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为什么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精选6篇）

为什么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篇1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社会管理，为形成和发展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管理制度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重大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我国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面临着新情况和新问题。一是人民内部矛盾易发多发。一方面，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收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国有企业改制、涉法涉诉等领域，因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环境污染、非法集资、股市房市投资受损等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另一方面，矛盾涉及各行业各阶层，既有农民、城镇居民、职工、离退休人员、个体工商业者、学生，也有军队退役人员、原民办教师、老村干部、老知青等特定人群。二是社会组织管理和服务问题突出。一方面，各类社会组织快速增多，截至2012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49.2万个，备案的城乡社区社会组织近40万个。另一方面，政社不分现象依然存在，社会组织发展培育不足，活力不强，作用发挥不够。三是公共安全形势严峻。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2012年全国发生安全事故33万起，造成7.2万人死亡。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时有出现，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以报复社会为目的的恶性案件和极端事件有所增多，我国仍处于刑事犯罪高发期。信息网络管理任务日益繁重，我国有5.64亿网民，4.2亿手机上网用户，是世界上互联网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外部势力千方百计进行渗透破坏活动，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领域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动，社会管理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从经济层面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推进，大批人员需要下岗转岗，以多种形式创业就业；随着农村生产力不断发展，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差距以及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统筹各方面利益难度增加；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组织形式需要作出相应变动；工业用地、城市用地需求激增，农村土地征收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容易产生大量矛盾；长期存在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产品质量等方面引发不少社会问题。二是从社会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变化是，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以“单位制”和城市街居、农村社队相结合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党和政府主要通过单位、街居、社队联系群众、整合社会利益、调节社会矛盾。现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大部分已经剥离出去，越来越多的人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城乡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导致城乡结构、就业结构、人口结构、居住结构等发生重大变化。三是从思想文化层面看，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一方面，人们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另一方面，部分社会成员思想道德失范，有些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四是从工作层面看，一些部门和地方经济建设一手硬、社会管理一手软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面对新情况，过去行之有效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管理方法已经难以完全适应。

因此，《决定》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创新。

所谓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旨在形成完善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体制，既要符合社会管理的一般规律，又要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不能简单照抄外国的东西，更不能离开中国自己的土壤。

社会管理包括“管什么”、“谁来管”、“怎样管”三大内容。其中的“管什么”、“谁来管”、“怎样管”都与社会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因此，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必须从这三大方面入手。

创新“管什么”：形成国家与社会协调运转机制

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公共管理”运动提出了一些新理念：由指挥型政府向协调型政府转变，由无限责任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转变，由“划桨政府”向“掌舵政府”转变，由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等等。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必须加强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研究。未来我国社会管理范畴的调整目标是小政府、大社会。社会管理要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必须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才能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当前，创新社会管理，一方面要向基层倾斜。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另一方面，必须寓管理于服务之中。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建立覆盖全国人口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建立健全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机制，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政策。

创新“谁来管”：健全多主体构成的社会管理机制

社会管理的发展趋势是主体的多元化发展。社会管理体制的管理主体，应由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四部分组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在这一社会管理格局中，党委领导是根本，政府负责是前提，社会协同是依托，公众参与是基础。通过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政府、社会、公民的共治，已成为当代重要的社会治理模式。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在社会建设和管理中，党委领导主要表现为统筹兼顾，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总揽全局，全面筹划，兼顾各方，协调发展，有效地实现社会整合。实行政府负责，是国家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必然要求。在建设新型的社会管理格局过程中，政府应更加注重发挥在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中的职能作用，负责具体的组织管理，包括建立健全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政策法规，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公共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推进社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等。实现社会协同，是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新型社会管理格局的重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以及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配合。公众参与既有利于在社会事务管理中得到群众的支持，又能有效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充分依靠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是我们国家性质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依靠公众参与管理社会事务，也是实现有效管理的重要形式。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也是党关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目标。目前，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加大社会管理创新，必须不断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当前，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的主攻方向是：在全局性社会管理和局域性社会管理中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责，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

创新“怎样管”：建立优化社会利益博弈的互动机制

社会管理在于优化不同社会成员社会权益和利益的博弈。社会管理“怎么管”，关键在于建立和运用各种社会机制。

第一，建立健全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这要遵循完整性、便捷性、有效性的原则。完整性，是指能够全面准确收集情况，即所谓兼听则明；便捷性，是指诉求渠道的便捷通畅、低成本；有效性，是指群众诉求能够到达相应的层面，并获得响应。在表达渠道的方式上可以多种多样，要充分运用新技术成果和大众化的方式，在保留原有信访主渠道的同时，创新融合，综合与专项并存，开辟出多样化的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

第二，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要建立健全利益约束机制，约束和规范人们的利益动机和利益行为，引导人们合理选择利益目标，自觉调整利益需求，科学选择利益行为，正确处理利益关系。二要建立健全科学的利益引导机制，让人们树立合法、合理、公平、公正的利益获取观念，教育、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三要建立健全利益调节机制，调整各利益集团或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缩小人们之间的利益差距。四要建立健全利益补偿机制，给利益受损的个人或群体提供一定的补偿，以提高社会公平的程度，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建立利益补偿机制的主要内容，是确立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三，建立科学有效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一要优化已有的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形成反应灵敏、运作有力、高效的工作链条。具体地讲，就是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利益诉求，要让群众有地方及时表达诉求，有关部门对合理的诉求要千方百计地帮助解决，对一时解决不了的诉求要耐心解释，对不合理的诉求要进行疏导。对一些带倾向性和事关重大的问题要及时报告，以便及时采取措施解决，避免发生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事件。二要着力推行领导干部接待制度，在完善领导干部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的同时，适应现代社会快节奏、利益关系日趋复杂、人民内部矛盾多发的形势，搭建多种平台，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和加强工作网络建设，形成便捷通畅的诉求表达制度安排。三要建立严格责任追究制度。有关地方和责任部门及单位应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认识群众利益诉求问题，分析群众利益诉求情况，认真对待群众利益诉求问题。

第四，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一要积极开展源头治理，预防和减少各类矛盾纠纷；二要完善各项制度，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长效工作机制；三要加大资源整合，全面加强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网络建设；四要围绕创新工作，全面提升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水平。

第五，完善公民权益保障机制。其重点在于维护好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一是社会保障权，今后尤其要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养老保险。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加快建立适应农民工特点的社保制度。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加快廉租住房建设，规范经济适用房建设，逐步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免除人民最迫切的后顾之忧。二是保障就业权，将促进就业的财税金融政策落到实处，特别要积极支持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创业氛围。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加快制定面向全体城乡创业者的优惠政策，健全再就业援助制度，着力帮助“零就业”家庭和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三是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权，未来尤其要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四是保障受教育权，当前首先须明确各级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责，尽快促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4%。应着力于促进教育公平，逐步缩小城乡和区域教育发展差距，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五是政治参与权，要保障公民拥有良好有效的政治参与权利，还须注意其在各领域的民主权利的发挥。比如发展民主协商，协调各方利益；加强民主监督，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规范公权力的运行范围和使用方向等。通过逐步丰富和完善民主的实现形式，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实质的落实。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注重运用法治方式，实行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在清华大学非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王名委员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论述。这位多年从事社会治理研究的“老委员”，每年都会提出很多这方面的提案。在他今年的24个提案中，居然有16个与社会治理有关。对于社会治理创新，他有自己的理解——

促进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

今年2月，国家出台《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是从法规层面构建我国社会救助体系框架的标志。近年来，我国社会救助事业发展很快，但是，在各地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些群众符合救助的条件却没有申请，而另外一些群众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救助但实际上却不符合政策条件。在救助实践中，为节约行政成本，政府救助多以最低生活救助为基础，各种单项救助普遍与最低生活保障进行捆绑，造成社会救助的“悬崖效应”。此外，政府救助难以覆盖到人的权利、精神和能力等方面，无法满足救助对象的多样化需求。

针对上述问题，为了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建议促进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相关部门要解放思想，充分意识到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站在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以积极开放的心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探索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等多种合作方式，建立慈善事业与政府救助的衔接机制。积极探索直接外包、内部交易、购买者自由选择等与社会力量合作的多种方式，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建立社会慈善事业与政府救助的衔接机制。

把属于社会的还给社会

社会体制改革包含三大改革，其目的是把属于社会的还给社会。一是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已经启动，目标是“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也就是把“组织”还给社会，让更多的社会组织成长起来，激发活力，在社会建设中发挥主体作用。二是以事业单位为核心的社会服务体制改革，要改革现行的事业单位体制，改变社会服务由政府垄断性供给的格局，建构主体多元、机制灵活、覆盖广泛、开放竞争的现代社会服务体制，说到底，是把“服务”还给社会。三是以人民团体为核心的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要改革现行的人民团体体制，建立基于法治、人民本位、社会主体、协调利益、化解矛盾的现代社会治理体制，也就是把“治理”还给社会。

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是密切联系、相互制约的。现在全国有50万家社会组织、130万家事业单位、700多万家人民团体。如果只有第一方面的改革，没有社会服务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即使社会组织成长起来，在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上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无法成为社会建设的主体。社会体制改革，就是要激活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让它们充满生机。要让事业单位真正成为社会服务主体，人民团体真正成为社会治理主体。

构建现代社会组织支持体系

这套支持体系首先指的是国家关于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扶植推动、优惠补贴等各种支持性政策和制度的总和，包括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制度、优先参与购买服务等扶植推动制度、优惠税收制度等。除了国家公权力之外，其他社会力量也会与社会组织之间形成各种关系，例如公民的志愿服务、企业和大型基金会的捐助与资助、社会力量创办的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平台等。这些社会力量对社会组织的支持，也需要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之中，使得社会组织的支持体系能够规范而健康地运作。在政府引导、社会协同之下，可以在各种不同类型的组织之间，建立一种重叠强度低的组织生态位，这意味着会增强组织之间合作的可能性，因而有利于促进组织的设立与发展，即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与公众之间，建立一种广泛的合作关系，构建健康、开放的社会组织生态系统。

为什么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 幸福不等于“被幸福”

有人分析二战以来欧美民众生活的变化时得出结论认为，几乎所有的一切都越来越好，但人们却并没有觉得更加幸福——体现社会福利的客观指数，如人均收入、人均寿命、住房面积、汽车人均拥有量、每年旅行次数等都在提高，但体现人们内心感受的幸福指数却并没有增长，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口比例一直在下降。

中国的情况似乎也不例外。许多经济数据看起来都相当耀眼，但对许多人来说，内心的幸福与安宁却成了奢求。盖洛普公司公布的2010年全球幸福调查结果显示，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所期待的人们幸福感增加相反的是，只有12%的中国人感觉生活“美满”，71%的中国人感觉生活“艰难”，还有 17%的人觉得生活“困苦”。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

今年以来，“幸福”成为中国的流行语，“幸福指数”也正在步GDP后尘，被当做一项新的政绩指标。然而，不少地方虽然将“幸福指数”作为工作内容，却仍将“GDP翻番”作为“十二五”的发展目标，很少提及居民收入翻番或增长。也有地方强调要通过改善民生来增加人民幸福，这种提法和思路固然不错，但政府“包办幸福”的色彩依然较为浓重。幸福不等于“被幸福”。要避免“被幸福”，就要彻底摒弃“替民做主”的思想，变“为民做主”为“让人民自己做主”。这就意味着要让人民感到幸福，至少要立足长远，建立一种让民众知情、表达、参与的制度平台。

幸福与需求的梯度满足

幸福是需求被开发和满足过程的心理体验。人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提出了关于人类集体生活的种种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对于人性的基本判断之上。经济学家有“理性经济人”的假说，政治学家有“人是政治动物”的命题，社会学家还有“社会人”或“文化人”的说法，这些假说、命题和说法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的某一方面的需求和特性。实际上，更多的理论倾向于把人看作是一个复杂的动物，它不仅要求满足个体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还要求过一种体面的、有尊严的、自主的、文明的社会生活。

人的需求不仅是物质层面的，而且是心理层面的。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以马斯洛“需求层次论”最具影响力。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人的动机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需求层次论，认为人的需求可以从低到高分为5个层次。

根据马斯洛的分析，在人的五种需要中，人的生理需求是最基本的、最优先的需求，它包括饥饿、干渴、栖身、性和其他身体需求，这是一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条件。可以想见，一个人在吃饭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他对食物的兴趣将远远大于对艺术享受的兴趣。安全需要指的是保护自己免受生理和心理伤害的需求，包括人身安全、工作的稳定性、劳动保护、保险、喜欢与熟人而不是陌生人交往等等，以保证自己免于危险、灾难。社会需要指超越个体安全的社会需求，包括爱的需要，归属的需求、被接纳和友谊的需求。毫无疑问，人要过集体生活，往往渴望获得温暖和友谊，得到他人的关心和照顾。尊重需要分为两个部分，即外部尊重和内部尊重，外部尊重包括获得社会地位和名誉，受他人关注、推崇和认可，而内部尊重则主要指个体的自我尊重，如独立、自主和自由。自我实现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求，处于这一需求层次的人往往努力于追求个人能力的极限，包括成长、发挥自己的潜能和自我实现。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有高层次和低层次之分；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属于低层次的需求，而社会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则属于高层次的需求；人的需求是从低到高依次排列的，只有满足了较低层次的需求，高层次的需求才会产生。人首先追求的是低层次的需要，为了生存，人首先需要吃饭、穿衣、住所，需要有一份稳定的收入，需要保证人身安全不受威胁。而一旦解决了衣、食、住、行问题，满足了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人就会产生新的、更高层次的需要，即，需要与人交往，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希望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这时，低层次的需要相对处于次要的地位，而高层次的需要则变成了主要的需求。

政治参与植根于人性的需要

如果把马斯洛关于个体需求的心理分析应用到社会政治理论当中，完全可以得出富有新意的结论。说到底，低层次的需求更带有个人性的特点，而高层次的需求则更具有公共性特征。换句话说，低层次需求的满足主要依赖于个人能力的提升和国家强力的保护，而高层次需求的满足，更多地依赖于个人对于公共生活的参与和互动。如此看来，我们完全可以在个人需求和市场机制、政府管制及民主体系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如果说，生理需求的满足有赖于自由市场机制、安全需求的满足有赖于政府依法保护，那么，作为高层次需求的社会交往、社会尊重以及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则有赖于个人对于公共事务和集体生活的积极参与，通过公共交往和参与，体现个人尊严，产生社会归属感，形成公民责任意识。而要实现公民参与，就要为每个个体成员提供开放的、拥有自由参与机会的社会组织体系，这个组织体系以自主、自决和自治为价值和原则，它的集中体现就是民主政治。

毫无疑问，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政治，它们在当今时代都演化成为一个复杂的体系，承载了多重价值和原则。但是，从最基本的人性需求出发，我们完全可以做出简化的理解：市场经济反映了个体的人面对社会资源和经济需求的矛盾时，要求自由公平地处理经济事务的态度；民主政治体现了个体的人在组织集体生活的时候，希望平等自主地参与集体决策和公共生活的诉求。市场经济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确保交换的公平竞争，促进财富产值的最大化，以保证人们经济上的独立自足。政治民主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确保共同体成员不被排除在公共交往活动之外，保证公共资源和财富不为少数强势寡头所垄断，以促进福利分配的相对公平性。

换句话说，经济富裕和政治参与植根于人性的需求，是每个人的幸福生活的基本前提，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则是现代社会实现人性的上述两种需求的基本保障。对于个体的人来说，过一种富裕的个人生活与过一种有归属感的集体生活，这是两种相互不可替代的诉求。“人不可能为了满足经济上的要求而彻底放弃对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的诉求，即使人们在现实环境中没有提出要求政治上民主自由的主张，民主和自由的观念仍然无法从人的内心根除。同样，也不可能要求人们为了政治上的民主支付无限的成本以至于以牺牲经济的发展为代价，两者都是人类欲求达到的目标，只有两方面的要求都得到满足，人才会感到幸福”。

经济富裕不能替代民主诉求

当然，正如马斯洛所分析的那样，人们对经济富裕和政治参与的需求可能存在先后顺序。尽管不能非常严格地证明经济富裕程度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必然关系，也很难用准确数据确定市场经济发展到什么水平才会出现民主化的转机。但是，从长期的经验观察的角度看，并不能否认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联性。民主政治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既得到了理论的支持，也得到了事实的检验。20世纪80年代实现民主转变的国家有着大体相同的经历：高速发展的权威主义体制在政治上实行集权高压，但在经济上发展出市场经济，从而一度形成了所谓“我关心我的政治，你们只管你们的商务”的局面。但是，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现代化的深入发展，民主政治的诉求就被百姓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极端匮乏的经济条件下，生存需求的满足超过了政治参与的要求，因此，为生存而奔波的人们很少会提出民主的要求。但是，当经济和社会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克服了迫在眉睫的生存威胁的时候，人们将不再单纯满足于衣食住行条件的些微改善，而会要求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人，于是，人们的要求就会从经济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形成对政治参与的强烈欲求。

为什么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篇2

关键词：社会治理体制,政社分开,社会组织活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新要求, 这是我们党深入分析发展阶段性特征得出的新结论, 也是引领社会进步的新标志, 回应了时代新课题和人民新期待, 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升华。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有关如何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有五个方面要点, 第一, 加快实施政社分开;第二, 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第三, 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第四, 实行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第五, 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这五个方面全面概括了中央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对策, 未来社会组织的发展要以此为指导思想。

一、加快实施政社分开

政社分开顾名思义就是让政府与社会共同参与到社会事务管理当中, 政府不再包揽一切, 能够转移给社会组织来承担的职能, 都由社会组织来负责。从直观的感受来看, 如果将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比喻为赛场上的运动员, 那么政府在其中就应该扮演一个严格执法的裁判身份。政府不能参与比赛, 不能成为利益相关者, 保持中立、公正的态度, 从而使社会在一个公正的规则和秩序下, 保证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首先, 从职能范围划分的角度来看, 政社分开有利于公共事务的合理配置。从个人或家庭的层面来看, 大部分的日常事务都能够由个人或家庭解决, 在这个层面解决不了的事务再交由社区或社会组织来承担。最后, 社区或社会组织解决不了的问题再交由政府解决。个人或家庭、社区或社会组织、政府是三个不同层面, 每个层面有各自负责的领域。因此, 政府不应过度干预社会领域的事务, 防止职能越位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公。

其次, 从多元主体的角度来看, 政社分开有利于形成多元合作机制。从历史层面来看, 一元的单一机制不利于竞争与合作, 在缺乏竞争的环境下, 将使得单一主体停滞不前, 缺乏前进的动力, 也就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同时, 单一主体缺乏相互之间的合作, 不利于学习与进步, 最终将导致整体社会效率的降低。因此政社分开符合多元合作机制, 主张政府与社会共同参与社会事务, 形成多元合作机制。

最后, 从效率的角度来看, 政社分开有利于提高社会总体效率。政府负责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 对于少数人群的特殊需求, 应有相应的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如果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包揽过多, 将导致政府职能扩张, 行政成本增加, 有损社会效率, 政府并不能触及到社会事务的方方面面。因此政社分开有利于提高政府效率, 转移一部分可由社会组织承担的社会事务。

二、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

政府购买服务的提出源于西方福利制度改革。西方福利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普遍的治理危机, 由此兴起了以公共服务改革为核心的政府改革运动, 并提出了“购买公共服务”, 即POSC (Purchase Of Service Contracting) 。中国在21世纪才逐渐展开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学术界对政府购买服务的定义都比较趋于统一, 即政府将原来由自己直接为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服务的事项, 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由有资质的社会组织 (包括从事社会公共服务的非盈利部门和社会服务组织等) , 同时根据社会组织的等级、提供服务的数量与质量对其进行评估的一种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首先, 从政府层面, 应选择适当的领域进行政府购买服务, 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残疾人服务等, 同时逐步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范围, 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 也要极力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标准是, 凡适合社会组织承担的, 都逐步过渡给有条件的社会组织来承担。在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方面, 应不断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条例, 不仅涉及国家或者地方政府财政拨款制度、预算制度和税收制度, 而且涉及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的投标规则、项目的评估和监控制度。只有从制度上严格约束政府购买服务的方方面面才能使政府购买服务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其次, 从社会组织方面, 要不断完善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 扩大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范围。不仅包括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批准免于登记的社会组织, 也包括依法登记成立的企业和相关机构。地方政府在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过程中制定了符合地方实际情况的政策, 如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定期为辖区内的社会组织进行评级, 2011年顺德区开展第一批社会组织登记评估, 30家社会组织获得3A及以上等级。2012年进行的第二次评估有29家社会组织获得3A级以上登记。获得3A以上 (包括3A) 级别的社会组织, 才有资格承接政府放权, 获得政府向其购买服务。在评级过程中能够促进社会组织自身能力的提高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 为政府购买服务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最后, 从监管层面, 要健全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监督机制和考核机制。建立健全由购买主体、服务对象及第三方组成的综合性评审机制, 对购买服务项目数量、质量和资金使用绩效等进行考核评价, 并将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在监督机构设置上, 可在各级人大下设立专门的“政府购买服务监督委员会”, 防止政府职能部门既负责审批政府购买服务计划, 又负责对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进程、资金使用、预决算等情况的监督。

三、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

志愿服务是指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以为社会做贡献为目标, 以知识、劳动、技术、时间等形式实现该目标, 不以获利为目的, 通过参与各项公益活动的方式服务社会、贡献社会。从这个定义来看, 志愿服务组织指的是提供志愿服务的组织。目前在中国提供志愿服务的组织不仅包括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 而且包括大量未正式以志愿组织身份进行登记的组织, 如, 社区组织、企业组织、公益组织等, 他们提供志愿服务的规模非常巨大。因此, 我们在定义志愿服务组织的时候, 应将范围适度地扩大。为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 政府必须实现职能转变, 通过制度、机构、运行机制方面的支持, 引导志愿服务组织朝正确方向发展。

首先, 增加志愿服务相关制度供给。目前志愿服务制度法律效力低、内容不全面等问题制约了志愿服务组织的发展, 必须制定一部针对志愿服务组织的统一的全国性法律。统一的法律不仅可以很好地规范志愿服务组织的活动, 而且为志愿服务组织跨区域合作提供制度基础。从法律内容层面来看, 应尽可能详尽地规范志愿服务活动, 包括志愿服务组织准入制度、保护制度、激励制度、监管制度等。在准入制度方面, 应尽可能降低志愿组织准入条件, 取消场地、人员、资金等方面不合适的限制。放开准入限制将促进志愿组织发展, 同时将原本非法的志愿组织纳入合法范围, 从而方便管理与监督。志愿者和志愿组织合法权益保护机制可解除他们在服务提供过程中的后顾之忧。在激励制度方面, 可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 将志愿服务时间作为社会公认的成果并以一定的形式进行补偿。在完善监管方面的法律过程中, 应明确监管机构义务与责任、设定清晰的监管标准和程序, 从而使监管落到实效。

其次, 加强志愿服务组织政府机构建设。一方面, 目前缺乏专业的志愿服务统一协调机构, 不利于工作的开展、信息的共享、资源的整合、项目的协调。因此需要一个统一的志愿服务协调机构对志愿服务组织进行规范管理。另一方面, 应尽快取消志愿服务组织业务主管单位的要求, 使得志愿服务组织去行政化, 解除对志愿服务组织的束缚。

最后, 完善志愿服务组织监管制度。对志愿服务组织的监管不仅包括外部监督, 如:政府、媒体、第三方独立机构, 而且包括内部监督, 如:组织内部和行业内部。其中尤其要重视发挥第三方独立机构的监督力量, 鼓励发展更多的民间专业化监督评估机构, 并对志愿服务组织进行公开、公正的排名, 从而使民众获得相应的信息, 监督志愿服务组织的财务状况、内部运作、项目开展等情况。

四、实现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

中国目前采取的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是双重许可制, 涉及登记制度的法律主要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社会组织登记制度的特征可以总结为:归口登记, 分级管理, 双重学科, 限制竞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到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 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成立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 除法律规定需要前置审批外, 可直接在民政部门登记, 简化登记程序, 促使更多的社会组织进行合法登记并合法地开展各项活动。严格的双重许可登记制度对社会组织成立与发展不利。制度设置的初衷是为了解决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的无序现象, 但实际上中国经过正式登记的社会组织数量只有实际数量的8%~13%。

较早对社会组织登记制度进行改革的是广东省。2012年广东省政府出台相应规定, 将双重管理体制改为许可与备案双轨制, 改革效果显著。广东省社会组织数量年增长率翻了三倍, 进入了社会组织快速发展的阶段。广东省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重点在于行业协会、群众生活、公益慈善类、社会服务、异地商会、城乡基层社会组织、涉外社会组织、枢纽型社会组织等, 主要目的是降低登记门槛, 简化登记程序, 实现“宽进”。规定明确提到, 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 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 转变过去行政管制的思想, 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 无需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批后再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

同时, 此次改革率先采用了登记备案制度, 即根据相关条件, 城乡基层群众类社会组织可采取法人登记、备案登记两种方式进行登记。备案登记是指针对那些会员数和活动资金达不到法人登记条件的城乡基层类社会组织, 采取备案方法, 即先进行备案, 待其发展到一定规模符合法定条件再进行法人登记。这是一项重大改革举措, 为部分暂时缺乏条件的社会组织提供一个过渡平台, 在现实中具有可行性与可操作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广东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的实践, 体现了中央对地方政府改革的肯定。

参考文献

[1]唐钧政社分开:解放和充分发挥社会活力中国社会报, 2012-11-21:3.

[2]魏中龙.政府购买服务的动作与效率评估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博士论文, 2011:14.

[3]编写组编著等.<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11) :314.

[4]孙婷.志愿失灵及其矫正中的政府责任[D].中央民族大学博士毕业论文, 2011:163.

社会矛盾治理体制创新机制浅析 篇3

关键词：社会矛盾 ；阶层矛盾；互联网治理；网络舆情；机制体制创新

一、总论

有人类社会就有社会矛盾。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社会矛盾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其内在成因、性质、特点和发展规律都各不相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就是近一二十年，中国处于社会矛盾的高发期，也是一些非对抗性矛盾演化为对抗性矛盾的突发期。[1]

在中国现实社会和学术界当中，社会矛盾是一个使用频度很高的词语。然而，并非社会中的所有矛盾都是社会矛盾。社会矛盾普遍存在的，且是社会一种普遍的常态现象。学者陆学艺指出：“从社会各个方面测量，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尚处于工业化社会的初期阶段。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表现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这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短板。”[2]

近年来，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成绩的背后伴随着一系列堪待解决的问题，人口、环境、医疗、就业、教育等领域都呈现出了错综复杂的盘根之状，要解决现存诸多社会问题，要从鳞次栉比的社会矛盾入手。

社会矛盾是指社会群体、阶层、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通常是由资源占有或者利益分配的不均以及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差异造成的，通常表现为一方对另一方的负面情绪，并会因负面情绪而采取的一定形式的外显行为。从法律意义上看，社会矛盾往往表现为纠纷和争议。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数量增多，参与主体多元化、有组织化，表达方式极端化、暴力化、网络化等特征，而纠纷化解渠道不畅，过分依赖行政手段的纠纷解决方式，加大了纠纷解决难度，给社会稳定带来更大压力。[3]

二、我国社会矛盾类型及成因

在我国，当下的社会矛盾虽呈现出了复杂多样的趋势，然社会矛盾并非时下特征而是古已有之，伴随社会发展与制度改革，旧的矛盾不断克服，新的矛盾也在产生。

1.阶层矛盾加剧

马克思提出，阶级矛盾即不同阶级之间因经济、政治以及其他方面的利益和要求不同而产生的矛盾。这是阶级产生以来出现的一种社会矛盾。各个阶级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因而有着不同的利益和要求，形成各种阶级矛盾。阶级矛盾古已有之，如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的矛盾是奴隶社会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1）社会流动与群体焦虑。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孔飞力在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就曾形象描述过普通民众之间蕴含的社会矛盾：“在1768年的许多叫魂事件中，外来性几乎自始至终是叫魂大恐慌的导火线。”[4]

人们对异乡人、外来者到来的恐慌和不安18世纪乾隆年间就可见一斑，线下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人口流动成为不可避免的当代社会一大特征，而此所带来的阶层分化和矛盾冲突成为社会发展中极堪解决的问题之一。

（2）贫富差距与隐形冲突。另一方面，贫富差距的极度悬殊或成为当下现状及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在我国，“先富与共富”政策的实施、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健全、税收制度的不合理、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以及不平等竞争的存在等因素导致了当下问题频生的矛盾现状。

收入差距过大，财富过于集中，不仅会给经济发展造成相当的威胁；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贫富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的畸形集中，也必将导致社会的不安定。社会不公正与不平等会使人们逐渐失去国家凝聚力，大量人口资源闲置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足以威胁社会的长治久安。

2.互联网技术与社交媒体为群体冲突赋值

2015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移动商务类应用发展迅速，互联网应用向提升体验、贴近经济方向靠拢。截至2015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较2014年12月增加3679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2014年12月的85.8%提升至88.9%[5]。数据显示，互联网已深入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互联网因为信息的海量化碎片化，虚假性误导性以及用户的匿名化，成为抒发不满和表达对抗的主要渠道。网络暴力、媒介审判、人肉搜索成为现下社会矛盾的新现象，网络成为矛盾汇集的沃土，如果对网络传播机制缺乏必要、深入的了解，对网络事件不具备正确的应对举措，网络矛盾终将显现成为社会矛盾。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应用的迅速升温，固然与技术本身的进步有关，其实更与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有莫大关联，特别是在矛盾多发的社会转型和利益调整期，互联网日益成为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平台之一。这也是中国互联网的作用之一，谈论中国互联网，便不能离开公民权利的时代背景。

三、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亟待体制创新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说：“在复杂的事务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居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不管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6]

从性质上看，我国当前凸显的社会矛盾大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从总体上说是根本利益一致的非对抗性矛盾，坚决防止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需要采用经济、民主、综合等的处理方式。[7]

1.规范公权力：公平公开是准则

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在风暴的时代尘嚣已久。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8]但千年腐朽是政治制度也不可避免的留下了盘根错节的贻害吞噬阻挠着我国当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使得社会前进之路举步维艰。

国学大师钱穆曾说：“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共的，而法术则是出之于私。”；“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照理皇帝是一国元首，他该获到全国民众之拥护，不该在全国民众里另有一批专门拥护此政权的（皇帝的同部落，即满洲人）。这样的政权便是私政权，基础便不稳固。”[9]

孔子也曾有云：不患贫而患不均。在社会前进的路途中，公平规范的治理，是脱去官僚腐朽镣铐的第一步，尽管“干群矛盾”和“官民冲突”并不是数量最多的社会矛盾，却是对立最尖锐、对政权和社会稳定影响最大、也最难预防和化解的社会矛盾。[10]官民的阶层冲突隐含着人民政治文化生活最基本最迫切的需求。2015十一期间的青岛大虾时间之所以在网络以及社会上掀起舆论狂潮，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基于民众对政府面对民事纠纷和投诉事件，选择规避责任、怠于履行、信息封锁的作为强烈不满而导致的爆发性后果。

2.多元化治理

对历史厚重绵长的大国而言，体系是难以撼动的盘根。中枢管理被官僚习气所掣肘，更是中央集权难以避免的结果。中枢的大厦坐落在无数暧昧所叠砌的基础之上，必须找出自己的多元行政管理办法以适应多样社会矛盾。

在调节理念上要从“人治之治”转向“法治之治”；在调节路径上要从“非制度化”转向“制度化”；在调节手段上要从 “单一的行政控制”转向“多元的治理方式”。健全公共体制机制，扩大社会参与，推动社会利益关系的平稳关系。随着政府渐次从市场“淡出”，企业办社会的能力消退及减弱，社会权力结构由政府一元，变为“政府—市场—社会”三元，第三部门在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我们有必要为社会组织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进一步发挥第三部门的社会整合作用，预防、缓解、化解影响稳定的社会矛盾。[11]

3.增强舆论引导能力

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指出，大众媒介具有环境检测的社会功能。而网络时代的到来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更便于舆情的检测与把控，另一方面也成为诸多事件频发的重灾区。传统的社会舆情存在于民间，存在于大众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的街头巷尾的议论之中，前者难以捕捉，后者稍纵即逝，舆情的获取只能通过社会明察暗访、民意调查等方式进行，获取效率低下，样本少而且容易流于偏颇，耗费巨大。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大数据技术的日趋成熟，大众往往以信息化的方式发表各自看法，网络舆情更便捷收集和捕获。

在此基础之上，应完善建立一套网络舆情应对的机制，从组织结构、技术保障、日常维护三个角度入手，建立网络信息的发布和网络舆情导向平台，对涉及政府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民生问题，涉及社会收入分配资源分布以及突发性事件等议题进行舆情议题设置，及时、全面、有效的引导网络舆情，避免及减少网络冲突的形成。

总的来说，社会矛盾遍存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我国走入改革深水区、社会断裂时期的当下，丛生的社会矛盾更亟待解决。唯有辨别各类矛盾的类型与成因，结合我国的国情与中国问题，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创新机制，才能从根本上破除旧有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改革前行。

注释：

[1]邓伟志：《论社会矛盾》，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7月第16卷第4期.

[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建设》，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前言.

[3]马怀德：《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规范公权力》，本文系中国法学会十大专项研究规划《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法律问题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4][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51页.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门户网站：http：//www.cac.gov.cn/2015-07/23/c_1116018119.htm。访问日期2016年1月1日.

[6]《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20 页.

[7]王伟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载《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3期.

[8][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91页.

[9]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页.

[10]马怀德：《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规范公权力》，本文系中国法学会十大专项研究规划《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法律问题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11]刘中起、风笑天：《走向多元治理化解：新形势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新探索》，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1期.

参考文献：

[1]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九州出版社，2012.

[2]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

[3] 刘中起、风笑天：走向多元治理化解：新形势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新探索[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1.

[4] 李培林等，中国社会和谐稳定报告[C]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

为什么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篇4

内容摘要: 当前我国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由温饱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转化（人的全面发展）。通过对传统集体经济进行股份制改造，使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职能与社区居委会的自治职能分离，集体经济由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自主经营，确保涉农社区居委会职能归位。

当前我国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由温饱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转化（人的全面发展）。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逐步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在向小康社会迈进。这个过程，人们的需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人们安全的需求、归宿的需求、社会公平和被尊重的需求、自我价值实现等社会需求大量上升，对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要求日益迫切。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障。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的因素。”这就明确指出了社会管理的目的，并明确地界定了不同社会主体在新的社会管理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和责任。其目的是要调动社会不同主体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整体合力。因此，我们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成都市作为我国中西部地区特大中心城市，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实验区，创新城市治理方式就成为深化各项改革的重要内容。2007年以来，成都市锦江区以城乡统筹、“五位一体”科学发展为总体战略，以政府与市场分开、政府与社会分开、市场与社会分开为基本理念，探索建立起了以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互动、行政性公共服务与自治性公共服务互补、政府支持与社区资源共享的城市基层治理新模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我国城市治理新模式的形成作出了有益的探索。锦江区的探索实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调整街道职能，成立功能区管理委员会

2008年以来，成都市锦江区按照政府与市场分开、政府与社会分开的原则，职能归位，各司其职，科学合理地界定街道办事处的职能和任务，着力解决部门职责交叉、权责脱节、职能边界不清、职能转变不到位的现象，改革街道办事处治理体制，形成了新的街道治理体制：彻底剥离街道办事处的经济管理职能，将工作重心从发展经济转移到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上来，主要负责基层党建、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社区建设、安全监督、应急管理、社会稳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8个方面35项具体职责；强化区级部门的经济管理和服务职能，使其全面履行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

（一）剥离街道经济职能，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锦江区将街道办事处原来承担的招商引资、协税护税、固定资产投资、经济统计等经济管理职能，彻底剥离出去，划归政府相关部门，将工作重心从发展经济转移到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上来。调整后的街道职能重新界定为：一是综合管理职能，主要是与社区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爱国卫生、计划生育、城市管理、社会治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稳定等。二是公共服务职能，主要是统筹整合公共服务设施资源、社会资源和行政资源，组织实施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务、投资环境、生活环境、文化生活等。三是指导自治职能，主要是指导社区居委会开展民主自治，吸引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共同构建和谐社区等。四是监督专业管理职能，主要是监督公安、工商、税务、安全生产、劳动监察、市政建设、环境保护、绿化、交通、食品安全、质监、药监、知识产权保护、文化市场监管等社会专业管理事务。为此，他们优化机构设置，厘清街道和区级部门的职责关系。按照“条块结合、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原则，调整、整合、优化区级经济部门工作方案和职责，承接原街道办事处承担的经济工作。同时，他们还建立了配套制度，落实街道职能调整的保障措施。

锦江区调整街道职能后，推动了街道办事处从管理经济向服务社会转变，改变了街道办事处“重经济、轻管理、弱服务”的现象；经济职能部门工作更加专业高效，初步形成了全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局面。一是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明显提升。街道治理体制改革后，各街道办事处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治理和社区建设上，实现了由全能型向服务型转变，推动了民生工程、城市管理、综合维稳、社会建设等重点工作的有效落实。社区公共服务站成为街道办事处专门负责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窗口，提升了服务效能。二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得到有力加强。街道治理体制改革促进了街道工作向社区下沉，使街道有精力指导社区自治，创新社区治理结构。三是建立了与街道办事处事权相适应的财力保障机制。街道职能转变后，通过把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经费纳入专项资金，确保了公共服务落实到位；通过规范预算管理，整合财力资源，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增强了街道财政、财务管理和理财水平。

（二）成立功能区管理委员会。为有效承接街道剥离的经济管理职能，切实解决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全区经济管理体制，强力推进重点区域产业发展，完善城市功能，促进产业升级，形成“资源利用集约，优势企业集群，重点产业聚集”的竞争优势，推动新一轮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2008年6月，锦江区按照“职能归位，各司其职”的原则，从彻底剥离街道经济管理职能入手，根据全区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布局，设置了5个功能区管委会，作为区委、区政府派出机构。各功能区管委会主要负责按照全区城市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拟定功能区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规划，并做好战略、规划的组织实施工作；负责监测、分析和预测功能区产业发展态势，对功能区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和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及时提出政策建议；负责功能区范围内招商引资、对外开放工作；负责功能区各类投资项目的推进、协调、服务工作；承担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负责功能区范围内企业服务、协税护税工作；负责功能区内经济统计及分析工作等。

通过功能区建设，锦江区打破了城市经济发展的区域壁垒和条块分割，增强了核心城区的统筹发展能力和整体竞争力；招商引资专业化水平明显提高，现代服务业发展先导区成效明显，现代商贸、金融、总部经济、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经济活力明显增强；区综合治税领导小组成立以来，各经济职能部门的主观能动性被充分地调动和发挥出来，综合治税能力显著增强，形成了“部门协作、信息共享、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形成了有利于企业加快发展的良好环境。锦江区因此荣获了“中国民营经济最具活力区”和“中国民营经济首选投资区”称号。

二、创新基层治理机制

锦江区现有街道16个，社区59个（城市社区43个，涉农社区16个）。针对实际工作中由于职责不清而造成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的现象，2008年10月，锦江区按照加强党的领导、强化居民自治，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政社分开、职能归位、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区建设的总体思路，启动了社区治理机制改革工作试点，截止今年5月底，全区59个社区已全部实施了社区治理机制改革，形成了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及其工作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为主体、社区公共服务站为平台、社会组织参与服务为必要补充的社区治理新机制。

（一）“一改”――改集体经济组织为公司，壮大集体经济。在对原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进行清产核资的基础上，组建以全体村民为成员的新型集体经济有限责任公司；对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性净资产进行折股量化，每位村民一股；按照《公司法》设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定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股东代表推选办法、董事会和监事会选举产生办法以及总经理聘任办法；由全区“198”范围内（198区域指环绕成都市中心城区内的198平方公里的非建设用地，主要分布于成都市三环路以外，外环路以内）的11个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出资，成立“成都市农锦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统一负责“198”区域的土地整理、流转和经营。

（二）“一撤”――撤村改居，建立社区治理体制。全面撤销16个村组建制，成立16个社区居委会，设立社区党总支部或者党委，通过“公推直选”产生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领导班子，打破城乡体制上的二元结构，实现涉农社区治理体制与城市社区接轨，城乡居民社会服务全覆盖。

（三）“两分离”――剥离社区的政府职能和经营职能，促进职能归位。一是在城市社区实现原居委会承担的政府职能与社区自治职能分离。建立社区公共服务站，把社区居委会承担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分离出来，由社区公共服务站承担；区级部门的审批服务类事项全部下放社区公共服务站，对暂不具备下放条件的转移类及非行政审批类事项简化审批程序，将原有的“社区―街道办事处―区级职能部门”三级工作流程，缩短为“社区公共服务站――区级职能部门”两级工作流程；在社区公共服务站设立统一规范的服务窗口，定期发布《社区公共服务站服务事项目录》。二是在涉农社区实现原村委会的自治职能与经营管理职能分离。通过对传统集体经济进行股份制改造，使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职能与社区居委会的自治职能分离，集体经济由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自主经营，确保涉农社区居委会职能归位。

（四）“三强化”――强化领导核心作用、自治作用、自我服务作用，提升自治功能。一是强化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优化社区党组织设置，普遍设立社区党委或党总支，实现党组织向院落、楼栋、单元及各类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的全覆盖；通过社区党组织书记担任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工作委员会主任、社区党组织对社区重大事项拥有提案权、建立社区党建工作联席会等措施，使社区党组织充分发挥在社区治理中的组织、领导、监督作用；改革党员教育管理模式，推行单位、社区党组织双重管理制度，加强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的联系；建立健全党员作用发挥机制，党支部向辖区党员发放《党员活动证》，记载党员参加社区服务的活动情况，并通过经常性开展活动，发挥党员带头参与社区建设的先进性作用。二是强化社区居委会的自治作用。成立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工作委员会，与社区居民代表会议、社区居委会一起，形成社区事务决策、监督、执行“三分离”的自治格局。明确界定社区居委会的主要职能，建立社区工作准入机制，社区不再无偿承担职责范围以外的其它政府行政事务。实行居民代表常任制和社区重大事项提案制，明确社区居民代表的“四权”（即：提案权、评议权、监督权和罢免权）和参与社区自治的方式。完善自治机制和自治体系，成立住户管理委员会、业主管理委员会、家属管理委员会、业主自治管理监事会等居民自治细胞组织，采用手机短信、网络等信息手段，丰富社区居民代表参加议事决策的形式，尤其是完善“四会一走访”（民情恳谈会、社区事务听证会、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工作评议会，居委会成员定期走访联系群众）制度，真正发挥社区自治组织的作用。三是强化社会组织的自我服务作用。通过推进社区服务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引导和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积极性，促进覆盖全域的服务网络建立，不断满足社区居民需求。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把政府部门可以不直接承担的社会服务性、事务性工作，通过委托、购买、授权等形式交给社会组织承担；针对社区成员多元化、需求多样化的实际，整合公共服务资源，拓展“社会协同”空间，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群众有偿个性化服务、志愿者参与义务服务的有机结合，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公益事业中的作用。把完善社区服务与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促进就业结合起来，运用市场机制推动社会化、产业化的社区服务。

锦江区完善社区治理机制的改革，进一步明确了社区基层组织间的关系，强化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扩大了基层民主，促进了居民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全面提升了社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了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向纵深发展，得到了居民群众的普遍赞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一是明晰了基层治理的组织架构，填补了基层治理的真空。通过完善基层组织治理结构，形成了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及其工作委员会和社区居委会、社区公共服务站、社会组织四种社区基层组织共同治理社区的格局。社区党组织是社区各类组织的领导核心，在街道党工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负有统揽协调社区建设全局的责任。社区居民代表会议是社区民主决策的基本组织形式和最高决策机构，实行社区居民代表常任制，推行社区重大事项提案制；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工作委员会是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常设的监督和执行机构，对社区居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社区居委会是居民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公共服务站，与社区居委会是伙伴合作关系，负责承担政府延伸到社区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事务，在行政管理上接受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在业务上接受各相关职能部门的指导、监督。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慈善公益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二是自治和公共服务功能同时得到了加强。社区居委会不再无偿承担职责范围以外的其他行政事务，使社区居委会有时间和精力按照自治组织的要求履行职责，强化了社区自治功能。在新的社区居民自治体系，由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及其工作委员会和社区居委会“三驾马车”组成，分别负责对社区事务的决策、监督和执行，形成了新的社区工作运行机制。工作运行准则遵循“一个章程、两项程序”（社区居民自治章程，社区居民代表会议、社区协商议事会议程序）；工作运行方式遵循“三会一走访”（社区事务听证会、民情恳谈会、工作评议会，居委会成员定期走访联系群众）制度。新建的规范、高效的社区公共服务站，居民在社区即可办理绝大部分行政事务，极大地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办事效率。三是党的执政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在完善社区治理机制过程中，通过以社区党组织书记担任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工作委员会主任、社区党组织成员兼任工作委员会委员等方式，有力提升了社区党组织的工作效能，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及时贯彻落实到社区，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四是现实了城乡一体。村改居后，建立和完善了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的公共服务体系及社会化保障体系，实现了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低保救助以及就业的同质化。四是基层其它工作得到了全面推进。职能归位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工作都得以加快推进。由于理顺了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土地整理、流转、产业培育等工作得到快速推进；农用地从农户到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流转，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利用土地资源参与项目建设和经营等先后得以实施，增强了集体经济组织的实力。

三、大力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在改革城市基层治理机制中，锦江区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重要作用，按照“依托社区、服务群众”，“政府扶持、大力推进”，“自愿参与、市场运作”，“制度规范、严格监管”四项原则，依照“壮大服务类、做实事务类、规范活动类、发展慈善类、培育维权类”分类指导办法，减少限制条件，降低准入门槛，简化设立程序，鼓励社会组织发展，并结合锦江实际，创新了社会组织管理方式。

（一）创新社会组织管理方式。一是实行登记备案双轨制。出台了《锦江区社区社会组织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在坚持依法登记原则的基础上，实行社会组织登记备案双轨制，由重入口登记向重日常监管转变。对急需登记的社会组织，采取边登记边完善手续的做法；对需备案的社会组织，采取降低和减少备案条件，简化备案程序等办法，准备备案的社会组织向所在社区居委会提出申请，经初审后，由街道办事处审核并备案，凡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均予以备案；备案社会组织达到登记条件后，不执行筹备期，可直接申请登记；将过去实际存在的既无登记又无备案的“草根”社会组织，通过规范使其有序发展；实行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脱钩，改革清理机关的“附属”组织，注销一些能力弱和建非所用的组织，淡化“官办”色彩。二是完善社会组织管理体系。区民政局负责全区社会组织的统筹规划、协调指导、监督管理工作，在全市率先成立区社会组织管理局，区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科更名社会组织服务科，充实人员配备，强化工作职能；街道办事处负责备案社会组织的监管和指导；社区居委会负责备案社会组织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三是建立沟通机制，促进合作互动。区级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在出台涉及行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重大政策前，主动听取和征求有关社会组织的意见和建议；部门举办的各类听证会、恳谈会，凡涉及社会组织利益的，吸收社会组织代表参加；社区居委会组织听证会、恳谈会等时邀请社会组织代表参加；社会组织参与行业调查，及时报告相关信息和对策建议，主动参与决策。同时，锦江区正在筹备成立“区社会组织管理局”，承担全区社会组织的统筹规划、登记备案、监督管理、协调指导等职能；筹备成立“区社会组织联合会”，主要承担社会组织的综合协调、行业指导、行业管理等综合服务工作；筹备成立“区社会组织服务指导中心”，该中心作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主要承接社会组织的初审、年检、评估等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包括组织专家团队、社会贤达、知名人士、社区群众参与项目运行监督及运行结果第三方评估等工作。

（二）鼓励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制定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扶持政策，激发和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是设立政府扶持专项资金。每年安排专项经费，对五大类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进行资金扶持。给予新成立社会组织一次性开办扶持资金，登记注册的最高不超过2万元给予扶持，备案的按照最高5000元/个的标准给予扶持；对在参与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成效显著、群众满意度较高的社会组织，以“以奖代补”的方式给予扶持；对暂未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但有利于促进公共服务的项目给予专项扶持；对启动资金不足的可给予一次性补助，对新建社会组织前3年运行确有困难，经审核确认给予适当补助；建立税收优惠配套措施，最大限度地给予税收优惠。二是建立完善激励机制。制定社会组织激励制度，表彰先进社会组织，宣传先进典型；积极鼓励企业、个人和社会力量支持社会组织建设，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快速发展。三是加强社工人才建设。抓好社会组织人才队伍的储备，建立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人才库和社会工作人员培训制度。四是探索孵化培育社会组织模式。在街道层面搭建平台，组织扶持登记至少一家可管可控的民办非类社会组织，赋予培育孵化功能，按照孵化申请―初期评估―实施孵化―中期评估―完成孵化”五个步骤，对具有发展潜力的备案社会组织提供场地、资金、能力建设等支持，进行专业化、全方位培育，促进其转化为专业性强、运作规范的登记社会组织。

（三）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政府从相关社会领域中脱离出来，适当放权授权，建立明确的政策和措施，规范社会组织的职能，把不再由政府部门直接承担的社会服务性工作、把不便于管或政府直接实施成本过高的社会事务性工作，通过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给社会组织。一是健全项目民主管理机制。逐步扩大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使社会组织成为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的重要载体，初步建立社区多元化服务机制。二是明确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定期发布政府购买服务的需求信息，引导动员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承接服务项目。目前，已确定社会管理、社会事务、卫生教育等七类25项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三是细化购买服务流程。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实行项目民主征询、方案民主决策、过程民主监督、效果民主评议，建立体现群众意愿的立项制度、符合社区实际的评审制度和群众积极参与的管控制度，充分发挥居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和保障群众的监督权，建立社会化的评价制度，采取单项评议和年终评议相结合的方式，组织辖区内居民代表和项目受益群体开展满意度测评并公示结果。

（四）加强对社会组织监督管理。坚持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一是发挥社区党组织监督作用。坚持社会组织业务建设与党的建设同步，明确社区党组织负有督促和指导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责任，确保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二是健全监管机制。构建区、街道、社区三级的社会组织监管体系；建立完善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之间的协同监管机制和执法联动机制，提高监管合力和应急反应能力；建立健全社会组织预警体系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着力提高危机处理能力；加强对社会组织接受社会捐赠的监督，按照登记、备案权限对捐赠资金来源进行监管，对捐赠资金使用情况须提供审计报告，确保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三是加强监督管理。强化“双重管理”制度，着力构建上级主管部门、区民政局（区社工委）、业务主管单位、社区居民参与的四条监管防线。四是引导社会组织自我管理。帮助辖区社会组织成立“锦江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引导全区社会组织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以章程为核心，健全社会组织各项内部制度，加强管理制度规范化和体系化建设，完善社会组织决策与内部调控体系，健全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或董事会、监事会等；建立资格管理和行规行约，对会员、会员单位实行资质认定和资格审查，按其服务能力和现实表现实行准入和退出制度。

（五）健全监管评估机制。建立由区级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专家和社区群众四方参与的社会组织评估机构，每年对社会组织实施一次评估，将评估结果档案向社会公开，广泛宣传和充分利用评估结果，接受社会监督，充分发挥评估的导向、激励和约束作用；建立社会组织等级评定制度和社会组织诚信制度，组织和督促各类社会组织开展诚实守信活动，树立诚信、守法、自律的理念，对诚信守法、严格自律、作用突出的给予晋级表彰、政策优惠；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基础信息数据库，全面评价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组织问责机制，对不参加年检、有名无实、管理混乱的进行问责警示，对违法活动的依法予以注销。

锦江区在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过程中，把社会组织作为继政府部门与企业之后的第三种力量和加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摆上重要位置，在发展规划上，把社会组织建设纳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重要作用，承接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一些职能，增加了公共服务能力，建立起了连接政府与社会、化解社会矛盾的平台，各种社会资源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被吸引和整合，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吸引力，培育了公民精神和自治能力。同时，通过把政府部门可以不直接承担的社会服务性、事务性工作，以及企事业单位剥离的社会职能和服务职能，通过委托、购买、授权等形式交给社会组织承担，既改变了过去那种政府独自负责制定公共政策，同时又独自负责提供公共产品，掌舵与划桨不分的做法；又拓展了“社会协同”空间，推进了社区服务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构建起了覆盖全域的服务网络，使社区满足居民需求的服务项目大幅度增加。

为什么要改革司法管理体制 篇5

改革司法管理体制，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迫切需要，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第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不断加快，要求进一步改革司法管理体制。

近年来，中国司法改革积极稳妥有序推进，步入顶层设计、整体统筹的新阶段，取得显著进展。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实施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不断推进，广大人民群众对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中央明确要求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对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必须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用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方法，借鉴其他国家司法制度有益经验，进一步探索实践，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第二，防止司法地方保护主义、推进司法公正，要求进一步改革司法管理体制。

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司法人员司法能力存在差异、地方保护主义观念尚未根除等原因，司法裁量权行使不透明、司法行为不规范等现象依然存在，地方各级司法机关在行使国家司法权力过程中容易受到地方因素的不当影响和干预，难以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既要确保各层级司法单位依法独立公正办案，切实保证司法权的行使不受地方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又要确保党委政府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已成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这就要求我们以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为着力点，进一步总结改革经验，改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第三，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提升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要求进一步改革司法管理体制。

近年来，在司法改革中，围绕着专业化、职业化、正规化制度建设，围绕着容易滋生腐败的关键环节，积极完善职业准入制度，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改革经费保障体制，强化廉政风险防控，有效提高了司法能力和司法公信力。但是，按照公务员序列管理司法人员队伍导致行政职级主导的职业保障体系，与司法的职业要求和职业风险不相适应。必须进一步深化司法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统一招录、有序交流、逐级遴选机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职业保障制度，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提供良好组织基础。

为什么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篇6

成都市民政局

【摘要】当前，社区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依托、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平台、巩固党在城乡基层执政地位的重要基石，在社会建设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基础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当前，社区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不清、社区“行政化”倾向严重、居民社区参与不足，是在我国社区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本文从治理、善治理论出发，提出针对现状及问题的“创新社区治理体制”路径，期望找到可能有效解决问题的途径，突破社区发展“瓶颈”问题。

【关键词】社区治理体制

居民自治

社区参与 社区社会组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体系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其中，社会治理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单元，是实现国家治 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依托，如何在社区实现善治，从根本上解决社区治理过程中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增加基层社会和谐因素，增强基层社会活力？本文拟分析社区治理体制的现状和问题，尝试提出创新我市社区治理体制的路径。

一、社区治理体制的内涵

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治理理论的兴起，是由于学者们看到了政府和市场双失灵，为构建现代社会和谐秩序以及民主政治化的价值目标而提出的。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将“治理”概念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社区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 2000-11-03）,社区治理与社区管理区别的核心在于治理主体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治理手段由刚性管制向柔性服务转变，治理空间由平面化向网络化转变，社区治理强调在社区范围内实现多主体的互动与合作。基于此，本文将社区治理体制定义为聚居于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包括社区内各组织的机构设置、隶属关系、权限划分以及各组织自身运行、组织间互动合作的相关制度、规则。

二、当前社区治理体制的现状及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基于此，我们可以把良好的社区治理界定为在社区内，依托于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驻区单位以及居民个人等各种力量，应对社区内的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经过近20年通过行政力量大力推进的社区建设，在社区有队伍、有阵地、有经费等基础保障类条件已经具备，社区组织体系已基本健全，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自治组织为主导、社区居民为主体、社区社会组织和驻区单位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体制正在形成，城市社区正处于由行政社区向善治社区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中，许多深层次、根源性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突出体现为政社不分，各社区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没有理顺，社区组织角色错位、行政化倾向严重，基层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与社区组织的职责边界不清，社区居民缺乏自治空间，社区的社会力量薄弱，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等等。

三、基于问题分析尝试提出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路径 问题一：社区治理各主体之间角色定位不清，社区行政化倾向严重，成为制约社区生活共同体形成的体制因素。目前，相对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个宪法赋予居委会的角色性质来说，社区作为基层政权组织及其派出机构之下的准行政组织的角色性质更加突出，这不仅导致专职社区工作者对大量下沉到社区的行政性事务穷于应付，无暇从事居民自治相关事务，更加严重的是 由于自治组织成为行政末端，在处置政府与居民有利益冲突的事务上，居委会由于行政末端性质必须执行政府指令而与居民利益形成对立，无法作为居民自治组织为居民反映诉求争取权利，地位两难而且尴尬。

路径一：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厘清政府与社区组织职责边界。当前，在治理主体之间如何配置各自的权能，是创新社区治理体制必须回答的问题。在社区治理层面实行“政社分开”，是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需要厘清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的职责边界，实现职权和责任归位，简言之，政府的归政府，自治的归自治。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构需要将该缩减、取消的行政权力交给具备资质、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机构承担，也就是实行外转而非下沉。同时梳理需要社区组织协助办理的公共服务事项，形成清楚明确的目录清单，将目录清单范围内的公共服务事项以签订协议的方式对社区组织进行一揽子委托，对目录清单之外的公共服务事项实施通过单项协议进行委托，总之，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实现政府职责范围内的公共服务，承担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构应该承担的职责和任务。

问题二：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参与不足，社区自治文化缺失，成为阻碍社区生活共同体生成的的文化因素。居民参与不足是全国范围内社区治理的一个难点，居民参与成为社区治理中的稀缺资源。其根源是因为用自上而下、上面计划安排、下面落实执行的行政方式开展社区工作，而不是用强调居民参与决策、平等协 商、共同治理的社区自治方式开展社区工作。近年来城市各种创先争优荣誉往往要直接考核到社区，而且还要实行“一票否决”，本来应该动员居民自治，通过社区社会组织以及居民自身的力量实现社会自我调节的事务，由于考评制度不合理，致使居委会甚至以行政力量介入居民私域范畴，居民自治的范围和空间遭到挤压，居委会不仅没有起到组织居民自治的作用，反而与培育社区自治力量的目标背道而驰。

路径二：收缩社区行政力量，扩大居民自治的范围和空间。行政力量与自治空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行政力量在社区无限扩张的结果，只能以其他社会力量的萎缩为代价。应严格界定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能边界，限制行政力量过多介入。要精简针对社区层面的评比检查，减少行政力量对居民自治空间的挤占。要通过制度设计，培育社区自治文化，营造民主政治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培养居民自治精神。要通过赋予居民自治相应的资金支持，满足基于居民内生的服务需求，而不是完成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使关心公共事务的居民更多地参与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决策活动中来，提升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意识。要通过扩展居民自治的范围和空间，拓展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渠道，形成社区需求让居民表达、社区问题让居民讨论、社区事务让居民治理的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良好机制。

问题三：在当前行政力量主导社区治理的形势下，社区的社会力量尚还薄弱，不足以形成多元共治的局面。传统社区管理主 要依靠政府单向的以行政手段为主进行管理。治理语境下的社区治理，主体应该包含政府、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等)、驻社区单位(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社区居民。而现阶段，社区内社会力量严重不足，社会组织发展滞后，成为制约社区生活共同体形成的组织因素。

路径三：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将原子化的社区居民通过社区社会组织有机联结起来，成为社区治理主体，与社区内的各自治组织、驻区单位、机构、企业等共同形成互动合作的社区生活共同体。社区共治不仅需要政府、市场的力量，还必须大力培育当前相对薄弱的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社区社会组织指以社区为本的、居民自愿组建的履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各类非营利性组织。城市社区的居民对所居住的社区缺乏传统乡土社会拥有的对社区的情感归属与传统认同，这就需要大量的活动类、公益慈善类、志愿类、专业服务类、维权类、居民自治类社区社会组织将志趣相投、守望相助、需求相通的原子化的社区居民进行有机联结，联结成为一个个组织化的居民社团，这些居民社团不仅是居民进行社区事务参与的有效载体，也是社区多元共治的治理主体。目前，参与社区治理的社会组织数量还不多，参与的能力还比较低，政府需要制定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相应的财政、智力支持以监督考核的配套措施，大力发展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的社区社会组织，鼓励与支持其参与社区治理，增强基层社会活力。【参考资料】

1、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2000-11-03。

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

3、张静：《从社区管理到社区治理有多远----基于体制创新视角》，《中国民政》2014:2。

4、陈建国：《社区自治的精神理念：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现代社区》2004:4。

5、李晓凤：《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内容特征与制约因素》，《求实》2005:1。

6、杨敏：《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社会学研究》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