一律,报纸百家一面。不仅写文章,连人们平时讲话,开会发表意见,领导作报告,都要找“两报一刊”对口径、对提法;编报纸要打电话对版面、对标题,放的位置、栏数多少、字号的大小都要一模一样。伟大的中华民族亿万人民的智慧就这样被窒息在言论专制中,社会主义的言论出版自由荡然无存。

回顾走过的艰辛、曲折的历程,可以看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把言论、出版自由写进宪法,并不意味着这种自由就完全确立了,而是还要为之斗争,使它制度化、法制化,使之成为真正的与经济基本相适应的能够持久的民主制度。社会主义言论出版自由的基本特征,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普遍自由,它既有普遍自由的条件,又有普遍自由的形式。前者主要是由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的,后者由上层建筑范畴的政治民主制度和新闻、出版制度来体现。和不同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相联系,为大多数人所享有与少数人所垄断。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流行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管理体制。”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有从新认识的必要。言论出版自由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为经济基础决定并受其限制的,它既扎根于公有制经济同时又反映和服务于这个经济条件。比如我们的社会科学是为公有制经济服务的,但要实现这个服务,就必须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条繁荣科学事业之路。同样,新闻出版事业要更好地为经济基础服务,没有言论出版自由、舆论活跃这一条就办不到。现在,人们认识到,即便是计划经济本身,离开市场调节,也会死水一潭,缺乏活力。对于言论自由制度,如果没有真正的自由形式,没有人民发表意见的自由、报道新闻的自由、出版著作的自由、批评的自由,就会使真理得不到发扬,甚至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做出歪曲和破坏性的反映。

譬如在克林顿“白水门”案的调查过程中,有一位作家抛出了一本名为《血腥游戏》的书,生动详细地披露了克林顿夫妇在阿肯萨州的生意和政治活动。单是书名,对克林顿就颇有“杀伤力”,《时代周刊》也推波助澜,对书中的内容详加报道。克林顿对这种不怀好意的“言论”,虽万般不快,却无可奈何,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也出书为自己辩护。希拉里也在报上开了一个“谈心”专栏,不时为克林顿和自己辩解,以抵消《血腥游戏》之类书刊的影响。试想,在一个没有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的社会,有谁敢对总统和第一夫人说三道四,有谁敢“影射攻击”国家首脑?

5 对言论出版自由的限制

言论自由是一种相对自由,而不是无限制的绝对自由。二战以来,围绕言论自由究竟是相对自由还是绝对自由这个问题,各国思想界展开了一份旷日持久的论战。一种观点认为,言论自由在公共事物领域具有绝对性。在一个矢志奉行人民自治制度的社会中,从长远来看,国家的安全永远不受到人民自由的危害,不论眼前的得失如何,从言论自由中产生的远没有从压抑言论自由中产生的危险大。另一种观点则否认言论自由具有不可剥夺的绝对性。但滥用言论自由损害国家的、社会的利益,是法律所不能允许的。具体一点来说,言论自由要受到法律的限制。尽管言论具有相对性,有必要对它进行限制,但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必须做到合理、适中。否则,对人类繁衍、生存、发展致关重要的言论自由,就会在各种漂亮、动听的借口之下,受到无形的剥夺和压抑,言论自由就会成为“人权”旗帜下的水漂,成为一纸空文。

By the Opinion Freedom of the Press

Yu Bo

Abstract: The opinion,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is “Constitution” entrusts with citizen's basic right. From said essentially, not only the opinion freedom of the press is the democratic foundation, is also promotes the social civilization, the progress, the development important condition.

自由的心得感悟 篇4

太阳公公刚刚升起，驱散了黑暗，公鸡已经对着天空大声呼喊。这时，我已经离开了心爱的暖床，面对着桌上冰冷的作业。窗台和桌面上堆积如山的作业，给我一种置身于书海中的错觉。

今天，我面临着中考的残酷挑战。我要奋斗。几万个不知名的对手，想想就忍不住毛骨悚然。但是我好胜心强，不愿意轻易放弃，所以要更加努力!

我正拿着笔写作业。数学这个难题，困扰了我将近一个小时，却久而久之，堆积如山的作业依然挺立在桌子上，让我坐立不安。今天的作业，爸爸再也不能认识我了，我不能靠弟弟，我要自己谋生。大脑告诉跑步者，“连接CD?不对!连接到CA?也是不对的!制作CDAB?也不对!”突然，我头脑一清二楚，明白了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我开心的把结果一个个堆起来，问题终于做完了。我忍不住看了看手表。啊!已经用了一个多小时了。我那颗热情的心很快掉进了冰室，我又拿起笔继续“围剿”作业。

“哐，哐的声音……”从楼下篮球场过来，我不禁陶醉了。我想起在篮球场上拼搏的时候，心情总是有意荡漾。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继续呆在家里，向着我的目标前进!

小鸟“啾啾”一声，飞过窗户。它好像在看着我，劝我跟着它，跟着它到天涯海角，远离压力。

《爱和自由》读书心得 篇5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同事们：

大家下午好，今天我要和大家交流的是孙瑞雪老师的《爱和自由》。那么在介绍这本书之前，我想先说一说作者孙瑞雪。孙瑞雪，儿童教育专家，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儿童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创办了大陆第一所蒙特梭利幼儿园和第一所蒙特梭利国际学校，之后又创立了蒙特梭利教育研究中心。那么什么是蒙特梭利教育呢？蒙特梭利所倡导的教育理念是“教育不是为上学作准备，而是为未来生活作准备。”其教育的核心目的是帮助儿童的生命自然地成长和完善。具体的说就是让儿童获得身体、意志、思想的独立，达到人格、心理、智力、精神的完善。有兴趣的老师可以找找这方面的书了解一下，我个人认为这个还是很有用的，尤其是对我们年轻的父母。下面我就自己读《爱和自由》这本书的一些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让我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着你，而又给你光辉灿烂的自由

——泰戈尔

这是《爱与自由》的作者孙瑞雪老师很欣赏的一段诗，同时她也将诗句中的“爱”和“自由”作为她这本幼儿教育演讲录的书名。在这本书中，蒙氏幼儿园的园长孙瑞雪通过大量的实例来论述自己的观点：只要给孩子充分的爱、充分的自由，才能促成儿童按照自己的内心发展成专注、宽容、坚强的、完整的人。书中有太多太多让我感动的语句，也有很多让我受益匪浅的道理，让我明白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更重要的职责是让孩子在爱的环境中建立起稳定的安全感和自信，让孩子形成完整的人格远远重要于知识的传授。孙瑞雪老师是一位蒙特梭利教育（蒙氏教育）的倡导者，所以书中处处都体现了蒙氏教育理念。许多成人都会在不经意间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幼儿，我们会不经意见扮演了“上帝”，孩子的“上帝”。其实看似弱小的幼儿，他们内在蕴藏着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潜能，他的发展不需要成人给他们增加什么新内容，只需要给他们提供发展的环境和条件，蒙特梭利说过：“我们要做孩子精神上的仆人而不是主人。”如果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都应该了解儿童成长的科学规律，在实际的生活和活动过程中让他们的“精神胚胎”（也就是书中所说的敏感期）的内在规律自然发展，他们一定会成为人才的。的确，零到6岁甚至到12岁，儿童都处在很弱小的状态，必须有成人来帮助他成长，但并不是成人自以为是的“灌输”，而是需要条件准备，儿童自己会吸收。儿童内在有一个自然、有序的发展过程，它只需要我们提供一个适合他们发展的环境。书中还举了许多生动的例子，让我们成人会“爱”孩子而不是“教”孩子。在整本书中没有看到具体的教法和技巧，更多的是用饱含激情的话语让我们体会到对孩子的爱和尊重。

书中提到在《早期教育与天才》的书中提到一个观念：天才就是强烈的兴趣和顽强的入迷。这里提到的兴趣是孩子天生就有的，而且孩子的个别差异决定了他们每个人会对不同的事物感兴趣。每个孩子生来就是独特的，有个性的人对周围世界的感知是独一无二的，思维状态也是很独特的，如果每一个儿童能带着自己独特的思维看待周围的世界将来也一定会是富有创造性的人才，这样我们的教育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发展每个人自身的潜力。

现在的儿童交友面广，接受新事物的的能力方面都比较强，所以我们这一代的老师应该更加注重孩子的个性培养，不要过多抑制他们的欲望而是要发展它们。这需要我们老师平时的观察，在细节上鼓励孩子发展他们的兴趣。说到鼓励孩子，我想说山中的一个例子：某幼儿园，老师和孩子在玩扔球，老师扔了一个球给孩子，孩子没接住，“笨死了，连个球都接不住！”接着是孩子把球扔给老师，结果，老师也没接住。当时看到这一幕的蒙氏老师想：这回老师没话说了吧！接着，令人惊愕的一幕发生了，老师说：“笨死了，连个球都不会扔！”怎么着都是孩子的错！虽然这个例子有些极端，但是我还是能从这个老师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对孩子缺少耐心和鼓励。那么可想而知，经常被这么指责的孩子必然会胆怯、不自信、内向、对别人也不会宽容到哪儿去，并且对什么都没信心，也不敢去挑战自己，更不用提什么创造力了！

在《爱与自由》这本书中我深刻的体会到了什么叫真正的“爱”！真正爱孩子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在各方面发展都会比较出彩，比如孩子对父母的依恋程度小、独立性强、思想开阔、自信、记忆力好、解决问题能力强，同时孩子快乐无比！有时我们会有错觉：越爱孩子，孩子就越依恋我们，但在作者看来是，父母越爱孩子，孩子也就越不过分依恋父母。因为很多经验告诉孩子，父母只是短暂离开，那种持久的爱的行为使孩子自己知道父母不管在哪里，爱是稳定不变的！所以父母对于孩子的态度不能起伏太频繁——爱他们的时候会表现出特别爱，情绪低落时候又会对孩子冷漠态度，这样在孩子心理上会造成一定的压力，他们会怀疑父母是否是一直关爱自己的，这样会不利于孩子安全感的建立，对他的成长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书中第十三章节——自由与纪律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不仅仅是对未来教学理念的启示，更是对我自身的发展也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作者赞成给孩子充分的自由，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摸清事物的规律，才能去认识、认知，这就是充分发展潜能的自由！当然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建立在一定的“纪律”的基础上的。然而，在蒙氏教育理念里：纪律必须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的。因为人是自己的主人，当你是自己的主人的时候，当你自动遵循某种生活准则的时候，那你就有了自我控制能力了，人的这种自我控制能力称之为纪律。但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理解的守纪律，就是听老师话，很安静地坐在那里，其实不然。事实上，儿童是非常愿意遵守规则的，他们常常在游戏中主动的约定一些规则并且很好的遵守它，像是游戏规则、卫生规则、交通规则等，但这些规则是和儿童发展和谐的，是儿童在生活中、在与同伴游戏中自己建立的，是和儿童的内在需求没有冲突的。这样的规则基本上都符合量少、严谨、科学的要求，这样儿童才乐意去自觉遵守并感到快乐！蒙特梭利说，我们必须避免抑制孩子的自发活动，显然这是指在行为上给孩子自由。孩子们有了自由就能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因为有了兴趣就能反复的做那件事，因为长久的专注，儿童就会逐渐感知和把握事物的规律并顺应这种规律，最早的纪律就形成了。专注是思维活动，专注可以产生智慧。智慧需要有自由的时间和空间的保证，更需要行动的自由。人的行动越多的运用智慧，人的内心就能保持内心的平静。现在的人越来越表现出浮躁的心态，可能也是因为从小生活在强制的约束之下的结果吧！儿童和成人还不一样，把自由给成人，成人有可能就睡大觉，什么都懒得做，或者他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放纵了自己，另外，成人可能什么都不做，“懒散”多舒服！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儿童时期被扭曲了的成人。但儿童生下后有一种自然的法则，就是不断地、不停止地发展生命，儿童没有一秒会放弃这种发展，因为内在的力量在驱动着他感知周围的一切（学习），所以活动中的幼儿是最正常的幼儿！而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小时候很多的是在成人的强制下长大的，长到成人可能都不曾做过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而且更多的情况是这样，习惯性的接受任务、指令，如果不给分配任务就觉得无所事事。在蒙特梭利看来这是不可想象的，这是儿童期没有获得过自由，凡事都不敢去超越某个范围，无形中的禁忌使人不敢去思考，事实上我们许多人可贵的创造力就是被这些所谓的规矩、规则给抹杀了。

《爱与自由》整本书直观、感性的体现着蒙特梭利教育观和理念，但不是人人都赞同这样一种教育观念，不过在《爱与自由》这本书中让我了解到了为么现在社会上会存在一些奇怪的现象，我仿佛能从这本书中找到一些根源。许多人的行为都是在年幼的时候形成的，然后逐渐影响到整个成长过程。零到六岁的儿童对新事物新知识的吸收性是成人无法想象的，他们在这几年里学到的东西可能是将来一生都没办法赶上的，而我们成人能做的不是一味的灌输，而是在了解这个规律后，为他们提供一个适宜的环境和条件让他们成长，发挥出他们的潜能！好书总是要不停地、反复地研读，这本书我肯定会再次翻开，或许在我工作实践后会有另一番新的体悟！

让天赋自由读后心得 篇6

2.人们对创造力的迷思(误区)：

第一个迷思：只有特别的人才有创造力。

第二个迷思：只有特殊的活动才需要创造力。

第三个迷思：人们要么具有创造力，要么根本没有。

3.智力的动态性解释了人类思维的非凡创造力，而创造力能让我们重新思考生活和周遭的环境，以及发现自己的天赋。

4.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通常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热爱自己所运用的媒介。

5.找到可以激发想象力、让你热爱工作，并乐在其中的媒介，是释放创造性能量的重要一步。

6.各种媒介中的创造力能淋漓尽致地阐释智力和思维方式的多样性。

7.创造力就是要建立新的连接，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不同角度，以新的方式看待事物。

8.创造性的见解常常并不是线性的，而是看到了事物之间以前未曾注意到的连接和相似之处。创造性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散性思维或者横向思维，尤其是隐喻或类比思维。

9.无论日常思维存在什么样的性别差异，创造力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在同一时间里运用不同的思维方式。

论契约自由原则 篇7

我国《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通常认为, 该条原则被认定为是我国合同法中的契约自由原则。该原则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中契约自由制度首次得到全面规定并达到相当高度, 正是罗马法孕育了契约自由的观念和思想。自罗马法以来, 以平等和私法自治为终极关怀的契约自由原则成为契约法的基本原则。契约自由从思想到原则的转变是在法国民法典中实现的。近代以来, 各国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在法律中确立了契约自由原则。

契约自由原则之所以在合同法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也是其自身的内涵决定的。众所周知, 合同法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 以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平稳运行为基本要义。契约自由的基本精神保证了市场交易主体地位的平等性, 最大限度地维护平等主体之间交易价值的等值性。然而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次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 垄断的加剧、失业率的增加和交易扩大导致的交易程式化, 使古典的契约自由原则日益陷入无法排解的窘境:在经济地位有明显势差的交易者之间, 契约自由正在变成弱肉强食的工具。正如卢梭所言:“人生而自由, 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中。”要想在市场交易主体之间实现真正的契约自由, 契约正义的规范必不可少。哈耶克也曾指出:“个人的自由没有必要扩及由个人组成的团体, 而且政府有时甚至有责任保护个人来对付有组织的团体。”亦即要强化弱者、弱化强者的契约自由权, 以弥补他们在经济上的强弱势差, 实现平均正义。对契约自由进行规制和重塑, 以实现实质正义, 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2 契约自由原则的演变

在自由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契约自由是当事人相互同意的结果。契约自由是意思自治这一私法体系的最高准则在契约领域的本质要求和集中体现。契约作为一种双方法律行为, 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是契约成立的基础, 契约是当事人自由选择的结果。通过协议规定契约内容的自由, 以及变更契约、解除契约乃至解释契约的自由。法律尽可能少地干涉人们的行为, 成立后的契约排除和拒绝公共权力或法院的干预。

近代意义的契约自由摒弃了古罗马契约法对契约主体的多重限制、对契约形式的严格要求, 合意原理成为契约法的内核, 契约从形式到内容完全由当事人自由选择。正义是法律通过正当的程序合理分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体现在契约法中, 就是契约正义。“正义首先是一种分配方式, 无论是利益或是不利益, 如果其分配方式是正当的, 能使分配的参与者各得其所, 它就是正义的。”在自由竞争的社会中, 人们坚守“交易能力自由支配”信条, 依自己的意志进行交易, 并认为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为公正, 因而契约自由合乎契约正义的要求。

近代意义上的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民主政治、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基础。民主政治是契约自由和契约正义的政治保障。只有在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下, 契约自由才能充分实现, 并在契约自由中实现契约正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契约自由和契约正义的经济基础。“经济人”作为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 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 受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所牵引, 不仅使自身利益得以实现, 而且促进了社会利益, 政府对经济应采取不干涉的政策。

3 实质正义对契约自由的修正

(1) 现代契约法中的契约理论。

首先, 现代契约理论的发展突破了契约关系必须拘泥于当事人自由意志的传统理论框架, 将契约更进一步视为分别处于不同经济地位和社会环境中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劳动者由于其身份受到劳动法的特别保护, 消费者由于其身份受到消费者保护法的倾斜保护等。其次, 诚实信用原则地位的上升使契约关系成为以诚信为基础的当事人的利益共同体。现代契约法价值取向发生了调整, 由奉行绝对自由而走向从社会公正的角度对契约自由加以限制, 于是, 诚实信用原则在现代契约理论中迅速崛起。这种由道德规范提升而来的原则本身所蕴含的利他性与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契约自由之间, 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它要求市场活动主体真诚守信, 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不得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 它有利于矫正契约自由过度而产生的弊端;它的边界的模糊性使得司法干预契约自由成为可能。正是借助这种伸缩性更大而适应性更强的原则条款, 现代契约法找到了契约规范与社会生活的切合点, 使得契约秩序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在公正合理的价值准则指引下, 契约自由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再次, 社会本位思想是现代契约理论形成的法哲学根基。进入20世纪, 国家加强了对经济及其他事务的干预, 法律也从个人自由本位转为社会本位。

(2) 对契约自由的规制———实质正义的实现。

对契约自由规制的方式主要有:行政手段、自律手段和法律手段。行政手段主要表现为许可、认可、核准和监督等, 是对不公平合同条款所采取之最早的规制手段。自律手段由各商业行会及消费者团体等民间组织对合同条款进行审查和受理投诉, 从而取消或限制某些不公平条款的使用。法律手段是各国通用且最有效之限制不公平合同条款使用的方法, 包括立法和司法规制两个方面。立法规制指国家通过立法一方面将某些条款作为不公平条款明确地写进法律当中, 并规定其为无效, 另一方面法律代订某些契约条款以保护弱者一方的利益。司法规制指在司法上, 法官基于对实质正义的追求, 利用立法上的弹性条款, 如诚实信用原则等, 对合同加以解释, 从而限制不公平合同条款订入合同。诚实信用原则在司法审判上的适用, 标志着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化, 契约法从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化。

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在现代契约法中的地位在于, 首先契约自由仍然是契约法的基本原则。对契约自由的干预和限制改变了古典契约法中契约自由原则的独占地位, 契约自由不再具有支配一切的神圣地位。其次, 契约正义是契约自由发展的临界面。现代契约中的契约正义充分考虑到社会利益, 强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相互协调与平衡, 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共同发展。

4 我国合同法中的契约自由

我国合同法的一般规定中规定了契约自由原则, 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离不开契约自由原则, 立法者在确立这一原则的地位的同时也在不同条款中以契约正义对其进行了规制。对契约自由进行规制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 也是近代各国合同法的立法趋势。但从我国国情和合同法基本原则的相互关系看, 契约自由原则只是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首先, 我国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容许不适当地抬高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法中的地位。为矫正“市场失灵”, 保护交易中的弱者, 实现交易公正, 维护社会利益, 国家必须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 限制合同自由, 以保证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没有合同自由, 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 而如果没有国家干预, 就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可见, 合同自由与国家干预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二者不可偏废。

其次, 我国正处在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时期, 为了保障正常交易秩序, 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也有必要加强国家干预, 限制合同自由原则。比如限制合同当事人对合同形式选择的自由, 不论是将书面形式作为合同有效成立的要件, 还是将其作为证据上的要求, 都对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预防争议, 减少不必要的纷争, 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有积极的意义。

任何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平衡公共政策和合同自由间紧张关系的问题。从目前我国的国情来看, 合同法中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不仅是必要的, 也是合理的。美国学者博登海默曾说:“如果我们从正义角度出发, 决定承认对自由权利的要求是根植于人类自然倾向之中, 那么我们无论怎样也不能把这种权利看成是绝对的和无限制的权利。任何自由都容易被肆无忌惮的个人和群体所滥用, 因此为了社会福利, 自由必须受到某些限制, 这就是自由社会的经验。如果自由不加限制, 那么任何人都会成为滥用自由的潜在受害者。无政府的政治自由会演变成篡权者个人的情况, 无限制的经济自由会导致垄断的产生。”因为契约是社会环境下的契约, 而不是个人环境下的契约, 所以契约必须考虑社会利益, 必须体现平等、公平、诚信和正义。

5 结语

现代法律中的契约正义, 并非古典契约理论所描述的那样, 只要契约是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表示, 那就是公平和正义, “契约即正义的命题”受到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对契约自由予以法律上的诸多限制, 以期通过法律来实现社会分配的公正, 是现代契约正义的应有之义。对契约自由进行规制和重塑, 以实现实质正义, 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自梅因提出“从身份到契约”这一论述以来, 社会经济和法律本身已经发生诸多深刻的变化。几十年后的今天, 形式正义意味着对所有人平等地执行法律和制度, 但这种法律和制度本身可能是不公正的, 所以形式正义不能保证实现实质正义。正如王泽鉴老师所说:“契约自由应受限制, 为事理之当然。无限制的自由, 乃契约制度的自我扬弃。在某种意义上, 一部契约自由史, 就是契约如何受到限制, 经由深化和发展, 从而实现契约正义的记录。”对契约自由原则的必要限制, 不是契约自由原则的衰落, 而是对契约自由原则真正的回复和匡正。契约自由已越来越偏离自身价值而徒具形式的情况下, 对契约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 不是契约自由的衰落, 而是强制其归位, 以恢复其本来的价值和地位, 步入其应当走向的道路。

摘要：契约自由原则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确立于《法国民法典》, 近代以来契约自由原则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不断实现自我修正。拟通过分析契约自由原则的形成基础来论证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统一是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自由发展的必然结果, 指出追求实质正义与追求契约自由在合同法的终极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

关键词：契约自由,契约正义,形式正义,实质正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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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泽鉴.债法原理——不当得利[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若无自由,勿论其他 篇8

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我也常常会问自己,人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当然这样的问题有一点形而上学,就像高更的那幅著名的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所诠释的命题那样深奥难懂。但是讨论这样的问题终究不是没有意义的,否则我们的哲人也不会数千年来被这样的问题困惑着,迷惘着,痛苦着。任何一个个体的存在,都不会是无意义的,他们的存在,从哲学的意义上说,是为了满足一个宇宙的人性解释。如果说自然给了我们生命,那么社会就给了我们存在的基本价值。涂尔干说,这个社会是存在于我们之上的,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只有被社会化,只有接受社会的价值尺度。但是对于这样的表述,我们必须要问的一点是,人在社会范式中是否有最根本的自由。涂尔干是承认这样的价值的,即人的存在意义的决定因素在于人是不是自由的,即人可不可以做出自我的选择。社会和国家的必要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无可避免的,但是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这两种超个人的存在其根本也必然是个人的总体集合。它们之所以有必要性,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无论这种需要是生理的、社会的,还是政治的。长久以来,个人主义在我们这个国度是被当做自私自利而受到批判的,但个人主义并不等同于恶,相反,集体主义、国家主义也同样可能是剥夺性的、自私性的。霍布斯曾经提到,个人先于社会而存在,个人是本源,社会、国家是个人为了保障自己的某种权利或利益而组成,除了个人的目的,社会或国家没有任何其他目的。边沁也说,所谓“共同体”完全是虚构的概念,“共同体的利益”只是该共同体的成员的利益之总和。如果这样的说法可以成立,那么这一切的基础,只有两个字——自由。

但是自由这种价值太虚幻和缥缈,让许多心灵物质化、娱乐化的人们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特别是当我们沉迷于经济的成功、社会的稳定或者是政治的安定中的时候,我们最可能忽略的就是人的自由。但真实的情况是,没有自由,一切短暂的胜利都没有被保护的希望。在这样一个物质极度发达、世界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认定这样一个准则——即自由的优先性。这不仅仅是因为自由有诸多的好处,而且更是满足其他权利的必要前提。即使我们现在有再多的福利,但是自由不扩展,我们无法确保这种“被赋予”的福利不会随时被夺走。同时,难道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繁荣就真的是可取的么?

我们过去过多强调了经济增长,似乎经济增长了,一切的社会问题就可以随之被解决。但是我们明显错了,经济增长似乎带来了更多、更严重的问题。社会的不平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政治上的不廉洁比比皆是;社会道德处于沦丧的边缘;青年失去了动力和信仰。如果我们看到这背后的问题就是缺乏自由的价值观念,那么也许未来的问题可以更好地解决。2010年3月6号的《经济学人》杂志封面故事提到一个词“Gendercide(性别屠杀)”,其中特别谈到中国自从计划生育以来,少出生了将近四千三百万女性,现代的婴儿出生比更接近一百二十比一百,这个比例的扭曲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计划生育所造成的。试想如果不是以这种生育权强制剥夺的形式,而是通过教育、医疗卫生的改善,权利运动的发展,再加上强劲的经济增长,人口是不是也能控制住?性别比是不是不会这样扭曲?韩国的成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鲜活的例子。

印度阿玛蒂亚·森教授的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给我们提供的最大的启示就是,比之于GDP的增长,有些事物更加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和拼搏。当我们用自由去看待发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我们曾经确信的价值其实那么不堪一击。我们真正应该拥有的信念,其实是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人们在平等的机会之上可以实现自己的潜能,去完完整整地发展自己,成为一个个独立的伟大的个体,这样,我们社会的存在目的和意义也就找到了。从批判性思维出发,我不认为马克思的每一个论点都是对的,但是他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憧憬,总使我感到人类的前途是有希望的。

自由的视角

印度的《奥义书》中提出了一个永恒的问题,人们为什么追求财富?马克斯·韦伯给出的答案是在于宗教的召唤。财富本身不具有太强的意义,只是较好的通用手段,使我们可以摆脱经济不自由,并有更多的自由去追求实质幸福。

因此从根本上来看,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是以财富为标准的,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增长之后我们并不比以前的幸福感更强,对于不平等的敏感让我们觉得我们的社会在沦陷。如何解决财富的悖论?我们只有以自由为基础,自由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这些自由当中,应该包含免于匮乏的自由、政治自由和广泛的社会平等权利。经济学一直存在的问题就在于它过多关注了抽象层面的模型建立,而忽视经济与人的终极幸福的联系。经济学单纯强调的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带来了一个成熟的学科,却葬送了一个人人互助的社会。我们应该看到,建立一个基于自由的经济学是可能的,就像温家宝总理说的,我们迫切需要一个“高尚的伦理学”来让我们真正有尊严地活着。也许对自由、人类幸福这样一些要素的讨论,是对主流经济学的一种偏离,但同时也确实是对某些经济学传统的回归。

这样,我们要把自由作为内生的变量放入我们的经济模型。此时的自由是一种工具,意即工具性自由的概念。自由对于解决各种社会性问题有重要的作用,一种自由形式往往可以促进其他自由的发展以及全面的发展。工具性自由分成五个部分: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和防护性保障。如果采取了自由的视角,我们就会发现,教育、卫生、医疗的创造对于经济有重要意义,这些供应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而不仅仅是一种耗费。而这些机会在传统的观念中,只是对于社会总福利的必要损耗。从自由来看待贫困的话,那么视角更会大不一样。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水平远较原先富足的时代,但落后的医疗、卫生、教育水平,加之依然未触动的官僚体制,这种实质贫困可能比收入表现出来的更为严重。

我们看到,“做选择”是重要的,即使不去做某种事,但是拥有可以做某种事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这听起来有一些抽象,但是正如我们现在可以不履行我们的自由,但是如果没有了自由,那么其他的一切事物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自由角度,我们可以为市场来正名。很多人并不承认市场的效率。但他们忽视的一点就是,废除了市场的重大缺陷在于,人们也失去了自由,特别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市场的作用不仅取决于市场能做什么,关键在于市场被允许做些什么。改革的过程应将使用市场与扩展社会机会结合起来。虽然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常是缺乏效率,需要国家进入这部分领域来提供所需;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不是不需要市场,因为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是分开的,生产依然可以由市场来完成。微观经济学当中的理想模型,即完全竞争模型和这个模型下的各种均衡,是完全可能实现的。之所以这样的模型最后崩溃,并被各个市场内的寡头或者垄断机构所取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权力的不合理分配。如果政府没有介入生产领域,带来强大的外部性干扰,垄断其实很难产生,一旦权力和市场中的各种资源相结合,带来的必然是效率的损失。这一点,在我国长期的国有企业发展状况中一览无遗。

作为民主的自由

对于人权理论,依然存在着批评。有批评者认为,权利不可能真正优于政治体制(正当性批评)。他们认为人权是“后于”体制的工具,而不是“先定”的伦理权益,这就动摇了人权的普适基础。然而,在阿玛蒂亚·森看来,对于合法性的要求无非只是增加了正当性,并不削弱人权的伦理基础,人权触及许多法律并不能有效实施的地方,如调整家庭的关系。同时一些批评者认为西方的价值观在东亚并不适用,那么相应的,也不一定存在所谓的“东亚价值观”,因为即使在一个很小的群体内,也存在极其复杂的不同信仰。从理论上来看,有人提出多数原则并不会产生合意的结果,不同的个人偏好会使结果显得不可判断。但我们应注意,这种规则的建立利用的信息基础太小,对于其他信息(如贫穷状况等)没有考虑。同时,一个无意造成的后果并非完全不可预期。一个行为当然会引起许多意图之外的后果,但对于这些后果我们是可以通过理性去认识的。而且,自利人的假说有很强的合理性,但这并不排斥人们进行合作的动机,以及正义对于人的激励。资本主义的运行也强烈依靠着这个制度的伦理和规范,而不仅仅是自利的基础。我们不认为人是完全无私的高尚的,但也不应坚信所有人都被一种极端利己的动机所驱使着。可能的情况下,人们出于自利的标准为自己争取幸福,这无可厚非,但同时也对于社会规范与正义有认同。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中,正义的关键不在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相同的正义观,而在于人们的利益分配发生冲突的时候,制度可以对他们的利益做出一个平衡的处理。即使人们并不对某一种具体的正义观持一致的态度,那么至少也有一种底线的标准维持共同的权利分配。为了反驳这些观点,森提出了关于作为民主的自由的诸多观点。

有这样一段话发人深省:“饥荒曾发生在古代王国和当代威权主义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和现代技术官僚专制体制,发生在受北方的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经济以及君主式国家领袖或者不宽容的单一政党统治的南方新独立国家。但饥荒从来没有发生在以下国家:独立,经常进行选举,有反对党派提出批评,允许报界自由报道,并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不受严密审查的国家。”

民主的意义并不是先验的,而是有自己确实的意义,至少是人类发展到目前以来可以产生的相对优异的制度。这在于它自身固有的重要性;工具性贡献,对于其他要素的促进;在价值标准和规范形成中的建设性作用。

那么为什么民主会让这么多人去追逐呢?主要是因为民主给人一种信念,即自己的声音可以被表达也可以被重视,虽然自己的一票微不足道,但你相信会有很多和你一样信念的人,他们也认为这样的选择是理性并且正确的,当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这就变成了“公意”,也许这并不是绝对正确,可是这符合大多数人的价值判断。也许民主的魅力就在于此。

孙立平教授的《最危险的不是社会不稳,而是社会溃败》一文,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社会不稳是转型期所必然要面对的现实,但是如果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或者说已经模糊了错与对的界限,所有的事情都存在一个灰色的中间地带,那么这个社会才是真的没了希望,因为所有推动社会前进的张力都消失了,人就真的只是社会这台机器上的一个个零件了。过去批判民主是因为只有资本主义才实践过这个制度,但是我们的宪法中也规定了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也许我们的民主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也应该具有民主的内在规范和必要形式。我们的经济领域早已脱胎换骨,基本上已经是市场化了,可是政治领域却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理由就是社会稳定是一切的前提。后来反而开始批判民主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会让社会混乱。由于人们普遍认为民主是较为优秀的制度选择,再后来便换了名字批判普世价值,但无论批判什么,都没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因为这种批判的表达既不是实证的,也不是规范的。

改革真的能够造成社会混乱吗?有的人说民众素质低下,不适合民主。即使是美国宪法制定时,根本原则除了防范利维坦,就是要防范人民大众,因为一个人可以是聪明的、智慧的,但是一群人则可能是愚昧并且无知的。可是托马斯·杰斐逊经过民主实践以后却发现,当初制宪的时候对于民众的惧怕完全是不必要的。刚脱胎于英国殖民体系的美国人民,不仅完全接受民主的方式,而且成功实现了四十多次和平稳定的政权交接。可以说,民众素质和民主没有直接联系,同社会不稳定也没有直接联系。

但是这样的表面理由一再被提起。处在高位的人总是以为,权力本身不一定导致腐化。但我更愿意相信权力有自己内在的扩张需求,它使权力者心理膨胀,使他们渴望更多的权力,并最终超越限度。权力者普遍认为手中的权力可以扭转社会的方向,甚至可以制造民意,所以他们敢于去压制一些舆论和思想,做一些明显错误的事情,违背公意的事情。而只有受到民主的制约,这样的情况才能免于发生。

自由的女性

自由的实现和女性完成自我的救赎是分不开的。女权运动的重新开展由福利水平(如经济利益等)和主体地位(自由)这两种不同的变化组成。强调妇女的能动作用无疑更有利于妇女地位的提高。福利改善在相当程度上妇女是被动的接受者,从主体出发,同样可以兼顾这些福利。妇女福利的影响因素包括:独立收入、家庭外就业、财产、识字率。都是增强主体性的重要因素,经济独立与社会解放都是重要提高因素。女性权利的增强(识字率和劳动力参与率)对于纠正儿童死亡率的女性偏向有明显作用。对于减少儿童死亡率也有强烈影响,相比而言,男性识字和贫困下降的作用则要小很多。

伴随着世界女性革命的,是严重的粮食和人口问题。世界人均粮食产量在近三十年呈上升的趋势,但虽然亚洲的增长幅度明显,非洲则下降了。这一切,是在以不变的价格计算的世界粮食价格迅速下降的情况下取得的。但人口增长的形势在同时依然不容乐观——中国强制计划生育的效果还待继续考量。

启蒙思想家孔多塞早于马尔萨斯提出了“人口增长超出了他们的生存手段”,但他认为人们的理性进步会促进生育率的降低与家庭规模的缩小,因此十分提倡妇女的教育。但后来马尔萨斯反对自愿性降低出生率,强调强制性减少人口增长的必要,他反对济贫法,重视贫困和人口缓慢增长间的关系。和中国比起来,印度的几个高识字率、高医疗保健的邦对于生育率的降低是自愿性的,且效果同样显著甚至更好。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