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审查制度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电影的发展突飞猛进，从原来的黑白电影到现在的3D，4D电影，电影的放映形式越来越多样化，电影院已然成为人们放松消遣的好去处。现如今，国内越来越少有人能拍出让人拍案叫绝的片子了，倒是国外的一些电影让人津津乐道。在金钱的诱惑下，一些导演为了票房号召力会请人气高的明星出演，但却没有好的故事情节，最终票房惨淡，也只能落得烂片的骂名。如今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多多少少磨灭了电影的艺术性和思想言论自由，早已被国人质疑。
中国电影审查制度，是依据国务院2001年颁发的《电影管理条例》的标准执行，条例严格规定电影所载有内容，并赋予电影审查委员会删减电影片段的权力。国产电影由于严格的审查制度缺乏创新，形式单一，导演为了过审，只能剪片子，导致一些故事情节缺失，片段跳跃。之所以有审查制度，是因为一些电影里的血腥暴力，淫秽色情，歪曲事实的片段容易对尚未形成成熟价值观的青少年产生影响。不仅仅是国内的一些电影没办法上映，国外不少优秀的电影也是因为内容或者情节问题被拒之门外或者遭大幅度删减，导致盗版影片更加猖獗。我国的审查制度对于涉及政治、禁忌、色情内容的尺度掌握得非常严格。例如中国导演姜文的《鬼子来了》一片，因过于突出中国百姓在抗日战争时的愚昧、麻木、奴性，因“立场有问题”而遭禁演。今年，韩国电影《釜山行》引起热烈反响，我们也不经反思，为什么我们就拍不出这样的好电影呢？如果审查制度能相对宽松一些，或许我们也能拍出《上海行》、《北京行》。可见，电影审查制度虽然规范了电影市场，但却制约着中国电影的发展。
如何解决严格审查制度下的弊端，也许国外的电影分级制度值得我们借鉴。分级制是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划分适合在各年龄层观看的电影。国外的分级制度虽然有些值得我们借鉴，但是我们也应该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在建立之后还需不断完善，尤其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影响程度制定具体的分级应该根据相关法律条文严格把控。
分级制度有没有弊端呢？如果我国真的实行分级制度能够很好的把控吗？如果存在分级制度，一些充满血腥暴力，淫秽色情的电影流入市场，如果不加以严格的控制，由于好奇心理，青少年很容易过早地接触这些不良信息，诱导其犯罪。所以，分级制度也存在弊端。
一、日益规范化的中国影视剧审查
电影自诞生之日起, 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就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会随着学者对影视剧“深层意义”的解读而影响人, 但由此也引发了一些问题, 不论是制作者还是片商都会陷入现代资本逐利的怪圈, 因此, 在许多题材的电影不能盈利后, 由窥私欲引发的各种情色片首先开始泛滥;随着观众观影感受的提升和电影技术的发展, 血腥暴力也充斥着影视剧。在西方, 诞生了电影分级和付费节目、成人台等;而在当下中国, 依据2001 年国务院颁布的《电影管理条例》和2006年前广电总局颁布的《电影剧本 (梗概) 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1], 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较为规范的审查制度。
(一) 审查的历史渊源
国民党执政时期已成立第一个戏曲电影审查委员会, 直至今天, 对电影的审查制度一直在进行创新和规范。但总的来说, 审查的手段不外乎片前的剧本审查和片后的成片审查, 这两方面的内容使官方能够掌握我们所能看到的影视剧, 在当前和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取消审查制度。
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说:“我是一个幽默的人, 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 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 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 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 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 就是官方的色彩!”[2]这样看来, 我们的审查制度似乎也造成了“官方的色彩”, 我们看到爱国主义题材容易过审, 但毕竟已创作这么多年, 基于爱国主义的创新很难, 所以就有所谓的“抗日神剧”出现, 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我认为这也应该成为审查的内容。
(二) 拍摄许可证制度
拍摄许可证为影视剧设置了门槛, 保证了影视剧的创作初衷和初心不会有政治、道德等问题。政治正确是任何一个国家合法影视剧的底线, 在中国, 抗日题材、家庭题材、名著改编等都较容易通过;在美国, 虽然拍摄相对自由, 但得到较多宣传资源的公映电影也一定是符合美国主流价值观的, 如《阿甘正传》的美国梦、《小鬼当家》的合家欢题材。
(三) 公映许可证制度
公映许可证本身是很类似于分级的, 但因为很多因素, 我们不得不删减掉电影中不合时宜的镜头, 有学者认为审查剪掉的内容或许正好是作品的精华, 极大地破坏了剧情的完整性, 讽刺我们的成片审查就是“一刀切”。恰恰相反, 笔者认为审查制度可以更好地处理电影中不合时宜的元素, 只有片方在电影局修改意见的指导下完成对电影的修改之后, 电影局才会审查通过, 颁发公映许可证, 才能安排上映日期, 与观众见面。
二、审查制度为何不会被取代
(一) 标准的困难
电影审查的本质“是政府对言论和表达的一种事先限制。”[3]这种限制是需要有标准去衡量的, 照搬西方或者香港的分级模式肯定不行, 而当前的审查制度已经有了一个标准, 审查似乎比分级标准更宽泛、更容易操作。影视剧若要分级, 也必须有依据, 即要有相应的分级标准, 但标准由谁制定、谁来监督实施、具体怎么操作等问题又接踵而来。
1989 年, 当时的广播电影电视部颁布了《关于对部分影片实行审查、放映分级制度的通知》, 在当时最容易被接受的时代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尝试。《通知》把四种影片定性为“少儿不宜”, 即:
1. 凡有强奸、盗窃、吸毒、贩毒、卖淫等情节的影片。
2. 凡有容易引起少年儿童恐怖感的暴力、凶杀、打斗情节的影片。
3. 凡表现性爱及性行为情节的影片。
4. 凡表现社会畸形现象的影片。
事实上将我国可公映影片进行分级, 即“普通级”和“少儿不宜级”。但没过多久, 该《通知》又被取消, 原因众说纷纭, 但在我看来, 操作上的困难会使制片方和电影电视部陷入困境。
(二) 票房的压力
自从《英雄》开启了国产大片时代以来, 电影产业越来越需要大片支撑, 影视制作、发行、院线公司纷纷上市, 如果没有票房兜底, 隐藏在他们背后的金融大鳄如何从股市上圈钱?因此, 把观众带回影院不仅是产业需要, 也是电影的绝地突围。
尽管官方每年都在报道着票房又创新高, “截至12月31日, 全年共生产影片686 部, 年度票房达到440.69 亿元, 比2014年的年票房增加了48.7%;票房过亿电影81 部, 2014 年是66部。”[4]但若除去几部“盈利巨片”外, 将其他所有几百部影片的投资和票房做个统计, 恐怕情况并不乐观。现在的实情是, 不管是官方、片方还是演员, 都在审查制度下最大限度地去争取尽可能好看的票房, 比如依然有大量“暴力血腥”成分的《赤壁》《神探狄仁杰》系列等大片。
(三) “暴力与色情”在中国大陆的“不合时宜”
西方包括我国香港等实行分级制的国家和地区, 分级一般依据影视剧中的暴力和色情元素而定, 但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的抗日题材中必然涉及到枪战等血腥暴力镜头, 但因其价值观的正确性, 这类题材的影视剧作品很少被审查、删减。
“暴力与色情”同时还隐含年龄因素, 潜在的逻辑是一定的年龄具备一定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能力, 我们在价值判断方面的教育领先于很多国家, 在审美能力方面的教育缺失严重, 所以我们一般不担心“暴力”会教坏我们的孩子, 而是担心“色情”, 这些电影的趣味与美学追求与中国主流文化存在天生难以调和的敌意。以裸露尺度为例, 我们的人体绘画、摄影已经可以正规发行, 但大陆电影却尚未有正面男女的全裸镜头, 所以《色戒》在大陆上映时会被剪掉激情戏, 再如《满城尽带黄金甲》, 它的“暴力场面”与“性暗示内容”只有在审查制度下才有可能被公映, 吸引大量年少的周杰伦粉丝进入影院观看。
(四) 电影观众的水平与趣味参差不齐
观众的群体性水平分层差异巨大, 有地域原因, 比如冯小刚的电影在中国南北方的票房差距明显;有城乡原因, 比如进城务工人员与城市居民;受教育方向不同, 比如计算机专业与电影专业。
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整体观众素养的提升, 但至少在审查制度下可以保证各个不同层次的电影观众都能看到一样的符合主流价值观的电影, 然而无法根据观众欣赏电影的品味与能力来对影片进行分级, 必定会带来新的困扰。
三、继续坚持影视剧审查制度, 在制度下创作优秀的影视剧作品
国内关于审查的论述已然不少, 但多数是想施行分级制度, 较少地干预电影的创作, 笔者认为在这方面确实有改进的必要, 我们已经在不断完善审查制度, 但就当前复杂的国内影视市场而言, 更重要的是依靠我们较为完善的审查体系建立良性的影视市场秩序。我国的影视剧能否更好地发展, 关键不在于是采取分级制度还是保持现行制度不变, 问题的根源是影视剧制作者能否在体制下讲好自己的故事, 审查部门所应考虑的是如何引导观众选取合适的影视剧去观看。
参考文献
[1]具体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出版新闻广电总局”官方网站[DB/OL].http://www.sarft.gov.cn/catalogs/zcfg/index.html.
[2]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11.
[3]钟瑾.民国电影检查研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2.6.
武侠片挨了审查第一刀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30年《电影检查法》出炉，这是中国首个全国性的电影检查制度。次年，隶属国民党的电影检查委员会正式成立，而审查国产片的第一刀，砍在了武侠片上。
中國武侠片起源于1928年的默片《火烧红莲寺》。它根据当时脍炙人口的《江湖奇侠传》改编而成，片中人物“或腾云驾雾，凭虚御风，或隐遁无形，稍纵即逝”。
以当时的标准，这可是好莱坞大片级别的特效。由于引发观影狂潮，该片如连续剧般一拍再拍，直到1931年拍到第18集后才暂停，《火烧青龙寺》《火烧灵隐寺》《火烧平阳城》等跟风之作也层出不穷。
那时的武侠片，经常夹杂一些神怪元素，有些描写江湖侠客的电影，硬是拍成了“人会喷火，兽会飞天”；连乾隆游江南这种古装戏题材，为了跟风也是处处刀光剑影。人们看完电影后争相模仿，报纸上充斥着学生弃家从道、小混混学电影拉帮结派扰乱治安、见人就打还说“替天行道”等消息，甚至有“无论男女演员，皆半裸式”的争议广告。这些都招致批评。
1932年，电检会以《江湖奇侠传》“内容荒诞不经，有违党义”为由下令查禁，《火烧红莲寺》也遭禁播。此后3年间，电检会一共查禁武侠片、神怪片60余部，约占当时国产片总数的70%。在审查者眼里，它们的危害性与色情片有得一拼，必须查禁。
“辱华片”与外交胜利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宣传民族主义成为国民党的工作重点。由于外国电影充斥国内市场，它们也成了电检会的靶子。
外国电影最容易“撞枪口”的无非两点：一是“浪漫、肉感”，随时冲击国人眼球；二是“辱华”，包括给中国人重新留辫子。1922年《申报》报道，美片中的华人“不是充盗匪的下手，就是做人家的仆役。且必囚首垢面，弯腰屈背，形状猥琐，丑态可憎……”。
其中，最鲜明的例子是封禁美国电影《不怕死》。1930年2月，上海公映美国著名喜剧演员罗克主演的《不怕死》，该片描写一位美国学者受聘在旧金山唐人街稽查犯罪集团。以今天的眼光，《不怕死》是一部标准的喜剧片，然而影片里的华人形象是这样的：男抽鸦片，女裹小脚，职业是贩毒、盗窃、抢劫，中国花店卖的是毒品。片中有个镜头，罗克在一群小脚女人中，扭住一个戴清式瓜皮帽老者的辫子，顺便玩了玩他的长指甲。
结果，公映第一天就有35位观众给《民国日报》寄去怒不可遏的投诉信。其中一封写着：“我们的血几乎沸腾了，我们再也忍不住了……如果他们不自动停止映演这张影片，我们中国人也有热血，也会不怕死的！”
《不怕死》点燃了上海的抗议浪潮。有影院老板给职员买了几十把小刀，要他们去放《不怕死》的影院买下头等座票，然后在黑暗中给坐垫划口子；有愤怒的市民带上剃须刀片加入他们的行列，一场戏下来座位面目全非；有人在播映时燃放爆竹，甚至有人在场内泼洒恶臭液体，让观众纷纷走避，搞得放映《不怕死》的影院暂停营业。
当局随后介入。电检会先是责令停映，再函请上海各大报纸撤下电影广告，并呈请外交部对美方交涉，要求罗克道歉。在事件中，国民党宣传系统态度积极，最终促使政府于该年3月31日发令全国查禁此片，并无限期封杀罗克。最后，罗克于5月29日致函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道歉，被舆论视为“外交胜利”。
“不怕死事件”也影响了其他美国片商。比如，米高梅公司的中国题材电影《大地》，受《不怕死》牵连遭电检会抵制，美方被迫派代表来华达成协议：同意中方派员监督拍片，并接受中方修改意见。该片拍摄完成后，米高梅公司还主动将样片送审，历史罕见。
检查官的剪刀
1934年，电检会改组为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许多电影都横遭干涉。比如，华南地区因语言环境特殊，粤语片较为流行，中检会成立后开始压制粤语片商，造成1937年后国产粤语片几乎禁绝。
审查行动甚至殃及世界名著。1935年，美国华纳公司出品的《仲夏夜之梦》，被中检会定性为“内容涉及神怪之处甚多”，一度将其打为“神怪片”，不发放映准照。幸亏片商积极争取，中检会决定“体谅其为莎士比亚名作，为保存该片文学艺术起见，特准该公司在片头加制说明字幕后，准予发照映演”。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电影的审查并未放松。南京沦陷后，中检会在重庆照常工作，从1942年5月到1944年7月，共计检查电影1312部，其中138部被删剪，66部被禁演。抗战胜利后，中检会的剪刀依旧，连夫妻吻别、男女嬉戏的镜头都要“咔嚓”。
如此做法，引来电影界一片反对。1948年，在上海《大公报》主办的“国产影片出路问题座谈会”上，著名戏剧家阳翰笙说：“我们20年来在剪刀下生活，往往有好作品，怕通不过检查，自己先就忍心剪掉……有时一个电影，一切都好，却只有一样不好，就是通不过检查官的剪刀。”
论文摘要从行政法的角度看，电影审查制度是影片公映许可的行政许可制度。但近些年来，电影审查制度饱受诟病，被认为是阻碍中国电影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本文从法律规范的层次、效力、手段及相对人程序性权利保障、救济性权利保障等方面分析我国电影审查法律规范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论文关键词电影审查制度 法律规范 权利保障
现行电影审查制度作为电影产业法律化过程中建立的一项法律制度，促进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从行政法的角度看，电影审查制度是影片公映许可的行政许可制度。它是根据电影的制片单位或发行单位的申请，国家广播电影电视管理的行政机关经过审查相关材料，依法确认其是否符合公开放映某部电影的条件，并决定是否颁发影片公映许可证的一项行政许可制度。但近些年来，电影审查制度饱受诟病，被认为是阻碍中国电影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改革审查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因此，从行政许可的角度来分析现行电影审查制度，有助于我们准确地认识这项法律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我国电影审查法律规范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规范层次和效力较低
虽然电影行业已经进入法制化的轨道，但其立法还是处于比较滞后的阶段。电影产业的法律制度包括电影审查制、电影业准入制、电影配额制等等，均散见于各种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之中，缺乏一部由全国人大或人大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对上述制度予以规范。从开始，业界人士就不断呼吁制定规范整个电影行业的《电影促进法》，国家广电总局的领导也不时作以表态。但直到今天，该部法律的出台似乎仍是遥遥无期。
现有的电影审查法律规范体系主要由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若干规范性文件构成，包括行政法规《电影管理条例》，部门规章《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广播电影电视行政复议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行政许可实施检查监督暂行办法》等等。另外，还存在大量规范性文件包括《电影剧本(梗概)备案须知》、《电影故事片(胶片、数字)送审须知》等等，但这些规范性文件并非法律渊源，不属于电影审查法律规范体系。2月1日施行的《电影管理条例》是我国目前电影行业中层次最高的一部法律规范。该行政法规共八章68条规定，规定了电影行业中“电影制片”、“电影进口出口”、“电影审查”、“电影发行和放映”、“电影事业的保障”、“罚则”等问题。以这样一部行政法规肩负起整个国家的电影产业的重任，显然已是力不从心。
二、法律规范手段单一
权利和义务是法律规范的核心内容，一个标准之所以被称为法律规范，就在于它课以人们义务的同时授予人们一定的权利，告诉人们怎么样的主张和行为是正当的，合法的，会受到法律的保护;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要承担义务，义务人在一定条件下要享受权利。
现行电影审查制度带有比较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立法者在制定法律规范时仍然秉持着运用行政权力对电影严加管束、控制的立法理念。这种理念反映在法律文本上，就是对行政相对人课以各种积极和消极的义务，义务性规范与违反义务性规范后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构成了电影审查法律规范的主要内容。以《电影管理条例》为例，其中第三章“电影审查”共4条规定，都使用“不得”、“禁止”、“应当”的规范规定了相对人的义务和责任;其中第七章“罚则”共13条，直接和间接与电影审查相关的处罚规范就达5条之多;而该行政法规对电影审查中行政相对人的陈述权、申辩权、救济权、请求赔偿权等权利的规定却未见任何规定。
三、相对人程序性权利保障的缺失
行政公开是现代民主制度下政府行政的基本要求。行政许可公开，就是要让公民了解情况，具体做法就是在行政许可程序上建立一系列让相对一方当事人“知”制度。为了保证行政许可活动与行政许可结果的公开，各国通常采用表明身份制度、告知制度、说明理由制度、咨询制度、听证制度、公告制度等具体制度来规范行政许可活动。 其中，听证制度是行政许可公开的制度保障的核心。现行电影审查这样的一种公映许可程序对相对人程序性权利保障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听证程序的.缺失。
电影审查是一种封闭式的行政许可程序，其过程既没有广义听证也没有狭义听证的程序设计。电影审查委员会观影之后对电影片进行评议，提出的意见越多，说明电影片的问题越多，也就越难通过审查。审查完毕后，电影审查委员作出审查通过、审查不通过、修改或者删减的审查意见。行政相对人在收到审查意见后，再针对不同的审查意见作出回应。从审查申请的提交直到审查结果的作出，整个许可程序中最为关键的审查阶段未能向社会公众、向行政相对人和利益相关方公开。提交审查申请的电影制片方、电影的投资方、电影的主创人员包括演职人员等无法进入到程序当中，就涉及自身重大利益的许可事项，发表意见、表达观点、进行申辩。而且，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过程也未见有任何文字记录予以公布，供公众浏览和查询。
对发展对象进行政治审查（以下简称政审）是发展党员必须履行的手续之一，是保证新党员质量的重要一环，凡没有经过政审或政审不清的，不能发展入党。
一、政审内容
1、发展对象的政治历史情况，有无历史问题，结论如何。
2、发展对象在重大政治斗争中的表现。
3、发展对象的政治态度，特别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
4、发展对象的直系亲属和与其本人关系密切的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情况（包括政治面貌、职业、政治历史问题、现实表现及其与本人的关系等）。
二、政审方法
1、同发展对象谈话。
2、查阅发展对象的档案；
3、找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
4、函调或派人外调。
三、政审人员
政审人员应由党性强、作风正派的正式党员担任。对政审人员在政审中的要求是：
1、全面了解情况，不带框框，不偏听偏信，用事实说话。
2、保守机密，不随意外泄政审情况。
3、如实向党组织汇报调查情况。
4、不随意扩大审查范围。
四、政审材料
政审结束后，政审人员要根据政审情况，形成综合性的政审材料。大致内容包括：
1、本人的自然概况及简历。
2、直系亲属及联系密切的主要社会关系情况。
3、本人政治历史及现实表现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对政审中发现的问题，要写清楚问题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主要情节。同时说明是本人交代的还是被组织查出的或是别人检举的，组织上曾否作过结论或进行过处理；现在调查的结果和意见。
五、政审要求
1、政审工作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要由两名以上的正式党员担任。
2、政审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在听取本人介绍和查阅有关材料后，情况清楚的可不再函调或外调。
3、查阅入党申请人的档案材料，要注意和本人的现实表现结合起来。对过去形成的政审材料，如确实可靠，可不必重新调查。对本人已向组织讲清楚的问题，不再要求其重新认识。
4、函调或外调的问题，必须是与发展对象能否入党直接或间接紧密相关的。没有多大关系的问题不需要函调或派人外调。
——美术系
—
END
1、信息公开保密审查，是指在以不同方式或渠道向社会公开发布
信息之前，对拟公开的信息是否涉密以及能否公开发布所进行的内容甄别、确认和许可工作。
2、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应当贯彻“既推动信息及时有效公开，又确
保秘密信息安全”的方针，遵循“未经保密审查的信息不得公开、未经解密并准予公开的信息不得公开、公开与保密界限不清的信息不得公开”的原则。
3、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实行党政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
组织协调，责任部门和保密审查员具体实施，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指导监督的管理体制。
4、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员，具体负责信息公开保密审查的日常工
作；对相关网站（页）或以其他形式公开的信息进行审查。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员必须取得市保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资格，并经授权后履行保密审查职责。
5、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应当依据《保密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以及《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制定涉密事项一览表，作为信息公开保密审查的依据，并明确告知单位所有人员。
6、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实行“自审”和“送审”相结合的逐级审查制。
提供信息的部门应当对所提供的信息是否涉密和能否公开进行初步审查，登记《信息公开保密审查表》，再交保密审查员进行复审，最终由分管领导终审并签发；其中涉及重要内容的信息应当由保密审查员呈报分管领导审核确定。
7、对拟公开的信息，本单位不能确定其能否公开时，应当报有关
主管部门或保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审查和确定。
8、送审信息或其载体，应当先行按照国家秘密载体的相关管理规
关键词：美国,起诉审查,初审,大陪审团
美国的刑事诉讼中, 有一种起诉审查制度, 即对于重罪案件, 也就是判处1年徒刑以上的案件, 在开始正式的刑事审判之前, 一般要由治安法官或大陪审团在案件正式审判之前, 初步审查案件以决定是否将案件交付法庭审判。
美国刑事诉讼采取所谓的“起诉状一本主义”, 即为了防止法官预断, 在起诉时只向法院移送一本起诉书, 不得附带移送可能使庭审法官产生预断的任何证据。基于“起诉状一本主义”只有诉状没有证据数据的特性, 法官除了起诉书看不到其它案卷材料, 如何对将要进入审判庭的案件进行审查, 保证法院受理的案件都具有起诉的合理性, 使审判庭的审理更有效率?这此美国刑事诉讼构建了起诉审查机制:即初审程序之起诉审查, 和大陪审团之起诉审查。
一、初审程序之起诉审查
初审程序起诉审查, 即在初审程序进行起诉审查, 主要目的是由治安法官在听审后, 裁定检察官指控被告犯罪是否具有“相当理由”;如果案件经审查没有相当理由, 例如证据薄弱, 该案件是可以被撤销的。所谓相当理由, 并不是指其已认定被告有罪, 检察官只需提出足够证据让人相信确有犯罪发生且系该名被告所为。与审判庭不同的是, 初审程序审理时间较短 (通常数分钟至二小时) 、没有陪审团在场、举证责任负担较轻。此外, 审查过程中控辩双方平等对抗, 被告可以在此程序诘问控方证人, 可以在初审程序中提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初审程序中的起诉审查是公开进行的, 除了儿童性侵害案件不适宜公开审理, 基本上初审程序都是公开审理的。而后面要讲的大陪审团审查却是秘密进行的。
初审起诉审查的结果可能有三种:
(一) 如果法官裁定指控之案件具有相当理由, 就会直接在该诉状上如此记载, 检察官随后会向法院另行提出一份起诉书即“简易起诉书”代替原“控告书”, 以原指控的罪名进入审判庭程序。
(二) 如果证据表明, 被告人仅仅犯有轻罪而不是所指控的重罪时, 治安法官可以驳回重罪指控, 而允许控诉方以轻罪指控取而代之, 并裁定将案件交付治安法院审判。
(三) 小部分案件, 没有合理的根据指控发生了犯罪或者被告人犯有任何罪行时, 治安法官应当撤销原指控。
二、大陪审团之起诉审查:
美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另一种起诉审查的方式就是大陪审团审查。美国各州, 除对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重刑案件往往要求必须经过大陪审团审查起诉, 多数州允许检察官在两种起诉方式之间选择。通常检察官更喜欢采用大陪审团制度。
第一件事是大陪审团的召集。大陪审团由初审法院负责召集, 一般由16人至23人组成, 任期18个月。陪审员是公民中随机挑选出来, 在案件中扮演听证的角色。大陪审团组成之后, 由法官告知其职责和权利, 在保密的、法院专设的房间里开始听证程序。大陪审团审查的大体程序是:首先, 由检察官向大陪审团提交一份草拟的起诉书及相关的书面证据, 并作必要解释。然后, 由检察官依次传唤证人到场作证, 大陪审团成员和检察官都可以对证人发问, 如果大陪审团认为必要, 可以通过法院调取任何实物证据, 传唤任何人到场作证。最后, 大陪审团在听取所有的证人证词之后, 进行秘密评议, 按照简单多数原则做出是否批准起诉的结论:
(一) 如果多数成员认为有合理的根据, 相信起诉书草案中的被告人犯有被指控的罪行, 则批准起诉, 确认检察官之控状;
(二) 如果多数成员认为证据不足, 则不批准起诉;
(三) 如果认为证据不足以指控重罪, 但被告人犯有轻罪, 可指令检察官直接按轻罪起诉。需要注意的是, 被大陪审团枪毙的案件还有复活的可能, 检察官在收集到新的证据以后认为应当起诉的, 可以要求重新审查, 也可要求法院另行召集大陪审团予以审查。检察官特别喜欢大陪审团的起诉审查, 这是因为大陪审团起诉审查有它的一些特点。
首先, 大陪审团审查是采不公开的秘密方式进行, 证据不须公开审查, 检察官只需出示可支持公诉的最基本的证据即可。且嫌疑人及其律师并不在场, 检方证人不用像在初审程序中那样遭被告诘问。
第二, 起诉审查并非在对抗式的程序下进行, 大陪审团只能听和看检察官提出的陈述和证据, 多数情况下大陪审团会同意检察官的请求对被告提起公诉。由于陪审团成员过于依靠检察官的建议, 使得大陪审团拒绝签发公诉书的情况只占全部审查案件的3%, 因而大陪审团常被诟病是检察官的橡皮图章。
以上就是美国刑事诉讼中的起诉审查制度, 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起诉审查制度是存在一些弊端的。例如它使案件的结案周期延长 (同一证据要在起诉审查和法庭审判两个阶段进行重复的审查) , 造成严重的诉讼拖延;再加上治安法官和大陪审团对绝大多数案件都会作出移送审判的决定, 起诉审查程序在某种程度上就流于形式而缺乏实质意义。
三、英美起诉审查制度的不同发展
我们知道美国的法律制度大都是源自英国, 起诉审查制度同样是源于英国。所以这种制度的毛病在英国也是同样存在的。值得玩味的是开放的美国人完整地将这种制度保留了下来, 而保守的英国人却果断地对它进行了限缩与变革。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变革是英国在1933年废除了大陪审团, 起诉审查的职责转由治安法官承担。
在苏联，审查制度（Censorship）最初不仅是为了意识形态统一，还有军事和经济保密的需要，但发展到后来，则变成对于涉及苏联的负面信息，如灾祸、经济问题、国际冲突、社会负面新闻的全方位屏蔽。最后，甚至连信息的文辞修饰风格也不能脱离“革命化”的羁绊，否则将无法通过严格的审查。
审查不仅针对新闻出版，还溯及既往。早在1920年代，列宁的妻子纳杰日达即亲自挂帅对全国境内的图书馆展开了“大清洗”，大量不被苏共认同的图书都被直接销毁，其中不乏沙俄时期遗留的珍贵孤本书籍。这让苏联有识之士寝食难安，在多方努力下，1926年建立了“特殊保存”部门来专门收藏这些不同意识形态的图书，由克格勃管理发放特殊借阅证。
审查同样深深地涉足科研领域，曾担任克格勃第五局领导、专职负责政治审查的萨罗金回忆道：“诸如原子物理学、心理学、控制论、生物学、遗传学都被审查部门所左右，至于社会学更是审查部门监控的重点。当时建立了‘国家机密假定推理’和‘机密和公众分离’两个科研班子来专门为审查工作提供科学方法和理论，但是由于这两个科研班子本身也在审查的框架下，所以最后他们取得的成果也非常有限……”
高尔基的抗争
面对精神和思想的镣铐，以学者和作家为代表的大量知识分子用血泪和牢狱的代价，和审查制度进行了近74年的抗争，直到1991年真正彻底地获得了言论自由。此间他们的抗争，成为追求人格完整和尊严的见证。
大文豪高尔基虽然拥护布尔什维克党，但是对审查制度也深恶痛绝。他经常用自己的声誉和影响力作为保护，呼吁和倡导言论自由的氛围。他在1917年开设杂志反对《真理报》（苏共党报），批判布尔什维克的“绝对权力”。
开创了新格局的高尔基并没有把握好“分寸”，过于率性的高尔基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振臂一呼上，忽视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潜移默化地启发和引领更多的人来打破审查制度。过激的言论彻底激怒了列宁，在列宁的亲自“关照”下，1918年这份杂志遭到停刊处理，随后高尔基“被出国疗养”。
在德国疗养期间，当高尔基从德国报纸得知苏联当局疯狂地搞“文字狱”时，内心苦闷的他在1923年给诗人哈德谢维奇的信中写道：
“从报纸看到的消息让我的理智震惊不已，可以告诉你的是，在俄罗斯纳杰日达和斯佩兰斯基禁止读者阅读，而柏拉图、康德、叔本华、斯拉夫维耶夫（俄罗斯19世纪著名哲学家和诗人）、丹纳、约翰·拉斯金、尼采、托尔斯泰、列斯科夫、亚辛斯基这些巨匠的书籍都被列为禁书。甚至可以说，在图书馆宗教相关条目下必须摆放无神论、反宗教的书籍，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笑话！这些都是新闻，还没有证实。一旦确认了这些残暴的事实，我将写信给莫斯科，声明退出这个罪恶国家的国籍。”
1927年回到苏联的高尔基却食言了，没有认清时局的他最终不明不白地死在莫斯科内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
索尔仁尼琴的公开信
索尔仁尼琴这位俄罗斯的“良心”，苏联时期虽然靠自己的文学作品影响了更多的人去试图打破枷锁，但是不能学会妥协的他最终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微薄的抗争结果。他在1967年给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散发了对苏共书刊检查制度的“公开信”，在信中他畅快淋漓地写道：
“这完全不符合宪法，审查制度是非法的！审查本身也从来不公开，审查人的姓名也都被模糊掉，这些中世纪的余孽，根本就是文盲！要这些人在艺术的高度审视我们文学家的作品，根本就是他们凭一己之好的胡闹！现在都已经是20世纪了，用中世纪的方法根本不配筛选有价值的作品！”
信中除了抗议苏联的报刊审查制度外，还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审查制度。这封信的最终结果，也只是换得了很多作家内心的同情，在当局的淫威下最终大会通过了谴责他是苏联作家“叛徒”的决议。
猫鼠游戏中的有限自由
严酷的审查制度，让很多苏联学者最终无法忍受而纷纷移民海外，尤其是那些人文学科的学者，大量苏联著名的作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纷纷前往国外，追求自由的艺术创作和学术空间。
更多的学者和作家选择了留下来，他们开始和审查人员斗智斗勇来逃避审查。他们使用暗语、转换文本形式（如磁带、照片）或者直接走私的方法来逃避审查，将稿件直接运到国外发表或者出版。各地风起云涌地出现了“地下图书馆”，他们将官方列为违禁的书籍借阅给可靠的固定读者。例如，1967年至1982 年，苏联南方城市敖德萨（现属乌克兰）就曾经出现过一个大型地下图书馆，各种违禁书籍可以借阅给可靠固定的2000名读者。
凭借着猫鼠游戏的技巧，苏联境内的作家和学者获得了有限的言论自由。因此产生的大量文艺作品也推动了苏联的思想解放，为后来者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戈尔巴乔夫的尝试
在戈尔巴乔夫坚持下，1986年苏联开始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延续了几十年的审查制度开始悄然松动。这一切始于这一年2月8日戈尔巴乔夫公开接受法国《人道报》的采访，在谈到苏联审查部门的职能时说道：“审查部门应该保护国家和军事机密，禁止进行战争和残酷的暴力宣传，保护人权的尊严。”其中意识形态的最主要功能没有被这位改革先锋提及。
随后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27届代表大会上讲道：“原则上说我们的问题在于扩大‘透明度’，这是个政治问题。政府没有‘透明度’就谈不上民主，人民大众的政治创造性就是参与国家的管理。”这番言论得到了苏联社会各界的响应，审查制度的铁幕开始褪去。
不久，早期被禁止谈论的一些话题可以公开进行讨论，甚至允许批评政府和其他机构。具体而言，在公共传媒中可以谈论党和政府官员的营私舞弊、国家经济困境、物资短缺以及其他社会负面现象，如毒品和卖淫。苏联年轻人所热衷的流行音乐和其他“流行文化”等先前被认为是和国家对立的“非主流”也频繁被公开讨论。当年苏联《火花》杂志（目前在俄罗斯依然是一本颇受欢迎的主流新闻杂志）在4月份刊载了俄罗斯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的作品，古米廖夫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诗人，在十月革命后不久被苏联政府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处决，妻子和孩子也遭受了牢狱之灾，他的作品随后也成为违禁品被冰封起来。《火花》的举动被认为是第一次突破“牢笼”的尝试。
苏联的“文艺复兴时代”
考虑到苏联高层的意向以及主流民意，9月，苏联新闻审查部门正式向各地审查员下发指令，在出版审查时注意保护国家和军事机密，而党政通讯机构则注意意识形态不被破坏。同年9月末，苏联审查部门召开全国会议，开始对违禁书籍重新分类，解禁书籍将走出列宁国家图书馆内的“特殊保存”部门的“牢笼”，重新和苏联公众见面。
到此时为止，列宁国家图书馆已封存了2.7万册本国禁书、25万册外国禁书、 57.2万册外国禁刊、8500份年报（外国报纸按年份装订）。苏联各地的“特殊保存”部门封存了占整个社会图书资源1.5%的违禁书刊报纸，全国拥有将近15万个“特殊保存”部门。1988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作品陆续解禁。1990年6月所有“特殊保存”部门图书最终被全部解禁。1986年到1990年是苏联的“文艺复兴时代”，甚至被称为是苏联“文艺爆炸”的时期。
除了图书，外国电台也得到解禁。1924年，苏联开始了电台广播，同时也出现了电台审查机构。1927年苏联无线电广播公司接到命令，要求在电台广播前稿件必须经过审查。由于审查体制使得无线电广播公司运营效率低下，次年被勒令停业。1933年1月，苏联当局组建了国家背景的电台。为了有效抵制针对苏联的外国“自由宣传”，如美国之音、自由之声、德国之声、BBC等电台的对苏广播，苏联在同一电台波段释放大功率广播来压制这些电台信号，这一压制持续了60年。
随着苏联改革步伐的启动，1986年9月25日起，苏联当局放松了对美国之音和BBC的压制，同时加强了对自由之声和德国之音的干扰压制。1987年，最终放弃了对美国之音的压制，而到了1988年11月苏联放弃了对所有外国电台的干扰和压制。
把审查机构扔进历史垃圾桶
随着苏联审查制度的逐渐减弱，审查机构也逐渐被边缘化。1990年6月12日，苏联最高委员会通过了《出版和其他大众信息传播》法案，其中直接指出：大众信息传播将不再进行审查。审查部门的角色此时变得尴尬和可笑，原先所有信息必须经过审查，现在他们只能等待有人自愿请求他们审查。1991年4 月13日，审查部门可有可无的职责被移交给了苏联信息出版部。
为了挽救日益失势的审查部门，1991年5月，前审查部门首脑巴尔德列夫向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从对目前公共传媒的出版物分析来看，一些媒体的宣传旨在破坏我们的社会，削弱国家政权，煽动种族间冲突，诋毁苏联军队。还有一些宣传完全是在侮辱和诽谤国家最高当局，很多宣传都是赤裸裸的色情和暴力……必须采取措施消除这些消极因素，通过立法来监控新闻媒体。
2、实训课指导教师必须按教学计划进行各种实习实训教学，不得安排其它与教学无关的内容;实训课进行期间，实训指导教师不得随意离开实训室。
3、根据教学任务书，提前做好实训所需的设施设备、耗材以及设备的维护等各项准备工作，保证实训教学能按时进行。
4、要经常对各种实训设备、设施进行认真维护，严格管理，()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以免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接到维护申请后必须立即进行处理，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5、做好考试提出使用的设备设施的准备、维护工作，确保考试工作的顺利完成。
6、加强实训室内的学生管理，维护好整个教学秩序;建立人员分组、设备分组管理档案;课后，认真做好实训教学日志的记载。
7、按操作规程、设备使用说明书或教学需要正确指导学生使用实习实训设备，坚持巡回指导，监督学生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上课期间如遇不能解决的设备故障应找管理员共同解决。
8、有责任预防学生故意损坏设备，预防学生因操作不当损害设备。
9、下课后，实训指导教师应当与管理员进行财产交接，对于上课期间出现的实训室设备损坏及设备丢失情况，实训课指导教师应与管理员一起查明原因，分清责任。
10、负责实训室防火、防盗、防水和防触电等日常安全工作，下班前务必关水、关电、关好门窗。
11、认真做好学生的.考勤，实训报告的批改和评分工作。
12、负责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文明实训的教育。
13、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的各项规章制度，确保师生的安全。负责实训室的财产登记与管理，与学生共同维护好室内环境卫生。各种物品堆放必须整洁有序。
1、为确保校务公开真实、有效、安全，形式适当，制定本制度。
2、校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应当公开的校务信息内容，在正式公开前，按照校务公开程序进行预先审核。
3、建立健全校务信息公开保密审查机制，坚持“谁主管、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未经审核的校务内容不得公开。
4、校务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应重点审核公开的范围、形式、时限、程序等是否符合《校务信息公开》的相关要求。
5、校务信息公开办公室拟定校务信息主动公开、免予公开、申请公开的内容，填写校务信息公开签发单，提报分管领导审核，主要领导审批签发；月底将校务信息公开情况汇总后填写月报表一式两份，其中一份进行备案。对重要校务信息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开时，填写重要校务信息公开审核申请表，报学校校务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审批，经批准后予以公开。
6、对审核不严、公开内容失真、造成负面影响以及出现泄密等问题的，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7、校务公开人隐匿或者提供虚假信息，或者泄露依法应受保护人的秘密，个人隐私，给学校个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和负面影响的，依法予以赔偿。
2011年，崔永元、陈道明、冯骥才等多名全国政协委员曾提交“给‘争议电影’松绑”的提案，其中包括《武训传》、《清宫秘史》、《苦恋》等多部国产老电影。但据崔永元透露，提案已遭驳回。曾被称为“新中国第一禁片”的《武训传》目前能公开销售，反映了若干时代的进步：针对艺术的禁令终于不复往日“天网恢恢”、“威加海内”之勇，民间渠道、民间力量虽还不具备抗衡之力，至少已能获得局部突围。从共建良性文化环境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正确方向，毕竟，离开了民间自生自发的活力，艺术的发展和兴盛势必无从谈起。
今人审视《武训传》，或许会奇怪它当年遭禁之由。义丐武训的故事，久播众口，奉持不同统治理念的清廷和民国政府都曾对他予以表彰；事实上直到今天，秉着自发的良知，人们仍对类似人物满怀嘉许和感恩，是以我们不时会从报刊上读到某贫苦老汉多年来默默资助若干贫困学生的事迹。倘若连讲述武训的嘉言懿行都会遭逢政治大难，人们就不识教训何在了——你能想象有人因为号召学雷锋而受到惩处吗？
《武训传》遭禁之由，确切地说，是当年触及了某位领导人的奇特观感，而这种观感又充溢着“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特征，人们无法从中找到规律性。被批判者除了一头雾水和战战兢兢，并不能得到丝毫明确告诫，这便等于让他们集体陷入一种热锅蚂蚁兼无头苍蝇的情境。从“杀一儆百”的角度看，以雷霆万钧之势将一部电影宣布为“毒草”，的确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营造出万马齐喑的气氛。以笔者之有限见识，张艺谋1994年根据作家余华同名小说执导的电影《活着》至今长锁深宫，亦属此类。我读过小说，也通过某种渠道看过电影，对照来看，假如两者中非得禁止其一，封杀小说的理由倒还勉强好找些。因为，电影已对小说过于凄凉的情节（所有主要人物一概死于非命）作了調整，给主题好歹涂抹了一丝光亮。通常，这类涂抹总会投检查机关所好，ˬ知结果恰恰相反：添加了光明尾巴的电影至今深居冷宫，小说却在公开渠道长销不衰。对此，明智之士的第一反应，只能是目瞪口呆。
由于投拍一部电影需要牵涉众多人力财力，所以针对某部禁片的禁令，其负面影响不可能止步于那部倒霉的影片，它必然会以杀鸡儆猴的方式，阻止、吓退所有效尤者。悬为厉禁较之表彰先进，总能更有效地确立示范效应，比如，封杀一部涉及“反右”或“文革”题材的电影，足以确保这两个题材长期成为禁区。然而站在艺术创作和人类良知的角度，这两个题材电影工作者若深入其中，将有望在人性领域奉献出何等深刻的作品。迫使艺术家在如此诱人的题材面前长期噤声，不仅对艺术发展有害，也会深深损害吾族吾民的良知。而对电影人而言，仅仅对付那些拍摄中的一系列困难已经¬够麻烦的了，假如在这些难题之上，还要费心打探检查机构捉摸不定的神情，随时提防政治判官神出鬼没的责难和封杀，电影作为一门伟大艺术的自由意志，只会更加涣散。作为对照，我们的影视屏幕上，遂没完没了地充斥着打打闹闹的清宫戏、打斗片——个别官僚不思进取的审查，却要全体国人承担其后果。
回想电影的发展史，一个不幸的事实是，电影之所以在所有艺术中最容易受到权力的打压，恰恰由于其天生的超凡影响力。列宁也许是政治家中较早看出电影有无穷潜力的，早在1907年，列宁就认定电影将成为“教育群众的最有力工具”。这份认识的前瞻性和卓越性，前人着墨较多，但其负面性也需要公正指出。当天性自由的艺术，猛然被派定一种政治工具的使命，用来“教育群众”和强化意识形态宣传，则电影在荣膺重任的同时，即已付出艺术元阳大损的代价。所以，虽然以爱因斯坦、普多夫金为代表的苏联艺术家曾为电影事业作出了不朽贡献，但电影受制于统治者的强力并沦为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先例，也恰在那时被早早地锻炼成精。电影的影响力被估量得越高，权力部门对电影的警惕与控制也就越强。并不意外的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两个拥有“动物庄园”式统治力的国家——苏联和德国，都曾在电影早期发展史上取得辉煌成就。受惠且受制于当局的宣传渴望及权力意志，致使电影在豢养者的羽翼下，获得某种变态的发展。如“第三帝国”女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颂赞希特勒的名作《意志的胜利》，即可视为电影史上一朵娇艳的“恶之花”。
当电影成为政治的工具性祭品，加强审查就是必然的结果。然而审查并不必然意味着干涉，实际上，对电影的审查在各个国家都曾不同程度地存在，美国也不例外。直到今天，好莱坞制作的影片仍需接受事先审查，但审查内容通常仅限于色情内容；至于荒唐的审查及禁令，在发达国家大多已成为往事和谈资了。虽然美国人最为看重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目前仍没有在法律层面对电影构成明确保护，但结局却没有变得糟糕，这是因为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的不朽名言——“如果有检查言论的权力，那也应当是人民检查政府的言论，而不是政府检查人民的言论”——在彼邦已深入人心。所以瑟古德·马歇尔法官曾经¬说道：“如果第一修正案有所意味的话，那么它意味着一个国家没有权力告诉一个人，独自坐在自己的屋子里，应该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至于联邦最高法院那些受人尊敬的大法官，他们最为默契的行动，就是反对一切试图给自由表达增加桎梏的行为。
传闻最近我国一部影片被禁，理由竟然是“歪曲人民警察的形象”。此事若属实，真让人懊丧无比。熟悉好莱坞的观众大多知道，好莱坞最热衷的一件事，就是编派政府的丑闻秽行。美国政府是否无恶不作，我们不敢轻言，但在好莱坞的镜头里，美国政客早已无恶不作了。在美国银幕上，冠冕堂皇、魅力四射的纽约市长，可以是一个徇私枉法的混蛋（《市政厅》）；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可以勾结黑道，为恐怖分子制造核武器添砖加瓦（《黑暗边缘》）；意欲问鼎白宫的现任副总统，早年竟然下令屠杀中美洲某个村庄的所有百姓（《赤焰战场》）。一些发达国家电影艺术家的表现也不甘人后，罗曼·波兰斯基前年执导的电影《影子写手》，更是将英国前首相刻画¬成战犯及美国中情局的间谍，影片还不加掩饰地鼓励观众联想到托尼·布莱尔——¬这种程度的揭露，已经无限接近于艺术夸张了，致使我们不得不想，是否他们那里的政治环境过于清明了，以致闲极无聊的电影人，只能靠虚构政治罪恶来增加票房？由此看来，在致力于走向民主的进程中，我们的一些思路及做法，迫切需要纠正。
后人判断前朝，常因袭一套偷懒做法：依据不同的禁忌来判断一个时代的文明程度。今人频频挂在嘴边的“欧洲中世纪”，依据往往只是出现在那个千年里的若干宗教审判，人们也会根据《尤利西斯》等名著之遭禁，来断言某些时代的蒙昧性。后之视今，八成也如此，假如我们的审查大员依旧热衷借助行政禁令来制造艺术冤情，整个时代及所有时代中人，在后人眼里都将沦为笑料。这并不公正，正如中世纪的欧洲也有开明之士，当今中国更不乏良知之士和大量可敬公民。个别官吏的昏庸固然会轻易贬低数代人的努力，数代人的努力及梦想却不应随着他们的昏庸而一并葬送。艺术自由与公民自由常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就此而言，捍卫电影的自由表达，与捍卫我们作为公民的权利，是一回事。艺术一旦惊魂不定，公民权利势必同步下坠，此乃天地间最为直白的道理。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电影审查制度】推荐阅读：
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现状分析11-14
司法审查制度02-07
公司离任审计审查制度06-26
信息发布保密审查制度02-24
概预算审查制度03-17
经费审查委员会制度05-27
规章制度法律审查表11-06
县级广告审查管理制度02-17
固原市总工会经费审查工作制度09-11
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作经费审查工作报告0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