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兵役制度

我国古代的兵役制度（精选4篇）

我国古代的兵役制度 篇1

首先说明，这里的兵役只是兵，没有役，只涉及兵役，不涉及劳役。由于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在兵役这个词的解释上有所不同，所以这里说明一下。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在这漫长的历史中，我们的制度建设也发展地比较完善，兵役制度便是其中之一。自商代起，国家机器已初步成型，军队，作为暴力机构，是国家机器成型的一个重要标志。但由于那个时期流传下来的文献不足，今天，那个时期的兵役制度已不太可考。而周朝的各项制度已基本形成，其中自然包括兵役制度，因而本文自周朝讲起。

周代是宗法社会，实行的是贵族政治，采用的是封建制度。但是，自东周开始，进入了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代，兵役制度也渐渐发生了变化，讲周朝的兵役制度，主要是讲其中的变化。那时交通不便，为了更好地统治国家，因而实行了封建制度，每一个封建主都是贵族，天子、诸侯、卿大夫、士都是贵族，只不过分别是大宗小宗的差别。贵族的社会地位高，力量也更强大，所以他们才能有制造军械，养育战马的能力，才能有足够的时间提高战斗力，而平民是无力参与的，所以那个时代，只有贵族可以参加军队，成为将领这些也恰恰是贵族保持其地位的一种事业，所以，贵族都能形成一定规模的军事集团。至于战争时候需要更多的兵士，则“捉夫力”，农民只是军队中的附随，没有正式编入军队的权利和资格。

但是我们知道，没有永远适用的制度，必须随时变化。贵族兵役制慢慢就不适用了，因为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奢侈安逸，无法适应战国时代规模更大、更加激烈的军事战争，把农民编入军队成了各国变法的需要。从车战改为步战能看出这一变化。贵族渐渐失去了以往的地位，秦楚两国更是在变法后以军功授予爵位，以前是贵族为战士，现在是战士为贵族，宗法封建制度大为破坏，训练农民兵新军国兴起，最典型的当属秦国。

秦统一天下后继续实行战国时代的兵役制度，汉因之而有所损益。汉代是全民皆兵的，每个人到二十三岁开始服兵役，所以这也是义务兵役制。汉代的兵役分三种，去中央的叫做卫兵，去边疆的叫做戍卒，留在本地的叫做民兵。理论上一个人的一生这三种兵役都要服。各地方壮丁轮流到中央做卫兵一年，卫兵的待遇比较好，往来路费由国家负担，平日吃穿也不用花钱。去边疆作戍卒一般是三天，但没有卫兵这么幸运，一切吃穿用度都是自费，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效率低，因为戍边是沿袭的封建时代旧制，那时国家小，去边疆守卫三天，来回算上路程也就五六天，可是汉朝疆域广阔，从扬州荆州到幽州边境，路途往返要半年以上，还要中间不生病。不过虽然制度不合理，汉朝人还是有变通的，就是你可以不去边疆，但你要交三天的兵役钱，国家找人替你，有一百个人交钱，不就能雇一个人一口气服三百天了么。在地方的民兵归都尉管，这是地方的军事长官，民兵每年秋季操练一个月。一旦遇到战争，这三种军队都可以调用。汉代的兵役制度比较完备，和这个国家的各项制度也比较相配，但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军队的战斗力不强，因为这些军人平日毕竟都是农民，不能天天操练他们，真正战斗力强的军队数量不是很多。所以一旦在政权对峙的时代，此种兵役制度便不太好用，需要新的制度来适应更多的战争需要。

汉代以后中国进入了长达三百年的乱世，三国鼎立，五胡乱华，南北对峙，直到隋唐大一统，这中间，兵役制度由全民皆兵发展为府兵制。这是一步步发展过来的，这中间少数民族的那种全民皆兵且不谈，单谈制度比较完备的政权的兵役制度。府兵制的不是全农皆兵，而是全兵皆农，其雏形源自于曹操的屯田，只不过后来把这定为了一项制度。全兵皆农的优点有两点，第一，国家不需要这么多人服兵役，像汉代那样人数多，战斗力不强，反而没必要，第二，军队自行生产，不用花国家的钱。府是地方的军事单位，唐代有八百个府，三百个在长安地区，其余的分布全国，边疆地区多一些，每个府有八百到一千二百名府兵。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资格当府兵的，当时的户口本分九等，下三等民户是没有资格当兵的。国家对当兵还是很优待的，免去他家庭的租庸调，不过军人没有军饷，一切装备也需自备。每个府兵需到首都宿卫一年，其余时间在本府于农隙间操练。唐朝尚武，府兵在从初唐到盛唐一

直有较强的战斗力，为唐朝立下了赫赫武功。

不过一项制度只适用于一个时期，时代变了，便需要些改变，盛唐以后，府兵制便实行不下去，并不是说这个制度不好，而是人事变了。一百多年的歌舞升平，整个国家，尤其是统治阶层的心态再也不像前几代那样了。府兵的待遇不像以前，很多府兵由士兵变为将帅显贵的劳役，另外，国家对阵亡府兵的抚恤也大不如以前。政府开边，这就需要戍守边疆的军队，按说府兵打完仗就该回来，可是这样一来只能长期驻守边关了。如此，很多人便不愿当府兵了，不过战争还要继续，反正政府有钱，那就雇佣士兵来打仗，这便是募兵制。唐代时华夷之分不强，少数民族的战斗力强，所以就大量雇佣他们来打仗。募兵都是职业军人，吃国家粮饷，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打仗，所以战斗力很强。不过唐代也正亡于此，好多将领拥兵自重，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终于军阀混战的乱世出现了。

五代十国时期兵乱频繁，读书是没有出路的，大家都去当兵，开始这些兵还像样，可是几十年后，老弱病残也并没有被裁汰，等宋朝建立的时候，有很多军队都不像样。但是还是不能让士兵复员，人家打了一辈子仗了，不能到老就不管了，另外，宋朝并未统一，还有一个更强大的敌人，需要好好防备才是。为了精兵，宋太祖从旧军队中挑出精壮编为禁军，驻守中央，戍守边关，也轮流调派禁军去，挑选剩下的士兵叫厢兵，守卫地方。宋代也是募兵制，没有退役一说，老兵不中用，只得再招新兵，因而兵员越来越多，所以政府养兵负担十分沉重。募兵制适合短期使用，有一个明确目标，专门训练，在很多时候能起到很好的效果，但是把它用来长期防御，则导致了宋代积贫积弱。禁军虽强，也不敢于敌国决一死战，因为一旦战败，国本动摇，所以宋朝一个又一个地签合约。

宋亡后，元代的兵役制度沿袭了游牧传统，不多说，明代是卫所制度，这也相当于府兵制。士兵平时在卫所里面，也进行农耕，自给自足，所以养兵百万却不费百姓一粮，不过兵装由政府提供。在建国初，卫所制度很好，士兵都是久经战阵的，战斗力强，可是后来，一百多年都不打仗，政府也就不每隔几年更新兵装，士兵的战斗力也大大下降，所以后来连倭寇，农民军和满清骑兵都打不过，这也可想而知，全国各地的人操着不同的方言，拿着朽烂的装备，必败。这个时候募兵制又出现了，比如戚继光的戚家军，比如李成梁的关宁铁骑，国家花费重金，给予他们优厚待遇，他们也不负众望，立下赫赫战功，否则明朝早就该亡国了。

清代实行的是八旗制度，地方军队叫绿营，不过首领都是满族人，八旗兵自然待遇高很多，也是最主要的军事力量，这依然是部族传统。后来不论八旗还是绿营，都没有战斗力，于是只能依靠地方官员办团练，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是办团练出身，他们筹集军费，招募士兵，严加操练，战斗力很强，在晚清时期起到重要作用。不过这样的募兵也引发了地方割据，到了清末就比较明显了。

我国古代的退休制度 篇2

我国最早的图书馆

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是希腊神庙的藏书之所和附属于希腊哲学书院的藏书之所。我国的图书馆历史悠久，只是起初并不叫作“图书馆”，而是被赋予“府”、“阁”、“观”、“台”等种种称呼。如西周的盟府、两汉的石渠阁、东观和兰台、隋朝的观文殿、宋朝的崇文院、明代的澹生堂、清朝的四库全书七阁等等。“图书馆”是一个外来语，于19世纪末从日本传入我国。据《在辞典中出现的“图书馆”》说，“图书馆”一词最早在我国文献中出现，当推《教育》世界第62期中所刊出的一篇《拟设简便图书馆说》，时为1894年。

地方志起源于唐朝

地方志是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的文化现象。它主要记载各地的山川形势、建制沿革、农田水利、物产田赋、灾异情况、军备疆域、风土人情、名人轶事和名胜古迹。地方志的起源可追溯至晚唐，至南宋盛行，到元明两代逐渐趋向完备；清代是编纂地方志的极盛时期。从唐朝开始，政府规定各州郡每3年编造一次以舆图为主的地方志。清代康熙、雍正、乾隆通令全国各郡县每隔60年必须重修地方志一次。

金球生活最贵城市新排名

美国美世咨询公司6月18日公布2007年度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名。俄罗斯莫斯科市今年的生活成本指数为134.4，继去年以来第二次成为全球“最贵城市”。英国伦敦以126.3的指数从去年第5位一跃升至次席，其后分别是韩国首尔、日本东京和中国香港。巴拉圭首都亚松森连续第五年位列生活成本最低城市，排在倒数第2、第3位的分别是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生活成本城市排名前50名中，来自亚洲的城市占据8席。除首尔、东京和中国香港外，日本大阪市和新加坡分列第8位和第14位。北京和上海市分别以95.9和92.1的生活成本指数位列第20和第26位．均比去年下降6位。中国台湾的台北市以85.8位列第48位，较去年骤降20位。

剪纸溯源

根据历史的记载和出土的实物考据，剪纸的历史至少有1500年。20世纪50年代，在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址南北朝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对马团花”和“对猴团花”剪纸，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剪纸实物。到了唐代，剪纸已经用于各种民俗和生活事项中，如以剪纸招魂是当时民间重要的习俗之一，另外剪纸图案还被广泛应用于木版雕刻、铜器饰纹、布匹印染等其他艺术领域。宋代则出现了诸如民间窗花、灯彩和茶盏上的装饰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明清时期是剪纸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剪纸成为重要的居家装饰品，如门笺、窗花、柜花、棚项花等。会剪纸几乎是每个女子在传统社会必须掌握的女红手艺。

伏的由来

伏天，俗称三伏天，包括初伏、中伏、末伏。“伏”是怎么来的呢?从公元前776年至今，我国流行“干支记日法”，即把天干、地支，各取一个字结合而得出六十组的不同名称，用来记日子。凡是有“庚”字的日子都叫“庚日”。人们规定，从阳历6月21日或22日后第三庚日为初伏，有10天；第四庚日为中伏，有的年是10天，有的年是20天；立秋(阴历8月7日或8日)后第一庚日为末伏，有10天。三伏天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要注意降温防暑。

陕西发现中国最早的俑

陕西文物部门近日表示，备受关注的韩城市梁带村两周墓地的考古发掘有重大发现，其中编号M502的墓葬出土四具人形木俑，这是中国至今最早的俑，比秦始皇兵马俑还早五百多年。韩城市位于陕西关中平原东北部，东临黄河，始建于夏商时期，以“龙门”代称，是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最早的陶俑出现在战国早期的秦国，而韩城M502墓葬的四件木俑，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的俑。不过，由于年代久远，木俑已经腐朽成为泥俑，文物专家将采用石膏和试剂浇灌的办法进行复原。

中国龙神话并非虚构

中国龙是中华民族远古神话中一种神奇的动物，为民族始祖黄帝氏族崇拜的图腾，后世的中国人因此被称为“龙的传人”。过去，古生物学家一直认为，长角的中国龙是华人祖先虚构的形象，只存于神话传说之中。但近日，贵州省安顺市古生物化石博物馆展出的“新中国龙”化石，经专家精心剥离，龙首上竟惊奇地出现对称的一对“龙角”。古生物学家认为，“新中国龙”是生活在两亿多年前的三叠纪海洋中的水生爬行动物，水陆两栖均可生活，尽管它们能自由地在陆地上爬行，并在陆地上产卵繁殖，但大部分时间仍生活在水中。“新中国龙”化石头上的两只“龙角”，为我国首次发现，为古代传说中长角的神龙提供了实物佐证，将为中华民族关于龙的形象起源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有重大的科学和历史价值。

缠足溯源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起源及评析 篇3

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监察制度是反腐倡廉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设计，对维护政治秩序的运行、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阶级关系的调整，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延续，特别是后2000多年封建政治文明的传承延续，与监察制度的形成与完善密不可分。但监察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本文就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起源、形成诸问题谈一些认识。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萌芽

监察是特定时期的国家统治阶级通过在其政权内部设立的职官或机构，对国家公共权力掌握者权力行使的监督，以防止其失职、渎职和权力滥用，从而提高行政效率，维护政治秩序，调整社会阶级关系。人们熟知的监察部门对贪污受贿的查处，其实只是监察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在人类文明史上，由于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道路不一样，政权组织形式不一样，阶级利益不一样，监察制度的形式也各有差异。监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性、阶级性和阶段性，是我们看待分析监察制度形成与演变的基本前提。

在迄今为止的阶级社会里，任何时期，国家公共权力行使都出现过失职、渎职和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我国也不例外。据《史记》记载，早在传说中的尧时代，其政权中担任“工师”一职的“共工”这个人就很“淫辟”，后被流放到幽陵之地。在舜的时代，长期担任“缙云”官职的家族中，出现了“贪于饮食，冒于货贿”的“饕餮”之徒。在进入阶级社会后的夏商周奴隶制时代，腐败更是汹涌如潮水。夏王朝的第二代国君太康“盘于游田，不恤民事”，以至丧失王位。夏王朝的最后一个国君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是大家熟知的暴君。商代纣王也是一个“好酒淫乐”的暴君。西周幽王任用“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的虢石父，引起社会动荡，以致西周灭亡。可见滥用权力、失职渎职、受贿谋私、贪婪奢靡等腐败现象早在奴隶制时代就已出现。春秋时期，腐败以及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情况，在《左传》、《国语》、《史记》等文献记载中更是俯拾即是，不胜枚举。鲁国大夫臧文仲由此还得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兴衰规律。

任何统治阶级都不会容忍无所顾忌的贪婪。有文献记载了自传说时代到商周时期惩处腐败的许多事例，如尧舜时代将所谓“四凶”“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春秋晋国司寇羊舌鲋（字叔鱼）因贪渎而被其兄叔向判处死刑，叔向因此被孔子称为“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左传》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西周有《吕刑》，春秋时有《刑书》、《刑鼎》，其中都有涉及腐败惩处的内容。但是，腐败的出现以及对腐败现象的惩处并不意味着监察制度产生。由于奴隶制时代缺乏统一的中央集权，缺乏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化管理队伍，因此有政治监督而无行政监察，有道德劝谏而无制度监督措施，监察制度非常粗疏。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这是十分正确的。那时，作为政治权力的监察制度既无产生的政治基础，也无社会经济基础。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形成

监察是针对行政的一种监督措施。监察的产生及其制度化必须建立在一种社会分化、政治分化较高的基础之上，即在中央集权官僚制形成以后。战国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支撑宗法血缘等级分封政体的井田制彻底瓦解，地主制经济蓬勃兴起。新兴的地主阶级在政治上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能够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治体制。由于中国地主阶级的生产方式不同于西方的领主制，政权的组织形式必须从单个地主那里游离出来，形成集中代表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组织。因此，以中央集权官僚制替代宗法血缘等级分封的世卿世禄制，以法治替代礼制，是一种有效而合理的方式。战国时代各国大都选择了这种国家治理方式，建立了区域性的中央集权，以郡县制替代了分封制，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官吏任用选拔方式。

这种管理形式下，地方是中央行政的一个区域，地方服从中央，严格执行中央政令，全国统一在同一个法律体系范围内，而不能各自为政。执行政令的是各级官僚，官僚的选拔不再依靠人的血缘身份而是依靠才能，各级主要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命，代表国家行使管理权力，从国家获得俸禄，权力及身而止。这种国家治理的行政方式必然要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保证这支官僚队伍能够有效执行中央政令，如何保证被赋予官吏身上的行政权力不被滥用。

战国时代官僚制产生初期，种种腐败问题就颇为严重。一是权力腐败。《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了西门豹治邺的黑色幽默故事。“西门豹为鄴令，清克洁欲，秋毫之端无私利也，而甚简左右。左右因相与比周而恶之。居期年，上计，君收其玺。豹自请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原请玺复以治鄴。不当，请伏斧锧之罪。’文候不忍而复与之。豹因重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计，文候迎而拜之。豹对曰：‘往年臣为君治鄴，而君夺臣玺；今臣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纳玺而去。文候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愿子勉为寡人治之。’遂不受。”这个黑色幽默说明贪污腐败在魏国的盛行。商人吕不韦以金钱贿赂的方式将子楚扶上秦国王位。秦在统一过程中，通过贿赂六国重臣而亡其国。这些都是典型事例。二是极端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战国官僚主要出身于游士和军功，怀有强烈的功利主义情感。他们奉行“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的从政观，信奉“……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的生活理念，鼓吹“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的价值观，形成了当时官场上“父兄大臣上请爵禄于上，而下卖之以收财利及以树私党。故财利多者买官以为贵，有左右之交者请谒以成重。功劳之臣不论，官职之迁失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弃事而亲财。是以贤者懈怠而不劝，有功者隳而简其业”的亡国之风。

这种价值观下，官吏失职、渎职、怠政、贪污腐败等利己主义作风必为常态。此形势下，无论是君主专制还是中央集权，都必须强化监察以维护权威。因此，战国时期的监察从加强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两个方向发展起来。首先是以加强君主专制为中心的监察。申子、韩非等一些法家从人性恶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君主要以“术”来监察官僚是否执行政令，是否存在失职、渎职等行政不作为和腐败。这种强化君主个人以权术方式来监察的法家思想出现，实际上是当时官僚制兴起，而监察制度又不完善的表现。其次是以加强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制度性监察。战国时期，对官僚制下官吏行政的道德素质也有要求，如湖北云梦秦简的《为吏之道》；对官僚行政不作为的“上计”考核制度出现，如秦国、齐国等。

但是，这些还不能说是完善的监察制度。完善的监察制度是伴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产生而在秦汉时期出现的。秦汉的监察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制度内涵。

首先，完整监察系统的出现。秦汉在中央设有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职相参，总领百官，上下相监临”。其主要职责是监察。不仅中央有了主要监察官，在地方也形成了以刺史、督邮、廷掾为中心的州郡县监察体系，涵盖了中央监察、区域监察和层级监察多项内容。

第二，监察从君主的“术”中分离出来，从行政管理中分离出来。秦汉监察的理性化发展程度提升，监察虽然仍是在君主专制控制之下，但与战国不同，君主一般不再以“术”的方式直接插手对官僚的监察，而由专门的监察系统监察。从汉代开始，监察与行政不再合署办公，甚至不在一地办公，监察的独立化程度明显加强。汉代行政过程中，监察的介入程度已较深入。汉武帝时，巡视监察制度创立，是我国历史上监察制度的一大创新，也是一大特色。

第三，监察制度与监察内容的完善。汉初惠帝时，形成了《御史九条》和“监者二岁更，常以中月奏事也”的监察条例和监察管理方式。汉武帝时期，进一步形成了《六条问事》的监察法规，确立了不得干预行政的指向性监察内容法规。与此同时，汉代在监察官的选任、任职回避、政治待遇以及监察内容、时间和处理方式上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制度规定。

综上所述，秦汉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形成时期，后来的监察制度是在此基础上的完善与调整。

对古代监察制度起源的认识

相较于其他古代文明，我国历史上的监察制度起源早、设计严密，体现了政治文明的高度发达。

第一，监察制度起源的决定性因素是行政管理方式的转变，而行政管理方式的转变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对社会政治职能的需求。我国监察制度起源并形成于战国秦汉时期，正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产生与确立时期。这个事实说明，历史上的监察制度虽然严厉惩处腐败，但其产生与腐败现象的出现并不同步，监察与行政还有更为深刻广泛的联系。

第二，监察制度本质上是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要求，是一定社会阶级关系在政治体制设计上的反映，不是超然于社会之上。我国古代监察制度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整体政治利益，通过对封建官僚队伍的监察，以达到控制和压迫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被剥削阶级的一种政体设计。因此，仅仅把古代监察制度看做对封建官僚的管控是不全面的。

第三，以权钱交易、用人不公、贪婪奢靡、正气不张、失职渎职等为代表的腐败现象长期存在于封建时代各个王朝。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在肃清吏治、缓和社会矛盾、调整阶级关系、权力制衡以维护封建政治秩序运行上发挥出重要功能。我国封建政治体制之所以能够存在2000多年，某些王朝能够延续数百年，历史上之所以能够出现若干文明发展高峰，与监察制度的整体较完善，与某些王朝对监察制度的高度重视密不可分。

我国古代信访制度的历史演进研究 篇4

【摘要】信访是公民通过向特定机关来信和访问，表达公民自身的意愿和诉求的的一种活动。在我国古代，历朝历代都出现了不同形式的信访制度，不同时期的信访制度所偏重的功能不同。

【关键词】信访制度 历史演进 功能

一、我国古代信访制度的演变

（一）尧舜及先秦时期的的信访制度

信访活动在我国源远流长，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信访活动。据《淮南子·主术训》记载，尧在位时，设“进善旌“置”敢谏之鼓“[1]。“进善旌”即为进言的人设置的一种专用旗帜，群臣和百姓谁有好的建议就可以站在旌旗下提出，并在宫门前置”敢谏之鼓“，无论哪个人想要举荐贤士或者提出治国良策，可以击鼓进言。舜在位时，立”诽谤之木“[2]，就是在宫门前立一根木柱，让臣民在这根木柱上刻写意见，指出为政之得失，并任命一个名叫龙的人为”纳言“[3]。纳言是我国最早的信访官职，专门处理百姓来访事件。西周时期，我国设置了路鼓之制和肺石之制。据《周礼·夏官·大仆》记载：“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4]意思是凡是有冤屈的贫穷百姓和离职官吏，可在宫廷门外击鼓鸣冤，由官吏御仆与御庶子接待，然后上报请示周王处理。据《周礼·秋官·大司寇》记载：“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5]肺石，即暗红色的石头。在宫门外放置肺石，有冤屈的人在肺石上站立三天，由管理肺石的官员受理此案后向天子上报，处理冤情，并对不上报冤情的地方长官进行惩罚。

（二）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信访制度

秦王朝时期，百姓和低级官吏凡是要程奏上书谏言献策都是由公车司马府负责受理，在宫城门外设置公车司马令的职位，其职责之一就是接待和安排上书或请求面见皇帝的吏民，是兼管信访事务的官员，信访制度得以确立下来。在汉王朝建立后，沿袭秦制并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信访活动，即“诣阙上书”，底层百姓和下级官吏遭遇重大的冤假错案，地方官吏相互推诿，受害者冤屈无法解决时，可越级上书伸冤。魏晋沿袭汉制，设公车司马府，职能同汉朝时一致。史载梁武帝在公车司马府放置了两个木制的箱子，老百姓可将对朝政的意见写在信上投入木箱中或者老百姓遭到豪门权贵的欺压无处申诉时也可写信投入木箱中，以求圣上裁决。

（三）隋唐宋元明清时期的信访制度

隋文帝时期，隋文帝昭告天下，有冤屈的老百姓可以依次向衙门、郡府、州府、尚书省申诉，如果冤情还无法得到解决，就可以到宫殿击登闻鼓鸣冤，有专门管理的官员作笔录后向皇帝禀报。唐代的信访制度发展较为完善，设置了多种信访形式，除了最为典型的“投匦“之外，还有”上表陈情、挝登闻鼓、邀车架“等，并设立相应的官职负责受理臣民的上书及伸冤上访。”匦“是指一种木箱，由唐后武则天设立，接受民间的各种来信，即可以毛遂自荐，也可以请求伸冤，或者给中央提意见，内容无所不包。唐律明文记录了关于”邀车架“的规定：”诸邀车驾及挝登闻鼓，若上表，以身事自理诉，而不实者，杖八十，而主司不即受者，加罪一等。”即是说拦下皇帝仪仗及击登闻鼓不实有罪，主管官员不受理邀车架之诉也要获罪。到了宋代，信访获得了新的发展，宋王朝建立了独立的信访机构，即登闻鼓院、登闻检院和理建院，接受百姓请愿、上书谏言献策、申诉冤屈等进状。明代设置了两个主要的受理信访的机构，一是通政使司，二是登闻鼓院，这两个机构负责受理各种类型的上书，包括陈情请愿、谏言、申诉冤情和检举不法行为等。臣民也可不经过各级官吏通过赴宫门诉冤和迎车架申诉两种形式直接向皇帝告御状，称为”叩阍“。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信访制度发展最为完备的巅峰时期，实行通政使司制度、登闻鼓伸冤制度、京控制度、封事制度，允许有冤屈者可拦路喊冤，禁止越诉，并对诬告加以严惩。清朝皇帝注重下情上达，但因为各种因素的阻碍，中国传统的信访制度也逐渐走向衰落，封建社会的 信访制度也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结束而终结。

二、信访制度的功能总结

从尧舜、先秦时期到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再到隋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各种形式的信访活动以及信访机构的设立来看，我国古代信访沟通功能更多的是体现在对重大冤情的回应上，更偏重于下情上达，沟通的单向性比较明显。在我国古代，信访制度的监督功能最为凸显的是西周时期的“肺石“和”路鼓“制度，包括后来的”公车司法府“、”诣阙上书“、”登闻鼓“、“投匦”、“京控制度”都是中央监控地方官员的途径。中央根据民众的冤情对地方官员进行惩治，让老百姓对官员进行监督，减少官员为了私利迫害百姓。信访制度是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应有的一套化解社会矛盾冲突和对立的制度设计，也是社会情绪不满的宣泄口和社会安全阀。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王朝专制统治中，信访制度给了百姓一条可以宣泄不满和冤屈的渠道，这确实为高压统治起到了一定的简要作用，避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

【参考文献】

[1]阮青（注释）.淮南子：注释本[M].华夏出版社， 2000.

[2][汉] 郑玄注， [唐 ]贾公彦疏，陆德明音义：《周礼注疏 》，录于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0册，上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第575页.

[3]曹漫之.唐律疏议译著·斗讼[M].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9.

[4]杨立新，李洋.中国古代信访制度初探[J].法制博览，2013，（3）：206.

[5]王亚美，陈晋胜.中国信访制度的回顾与展望[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3）：256-258.

[6]阮青（注释）.淮南子：注释本[M].华夏出版社， 2000.

[7]阮青（注释）.淮南子：注释本[M].华夏出版社， 2000.

[8]赵立程.儒学十三经[M].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1.

[9][汉] 郑玄注， [唐 ]贾公彦疏，陆德明音义 ： 《周礼注疏 》，录于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90 册，上古籍出版社，，2003 年1 月， 第575 页.

[10][汉] 郑玄注， [唐 ]贾公彦疏，陆德明音义 ： 《周礼注疏 》，录于 《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90 册，上古籍出版社，，2003 年1 月， 第624页.

11曹漫之.唐律疏议译著·斗讼[M].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