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职务犯罪调查报告

我国职务犯罪调查报告（推荐8篇）

我国职务犯罪调查报告 篇1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跨世纪的接班人。作为世界三大公害之一的青少年犯罪问题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困扰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部门的一个难题，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是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的重要课题之一。分析青少年犯罪的原因、特点，寻觅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对策，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

青少年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能否健康成长，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但青少年时期也是人生的危险期，当青少年犯罪日益成为全球化的社会问题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我国的青少年犯罪也呈现出低龄、团伙、暴力、智能化的趋势,日益加重的青少年违法犯罪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研究分析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预防和控制青少年违法犯罪已刻不容缓。因此，研究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制定切实有效的防治措施，对于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我国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青少年犯罪的特点

谈及青少年犯罪成因，我们需要从其特点作为切入口，通过对青少年犯罪特点的分析，进而理清青少年犯罪的成因，否则我们的研究只是停留在了“坐井观天”的模式。

当前青少年犯罪案件呈现出的特点：

（一）、犯罪年龄低龄化。

有调查显示：我国青少年初次犯罪的年龄已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18-25周岁，逐步向14-16周岁年龄段发展。①一些青少年刚满14周岁就犯罪入狱，甚至有的实施犯罪行为时尚未年满14周岁。笔者在工作中曾于1998年参与办理一起青少年犯罪案件，该案5名犯罪嫌疑人中年龄最大的17岁，年龄最小的也仅有13岁。

（二）、犯罪主体复杂化。

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校学生和外来人口中的青少年犯罪增多犯罪率上升。我们常常可以从各种媒体获悉一些在校生杀人、强奸、贩毒等令人触目惊心的恶性案件。例如：2004年发生在云南大学震惊全国的“马加爵杀人案”和2005年1月发生在江苏省海安县的大学生王彬持枪抢劫杀人案等等。

（三）犯罪类型多样化。

一是侵财类罪虽仍占大多数，但是以暴力相威胁手段，实施侵财的抢劫、敲诈勒索等犯罪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二是杀人、故意伤害、强奸、贩毒、寻衅滋事等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扰乱社会治安的犯罪逐年上升。

（四）犯罪形式团伙化。

由于青少年身心尚未完全成熟，受生理、心理、智力、阅历等因素的影响，单靠个人往往难以完成复杂的犯罪过程。因此，青少年作案时相互依附，借势壮胆，结成团伙进行作案并带有一定的组织形式。这些人往往靠所谓的哥们义气和

江湖义气，相互纠集，一拍即合，一哄而起，共同作案，形成一个较固定的团伙组织。

（五）犯罪方式智能化。

目前，青少年犯罪已经向智能化方向发展，而且出现部分采用现代化的一些技术手段和方法进行犯罪的案件。随着计算机信息系统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和社会经济信息化进程的加快，针对和利用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逐渐兴起，成为新的犯罪形式。由于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专业技术要求，当前计算机领域违法犯罪的主体以受过现代教育的青少年占绝大多数。

二、当前青少年犯罪的产生原因

（一）个人原因。

贪图享受、不思进取、不劳而获的不良动机是青少年产生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青少年由于过早地走入社会，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没有正确的人生观和奋斗目标，精神空虚，好逸恶劳，特别是受到社会上奉行的极端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影响，不劳而获的思想严重，羡慕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生活，但由于这些青少年多数无固定职业，无经济收入，当他们面对物欲横流的世界时，经不住金钱的诱惑，私欲不断膨胀，不惜铤而走险，实施盗窃、抢劫，甚至是绑架、杀人等犯罪。

（二）家庭原因。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最基本的社会群体，他为人们提供了最基本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最起码的社会化条件。美国社会学家布利兹谈曾经比较详细的列举了家庭的多种作用：“所有的家庭组织，无论大小，是成员教育私人生活的稳定的中心。家庭成员常常聚会，这是成员所不及的。个体最为关心的福利与财富的分配、信息的交流，只有在家庭中才有可能。”②家庭是一个历史范畴，家庭功能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我国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标志，开始进入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新时期。进入转型时期以来，家庭的功能开始发生变化并在对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方面逐步失调。

1、过分溺爱、放纵型家庭：由于当前的青少年在家中多为独生子女，家长过分溺爱孩子，父母在物质生活上不断满足孩子的要求，甚至是袒护孩子，给孩子造成娇生惯养，唯我独尊的思想，在这种环境成长的青少年任性、骄傲，以自我为中心，利已思想严重，一旦生活发生波折，就会显得非常脆弱、焦躁，或自暴自弃，或采取极端的手段，对抗社会。

2、“严管”型家庭：有的父母发现孩子犯了错误或劣迹，不是说服教育，而是墨守“棍棒底下出孝子”的信条，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不分青红皂白对孩子打骂、惩罚，甚至赶出家门。这样的教育，往往造成孩子和父母感情破裂，形成情绪对立、互不信任的局面，使孩子在心理上与父母为敌。有的青少年在教唆犯的引诱、威胁下，堕落成罪犯。

3、父母行为不良型家庭：有的父母失业待岗在家，整天不思进取，沉醉在麻将桌上，对子女的学业不闻不问。还有的父母有赌博、酗酒、盗窃、卖淫嫖娼等不良恶习。这些家长的不良行为，给子女以错误的引导作用，并刺激他们模仿

大人的不良行为行事，在其心灵中孕育了违法犯罪的种子。

4、贪欲型家庭：这种家庭，一切以金钱为中心，什么都围绕着金钱转，使孩子耳濡目染，为获取金钱不择手段，铤而走险。

5、结构缺损型家庭：当离婚、死亡或服刑以及其他原因失去了夫妻中的一方或双方时，家庭的完整性便遭到破坏，这种家庭给子女心理造成的伤害使相当多的孩子因此产生人格和情感障碍，悲观失望、痛恨父母、嫉妒他人、不满现实，形成一种不合群的孤僻个性，或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一切，易引发犯罪。

（三）学校原因。

学校思想教育工作薄弱，是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学校是青少年学习成长的主要场所，因此，学校应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主要防线。但一些学校视教学质量、升学率为“生命线”，片面追求升学率，对学生的教育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现象，只抓教学质量，忽视学生的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对一些学习较好的学生，不惜一切代价重点培养，对一些在校表现不好，成绩较差的学生，则弃之不顾，甚至将他们推向社会，在学生中造成明显反差，造成一些学生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使学生心理产生偏差，甚至是破罐破摔，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四）社会原因。

近年来社会上盛行的不正之风，严重影响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一些青少年就是在消极丑恶环境的影响诱惑下，放弃了远大的理想，动摇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随波逐流而走上邪路的。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攻坚阶段，开放振兴了国内经济，但改革造成的某些领域的暂时性的无序与失控，由于社会缺乏主题价值观的有效引导，造成社会的道德标准出现混乱，使得这一时期青少年人生观的形成处于 “后天失调”的环境中。一些宣扬暴力、色情等非法音像制品和书刊的涌入以及一些舞厅、迪吧、录像厅、网吧等容易藏污纳垢公共娱乐场所的出现，给青少年身心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由于青少年文化素质低，涉世不深，自身素质不高，分辨是非抵制诱惑的能力较差，很难抵制各种侵蚀，一旦受到一些宣扬暴力、色情等不良文化的影响，就争相仿效江湖义气和哥们义气等封建糟粕，拉帮结伙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割据势力。有的因受到一些诲淫诲盗书刊、影视、网络的影响，沉迷于网吧、歌舞厅无法自拔，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五）心理原因。

青少年所处的年龄段以及自身的心理状态与犯罪的形成不无关系。在这一年龄阶段，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发展迅速，个人意识增强，自我约束力差，具有较强的好奇心，喜欢模仿却往往较为盲目，加之大多数青少年的法律意识极为淡薄和贫乏，被犯罪心理学家称之为“危险年龄”。这一阶段的青少年认识能力有限，而情绪则比较强烈带有很大的冲动性，其行为常受感情或情绪的左右，经常产生“理智与感情之间的矛盾”，在个人情绪激愤时的理解力和自制力都明显降低，往往做出人们意料不到的行为，所以很容易误入歧途，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六）就业原因。

初中毕业升学率和社会就业率偏低也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学业成绩差，一些老师给予的不是关心，而是批评、挖苦，这种潜在的环境使他们成为学生群体中孤独的竞技者。由于升学考试金榜无名，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过早地走进了社会的熔炉。这部分人由于年龄小、思想幼稚、文化程度低、没有正当职业和生活来源，流入社会后能够受到的法制、道德教育十分有限，面对社会中纷繁复杂的事物和当代变幻莫测的世界，他们的内心彷徨失措。此时，理想失落的痛苦、生命追求的挫折，使他们觉得生命意义面对困惑、自我价值受到压制，形成异常的心理和人格障碍及性格缺陷，这种心理状态和外界的不良环境以及少数别有用心者的“关心”和“温暖”铺就了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道路。1993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对2147名25岁以下的青少年服刑人员进行调查：这些犯罪人员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因各种原因不能入学或中途辍学的达1213人，占调查对象总数的56.5％。③种种事实，从不同侧面和角度说明了受教育程度和青少年犯罪之间的密切关系。现在，每年仍然有大量的初中毕业生因无法继续升学而流入社会，本已严峻的就业形势使社会无法吸收潮水般涌入求职市场的年轻人，而这样一个群体正是青少年犯罪的高发人群。

三、青少年犯罪的预防策略

青少年犯罪是一个多种因素形成的综合病症，是一项社会工程，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必须由社会各方面力量齐心协力来完成，预防青少年犯罪应当采取教育、保护、预防性的措施和打、防、管、教多种手段综合治理，才能最终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一）提高对防治青少年犯罪工作重要性、迫切性的认识。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 “全党全社会都要十分关心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青少年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对青少年的教育和对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防治，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各级党政部门和各级领导都要有塑造合格时代接班人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工作，将其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

（二）积极开展以教育感化为主的帮教措施。

司法部门、教育部门和共青团、妇联等组织机构以及各级政府部门都要依靠基层组织，发动群众对本部门、本辖区内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情况、劣迹青少年的人数和青少年犯罪团伙的情况进行全面摸排，了解全面情况，然后分门别类登记造册，做到对本地区、本部门的青少年违法犯罪情况了如指掌、心中有数。基层组织要以乡镇为单位，由公安派出所、村（居）民委员会和学校等单位成员组成帮教小组对摸排出的重点人员、重点对象进行帮教，对辖区内每一个“两劳”释放或有轻微违法劣迹的青少年进行帮教，帮教工作中积极地向被帮教人员开展法制教育，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洗刷他们心灵的污垢，治疗他们心灵的创伤，使他们心灵复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成为合乎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公民。帮教小组发给每一个被帮教人员统一的帮教手册，由被帮教人员保存，帮教小组每月组织对被帮教人员进行回访，并对被帮教人员现实表现作出鉴定适时调整帮教力量和帮教措施，增强帮教工作的实效性。

（三）强化家庭对子女的教育观念。

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必须重视家庭的中心作用。家庭教育是家庭预防机制

中最直接，最有效的一种形式。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教师。父母的处世态度、兴趣爱好、生活习惯及性格特征，都是孩子模仿和学习的对象，父母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子女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首先，家长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不仅可以增强教育的可信性和感染性，而且还能像面镜子促使子女经常对照自己、检查自己，矫正自己的不良言行；其次，营造和谐的家庭气氛对孩子影响虽然不像父母言传身教那样直接有力，但它潜移默化的渗透性给青少年品德发展带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再次，家庭的管理与约束对子女的行为和子女对外界事物的认知能力起到了规范和促进作用。精力旺盛的青少年乐于结交朋友，同伴之间的行为模仿和情绪感染很容易使青少年染上不良习气，古今中外，“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观念可说深入人心。孟母三迁的故事也给我们最好的启示：人类的行为深受所处周围环境的影响。因此父母应该了解子女的交友情况和所交朋友的思想品德情况，警惕那些可能引起违法犯罪的不良观念渗入到青少年的思想之中，尽可能将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风险降到最低程度。研究资料表明，青少年犯罪与家庭教育不当密切相关。家庭教育应该以科学、健康的方法教育青少年，使青少年从小就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在法制教育中，家长要带头学法、懂法，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同时，要教育孩子努力学习法律，不断增强法律观念，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从小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父母要与正确对待子女所具有的时代心理特征及合理要求，关心他们的成长。对子女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尊重理解，当发现子女产生错误思想和不良行为时，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甚至严肃的批评，帮助其及时改正；子女的优点和成绩要给予肯定，要激励他们不断前进，更要尊重他们的兴趣、人格和独立性，注意因势利导、因材施教，加强心理卫生教育。

（四）加强对青少年思想品德和法制观念的教育。

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主体往往缺乏正确地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法制观念，因此，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品德和法制观念教育，对增强青少年法制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学校要把好法制教育的“三关”。即学生入学后的法制教育关，常规的法制教育关和毕业前的法制教育关，及时掌握学生入学后、在校期间和毕业前夕学生的思想动态，对一些“问题少年”要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帮教，避免将一些有违法犯罪倾向的学生推向社会。要将法制教育贯穿在整个学校教学的全过程，教育主管部门要制定每一所学校每周开设法制教育课的教学计划，法制教育课可以采取聘请校外辅导员讲课、开设法制讲座、组织失足青少年现身说法等形式对学生进行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教育主管部门要将每一个学校的法制教学内容完成情况列入对该校考评内容并将法律知识考试成绩列入学生毕业考试的科目中去。其次，教育主管部门应该组织印制一些常见的法律、法规以及诸如“什么是违法”、“什么是犯罪”、“怎样才能预防违法犯罪”等常识的小册子分发给学生，让每个学生都能掌握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再次，要建立学校与家长和社会各有关部门的联系制度，将学生在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表现情况进行考察，发现苗头要及时防范教育。建立健全严把法制教育关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的立体教育模式。

（五）净化社会环境、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中共中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布，为全社会进行道德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在全社会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的文明程度，加强廉政建设，端正社会风气，这也必将有助于从根本上遏制导致青少年犯罪的不良社会因素，使社会环境得到净化，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基础。同时，公安、司

法、海关、文化等部门要联手行动，坚决查禁制造和传播负面文化制品的行为，清理整顿文化市场，为青少年提供内容健康、精神丰富的出版物及音像制品。让内容健康积极向上的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堵塞可能对青少年产生毒害的文化传播渠道。公安、工商、文化等部门要经常性地组织对网吧、发廊、歌舞厅、迪厅、酒吧等公共娱乐场所的突击检查，严厉打击充斥其中的涉及毒品、淫秽、赌博等违法犯罪行为，防止其给青少年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危害。

（六）扩大青少年的升学渠道和就业机会。

现在，每年大量因无法继续升学流入社会的初中毕业生，由于年龄、文化程度等原因，在社会上往往无法立足，稍有不慎就容易被社会上一些不良人员引入违法犯罪的歧途。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青少年的违法犯罪问题，必须从扩大学校的升学率着手，努力普及高中教育，增加青少年的就学机会，不断提高青少年自身的文化素质和法制意识，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比例。积极引导因升学而分流的青少年报考职业技术学校及民办学校，培养青少年掌握一技之长，增加青少年的就业机会，以减轻社会压力。教育、人事、劳动等部门要建立健全各级学校毕业后未就业的学生信息库，组织他们参加各种就业培训，为他们提供技术、咨询、就业等方面的信息服务，为他们就业造福社会创造良好的条件。此外，政府宣传部门和各类媒体要大力宣传优秀青少年艰苦创业的成功事例，鼓励广大青少年走自食其力，勤劳致富之路，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双手，寻找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综上所述，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是社会预防犯罪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社会工程。它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治安以及国家的未来，它不仅符合青少年本身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做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从根本上杜绝犯罪现象的发生，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保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畅通无阻。

经贸学院08级经济二班石琦

我国职务犯罪调查报告 篇2

1.1职务犯罪侦查机构的设置没有理顺

(1) 查办职务犯罪的内设机构政出多门。

检察机关的内设监所部门、反贪污贿赂部门、渎职侵权部门、举报中心是法律明确规定享有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部门。虽然这四个部门均系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 但从分工上及职责上看, 却相对独立。在组织结构上, 各部门属于平行部门, 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

(2) 查办职务犯罪的信息交流机制不畅。

现行侦查模式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侦查部门信息交流不通畅。主要的原因是:首先, 在侦查部门之间没有形成共享机制, 对于办案的信息习惯于本部门自行收集, 自行管理。其次, 没有信息评价、奖励机制, 对侦查信息分享的作用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也不鼓励侦查信息在部门之间进行共享。最后, 出于本位主义, 各部门在其他部门要求分享交流侦查信息时, 多以“侦查保密之需要”而不披露。

(3) 查办职务犯罪的反应不灵敏。

鉴于客观条件的制约, 查办职务犯罪的工作往往不尽人意, 呈现出反应缓慢的状态。从全国职务犯罪外逃贪官数量看, 呈现出外逃人数增多的趋势, 从被带出境的资金看, 数量较大。并且我国还有大量的职务犯罪案件未被察觉, 而现行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无法发现犯罪黑数的窘境。

1.2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性质定位不准

从域外司法实践看, 一般对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定位为司法权。而我国的侦查模式却定性为行政权, 法院对立案后侦查机关采取的侦查措施无法进行司法审查, 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完全在侦查机关单向、秘密的情况下进行, 对于侦查机关的侦查, 当事人只能被动的接受, 而无法申请由中立的机关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过程进行监督。因此, “整个侦查程序几乎演变成赤裸裸的'行政论罪程序', 被控人面对具备法官绝对权力的追诉人, 束手无助”。为了更好的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应该将职务犯罪模式定位由行政权转变为司法权。

1.3职务犯罪侦查的调查手段不强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 职务犯罪也不断利用高科技手段翻新作案手段, 对抗侦查机关的查处。我国侦查机关原有的查处案件的调查手段无法面对日益严峻的职务犯罪形势,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要求的有力查处职务犯罪的司法要求。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 只有公安机关才有侦查实验权。在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侦查过程在特定的场合也同样需要进行侦查实验。二是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3条规定, 只有公安机关可以发布通缉令。而侦查机关要通缉职务犯罪嫌疑人就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通过公安机关进行, 往往由于审批移交的时间, 而错过最佳查处时机。三是侦查机关没有边控检查权。职务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往往在作案前, 就已经有计划的逃避查处, 其中常用的就是外逃出境。而一旦外逃, 侦查机关则面临极大的办案阻力。根据“扣留有潜逃出境危险的犯罪嫌疑人的有效出境证件, 须通知有关边防检查站阻止其出境”的规定, 职务犯罪侦查机关不能有效控制嫌疑人出入国 (边) 境。

2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建议

2.1要加快转变理念

要充分认识到按照司法规律, 科学定位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性质的重要性, 用现代的司法理念科学设置侦查机关的权限, 根据现行职务犯罪面临的形式, 从我国的国体和政体出发, 转变“行政”理念去规范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机构的做法, 加快建立按照“司法”理念的要求建设职务犯罪侦查模式。

2.2要理顺侦查部门机构的设置

建议按照统一原则、集中原则、垂直领导原则科学设置侦查部门。所谓统一原则, 就是打破原有的部门不合理的分割, 在检察机关内部设立一个统一的侦查部门, 将所有的职务犯罪侦查归于同一个部门。所谓集中原则, 就是打破侦查机关地域的限制, 将同一平行地域间的侦查力量实行一体化机制办案, 加强侦查机关人才在各层级侦查机关之间的合理流动, 促进办案骨干的成长。所谓垂直领导原则, 就是建设一支真正相对独立于地方的侦查队伍, 将职务犯罪侦查部门领导关系实现垂直领导, 由中央逐级落实对侦查职务犯罪的领导, 只对上级职务犯罪侦查机关负责, 不对地方各级负责。

2.3要完善侦查机制和侦查措施

(1) 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机制的建设。

推动职务犯罪侦察机制建设, 重点是加快侦查一体化机制的建设、主任检察官办案机制的建设、讯问工作的规范化建设以及司法警察实质性地参与职务犯罪侦查等。首先, 强化侦查一体化机制建设, 确保的指挥中心发出协调指令, 能够更加容易地实现跨区域职务犯罪侦查中相互紧密的支持和协作。其次, 明确侦查人员办案自由裁量权的性质为法律上的处置权, 办案人员根据个案具体情况, 在法律授权范围内, 秉承客观公正义务, 从合理和正义出发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区别对待。第三, 大力推进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对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同步录音录像做了规定, 但从落实的情况看, 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2) 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措施的建设。

根据面临的反职务犯罪形式, 合理吸收域外司法实践中的先进职务犯罪侦查手段, 大力改造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措施体系, 吸收高科技手段, 将查办职务犯罪的各项最新手段运用于司法实践, 用侦查措施的进步, 促进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发展和进步。

摘要：我国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在制度设计上体现了行政权的特点, 是典型的职权式侦查模式。随着我国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 庭审方式由原来单一的职权式转变为当事人主义与职权式并存。在制度适用上, 当事人主义庭审方式与职权式侦查模式的冲突带来了一定的矛盾。试图在分析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基础上, 提出完善意见, 以利于促进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发展。

论我国职务犯罪防控体系的完善 篇3

关键词：职务犯罪；防控；体系

中图分类号：DF7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663(2009)04-0032-04

在中国历史上，职务犯罪特别是官僚的贪污腐败，是历代王朝衰败的主要原因。纵观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不难发现官吏队伍的廉政状况对国家政权的重要性，“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吏的清廉与腐败程度是“政权更替，改朝换代的晴雨表”。历代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都把贪污受贿视为动摇其政权的大敌，因此，国家或集体公职人员利用职权牟取私利，是历代整饬吏治的重要内容。

一、我国古代职务犯罪防控的历史考察

据我国史书记载，早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王朝的法律中，就已有官吏因受贿被处死的规定。《夏书》记载：“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大多高举惩贪倡廉的旗帜，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形成了一套日趋完善的职务犯罪防控体系。

(一)选拔制度

官吏选拔是中国历代王朝进行职务犯罪防控的关键。“官吏是廉政的参与者，也是廉政体系中的主体，国家机关中官吏群体廉洁与否，廉政法纪能否得到较好的执行，关键取决于官吏是否具有清正廉明的素质。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制定了官吏选拔授任制度，力图组建一支具有廉洁清正素养的官吏队伍。”《礼记·王制》中记载，西周时选拔官吏，有一系列较为完善的选拔程序。根据程序，其主要过程是：首先“命乡论秀士(乡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艺者)”，然后从“秀士”中选出“俊士”，将“俊士”送人“大学”学习，学成后成为“进士”，再由“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选“秀士”和选“进士”都要强调“德”和“贤”。秦朝时期，为了防止官吏任用中出现循私舞弊的行为，秦律规定了保任连坐制度，“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秦朝以“五善”作为担任官吏的五项要求，“清廉毋谤”就是其中的重要标准。西汉时开始实施察举制度，由下而上推选人才。察举的科目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贤良文字、敦厚有行等。隋炀帝时开始建立进士科，用考试取士，实行公开考试选官，首开科举制度之先河。“科举制度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开放性和竞争性，开辟了广大中小地方优秀阶级知识分子从政之门，扫除了魏晋以后‘九品中正制’带来的门阀政治的积弊，为统治阶级选拔清正廉洁的人才铺设了一条较为公平廉洁的道路。”

(二)考核制度

“有官必有课”，对官吏的考课是古代廉政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对保持官僚队伍的廉洁起到了重要的督责作用。夏商周三代有了“事、牧、准”和“六德、六行、六艺”的考绩制度。秦朝“上计制度”已较完备，从郡守、县令到地方小吏都在考核之内。汉承秦制，每年一“常课”，三年一“大课”，对考绩的结果还要登记在册，“考绩功课，简在两府”，作为升降赏罚的依据。在考绩中，发现贪赃枉法行为，处罚甚重。往往给予弃市之类的严惩，仅次于谋反。隋唐的考核制度十分完善，已走上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唐代一般官吏的考核由尚书省吏部考功司具体掌管，宰相等高级官员的考核则由皇帝亲自掌握。考核的一般标准是法定“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解。宋朝在官吏升迁时都要进行考核，称之为“磨勘”，考核标准沿用了唐代的“四善制度”。明代考核分考满、考察两种，不论是考察还是考满都把官吏廉政作为重要标准。考满是对官吏全面的考核，称职者升，平常者降职，贪污或不法的送司法机关问罪或罢免为民。考察又称“大计”，是对官吏的行政审查与处理，有贪、酷、浮躁和不及等八项，把“贪”放在首位。在考察中被罢免的官吏一般永远不得录用。为防止考察中的腐败不法行为，考察去留决定后，还要由监察官纠效考察中的弊漏，称“拾遗”。

(三)监察制度

中国早在夏朝就专门设有监察之官，称为“啬夫”，“吏啬夫为检束群吏之官，人啬夫为检束百姓之官”。西周对监察官称为“司士”。春秋战国时的监察官吏各国有啬夫、监御史等不同的名称。秦汉时期已经建立起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机构和比较完整的监察制度。秦及汉初由御史大夫、监郡御史以及郡守和县令长组成监察机关。御史大夫负有监察、弹劾百官的职责。汉武帝时废除监郡御史，而在全国置十三部州，每州派秩六百石，位下大夫的刺史一人，监察二千石的郡守。至隋唐时期，监察制度已比较成熟、健全，御史台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监察机构，在反腐惩贪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另外，唐代的尚书左右丞有权纠劾御史台的官员，使监察机构也处于监督之下，以防止御史台内部的腐化。隋唐时对地方官吏的廉政治理也特别重视，唐代尚用汉朝的“六条问事”而行文稍异，唐六条是：“一察官人善恶；二察户口疏散，籍帐隐没，赋役不均；三察家桑不勤，仓库减耗；四察秋猾盗贼，不事生产；五察德行孝悌，茂才异等，藏器晦迹，应时用者；六察黜吏豪宗，兼并纵暴，贪弱冤苦，不能自申者。”这种由上到下提倡廉洁守法，大大推进了廉政治理。宋代的监察制度基本上沿袭唐制。宋朝御史和谏官合称“言官”，宋太祖曾立下誓碑，不杀言事官，使监察官无后顾之忧，敢于大胆进谏弹劾。宋代的官场风气同其他朝代相比较为清廉，贪污贿赂之风稍为收敛，这与当时监察制度加强有着重要关系。明代监察制度的完善超过历代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监察制度日臻成熟的特点。明代最高的监察机构是都察院，对一切事宜均得以察核。另外有独立的六科专门监察中央六部，在省里有按察司为地方监察机关。对官吏的监察中处理最重的就是不忠和贪污。清代监察机关沿袭明制，而将六科并入了都察院，避免两者之间相互扯皮的矛盾，提高了监察职能。

(四)刑罚制度

进入封建社会后的秦汉是中国古代职务犯罪防控立法初步发展时期。该时期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对职务犯罪如贪污犯罪有了明确的量刑规定，贪污犯罪的罪名增多且日趋完善，对性质严重的贪污行为如监守自盗、受财枉法处以重刑等。汉代开始惩治官吏在经济方面的职务犯罪，有两条刑律：主守盗，受贿。前者是指利用职务盗窃国家物资，后者是惩治官吏枉法受贿行为。从行政制度上，汉文帝规定“官吏以饮食免”。而汉元帝时则有规定“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到了东汉时，规定更为严酷：赃官子孙，三代不得为官。汉律对官吏借职务之便窃取国家财产的监守自盗行为，“赃值十金者弃市”；对官吏向下级索贿的行为专设了“恐猖取财”罪，严重的可以判处死刑；接受下级的“饮食馈遗”也要免官。对官吏相掠夺财物的，如借钱给百姓而“取息过

律”要免官；对部属贱买贵卖的“皆以坐赃为盗，没入赃具官，吏迁徒免罢”。汉代对贪污行为等职务犯罪行为的查处比秦代更为系统、严格。从零星记载的汉律看，汉代对贪污受贿行为处以重刑，其主要刑罚手段有免官、禁锢、徒刑、弃市等。唐朝制定了完备的法典《唐律》，《唐律》惩治官吏贿赂贪赃的规定十分详备、周密，表现出封建法律成熟时期的特征。《唐律》首置了“六赃”的罪名，赃即是：“受财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强盗，窃盗并坐赃。”其中除了强盗、窃盗外，其他四个罪名主要是用于惩罚贪赃官吏的。宋律基本上沿用唐律，对贪污的处罚总体上要比唐律宽一些。明朝是我国历史上惩治贪官最厉害的朝代。明太祖朱元璋登基执掌天下以后，他多次告诫各级官员要爱惜老百姓，不要贪污腐败，同时设立了大量的酷刑。据《明大诰》记载，明代光是酷刑就有数十种之多。有族诛、凌迟极刑、枭首、断手、刖足、阉割、剥指、剁趾、墨面、文身等等。此外，朱元璋自己还发明了不少令人发指的刑罚，如“铲头会”、“刷洗”、“抽肠”。

(五)德育制度

我国古代的统治者非常善于利用道德的教化功能宣扬廉政思想，进行道德控制，以达到加强统治的作用和效果。

1、推行道德教育和道德教化。古代中国的统治者道德教育的主要工具是孔孟之道。孔子日：“德教为先”，德教是为政治国和改善社会风俗的首要任务。在儒家的道德体系中，“政德”和个人品德是“德”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德”主要由“为政以德”或“以德治国”体现出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并由此导出以礼治、德教为主，德、刑并用的政治理念。同时，孔子又指出：“为政在人。”孔子等人认为，吏治的好坏，关键在于什么样的人为政，什么样的人掌权，为政者要有好的道德水准，所以在个人品德这个层面上，德教为先强调的是德育为首位的原则。对于政府官员和朝廷大臣，就必须在道德水准和个人品质上要能够达到一定的标准，从而达到对政府官员进行道德控制的目的。

2、注重道德的践行。《论语·里仁》中已有“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的言论，主张道德的好坏不在于言辞而在于践行。《荀子·儒效》也说：“知之不若行之。”道德的学习固然重要，道德的实践更为重要。宋明时期还曾有过“知行”(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问题的争论，但不管是“先知后行”说，还是“知行合一”说，甚至“行可兼知”说，都肯定了“行”的重要性。之所以要强调道德的践行，主要是针对“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从而强调政府各级官员都要能够实践孔孟之道，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本分行事，不要做有违道德禁止的事情。凡是没有违反国家法律贪赃枉法，就是对道德的实践，这非常重要。

3、强调修身为本。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对于政府官员的要求。在《论语》中，孔子首先提出了“修己以敬”的命题，认为只有“修己”，才能“安人”、“安百姓”。他在《孔子家语》中也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能成天下国家者矣。”这也就是儒家倡导的“修身为本”的精义所在。修身一般是指个人的道德修养，就修身的内容而言，孔子提出尊礼、处恭、有信、敬事、俭用，孟子强调仁、义、正、礼、恭、俭，朱熹则归结为“修身在正其心”，“修身是修德”。修身一方面需要政府官员祛邪扶正，保持和发挥善心与德行；另一方面需要政府官员“涵养”正气，比如“君子坦荡荡”的“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之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贵公贱私”之气等。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处处以大局为重，以国家为重，才能公正廉明，大公无私，使社会正气上扬。

二、我国职务犯罪防控体系的不足

整饬吏治，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是中国历代预防职务犯罪的基本精神。自先秦以来的反贪立法，都遵循着这一基本精神，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以此作为打击贪污等腐败行为的有力武器，以维护本阶级的统治。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古代非常重视职务犯罪防控立法，并经常辅以道德教化，要求官吏勤于职守，督促官吏“正身守法”，防止官吏贪赃枉法，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职务犯罪防控体系。时至今日，我国职务犯罪防控工作已经初步制度化、法制化，总体上也涵盖了职务犯罪各个方面的问题。但是，以古比今，我们应该看到我国职务犯罪防控体系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各个方面：

第一，从法律制度上看，职务犯罪防控法律规范缺乏是我国职务犯罪防控体系存在缺陷的主要表现。我国目前仅有一个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决定，并且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也是颇值得商榷的。从我国的实际来看，无论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防控职务犯罪的通知、意见和决定，还是防控职务犯罪的地方性法规，都有相当的局限性。其中很多内容都只是一些原则性规定，明显缺乏可操作性。具体而言，一是廉政法制不够完善。二是执法不严问题相当严重。因此，制定相应的防控职务犯罪的法律并形成一个相对完备的防控体系，是预防职务犯罪的根本性措施。

第二，我国职务犯罪防控体系关注对象单一。我国职务犯罪防控体系几乎都集中关注被预防者，从目前职务犯罪防控的力量使用上可以看到，无论是“事先预防”、“同步预防”还是“事后预防”，都主要是针对被预防者，对他们或制定规章制度或加强行业教育，而在对教育监督者的防控上，更多的则是一笔带过。从防控的终极意义上讲，是防止有权者的滥用权力，但从防控的视角上看，直指滥用权力的有权者的做法虽然有效，但不见得可以达到最佳的效果。

第三，监督乏力是导致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本质是对权力的滥用，要想消除对权力的滥用，最根本的、最可靠的是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

第四，没有形成完整、有效的社会防控体系。我国目前设置的防控职务犯罪的组织机构，主要由党内纪检、行政监察、司法检察三套系统组成，这种模式虽然基本上符合我国国情，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些监督机构没有建立起一套健全而有效的权力制衡体系，关系没有理顺，存在一些体制性障碍，致使监督机制不畅，监督效率不高，某些地方的监督机构形同虚设，权力失控的现象严重存在。

第五，检察机关的职权没有充分发挥，防控职务犯罪的机构不健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检察机关在防控职务犯罪原则、主体、职责、措施、程序和法律责任以及检察机关在作为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专门职能机构的法定地位、具体法定职权和工作程序等方面的立法相对缺失。

三、我国职务犯罪防控体系的完善

(一)完善职务犯罪防控的立法

1、完善刑法。刑法是对职务犯罪进行司法惩治的基本法律依据。1997年修订刑法虽然吸收并继承了1979年刑法原有的科学、合理的成分，并特别设立了单独规定职务犯罪的贪污贿赂罪和渎职罪两章，为打击职务犯罪提供了相对较

全面的法律依据，但是，1997年修订刑法在立法技术上仍有不完善之处：

第一，职务犯罪罪名单一，无法涵盖职务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全过程的各种形态。仅从贿赂罪来看，1997年修订刑法对受贿罪只规定了受贿罪(第385条)、单位受贿罪(第387条)、行贿罪(第389条)、对单位行贿罪(第391条)、介绍贿赂罪(第392条)、单位行贿罪(第393条)共6个罪名。而在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行为人所实施涉及贿赂内容并构成犯罪的行为不止如此。

第二，职务犯罪定罪条件明显宽于普通刑事犯罪定罪条件。根据1999年8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9届检察委员会第41次会议通过，1999年9月9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刑事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规定了立案标准是5000元。笔者认为，以数额作为该类犯罪的定罪要件，不但容易使犯罪主体产生侥幸心理，促使职务犯罪发生，而且削弱了法律打击职务犯罪的威慑力，所以为体现对贪污罪、受贿罪定罪的严密性，建议规定只要实施了贪污、受贿行为，无论涉案数额多少都可以定罪。

第三，职务犯罪惩罚“厉而不严”。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典。有关职务犯罪的法网粗疏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仍具有“厉而不严”的特点。而立法多采取“严而不厉”的模式。以贪污贿赂罪为例，我国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为死刑，而国外除泰国、韩国等极个别国家外，一般没有判处死刑的规定，甚至很少有判处无期徒刑的，通常是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德国对贿赂罪的最高刑为10年，日本为7年。另一方面，从构成条件来看，我国刑法却显得过于宽松，例如贿赂范围仅限于财物，贪污、受贿罪的起刑线同盗窃罪相比悬殊过大，而且刑种单调，缺乏罚金刑、资格刑这样针对性强的惩罚措施。反观国外立法，大都对贪污贿赂罪的构成标准规定得极为严格。如德国刑法中的受贿罪，贿赂范围不限于财物，而包括一切不法利益，无论是既得利益，还是约定取得的利益；无论是利用现在的职务，还是将来的职务，都可以构成犯罪，实践证明，适度扩大犯罪圈比单纯加重刑罚量更能取得遏制犯罪的功效，因此，“严而不厉”应是我国刑法今后改革的方向。

2、制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制定关于国家公务人员财产申报的法律，使国家公务人员的财产收支情况置于社会公众和有关机构的监督之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预防职务犯罪的一项重要措施。

3、制定职务犯罪预防法。2001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决定》，2001年8月，全国第一部预防职务犯罪的地方性法规——《无锡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施行，反映了预防职务犯罪制度化、法制化的发展趋势。但它们都有相当的局限性，导致现阶段预防职务犯罪措施的实施，实质上是法律监督机关监督职能的扩张性理解和实践性拓宽。因此，制定相应的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并形成一个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是解决目前预防职务犯罪“无法可依”尴尬局面的根本性措施。

(二)健全检察机关的防控职权

关于我县职务犯罪调查报告(一) 篇4

1、职务犯罪比例持续走高，呈现突发频发之势2008年县法院判决刑事案件201件，其中职务犯罪4件4人，占2%；2009年判处刑事案件181件，其中职务犯罪4件9人，占2.21%；2010年判处刑事案件215件，其中职务犯罪10件10人，占4.65%，发案率持续走高，尤其2010年更为明显，呈现高发状态。

2、职务犯罪的范围扩大，案值逐步增高职务犯罪发生的领域广为蔓延，不仅在经济管理和资源分配部门大量发生，而且在教育、司法等传统上认为是“清水衙门”的部门也不断出现，调查报告《关于我县职务犯罪调查报告(一)》。2009年查处的地震局负责人申某和教体局副局长张某就是典型。同时，职务犯罪的案值也在逐步增高，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犯罪情节有趋重之势。

3、农村基层干部犯罪高发，占到发案量的四成2008年我县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并给予党政纪处分的案件25起，其中农村基层干部9起，占36%；2009年处分案件29起，其中农村干部11起，占40%；2010年处分案件53起，其中农村干部的24起，占45%，农村干部发案量达四成之多。主要违法手段是贪污、挪用公款，金额大都在5万元以下，重点发生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拆迁改造、农村土地征用开发、支农惠农资金管理、农村社会保障和救灾、优抚、移民等专项款物管理等领域和环节。

4、职务犯罪的隐蔽性和反侦察能力提高，侦破难度加大在“权钱交易”的行受贿案件中，往往是双方得利，两厢情愿，无人揭发，不易暴露，具有一定隐蔽性。目前，公开、半公开的职务犯罪行为也在逐渐增多，不仅偷偷摸摸的隐蔽干，而且还以各种借口堂而皇之公开搞，在行贿方式上讲包装，以礼代贿，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增加了侦查取证难度。如城里村原主任李某以为企业服务为名公开索贿，行贿人王某以争取项目、搞活经济为由公开送礼。

5、职务犯罪往往办一案带一片，“群体效应”特征明显从发案规律看，由于一项决策从决定到实施，牵扯制约环节较多，行贿人往往对决策者、主管、具体办事人分别行贿，部分领域及环节贿赂风气盛行，呈现出共同参与性，往往查处一案就会牵出腐败窝案，“群体效应”特征明显。如城里村案为典型的窝案，主任、会计、村委委员、村建办负责人都被牵涉在内，王某为打通关节，多方行贿，一人案发，牵出四人窝案。

6、重点部门和领域成为职务犯罪的重灾区经济领域的热点在哪里，职务犯罪的触角就伸向哪里。在工程建设、土地征用、矿产开发等领域，在招标投标、规划审批等环节，由于市场制约及管理制度不规范，这些部门和领域行情上涨，一些开发商为得到土地、承揽工程，千方百计去寻租权力，一些掌权官员成为开发商攻击目标。由于市场投资大，利润多，开发商往往出手大方，不惜巨资行贿，打通关节。权力在市场上的“点石成金”让官员轻而易举贪得高回报。如拍卖公司高某不惜20万元重金贿赂化肥厂破产清算组负责人陈某，为公司及本人掘得高额利益。

我国职务犯罪调查报告 篇5

近几年来，各级检察机关全面落实高检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预职务犯罪工作的决定》，确立党委领导、结合职能、突出重点、注重实效、服务大局的工作思路，结合检察职能，按照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的精神，积极探索建立在党的领导下与有关部门配合，专门预防和系统预防、检察机关职能预防同社会预防相结合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机制，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操作仍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如何进一步改进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方式也就成了摆在各级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人员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拟从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发展方向作一些粗略的探讨。

当前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的现状和特点

1、保障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的立法缺失

检察机关既是打击职务犯罪的职能机关，同时也是依据检察职能进行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部门，但是从目前来看，检察机关在预防职务犯罪原则、主体、职责、措施、程序和法律责任以及检察机关在作为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专门职能机构的法定地位、具体法定职权和工作程序等方面的立法相对缺失。尽管到2004年1月为止，全国各地共出台了13部有关预防职务犯罪的地方性法规，但是这些地方性法规的条款依然呈现过于原则、可操作性差、分散等特点，以至于在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中，地区之间、领域之间、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预防工作缺乏综合系统性。

2、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的规范化的工作机制和程序不完善

检察机关在近几年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通过积极探索和实践，总结出一些职务犯罪预防的机制和规范程序。如个案预防的五个一工程、专项预防、系统预防等，但是，这些机制、程序同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制化、专业化要求相比起来，仍然有比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其次职务犯罪预防人员的专业化程度还不高，缺乏相应的知识培训。

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理论基础。

预防职务犯罪虽然在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里有规定，但是法律对预防职务犯罪的程序、任务、目标和评价标准等都没有具体的规范，更需要的是在实践中的探索。但是有一点必须肯定，开展职务犯罪工作的理论基础的基本的立足点，就是法律监督。加强法律监督职能，任务是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核心是防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目的也在于通过维护法制，保证国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权力，防止腐败，维护公平正义;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从源头上探索遏制和防范职务犯罪的治本措施，其本质也是促进有关单位、部门完善制度，加强监督，保证权力运作正当合法。由此可见，法律监督和预防是相辅相成的，预防和监督的目的是一致的。

也可以说，法律监督的本质就是预防。其次，基于法律监督而产生的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权应该是一项具有行政属性的启动程序权，但不是一种能够作出实体决定的行政权，而具有作出决定行驶主体是相关重点行业、领域等单位。检察机关只是这种实体行政权启动主体，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个案预防、系统预防、工程专项预防，都是为了让这些有权作出实体决定的单位进入决定的程序，堵漏建制，自觉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建设。社会各预防主体拥有预防权，检察机关拥有启动预防程序的预防监督权。以法律监督为根本确定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意义：表明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是一种职权性的预防。法律监督职能既是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职权基础，也是其特色和优势所在。十六大提出在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时要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的精神对检察机关全面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包括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和对职务犯罪的法律监督)开展预防职务犯罪是有指导意义的。

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的发展方向

1、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应服务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①以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为龙头，强化整体检察工作对于经济发展的服务意识。预防思维就是服务思维，以预防思维改革行使检察权的工作方式就是检察机关的执法理念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总体要求，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我们的检察机工作也应当自觉服务和服从于社会的发展要求，服从于执政兴国第一要务。检察工作要服务于发展，预防工作服务的龙头。

②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要通过强化监督职能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中发挥作用。依法平等保护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的同时，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要通过强化监督职能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中发挥作用。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要通过查办案件形成预防和治理职务犯罪的氛围;用预防成果巩固查办案件的成果，建立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的长效机制，通过强化监督职能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中发挥作用，把过去思想教育转化到了制度化的预防措施，成为可以操作的制度化预防措施、社会化的预防措施。

2、转变执法观念，树立打防并重的思想。

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经验表明，只有坚持打防并举，标本

兼治的方针，才能充分发挥反腐败斗争的整体功效，达到从根本上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加强社会治安治理，打防结合，预防为主，反腐败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各级检察机关一定要以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高检《关于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意见》，把预防工作作为当前开展检察业务的重头戏，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真正在思想行动上树立打防并重的思想，加大工作力度，推动预防工作朝纵深方向发展。

3、加快预防立法步伐，赋予检察机关预防权。

要抓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仅仅依靠检察机关和外部的支持还不够，关键是要在立法上解决问题，赋予检察机关预防权。在强调依法治国的今天，一切活动均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才具有法律的强制力和保障。作为国家立法机关，要加快预防立法的步伐，尽快制定出一部专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贪污贿赂法》。这部单行法规，一方面应当吸收目前有关党纪、政纪处分的内容，并有严格区别;另一方面要将《刑法》中有关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分离出来，成为单行性法规，并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职责权限和活动规则。将预防权作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延伸，在立法上加以明确，将检察机关对执法机关的监督扩大到所有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把对刑事诉讼程序的监督延伸到国家公务活动的预防性监督。这样，检察机关有法律的尚方宝剑在握，就能真正担负起预防工作的重责，不断开创预防工作的新局面。

4、依靠地方党委支持和各职能部门配合，形成合力。

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预防工作的领导核心。目前，在还没有立法保障情况下，检察机关应当主动争取党委支持，政府和纪委等各职能部门大力配合，将预防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整体部署。这样，预防工作就从软任务变成了硬指标，从而保证预防工作在组织、人力、财力上到位，营造社会化大预防体系。

5、设置专门的预防工作机构，强化管理。

设置专门的预防机构是预防工作的必要前提。机构中除了有法律方面的人才以外，还要配备金融证券、海关、工商、建筑房地产、税务、医药、会计等方面的专家，来共同参与预防工作。当然，局限于编制，专家也可以采用临时聘请的方式，类似于检察机关的专家咨询委员会，机动开展预防工作。专门预防机构设立以后，就要配备专项资金和各种先进装备来进行运作。

其次在预防调查的基础上，建立预防职务犯罪信息库，譬如说，通过对行贿受贿犯罪的查办和打击，建立行贿档案或查询系统。查询系统的数据录入与服务范围应当覆盖各部门、各行业，作为对行贿行为的非刑罚惩治手段，通过诚信评价的经济效应实现对行贿行为的打击与预防。档案对行贿人产生不利影响，甚至超过刑法。从预防措施上讲，什么措施能够遏制腐败，就应该作为好措施，就是体现了是检察权的具体权能的衍进，不局限于现有法律规定，而以是否符合法律监督的本质和要求为根本衡量标准此外，还要建立一套规范的运作程序，使预防工作的组织、方法步骤、权限等均有严密的规范，并有一套规范、完善的监督体系，以避免预防工作变形为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工具，从而干预正常的经济建设。

6、制定可操作性强、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全面开展预防工作。

进一步加强预防网络的建设，尝试将预防网络向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延伸。同时要注意抓好四个预防：一是个案预防。反贪部门在办案中发现案发单位在具体的管理上存在漏洞，以检察建议形式来提出具体的整改措施，这是检察机关运用最普遍的一种预防形式。在开展个案预防中，要加强案前预防、案中预防和案后预防，可采用六个一工程，即发一份检察建议，责令写一份悔过书，开一次案例分析会，上一次法制课，制定一份整改措施，作一次回访考察，来巩固预防成果。二是系统预防。主要是依靠上下级检察机关的协作与配合，针对易诱发职务犯罪行业特点，对行业系统的重点部门和重点人物开展预防，如金融证券、海关、建筑房地产、税务、工商、计算机、国有企业、医药等，要有重点开展预防工作。如依据检察机关的预防权，启动推行重点人员的交流与轮岗制度、会计委派制、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干部离任审计制，建立警示教育基地等。三是普遍预防。这是一种宏观预防，也是一种战略性预防，就是将预防工作纳入社会化大预防体系。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制氛围，形成人人守法的社会环境。由他律向自律转化，这也是实现预防工作的最高形式。

7、加大预防宣传力度，使预防工作深入民心。

职务犯罪视察报告 篇6

视 察 报 告

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组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2010年工作要点和监督工作计划，市人大常委会组建视察组,于2010年7月上旬对我市职务犯罪查处和审判工作情况进行了专项视察。视察组听取了市检察院、市法院的工作汇报，并召开了由市监察局、信访局、公安局、司法局、审计局等单位参加的座谈会。现将视察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职务犯罪查处工作。近年来，市检察院不断完善职务犯罪线索传递机制，加强与纪委、审计等部门的工作衔接，不断规范侦查行为，强化内部监督制约，完善工作制度，创新工作方法，查办了一批较有影响力的案件。2007年1月起至今年6月，市检察院接受各类职务犯罪线索119件，开展初查的73件，立案侦查的38件；查处职务犯罪70件93人，其中渎职类犯罪14件18人，有效地打击和遏制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取得令人较为满意的社会效果，为瑞安的政治清明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二）职务犯罪审判工作。市法院重视职务犯罪审判工作，积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不断健全定罪量刑的工作制度，坚持审判工作与帮教工作相结合，注重延伸刑事审判的社会教育效果。职务犯罪审判工作使职务犯罪行为得到应有惩处的同时，也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廉洁从政、勤政为民，树立正确的从政观。2007年1月起至今年6月，市法院受理职务犯罪案件62件87人，其中受贿罪43件55人、贪污罪9件18人、挪用公款罪12件13人、滥用职权罪3件7人；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以上的9人，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下的49人，适用缓刑40人，免予刑事处罚4人。

二、存在的问题

我市职务犯罪查处与审判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一）查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职务犯罪行为是触犯刑律的严重的腐败行为，它不仅给政府的公信力造成基础性的损害，同时还给国家利益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危害。对此，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然而，尽管其危害性极大，但由于其犯罪主体的特殊性，检察机关在查办此类案件的过程中经常遭遇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受到了非程序性的干扰，特别是在查处渎职类犯罪案件时，更是困难重重。2007年至今年6月，检察机关尽心尽职地查办了渎职案件14件18人，但针对目前瑞安不作 2 为、消极作为、应付执法、乱作为普遍存在和事故频发的客观情况，查处的力度偏弱，打击渎职类犯罪的客观环境堪忧，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受到了损害。此外，职务犯罪的案源也有待进一步拓宽。市检察院职务犯罪查处对象将近一半是由纪委监察部门移送，查处的职务犯罪93人中44人来自纪委监察部门移送，占比达47.3%。“12309”举报电话与网络举报社会知晓度不高，“12309”举报电话开通以来仅受理举报线索5件。

（二）执法工作有待进一步协调。对于个别案件中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围绕土地征用、返回地分配建设、土地款的分配、旧村改造等情况是否属于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这个问题，检察院与法院意见不一。检察机关以依照法律从事公务人员的身份起诉村干部涉嫌贪污、受贿或挪用公款的14件案件中，8件被法院改变了定性。此争议，也导致公安与检察在受理阶段哪家单位负责初查产生分歧，有时出现“踢皮球”现象。此外，“礼”与“贿”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2007年起至今年6月份，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43件受贿罪案件中有13件被法院变更认定金额，占比30.2%，大部分是由于礼与贿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检察、法院两家认识不一致导致的。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探讨、研究和统一，偶尔还出现同一机关对同一性质的不同案件礼、贿认定也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这种此处为贿彼处为礼、此案为礼彼案为贿的个别案例出现，使司法 3 的公正性受到了质疑。

（三）办案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据反映，市检察院就个别案件在调查取证方面存在不足，往往偏重于言词证据，证据链短，证据间的相互印证力度单薄。由于侦查的技术手段和能力水平、打击犯罪的客观环境和法律制度设计等方面的局限，深挖余罪的力度不足。个别检察官对考核制度认识不足，公诉部门对定性有争议的案件，往往按照自侦部门的定性提起公诉，避免因定性改变影响自侦部门的考核成绩。检察和法院对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缺乏有前瞻性的分析研究，队伍建设与力量配置有待加强，其现状与职务犯罪查处工作需要不相适应。

（四）轻刑化情况较为突出。2007年1月起至今年6月，职务犯罪案件被市法院判处缓刑、免刑的共44人，占比达50.6%。如此高的比率，说明我市职务犯罪轻刑化情况比较突出。这其中不乏因为立功而被从轻、减轻处罚的被告人。87名被告人中23名有立功表现，占26.4%，减轻处罚的11名，从轻处罚的12名。视察中发现，职务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立功情况不仅占比高，而且其举报、检举的线索绝大部分与其职务行为无关联，更多是犯罪嫌疑人被羁押之后的检举。职务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身份特殊，一般都有一定的社会资源，部分立功的线索来源正当性存在疑问，立功线索来源审查有待加强。

三、加强与改进职务犯罪查处与审判工作的建议

（一）提高认识，加大打击力度。“吏治”的严明和规范是法治社会重要标杆之一，加大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是法治文明的题中之义。市检察院在自身进一步加强对职务犯罪（特别是渎职类犯罪）危害性认识的同时，更要加大宣传力度，加强沟通，使社会各界充分认识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职务犯罪特殊的社会危害性，认清打击渎职犯罪的必要性、紧迫性，为预防和查处职务犯罪营造良好的氛围。市检察院要本着对党对人民对事业对法律负责的态度和决心，排除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抵制各种非程序化的干扰，不枉不纵，坚决依法查处给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的渎职犯罪。

（二）加强沟通，形成合力。市公、检、法要利用现有协调机制，加强沟通联系，解决职务犯罪查处与审判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化解意见分歧，尤其要解决村干部犯罪在受理、查处与审判方面存在的分歧，要在“礼”与“贿”的认定标准上形成统一的认识。当前，还应当积极探索研究如何打击处理土地规划类违章、环境保护及工程建设管理中的玩忽职守行为，研究新一轮返回地建设、旧村改造中村干部违法犯罪的表现形式及其定性问题。

（三）强化建设，增强打击实效。市检察院要加强队伍建设，强化专业知识的培训和人才的培养，提高侦查技巧、能力 5 和水平，要根据新时期职务犯罪的特征，对个别案件不仅要引用技侦的手段和措施，而且要有经营案件的理念，做好长期跟踪，不断收集证据，要加强另案处理系统建设，避免遗漏余罪，不断加大对职务犯罪的查处力度。市法院要全面深刻剖析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原因，进一步规范定罪量刑工作制度，避免因公职人员特殊的社会身份地位，而享受到特殊的司法待遇，以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市公、检、法要严格执行立功认定制度，加强对立功来源正当性审查，杜绝利用假立功逃避法律制裁情况的发生。

我国职务犯罪调查报告 篇7

一、我国职务犯罪惩治与预防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因素在立法中轻预防

造成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很多,除了公务人员自身存在的主观恶性之外,在政治、文化和经济等方面也存在较多的复杂因素,要想降低职务犯罪发生的概率,需要通过全社会来进行预防和控制。我国的刑法缺乏全局性的预防措施,无法给予公民健全的立法指导思想,无法明确区分犯罪与刑法之间的关系,刑法的震慑力作用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职务犯罪现象不能得到有效的根除。

(二)公职人员在侦查中轻监督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现象较多,并且犯罪的手段具有多样化特点。能够造成职务犯罪的人员,大多自身具有较高的职务,掌握一定的职权,由于自身身份的特殊,会受到人情网、关系网的庇护,产生一系列的犯罪行为,更有甚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实行“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犯罪行为的产生。因此,给司法机关的侦查工作造成较大的压力,导致职务犯罪现象严重,侦查监督存在较多问题[1]。

(三)量刑在司法中轻型化

当前我国的职务犯罪中的量刑化现象较为严重,从轻处罚现象较为严重,并且缓刑和免刑现象较为普遍,在我国当前的刑事案件中,被判处减刑和免刑的占总体犯罪案件处理的70.2%。由于职务犯罪现象较多,导致财产刑的适用情况较少,主要是进行权钱交易,在司法实践中很少适用财产刑,破坏选举、报复陷害和挪用公款现象较为严重,造成量刑在司法中轻刑化现象较为严峻。

二、我国职务犯罪惩治与预防对策

(一)加大法制教育力度

近年来,已经意识到了普法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加大了普法宣传教育工作。可以充分利用科学技术中的多媒体,对个案进行宣传,给予群众以警示性的作用。同时还可以利用电视、电台和报刊等新闻传媒的形式,来进行普法资料、图片和视频的宣传,展现出普法宣传的效果,增强普法宣传的实效性和针对性。开展普法宣传能够强化国家公职人员意识到法律犯罪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强化了公职人员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对防止预防犯罪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建立健全法律制度

建立科学有效的法律制度,对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具有重要作用。为了解决我国存在的职务犯罪立法问题,首先,借鉴国外的法律制度经验,确保职务犯罪法律体系建立的完善性,收集职务犯罪的证据和资料,结合我国职务犯罪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侦查保障的有效措施。其次,确保刑法分则制定的完善性,需要加大职务犯罪的惩罚力度,对国家公职人员的犯罪行为进行从严处罚,提高量刑的惩罚力度和惩罚标准。最后,需要制定出合理和专门化的职务犯罪立法,确保刑事立法与预防立法的有效衔接,建立健全的预防与惩治法律制度。第四,对职务犯罪法的进程进行预防和惩治,确保国际刑事立法与国内刑事立法的有效衔接,明确产生职务犯罪的主体,对量刑的数额和刑罚类型进行合理的配置,确保法律制度的完善性。

(三)构建完善的防控体系

构建完善的防控体系对优化和整合现有的法律资源,确保侦查和预防的一体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需要科学建立职务犯罪预防和控制体系,通过多部分共同参与和联合的形式,确保各项制度和各项配套设施的有效连接和合理实施。在预防阶段,需要对国家公职人员进行监督和制约,对岗位责任、岗位准入条件和职权规范进行明确,采用责任追究制,来强化廉政建设。同时,需要建立常设性的侦控机构,与公安部门和检查机关建立紧密的联系,确保两者与群众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促进资源共享[2]。

三、结论

加强对职务犯罪的惩治和预防是当前刑事法律中的重要任务,也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治理职务犯罪中遇到了较多的困难,要想使职务犯罪更好的得到解决和处理,需要加强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弱化职务犯罪产生的弊端和影响,通过加大法制教育力度,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和构建完善的防控体系的形式,来对职务犯罪进行整体预防和综合治理,充分发挥国家职权的重要作用,确保社会的民主化。

参考文献

[1]冷必元.职务犯罪轻刑问题及其刑事法律对策[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2,01:82-89.

我国职务犯罪调查报告 篇8

关键词：职务犯罪；完善措施；初查制度；制度缺陷

前言

建立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对于预防职务犯罪、打击贪污受贿行为有重要意义。发展科学的现代化犯罪初查内控管理体系，提高职务犯罪法律管理的应用水平，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保障。

一、我国当前职务犯罪调查现状

以我国2015年立案侦查职务凡物嫌疑人分布情况来看，当前的职务犯罪打击对象应该是贪污案件行为主体和贿赂案行为主体。贪污案件在去年的职务犯罪侦查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达到了立案侦查职务犯罪处理案件的33.5%。除此之外，职务犯罪中的贿赂案是犯罪行为中第二高的行为，案发率为31.2%。在职务犯罪初步审查中，重点进行贪污腐败和收贿受贿行为的监控，很有必要。在调查处理的过程中，法务人员应该积极发动群众参与到检举与揭发活动中去，借助于群众的力量，开展广泛的职务犯罪控制，对于弥补当前职务犯罪制度的缺陷作出良性的补充。

在职务犯罪审查活动中，挪用公款案经济类犯罪也比较高发。挪用公款犯罪占据了犯罪行为的13.6%比重。玩忽职守犯罪占据比重为8.0%。除了这些高频率的职务犯罪行为，需要犯罪调查部门人员严厉打击之外，还有一些案发比例比较少，但是社会危害性比较大的案发情况也需要相关部门严格审查。滥用职权案件、徇私舞弊案件、利用职权侵犯公民权力案件等等，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二、促进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完善和缺陷控制的措施

（一）强化多发案件检察实践，弥补过去工作中针对性差的缺陷

以职务犯罪中的经济犯罪为例子，在财务健康管理的建设活动中，为了实现现代企业中的会计管理的规范化操作，企业财务经营情况必须要接受监督部门的审查。为了向管理层提供全面的会计信息，必须要保证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法来处理财务数据，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保护财产的安全，确保成本与效益达到比值合理，从而降低成本，将日常办公损耗控制在最低的水平，达到利用企业内部资产使得生产效益达到最大化的目的。企业的领导人必须要更加重视公司内部财务调查与外界监督能力相结合的模式建设，走出传统会计管理缺乏有效监督，只重视账面工作的严重误区。

在经济犯罪检察实践活动中，调查人员首先要针对调查主体制定并下达审计计划。抽调骨干成员配合调查单位人员联合组成审计小组，向被审计单位下达调查通知书。在职务犯罪的调查活动中，法务人员需要实施严格的现场审计活动，对被审计单位属于单位和个人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规定的行为调查取证。

（二）完善调查程序缺陷，强调秘密调查配合公开调查

在制作审计工作底稿的过程中，调查人员需要根据审计单位符合意见进行针对性调查。审计人员在起草审计报告之后，需要根据检察小组的意见代拟处罚决定书。对于经济犯罪人员的处罚决定，需要报备法规审理科进行审理。在庭审过程中，凡是符合听证条件的人员，审查人员需要告知被审单位提供法律协助的义务。被审计单位要求参加听证的，应该及时地参加法庭的听证活动。

在行政案件办案流程中，初查措施需要具备一定的刚性。在案件的调查取证阶段，检察人员需要加大询问面，从而获得更多有用的信息。安排业务能力较强的工作班子深入到单位现场，检查其日常的经营状况，从而检测行政违规的现状。为了保证调查活动的有效性，必要时可以采用一定的暗访手段来展开工作。对于犯罪人员应该及时扣押，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对于涉案的资金和物产进行查封，经过鉴定之后确定可以作为本案证据的部分。根据调取证据的初步情况，拟定更加详细的犯罪初查计划，

（三）改正检察工作效率低的缺陷，强化班组成员能力建设

抓好在职检察人员的后续教育工作，要组织检察小组人员积极参加化妆调查、耳目内线设置、调动布控和财政犯罪规划处理等有关方面的培训活动，使得检察人员能够及时掌握最新的犯罪调查学的相关知识。此外，要加强对于在职检察员工的后续培养和教育工作，落实新版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在整个检察小组具体调查活动的实施工作。对于罔顾法律法规尊严或者是意志不坚定的新晋检察人员试行零容忍制度。通过建立严格的检察小组准入考核体系，从而纯洁检察队伍，打造一支高效、廉洁并且具有较强检察实践能力的团队，保证职务犯罪调查活动的顺利进行。从长远来看，加强对于在职检察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对于在整个检察機关内部树立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廉洁奉公的良好工作风尚有重要帮助。

三、结束语

开展我国职务犯罪初查制度建设，应该从初查措施强化和初查监督加强等方面进行加强。彻查职务犯罪活动对于工作人员素质的要求比较高，部门领导人应该更加重视检察人员从业资格的管理，在整个检察体系内部建立“持证上岗”的人员管理制度，对于内部检察人员经常进行业务能力考核，对于既没有坚定打击犯罪决心，又没有过硬调查能力的员工，坚决辞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