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行政制度史
中国作为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多民族国家，政治制度发展历史之长久，体系之完备，经验之丰富，影响之深远，堪称地球奇葩。
君主专制是我国封建王朝的产物加强了古代帝王的个人权力，在某些程度上，巩固了我国的封建制度。君主专制政体又称君主专制或君主专政，是一种政治体制和政府形式，统治者君主拥有统治国家和公民的所有权力而没有法律或法定的程序告诉君主如何行使权力，君主制是一种专制政体。
1、皇帝制度的确立：基本特征是皇帝独尊，皇权至上，皇位世袭。改变了周朝分封制导致的诸侯有着较大的自主权，皇位继承是皇帝制度的一个核心问题，它关系到皇权的延续和王朝的稳定与兴衰。本质是君主专制，即皇帝是帝制国家政权的主宰和权力中心。皇帝控制和指挥着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
2、中央官僚体制的形成：我国封建社会中央官僚体制萌芽于春秋时期．逐渐形成于战国之世，确立于秦统一之后，汉初丞相位高权重，汉武帝时削弱相权，频繁任免丞相，提拔地位士人参与中枢决策形成“中朝”、“外朝”；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宋代设“参知政事”以分散相权；隋唐时期出现了大发展，到明清时期，又有重大变革，这一切无不与君主集权的加强密切相关，表现为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中央官僚体制的确立封建专制中央官僚体制的核心是君主专制，3、监察制度，秦在中央有御史大夫，郡有郡监；汉武帝时设十三刺史监察地方；汉以后监察制走向健全。选官制度同样围绕皇权的加强进行，经历了世官制—察举制—科举制的过程，科举制影响深远科举制度消灭了贵族阶级，使得贵族-封建体制被击溃，随着门阀被打破，政治不再为贵族所把持，政治逐渐向全民开放，但同时，随着贵族的没落，能制约君主的势力也随之消散，君主的力量开始膨胀，使得君主专制体制不断强化，最终演变成为了君主独裁体制。
4、礼乐制度：为维护皇帝的尊严，礼乐制度被进一步强化利用。刘邦令著名儒生叔孙通率其诸弟子共定朝仪，“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在公元前200年，值长乐宫新建成，诸侯群臣朝贺之际，开始实行朝贺大礼。统治者大力加强礼的建设，使礼成为维持社会和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及权利义务的规范和准则，以礼入政、入法，提倡“礼本刑辅”，并不断加以完善；同时，他们还推行儒家礼治的理论，宣扬“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确立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尊卑上下等级关系，使之成为指导立法、司法、行政的基本原则 所有制度的不断改革和完善，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封建统治，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一、探讨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的历史沿革
纵观世界千百年来的发展史, 中国是最早建立行政监察制度的国家。追溯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的历史演进, 其起始于先秦时期, 在秦汉时期即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正式建立, 于汉代时期改革完善,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以强化, 经历了隋朝、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几个时期的发展, 已经较为成熟。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 伴随着改朝换代, 不断的更新演进, 且各朝代有着各朝代独具特色的行政监察制度, 在各时期治理国家过程中,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下是对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历史沿革的具体探讨。
1. 秦汉时期中央监察与地方监察。
古代行政监察制度演变到秦汉时期, 已经被正式建立。秦始皇嬴政统一天下, 为避免历代以来的分封之争, 维护统一的政治局面, 采纳丞相李斯的提议, 确立以三公九卿制度为中央行政管理体系, 以郡县制为地方监察制度的中央集权国家。
(1) 御史大夫与中央行政监察制度。秦始皇根据权力制衡的原则, 把中央政权分成政务、军务、监察三个部分, 分别交由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位重臣负责管理。所以, 御史大夫在秦汉时期的行政监察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据古文记载:“御史大夫, 位上卿, 掌副丞相。”作为副丞相, 对丞相的政务处理有着监察权力, 除此之外, 还要辅助丞相处理相关事务, 从当时的法律角度衡量决策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从而对丞相的权力有着一定的牵制作用。秦始皇时期, 御史大夫下设有御史中丞, 司辅佐天子, 有着“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的职责。在当时看来, 朝廷大大小小的政事商议, 御史大夫都有权参与, 可以说, 御史大夫集行政、秘书、监察三大权力于一身, 这一官职的出现, 体现了秦始皇时期权力高度集中的行政监察制度。而发展到汉成帝时期, 原本隶属御史大夫的监察权力就移交给御史中丞。汉武帝继位后, 实行改革, 将御史中丞更为御史台率, 掌察举非法, 并赋予丞相兼理监察的权力。尽管汉朝在秦朝中央行政监察制度的基础上加以变革, 监察权力上出现变动, 但不可否认的是, 无论是秦朝还是汉朝, 中央行政监察制度都是以高度集权制度为主。
(2) 中央监察地方行政。在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期, 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监察制度。对于中央, 实行了中央集权行政监察制度, 而对于地方主要采用了中央监察地方郡县的方法, 实行具体的行政监察。为了确保中央对地方的密切监察, 设立了监御史一职, 不同于御史大夫的是, 监御史掌管地方郡县, 且不专职地方行政监察, 还兼管治渠、领兵镇压农民起义等。
汉武帝时期, 为了监察地方行政, 设立刺史一职, 每个地方区域的刺史都有着固定的监察范围, 具有独立监察权力。发展到东汉末年, 刺史一职被更为州牧, 在政治权利上, 由司监察转变为司行政。
纵观秦汉时期的行政监察制度,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 其行政监察制度都处于初始时期, 影响着秦汉朝代的同时, 也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之处, 故而随着朝代的不断更新, 行政监察制度也在不断发生转变。
2. 魏晋南北朝中央与地方行政监察。
行政监察制度经过秦汉时期的萌芽期, 在魏晋南北朝得以强化,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 行政监察制度开始不断发展。就中央监察制度而言, 魏晋南北朝沿袭汉朝时期的制度, 赋予御史中丞中央行政监察的权力, 与司隶校尉分别监察文武百官政务处理。后期, 随着司隶校尉并入御史台, 御史中丞的权力日渐增大。就地方监察制度而言, 曹魏借鉴汉武帝时期的监察制度, 更州牧为刺史, 西晋又更为外台, 发展到东晋, 已经没有统一的地方行政监察制度, 更没有固定的监察机构, 地方行政监察工作开始出现一片混乱。
3. 隋唐完善行政监察制度。
隋朝统一全国后, 以历朝历代的行政监察制度影响为鉴, 开始完善行政监察制度, 开拓了中国古代的行政监察新局面。对于中央行政监察, 隋文帝设立了御史台, 以御史大夫为台主。介于东晋无地方行政监察之乱, 隋文帝非常注重地方行政监察, 并在地方设立司隶台, 台主为司隶大夫, 专职州县监察。不仅如此, 还设立了谒者台, 以谒者大夫为台主。三台共同组成了隋朝的行政监察体系。相比于以往朝代的行政监察制度体系, 隋朝已渐趋完善化。唐朝接替隋朝后, 沿袭隋朝的行政监察制度, 设立御史台, 负责行政总监察工作。御史台下分设台院、殿院和察院三院。台院中的侍御史, 司弹劾, 其弹劾的对象是王公大臣, 有着独立弹劾的权力。殿院中的殿中侍御史, 司供奉, 监察殿庭供奉仪式。察院中的监察御史, 司风宪, 主要监察各地方官吏行政。发展到唐玄宗时期, 地方监察开始以十道巡按方式进行。形成了“三院一道”的行政监察体系, 在行政监察制度中, 脱颖而出。究其体系完善的根本原因, 可以归功于唐朝特有的谏官体系。谏官体系有权监察政事的处理, 起到直接监督的作用, 促进了唐代行政监察制度的完善化。
4. 宋元行政监察持续发展。
在宋朝抑宰相扬台谏的历史背景下, 宰相的权力被抑制, 台谏的政治地位升高。宋朝沿袭唐朝的“三院一道”的行政监察制度, 设立御史台, 并分设台院、殿院和察院三院。与唐朝不同的是, 宋朝的察院不再专职地方监察, 而是转而监察尚书六部及在京官员。而对于地方行政监察, 宋朝将整个国家分成十五路监察区, 以监察区为单位, 每路设有通判, 与知州共同处理州内政务。但实际的发展历史中, 尽管台谏的政治地位被不断的提高, 却也是有名无实, 对行政监察的贡献少之又少。元朝时期, 设立了御史台, 以御史大夫为台主。对于地方行政监察, 分设二十二道监察区, 在各监察区分设肃政廉访司, 由监察御史充任。由此观之, 自唐以来形成的“三台一道”经历了宋代的改革与元代的发展, 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元朝行政监察体系。
5. 明清创新监察制度。
明清时期, 就元朝的独具一格的“三台一道”行政监察基础上, 创新发展, 使得行政监察制度趋于严密。摒弃了矫枉过正, 徒有虚名的台谏, 采取院科制。所谓的院科制, 具体是指都察院与六科给事中共同构成的行政监察制度。
明朝期间, 御史台被更为都察院, 且都察院为国家最高级监察机构, 掌握着中央行政监察大权。都察院官吏又分为监察御史与都御使。据历史资料记载, 都御使主要负责国家行政事务监察, 弹劾百官、提拔人才, 有着一定的司法检察权。监察御史专职于纠察文武百官的不正风气, 且监察御史在监察政务时, 都御使没有干涉的权力。还有一类御史同样隶属于都察院, 即巡按监察御史, 其主要的职责就是代替天子巡守十三道监察区, 尽管政治地位较为卑微, 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手握重权, 以小制大。三类御史组成了整个都察院, 在当时的行政监察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发展到清朝时期, 仍然保留都察院。
明朝期间, 天子不仅设置了都察院, 还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监察体系, 即六科给事中, 其最大的职责就在于监察六部, 对六部进行谏言、封驳、弹劾等, 对六部的行政有着一定的督察牵制作用, 还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都察院的权力。不仅如此, 还在各道设提刑按察, 政治权利上相对独立, 但重要政事还要与都指挥使、布政使共同商议。发展到清朝时期, 雍正将六科给事中改并到都察院, 且保留按察使一职, 为了监察地方行政, 特设总督和巡抚, 独立行使职权。
二、古代行政监察制度发展特点概括
纵观中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制度的历史演进, 各个朝代的制度都有着其独特之处, 都对当时的行政监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下是对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发展特点的具体分析。
1. 制度上趋于完善化, 逐渐重视地方监察。
从秦汉至明清, 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断的完善。各朝代逐渐重视地方监察是行政监察制度不断完善的重要体现。秦汉时期, 首创行政监察制度, 且并不完善, 对地方的监察也由中央执行。发展到汉朝时期, 借鉴了秦朝的经验, 汉对其原有的监察制度进行改革并补充, 汉武帝时期的地方监察法规“六条问事”的出现, 就是最好的体现。唐朝时期, 开始完善并发展行政监察制度, 相继制定了“察吏六条”与《巡按条例》, 完善了中央与地方的监察制度, 在当时的国家治理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发展到宋元朝时期, 行政监察法律逐渐全面, 集中表现在《监司互察法》与《设立宪台格制》的出台。而明清时期, 分析了历朝历代的监察制度, 结合当朝国情, 继续完善监察制度, 相关立法也十分完备, 在行政监察方面有法可依, 有制度可循, 形成了行政监察史上最完备的体系。
2. 相关监察机构政治权利逐步扩张。
追溯到秦汉时期, 所建立的行政监察机构并不完善, 御史大夫监管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而发展到隋唐时期, 台院监察范围逐步扩张, 蔓延全国, 并随着监察范围的扩大, 在政治权力上也得以扩张。加之, 唐形成了一套谏官体系, 在行政、司法部门有所渗透。明朝时期, 都察院成为了国家最高监察机构, 政治权利进一步扩张, 广泛渗透到各领域, 还有弹劾之权, 气焰甚盛。故而, 纵观秦汉、隋唐、明清, 随着朝代的更替, 行政监察机构的权力越来越膨胀化。
3. 监察与行政分离化发展。
随着朝代发展, 监察与行政逐渐呈现分离化发展。秦汉时期的史大夫专职监察国家行政, 隋唐时期, 监察与行政有着明显的脱离, 御史监察不受约束, 直接由天子支配, 谏官独立行使职权。明清时期, 是监察与行政分离最为明显, 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 在权力行使上更为独立, 按察使及督抚亦是独立行使地方监察权。
综上浅述, 中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制度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完善、发展, 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都有其各自的制度体系, 无论是沿袭前朝制度, 还是创新完善, 行政监察制度都为当时的国家治理做出贡献, 极具探索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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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弹墨第486页：“其后又有‘弹墨裙’，或叫做‘墨花裙’，是用墨弹色而成，雅淡得别具风致。”按弹墨系清代流行的一种印花丝织物，其生产工艺属于吹染一类。《古今图书集成》卷六八一·苏州府部载：弹墨为用吹管“喷五色于素绢，错成花鸟宫锦”。吹时可置天然叶片等于丝织物之上，由于叶片的遮掩即在丝织物上留下白色叶形；也可用剪成的各种纸样和镂空版代替。弹墨不仅可以作裙料，《红楼梦》中就有“锦边弹墨袜”和“弹墨幔子”。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红楼梦》的注释中称弹墨为“夹有黑线衲成行线或简单图案的妆饰”(第190页)，似也有误。
二、最早的衣袋第133页：“紫荷，也可以说是服饰中有衣袋之始。”扬雄《方言》载：“禅衣有者谓之祜衣”；郭璞注：“前施囊也。”中国古代袍衫的前襟中部有时加，处双层，可以怀物。这很象近现代服装上的暗袋。至迟在西汉已经相当普通，当然要早于南朝的紫荷。所以，才是中国最早的衣袋。
三、坏色衣·袈裟·衲衣第313页：“三衣规定颜色不许用上色或纯色，在新制的衣服上必须缀上一块用另一种颜色的布，用以破坏衣色的整齐，所以叫做坏色衣。”同页：“袈裟是由许多块碎布补缀而成，因而又称之谓衲衣，所以衲衣便成了僧侣服装的通称了”。据引文的意思，袈裟与衲衣为一物，用碎布补缀而成；坏色衣则为另一物，上仅缀一块异色的布。这种说法恐怕有问题。
首先，袈裟是梵语kasāya的音译，意译即坏色衣。其二，坏色衣并非用一块异色补缀，而是使用二重染，即复染的方法。僧衣避免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而用似黑(即缁)、似青(铜青)和似赤(浊赤)三种坏色(kasay，音译加沙)。其三，袈裟与衲衣是两个有联系的不同概念。衲衣是指佛教戒律规定，僧尼衣服应用人们遗弃不取的破碎衣片缝衲而成。据《释氏要览》，衲衣所用衣片有施主衣、无施主衣、往还衣(包死人衣)、死水衣、粪扫衣(又包括道路弃衣、粪扫处衣、河边弃衣、蚁穿破衣、破碎衣)。但佛教盛行后，这种戒律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详见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的《宗教词典》和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的《佛学大辞典》。
四、钓墩第287页：“……袜裤，即契丹服之‘钩墩’。”在此钩墩应作钓墩。钓墩一词在宋代史志中经常出现，是当时禁止穿用的“杂服”。钓虽通作钩，但与《东京梦华录》中的吊敦显然是一种东西，因此大致还是以钓为是。钓塾也有与靴相连属的，即称钓墩靴。《水浒》中的陈达，就足登“钓墩靴”去向史进搦战。
五、罗和绮第214页：“……透额罗。按罗文较疏，亦即绮。《唐六典》谓：绮即细绫，大致是一种较疏较细的丝织物。”这种说法，容易导致罗＝绮＝绫的错误结论。
物流史上有许多的奇迹，而我们华夏文明在这方面曾经一直走在世界的前面，因为我们华夏文明有着世界其他任何国家及文明都没有的辉煌史。四大发明、秦兵马俑、万里长城等等。而在物流的运输路线开通上，我们曾经一直也一样引领着世界的方向。下面我简单地介绍一下其中的一些举世之作。
一, 汉代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条商业交流路线。它是在汉武大帝时代开通的，当时为了政治需求，汉武帝派遣张骞去西域联络其他当地各部落如大月氏等共同夹击匈奴。可是当匈奴击退后，成为了中原之地与西域之间交流的通道，并且还促进了名族间的交流。当时中亚、波斯帝国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商人也通过这条大道来与汉人交易丝绸、陶瓷等。渐渐地成为了商业交流的重要路线。后来只要是和平年代就有商人利用这条道路来换取双方所需要的商品。由于在这些商品中丝绸最多从而史上称之为:丝绸之路。
二，隋朝大运河。隋大运河是在隋炀帝时由当时知名的建筑学家主持所修。将通济渠、广济渠、邗沟、江南河四段相连组成一条连接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大运河，为了管理国家以及开发南方提供了重要的渠道。开始只是隋炀帝到扬州等游玩的渠道，渐渐地许多的商人利用这条通道运输大宗的商品，例如当时江南的苏锦绫罗、岭南名药、以及盐鱼等。这条贯通中国南北的水上通道成为当时的重要运粮重道，尤其到了大唐帝国，商业交流的广泛发展，以及南方大发展，在运河边上修建了许多的大型粮仓，成为国家的重要物流储藏基地。这条水上长龙一直到清朝仍旧被用，因此可见其在我国历史上的重大作用。
三，海上丝绸之路。由于在大唐时期我国的商业得到大发展，政治清明，国家和平稳定，再加之南方的开发发展，以及外国的商人对外宣传：大唐处处是黄金，因此当时许多的东南亚，南亚国家纷纷向往中国，而到来的同样有许多的商品，我们国家当时政府就在沿海设立许多的外商交流城市，例如广州、杭州、苏州、福州、南京等地。因此海上通道渐渐也得到发展，而与陆上丝绸之路一样，中国的丝绸纷纷外销，慢慢的就在海上通道，直到大唐覆灭宋朝兴起，由于宋朝偏安一隅，造成陆上丝绸之路中断，至此海上成为对外交流的重要渠道。而到了南宋更加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彻底开通。最远到达红海沿岸以及地中海，成为沟通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以及北非的海上商业渠道。这成为当时的世界航海线路以及商业道路的最长渠道。是物流史上的伟大创举。四，郑和下西洋航道。郑和是明朝初期的一位宦官，他是明成祖朱棣非常信任的人。由于明成祖当皇帝是从其侄子手上夺得，而靖难之役后，朱允炆逃走，当时有人传到朱允炆逃到东南亚，这样明成祖为了能找到其，因此派遣郑和去东南亚寻找，于是这就成为郑和下西洋的起始。当时明政府带领许多的丝绸珠宝以及陶瓷等南下寻找建文帝朱允炆。当时的船犹如现在的战舰，在东南亚、南亚，当地土著异常震惊，许多的小国甚至追随到明朝进贡。许多的商人也利用这条航道经商，尤其是郑和利用当时的火炮消灭海盗，更加的宣扬了国威。但是由于长时间的大肆宣传造成国库空虚，最后被迫停止。但是其航海的长度又一次的扩大至东非沿岸，为当时的商业道路做出重要贡献，更加是航海上的伟大之举，比哥伦布发现的新航道早了400多年。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辉煌。
历史总是在前进，当西方国家进入封建国家，并且利用中国的发明去开创新的文明时，我们却做出了最愚蠢的错误的举措：闭关锁国。这样盲目自大脱离世界，随之而来的是我们的商业运输方式也渐渐落后，商业发展缓慢，未能与世界接轨，最后走入了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之路。而外国则是利用商业间接地发展自我，最后走上强国之路。辉煌就这样随我们而去，留给我们的只有遗憾。而世界的物流运输则一直在向前发展。
11.秦朝统一后，以（三公九卿）为中央行政系统的主体。
2.宋代（参知政事）的设臵，分割了宰相的行政权。
3.科举与学校教育的彻底合流，凡“科举者必由学校”是在（明代）。
4.中国古代法律集中体现维护王权制度和父权家长制的基本精神。（天子）是实际的最高立法人。
5.中国封建社会地方建制的基本结构是（郡县）制度。
6.清军机处成立后（内阁大学士）更无实权，往往作为清政府对某些重臣明升暗降的一种手段。
7.古代中央行政体制从组织机构与相应的官制配臵来看，其中枢系统以（宰相）为核心。
8.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围绕维护皇权而建立的职官体系中，中央官制以（三公九卿）为主干。
9.下列哪一项不属于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范围（社会主义社会）。
10.正式确立嫡长子继承制的朝代是（西周）。
11.清代官制中，（内阁）是名义上的最高行政机构。
12.一般把政体分为（君主制）和共和制两类。
13.预备立宪时期的咨议局是一个（中央）“民意”机构。
14.隋代中央监察机构中负责监察中央官员的是（御史台）
15.明代最高地方行政机构是（省）。
16.（启）破坏了禅让制，取被推举出的伯益之位而代之，自此，禅让制被王位世袭制取代。
17.明洪武十三年废除宰相制度以后，（六部）成为直属皇帝的全国最高法定政务机构。
18.中国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中最主要的矛盾是（皇权与相权的矛盾）。
19.（春秋战国）时期是士阶层的黄金盛世。
20.东汉时期，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共同为名义上的宰相。
21.科举制度是在（1905）年废止的。
22.我国古代军事制度，大致可以（安史之乱）为前后分界点，前期是以征兵制为主。世兵制和募兵制为辅的时期，后期则是募兵制和征兵制相互参用的时期。
23.1861年设立的总理衙门是一个办理（外交）的机构
24.（路）是宋代最高地方行政机构。
25.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结构形式是（中央集权制）。
26.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是建立在封建（家庭）制度基础上的一种分拣专制君主制
27.中国的奴隶制时代，通常指迄于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立国，而止于（春秋）时代的公元前476年的这一长时段的历史
28.封建制则是依据（宗法制）原则实行的中国奴隶制下政权组织形式的基本原
则
29.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是哪一种王伟继承制的基本原则（嫡长子继承制）
30.西周中央政府三公以下最主要的政务官是三司，司徒，司马和（司空）
31.文武分职的专职官僚体制取代奴隶社会的世卿世禄制是在（战国）
32.东汉时期，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共同为名义上的宰相
34.清军机处成立后（内阁大学时）更无实权，往往作为清政府对某些忠臣明升暗降的一种手段
35.汉武帝时开始重用（尚书）为中朝官以牵制外朝
36.宋代在中枢机构中书门下和枢密院之外的最重要的机构是主管全国财政的（三司）
37.元地方最高行政组织是（省）
38.秦始皇重（法家）治国之术，倡导以吏人为师
39.商朝时（商王）是军队最高统帅，常直接统兵打仗
40.（战国）时期，贵族世兵制被最后取消，各国开始实行普遍的征兵制
41.秦朝统一天下，军事制度整齐划一，（太尉）作为三公之一，掌管全国军政
42.唐开元时期，节度使势力急剧膨胀成为佣兵一地，兼有行政，财政等权的地方实力人物，其发展结果最终酿至（安史之乱）
43.魏律，晋律和唐律中的八议之条，体现着（儒家）的礼仪学说，法律的道德化成为明显的特点
44.中央最高司法审判机构，三国，两晋，南朝，北魏均称廷尉，北齐改称（大理寺）
45.湘军的创始人（曾国藩）
46.北洋大臣依据由（直隶总督）兼任
47.责任内阁是一个具有（皇族）色彩的内阁
作业21、唐后期，监察权力大大削弱，监察制度多有破坏。这是与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割据不相适应的一种必然现象。（×）
2、春秋时期，将、相分治始成定制。（×）
3、汉代县以下的乡里基层组织沿秦制，为乡、亭、里三级，设有乡官。（√）
4、唐宋科举考生来源有两种途径，即“生员”和“乡贡”。（√）
5、军制的改革是从改革田制和赋役制度着手，以保证兵员和军赋的来源。（√）
6、“责任内阁”是晚清预备立宪时期的最高行政机构。（√）
7、元朝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书只有《元典章》。（×）
8、唐代的谏官均为规谏皇帝过失的谏官，这实际上是对皇帝个人的一种监察。（√）
9、唐高宗永微以后，都督带使持节，始称为节度使。（√）
10．明代卫所军兵和配臵上采取“外重内轻”原则，京师地区配以重兵。（×）
11、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公制逐渐向三省制过渡，三省制初步形成。（√）
12、唐玄宗开元年间编篡的《唐六典》是我国最早的行政法典。（√）
13、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具有强大内聚力、扩散性和凝固力的外放型社会。（×）
14、汉代属于正式职官系统的称“中朝官”；属于非正式的职官系统的称内朝官。（×）
15、《唐律疏议》是留存至今，最早的完整系统的封建法典。（√）
16、夏、商、周实行等级君主专制的国家结构，其王朝实际是一种复合制。（×）
17、“笔帖式”是清代在各主要衙门中设立的，专门负责翻译满汉奏章文书的高级官员。（×）
18、国体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和管理形式。（×）
19、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一般走的是传统史学的治学之路，以写“信史”为原则，注重考据和实录。（√）
20、西周的选拔人才注重德与能的结合，而以能为重。（×）
21、《法经》，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的成文法。（√）
22、唐朝在边地军事要地或其他紧要地区又设有都督府，设都督掌若干州所在区域的军队。（√）
23、中国奴隶制时代的世袭贵族，与王侯同姓的称为“公族”，异姓的称为卿族，统称“世族”。（√）
24、宗法制由原始社会的母系大家长制演变而来，至西周是趋于完善。宗法制的基本原则是嫡长子继承制和大、小宗的区别与划分。（×）
25、“外服官”指商王和周天子直接管辖的中央地区（王畿地区）的行政官员。（×）
26.公元全221年秦始皇建立大统一的封建君主政体标志着统一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
27.君主制政体始终与农耕文明相联系。（√）
28.春秋时代周王室哀微，大国争霸，历史上出现了所谓的春秋五霸，奴隶制走向瓦解。（√）
29.春秋这一时代名，因孔子所修鲁国史书《春秋》而得名。（√）
30.始设于雍正年间的南书房是清代官制中最有特色，影响最大的机构。（×）
31.元朝正式废除三省制而实行一省制，以中书省为全国政务中枢，执掌最高军政事务。（×）
32三省制使丞相之权一分为三，由独相制到群相制演变，有利于皇权的集中。（√）
33.明代掌管学校教育的事国子监。（√）
34.“非进士者不入翰林，非翰林者不入内阁”说明清代翰林院的地位重要。（√）
35.汉代司隶校尉权势很大，包括三公之内，皆可纠弹，与尚书令、御史、丞号称“三独坐”。（×）
36.我国古代监察制度是随着秦统一全国后，适应统一的封建集权政治才形成起来的。（√）
37.御史台下属机构是台院、殿院和察院三个。（√）
38.清朝检查制度袭明制，都察院是全国最高监察机构，与明都察院没有不同。（×）
39.明代司法制度总体特点是最大限度的保证皇帝的最高司法权。（√）
40.责任内阁是晚清预备立宪时期的最高行政机构。（√）
作业3
一、宋代知府、知州与通判的工作对应关系？
路以上的地方机构为州（府、军、监），直属朝廷。长官为知州、知府、知军、知监，因属差遮官，按例带京朝官衔。知州（全称“权知某州军州事”），知府均用文人担任。一般地区设州；都城、要地或皇帝即位前居住过或任过职的州称府，地位略高于一般的州；军多设在军事要地或偏远之地；监多设在矿区。知州之外另设通判（全称“通判州军事”）1到2人，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官职，既非副知州，也不是知州的下属，有权和知州共同处理一州事物，各州公文只有经过知州和通判共同签署才生效。通判还有监察知州以下各官的权利，西北称“监州”。
二、清代的“道”与唐代的“道”有什么不同？
唐代道（2）成为州（府）之上的实际最高地方行政机构，“道”在唐前期已经存在，唐太宗曾分全国为十道（玄宗时增至十五道），这种道是监察区而非行政区，中央政府定期派京城官充任各道的按察使（后改称采访处臵使，观察处臵使）巡视监察地方州县，安史乱后成为地方最高建制的“道”则是从唐前期都督府发展而来的，专指节度使所领的道。唐前期在边郡臵（大）都督府，这些都是督府所领地区也称“道”。清代为处理一省事物之便，沿袭明制，一省份几道，由布政使派出的称分守道，由按察使派出的称分巡道。乾隆以后成为地方实官，事实上道成了省和府之间的行政机构。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宰相制度萌生情况概述？
春秋时期，各国中央一级的主要官职仍是西周制度，没有太多变化，但宰相制度出现端倪。各国都相继出现君主之下执掌朝政的官职。地位相当于后来的宰相，各国的最高执政这时也有直接称“相”的。战国时期，宰相制度初步形成，名称虽不一样，但执掌是一样的，协助国王处理全国政务，由国王任免，这一时期的宰相多为客卿，由布衣而臵相位者为数不少。
四、简述西汉政府解决王国问题的举措及其效果？
汉景帝时实行“削藩”，随后发生“七国之乱”，评定七国之乱后，景帝采取剥夺王国实权之法，令诸侯王不得亲自治理国政，改丞相为“相”，裁去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等官，王国的主要官员均由中央任免。武帝时，采纳父亲偃的建议，继续推行消弱王国势力的“推恩法”，王国土地日以缩小，又作“左官律”，汉朝官制尊右卑左，官吏降职谓之左迁，左官律定王国之官为左官，意在抑制士人到王国为官，经过这一系列措施，武帝后的王国虽名义尚存，但实际建制与郡县相差不多了。
五、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对象和具体领域是什么？
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历史国体和政体形成，发展及其演变的历史和规律。提举的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古代国家政权的性质，组织和结构形式，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六、简述周商时期的宗教史职系统及其职能？
奴隶制时代，中国神权政治在组织机构上的表现就是各种宗教神职官的设臵及其在国家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如商代的“多卜”（贞人）和西周中央职官系统中的太史、太卜和太祝等都是执掌宗教祭祀各方面事务并且地位显赫的官员，同时，王或天子即是上天或上帝的代言人，掌握对神和祖先的主祭祀权并通过所谓的神的意志来行使和稳固现实的统治。
七、中国古代奴隶社会王位继承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
商中期以前，王位继承并没有“父死子继”制的明确规定。可以是子继，也可以是兄弟。到了商后期才确立父死子继制度，随着宗法制度的全面推行，西周以降又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并为封建社会的主体王朝所承袭。这种嫡长子继承的基本原则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即王位继承制度有一个由不规范到规范的过程。
八、唐代科举制度？
唐代常科，门类众多，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书、明法、明算，谓之“唐六科”，其中又以进士和明经两科最重要，大抵唐初以秀才科等最高，其“特难其选”，后秀才科逐渐衰微，而以进士、明经两科为时所重。
作业4
一、谓“清末新政”？如何评价清末新政？
从1901到1905年间，清政府先后施行包括军制改革，行政机构改革，教育制度改革与废止科举制度等一系列措施。这就是所谓的“清末新政”。其中官职改革一是裁撤冗官冗衙，调整部院。如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裁詹事府、通政使司、国子监等中央闲散机构；裁河东河道总督，其事务改归河南巡抚兼办。裁云南、湖北两省巡抚，由云贵总督、湖广总督监管。二是增设与新形势相吻合的商部、学部、巡警部等新的中央部级机构，三部加外交部，与传统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一共合为十部建制，各部长官和副长官不在以尚书和侍郎相称，改称大臣和副大臣，其下设左右丞，参议和参政。三是停止捐纳制度，停止报捐实官和捐纳武职。“清末新政”虽然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封建政体，但其官制改革，裁并冗官冗衙，有精简机构之效。打破了中国自隋唐沿袭下来的传统六部建制，提高了行政管理的近现代化水平；其军制改革为现代军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教育制度改革与废止科举制度，开创了现代教育和现代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也为新思想的传播起到了一种客观上的推进作用。
二、论宰相制度的演变？
春秋时期，各国中央一级的主要官职仍承袭西周制度，尚无太多变化，但宰
相制度确已显端倪，各国都出现君主之下执掌朝政的职官，战国时期，宰相制度初步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中，宰相为百官之首，“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位高权重”。秦朝丞相（也称相国）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汉初丞相位高权重，“掌丞天子、助理万机”，随着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加深，汉武帝时，丞相的权利开始消弱。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共同为名义上的宰相。至南朝梁时，正式出现了尚书省的名称，尚书省为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尚书令也成为事实上的宰相。隋代的三省长官尚书令、左右仆射、内史令、纳言均为宰相。以他官加“参议朝政”、“参知政事”等名衔执行宰相事务者，成为实际上的宰相。唐高宗时，以“参议朝政”、“参知政事”、“参政朝政”等名衔行使宰相职权，成为实际上的宰相。高宗时期，又以品味较低的官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等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衔行宰相之事，加此称号者即为宰相。宋代的实际宰相机构称“中书门下”。宰相名称则多有变化，元代宰相较宋代权重。其宰相制度表现了一定的贵族色彩和民族歧视政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推行一千余年的宰相制度被最后废除。
三、清代管制的主要特点？
1、内阁虽然是名义上的最高行政机构，但实际权力却掌握在属于内朝官系统的军机处手中。
2、各部，院，寺，监等机构主要官员实行满汉复职制。
3、官职紊乱，权限不明。
4、幕僚制度盛行，朝臣和地方督抚往往自辟幕僚，以备顾问。
5、书吏势力很大，清朝各部中有一批属于雇员性质的，专门负责处理文书事务的书吏，称为“部办”或“承差”，因多为父子师徒相承，又熟悉具体文书事务，在一定程度上能左右部中事务。因为他们无薪俸保障而公开收贿，名之“部费”。各省官衙中也有一批这种操纵事务的书吏。
四、元代行省的建立及其意义？
第一章 前封建时代和封建时代
重点：
第二节 封建时代的过渡——夏
夏的国家形态、王权、服内、服外、宗教与意识形态等政治制度。
第三节封建时代的确立——商
王族宗法制的确立、分封、官制、兵制、礼仪与宗教等政治制度。
第四节封建制的盛世——西周宗法制度的内容、分封、朝觐盟会制度、官制、意识形态、礼仪与教育。
第二章 “官僚”帝国的时代---从春秋战国到秦汉
重点：
第一节 官僚制帝国时代的过渡——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制度的崩溃、士阶层的崛起与新型官制的出现、战国时期的政治改革内容、战争形势的改变与军制的变化、政治文法的变迁。
第二节法家帝国——秦
皇帝制度的确立、铲平贵族政治，实现社会等级流动化、郡县制的建立、“以吏为师”的政治文化。
第二节 王霸之道——两汉
郡县制的完善与最终确立、皇帝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官僚体系的建立、礼仪司法制度、汉代的乡里结构、汉代的选举制度、意识形态与学校制度、监察制度官员任用与考核制度、兵制、政治运作的机制与过程。
第三章 贵族与皇权---三国、魏晋南北朝
重点：
第二节 九品中正制和“户调式”与门阀政治
九品中正制的概念及特点、门阀政治的概念。
第四节 中央机构的权力制衡与职能分工的初现
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各自的来源及主要职能。
第四章 考试帝国---隋唐
重点：
第一节 隋朝的创制
隋朝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创制。
第二节 三省六部和集体宰相体制
三省六部的产生和集体宰相体制的特点。
第三节 科举制度
科举考试的科目、考试过程、隐形制度安排、科举与学校、唐代科举制度的评价。
第九节 中唐决策机制的变化以及宦官专权的原因
第五章 军阀政体---五代十国
重点：
第二节 失掉了文治精神的文官体系
第六章 精致繁复的网状王国---两宋
第一节 繁复的中央行政机构
宋朝繁复的中央行政机构的特点及对后世的影响。
第一节 宋代的地方官制
路、府、州、军、监、县、镇、寨的运作安排及特点。
第三节 宋代的科举与学校制度
宋代的科举与学校制度的内容及特点。
第五节 宋朝的兵制
军队的分类和布局、禁军的指挥系统、南宋兵制的变化。
第七章 草原帝国---金、元
重点：
猛安谋克制度
投下分封建度
第八章 绝对王权---明、清（1860年之前）
第一节政治中枢的变迁
内阁的由来和演变、明代的宦官专权
第二节 明代的中央行政机构
废除宰相后中央行政机构的变化及对后世的影响。
第三节 明代的地方行政体系
省级、府、州、县架构及变化。
第四节 明代的学校与科举制度
明代科举制度安排及对后世的影响。
第五节 明朝的兵制
明代地方军制及其变迁、明朝的中央军制、军事指挥体系、明朝军制的检讨。
第六节明朝皇室的特务机构
第七节 明朝的监察制度
第八节 明朝独特的宗藩制度
第九节 清代的中枢决策及其机构
清朝决策机构的变迁、军机处的性质和作用、翰林院在中枢中的特殊位置。
第十节 清朝的皇位继承制度
清朝的皇位继承制度的演变。
第十一节 清代的中央行政机构
六部的机构设置与职能分工。
第十二清朝的八旗绿营兵制
八旗兵制、绿营兵制。
第九章 转型的阵痛---晚清
1.课程简介
中国古代舞蹈史论课, 是中国舞表演专业的必修课程, 是舞蹈教学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本课程的设计是根据高职高专的教学特点以培养学生实操技术能力为主导, 结合具体的舞蹈表演专业的需要, 进行必要的理论归纳和阐述, 其教学重点并不是一味的去让学生了解历史, 摸清历史, 进行学术研究, 而是为了丰富学生专业理论知识, 拓宽学生艺术视野, 激发学生的创作欲望, 进行实践创作。我们学习《中国古代舞蹈史论》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国的舞蹈文化, 我们学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古为今用, 为了能更进一步深入了解我们的过去, 继承弘扬我们祖先所留下来的丰富宝贵的文化遗产。为学生更好地分析、理解、创作舞蹈作品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石。
2.课程作用
通过《中国古代舞蹈史论》课程的讲授, 让学生了解我国灿烂悠久的舞蹈历史和文化, 增强民族自豪感, 培养其爱国主义思想, 弘扬中华民族的舞蹈文化, 帮助他们树立起为祖国舞蹈事业献身的信念。同时,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要求学生掌握中国舞蹈产生、发展的状况及各历史阶段的审美特征、艺术风范, 以便能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去认识舞蹈、感受舞蹈、传播舞蹈, 并让学生通过舞蹈史的学习, 以其中的历史资料作为编创元素, 进行编创, 开阔学生的创造思维, 提高锻炼学生艺术创造能力, 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目的。《中国古代舞蹈史论》课是舞蹈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前期所学习的知识和技能在本课程中有着极大的应用价值, 起着指导作用。它与舞蹈技能课之间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关系, 为学生能更好的学习技能课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
3.课程改革
一定打破以往的理论教学模式, “照本宣科”。不管学生接不接受, 学没学懂, 师生每人拿一本教科书, 老师在上面说, 学生极没兴趣的拿着笔在书上跟着老师的节奏, 吃力的划着。然后, 不要让学生一味地让学生死记硬背, “啃书本”而是通过课程的学习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开发学生的思辨能力。在其次, 在理论教学中, 增开实践教学部分, 并加大实践教学课量, 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此《中国古代舞蹈史论》是在高职高专院校开设, 其教学重点是不是一味地让学生去搞懂历史, 进行学术研究, 而是为了丰富学生理论知识, 开阔学生艺术视野, 我们学习《中国古代舞蹈史论》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国的舞蹈文化, 为总结历史上有益的经验, 为更好地分析、理解、创作舞蹈作品打下良好的基石。
是让学生通过《中国古代舞蹈史论》的学习, 以其中的历史理论资料作为编创元素, 进行编创, 开阔学生的创造思维, 提高锻炼学生艺术创造能力, 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目的。教授学生如何从一个带鲜明风格的舞蹈文物的局部和整体的动态、静态舞姿比较分析, 找出舞姿的来源特色和艺术风格, 并以其中的元素进行创作, 分三个步骤 (舞词、舞句、舞段) 最后形成舞蹈作品, 达到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目的。
二、改革措施与方法
理论与实践教学:
1.理论教学
课前阅读大量资料、电子教案做仔细, 做到每一个教学点都有大量实际例证给学生观看。艺术类教学是一门培养观察方法、思考方法和制作方法的学科, 其教学方式不能死板, 而且课程本身就是一门舞蹈理论学科, 进行理论教学, 不能让课堂教学枯燥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这就需要做好充分的备课, 翻阅大量的书籍资料, 做好大量的课前资料收集 (文献、图片、视频) 必须就每一个历史环节进行展开, 尽量深入, 做到每个历史朝代都有史来依, 有图可看, 有教学视频来观看。
讲究授课技巧。在课堂上根据教案展开, 不读死教案, 采取人性化教学方式。有了详细的电子教案之后, 接下去就是互动教学了。如果只是把备好的教案诵读出来, 那么完全起不到真正教学的目的。首先, 老师要有语言组织能力, 重视说话的逻辑性以及条理性, 语言要精辟, 要做到点到即止, 不要有太过于繁琐啰嗦。有时候更善用一些恰当的比喻和实例及亲身所感或者生活中的一些例子来举证, 这样老师的课堂就会比较生动, 实际生活中的例子学生也更容易接受。课堂上经常和学生产生互动, 可以使他们更深刻地记住所学的内容。其次, 在课堂上老师应注重劳逸结合, 有节奏地控制学生的注意力, 一旦出现听觉疲劳或者视觉疲劳的现象, 就采用比较有趣的例子提高他们的兴致, 或者就是采用提问的方式来引起他们的注意力。
不同的课程与不同的教学对象采取不同针对性的教学方式。要做到因材施教。有些同学历史兴致高, 有些同学兴致低。作为老师要应该分别对待, 要以启发式教学为主去引导学生, 去带动学生。坚决不主张强迫填压式教学, 要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为主。
每个教学点都会布置相应的课后作业, 这样可以让学生课后去思辨。每次学生交作业后要进行公开的讲评, 这样可以使学生看到其他学生的作业, 有相互间的交流, 做到举一反三, 理论课的学习切忌不要让学生形成死记硬背的学习模式, 而是要培养开拓学生的思辨能力, 活学活用。尤其是在公开讲评思考题时, 学生最好能各抒己见, 发表个人的看法和观点, 甚至为了一个问题讨论起来, 最后老师再进行深一步的分析与点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以使学生的思辨能力在短时期里有快速的提高。
2.实践教学
首先, 要让课堂动起来。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打破以往学习历史理论, 枯燥的学习的氛围, 让课堂活跃起来。
通过丰富精美的多媒体课件, 提高课程的吸引力。必须就每一个历史环节进行展开, 尽量深入, 做到每个历史朝代都有史可依, 有图可看, 有舞蹈视频来观赏。让学生在学习中, 不感到枯燥和乏味, 在每章节的学习中都有不同的收获和感受, 始终保持学习兴趣。
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开发学生的思辨能力。在每章节的学习中, 我都会根据自己多年的舞蹈史论学习, 说一些有关的历史典故及野史的内容, 来提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并在里从中加一些思考问题来询问学生, 启发学生思辨能力。这样课堂就不会那么死气沉沉。有一次上课, 说到有关舞蹈起源的问题, 同学们各抒己见, 课堂非常活跃, 甚至有的同学为了一个观点与我争的面红耳赤。我不怪她, 反而觉得这很好, 因为说明她有在思考, 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也是我最终的教学目的, 课堂互动教学, 锻炼学生实践动脑思辨能力。
其次, 要让学生动起来。
拓宽学生的艺术视野, 激发学生的创作欲望。这也是本课程改革的宗旨——实践创作。我把实践创作部分纳入理论教学, 就是想要把“死”的历史, 让它“活”起来。此教学部分我叫它历史舞蹈创编, 是中国古代舞蹈史论的实践教学。其开设的目的是为了丰富中国古代舞蹈史课程的实践部分, 是尝试着对舞蹈史论的教学体系做一个补充。我始终认为我们学史最终目的是为了古为今用, 为了能更进一步深入了解我们的过去, 继承弘扬我们祖先所留下来的丰富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历史舞蹈创编课不是复古它是一种新的尝试, 是创新。它是用现代人的现代观点, 比如说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经过仔细揣摩, 研究分析去看待历史、解构历史。让学生根据前段时间所学的历史理论和对舞蹈文物的参考, 并进行课堂实践分析, 对历史舞蹈文物中的静、动造型进行摹拟, 并从中找到其运动和连接方式, 领会掌握各历史朝代舞蹈的风格特点, 对当时的舞蹈场景进行摹拟复苏, 编创出符合此历史朝代舞蹈风格的舞蹈片段, 最终呈现在舞台上。例如, 我院大二学生通过学习, 在《中国古代舞蹈史论》实践课上用原始图腾蛙祭祀为元素题材, 进行分析创作, 形成舞蹈片段, 最终在老师的指导下形成舞蹈作品, 此作品《蛙图腾》参加澳门第三届国际“金莲花杯”舞蹈大赛荣获大赛最高奖——“金莲花杯”。这就是很好的例子, 因为要进行编创, 这就意味着学生要去大量的阅读书籍史料, 不仅是课本上, 还要去图书馆, 以及上网去查询收集, 在经过仔细揣摩和分析后, 然后开始从中找到编创的素材和动机, 进行创作。经过这样一个从学习到创作的过程, 大大地加深了学生对历史的了解, 同时还激发了学生的创作潜力和激情, 使她对今后学习更加有兴趣, 有信心。这也比在课堂上逼学生去背一些死的理论知识有效的多, 更能贴近我们高职高专教学理念, 培养高素质实操能力综合型人才。
通过对舞蹈史论学习和对史料、图片、视频资料的分析, 让学生准确掌握各历史朝代舞蹈的风格特征, 并引导学生依据史料作为编创元素, 进行历史舞蹈创编。锻炼学生艺术思维和编创能力。
a.选定一个朝代进行分析, 以3人或5人形成一个创编小组
b.分析舞蹈图片的动势
c.找到形成舞蹈动作的5个方法和支点
d.然后把5个方法结合起来形成词、句、段、
e.最后形成舞蹈片段
f.再以组为单位加以整合将舞蹈片段进行完善形成舞蹈作品, 最终呈现在舞台上
三、结语
学生对此课很感兴趣, 收获很多。尤其是利用历史资料, 题材进行编创, 显得很积极, 很有兴趣。达到最终教学目的和效果——理论实践相统一。
让学生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经过仔细揣摩, 研究分析去看待历史、解构历史, 根据所学的历史理论和对舞蹈文物进行课堂实践分析, 并从中找到其运动和连接方式, 编创出符合各历史朝代舞蹈风格的舞蹈片段, 最终呈现在舞台上。这种新的课程改革开掘出了舞蹈史论课程新的特性“跳动”, 这种“跳动”的特性让一门枯燥的历史理论课, 充满活力, 大大提高了学生学史的兴趣, 加快了课程教学进度和效率;这种创新的课程教学模式既提升了学生对历史的了解, 又锻炼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创作动手能力。综上所述, 我个人认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舞蹈史会比只有书本文字的舞蹈史更有教学意义, 更能提高学生学史的兴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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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史结合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中间地带” 意义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意识最为浓厚的民族之一，中国人历来重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中国学术的各个领域历来重视从历史发展线索中寻求各自的规律，中国古代文学自然也不例外。“文史结合”既是中国史学也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更是当代中国传统文化推广普及和对外传播的基本要求。但就当前大学生的国学基础而言，整体上比几十年前，乃至十几年前的学生都要薄弱很多，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接受自然存在更多的障碍和困难，咀嚼、消化传统文化的耐心也相对不足。在就业压力较大的环境下，学生更不容易安下心来从事专业学习，相对于应用学科而言，基础学科的学生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形。从教学过程来看，由于内容的庞杂、以及现实教学时间的限制，用于阐明大纲、揭示规律的教学时间往往不得不大量挤压接触和理解作家、作品所用的时间，“现象”层面的内容尚未吃透，“本质”层面的东西就难免强行灌输，感性认识不足，如何自然而然地上升到理性认识？违背认识规律，自然难以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增进学生对于作家和作品的理解，就成为提高文学史教学质量的重要突破口。再就一般文学史教材的编写而言，文学作品所赖以产生的历史背景，在一般教材上往往不可能写得太过详细，因为教材自有其体例和篇幅的要求，但对于讲授者来说，作品分析的宗旨在于把作品的思想感情内涵讲透，若只以教材上只言片语的背景描述作为讲授依据，显然无法完成这一任务。这就需要讲授者在课前对作品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作详细了解，对作家创作时心态、情感的把握尽量做到成竹在胸；而在课堂上正式讲授时则应当对背景资料予以适当剪裁，以有助于学生思想感情的深入理解和全面把握。
根据多年来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过程中，适当增大准确解说作家、作品相关历史背景、文化环境以及创作本事的时间比重，争取在有限的课时内把这一部分问题说清、说透，明显要比单纯从文字层面上解释作品本身效果要好。在通读多数作家全集还不太现实的本科阶段，作品的文字、音训，学生完全可以参照诸如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主编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读》（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及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作品选注》（中华书局）等学术质量比较可靠的专门性教材自行解决。如果教师对此类教材中的解说偶有不同意见，而且言之有据，完全可以在课上稍加点拨，以平等的态度与学生商榷，这样往往能够引发学生深入研究的兴趣（商榷过程放在课下完成）。总之，教师侧重阐释“文”“史”交叉的“中间地带”，作品文字疏通的工作则由学生独立完成，就实际教学效果来看，教师比较容易把作家、作品的解读在提纲挈领中推向深入，大学生的自学和治学能力、研究兴趣也容易得到大幅度提高。笔者拟结合实际教学环节中的部分例证，对“文史结合”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中的重要意义予以具体说明。
第一，作家对社会时事的反应和看法，是表现其性情、人格的重要内容。言为心声，虽然无数杰出的作家早已隐入历史长河，然而他们的作品流传至今，仍然鲜活地呈现着他们在不同历史情境下的心理跃动，仍然生动地展示着他们的性格和品格。长久以来，曹操已经成为通俗文艺中典型的白脸奸雄，但历史中的曹操显然并不是这种一无是处的反面形象，鲁迅、郭沫若早已写过翻案文章，无需笔者辞费。我们在《中国古代文学史》课堂上所要强调的是，曹操的某些文学作品，恰能说明他在汉末战乱的环境里，是一个少见的能够代表历史进步力量的杰出人物。比如他的《蒿里行》，比较集中地表现了东汉末年在天灾人祸交互作用之下社会的凋敝残破，以及东方军阀名为讨伐董卓、实际上却各怀鬼胎的现实：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1]（卷二七）
诗中提出如下几个汉末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民生凋敝、人口锐减；联合讨伐董卓的东方军阀为争权夺利逡巡不进、自相残杀；袁氏兄弟图谋另立皇帝或自行称帝。将曹操的《蒿里行》与《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籍记载相印证，可以说明这样几个问题：一，曹操的诗作对汉末社会现实的反映是真实的，而且比历史记载更加生动；二，曹操对东方军阀表面上标榜大义实际上却只顾谋求私利、并且因私害公的行径十分不满，并提出指责；三，曹操对百姓、士卒的疾苦给予了真实生动的表现，并且表达了哀悼和同情。以上种种都是当时其他军阀没能做到的，已属难能可贵。结合曹操发展屯田、裁抑豪强、统一北方的举动，可知曹操的目的归根结底在于铲除割据、统一华夏、稳定政治、发展经济。尽管他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不光彩甚至残酷的手段比比皆是，但在当时毕竟代表了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大量古典小说、戏曲中曹操的“奸雄”形象，应当与《蒿里行》所展示的曹操合观，才有可能更加贴近这一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
第二，尽可能地贴近和体验历史情境，是准确把握作品思想情感的必由之路。文学作品的抒情方式各有不同，或直抒胸臆，或委曲婉转，或欲言又止，或深藏不漏。对那些思想情绪比较隐晦的作品，单凭文字层面的解读很难抓住情感核心，结合历史环境或作家生平经历往往能够顺利解决问题。历史不可能被再现或克隆，但依据传世文献或考古发现，很多历史情境可以被当代人贴近，贴近了作家本人的历史，也就更容易贴近作家的内心世界。如曹操著名的乐府歌辞《步出夏门行·东临碣石》：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1]（卷三七）endprint
这首歌辞就文字训释而言比较简单，略具古汉语知识即不难明了，对于本科一二年级的同学来说，理解文字层面的意义绝非难事。但要深入理解这首乐府诗，关键在于把握曹操写作时的情感和心境，并在此基础上把握曹操的胸怀和气度。这个问题仅仅通过文字层面的理解是不容易解读到位的。因为这首诗的绝大篇幅只不过是描写今天北戴河一带的海水、山岛、秋风、草木，以及日月星辰这些对一般读者来说并不陌生的自然风物，最后一句看似有些抒情色彩，其实反而比较空洞，因为这类句子是当时乐府歌辞中极为常见的套语，曹操为《步出夏门行》这首曲子所作的另一首歌词《龟虽寿》，最后也有这么两句。现在通行的文学史教材，一般只指出此诗作于曹操北征乌桓之时，这个说法未免过于笼统：曹操为什么北征乌桓？此诗作于打乌桓之前还是之后？北征乌桓的结局是胜还是败？此事对于曹操以及当时政局有何意义？古代文学史课程显然并非要把研究历史真相作为目的，但如果不搞清楚这些问题，显然不利于对此诗情绪的把握。征诸史籍，建安五年（200）冬，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败袁绍，建安七年袁绍病亡；建安十年正月斩袁谭，冀州平；袁绍之子袁熙、袁尚逃奔乌丸（即乌桓）；十二年，曹操征乌丸，大破蹋顿于柳城（今辽宁朝阳），袁熙、袁尚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为康所杀；九月，曹操自柳城班师。《步出夏门行·东临碣石》这首歌辞正是写在曹操凯旋途径碣石山（今河北秦皇岛昌黎县）之时。可以说，剿灭袁绍残余势力，是曹操北征乌丸的主要目的所在。在当时的中国北方，袁氏父子是曹操最为忌惮的劲敌，消灭袁氏及其残余势力，对曹操统一北方来说意义重大。《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认为，曹操铲除袁绍之后便取得了“天下莫敌”[2]（卷一）的战略优势，虽然三国鼎立的局面持续了至少六十年，但曹魏灭蜀、西晋灭吴而使中国再次统一的基础，毕竟在曹操时代已经奠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最大障碍就在河北袁氏，由此可知陈寿所言不虚。只有了解了这个历史背景，才有可能比较深入地把握曹操写作“东临碣石”时的心理状态：那是在统一中国北方的进程中刚刚取得决定性突破的关头，一个踌躇满志的完胜者的豪迈心态。曹操倚靠雄峻的碣石山，眺望沧茫的大海，虽然秋风萧瑟，却绝无古代文士笔下所常见凄凉悲怆的悲秋之感，丰茂的植被、浩淼的波涛，构建出一幅雄浑壮阔的自然图景；当作者想到光辉灿烂的日月星辰无不在广袤无垠的大海上升腾降落，这种海天浑融为一体的构思，足以把作者吞吐天地宇宙的昂扬、豪迈和乐观情怀表现得生动淋漓。如不能把这个历史背景讲清楚，单凭作品文字本身是无法准确全面地把握曹操创作时的真实心态的。
第三，全面深入地了解历史实况，是准确把握文学作品主题的前提和基础。主题是文学作品的基本观点、核心思想或根本创作目的，一般来说，杰出的作品主题往往比较明确，但也不是没有例外，有的作品主题并不单纯，有的作品主题比较隐晦，对于这类状况，课堂教学中首先要考虑结合史实予以深度挖掘。比如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不伦之恋既有批评，也有同情，这种看似矛盾的双重主题并行现象，首先可以说是唐代独特的文化氛围所孕育的成果。出于种族血统等原因，李唐皇族中的不伦之恋比较常见，唐代社会对此类现象也比后世宽容；虽然唐帝国对待各种宗教、学术思想态度比较开放，但自汉代以来，儒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早已确立，唐代也不例外。李、杨爱情遭到诟病，是因为它违背了儒学所倡导的道德伦理；然而它又得到唐人的普遍同情，则与当时世风的开放有关。儒家道德伦理同唐代社会特别是皇族风俗之间的矛盾是构成《长恨歌》双重主题并行的主要原因。其次，根据新、旧《唐书》等史料的记载，可知唐玄宗沉溺风月虽然可以说是唐代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但这笔账毕竟不能都算在杨贵妃一个人的头上。杨贵妃同历史和传说中多有荒淫残暴之举的妲己、褒姒毕竟有很大不同，她基本上不参与、甚至不怎么干涉实际的政治运作；所谓“五杨”家族打着贵妃的旗号、利用裙带关系所造成的罪恶，显然不能直接记入杨贵妃的人生账簿。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她被赐死马嵬驿，在很大程度上是做了政治事变的牺牲品，这个问题后世学者、作家普遍能够看清楚，《长恨歌》的双重主题即是这种历史观念的典型反映。另如盛唐高适著名的边塞诗作《燕歌行》、晚唐李商隐一系列难以索解的如《无题》诗等作品，其主题都需要密切结合史实予以细致、谨慎地探研。
第四，历史实况是衡量文学作品艺术化程度的基本尺度。优秀的文学作品不同于现实，它通过夸张、想象、变形等艺术手段对现实予以加工改造，既是对客观现实的超越，也是对社会现实本质的集中反映。比如夸张是汉赋最突出的艺术表现特征，历史上不少学者都认为汉赋的描写不过是虚辞滥说，汉赋中的宫观、山川、仪仗等等无非出于虚构和想象，左思就说汉赋“侈言非验，虽丽非经”（《三都赋序》）；刘勰说“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司马）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文心雕龙·夸饰》）。实际上，这个问题不能作如此简单化的理解。东汉班固的《西都赋》、张衡的《西京赋》都曾竭力铺陈西汉长安宫殿规模的宏大，往往同样被后世学者想当然地视为夸张，然而今天的考古发掘结果却不能不让我们重新审视汉赋中的相关描写。比如未央宫，东西长2150米，南北宽2250米，内部建筑40多座，总面积约5平方公里，而明清故宫的面积是0.72平方公里，大约只相当于未央宫的七分之一。未央宫前殿居全宫的正中，据说是利用龙首山的丘陵造成的，基址南北长约400米，东西宽约200米，北端最高处约15米，由南往北有三个大台面，递次增高。[3]（P49、P58）建筑也很高大，《三辅黄图》说：“前殿东西五十丈（合117.5米），深十五丈（合35.25米），高三十五丈（合82.25米）。”[4]（P114）整体来看，未央宫不仅占地广、规模大，而且地势高，气势极其壮观雄伟。另外，西汉长安城中还有长乐宫、明光宫、桂宫、北宫、建章宫等一系列规模庞大的宫殿建筑群，长乐宫的面积比未央宫还要大。班固《西都赋》说：“树中天之华阙，丰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应龙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栋桴而高骧。”针对刘勰对汉赋“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之类的批评，元代学者李好文在所著《长安图志》中说：“赋语文人之词，固多乖诞，然身未尝至，目未尝睹，亦未可辄拒而不信。尝读汉人之赋，遂知西京台观之盛。……予至长安，亲见汉宫故址，皆因高为基，突兀峻峙，崒然山出，如未央、神明、井干之基皆然，望之使人神志不觉森竦，使夫当时楼观在上又当如何？由是观之，则数公之言，未可遽为张大也。”他通过实地考察，认识到汉赋所描写的长安宫之雄伟壮大，可谓确有所本，并非毫无根据的夸张。不能因为后世建筑已经没有汉代宫廷建筑的宏大规模，便想当然地将汉赋的描绘一概归之于夸张。endprint
第五，了解历史文化环境和整体文化氛围、文学风尚，是理解作家作品艺术风格及其成因、以及给予准确历史定位的基础。只有真正地把作家作品放在当时的文化和文学环境中加以客观考量，才能对他们的历史价值给予准确评判，才有可能在较大程度上避免把当代标准强加在古人身上、从而导致思想评价和艺术定位畸轻畸重的弊病的出现。如南朝后期的“宫体诗”，题材狭窄且多涉色情，无法反映广阔的世相而致力于追求辞采、声韵等形式特征的精美，在相当长时期内评价不高，亦无法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但思想境界低、重视形式美绝非学者们普遍不予重视的理由，不能因为不符合今天的道德和审美标准就将文学史上这种重要的文学流派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那显然不是科学的态度。“宫体”正是梁、陈时代宫廷贵族圈子里那些文人生活视野、道德水准以及审美情趣的真实表现，它是认识那个时代部分历史实况的重要参照；而且就其艺术形式而言，它在情态、情感表现的细腻程度上，以及声韵的和谐程度上都远比之前的诗歌有所进步。忽略了宫体诗，就无法建立魏晋诗歌与隋唐诗歌之间的历史衔接；不能从梁陈时代宫廷文人的真实生存环境出发去考察宫体诗，也就无法深入发掘它的艺术价值和历史贡献。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史研究者已经普遍能够结合历史文化环境对宫体诗的思想内容给予较之以往更加客观的评价，也能够将道德评判和审美评判结合起来，对宫体诗的历史贡献给予更加准确的定位，这充分显示了文学研究对历史的尊重。再如曹操和陶渊明，就其艺术成就而言，在今天的文学史框架中均可以算是第一流的作家，但在南朝梁代钟嵘的《诗品》当中，却分别属于上、中、下三品中的下品和中品，这个现象的“所以然”，乃是钟嵘时代在文学上普遍崇尚文学形式的华丽，因而曹操、陶渊明比较质朴的文风在当时明显边缘化，不容易受到普遍的欢迎。
列宁曾说：“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5]（第二卷，P512）《中国古代文学史》课堂上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讲授，亦应作如是观。高等学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目的，最突出者无非这样两点：一，促进学生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把握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二，让学生掌握中国文学史的基本研治途径和方法，初步培养独立治学能力。“文史结合”显然是顺利、有效地实现这两个基本目的的必然途径。
（基金项目：青岛大学教学研究项目“《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文史结合尺度研究”，编号：JY1105。）
注释：
[1]郭茂倩：《乐府诗集》，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
[2]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3]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4]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
[5]列宁：《列宁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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