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大学精神名言

蔡元培大学精神名言（精选3篇）

蔡元培大学精神名言 篇1

1、各级教育，应于训练上一律励行劳动化，使青年心理上确立尊重职业之基础，且使获得较正确之人生观。

2、对于学生的希望：

一、自己尊重自己。

二、化孤独为共同。

三、对自己学问能力的切实了解。

四、有计划的运动。

3、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

4、美者，循超逸之快感，为普遍之断定，无鹄的而有则，无概念而必然者也。

5、“我们教书，是要引起学生的读书兴趣，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

6、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遵义相助，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现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

7、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

8、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已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

9、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10、殊不知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体柔弱，则思想精神何由发达？或曰，非困苦其身体，则精神不能自由。然所谓困苦者，乃锻炼之谓，非使之柔弱以自苦也。

11、中国人是富于美感的民族。

12、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

（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学校教育注重学生健全的人格，故处处要使学生自动。

13、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

14、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蔡元培

15、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

16、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17、中国人是富于美感的民族

18、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们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人去应用的，……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

19、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损，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美以普通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

蔡元培大学精神名言 篇2

关键词：蔡元培大学精神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大学文化建设

大学是传授知识、传承文明、引领文化的圣地，是文化研究、创新和推广的中心，是培养先进文化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阵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新形势下文化改革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更对现代大学文化建设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大学文化是“教化人”的，应把正确的做人做事之道渗透到大学精神和文化里。大学文化是一所高校的精髓和灵魂，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处在社会文化发展的最前沿。高校应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加强大学文化建设，推进先进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发挥大学辐射作用，提升示范功能，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蔡元培大学精神的形成深受其中西融会的文化观影响，这种中西融会思想的形成过程也伴随着他的大学精神理念由萌芽到成熟的发展过程[1]。正是蔡元培奠定了北京大学精神，使北京大学走上了繁荣发展的道路。他提出的大学精神不仅仅对北京大学，对我国的其他高校都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本文期望各高校能以蔡元培的大学精神为指导，深入思考在当前的新形势、新环境下，如何加强现代大学文化建设，从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大学生的精神家园、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蔡元培的大学精神

《北大之父蔡元培》是一本传诵多年的经典之作，是很多高校管理者的必读书目[2]。通读此书后可以将蔡元培的大学精神概括为以下几点：学术至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教授治校。

蔡元培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所在，是纯粹的、独立的研究学术的象牙塔。在一切事务、纷争面前，学术是唯一的评判标准，是最有说服力的。他选择教师的唯一标准是“有学问没学问”。他主持北京大学工作期间，校园中有自由主义者、保皇主义者、马列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复辟主义者，各路大师汇聚一堂。教师们有不同的观点、想法、主张，都可以提出来讨论、激辩。即使学生和教师之间也可以进行很激烈的辩论，不断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教授一般在某一学科领域具有较深的造诣，为了发挥教授的能力，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学校赋予其对学术及其他事务的管理权力，充分体现教授的领导作用。蔡元培秉承“教育以教师为本”的传统教育观念，坚持“让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大学”，使得“教授治校”在北京大学得以顺利实施。

蔡元培的大学精神不仅促进了北京大学由官僚养成所向现代大学的转变，而且促进了我国大学的改革与发展，直到今天对现代大学文化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蔡元培大学精神在现代大学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大学作为我国最高的文化中心，是任何组织团体都无法替代的。在当前知识爆炸、信息速食的背景下，大学具有传道授业解惑、思辨真伪、激发才智的作用。

大学文化不仅指琴棋书画、语数外专，更强调学校的精神面貌、校风校纪等人文环境，是大学与文化的有机结合。大学将人类的杰出思想、伟大智慧、崇高人格升华到极致，并通过文化的继承、传播和创造，促进受教育者的社会化、个性化和文明化，从而塑造健全的人、完善的人[3]。杨叔子先生提出的“五精五荒”，即“精于科学，荒于人学；精于电脑，荒于人脑；精于网情，荒于人情；精于商品，荒于人品；精于权力，荒于道力”[4]，精准地概括了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的现状，这种现状是令人堪忧的。由此可见，大学文化建设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既要培养具有较多专业知识和较高专业素质的“文化人才”，又要培养具有良好道德品行和较高综合素质的“社会人才”。在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新时代，如何加强大学文化建设，充分发挥大学文化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程中的作用，必须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现代大学应从哪些方面继承和发扬蔡元培大学精神，使之在大学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呢？

1.谨守“学术至上”

首先，大学应坚守“学术至上”的信念，这是任何大学都必须恪守的原则。当前，受市场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有的大学已经偏离了学术至上的轨道。北京师范大学的某教授曾经在微博上发了一句话，在2011年轰动一时，即“40岁时，没有4，000万元你别来见我。”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还历历在目，学校教授却出如此言论，无不让人错愕。这位教授的言论与蔡元培“学术至上”的大学精神相去甚远。同年，清华大学第四教学楼挂牌改名为“真维斯楼”。全国最著名大学之一的商业味道如此浓烈。但如果以“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5]为中心的大学思想和教育来衡量的话，清华大学此举已经偏离了大学教育的精神。

哈佛大学的校训是：让学术之风劲吹！足见其对学术的重视。我国的陈寅恪等一大批卓越的学者更是坚持“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当年，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其骨气和傲气令人钦佩。但在当今社会，收入等经济元素却成了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杆，这是不尊重科学、不尊重学术的表现。在市场经济对整个社会影响很大的今天，大学更应坚守蔡元培“学术至上”的大学精神，守护这方净土，努力探索学问、追求真理，而非追求世俗的经济利益和物质利益。

2.崇尚“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名言 篇3

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1.提出背景

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时提出来的。当时，中国的教育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但是教育领域中封建教育的改革，然而，改革刚刚起步，只是颁布了一些具体的暂行规定，还缺乏明确的教育指导思想，缺乏新的教育宗旨。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只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12年2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2.军国民教育

清末由国外传出，蔡元培认为，他并不是一种理想社会的教育，然而在中国，却是“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主要原因：

（一）从国外环境看来，我国处于“邻强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

（二）就国内情况而言，要打破军人成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的局面，就“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可见，蔡元培主张军国民教育，是为了对外实行自卫，对内反对军人的强权统治，这在当时是进步的。3.实利主义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被蔡元培认为是富国的手段，他认为世界的竞争不仅仅是在武力，尤其是在财力。因此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国家富强才能够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来。4.公民道德教育

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是仅有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还不够，必须“教之以公民道德”。“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由此可见，蔡元培所提倡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主张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道德，作为进行道德教育的内容。

蔡元培在提倡西方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时，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他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分别比做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义、恕、仁”。毋庸讳言，这种比附是牵强的，然而，他这样做，又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他主张广泛吸收国外文化，同时，他又强调，吸收国外文化时“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并且“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此所同化”，他批评有些志行薄弱者，一到国外留学，“即弃捐其“我”而同化于外人”。5.世界观的教育

世界观的教育为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首创的，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它认为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进行世界观教育就在于培养人对现象世界持超然态度，对实体世界则抱积极进取态度，蔡元培的世界观教育，是建立在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这个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下，然而，他要求人们遵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不要被束缚于某一学说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打破几千年思想专制统治的解放作用。6．美育教育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史上提倡美育的“唯一的中坚任务”。他认为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使人们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所必经的桥梁。美育教育的重要性源于其特点，从他看来，人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存在的障碍不外两种意识，一是人我之差别、二是幸福之营求。“有人我，则于现象中有种种之界画，而与实体违。有营求则当其未遂，为无己之痛苦。及其既隧，为过量之要索，循于现象之中，而与实体隔。”因此，仕人我之见，泯营求之念便是从现象世界走向实体世界的关键，而美感教育的特性恰恰就在于此，他说在现象世界，人人都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不过这种情感随着人的离合、生死、祸福，利害等现象而改变，但美感教育，使人“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人进入这种境界则“已接触于实体世界观念矣”，后来在《以美育代替宗教说》一文中，他把美感教育这种特性说得更加明确：“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之我见，利己损人之私念，以渐消沮者也。”正因为美育具有陶冶人的感情，使人的道德品质高尚纯洁的特性。因此蔡元培认为：“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蔡元培的美感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受到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较深，他反复宣传美感的普遍性和超越性，也显然是超阶级的、超现实的，过分夸大了美感教育的作用，主张在教育人对美感教育“应特别注重”，这些都是正确的。以上的五种教育，蔡元培认为尽管各自的作用不同，然而均是“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所必需的，是统一的整体所缺一不可的，同时他又指出，这五种教育并不是平分秋色，没有重点的，而必须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根本，“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

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思想，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美诸者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的。但是，他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又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于超轶于政治两类，认为军国民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实利主义教于隶属于政治，而其他的超轶于政治，这种划分不科学。其次，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现世的幸福，而是为了达到那个“不可名言”，如果“不得不强为之名”则“或谓之道，或谓之太极，或谓之黑暗之意识，或谓之无识之意志”的实体世界。此外，他在阐述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等问题时，也存在超阶级、超现实、牵强附会等弊病。

二、大学教育思想

在蔡元培整个教育体系中，大学教育思想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这同他重视高等教育密切相关，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办好高等教育是关键。因此，他说“自己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多参加点意见”，因此，他又较长

时间主持北京大学，有丰富的大学教育实践经验。因而形成了颇有创建的比较系统的大学教育思想。1．关于大学性质的探讨

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早在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明确的向学生说明：“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蔡元培如此强调大学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在当时是为了扭转学生上大学为做官的陈腐观念。当时学生入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而对于学问则没有什么兴趣。蔡元培指出，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他认为要改革旧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由于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的学问，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是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的文章，详列了三点理由：

一是“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 二是设立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深造创造条件。

三是使大学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2． 办学原则——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从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一思想出发，提出了这一办学原则。他认为大学应该广泛吸收各种人才，容纳不同学派。如果抱残守缺，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是不可能成为真正高水平的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主要体现在对待学说和教员两方面，由于学说必须由人提倡、宣传和发展，教员又以研究，传授学问为己任，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实际中更多的是体现在对待教员方面。蔡元培聘请教员，最重要的有无专门学问。只要由真才实学，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就聘为教员。反之，如若学术水平低，则不管什么人，坚持辞退。而对于教员的政治见解，学术派别，只要不妨碍授课，则不作为取舍标准。

当然，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是主张对新旧思想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恰恰相反，其本意在于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发展资产阶级新文化。

3．学科设置——从偏重文理到沟通文理，废科设系

关于大学学科设置，蔡元培的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最初，他从“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这一思想出发，主张“要偏重文理两科”。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又进一步主张“学术分校”理由有两条：第一、文理两科，专署学里，其他各科偏重于致用；第二、文理两科，设有研究所，实验室等设备，如若遍设其他各科，就要增设病院，工场等，困难更大。

主张学术分校，大学专设文理两科，显然是对民国元年“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见解的发展，目的是为了突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学理，在蔡元培看来，“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为“术”。学与术虽然关系密切，但学为基本，术为枝干。

更可贵的是，蔡元培在看到了文、理分科所造成的流弊之后，进一步主张“沟通文理”。他说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的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同样，理科各学科都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的归纳。而且，由于学科之间的彼此交错，有些学科简直无法以文、理科来区分。因此，他主张沟通文理，和为一科。1919年，北大进行改革，撤销文、理、法三科界限。全校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4． 教学制度——选科制

与沟通文理思想相连系，在教学制度上，蔡元培主张采用选科制，他认为这种制度使学生于专精之余，能够旁设种种有关系的学科，有利于打破学生“专己守残之偏见”，扩大知识面。有利于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

对于实行选科制，蔡元培认为必须加强指导，为防止学生纯粹从兴趣出发，忽视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学习，他强调学生所选的学科必须经教员审定，学生只有相对的选择，无绝对的选择，除必修课以外的学科，才有选择权。同时，他还指出，选科制只能行之于高等以上学校，普通教育只可采用选科精神，而不能行选科制。

5．行政管理——教授治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