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概述

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概述

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概述 篇1

1.1 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立法背景

1.1.1 食品安全监管渎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1.1.2 本罪入罪的必要性

1.2 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构成要件分析

1.2.1 本罪的客体

1.2.2 本罪的客观方面

1.2.3 本罪的主体

1.2.4 本罪的主观方面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认定

2.1 本罪罪与非罪的界限

2.1.1 本罪的既遂与未遂

2.1.2一般渎职行为与本罪的区别

2.2 本罪与近似犯罪的界限

2.2.1本罪与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的界限

2.2.2本罪与受贿罪的界限

2.2.3本罪与传染病防治失职罪的界限 徇私舞弊是刑责，该放哪里？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立法评价

3.1 完善了食品安全监管行为的刑事责任

3.1.1食品安全监管渎职行为的刑责的确立

3.1.2 本罪的刑责主体的明确

3.2 提高了对渎职侵权违法犯罪的刑罚

3.2.1设置了高于普通渎职犯罪的法定刑

3.2.2 规定了相应的从重处罚的情节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适用

4.1 本罪适用过程中的困境

4.1.1 监管人的过失难以认定

4.1.2 职能部门权责难以认定

4.1.3 危害结果难以认定

4.2本罪的完善

4.2.1 健全相关的司法解释

4.2.2 明确监管部门的职责范围

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概述 篇2

对于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司法认定, 就是要在了解其犯罪构成的基础上, 对其罪与非罪的界限、本罪与其他相关犯罪的界限以及罪数问题进行准确的区分和认定。

(一) 罪与非罪的认定

对是否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进行认定, 就要从其犯罪构成入手, 逐步分析, 当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时则可认定为本罪, 否则就不构成本罪。作为渎职罪的特殊罪名, 本罪的主体也具有特殊性, 主要是指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认定是否构成本罪, 首先就要看行为人是否是本罪的主体所包含的;本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 尽管本罪中行为人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行为既可能出于故意也可能出于过失, 但是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必定要持过失的心理态度, 才能构成本罪, 否则则有可能构成其他犯罪;本罪的客观方面主要包括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两个方面, 其中危害行为主要指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的行为, 危害结果即“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造成其他重大损失”, 这是判断是否构成犯罪的重要标准。关于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和其他重大损失的界定, 在相关司法解释出台前, 可以参照《渎职犯罪立案标准规定》和《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只有达到了规定的程度才能构成本罪。在将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并列于一罪的食品监管渎职罪中, 势必产生一个问题:是参照以往的惯例, 针对食品监管滥用职权行为和食品监管玩忽职守行为制定轻重有别的立案追诉标准, 还是制定统一的立案追诉标准?笔者认为, 应当制定统一的立案追诉标准。主要理由是:作为本罪法定的危害结果“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造成其他重大损失”包括“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和“造成其他重大损失”两种情形。对于“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而言, 只能有一个统一的认定标准, 无法区分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来设定不同的认定标准。如果针对“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采取统一的认定标准, 也就无法单独针对“造成其他重大损失”来设定两个不同的认定标准。

(二) 与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罪的区别

从犯罪构成来看, 食品监管渎职罪与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在客观要件、客体、主体上都体现了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从法定刑设置来看, 本罪的法定刑设置相对较高, 有利于更好的发挥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作用;从罪状描述来看, 本罪包括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两种行为。在食品监管领域, 滥用职权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的既可以构成本罪也可以构成滥用职权罪;因玩忽职守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的可以构成本罪又可以构成玩忽职守罪。

由上述分析可知, 食品监管渎职罪在一定条件下将会与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构成法规竞合的关系。如果行为人所实施的渎职行为既符合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的规定又符合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规定时, 根据法规竞合之“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 作为特殊法条的食品监管渎职罪优先适用, 即对行为人应以食品监管渎职罪论处。但是, 食品监管渎职罪要求造成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如果行为人的渎职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没有达到本罪要求的严重程度, 即不符合本罪的立案标准, 则可考虑是否适用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等其他渎职犯罪, 这是法规竞合的补充处断原则“重法优于轻法”的要求。

二、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完善

由于食品监管渎职罪是新设立的罪名, 不可否认, 其存在一定缺陷, 因此, 为了进一步打击食品监管渎职犯罪行为, 我们应该通过完善立法、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解决司法实务中遇到的难题。

(一) 罪名分立

虽然最高法、最高检将《刑法》第408条之一的规定解释为食品监管渎职罪, 上述分析也一直在围绕这一罪名进行, 但是分析过程中不免发现很多地方存在较大争议。可见两高司法解释确定的“食品监管渎职罪”罪名未必是科学的、合理的, 因此, 笔者认为应当采纳“食品监管玩忽职守罪”与“食品监管滥用职权罪”的“二罪名说”, 这样才更加科学、合理。理由如下:

第一, 根据本罪的主观方面来分析。经上述分析, 刑法学界对本罪的主观方面的认定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本文从食品监管渎职罪这一罪名的既成事实来研究, 认为其主观方面为过失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这难以平息刑法学界对本罪主观方面的争论。因为学界通说认为滥用职权行为的主观方面应该是故意, 而玩忽职守行为的主观方面才是过失, 而根据刑法同质同罪、不同质则不同罪的原理来分析, 主观故意和过失是不能在同一罪名中同时存在的, 从这一角度出发, 只有将本罪罪名分立才能弥合司法实践与刑法理论的缝隙。

第二, 根据本罪的客观行为来分析。本罪的客观行为包括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两种行为, 而这两种行为在本质上是独立的, 强行以一个罪名来容纳两种行为则是不合理的。这将会产生忽视主观恶性和刑法个别化的恶果, 最终导致违背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破坏刑法的公平、正义理念。

第三, 根据刑法的科学性和体系性来分析。遍寻刑法分则第9章渎职罪规定的所有法定罪名, 仅有食品监管渎职罪直接以“渎职”一词作为具体个罪的罪名, 这不利于保持刑法的体系性与科学性。因为刑法本身应该是让普通大众能够容易理解的法典, 这也是刑法规范的指示功能与引导功能所必需的, 而罪名上的错综交杂会使刑法的这种功能严重受损, 进而使刑法的体系性和科学性遭受重创。

第四, 根据刑法解释的先例来分析。之前司法解释对同一条款同时含有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行为的, 一般都解释为两个罪名, 如将《刑法》第168条第1款的规定解释为国有公司、企业人员失职罪与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 将《刑法》第397条第1款的规定解释为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 但此次却将本罪仅仅解释为食品监管渎职罪一个罪名, 这种解释在法理上是存在前后矛盾的, 会导致司法上的不统一。[1]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李忠诚指出,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滥用职权型和玩忽职守型食品监管渎职行为合二为一规定为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原因在于:司法实践中很难准确区分两种行为的界限, 对其主观方面和客观表现形式很容易产生异议。检察院以玩忽职守罪提起公诉的案件, 法院则可能会以滥用职权罪进行宣判。因此, 为了更及时有效的查处食品监管领域的渎职犯罪, 避免司法机关在罪名认定上产生分歧, “两高”将这两种行为的渎职犯罪合并为一个罪名。[2]那么, 既然如此, 97刑法为什么要把滥用职权罪从玩忽职守罪中分离出来呢, 这又造成了难以解释的矛盾。

(二) 明确“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的标准

经上述论证分析, 食品监管渎职罪为“结果犯”, 法条规定要求必须造成“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才能构成本罪。而法条对“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及“其他严重后果”的规定却比较简单、概括, 并且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也没有给予确定的解释和参考标准, 理解起来十分含糊, 这样就造成了食品监管渎职罪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面临着适用难的问题。

在上述分析中, 笔者指出, 在相关司法解释出台之前,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 (2006年7月) 和国务院发布的《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对司法实践中具体认定“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无疑是一个较好的参考标准。但这只是没有具体规定之下的权宜之计, 如果长期参照其他法律、法规来认定容易产生一些弊端, 比如容易导致标准不一、有失公平正义、不符罪刑法定原则等等。因此, 笔者认为, 应当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 排疑解惑, 以求在实践中能够正确适用该罪名, 更好的保障食品安全和人民利益。

对于“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的界定问题, 笔者认为应当充分考虑到食品安全事故的特殊性, 即食品安全事故除了包括能看得见的危害结果, 还包括隐性的、潜在的危害结果。因此, 笔者建议可以从量的标准和质的标准两方面对危害后果予以界定。量的标准, 一般适用于确定有形的、物质性的损害结果, 它指的是物质性的数量标准, 具有直观性, 可以具体确定危害程度。[3]质的标准, 多数适用于确定无形的、非物质性的损害后果, 它不像量的标准那样直观、可感性强。[4]它通常表现为法律对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社会危害后果的规定。如一些有毒有害食品对人们造成的实际损失和潜在危害是无法估量的, 因为当下可能治好因食入有害物质所引起的疾病, 但对人体精神、智力以及日后可能会引发的症状却是无形的、无法预知的。另外, 这种非物质性的损害还包括对社会造成的影响、给国家声誉带来的损失等。由此, 笔者认为, 在界定“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时, 既要考虑量的标准也要考虑质的标准。

注释

1[1]郭立新, 黄明儒.刑法分则典型疑难问题适用与指导[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749.

2[2]李忠诚.论食品监管渎职罪[J].人民检察, 2011 (15) :16.

3[3]高铭暄, 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9:138.

食品监管渎职罪主观罪过探析 篇3

关键词：食品监管渎职罪；故意；过失

中图分类号：DF6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5-0037-02

从刑法第408条第2款：“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的规定来看。食品监管渎职的包括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两个方面，目前学界对于以玩忽职守行为方式实施的食品监管渎职罪的主观方面来说，刑法学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为过失。但是，与在此之前刑法学界对滥用职权罪的主观方面的讨论存在的争议一样，食品监管滥用职权罪的主观方面的讨论也一直存在争议。总结起来，刑法学界对“食品监管滥用职权罪”的主观方面的讨论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

一、单一罪过说

该说认为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罪过形式是单一的罪过形式，即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和过失中的一种。因此，该说的内部又分为“故意说”和“过失说”两种观点。

支持“故意说”的人主张负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的滥用职权行为必须是在故意的主观心理支配下实施，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实施的食品监管滥用职权行为会发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仍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主观上只能是故意，[1]支持“过失说”的人主张食品监管滥用职权罪的犯罪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2]原因在于，首先犯罪主观方面判定依据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可能引起的危害后果的态度，而非对滥用职权行为的态度；其次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客观事实都是犯罪主观方面的必要对象，不能将滥用职权行为造成的重大损失排除在滥用职权罪主观方面的内容之外；最后法律要求以危害结果的实际发生为犯罪成立条件的犯罪，原则上应该是过失犯罪。而且大部分学者在主张过失说时考虑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规定在同一法条中且适用相同的法定刑。

二、故意过失并存说

支持“复合罪过说”的人认为，滥用职权罪的主观方面是由过失和间接故意共同构成的，本罪的主观罪过是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结合的复合罪过。[3]复合罪过是相对于单一罪过来说的，是指对于同一罪名，既可以由犯罪的故意构成有可以有犯罪过失构成，然而为便于司法实践的操作，理论界提出了由犯罪故意以及犯罪过失结合的符合罪过，这样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相对较小，但是此种观点难以解释的是，在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了故意与过失两种罪过形式，那么故意与过失作为刑法中两种不同的责任形式，其区别在立法与实践中便有其相应的区分标准，例如，对于故意与过失的区分，学界就是从行为人认识因素以及意志因素进行区分的，主观持故意的行为人对行为的危害结果是积极追求或放任的态度，而过失犯罪的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不希望的，持的是反对的态度，因此，犯罪的故意以及过失并不是不可区分的，再有，即使刑法關与故意与过失的规定难以区分，那么也只能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进行完善，对司法实践进行指导，而不是通过理论界的解释来指导司法实践，或者说为便于司法实践操作就维持现状，而不对之进行完善。

三、故意过失选择说

该说认为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都可以独立作为“食品监管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4]对于主观方面是故意的食品监管滥用职权罪来说，其罪过形式一般情况下是直接故意，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形下也可以是间接故意；对于主观方面是过失的食品监管玩忽职守罪来说，其罪过形式一般只能是过于自信的过失。与复合罪过说不同的是，依混合罪过说认定的罪过形式并非是在传统的罪过形式之外的一种新的罪过形式，也就是说在认定某一具体的犯罪的罪过形式时，最终认定的结果只能是故意和过失这两者中的一个。相反，复合罪过说所认定的罪过形式与当前通行的罪过形式完全不同，也就是所依复合罪过说所认定某一具体犯罪的罪过形式是同时具有故意和过失这两种罪过的新的第三种罪过形式。然而支持混合罪过说的人只是举例说明了每种罪过形式的适用场合，而没有充分阐述其支持的理由。

四、模糊罪过说

持该说的人认为，由于滥用职权型渎职罪的主观方面的认定比较困难，在司法实践中不太好把握行为人在实施滥用职权犯罪行为时的主观心理，致使司法机关在对具体案件中的滥用职权犯罪行为定罪量刑时常常出现法律适用困难，因此，司法机关在认定滥用职权型渎职犯罪的罪过形式时应当适用严格责任。[5]具体来讲，司法机关只要能够认定行为人的滥用职权行为符合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其他方面，就可以据此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该罪，而无需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时的主观心态。

五、本罪主观罪过分析

笔者认为食品监管渎职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应确定为“过失”，具体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犯罪与过于自信的过失犯罪两种，即单一罪过说中的过失说较为合理，原因在于：

首先，在司法实践中，根据刑法罪过之间的位阶关系，认定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行为人罪过的时候，行为人主观罪过故意和过失之间并不是对立的，他们是位阶关系，可以将行为人故意评价为过失，但不能将过失评价为故意。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打击犯罪，做到无漏罪情况发生，食品监管渎职罪中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行为方式，同样可以用位阶关系将二者的罪过形式认定为过失，也就是说食品监管渎职罪的主观方面应为过失。

其次，根据罪行相适应原则，行为人的所受的刑罚应与行为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相一致，主观罪过决定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故意和过失作为两种不同的罪过形式也决定了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的不同，通常，刑法对于故意犯罪的惩罚要重于过失犯罪，原因在于，在故意犯罪中，行为人明知自己行的行为会产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仍然持放任或追求的态度，其主观恶性要大于犯罪过失，《刑法修正案（八）》将玩忽职守型的食品监管渎职罪和滥用职权型的食品监管渎职罪规定在同一条款中，并且配置了相同法定刑，可以判定这两种行为的主观罪过是一致的，其主观罪过都应当是过失，这符合立法的原意。

最后，从刑法总则关于故意与过失的规定来看，犯罪的故意以及过失都是针对行为人对其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而不是危害行为本身来说的。滥用职权型食品监管渎职罪中的危害结果是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而司法实践中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这一构成要素对于滥用职权罪来说，并非是犯罪结果而是独立的罪量要素。没有出现这一构成要素，仍然属于滥用职权行为，只是刑法不予以处罚而已。只有当具备了这一构成要素，刑法才加以处罚。因此，这一构成要素是表明滥用职权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的数量因素。对于确定行为的故意或者过失没有关系，在刑法对犯罪故意和犯罪过失有相关规定的情形下，应坚持总则指导分则的原则，根据行为人对其危害行为所致危害结果所持的主观心理态度来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形式。因此，滥用职权型食品监管渎职罪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形式是过失。

参考文献：

[1]赵秉志主编：《刑法修正案（八）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20页。

[2]贾宇：《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认定及适用》，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3]王洪用：《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14年第9期。

[4]马荣春：《危害食品安全罪犯罪构成新探》，载《法治研究》2014年第2期。

[5]张军、姜伟等：《刑法纵横谈：理论.立法.司法（总则部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

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概述 篇4

7月31日,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说, 今年1至6月, 全国法院共受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案688件, 生效判决人数562人;受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330件, 生效判决人数425人。今年上半年生产、销售假药、劣药案的收案数比2011年全年的收案数高出69.88%。孙军工认为, “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在未来几年内仍会保持较大幅度的增长”。

对社会舆论有观点认为涉及食品、药品安全犯罪背后的渎职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量不多、轻刑化现象比较突出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苗有水表示, 最高法将和最高检联合发布关于渎职的司法解释, “司法解释将明确规定有关渎职犯罪的量刑标准, 加大了渎职犯罪的处罚力度, 这对解决公众认为渎职犯罪判刑偏轻的问题将起到有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