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资格的确认小论文

股东资格的确认小论文（通用9篇）

股东资格的确认小论文篇1

股东资格的确认是一个日久而长新的话题。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股权结构混乱而相应的法律规制又不够完善的国度，股东资格的确认在实务中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难题。在股权确认纠纷、股权转让纠纷、公司第三人诉讼中都会牵涉到股东资格的确认。

而在股东资格的确认问题中，主要就是证据的效力问题。结合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我们可以概括出股东资格确认中的主要证据：实际出资、公司章程的记载、设立登记、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实际享有股东权利。

实际出资：

公司的资本是由股东的实际出资所构成的，实际出资对于公司的成立与存续关系甚大。但实际出资是否是取得股东资格的充分条件呢？非也，韩国公司法学者李哲松有云：“股东与其说是因出资而成为社员，还不如说因取得资本构成单位而成为社员。股份的取得是成为股东的前提，对此不得有例外。因取得股份而成为股东与因出资而成为股东显然不同，出资只是取得股份的一种方式。”该种说法给笔者很强的启发，是否可以认为股份的取得是取得股东资格的充分必要条件。若是，股东资格确认中的问题即可引入到股权取得中来。言归正传，由此可见，股东资格的确认归根结底是确认股权取得的问题，而实际出资仅是股权取得的方式之一，实际出资作为证据的效力仅覆盖于股权的原始取得。

举一反例也可说明问题，我国《公司法》第26条规定：······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根据这一规定，假定10个股东设立一个注册资本为15万元的有限责任公司，实行分期缴纳，股东们共同约定首次出资额3万元由其中一个股东缴纳，那么，该公司成立时，其余9个股东虽未出资，但仍然可以合法地取得股东资格。可见，实际出资对于证明取得股东资格必须通过股权的取得连接，实际出资既非取得股东资格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

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是指公司必备的规定公司组织与活动基本规则的书面文件，是以书面形式固定下来的全体股东共同一致的意思表示。我国《公司法》第11条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

对于公司章程与股东资格取得的关系，在英国，公司章程的签署人被视为已同意成为公司的股东，在公司章程注册后立即成为股东，并不一定要把姓名记入股东名册。可以说，英国公司法，认为章程记载是确定发起人股东资格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确定非发起人股东资格的充分条件。通过对公司章程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公司章程兼具对内对外两重效力。首先，公司章程记载的股东签署公司章程的行为可以看作是行为人要求成为股东的意思表示，而列明股东签署的行为和公司提交章程登记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其他股东对于该股东的认可。在对内确定股东权利义务方面，公司章程具有当然之效力。其次，公司章程经过工商登记，得以为公司交易相对人所知，对外具有公示效力。

司法实践中，对于公司章程对股东资格的认定也持肯定态度。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第十四条规定，已为公司章程记载为公司股东的，可以确认其对公司享有股权。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身份发生争议，应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的记载作出认定。”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公司章程作为证据的地位实则十分尴尬。在对外效力上，由于工商登记部门对公司章程仅进行形式审查，公司章程的效力必然弱于经过工商登记部门选择性实质审查的工商登记。而在对内效力上，那些实际出资但是未经公司办理修改章程的“股东”，可以通过举证被依法确认为股东，公司章程实际上被推翻了。一言以蔽之，已为公司章程记载为股东可作为请求确认股东资格的主要证据，但未被实际记载并不导致股东资格被否认，而只要有证据证明应当被公司章程所记载即可。

设立登记：

我国的公司工商注册登记是商业登记的一种，是指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向工商行政部门提出的旨在设立、变更或终止公司主体资格的申请，并被工商行政部门核准予以注册登记的一系列法律行为的总称。理论界对于设立登记的性质已趋于一致，即认为设立登记对于公司而言是设权性登记，而对股东资格而言仅是证权性登记。设立登记在解决外部纠纷方面具有最强的证明力。笔者以为，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确定力，在对外纠纷中，只要涉及到股东资格的确认就以设立登记为准。这是出于对交易安全和经济秩序维护的考虑。

出资证明书：

我国《公司法》第32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且应在出资证明书上盖章。依《公司法》第74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股权转让后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笔者以为，通过法条的规定，即可看出出资证明书这一概念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出资是行为人原始取得股权的一种方式，而出资证明书不仅可以签发给原始取得股权人也可以签发给继受取得股权人。其按照覆盖范围而言应该广于前面提到的实际出资。

有学者认为，出资证明书只是一种物权性凭证，其功能主要是证明股东已向公司真实出资，本身并无设权性效力。只要股东持有出资证明书就应当认定其已合法出资，但不能仅以出资证明书即认定持有人具有股东资格。持有出资证明书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没有持有出资证明书的也可能被认定为股东。因此，出资证明书在认定股东资格中也无决定性的效力。

本人以为，向公司实际出资以及依法继受和出资证明书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又关键的。之前已经证明实际出资和原始股东之间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举的例子就是分期交付出资。而出资证明书能否与原始股东之间建立一一对应关系呢？对于出资证明书的证明效力是否应该区分原始股东与继受股东，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股东名册：

股东名册是有限责任公司依据公司法的规定必须置备的用以记载股东及其所持股份数量、种类等事宜的簿册。《公司法》第33条第2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

各国法律普遍认为，股东名册具有当然确认股东资格的法律效力。如英国1985 年《公司法》第 22 条第2 款规定: “ 所有同意成为公司成员, 而其姓名已记入成员登记册的其他人士,均成为公司的成员。”我国《公司法》第33条第2款规定，“ 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

张行使股东权利”，这一规定赋予了股东名册在股东资格确认中的优先效力，即在公司股东名册中有记载的股东，可以凭此向公司主张股东权利，无需其他证据的支持。对于公司的其他股东来说，如果没有其他明显、充分的证据足以推翻股东名册的记载情况的，也应当认可记载股东的公司股东资格。

如果公司依法置备股东名册，则依据《公司法》第33条第2款的规定，股东名册对内可以作为无需举证地用以确认股东资格的证据，但如有相反证据，也可以通过公司章程、工商登记来推翻其证明力。但是基于我国目前对公司股东名册监管不到位，股东名册置备系公司单方行为，其真实性无法保证，公司违反如实记载义务的成本偏低，所以，如果股东名册没有记载也不必然就没有股东资格，公司不能以股东名册未记载为由而对抗真正的权利人主张股东资格。

实际享有股东权利：

一般认为，实际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是股东资格取得后的结果，而不是用以确认股东资格有无的依据。但已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当事人，往往其与公司有关的各种经济关系已趋于固定，一旦否定其股东资格，必将影响交易安全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所以，从维护稳定性角度出发，对于已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当事人，除非涉及到违反强行法的规定，原则上应尽量有条件地确认其拥有股东资格。

笔者以为，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对于股东资格没有任何证明力。

各项证据的效力笔者已经分析完毕，但是各项证据之间效力位阶如何，又该如何运用呢？通过学习，笔者发现，我国关于股东资格确认中证据的效力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是公司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相对论；二是三层次论，即源泉证据、效力证据和对抗证据相对论。此外还有绝对论（即认为无需判断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具体情形，认定某一个文件或某一组文件具有绝对优先证明效力即可解决所有问题）、一般情况与特殊情况相对论（与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相对论同属于相对论，与绝对论相对立）。但笔者以为绝对论忽视具体情形，对证据效力采取“一刀切”有失偏颇，而一般情况与特殊情况相对论与公司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相对论实质上异曲同工，所以在此并不讨论。

公司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相对论的主要观点是：实际出资、出资证明书、实际享有股东权利为实质证据；设立登记、公司章程记载、股东名册为形式证据。处理对内关系时，适用实质证据；处理外部关系时，适用形式证据。实质证据中出资证明书证明力最高；形式证据中设立登记证明力最高，章程次之，股东名册最后。该种分法笔者以为虽然考虑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还是存在不足：

一，对形式证据与实质证据的区分标准并不明确。不能仅依能否为公司外部人所知而作此分类。根据各国立法例来看，股东名册在对内确认股东资格中均有优先的效力，而将股东名册列为形式证据，显然忽视了其在对内确认股东资格案件中的证明力。

二、实质证据存有漏洞，按照公司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相对论的说法，实质证据中有：实际出资、出资证明书、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前面已经提到，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对于股东资格没有任何证明力，而实际出资仅对原始股东有证明力，实质证据所有的效力全部落在出资证明书上，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刘俊海教授所提出的三层次论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他通过整合而将六种证据分成了三层，即：

一、源泉证据，源泉证据也称基础证据，是指证明股东取得股权的基础关系的法律文件。它包括

1、股东原始取得股权的出资证明书；

2、股东继受取得股权的证据，包括股权转让合同、赠与合同、遗嘱、夫妻财产分割协议、共有财产分割协议。

二、效力证据，对上市公司而言，是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股权登记资料；对非上市公司而言，是公司置备的股东名册。

三、对抗证据，对抗证据主要是指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在案的章程等登记文件。

三层次说主张，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前提下，尊重源泉证据的效力。笔者以为，这种分法是对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相对论的修正。在外部关系上，刘俊海教授主张设立登记的绝对证明力。而在内部关系上，刘教授将实际出资和出资证明书相整合，并融入了继受取得股权中的相关证据，而形成了源泉证据的概念。同时主张股东名册对于内部股东资格的优先推定效力。除非有相反的源泉证据推翻，否则股东名册在股东资格认定的过程中有优先证明力。可见刘教授把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和公司章程的签署从六大证据中剔除，对证据群进行了简化。

股东资格的确认小论文篇2

隐名出资在我国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定义, 有学者认为隐名投资为:“一方投资人实际认缴、认购出资, 但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或其他工商登记材料记载的投资人却显示为他人的法律现象。”[1]由此来看, 区分显名或隐名的标准在于是否记载于相关材料之上。

一个类似的概念是隐名股东, 这同样是个模糊的概念, 有学者认为隐名股东“是指实际出资人或者认购股份的人以他人名义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认购股份。”[2]同时指出“这里所谓的匿名或者显名是指其姓名或者名称是否在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名册中予以记载。”[3]从形式上来看, 两者的差别不大, 只是在判断是否为隐名时采取的标准略有不同。从概念内容上来看, 两者实际上多有混用。问题的重点是隐名的界定, 以及相关的隐名股东 (或者隐名出资人, 下文不进行区分) 在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时, 是否支持以及如何支持的问题。

隐名股东的判断标准是未记载于股东名册还是工商登记?从司法判例来看, 大部分的判决没有涉及, 而涉及到的又大多寥寥数笔、语焉不详, 而且意见不同———有的判决认为隐名股东不出现于内部文件, 有的判决似乎认为可以且需要出现于内部文件。股东姓名要在工商登记机关和股东名册上进行登记。因此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出资人在两者都有登记、在两者都未登记、在股东名册上有记载但是在登记机关未登记、以及在登记机关有登记但是未在股东名册上记载的情况。第一种情况出资人就是完全的股东;第二种情况是完全的隐名出资人, 也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可能是后两种情况, 如果股东名册有记载, 则股东可以依据股东名册行使权利, 但是未在登记机关登记, 不为外部的第三人所知, 仍可认为其是隐名。第四种情况讨论意义不大, 类似股权转让后但还未登记的情形。如果没有特别说明, 则本文讨论的情况限于股东在股东名册和工商机关都未登记的情况, 也就是完全隐名的情况。

另外, 本文所涉及的案例都是有限责任公司 (封闭性公司) 。由于封闭公司和上市公司不同的特点, 讨论起来也会有所不同。本文讨论的对象限定为有限责任公司。实践中, 从案由上看, 涉及隐名股东的纠纷原因多种多样, 如股权确认、股权转让纠纷、借贷纠纷、代为诉讼、和清算有关纠纷等, 所有这些都落实于一点, 即隐名股东是否具有股东资格, 以及如果具有股东资格, 应该符合什么要件的问题。

二、理论观点概述

在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问题上, 有多种学说。形式说认为应当以名义股东为公司股东, 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之间只有债权债务关系。实质说认为隐名股东在没有约定时, 具有股东地位, 隐名股东可以依据协议等证据证明自己的股东身份, 从而要求法院对自己的股东身份做出实质认定, 推翻法律形式上的认定, 变更股东名册, 行使股东权利。[4]综合标准说认为应当坚持外观主义, 但是如果公司明知并且认可隐名股东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的, 可以认定其为股东。双重标准说实际上是区分内外部关系来分别认定的。

比较法上并没有太多的资料, 这个问题更多的被外国学者视为理所当然, 英美法上认为股东名册的记载有推定效力, 显名股东有股东资格, 行使股东权利, 其与隐名股东的关系依据信托法处理。[5]大陆法的规范也比较少见, 在日本商法典和韩国商法典有涉及。日本学界的观点区分内外部关系, 内部关系认为是隐名代理。

三、实务观点概述

《公司法》第33条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 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 不得对抗第三人。这条为隐名股东的存在留下了空间。但这是解释论的观点, 很难运用到实务中, 也难以对其加以类型化。实践中, 地方有些高院出台了内部的指导意见, 可以作为实务的一个切入点。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四条规定:“公司内部关系中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诉讼, 当事人请求确认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不具有股东资格、判令公司办理变更股权工商登记的, 法院应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股东应当具备的各项条件对相关主体是否具有股东资格进行判断, 并作出实体认定和判决。”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对隐名股东股东资格的认定规定得比较详细。该意见区分了内外部关系。同时又进一步区分了内部关系:在股东之间发生争议时, 以工商登记为标准确定, 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股东和公司之间发生争议时, 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的记载作出认定, 例外情况是实际出资并且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从以上高院的意见来看, 都认可了隐名股东可以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确定股东资格。除了高院的指导意见, 还可以从法院判决中推断出与高院意见一致的态度。

四、可能的重构

关于是否认可隐名股东的资格, 理论通说和实务界达成了一致认可的态度。从国内的学说、判例和有限的比较法资料来看, 应当承认隐名出资中内外部关系的区分。外部关系比较简单, 为了维护交易安全, 遵循商法中的外观主义和公示主义原则, 维护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 在涉及第三人时, 以工商登记的材料为准。在内部关系上, 首先, 这里讨论的是合法的隐名出资, 为规避法律而进行的隐名出资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其次, 笼统地讨论内部关系失之精确, 需要进行类型化进一步分析。笔者选取的分类标准是隐名股东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或者更精确地表达为公司 (或股东) 是否知情。

在隐名股东不行使股东权利, 显名股东行使权利的情况下———以及公司尚不知情的时候, 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之间常常存在一个委托协议或者其他内部协议。理论上的各个学说其实也都承认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之间的合同关系, 只是对该合同关系的处理采取了不同的态度。[6]这时候似乎可以认为是间接代理, 参考《合同法》第402、403条来构建内部关系。在隐名出资的语境下, 合同法第402条可以解读为显名股东行使权利时, 如果公司、其他股东知道这种委托关系的存在, 那么可以直接认定隐名股东为股东;如果公司、其他股东并不知道这种委托关系, 隐名出资人就不太可能确权成功。由此, 隐名股东确权的要件是实际出资和其他股东知情。在隐名出资的情况下, 合同法第403条的第三人是仅指外部关系中的第三人, 还是包括公司、其他股东是需要解释的。可能的解释途径是, 在公司、其他股东不知情时, 将其也作为第三人比较恰当。但这里至少应该包含外部关系中的第三人, 而这似乎与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的意见不同。上海高院认为在债权人如果只对名义股东主张权利, 则由名义股东赔偿, 再向隐名出资人追偿, 但是如果债权人将两者列为共同被告, 则隐名和显名者承担连带责任。这条规定似乎并没有坚实的请求权基础。当然, 如果隐名股东确权不成功, 他和显名股东之间的关系依照内部关系处理, 此时隐名出资人只对显名股东享有债权, 这也是隐名出资人应当承担的风险。

隐名股东自己行使权利, 显名股东仅是单纯挂名时———即公司 (股东) 当时知情时是另一种情况。这时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之间可能存在一个协议, 也可能是隐名股东是冒名 (显名人并不知情) , 甚至伪造一个姓名作为显名股东。后者的情况比较简单, 直接确定隐名出资人是股东即可, 各省高院意见也如此规定。但若隐名股东只是借用显名股东的名义, 显名股东也知情, 而且隐名股东自己行使股东权利应该如何处理?

最简单的回答是他们之间的协议是无名合同。但是这样的回答太不负责, 而且无名合同在解释上应当参照契约目的、诚信原则、交易惯例和最相近的有名合同来解释。[7]特别是要寻找最相近的有名合同, 这依旧要判断合同的性质。如果只是单纯地依据诚信原则等来解释, 会给法官过大的裁量权, 不免拟制、虚构当事人的意思, 甚至违反当事人的意思, 并不妥当。而且, 法律规划设计的义务合同已经包括了如此之多的事项, 所以对全新的行为类型的“发明”是很罕见的。[8]

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之间的关系不是代理关系, 原因是代理关系中, 是代理人为行为, 后果归属于本人。但是在这种分类下是隐名股东自己行使股东权利。类似的原因, 这种行为似乎也不是信托, 至少不够典型。按照信托法的理论, 信托一旦成立, 委托人除非明订保留变更终止或者撤销之权利, 即不再对信托事务之执行有任何干预权利。[9]委托人不得设立虚假信托, 自己完全保留随意处分信托财产的一切权利, 使受托人图具虚名或者成为委托人的木偶。[10]因此用信托来构建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也不现实。

换个角度看, 也许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之间协议的性质并不像上一个分类那么重要。在隐名股东亲自行使权利的情况下, 或者可以认为隐名股东在实质上符合股东要件 (当然这需要证明) , 唯独缺少工商登记而已。这种情况实际和股权转让后没有 (或暂时没有) 进行登记的股东类似, 只是不能对抗第三人。这时隐名股东要确权只要证明出资和实际行使权利即可, 可以推定这时候其他股东是知情的。从分配正义来看, 创设财产权的理由在于定纷止争, 创造激励。[11]认为隐名出资人自己是股东也符合创设财产权的理由。

一个问题是, 在股权转让中, 受让股东可以依据股东名册来行使权利, 即使未经登记。如果隐名股东在股东名册上有记载自然可以适用。如果隐名股东在股东名册上也是隐名, 其主张确权可能会有难度, 这时候似乎可以通过证明其他股东知情来解决。毕竟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 股东之间的协议在特定条件下具有比较高的效力, 至少也可以获得名册变更的权利。毕竟, 组织关系的基础是股东之间的协议。

在内部关系上, 隐名股东自己行使权利, 也自己承担责任。在外部关系上, 第三人如果知情应该向隐名股东主张权利, 如果不知情应该向显名股东主张权利, 这样, 山东高院关于“债权人有权要求实际出资人和名义出资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可能并没有坚强的基础。

隐名股东股东资格的认定篇3

隐名股东的内涵

探讨隐名股东的问题，首先要对隐名股东的定义做清晰的界定。在我国立法上尚未对隐名股东作出明确的定义，但国内学者、司法工作者基于各自认识的不同，进行了多种界定。我国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定义为:出资人为了规避法律或出于其他原因，借用他人名义设立公司或以他人名义出资，一般被称为隐名股东。与之相对应记载于工商登记材料上的股东则为显名股东。第二种定义为:隐名股东是指依据书面或口头协议委托他人代其持有股权者。第三种定义为:隐名股东是指虽然实际出资认购公司股份，但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却记载为他人的投资者。’第四种定义为:隐名股东是指不具备股东的形式特征但对公司实际出资并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出资人。第五种定义为:

隐名股东，又称为匿名股东，是指实际出资人或者认购股份的人以他人名义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认购股份。与此相对应的概念是显名股东，或者称为名义股东。这里所谓的“匿名”或者“显名”是指其姓名或者名称是否在公司章程或者股东名册中予以记载。’上述观点从不同角度展示了隐名股东的本质——名实不符。但是，上述传统的隐名股东定义过于宽泛而失去了概念的唯一性，因为所有的隐名投资行为都有名实不符这一特征，而隐名股东只是隐名投资行为中的一种。借鉴各家之言，笔者认为界定隐名股东，必须既体现隐名股东与其他隐名投资者的共性，又体现隐名股东的个性。因此，所为隐名股东，是以全面享有股东权利为目的借用他人名义投资于公司的投资者。

隐名股东股东资格认定标准的现行规范

隐名股东是否具有股东的资格，其判断标准是什么?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都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目前，我国关于隐名股东资格认定主要存在着“实质标准”和“形式标准”两种不同的判断机制。实质说认为，无论出资行为的名义是谁，事实上作出出资行为者应成为权利、义务的主体，即将实际出资人视为公司股东。形式标准即以显名股东为法律股东并否认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

面对这种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奚晓明副院长在2007年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审理公司案件时应当正确适用外观主义原则，注意维持公司内部各民事主体之间约定的效力。公司法律关系具有很强的涉他性，公司机关的内部决策、内部各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往往涉及公司外部当事人的利益。在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过程中，要注意贯彻外观主义原则，在维护公司内部当事人约定的效力的同时，优先保护外部善意当事人的权利。在审理涉及到股东资格认定以及与外部第三人之间关系方面的有关纠纷案件时，要准确可以依据股东名册的记载相关公司主张权利，公司亦可依据股东名册的记载识别股东，并仅向记载于股东名册的人履行諸如通知召开股东会、分配利润等义务。实际出资人与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之间有关‘名实出资’的约定，仅在定约人之间产生效力，一般不能对抗公司。”

此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11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等也作出了相关规定。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为了进一步明确解决这一问题，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该规定第25条明确了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采纳了股东身份判断的实质标准，以实际出资为基础确认隐名股东的存在和地位。

隐名股东身份认定应当采纳合同认定标准

据此，认定隐名股东的关键在于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订立的合同，隐名股东作为实际出资人依据该合同负有出资义务，并且取得投资权益。笔者认为从合同入手解决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认定问题，将其归为委托合同一类，利用《合同法》第402条、403条解决更为有效。这一委托合同是确定两种出资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最核心证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委托合同并没有特别的要求，只要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所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即可认定其为民事主体之间意思自治的安排，法律没有予以特殊干预。

首先，委托合同中存在委托人自动介入规则。《合同法》第402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就隐名股东而言，如果公司其他股东知晓并不反对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之间的代持股协议存在的，显名股东和公司其他股东签署出资协议、公司章程等文件应当直接约束隐名股东和公司其他股东，应当确认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如果公司其他股东并不知晓协议的存在以及知晓后表示不同意该协议的，应当否定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而以显名股东为公司股东，至于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通过该协议来解决。

其次，委托合同中存在委托人行使介入权和第三人行使选择权规则。《合同法》第 403 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显名股东与公司其他股东签署的出资协议、公司章程等文件不仅约束显名股东与公司其他股东，还约束成立后的公司。除公司任何一名股东明知隐名股东存在而不同意签署出资协议等文件外，

如果因公司其他股东或公司不履行相关义务，导致显名股东无法对隐名股东履行相关义务的，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应当得到确认。如果因隐名股东不履行相关义务，导致显名股东无法对公司其他股东和公司履行义务的，显名股东应当向公司其他股东和公司披露隐名股东，公司其他股东和公司可以选择显名股东或者隐名股东主张权利，选择前者则否定了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选择后者则肯定了隐名股东的股东身份。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股东资格的确认小论文篇4

人大法学院刘教授论述股权纠纷中如何

确认股东资格

近年来，争夺股权的现象较为普遍，在盈利能力较强的公司尤其是有限责任公司尤甚。股东身份长期真假不分，必然阻碍公司正常经营，增加股东行权成本，挫伤投资热情。

裁判机构面对林林总总的证据，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应当将证明股东资格的证据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源泉证据、效力证据与对抗证据。

依《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包括八类。认定股东资格的证据并非仅限于书证，更非简单地局限于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与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资料。

股权保护水平是检验一国公司法治是否成熟、公正的试金石。而保护股权的首要前提是确认股东资格，明辨谁是公司股东。

股东资格认定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窝里斗陋习以及“共苦容易同甘难”的社会现象的存在，我国近年来争股夺权的现象较为普遍，在盈利能力较强的公司尤其是有限责任公司尤甚。股东身份长期真假不分、扑朔迷离，必然阻碍公司正常经营，增加股东行权成本，挫伤投资热情。因此，如何认定股东资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目前，主张股东资格的证据五花八门，既有实际出资证明，也有股权转让合同、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和工商登记等。

裁判机构面对林林总总的证据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应当将证明股东资格的证据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源泉证据、效力证据与对抗证据。依《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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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后，尽快请求公司将自己的姓名或名称载入公司的股东名册，并请求公司及时前往公司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实现源泉证据、推定证据与对抗证据的三位一体。

隐名股东受到法律保护

股东资格的确认小论文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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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法官

就相关法律问题，记者采访了一审时审理此案的法官。

法官告诉记者，在公司运行实践中，常常出现公司章程中记载的股东未经公司法规定的程序、应登记的股东未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公司文件中记载等引发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由于公司法未明确规定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在审判实务中，该类纠纷案件的审理难度较大。

法官说，依据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等证据对股东资格确认的不同作用，审判实践对股东资格确认通常采取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兼顾的原则。公司章程是经股东签署并提交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法律文件，对内具有对抗股东之间其他约定的效力，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对确认股东资格具有决定性意义。股东名册主要是解决公司与股东之间关系的法律文件，对认定股东资格具有推定力。工商部门对公司股东的登记只是证权性登记，无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只具有对善意第三人公示股东资格的证权功能，在确认公司股东资格时具有相对优先的效力。出资证明只是确认股东资格的初步证明，实际享有股东权利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条件。在审理公司债权人要求公司股东承担有限责任以外的其他责任而涉及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时，主要依据证明并公示股东权的条件，审查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等文件记载内容。在上述证明材料出现内容不一致时，法院优先采信公示效力较强的工商登记资料、公司章程。在审理涉及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主要依据股东

权的法律性质，实质审查当事人的出资意思表示。

法官告诉记者，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法院对何某的股东资格认定进行了实质性的审查判断。何某虽主张其在药业公司成立前即向公司投入资金，但其与公司发起人并无出资协议约定。公司的注册资本已由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出资认缴，何某也不能证明其投入的资金是计入公司的注册资本，或隐名于公司某显名股东名下。何某与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之间，未发生股份转让。公司成立后，未决议增资扩股。药业公司的公司章程中记载的股东并无何某姓名，药业公司与何某签订的股权协议书、内部发行的股权证不符合公司法关于公司股东资格的取得程序，何某实际享受股权收益不是认定股东资格取得的条件。因此，法院未确认何某的公司股东身份。

庭审中，何某一方提出，药业公司与其签订了《股权协议书》，发行了股权证。在何某投入资金后，公司也给予其股东收益，应确认何某的投资，何某具有药业公司股东资格。

关于公司股东资格的要求篇6

一、自然人

（一）党政机关

1、公务员（禁止）

公务员范围：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国共产党机关的工作人员、人大机关的工作人员、政协机关的工作人员、法院和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民主党派机关的工作人员。

2、党政机关的干部和职工（禁止）

国家机关法人的干部和职工，除中央书记处、国务院特殊批准的以外，一律不准经商、办企业。

3、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配偶、子女（有条件禁止）

区、县党政机关局级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准在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投资兴办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企业。

4、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退（离）休干部（禁止）

禁止县级以上党和国家机关退的（离）休干部，不得兴办商业性企业。因此不得在商业性企业入股。

5、国有企业领导人（有条件禁止）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中层以上）不得有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以及损害本企业利益的下列行为：（1）个人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和有偿中介活动，或者在本企业的同类经营企业、关联企业和与本企业有业务关系的企业投资入股；

6、国企领导人配偶、子女（有条件禁止）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配偶、子女及其他特定关系人，在本企业的关联企业、与本企业有业务关系的企业投资入股。

7、现役军人（禁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第127条规定，军人不得经商，不得从事本职以外的其他职业和传销、有偿中介活动，不得参与以营利为目的的文艺演出、商业广告、企业形象代言和教学活动，不得利用工作时间和办公设备从事证券交易、购买彩票，不得擅自提供军人肖像用于制作商品。《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第3章第3节27条：参与经商或者偷税漏税，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过、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职(级)、降衔(级)、撤职、取消士官资格处分。

8、银行工作人员（有条件禁止）

目前没有统一的明文规定禁止银行工作人员投资其他企业，但各商业银行对其员工都有不同程度的限制性规定。目前银监会正在征求意见制定相关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职业行为指引（征求意见稿）》第十条，坚持以客户和所在银行(公司)利益为重。当发生利益冲突时，应申请回避，或向管理层、利益相关人充分披露利益冲突信息，以保障业务处理的公平合理。从业人员如果与客户有亲属关系，批准贷款时应回避；不得在其他公司兼职(本行或本公司委派的除外)或从事第二职业；不得在工作时间炒股票；不得在所在银行(公司)外参与经营性或营利性活动。

9、在职教师（部分允许）

普通教师可以，但中央直属高校党员领导干部不得经商办企业。

（二）其他情形

1、职工持股会（禁止）

2、国有企业职工（有条件禁止）

职工持股不得处于控股地位。职工入股原则限于持有本企业股权。国有企业集团公司及其各级子企业改制，经国资监管机构或集团公司批准，职工可投资参与本企业改制，确有必要的，也可持有上。一级改制企业股权，但不得直接或间接持有本企业所出资各级子企业、参股企业及本集团公司所出资其他企业股权。科研、设计、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人员确因特殊情况需要持有子企业股权的，须经同级国资监管机构批准，且不得作为该子企业的国有股东代表。

3、未成年人（允许）

4、家庭成员（有条件允许）

家庭成员共同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以各自拥有的财产作为注册资本，并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登记时需提交财产分割的书面证明或者协议。

二、法人

1、分公司（禁止）

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对公司制企业、集团所有制企业投资，但其所设立的分公司不能对外投资。

2、一人公司（有条件允许）

一人有限公司原则上可以成为公司的股东；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有限公司，而且该一人有限公司不能投资设立新的一人有限公司。

3、商业银行（有条件允许）

商业银行原则上不能成为非金融机构的股东，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如司法判决或抵押质押等不属于主动投资行为。

4、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允许，不建议）

拟上市鉴于股权的稳定性考虑，若出现被吊销营业执照的法人股东，还是建议转给他人。

5、非营利性非企业法人（有条件允许）

总体上来说，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等非企业法人都可以投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外商投资企业等。但是一般来说，国家政府性质的非盈利性的非企业法人不具备股权投资的主体资格。

6、基金公司（允许）

7、个人独资企业（允许）

个人独资企业可以作为有限公司的股东，并可设立分支机构。不得投资设立非公司企业法人。

8、外商投资企业（允许）

出资额已缴足、已经完成原审批项目、已经开始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作为发起人。

三、合伙企业

1、合伙企业（允许）

合伙企业可以作为有限公司的股东，并可以设立分支机构。

2、中介机构（禁止）

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不得设立公司。

四、国有资产

1、事业单位（禁止）

2、高校（禁止）

3、社会团体法人（允许）

新三板挂牌公司股东资格篇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不准在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的解释》、《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目前我国禁止或有条件禁止担任公司股东的有如下情况：

1、公务员（禁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53条第14款规定，“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

2、党政机关的干部和职工（禁止）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国家机关法人的干部和职工，除中央书记处、国务院特殊批准的以外，一律不准经商、办企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第二条规定，禁止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不准个人或者借他人名义经商、办企业。

3、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配偶、子女（有条件禁止）

根据中央纪委《关于“不准在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的解释》（中纪发[2000]4号）、《关于省、地两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配偶、子女个人经商办企业的具体规定（试行）》（中纪发[2001]2号）和各地市纪委《关于区、县党政机关局级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从业问题“两不准”的实施意见》，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不准在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投资兴办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企业。

4、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退（离）休干部（禁止）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退（离）休干部经商办企业问题的若干规定》规定县级以上党和国家机关退的（离）休干部，不得兴办商业性企业。

5、国有企业领导人（有条件禁止）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第5条规定，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不得有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以及损害本企业利益的下列行为：（1）个人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和有偿中介活动，或者在本企业的同类经营企业、关联企业和与本企业有业务关系的企业投资入股。

6、国企领导人配偶、子女（有条件禁止）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第6条规定，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应当正确行使经营管理权，防止可能侵害公共利益、企业利益行为的发生。不得有下列行为：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配偶、子女及其他特定关系人，在本企业的关联企业、与本企业有业务关系的企业投资入股。

7、现役军人（禁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第127条规定，军人不得经商，不得从事本职以外的其他职业和传销、有偿中介活动，不得参与以营利为目的的文艺演出、商业广告、企业形象代言和教学活动，不得利用工作时间和办公设备从事证券交易、购买彩票，不得擅自提供军人肖像用于制作商品。

8、银行工作人员（有条件禁止）

根据银监会发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职业操守指引（征求意见稿）》第十条，坚持以客户和所在银行（公司）利益为重。当发生利益冲突时，应申请回避，或向管理层、利益相关人充分披露利益冲突信息，以保障业务处理的公平合理。从业人员如果与客户有亲属关系，批准贷款时应回避；不得在其他公司兼职（本行或本公司委派的除外）或从事第二职业；不得在工作时间炒股票；不得在所在银行（公司）外参与经营性或营利性活动。

9、法人（1）分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对公司制企业、集团所有制企业投资，但其所设立的分公司不能对外投资。

（2）一人公司

一人有限公司原则上可以成为公司的股东；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限公司，而且该一人有限公司不能投资设立新的一人有限公司。

（3）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原则上不能成为非金融机构的股东，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如司法判决或抵押质押等不属于主动投资行为。

（4）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

拟上市/挂牌公司股东被吊销营业执照，但其法人资格并未就此消亡，营业执照的吊销只说明其丧失了经营资格，其法人资格依旧存在，因此不影响其对股份的持有。但因为营业执照被吊销，可能存在法人资格丧失的风险，由此导致股权的不确定性。因此拟上市/挂牌企业鉴于股权的稳定性考虑，不建议由被吊销营业执照的法人担任股东。

（5）中介机构

关于公司隐名股东资格认定的问题篇8

解释，有望予以明确）

其他 2009-11-15 19:13:14 阅读1120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现实生活中，有限责任公司隐名出资的现象较为常见。有规避法律对投资领域、投资主体、投资比例等方面限制者，有不愿意公开自身经济状况者，亦有为了便于有限责任公司经营管理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因隐名出资引发的股东身份认定纠纷也很多。而妥善解决该等纠纷的前提，就是准确界定隐名

股东。

一、隐名股东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对于隐名股东的本质，学者观点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隐名股东是指依据书面或口头协议委托他人代其持有股权者。也有学者认为，隐名出资人在实践中又称隐名股东，是指在公司中不具备股东资格的形式要件的出资人。还有学者认为，隐名股东是指虽然实际出资认购公司股份，但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却记载为他人的投资者。隐名股东主要为规避法律型。上述观点从不同角度展示了隐名股东的本质——名实不符。因此，笔者认为，隐名股东是指实际认缴公司资本但不具备股东身份形式要件的出资人。与之相对应，隐名股东必然伴生显名股东（又称挂名股东、名义股东、借名股东），即未认缴

公司资本却具备股东身份形式要件的人。

一般而言，隐名股东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1.隐名股东实际认缴公司资本，但其姓名或名称未记录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股

东登记中。

2.显名股东同意隐名股东使用自己的名称或姓名。这是隐名股东与冒名股东的区别。因为在冒名

投资中，实际出资人系盗用他人名义出资，并未取得冒名股东的同意。

3.隐名股东承担公司的盈亏风险。这是隐名投资与借贷的区别。如果一方实际出资，另一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但实际出资人不承担投资风险的，双方之间不应认定为隐名投资关系，可按债权债务关

系处理。

二、认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一般原则

从一般意义上说，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是在公司成立时向公司出资并对公司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由以下几个方面的主体构成：第一，凡是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并实际履行出资义务的发起人；第二，在公司存续期间依法继受取得股权的人；第三，公司增资时的新股东。对股东资格的认定，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我国《公司法》对股东的概念与认定的标准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一般来说，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可从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记载、出资证明、实际出资及工商登记机关的登

记等几方面进行把握：

1、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的记载。公司章程是公司设立的最基本条件和最重要的法律文件，是确立公司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法律文件，是公司实行内部管理和对外进行经济交往的基本法律依据，是公司成立、存续的基础性法律文件，因此，章程是认定股东资格的最重要标准。一般情况下，在公司章程中记载或签署的人即可取得股东资格。有限责任公司备置的股东名册记载的股东，是公司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且具有公示的效力，因此，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享有股东资格。

2、出资证明。出资证明，是公司成立后以公司名义向股东签发的出资证明书。一般情况下，合法

持有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证明书的，即有该公司的股东资格。

3、实际出资。出资是股东最基本的义务，公司的资本由股东出资构成，股东出资对公司成立、存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人们往往特别看重对公司的出资，并把出资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重要条件。

4、工商登记机关的注册记载。工商机关的登记具有公示性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条例》的规定，股东的姓名或名称是公司登记的事项之一。一般来说，只要登记机关有相关姓名或名称记载的，即应确认其具有股东资格。

根据上述原则，在认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时，隐名出资人一般情况下是不具备股东资格的。

三、隐名股东身份认定的具体标准

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常能遇到这种情况：将自己的投资款,挂在他人的名下,以他人的名义出资,在公司的股东名册中,并没有自己的名字,成了隐名股东，有人也称之为挂名股东。比如:甲是某公司的股东,公司登记的股权有100万元,但甲实际上自己只投60万元,乙在甲名下投了40万元,乙就成了实际上的二级股东;而乙实际上自己也只投30万,丙和丁又在乙名下各投了5万元,丙和丁又成了实际上的三级股东。这类案件的审理,关键在于认定隐名股东的身份。一种观点认为,应当认定他们为公司股东,因为这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本来当初他们交钱的目的就是作为投资款。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其一,这种隐名股东不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活动,也无法享有《公司法》规定股东的一系列权利义务,股东名册上也无其名字,与《公司法》规定的股东相悖；其二,他们只与自己的上一级股东发生关系,是亏是赚,亏多少,赚多少,全凭上一级股东说了算,也无法到公司查账核实,极易出现损害下一级股东的事情；其三,公司一旦出现经营不善,停产或被注销,若公司的事情无人管理过问,隐名股东无法自已行使或向有关部门请求行使管理清算之权；其四,即使隐名股东所占的股份较大,本人也无法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活动；其五,对于公司而言,股东交来的投资款,不必过问该钱是股东自有的，还是向银行借贷来的,或是向私人借贷来的,或者其中是否有他人的资金。

我们认为，应当根据案件的不同，当事人的诉求不同确定

争议发生在公司内部，属于合同法上的法律关系，应当优先考虑合同法规则的适用，根据当事人

之间的约定，确定其真实意思表示，认定股东资格。

争议发生在公司外部，即股东与公司以外的第三人之间，则属于团体法调整范围，应当遵循公示

主义和外观主义的原则为标准，认定股东资格。

一个规范登记及运作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一般应具备股东的全部特征，即在公司章程中被记载为公司股东、签署公司章程、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文件中登记为公司股东、在公司股东名册中被记载为股东，实际向公司出资、取得公司颁发的出资证明、实际享有股东权利。上述特征中，公司章程、登记文件及股东名册的记载是公司股东所具备的形式特征，而签署公司章程、实际出资、取得出资证明以

及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则是公司股东所具备的实质特征。

上述特征均是对是否具备股东资格的判断依据，而其中形式特征具有公示性，在公司与其交易相对人的外部争议中对于股东资格的判断具有优先于实质特征适用的意义。而在公司与其股东之间、股东与

股东之间的内部争议中，则对股东资格作出判断时，实质特征应当优先于形式特征而被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