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有企业管理问题

我国国有企业管理问题

我国国有企业管理问题 篇1

我国国有企业管理问题

从完整意义上说，管理应该是适应组织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变化，有效的整合、配置和利用有限的可获资源，以实现企业既定目标的动态、创造性的活动。在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实践中，受“路径依赖”影响，一直将管理理解为通过计划、组织、人事、指挥、控制各种职能的发挥，保障企业按预定的方向和规则运行，完全忽视了创新在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导致我国国企管理长期以来半死不活、效率低下。在当今世界知识经济迅速发展与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形势下，企业面临的竞争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从国内、区域性竞争变为全球性竞争;从一般的成本、规模竞争变为获知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竞争。在中国经济真正融入到世界经济的背景下，我国的企业尤其是积重难返的国有企业要在新形势下求得生存与发展，在管理方面必须摒弃原来滞后的管理模式，大胆探索，进行有效的管理创新，以赢得入世后?quot;外国企业军团“竞争的实力。

一、国有企业管理上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

入世，使我国国企不得不直接面对国际竞争，”家丑外扬“，国有企业在组织、管理方面的问题日益凸现。尽管我国企业管理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日本、欧、美等国的管理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经济转型“使我国国有企业管理不可避免地带有转型期色彩。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烙印依然清晰，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突出的问题：

(一)”关系“管理

在中国任何一个国有企业里，每一个人的权力大小都取决于他与其他人的关系。这是由于多年来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导致的，可以将之称为”关系“管理模式。因为在中国国有企业中没有明确的衡量标准和与其相应的.报酬体系，更因为复杂的关系网的存在，每个人获取的真正报酬直接取决于其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一名管理者所重视的是权力的攫取与权力的大小，很少关注企业的利益。在这种环境中，掌握与控制信息就成了维护其控制权的主要手段。如果下级不知道衡量标准，就无法确定哪些是能够改变权力平衡的行为，也就无法采取行动扩大自身的权力。如果下级不知道整体的计划，成为信息的被动接受者，那么也就等于处在黑暗中，只能盲目的按领导的意志去行动，完全丧失了主动权。管理方面存在的信息完全不对称，导致管理效率极低。

(二)决策程序不科学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清，制度安排上不能给企业的决策者提供一个追求长远利益的稳定预期与重复博弈的规则，使决策者的利益与他所决策的企业的利润没有长远关系，造成决策者管理努力投入不足。此外，我国企业家队伍中接受过正规学历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人数仅为24.6% ，在国企中这一比例更低。而且其中大部分决策者是由政府直接任命的，政治色彩浓厚，不讲规则，企业

我国国有企业管理问题 篇2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 国有企业的融资制度经历了财政主导型、银行主导型和混合型三个阶段。融资制度不同, 决定了我国企业资金来源不同, 同时也影响企业的财产制度及其治理结构等方面。

1.财政主导型融资制度, 即在资金的集中与分配过程中, 国家依靠财政手段保持其主导地位。这种制度具有双面性, 其优点是可以快速集中资金, 用于解决急需资金的问题, 体现了供应资金的公平性。而存在的不足在于, 这种方式使资金的效率及效益偏低, 企业的融资政策比较单一, 缺乏灵活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这种传统体制与现实的矛盾逐渐凸显。

2.在转轨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转轨的过程中, 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需求随着变化, 同时又由于制度创新的成本比较低, 因此融资制度逐步过渡到银行主导型。在该制度下, 国家的身份发生转变, 国有企业也结束了不承担风险的财务状态。这种融资制度同样具有双面性, 其优点是企业取得了融资权, 但缺点是企业要承担高负债, 这是由于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造成的。而银行在分配贷款时不能遵循市场效率优先的原则, 这也体现了这次改革的滞后性。

3.国有企业要形成合理的融资结构, 必须选择多种融资模式, 减弱对政府或对银行融资的依赖性。由于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 以及证券市场逐渐完善, 国有企业可以选择的融资方式增多, 例如发行股票、发行债券等方式。这种融资方式称为直接融资。另外, 国有企业也可以通过选择其他方式筹集资金, 例如企业可以与外商合作等方式。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的融资制度基本上形成了多元主体的混合型模式。

二、国有企业在融资中存在的问题

1.融资中的政府干预

国有企业融资制度由财政主导型演化为混合型, 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市场化, 但政府干预或者导向的力量一直存在。国有企业和银行之间处于一种内源融资的方式, 国有企业遇到问题时, 国家会采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 他们之间难以形成真正的融资行为。而企业的信誉也并不能完全决定能否贷款, 所以当企业遇到困难时, 较少考虑融资的质量及效果, 且不考虑企业发展大局, 而是直接想到信贷融资, 这不利于国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2.债权融资偏少

我国发行债券的门槛较高, 一般只有上市公司或重点国企。究其原因, 首先是发行债券的条件比较严格;其次是债券的发行要经过复杂的审批, 由此会导致资金的筹集与需要的时间难以匹配;再次是由于指标的限制, 有限的规模使发行人的选择及资金数量受到限制。另外, 我国的债权筹资的用途也有明确的规定限制。因此, 很多国有企业难以通过债权融资, 这不利于国有企业的整体发展。

3.融资渠道单一

我国国有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有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境内融资、境外融资、政策性融资、引进战略投资者及融资租赁等方式。尽管可供国有企业选择的融资方式较多, 但许多国有企业主要是利用直接融资获取所需资金, 即直接融资时企业取得所需长期资金的主要方式。而直接融资的方式主要是发行股票和债券, 主要是上市公司才能公开发行股票。所以, 国有企业选择直接融资方式不利于发展。

4.融资制度不完善

国家、企业和银行三者之间的权责模糊, 由于产权不明确而产生的影响时间较长。同时, 利润分配等政策在国家、企业和职工之间也未完全搞清楚关系。另外, 折旧制度不完善,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我国国有企业受通货膨胀的影响, 计提的折旧资金不能满足固定资产不断更新的需要, 导致内源资金的缺乏。

三、完善国有企业融资对策

1.明确政府职责, 减少干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在遵守市场规律的前提下, 不断创建新制度来规范市场、稳定市场以及引导市场发展, 进而不断完善市场供应的不足。政府应从一个管理者变成服务者, 在企业自身难以调节的情况下再进行必要的行政干预, 从而推动国有企业的不断发展。

2.拓宽融资渠道, 发展债券市场

国家应大力推动债券市场的发展, 不仅允许企业发行债券, 还要加大企业的债券融资比例。国有企业只有不断发展债券融资, 逐渐拓宽融资渠道, 不断完善融资体制, 才不会盲目地进行融资, 使企业在融资时能充分考虑到融资成本及项目的可行性。

3.明晰产权, 完善融资制度

要使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不断优化, 还要划清产权关系, 建立相应的法人产权制度, 要承认法人所有权以及投资者的所有权。同时, 要完善企业目标单一化、重视对股东代表的安排等管理制度。

摘要：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 国有企业的融资制度逐渐演化, 在融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本文研究了国有企业融资制度的演化过程, 分析了再融资中遇到的困难, 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国有企业,融资制度,融资问题

参考文献

[1]叶贤龙.国有企业融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与解决办法.新财经.2010.12.

[2]刘正昶.国有企业融资管理战略研究.会计之友.2009.17.

我国国有企业的代理问题探析　 篇3

关键词：国有企业；委托——代理；代理问题；激励约束机制

委托——代理制是伴随企业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而出现的一种资产经营方式，其本意是促成经营人才的人力资本与股东的实物资本的最佳结合，以求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发展和获取利润最大化。但委托人（所有者）和代理人（经营者）之间往往存在责、权、利等方面的矛盾和信息的不对称，因此代理人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可能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从而产生了“代理问题”。 一、我国国有企业代理问题的成因

代理问题是“两权分离”的现代公司制企业共有的特征，对于转制中的我国国有企业来说，代理问题同样客观存在。而且国企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诸多导致代理问题的体制性诱因，因此代理问题尤为严重和复杂。国企效益欠佳、亏损面大，在很大程度上是代理问题的存在所致。因此，分析和研究国企的代理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委托——代理关系链过长。国企的委托——代理是沿着全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企业经营者这样一个层层委托、层层代理的关系链进行的。过长的委托——代理关系链必然导致信息传递的迟缓和失真，尤其是在各层代理人具有虚报和隐藏信息的动机时，初始委托人要获得真实的信息就更加困难。

2． 委托——代理关系不规范。（1）产权界定不明晰。委托——代理关系的建立应以明确界定产权为前提，但国企的所有者是全体人民，不是一个人格化的利益主体，国企所有权是虚置于委托——代理关系链的各个层次之中的，因此国有资产经常被经营者当作无主资产任意支配，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2）委托——代理关系的形成非市场化。传统的国企的委托——代理关系完全是依靠行政管理机制形成的，企业经理人员都具有政府官员的身份，对其奖罚和评价都与行政绩效挂钩而非经营绩效，因此他们追求的都是行政目标而非资产收益最大化。承包制和股份制的推行打破了行政权威，经营者的任命有了董事会任命、投标中标任命、职代会选举任命等多种形式，但行政任命仍是目前任命经营者的最主要的形式。（3）中间代理人“角色冲突” 。除初始委托人和最终代理人外，国企的委托——代理关系链的中间层次都既是上级代理人又是下级委托人。中间代理人不拥有剩余索取权，也不承担多少经营风险和责任，因此自然缺乏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以及激励约束经营者的动力，甚至可能与经营者合谋，共同对付上级委托人。

3． 激励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一是国企经理人员的收入普遍较低，与其个人才能、贡献及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很不相称，因此他们的个人价值无法通过成功经营企业得以实现；二是以往对国企经理人员的奖惩和评价都与行政绩效挂钩，近年来虽逐渐开始与经营绩效挂钩，但考核指标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还有待加强；三是现有的激励方式的长期激励效果较差。

4． 监督约束机制不完善。（1）缺乏内部监督约束机制。国企的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往往由一人兼任，董事会与经理层高度重合，这使得法人治理结构中至关重要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之间的制衡关系无法形成。在这种状态下，公司内部人就易于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自己或雇员谋利而有损所有者的利益，因此国企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尤为严重。（2）缺乏外部监督约束机制。目前，我国市场机制还不成熟，还无法有效发挥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经理市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约束作用，主要因为：一是非市场力量对企业经营行为还有一定的干预；二是国企中占最大比重的国有股不能流通；三是委托人难以从经理市场上获得关于代理人的足够信息，无法筛选代理人。

二、我国国有企业代理问题的解决思路

为解决现代公司制企业的代理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进行了种种探索。他们在研究方法上不尽相同，但实质是一样的，都致力于设计一套有效的代理人激励约束机制，旨在使受自我利益驱动的代理人能以委托人的利益目标为行为准则，使代理问题最小化。我国国有企业在经历了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和股份制试点等改革之后，已经进入到建立现代公司制企业制度阶段。因此国企应借鉴西方的代理人激励约束机制，设计适合于解决自身代理问题的有效对策。

1． 明晰国企产权，减少委托——代理层次。目前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设立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为设计新型有效的国企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营造了良好的外部体制环境。在此基础之上，应进一步明确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职能，进一步理顺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与国企之间的关系，使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真正成为国有资产的代表，站在初始委托人的立场上，为各级代理人设置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实现对国有资产的有效监督和管理。

2． 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有效的激励应包括：（1）基本工资与福利，用于保障企业经营者的基本生活；（2）与短期效益挂钩的奖励；（3）与长期效益挂钩的奖励。长期激励的比重应相对较大，这样有利于促使企业经营者努力改善企业的长远盈利能力。目前采用的长期激励多为远期薪金，即根据企业生产经营周期的不同，以不低于一年为时间跨度确定经营者的报酬。但仅依靠远期薪金是不够的，如年薪制相对于企业的长期经营行为来说还是具有短期性，因为重大战略实施或长期投资的效益有时至少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显现。因此可以考虑给予经营者部分剩余索取权，使其更关心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和长期发展。如股权激励可使经营者的收入报酬与企业利润最大化尽可能一致，而且是长期的动态正相关关系，因此可采用多种形式的股权激励，如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限制性股票、股票赠与计划等。

3． 建立和完善内部监督约束机制。（1）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法人治理结构是指由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经理人员组成的，用以协调企业成员利益和关系的一种权力相互分离和制约的机制，这种相互制衡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监督约束机制。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首先，要确保各个企业机构职权的独立性，使所有权、决策权、经营权和监督权四权分立，“三会一总”各司其职，各权力要素具有各自的重心和边界，相互制衡。其次，要保证权利与责任的对称，使任何权利都无法摆脱责任的约束。（2）充分发挥职工或职代会的监督作用。企业制度的创新不应导致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的弱化，而应使国企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形成的这一传统继续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企业职工在经营者的管理之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经营状况和经营者行为有所了解，同时企业经营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职工的利益，因此不应忽视职工或职代会的监督作用。为保证职工参与的经常性与全面性，应对职工代表进入监事会和董事会做出制度安排。（3）规范财务制度，发挥财会人员的监督作用。严格规范的财务制度能有效防止企业经营者的贪污、挥霍公款等行为；财务部门及时准确提供的财务报表有助于委托人了解企业经营状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信息不对称。因此，财务必须是公开的、透明的，财务部门应具有独立性，不能完全由经营者控制。高级财会人员的任用也应由委托人和代理人共同决定，其收入应由所有者给付的监视费和奖励与经营者给付的工资两部分组成。此外，还应使监督工作经常化和制度化，以及时发现问题。

4． 建立和完善外部监督约束机制。（1）利用产品市场的竞争机制约束代理人行为。目前我国产品市场还存在竞争不充分的问题，因此必须打破条块分割、诸侯经济的局面，严禁地方保护主义，消除部门壁垒，着力构建全国统一的产品市场，并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规规范产品市场的秩序，实现价格信息获取的市场化，以促使企业经营者努力降低成本，从而减小经营者用扩大成本开支来满足个人效用的可能性，进而降低代理成本。（2）利用资本市场的竞争机制约束代理人行为。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必须健全规范资本市场的法律体系，以规范市场运作；还必须分散股权，扩大市场规模，以防止大户操纵，抑制过度投机行为。这样股价才能真正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成长性，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信息不对称。（3）利用经理市场的竞争机制约束代理人行为。我国的经理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要加快其发展，一方面要破除人才流动的种种限制，另一方面要为经理阶层的成长提供适宜的条件。为此，首先要改变过去企业经营者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干部任免式用人机制，引入竞争和淘汰的机制，让市场来选择优秀的经营者，以促进经理人才的合理流动，达到经理人才资源的最优配置，形成经营者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市场竞争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所有者选择经营者时，主要是根据其过去的经营业绩来判断其人力资本的价值和经营能力的高低的。在职的经营者会面临被竞争者取代的威胁，因此严重偏离所有者利润最大化假定的行为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其次要建立经理人信息库。经理人信息库应包括个人基本情况、资格认证状况、具体经营业绩等，并登记在册，随时供企业选择。（4）建立和完善社会和法律约束机制。社会约束是指社会中介组织（如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资产评估中心、银行等）、经理人自律组织（如行业协会等）、社会舆论、社会道德等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与约束。法律约束是指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企业经营者的权利和责任。目前我国约束经营者行为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公司法》、《证券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合伙企业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对经营者的权利和责任都有明确的规定，但还应注重法律法规的实施效果，加强立法监督，设计有效追究经营者责任的手段。

三、结束语

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本文仅通过分析国企的委托——代理关系，对解决其代理问题的对策进行了一些思考，要实现国企改革向纵深方向的整体推进，还有很多理论和实际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周泽炯．转型中的国有企业代理问题及对策．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2，（3）．

2．孙利辉，刘丹，董瑞华．从代理理论看国有企业改革．统计与信息论坛，1999，（1）．

3．刘正芳．论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3，（5）．

作者简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

我国国有企业管理问题 篇4

内容摘要:1.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

2.我国国有企业制度中的产权残缺与代理失效分析

3.我国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企业改革,产权,国有企业产权,文化建设

企业的概念:企业是从事生产,流通,服务等经济活动,为满足社会需要和获取赢利,依照法定程序成立的具有法人资格,进行自主经营,独立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经济组织.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一大批国家所有,国家经营的国营企业,构成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之初,国民经济基本上是国营企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在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是国家这个“大工厂”的车间,是产品生产单位,资金,原材料由国家同意调拨,产品由国家统购包销,形成一套僵硬化的国营企业管理体制,严重的制约着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农村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后,国家总结成功经验,着手进行了以国营企业改革为核心的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总结这一改革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扩权让利(1978年-1984年)

第二阶段:利改税(1984年-1986年)

第三阶段:承包制(1987年-1990年)

第四阶段:转化企业经营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分为两个阶段:1991-1993和1994年初开始)

我国国有企业制度中的产权残缺与代理失效分析

一.产权与国有企业产权

产权:指实际经营和操作中的财产权利,包括个人和他人收益受损的权利.国有企业产权:受所有制范围的影响,我们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的过程中,往往混淆了所有制改革与产权改革的区别,导致两者纠缠不清.因为国有企业的产权界定不清及由此导致的外部性的出现成为“搭便车”产生的根源,大量“搭便车”现象的产生必然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低效.二.我国国有企业产权结构调整的取向

应当说,在我国的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借鉴西方权理论的精髓,在于借鉴其对权利的界定有利于更加合理地配置资源,有利于减少由于产权界定不清出现的制度成本方面的意义.如果将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等同于所有权改革,等同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则显然是作茧自缚.实际上,任何的产权制度只在于明确产权关系,是公有产权还是私有产权,对于资源的配置效率没有直接的关系,对于企业的效益也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社会资源的行政化配置还是市场化配置.在于对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的选择.正如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钱颖一认为的那样,“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不仅仅在是否用价格实现资源配置,更本质的是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同.激励和约束机制都是市场经济里非常本质的东西,在有效配置资源背后起了根本性作用.产权也好,公司治理结构也好,最终还是为了要提供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激励机制,同时对决策人提供的约束机制.”

企业内部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本质上是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规划的激励约束机制,是市场机制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西方国家的企业都是产权明确的,并是私有产权,但是一样会破产倒闭,就是因为没有很好的遵循市场化配置资源的规则.因此我国国有企业产权调整的关键在于通过所有权中各种职能的明确界定,使各种职能主体充分尽责,避免虚化现象,并且最大限度的解决外部性问题,提高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极其效率.在此过程中,契约均衡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制度选择.因此,我们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创造条件,促进契约优化,以有效的产权契约来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一)产权结构调整方向:多元化

通过培育多元投资主体,促进契约各个主体谈判势力均衡,从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二)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点:制度创新

首先,进行国企内部制度创新.即人力资源产权制度创新.其次,进行国企外部制度创新.(三)增强国有产权的流动性

我国现代企业文化存在的问题

(一)系统性与现实性的缺失

我国的许多企业完全背离了系统性原则,这必然会降低企业文化的适应性,其规范调整凝聚功能也会大打折扣.(二)重建设,轻创新和评价反馈,流于形式

我们许多企业只注重进行企业文化建设,一旦企业文化的雏形基本形成就认为建设过程结束了,全然不顾后面更为重要的评价与创新活动.还有的企业把企业文化建设的评价结果束之高阁,而不把评价结果反馈到循环的建设当中.很多企业的文化建设流于形式,仅把企业文化作为一种装饰,没有实实在在的把企业文化上升到战略高度,有时只是为了应付检查临时抱佛脚.(三)建设主体的范围太窄

企业文化建设的主体涉及倡导者,英雄人物以及广大员工三个层次.有的企业片面强调企业文化的主要来源是企业创始人和高层管理者的经营和管理理念,与别人无关.还有的企业有着强调的个人英雄主义倾向.(四)呈雷同化趋势,特色不明

盲目地照搬照抄国外或成功者的企业文化的内容和形式

(五)极端化倾向明显

侠义化,扩大化

我国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解决方案

(一)确立并强化正确的思想意识

(二)坚持系统性原则

(三)建设特色化的企业文化

(四)提升企业文化的地位,实施企业文化战略

(五)培育高素质的,高积极性的,广泛的企业文化建设主体

(六)广开言路,在听取多方意见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完善

参考文献:《现代企业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

我国国有企业管理问题 篇5

房产税，又称房屋税、物业税，是国家以房产作为课税对象向产权所有人或者使用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对房产征税的目的是运用税收杠杆，加强对房产的管理，提高房产使用效率，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配合国家房产政策的调整，合理调节房产所有人和经营人的收入。从世界各国征收房产税的情况来看，大部分都是建立在房地合一，对房地都拥有所有权基础上的，我国商品房所占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房主只拥有70年的土地使用权，而其他商业用地、工业用地的使用年限则更短。于是，在土地国有的法律制度下，再交房产税是否重复征税就成了经济学家、法律人士经常讨论的话题。在此，笔者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先谈谈我国现行的土地所有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制度，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制度，按照《宪法》规定，只有国家或农村集体才拥有土地所有权，老百姓只拥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简单说就是依法使用国家所有土地的权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主体非常广泛，任何单位和个人，包括境外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符合依法使用中国国有土地条件的，都可以成为中国的国有土地使用者。国家作为国有土地所有者并不直接使用土地，而是由具体单位和个人来使用。按照土地用途不同、使用期限也不相同，最高年限按下列用途确定：居住用地70年；工业用地50年；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用地50年；商业、旅游、娱乐用地40年；综合或者其他用地50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具有重大意义，国家作为国有土地所有者并不直接使用土地，而是由具体单位和个人来使用，国有土地的收益权能一部分由土地使用者实现，一部分由国家通过收取土地使用税(费)和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的形式来实现。

征收房产税是否与现在的国有土地所有权制度有冲突，笔者的态度是否定的，主要从土地产权制度和土地出让金两个方面谈起。

一、土地公有制不是中国征收房产税的法理障碍

首先，房地产产权是一个权利束，或者说是一个权利集合，其中包括拥有、使用、收益、处置、开发、转让等多种权利。土地的公有制表明国家对土地享有所有权，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只享有使用权。虽然我国仅承认对土地在一定期限内的有限使用权，但不可否认，“土地使用权”本身就是一项具有财产性的权利。《物权法》规定国家保护权利者的物权，其中包括“用益物权”，而“建设用地使用权”就属于“用益物权”的一种。房屋折旧后房价却高了，其中的收益就是土地使用权带来的，因此“土地使用权”可以看作一项有财产属性的权利并可以带来收益，在法律上它有明确归属，可以成为征税的对象。

其次，从整个税法体系看，不仅土地使用权人，连土地的承典人(如契税)、不动产的实际占用人(耕地占用税)，也可以成为纳税人。因此，能从财产中收益，就能成为纳税人。拥有土地所有权不能成为构成纳税主体的要件。所以，房产税是对拥有房地产所有权的所有人或占有人征收，一般依据房地产的存在形态――土地、房产或房地合一的不动产来设置，而不完全根据土地的产权是否属于纳税人来设置。

再次，从国外的立法及司法实践来看，土地公有制国家和地区仍然可以开征房地产税。如新加坡、以色列等，虽然也是土地公有制，但是仍然开征具有房地产税性质的“差饷”和“财产税”，使得土地增值的收益能够用于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

应当指出，国外征收房产税，也大多用于城市建设维护和社区服务，与土地所有权无关。如英国的房产，大量是带地权的别墅，称为Freehold，也有不带地权的，土地是租的，如公寓的套房往往是Leasehold，但使用权产权人一样要按期交房地产税。因此从本质上说，房地产税并不是对所有权征税，而是对房地产实际占用和受益人按占用时间征税，这样一来，其与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制度就不存在矛盾。同时，我国目前的居民住宅产权，名义上是50年或70年，实际上到期政府是否真正无偿收回在操作和实践上还存在很大的未知性。危旧房屋损毁或拆迁补偿时无论土地已使用多少年，还是会给予70年产权。二手房交易、房屋拆迁也从未按土地使用剩余年限论价。

二、土地出让金与房产税并不冲突

从性质上分析房产税和土地出让金，也就是地租和税收之间的区别。土地出让金是获得土地使用权时支付的市场价格，是租金的一种形式。地租是土地使用者向土地所有者支付的。我国大陆地区的土地出让制度借鉴了香港地区的批租制。香港除了从开发商一次性收取土地出让金，还每年向房屋的所有人收取租金，按照土地应课差饷租值(评估值)的3％缴纳。房产税作为税收的一种，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按照法律规定，对不动产部分收益强制无偿征收。土地的价值增长一部分来自土地所有人和使用人的私人投资，还有一部分是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及经济发展法律变革等外在因素导致的。这些外部因素带来的土地增值应属于公共收益，应由政府公共部门代表社会通过税费的形式获得，用于收入再分配和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另外，按使用者付费的原则，土地和房屋的所有者或使用者都应为社会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如教育、医疗、基础设施付费，房产税是与收益相匹配的收益税。从这里可以看出，土地出让金和房产税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是重复征收。由于土地出让金和房产税都是交给国家的，所以有观点认为土地出让金和房产税有重复征收之嫌，但从本质上讲，土地出让金是地租，而房产税则是对使用收益征收的税。

当然，笔者并不否认目前的土地使用制度会对房产税的全面开征造成影响：一是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的70年土地使用权就像当初农民的30年承包权一样，在法律上和操作中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实际上，立法者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故在2007年的《物权法》中明确，住宅用地70年到期自动延期，但到期后是否交纳出让金、交纳多少并不明确。实际上，出让金的多少直接影响到房产税的税率及征收范围，比如说，当前过高的土地出让金使政府无法下决心来征收高额的房产税，或者说如果征收高额的房产税就会导致土地出让价格的下降；二是我国目前是二元的土地所有制度，即城市土地属于国家，农村土地属于农村集体，由于我国城市的快速扩张，两类土地的使用功能几乎没有区别，但价格相差极大，如果房产税全面开征对公平税负则提出难以解决的课题。

最后，无论是在土地公有制的情况下征收房产税，还是土地出让金与房产税同时存在，都不是我国特有的，世界上已有成功实行、良好运作的先例，故房产税的开征与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制度并不冲突，只是我国目前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和使用权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为今后房产税的全面征收铺平道路。

我国国有企业管理问题 篇6

在行政性委托代理方式主导下, 首先是政企难以分开。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国家, 国家授权政府行使所有者权能, 政府如果在企业中不能行使所有权, 则造成所有者缺位, 如果行使退出权, 以实现政企分开, 则可能使国有制名存实亡。但如果仍由政府履行委托人职能, 行政干预则不可避免, 从而企业很难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 自主权和经营权难以落实。其次是“内部人控制”导致所有者权益和经营管理者利益难以统一。所谓的“内部人控制”是指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 经营管理者阶层掌握了公司的控制权, 并利用其掌握的信息优势和管理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从而损害所有者利益。内部人控制的实质是所有者与经营管理者在利益上的冲突。在行政性委托代理下, 所有者同样面临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而且代理人的“共谋”问题更显突出, 由于缺乏有效的所有者监督机制, 代理人更有可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置所有者利益于不顾。再次是难以形成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在行政性委托代理链条内, 国有控股公司成为实质性的集权机构, 操控下属企业的三大权利机构, 国有企业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合而为一, 形式上完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形同虚设。

二、国有资产管理中的问题行为及其后果

尽管我国现行的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建设总的方向是科学的, 纠正了原有体制下的许多问题, 但是由于国有资产管理实际上多重委托代理和多层次委托代理关系下的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博弈, 因此在代理链条过长, 各个中间代理环节既是委托人又是代理人的情况下, 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损害最终委托人利益的问题行为。

1、败德行为

在国资产管理中, 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效用函数的不一致性和信息的非对称性, 从而在理论上存在代理人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 采取旨在谋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却有可能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在现行国有资产管理的委托代理链条中, 终极委托人是全体人民, 因而其他都是各级次的代理人。从实践来看, 这些代理人都有发生败德行为动机和可能。

2、代理人主权行为

在现代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中, 事实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矛盾:若委托人给予代理人的权利过小, 就会影响企业在经营中为了灵活适应市场变化所必须的及时决策的能力;若委托人给代理人的权利过大, 代理人就会成为真正的主人, 形成代理人主权, 而委托人反而由真正的主人沦为旁观者和局外人。代理人主权是指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被颠倒过来, 不是委托人决定着选择行动, 而是代理人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 掌握了决策权, 不合理地抬高自身的人力资本价值, 形成了同委托人相抗衡的谈判能力。在两权分离的企业经营体制下, 一方面由于委托人因对潜在代理人的资信和经营素质的了解难以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 容易产生“逆向选择”;另一方面由于存在信息的不完全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 代理人的动机及其行为较难受到契约有效制约, 加上委托人难以实施直接监督, 容易发生“道德风险”。在这两种情形下, 代理人在经营管理活动中所选择的行为目标及其行为方式以及努力水平, 都可能有悖于委托人的目标和利益, 从而产生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代理人主权行为。

3、共谋行为

国有资产管理中的共谋, 其目的是以牺牲委托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提高共谋者的效用状态, 其行为方式是在权力有限的情况下, 共谋者设法将送给委托人的信息进行扭曲, 增大委托代理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度, 并以附带的转移支付来实现。参与共谋的一方把应向委托人汇报的真实信息篡改、伪造成对共谋的另一方有利的信息, 从而增大了代理人的利益。这样, 在信息不对称和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 委托人得到的信息是代理人 (共谋者) 按照自身利益篡改过的、伪造过的信息。结果必然是委托人的利益减少, 共谋者分享通过由共谋行为带来的额外利益。我国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的显著特征是多层委托, 通过委托代理, 拥有国有企业资产的实际控制权或支配权的主体是企业经理人员、政府主管部门及官员以及相关的其他监督主体。而这些拥有实际支配权的主体都有着与国有资产终极所有者利益不同的效用目标, 他们形成了追求自身利益的不同利益集团。在委托代理链中对国有资产的处置有着重要影响但又代表不同利益的主体有:企业经理人员、地方各级政府、政府主管官员、公司董事会成员、审计与评估等第三方机构。

4、问题行为的后果

据国务院研究室的一份报告披露, 1982-1992年间, 中国有5000亿国有资产流失, 这其中大多数是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等个体在国有资产处置过程中对资产的直接窃取和侵占, 即使部分是因为国有企业经营绩效低下导致的国有资产自然流失, 但是造成国有企业经营绩效低下的直接原因往往也是由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人员的问题行为。近些年, 虽然反映国有资产流失的总体情况的统计数据较少, 但是有关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在经营和改制过程中侵占、窃取国有资产的个案却屡见不鲜, 仅以最集中曝光的2005年1月份为例, 短短一个月内有10家上市公司的11位高管相继落马, 其中包括:浙江东方、东方创业、东北高速、ST京西、南宁百货、深圳机场、开开实业、三毛派神共8家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而在倍受关注的“郎顾之争”事件中受质疑的主角———顾雏军也在2005年7月份被捕, 这些高级管理人员的落马大都与巨额的国有资产流失有关。

三、解决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中委托代理问题的建议

1、完善约束机制

对企业的有形约束来自三个方面, 这些约束是使企业经营管理走向规范化、合法化的重要途径。第一方面的约束来自各类中介组织, 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各种中介组织对经营主体资产进行评估、认定, 对经营情况进行审计和监督。这些中介组织的存在使经营者不仅要按照企业法人赋予的权限进行经营、运作, 而且还要使其经营的全过程符合各类中介组织的各种规范和要求, 从而构成了对企业经营者的有力约束。第二方面的约束来自金融机构,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已经逐步成为企业的最大投资者和债权人, 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要加强对企业的约束, 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约束作用, 是约束经理行为的有效途径。第三方面的约束是法律的约束, 法律的公正和严明保证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有效性, 要不断加强法制建设, 健全经济法规, 更重要的是加大执法力度, 强化法律对国有企业的约束。对国有企业董事和经理的另一种约束力量是来自于市场的无形约束。市场的竞争机制是企业主要的压力, 公司控制权可能被潜在的外部力量剥夺, 这一压力迫使经理人员不致背离企业价值最大化原则。

2、推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制度

由于国有资产的终极所有者是全体人民, 但全体人民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是无法进行人格化的, 因而, “所有者缺位”在国有资产管理的委托代理链条中始终存在。国有资产运营机构在接受国资委的委托对国有资产进行管理和经营中同样存在“所有者缺位”现象, 资产经营中所有者权益得不到保障, 资产经营收益也不能及时足额上缴。因此, 有必要通过建立国有资产经营预算, 对企业资产收益分配和产权变动等资产经营活动进行规范。通过建立国有资产经营预算, 可建立一套国有资产存量和流量的总账, 及时、全面地反映国有资产投入及其产出的数量、效益、结构等情况, 为国家提供预警监督信息, 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资产数量和质量的科学依据, 以实现分类指导, 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 实现国有经济的“有进有退”。

3、完善激励机制

在现代企业中明确了委托代理关系, 并且建立了监督机制和约束机制后, 企业经营效益的大小、资产保值增值的幅度大小就取决于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层的激励制度。激励就是运用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方式, 充分调动生产经营主体的积极性, 并发挥其最大潜能。一是对企业经营者实行年薪制, 坚持经营者责任、贡献、利益相一致原则, 坚持年薪指标合情合理并与企业的历史现状相互兼顾的原则, 使效益不同的企业拉开差距, 又考虑不同企业的实际, 使经营者取得比较合情合理的收入。二是实行经营者持股机制, 通过所有权激励, 使经营者和所有者身份重叠, 从而达到激励的目标。首先, 应该明确持股的目的在于吸引和留住企业有才能的经营者, 因此, 持股的对象主要为企业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其次, 要明确持股比例, 经营者取得股票比例的多少, 是决定股票激励效果的重要因素, 据财政部有关规定, 国有企业经营者持股的比例, 不得高于25%。最后, 经营者购得公司股票的资金来源也值得关注, 一般情况下, 经营者的自有资金有限, 难以用自有资金购股, 向银行质押贷款和采用分期付款方式从现金薪酬中逐渐扣除就成为解决资金来源问题的主要途径。三是条件允许情况下, 实行股票期权激励, 向经营者提供一种在一定期限内按照某一既定价格购买股票的权利, 他的价格是既定价格与股票当时的市场价格的差额。总之, 要建立好的激励机制, 必须要坚持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 建立和实施多跑道、多层次的激励机制, 还要考虑不同个体的基本情况, 实行差别激励的方法。只有做到这些, 才能不断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 才能使我们的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1]陈文府:国有资产监管的困境初探[J].生产力研究, 2007 (11) .

[2]樊继达:国有资产监管——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分析框架[D].中共中央党校, 2005.

[3]史忠良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探索[M].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2.

[4]林明胜:我国国有资产管理问题探讨[J].时代金融, 2007 (7) .

我国国有企业管理问题 篇7

关键词：国有企业 薪酬激励 不足 改善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迅速发展以及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在薪酬制度方面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但是由于各种残留观念的影响，薪酬制度的调整在长期以来并未取得实质的进展。薪酬制度的落后直接导致我国很多国有企业难以调动起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员工在工作中常常出现懈怠感，还有一部分员工由于对薪酬不满选择跳槽，导致国有企业人才流失的问题日益严重，这就严重的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1 薪酬的概念和分类

薪酬就是员工由于雇佣关系而从雇主处获得经济收入、福利和服务的形式，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薪酬是一种公平的交易关系，直接体现着雇佣双方为了获得自己所需而付出的一种代价，在这种雇佣关系中，员工为了获得薪酬为企业付出了劳动投入，企业则将薪酬作为员工消耗技能和知识的一种酬劳，一般情况下，根据支付形式的不同，薪酬可以分为外在薪酬及内在薪酬两种：

1.1 外在薪酬 外在薪酬就是员工按照上级的指示完成工作得到的非货币回报和货币回报，这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基本工资、激励工资、知识工资与技术工资、补贴与津贴、福利等。基本工资就是员工在企业中从事工作所得的岗位工资；激励工作也称之为浮动工资，就是上级领导人员根据员工的实际表现建立起的一种浮动报酬，是对员工的一种激励和奖励；知识工资与技术工资是对员工的一种激励，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员工在取得技术资格以及职称之后的一种津贴，这是企业对员工潜在能力的一种肯定；补贴是保证员工基本生活而给与的一种补助，一般针对企业中的困难员工，津贴则是对恶劣劳动环境、劳动条件和社会评价等给员工身心造成伤害的一种补偿；福利就是企业除上述报酬以外为员工提供的一种实物和服务，包括托儿补助、社会保险以及带薪年假等等。

1.2 内在薪酬 随着社会的发展，内在薪酬在企业中占据的位置越来越重要，通俗而言，内在薪酬就是员工对于未来的一种期许以及现阶段下的一种心理感受，内在薪酬的形式包括职位晋升、自我发展以及心理效用三种，职位晋升即员工获得的一种晋升的机会，这也是员工在工作过程中考虑比重最大的因素之一，晋升不仅是企业对员工付出的一种许可，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员工在事业、地位以及层级中取得的一种成绩；自我发展实际上是人的一种追求，是人不断提升自我价值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员工可以体会到更多的尊严和乐趣；心理效用指由于工作表现、工作性质以及工作环境等给员工带来的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是员工对工作本身、工作条件、上级领导以及工作表现的一种主观上的评价。

一般情况下，理性的员工会客观的对外在薪酬和内在薪酬进行判断，并客观的评定其工作成績是否可以满足企业发展的要求，但是，由于客观因素的影响，内在薪酬难以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讨论，但是，并不能为此就忽视了内外薪酬的作用，实际上，内在薪酬相比外在薪酬而言更加的重要，如果内在薪酬制度制定的不科学，就会直接导致员工出现抱怨和逆反情绪，不愿意好好工作，在不满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员工也会提出提高外在薪酬来满足内在薪酬中存在的不足。

2 当前国有企业员工薪酬中的问题

2.1 人力资源冗余情况严重 企业的经营目标就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因此，对于人力资源的配置必须严格的按照企业的实际情况而配备，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所有权属于国家，这就直接导致管理人员的监管存在一些不足，导致现阶段下我国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的配备不科学，一些岗位人力资源冗余的现象十分严重。此外，由于员工的任免主要由上级领导来决定，在这种任用模式下，员工的素质就难以得到保证，严重的影响着企业的良性发展。

2.2 员工的薪酬制度缺乏激励性 就现阶段来看，实施薪酬激励制度是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的主要渠道之一，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国有企业内部平均主义的倾向十分严重，目前，国有企业内部员工的薪酬主要由工资和奖金两部分组成，员工收入的差距并不大，与此同时，在同级别的员工中，不同岗位的员工对于企业的贡献也有着较大的不同，但是现行的薪酬制度是以级别来决定工资，并不能体现多劳多得的分配思想。这就直接导致员工的收入与付出不对等，影响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

3 提高国有企业薪酬激励性的策略

3.1 合理规划人力资源 企业内部员工的质量和数量直接关乎着薪酬制度的实行性，鉴于现阶段下我国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的配置存在着一些弊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完善企业的招聘渠道，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来选择员工，将招聘权限集中在高层部门，这就可以保证员工的招聘不会受到其它外界因素的影响，在招聘时要严格的按照招聘的标准流程来进行，对于不符合要求的一律拒绝，为薪酬的激励性奠定良好的基础。

3.2 完善绩效考核机制 完善的薪酬激励制度需要依托科学的绩效考核制度来执行，如果绩效考核制度难以客观真实的反映出员工的工作绩效，那么奖金的分配就难以体现出公平性，因为，为了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企业内部的领导必须要完善现有的绩效考核机制，保证绩效考核机制的可操作性，使员工的付出可以得到全方位的反映。

3.3 扩大工资差距 如果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过小，就会对岗位等级工资的激励性产生不利的影响，根据薪酬激励的思想，国有企业内部必须根据岗位的级别，扩大工资的差距，例如，对于业绩水平一直较好的员工，可以适当的调整其岗位工资，如果表现优秀，则可以将其岗位工资调整至原先难以达到的等级，而对于业绩表现差的员工，则下调其岗位工资，以便全面的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

3.4 使用多样化的激励方式 为了提高薪酬的激励性，需要采取一种多样化的激励方式，其中最为常见的两种激励方式就是员工持股制度以及管理层股权激励制度。员工持股制度就是奖励员工持有企业的一部分股权，并以此来参与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这就将员工的利益和企业的前途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提高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管理层股权激励制度就是转变管理者的角色，将其由传统的代理者转变为所有者，以保证管理人员可以更加尽责的工作。这两种激励制度对于提高员工工作的积极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徐喆.我国国有企业员工薪酬激励的相关问题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9，02（01）.

[2]黄舒.国有企业员工薪酬激励和约束机制研究[J].企业经济，2006，12（18）.

[3]周志大.基于人力资本产权的国有企业薪酬激励机制研究[J].西南财经大学学报，2011，04（01）.

[4]涂传清.国有企业员工激励机制研究——对江西氨厂员工薪酬制度的实证分析[J].西北大学学报，2002，05（01）.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30年 篇8

【本章提要】本章对30年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脉络梳理与经验总结。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可划分为改革的初步探索、制度创新以及纵深推进三个阶段。国企改革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过程，是中央推动与地方实践上下结合的产物，本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符合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但国有企改改革还存在许多问题有待通过进一步改革来解决。今后的国企改革将主要集中于调整战略布局、深化股份制改革、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及国企领导方式等几个方向。

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来看，改革的脉络呈现出由浅入深的阶段性推进特征。本章通过透视改革进程，揭示推动每一阶段改革的基本因素和根本动力，对我国国企改革的推动模式进行全面梳理与总结，以便我们能够在今后的改革中把握规律，掌握主动，尽快实现国企改革乃至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本章执笔：周天勇

夏徐迁】

第一节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

一、1978~1992年：国企改革的初步探索

从1978年到1992年，是我国国企改革的初步探索阶段，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1．国企改革起步于放权让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中明确指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大胆下放，让地方和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国企改革开始于对国有企业进行扩权让利的改革试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二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并且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着眼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1979年7月，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文件。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企业有了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开始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都有所提高，并打开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缺口。

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约束机制难以规范，出现了企业为扩大自销比例而压低计划指标、不完成调拨任务和财政上缴任务等问题，结果是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出现了“工资侵蚀利润”和行为短期化问题。实践效果与改革预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背离。在这种情况下，1982年中央推广实行工业经济责任制，旨在解决放权让利中暴露的问题，处理好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解决大锅饭问题，在硬化企业预算约束，强化企业内部管理等方面收到了成效，尤其是国家财政赤字大幅减少。但是由于企业外部环境不平等，企业内部条件也千差万别，该政策很难找到可操作化的指标来规范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企业激励不足问题十分严重。1983~1984年先后又两次推出利改税，但结果都很不理想。

2．国企改革先后出现了多种形式

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改革主要是为了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明确国企改革的目标是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实行厂长（经理）责任制，并在大多数国有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对一些小型国有企业实行租赁经营，并在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中开始了股份制改造和企业集团化的改革试点。

到1987年底，全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普遍实行了承包制，同年，中共十三大报告肯定了股份制是企业财产的一种组织形式，试点可以继续实行，到1988年底，全国共有3800家股 1 份制企业，其中800家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60家发行了股票，其余3000家原是集体企业。1988年2月国务院更加明确了企业承包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地位，规定了“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歉收自补”的承包原则。同时，全国人大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从而将扩权试点以来取得的改革成果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

虽然承包制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承包制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1991年9 月中央工作会议强调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1992年后国务院就不再鼓励企业搞承包。1992年7月国务院公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该条例根据两权分离的思路明确了企业经营权、企业自负盈亏责任、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企业和政府的法律责任等问题。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仅靠企业内部转换机制，难以达到改革的预期目标。

3．国企改革与价格体制改革等宏观经济改革同步进行

国企改革是与价格体制、投融资体制等宏观经济改革同步进行的。在价格体制上，国企改革的推进对价格体制提出了挑战。1984年以后开始了对价格体制的改革，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放开价格为主。1987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国家现行的3种价格形式，即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并规定企业在价格管理方面享有的权利，主要是赋予企业对一部分价格的定价权。

在流通体制上，1978年中国以计划管理的商品将近400种到1990年底已经逐渐减少为9种。同时，改变原来生产资料不能成为商品的现状，将近850种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计划调拨的方式转变为市场调控，生产资料正式成为商品。由于生产资料成为商品，以它的有效和方便的运转支持和支撑了国企改革的进行。

在投融资体制上，中央进行了“拨改贷”改革、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局。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建设项目投融资体制从拨款改为贷款，国家不再给新建企业投入资本金。在监管体制上，1988年4月，为了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理顺国家与企业的财产关系，国务院直属的国有资产管理局成立，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权、监督管理权、投资和收益权、处置权。

此外，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发行股票的企业增多，对股票交易的需求压力相应增大。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1986年）和深圳（1987年）先后建立了股票柜台交易市场。其后，两地先后于1990年和1991年成立了规范的证券交易所，主要在于缓解已经发行在外，且具有相当规模的股票交易需求的压力。据中国证监会的统计，从1987年至1990年末，我国共向社会发行了可流通股47亿股，筹集资金47亿元。资本市场的建立不仅为国企改革提供了融资渠道，还为将来国企改革的深化奠定了基础。

4．改革的推动力量

这一阶段国企改革在不断地探索中前进，具有十分鲜明的试错特征，改革的推动模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1）国企改革是解决我国经济短缺问题的客观需要。改革之初，长时间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路线使我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与国家对它的投资不相称，使国家财力吃紧，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资料长期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为了摆脱这种局面，中央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作为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制结构与国有国企改革成为解决当时短缺问题的必然选择。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和两权分离目的就是为了增强企业活力，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缓解紧张的产品短缺问题。此外，迫于“文化大革命”之后，国营和集体企业职位有限，无法安置上千万的回城青年的工作，各级政府不得不鼓励自谋职业，并大批发放个体营业证。个体经济就这样在政府默许下发展壮大起来，并最终成为一种合法的所有制成分。

资金、技术和经验的严重匮乏要求国家必须坚定地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吸引国外投资，引进改革所急需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正是在这种旨在缓解短缺问题的政策推动下，2 三资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初步发展，为90年代外资的大规模涌入奠定了基础。

（2）中央指导、理论研究和地方企业实践相结合，自下而上占主导，经济短缺的现实迫切要求改革国企以提高产量和效益，改革所有制结构，发展个体经济、外资经济。改革的具体实践过程，却是中央指导、理论研究和地方实践共同作用下推动的。在探索的初期，这种共同作用表现为以地方实践为主，自下而上推进国企改革。

对国有国企改革，中央政策主要是采取“试点”的大原则，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和企业相关理论，先后推出了多种政策。从放权让利到两权分离的承包责任制和转换经营机制，经历的都是“政策—实践—政策改进”的过程。被实践证明不好的政策，用新政策加以取代，如用两权分离取代放权让利；被实践证明有效或尚未证明的政策继续加以推进，如股份制试点、“拨改贷”等。

与国有企业改革密不可分的是非公经济的改革，个体和私营企业在中央的默许和“看一看”的宽容政策支持下，通过自我发展与实践，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地方的成功实践获得了中央的认可，进而推动了所有制结构的巨大变革，个体和私营经济成为所有制结构的一部分。外资经济在政策的鼓励下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3）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逐步调整改革的方向

这一阶段，国企改革没有明确的方向和路线指引，除了有一点改革之前的一些教训外，也没有可以借鉴的发展经验，走的是一条完全陌生的道路。通过不断的试探性改革措施，寻求改革的正确方向和路径，也就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逐步调整改革的方向。为了调动国有企业的积极性，推出了放权让利，但是“内部人控制”等问题的出现，使改革调整为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于是又调整为转换经营机制。

二、1993~2003年：国企改革的制度创新

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使改革陷入发展的僵局。同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对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巨大冲击。触及计划体制本身的改革势在必行，国企改革由此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1．逐步明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

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明确，使国企改革从政策调整阶段进入了制度创新阶段。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改革实践的重大突破，具有划时代得意义，为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

2．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与国有经济布局调整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择优扶强、优胜劣汰”。截至1997年底，在抓大方面，国家集中抓的1000 家重点企业，确定了分类指导的方案。在放小方面，各地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不搞一刀切，采取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多种形式，把小企业直接推向市场，使一大批小企业机制得到转换，效益得到提高。山东诸城、四川宜宾、黑龙江宾县、山西朔州、广东顺德、河南桐柏、江苏南通、福建宁德等许多地区在探索搞活小企业方面先行一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此外，一大批新型的民营企业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兼并、收购、投资控股、承包、租赁、委托经营等改革举措，将非公有制经济的管理理 3 念和管理方式融入国有经济运行中，盘活了大量的国有资产。特别是中共十五大肯定股份合作制和提出调整所有制结构后，各地国有中小国企改革的步子加快，改制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

中共十五大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明确指出，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

3．国企解困始终是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的主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非公经济迅速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有企业由于高负债率、冗员多、社会负担重、摊派严重、员工积极性不高等原因，陷入了发展的困境，效益逐年下滑，亏损面逐年增大的。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上半年亏损的国有企业达到43.3%，1998年第一季度出现了全国性的亏损，国有资产的损失数额也逐年上升。1997年，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将国企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在三年内在大多数国企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并使大多数国有亏损企业走出困境。

为了给国有企业解困，中央推出了多项政策，包括兼并重组、主辅分离及债转股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结合国有商业银行集中处理不良资产的改革，成立四家专门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部分符合条件的重点困难企业实施“债权转”股权改革。到2000年，最后确定了对符合条件的580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债权转股权，涉及债转股总金额4050亿元。已实施债转股的企业，资产负债率明显下降，由原来的70%以上下降到50%以下，这些企业每年减少利息支出200亿元。

此外，国务院还采取其他一些有效措施，努力解决企业冗员过多、企业办社会等问题，主要是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附属普通中小学校和医院等社会负担逐步分离或独立出来，转移到地方，由当地教育和卫生部门进行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4．股份制和公司制试点的推进

股份制试点在1986年就被提出了，但当时是为了增强企业活力，仅针对少数有条件的大中型全民所有制企业。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股份制试点企业财务管理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等11个法规，引导股份制试点走向规范化。1994年，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国家经贸委、体改委会同有关部门，选择100户不同类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随后，全国各地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先后选定了2500多家国有企业参与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本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这些试点企业在清产核资、明确企业法人财产权基础上，逐步建立了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领导体制和组织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1997年中试点企业普遍进行了公司制改造，经过一年的实施，全国2343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共有84.8%的企业实行了不同形式的公司制，法人治理结构已初步建立。在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中，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有540家，占23%，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的909家，占38.8%；尚未实行公司制的国有独资企业有307家，占13.2%，其他类型企业有47家，占2%。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优势企业，宜于实行股份制的，要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和企业互相参股等形式，改为股份制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重要的企业由国家控股。

1994年，在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的同时，国家经贸委在18个城市进行“优化资本结构”的配套改革试点。试点的主旨为以市场为依托，在整体推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前提下，采取多种政策，通过破产、兼并探索建立国有企业优胜劣汰机制，在补充企业资本金、减轻企业债务负担，分离社会服务功能，分流富余人员，资产多元化等方面实现了重点 4 突破，尤其是在企业破产、兼并和职工再就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国务院逐步扩大了“优化资本结构”试点范围，1996年增加到58个城市，1997年扩大到111个城市。“优化资本结构”试点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国有企业亏损面太大，亏损额太高，无法从根本上为国企解困。

5．利用与发展资本市场

投融资体制实行“拨改贷”之后，随着国有企业经营亏损日益增加，银行对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率不断攀升，间接融资渠道很难满足国有企业改革资产重组、规模扩张等的融资需求，此外，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的过度负债和财产损失需注入庞大的资金，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仅靠银行的间接融资已难以满足其巨大的资金需求。因此，通过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是必然的出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利用资本市场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股票融资。同时，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因为企业为了自己的股票能够上市，利用直接手段来融资，必须按照《公司法》要求，对企业进行公司制的改造，并完成上市公司的规范操作。在利用资本市场解决国企改革的融资问题的过程中，一方面大力发展国内的资本市场，另一方面让一些企业走出去，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截至2001年初，我国境内上市公司从1990年的14家增加到1063家，其中包括114家境内上市外资股公司和52家境外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公司市价总值达46061.78亿元，流通市值达15492.49亿元，投资者开户数达到5683.88万户。

6．国企改革与整个国民经济改革相结合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企改革是与国家宏观经济改革结合进行的。在所有制结构上确立了非公经济的重要地位；在分配制度上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方式；价格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价格体制的目标；改革外贸、外汇管理体系；在社保制度改革方面，纷纷出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制度等政策，为企业解除后顾之忧；企业富余人员、下岗失业职工再就业政策给解困工作创造条件；国债补贴技改，促进了企业的技术进步等。

7．本阶段国企改革的动因

国企改革在本阶段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改革的推动模式主要有以下特点：

（1）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改革解放了思想，指明了方向。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理论界和社会各界围绕计划与市场的争论愈演愈烈，姓“资”和姓“社”的问题严重制约着国企改革的推进。国企改革因为无法跳出计划体制的框框而举步维艰。已经迅速发展起来的个体和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由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名不正”而“言不顺”，发展壮大的阻力越来越大。在此关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出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谈话完全消除了人们的疑虑和担心，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彻底解除了长期以来困扰理论界和社会各界的姓“资”和姓“社”的问题，指明了深化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2）国企改革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客观需求。本阶段国企改革较20世纪80年代为解决短缺问题而实行的改革有较大的区别。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的推进及集体经济和非公经济的迅速发展，短缺现象在90年代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善。国有企业面临的生存困境成为国企改革新的客观原因，其背后隐藏的是企业制度上的问题。基于两权分离理论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只承认国有企业有经营权，而不承认企业作为法人应该有财产权，认为所有权全部属于国家经营机制转换，决定了国有企业不可能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即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状况不断恶化，使对企业制度的改革成为必然要求。

（3）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总结的共同作用。20世纪90年代后，理论界关于企业制度 探讨不断深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向。此外，20世纪80年代的国企改革的实践经验证明不涉及产权和计划体制本身的国企改革，只能是停留在经营管理层面，不能触及企业的核心，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水到渠成的选择。同时，改革实践还证明，改革不仅要注重每个具体企业的改革，更要注重全局性的调整。因此，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明确了国有国企改革的任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另一方面，是要处理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把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为主导地位，改变国有企业范围过宽、数量过多、比重过大的局面。

三、2004年至今：国企改革的纵深推进

中共十六大之后，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继续深化、国有资产管理方式的变化和资本市场的改革使我国的国企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深层次改革，是利益的调整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涉及政治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困难和阻力可想而知。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深化国有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明确要求中央和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成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改变部门分割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2003年3月，中央和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成立，统一了管人、管事和管资产的权力。此后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国资委成立后明确所管辖的大型国有企业要吸引外资和社会资金，实行产权多元化，可以上市募集资金，而且鼓励整体上市，以保持和增加企业的整体实力，许多大型企业正在剥离社会职能部分，过去一阶段是剥而不离，仍由企业自己管理，现在有的正逐步移交社会；在企业内部实行主辅分离，使各部门面向社会，成为独立经营的实体，企业同国资委分别签订责任书，对领导班子进行考核。

2．国企改革以大企业、以产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为中心

本阶段，国企改革依然是以抓大放小为主，同时以产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建设为中心。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决定》第一次把产权制度提到如此的高度，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是对“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重大创新和历史突破，进一步明确具体了国企改革的任务和目标。

3．各种所有制企业关系的处理

这一阶段，如何处理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问题成为了理论探讨和政策制定的重点。非公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步壮大起来，在许多领域占有绝对优势，非公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在改革中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出现了个体、私营、外资与公有制经济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如非公经济在行业分布上从以制造、建筑、运输、商贸和服务业等领域为主，已经开始向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等领域拓展。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如石油行业的民营资本问题。此外，外资企业在我国的发展也迅速膨胀，外资的并购问题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热点。非公经济遇到了重新定位和判断的问题，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为了正确处理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36条”）。该政策一定程度上给予了非 6 公经济更大的发展空间，并扫除了人们对非公经济去向问题的担忧。

4．国企改革与资本市场的改革同步进行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迫切需要资本市场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与有效的金融服务。资本市场对于国企改革而言非常重要。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深入，非公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推动的国际资本的流动，使民间积累了大量资本。另一方面，“拨改贷”之后，国企直接融资渠道越来越窄，资本市场是国有企业理想的融资平台。此外，资本市场有利于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有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但是，我国资本市场中股权分置的先天缺陷严重制约其健康发展，投资、融资、定价和资源配置的功能逐渐被弱化，面临边缘化的危机。对资本市场先天缺陷的改革对于国有经济改革越来越重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股权分置改革。2005年4月中国证监会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到2006年末，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资本市场的功能逐渐回归。资本市场的功能回归，吸引了大量沉睡已久的民间资本，强烈的投资需求必然会引来更多的优质资产和公司进入资本市场，以获取资本，实现资本的增值。因此，股权分置改革成功后，随着资本市场体制的逐渐完善，资本市场将成为一个全国优质资产的吸纳器，为国企改革提供了一个全国范围的资源配置平台，企业之间的大额换股并购有了可能。这对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非公资本参与国企改制，产业整合以及上市公司做优做强，都有积极的影响。而且，国有资本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可以在资本市场获得公允的定价，股价有条件成为新的绩效考核标准。一直以来无论是考核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还是进行国有资产转让，最重要的参考指标都是净资产。但这一指标并不能反映国有资产的真实价值。因此，资本市场的巨大变革，将非常有利于国企改革向纵深推进。

第二节

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30年的基本经验

纵观近三十年的国企改革历程，我们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但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体而言，国企改革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国企改革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改革是在不断的探索中向前推进的。改革的过程具有较强的“试错”特征，走了很多弯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这种情况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我们走的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在没有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的情况下，进行颇具市场经济特色的国企改革，没有可参照的对象，更没有成熟的经验，必然要面临许多意想不到的新问题。从放权让利到两权分离，从股份制试点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微观的制度创新到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国企改革就是在这样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取得了今天的成绩。即便在改革有所成就和经验积累之后，由于各方面认识的不统一，国企改革的推进依然无法做到一步到位。中央对于改革的推进也是一个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出招”的过程，并逐渐形成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综合推进的格局。

二、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央推动与地方实践上下结合的产物

改革是一个中央政策和实践互动发展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中央根据对现状的把握和对相关理论的吸收采纳，主动推出相应政策，其后，企业和地方的实践会检验政策的效果，从而导致下一个政策的推出；另一种方式是在实践中自发形成某种较为成功的改革模式的雏形，并对其产生了强烈的制度需求，进而引致相应中央政策的出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主要以政策推动为主，而国有中小型企业及个体经济、乡镇企业、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主要是由地方实践推动的。此外，在改革的初步探索阶段，以自下而上为主，中央的政策宽容其所具有的试探性，鼓励或默许地方的实践，通过实践成果来推进改革；而在改革进入制度创新阶段之后，随着经验的积累与理论探讨的深入，国企改革的推动模式转变为以自上而下为主。

三、国企改革符合客观规律：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作用，是建设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国企改革在资金、人力和时间上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也取得了改革的战略从无到有、目标从模糊到明确、对象从外围到核心的巨大成就。改革的发展逻辑内在吻合制度变迁的自我循环特点，即国企改革的每一项政策的推出都是针对当时的现实环境而设计的，并且每一步改革都依赖于上一步改革的实践效果和新的环境，其过程更像是一个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过程。在这种上下结合的推动模式背后，国企改革的每一步都体现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放权让利、拨改贷、两权分离、承包制、股份制和公司改革、债转股、设立国资委、股权分置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的推出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国企的生产力，而对束缚这种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进行变革，以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使企业趋于良性发展的国企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第三节

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0年的国企改革历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一、缺乏有效的考核机制，企业家人才缺乏，技术人才流失

虽然从1992年起，我们确立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95%的商品物资已经放开由市场调节。但是，国有企业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深。许多企业的中上层领导，习惯于按计划、按规章和按上级指示办事，不习惯于市场调节；重生产管理，轻市场营销；重固定资产投资，舍不得在广告、品牌、商标等方面投资；重增加了多少资产和产值，轻资产负债率、产品成本效益；重生产工艺，轻法律、经济、财务、公共关系；重自己的生产管理经验，轻项目可行性研究、经济咨询等业务和知识；重短期利益，轻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重借钱要钱，轻还钱挣钱。企业的领导和中下层干部，按照规模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实际是政府官员在企业中的一种延伸。有许多企业领导从心底里重官而轻商。因此，真正善于开拓市场、精心算计成本、讲究效益的企业家较少。一个大多数企业近乎由行政人员领导的地区与一个有较多企业家领导企业的地区是无法在投资、成本、营销方面进行有效的竞争，更无法与国外企业抗衡。

据笔者的调查，技术人才在国有企业中难以发挥作用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多年来，一些国有企业的技术人才向乡镇、“三资”、民营企业流动，有的技术人才虽然名义上在国有企业中，但只担任“星期日”工程师，他们将自己的知识和掌握的技术扩散给这些非国有企业，提高了其产品的质量，反过来与国有企业进行竞争；有的兼职技术人才在非国有企业工作充满精力，而在国有企业工作则没有积极性。二是国有企业原有的技术人才年龄老化，知识结构更新困难，新毕业的大学生不愿意到国有工业企业工作，有的只是将国有企业当作获取实际工作经验和经历的一个阶段，之后再到其他工资和待遇较高的企业去应聘。三是由于科研和技术开发经费不足，工作条件差，领导不重视技术和产品更新，工资和其他待遇较低，一些技术人才不能在国有企业中为提高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和产品的更新换代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二、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较差

一个企业，只有将生产的产品销售出去，在全国市场上占有它应占有的份额，才能生存和发展。如果产品不能理想地在国内外市场上竞争和销售，资产再多、工业基础再雄厚、技术人才再多，也不能说明这个企业有多么优秀，实际上，这反而使一部分资源被闲置和浪费。近年来，国有企业工业品在全国的市场份额持续下降。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日益下降，非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日益上升，特别是国外进口产品在国内市场上销售的竞争力日益增强。许多国有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时，其产品在国内还有一定的知名度，还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到了90年代，因广告投资不力，技术水平不高，产品没有更新换代，人员过多、社会负担过重、成本过高，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最后被市场淘汰出局。

这说明，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中的行为体，其体制和行为还没有与市场经济对接，其计划经济下的体制和行为还远不适应市场经济对它们的调节。

三、国有企业缺乏规模经济

现代经济中，规模经济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从我国的国有企业实际情况来看，企业规模应该大的不大，应该小的不小，难以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规模经济企业。据有关方面分析，1995年我国500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资产、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还不及美国500家大企业的前3家。我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企业徐州工程集团机械的总资产和销售额只相当于美国同行业企业卡特彼勒（Caterpillar）的1.97%和1.39%，仅是日本同行小松制作所的2.22%和2.15%。我国最大重型设备制造企业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的总资产和销售额仅是德国同行曼内斯曼（Mannesmann）的1.79%和0.45%，相当于日本石川岛播磨的2.27%和0.89%。我国为数众多的轿车制造厂，迄今还没有一家达到当代技术所要求的最小经济规模。由于企业规模和实力与国外企业存在巨大的差距，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生产成本高，经济效益低的问题，在对外开放和外资进入的情况下，我国许多企业难以应付，面临生存危机。

四、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

从国有企业改革的情况来看，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到一定阶段，相应的政治体制不进行改革，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也深入不下去。从影响企业效率的角度看，与企业有关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主要表现在以下这样几个方面。（1）行政和事业的规模相对于经济基础而过大。改革开放以来，在党政社会团体和各种事业单位就业的人员增长最快。国家在吃“皇粮”方面的财政开支越来越大，而能用于企业资本金注入的财力相对越来少。同时对企业摊派和各种变相的收费屡禁不止。（2）管理部门太多太细，条块分割严重。任何一级政府任何一个部门都可以是全民所有的代表，都有所有者的一部分权力，都可以行使管理企业的权力，获得有关的利益，但是都不对企业的风险、微利和亏损负责；各个部门都想扩大自己对企业的管理和制约权利，这些部门之间相互争权、相互矛盾，相互制约，相互消耗，出台了许多相互矛盾和前后矛盾的政策和规定，企业按照这些相互矛盾的政策和规定无法从事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到各部门办事的成本太高、效率太低、时间太长。（3）国有企业的需要扮演非经营性组织角色。党政社团各个部门都要求企业设立委办处科室，太小的企业也要设专管人员，实际上将企业办成了一级党政社团的基层组织，是一级政府，而不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企业要花费很大人力、财力、精力去应付开会、应付检查、评奖以及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有的企业没有现代企业应当有的市场营销、广告策划、技术开发、售后服务等等这样的部门。

第四节

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趋势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一、调整国有经济战略布局

调整国有经济战略布局是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贯彻的方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的，不同地方、不同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中共十七大再次强调，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是要把有限的国有资本集中起来，投入到真正需要国有经济进入和加强的领域和行业中，与此同时，国有经济的管理方式也要从国家管理国有企业转变到经营国有资本。大量的竞争性领域由非国有经济来投资、经营和发展。目前，尽管竞争性行业的民营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从传统计划经济承接下来的国有经济面面俱到的配置格局 9 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应该退出的没有退出，应重点发展的也没有得到重点支持。

从我国就业、再就业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国情看，从财政给国有经济注资的能力和国家借老百姓的钱维持规模很大的国有经济的危害和后果看，遵照中共十七大的精神，国有经济要进行战略性的调整：从所有制结构上，要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收缩国有经济的战线，提高国有经济的质量；从国有经济的形式上看，可以从单一的国有资产形式，发展国有控股的经济形式发展，解决企业的资本金来源问题，使资本和风险社会化。

二、深化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

中共十七大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明晰产权，而明晰产权的主要方式是推进股份制改革。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公有财产权，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这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要依法保护各类产权，健全产权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推动产权有序流转，保障所有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

股份制及其股份合作制企业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它并不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同而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需要股份制企业的主要原因是：自然人力和人力资本属于个人所有，由此而产生的收入属于个人所有，收入中的储蓄属于个人所有，而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储蓄全部进入银行也会形成一系列问题，因此需要其中的一部分进入企业的资本金部分，这就要求资本社会化，即发展股份制及股份合作制企业。

三、健全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国企改革必须坚持的方向。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规范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的权责，完善企业领导人员的聘任制度。股东会决定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董事会选择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者行使用人权，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机制。中央和地方党委要加强和改进对国有重要骨干企业领导班子的管理。要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探索现代企业制度下职工民主管理的有效途径，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继续推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深化劳动用工、人事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四、优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与制度

中共十六大提出，要建立中央和地方分别履行国有资产管理职责和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统一的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再次提到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从理论上讲，国有企业的最终产权主体是明确的，即全体人民；但实际上又是模糊的，人人都是所有者，人人都不为其所有物负责，形成事实上的国有产权主体虚置，缺乏人格化的国有产权主体。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是国务院和各级政府，政府再委托相关职能部门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当企业盈利状况好的时候，有关政府部门都想争功求利，并纷纷干预企业经营活动；当企业效益不好时，这些部门又都不对这种状况负责；经常的情况是有了好处都想抓一把，出了问题则相互推诿。国有资产产权不清的现实表现是政企不分，其结果是多头管理，多头管理就必然是责任不清。在所有者缺位、管理者多头的情况下，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和风险，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未能落到实处，几乎没有人会因为造成有资产投资的损失受到处罚，承担风险更是难以到位，“打板子”找不到“屁股”。这是导致投资决策的随意性和对国有资产管理漫不经心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我国国有资产投资和营运整体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未来发展来看，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逐渐减少，但目前国有经济还占有社 10 会资源的70%左右。由于资本市场容量、国外战略性投资者积极性、上市国有控股企业一股独大、股民投资积极性不高等原因，我们不可能将国有经济在短期内实现转轨，这个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体制转轨时期可能是15到20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必须有一种制度安排，使转轨中的国有经济尽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是推出建立出资人制度改革的缘由。因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出资人制度，是一种次优和阶段性的制度安排。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资本社会化改革是大方向，不能用出资人制度代替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资本社会化改革。

五、完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领导方式

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方式，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既要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又要改进和完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方式，使其适应市场竞争规则、适应法律要求、降低体制成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加强党对整个国有经济的领导。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要考虑成本、竞争和合法原则。

（1）合法性原则。《公司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运作的根本大法，党对公司制企业的领导也必须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因此，党对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领导方式要合乎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和公司法。

（2）竞争力原则。不断地提高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能力，努力谋取利润并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是企业最大的“政治”，应该以“追求较高的效率”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