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税务稽查自由裁量权（精选9篇）
一、税务稽查自由裁量权的特征
英国著名行政法学者威廉〃韦德曾指出：“法律上的一切权力，作为与职责相对的一个概念，都包含自由裁量的因素在内，差别只在程度不同而已。”由于税务稽查行为所依据的是各项税收法律、法规，因此其作为行政执法行为的一种，同样包含着自由裁量的因素。税务稽查自由裁量权，是一个法理上的概念，是指税务稽查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基于法律规定的目的和宗旨，自主寻求判断事实与法律的最佳结合点，并据此自行决定如何适用税法的权力。它具有效力法定性，单方意志性，强制性等特征。自由裁量权是法律、法规赋予税务机关的一种“机动”权力，但它是一把“双刃剑”，合理、适度运用将有利于提高税务行政效率，保护国家、社会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反之则会出现“异化”现象，给权力寻租创造条件，对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构成威胁，给国家、社会带来损害。
二、税务稽查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原因
1、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税收要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而变化，赋予税务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弥补实体法律的不足，可以更好地体现立法意图，增强其灵活性、适应性，避免机械地套用税法。
2、立法技术的一种手段。如果立法者制订的法律、法规没有具体的量化操作标准，就属于模糊性条款。由于模糊性法律条文的存在，就使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是立法技术所导致的一个普遍现象。
3、制度架构的现实需要。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体系是一个“金字塔”结构，从底部向上依此为“纳税服务-纳税申报-税款缴纳-税务稽查-违法处理”，税务稽查是征管体系中的最后一道环节，其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征管质量和效率，它是有效提升纳税遵从度的重要手段。因此，制度架构成为形成税务自由裁量权的原因之一。
三、税务稽查自由裁量权行使中存在的问题
1、条文过多。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贯穿于整个税收征收管理过程。《税收征管法》中涉及到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有56条。在“税务违法行为及其追究的法律责任表”中，有关法律、法规赋予税务机关39条自由裁量权。
2、过程不明。如在税务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往往只能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结果，而具体行政行为的裁量过程则无从知晓，只有当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申请听证或向法院申请诉讼时才能有所了解。
3、存在滥用。如在涉税事项核查方面拖延时间，消极履职；行政处罚方面因人、因时和因地的不同而各自不一，显失公平；在核定应纳税额时轻重不同，不够合理；在税务事实性质认定方面任意作为，行为不当；在税务检查过程中胡乱执法，滥用职权，等等。
4、监督薄弱。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于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法院可以作出变更。然而，在实践中，纳税人对税务机关自由裁量行为不服而寻求司法救济时，这种救济机制有时难以实现。
四、规范税务稽查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几点思考
1、遵循原则，讲究方法。原则：一是合法原则。是指税务稽查自由裁量行为只能在有关法律、法规的范围内进行。二是合理原则。是指税务稽查自由裁量行为要客观、适度，合乎理性。三是公正原则。是指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稽查人员绝不能凭借手中的权力，受情感因素的影响，在同等条件下，作出有意的偏向处理，力求做到横向、纵向公平。四是惩戒与保护兼顾原则。区分初犯与累犯、故意与过失之差别，准确把握法律条款中的“可以处”、“处”、“并处”的界限，使稽查起到惩处一个、震慑一片、规范一方的社会效果。方法：一是合法裁量。按照违法行为的违法事实、性质、危害程度等方面认真合议，有从轻、减轻或从重处罚情节，应依法作出相应处罚意见。二是合理裁量。稽 查处罚行为应不超越实现目的之必要程度，应当从轻处罚的，就要轻罚；可以不予处罚的，就不处罚；法无明文规定的，就不能处罚。三是客观裁量。在面对多种可能选择的措施或方法时，必须选择其确实能达到法律目的的或行政目的的措施或方法，而不得与法律目的的实现相悖离。四是公平裁量。即作出的行政处罚应当与纳税人违法行为造成的后果的轻重程度相当。
2、程序控制，责任追究。为了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我国的法律法规也规定了在税收执法过程中的纳税人享有的一些权益，如陈述权、申辩权、行政救济权、司法救济权，要求税收执法公开权、请求举行听证权等。这些程序权益一旦转化为纳税人的行为，将合成比较大的社会力量，以抗衡税务执法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从而增强税务机关的自律意识，抑制由滥用权力而造成的腐败状况的发生。程序的实质是管理和决定的非人情化，其一切布臵是为了限制恣意、专断和任意裁量。因而对税务稽查行为的实施需要设立一定的执法程序来确保执法人员不能滥用职权，避免其选择不适当的手段、范围、幅度来加重纳税人的义务，扼制其行使自由裁量权时的主观随意性。并且建立完善的执法程序是保障纳税人权利的必要手段，为纳税人判断权利是否被侵犯、义务是否被加重提供依据。强化“无程序即无行政”、“程序违法、处罚无效”，杜绝“重实体、轻程序”引发的执法不公，避免处罚权成为稽查人员的“私有权”。健全税务执法监督体系，全面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加强税收执法检查和过错追究的力 度，对处罚中不作为、乱作为、滥用职权的要批评教育，严重违纪的要进行必要的惩罚。
3、制度公开，提高素质。制度公开，是现代行政民主和法治精神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稽查自由裁量权力行使过程中，要推行税务行政处罚听证制度，切实保护纳税人陈述权、申辩权和参与权。税务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要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在充分考虑当事人意见后，作出决定并实施相应行为。根据《税收征管法》，税务机关征收税款和查处税收违法案件，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或者税收违法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同时规定，未进行回避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防止降格处理或者恶意报复现象的发生。税务稽查自由裁量权是赋予税务机关的，而具体的操作人员一般都是国家公务员。因此，公务员实施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务员自己本身对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的理解，依赖于公务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伸缩性。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加强对其的思想教育、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学习以及业务培训，大力倡导“公正理念”，增强稽查队伍的公正意识，最大限度地减少以权谋私、滥用职权情况的发生。要加强稽查队伍的风险意识教育，从法律的角度思考和分析稽查工作，邀请纪检部门及检察院的同志给全体干部作防范执法风险、预防职务犯罪的专题报告，强化责任、宗旨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自觉筑牢预防职务犯罪的思想防线，做到严格执法、谨慎执法、廉洁执法。
4、细化标准，权力制衡。缩小自由裁量空间，在《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幅度内对此类税务违法案件行政处罚裁量幅度标准进行细化，建立细化的自由裁量基准值体系。探索建立先例制度，即借鉴司法中判例理论，在税收法律规定的内容未作调整变动的前提下，税务机关已经处理的涉税事项、涉税案件，在今后遇到类似情况下，裁量的标准应基本一致，保持裁量的连续性。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危害等要素尽可能客观适度、合法合理界定处罚的标准区间，力求过罚相当，公平公正，大幅压缩自由裁量的弹性空间，避免偏差。例如，税务当事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行政处罚：不满14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的；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予行政处罚的。税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受他人胁迫、诱骗、教唆实施违法行为的；积极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的；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税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涉案金额巨大，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违法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经责令改正仍不改正，继续实施违法行为的；在共同实施违法行为中起主要作用 的；两次（含）以上实施违法行为的；阻碍、阻挠税务人员依法执法的；隐匿、销毁税收违法证据的；胁迫、诱骗他人或者教唆未成年人实施违法行为的；对检举人、证人实施打击报复的；在发生突发性公共事件时期实施违法行为的；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设立严格的权力运作程序，每一项行政处罚行为的做出应遵循拟订、审核、复核、审批、执行等若干步骤，通过程序的严格设臵，以规范自由选择权力的执行。进一步完善集体审理、集体审议制度，以集体的智慧取代个人的决断，确保事前、事中监督，防止一人独断专权及暗箱操作。要探索固化自由裁量权做法，例如，在法定的处罚权限内，将未按期纳税申报行为的处罚标准分解为200元、500元至2000元等不同档次，按情节轻重由软件自动生成来控制处罚幅度，从而给税收自由裁量权装上了“刻度表”，控制税务稽查人员自由裁量空间，约束权力的膨胀。
关键词：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税务行政处罚是税务机关的重要权利, 是税务机关依法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法宝。它能有效保证国家的税收收入, 维护市场公平, 促进社会稳定。
1、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概述
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就是在法律法规的允许下, 对有关人员和组织的税务违法行为做出一定行政处罚的决定权, 并决定要给予其何种方式、何种幅度的行政处罚。所以说, 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一种相对、选择性、法定性的权利。
选择性是说地方税务机关可以根据税务行政相对人的具体情况自由选择行政处罚的方式、种类和幅度。而相对性则是说地方税务机关做出行政处罚决定时, 不具有随意性, 需要与当地经济发展和税务行政相对人的承受能力紧密联系起来, 它是相对自由的。而法定性则说明其具有法律效用, 地方税务机关做行政处罚决定的过程必须依照一定的法定程序。
2、细化量化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存在的问题
自2004年中央政府颁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之后, 各地方政府就开始了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细化量化工作, 大部分地方税务机关都制定出了统一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规范和标准。但是, 在实践中我们发现还存在一些问题。
2.1标准不够明确
自由裁量权具有相对性, 制定出来的标准必须约束地方税务机关的行为。而从各地政府制定的细化标准来看, 税务机关操作的空间还很大, 标准不够明确。例如:在涉及偷税问题上, 税收法律规定处以50%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于是各地税务机关将此规定细化为50%——1倍、1倍——3倍等标准。处以1倍在法律要求内, 处以3倍也是在规定内。于是, 当遇到此类事件时, 许多税务行政相对人就会到处找关系, 尽量减少罚款, 这就削弱了地方税务机关的行政执法力度, 不利于社会公平。
2.2容易引发税务行政诉讼
由于细化量化工作做得不够彻底, 标准不够明确。因此当地方税务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力度过大, 甚至有失公正时, 就会导致税务行政相对人的不满, 行政相对人就有可能诉至法院, 引发行政诉讼案件。而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最重要的就是细化标准, 规范行政处罚的程序, 合理设定各类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范围、幅度和种类, 力争公平, 在实际工作中合理使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争取做到人人心服口服。形成一定的监督机制, 统一标准, 避免滥用职权现象的发生。既保护国家的财产, 也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3、细化量化地方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对策
做好细化量化工作, 才能真正凸显出地方税务机关的公正、公平, 促进社会稳定。从“细化量化”的字面意思来看, 就是要将自由裁量权的方方面面都细化, 在实际工作中能有明确的工作方向, 能够根据税务行政相对人的具体情况迅速做出公正、公平的行政处罚决定。
3.1细化自由裁量权的标准
地方税务机关首先要根据税法的有关规定将所有构成税务行政处罚的要件列出来, 并对其进行分类。然后再对违法性质进行分类。最后就是根据违法的性质和违法要件的数量作出明确的行政处罚标准。而标准必须非常细化, 不能使某一单位或个人的违法行为适用于多种行政处罚标准, 解决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问题。同时, 法律虽然是大公无私的, 但是, 中国是一个讲究法理人情的国家, 因此, 还需有补充条款, 就是说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时要考虑到地方经济的特点以及违法人的具体情况, 最终做出适宜的处罚种类和幅度。比如说:在每一个处罚类型中, 违法行为占处罚幅度的60%, 而违法人的主观过错为40%。
3.2规定行政处罚的程序
首先, 严格规定违法事实的认证标准。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做出任何决定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 在税务行政处罚上也是如此。因此, 在细化量化工作中, 要严格规定违法事实的认证标准。比如说:在证据的采集、证据的类型、举证责任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
其次, 建立监督机制。为了避免滥用职权现象的出现, 规范行政处罚程序, 地方税务机关应努力建立监督机制, 确保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 确保所有工作人员都能按照法律程序一步步做好行政处罚工作。
3.3提高税务机关执法人员的素质
地方税务机关要积极开展培训, 提高每一个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使每一个执法人员能全面深刻解读税法, 能在工作中合理运用自由裁量权, 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税务机关以后会遇到越来越多的新问题、新矛盾, 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素养, 做好细化量化工作, 合理行使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 提高执法力度, 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社会公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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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税务 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 问题防范
目前，税务行政处罚主要包括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两种，其中，罚款是当前使用最多、最广泛的一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当事人受处罚的轻重程度取决于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也就是说，法律法规对税务机关行使行政处罚权力只有笼统的规定，税务机关可以在规定范围内根据违法程度自由选择。如《税收征管法》中多处规定，对违反税收管理规定的，税务机关可对违法违规税额处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这就是法律、法规赋予税务机关的一种自由裁量权限，在此权限内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都是合法的，但却存在着是否合理、适当的问题。
在《税收征管法》、《发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多处可见处“一千元以下罚款”、“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五倍以下罚款”、“一万元以下罚款”等字样规定。笔者认为，现行税务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限过大、自由裁量行为过多，主要存在着以下四个弊端：
一、容易造成处罚不公
同样的违法行为、违法手段，同样的违法后果、认识态度，针对不同的纳税人就可能有不同的处罚决定。有的可能处以近万元的罚款，有的却可能只罚几百元甚至免于处罚。这种处罚差异不仅存在于地区间，也存在于一个县（市、区）分局，甚至一个科（所）内，这显然与税法的“公平”原则相悖。
二、削弱了税法的刚性和税务行政执法力度
为了达到少罚或免于处罚的目的，不少纳税人在执法人员作出处罚决定前，向税务机关大摆困难，甚至找熟人、托关系，利用各种手段，达到少缴罚款的目的。为了提高效率、尽快执行，摆脱更多的干扰，视其情节应处一千元罚款的，税务人员却往往告知当事人拟处罚五千元，待对方申辩后再慢慢降至一千元。不少税务人员认为：反正罚五千、罚一千都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既不违法，又顺水推舟卖个人情，被处罚者感到心理平衡，执行起来也快捷得多。靠这种方法提高了工作“效率”，却使原本十分严肃的税务行政处罚变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菜市买卖。此外，由于税务行政处罚的幅度较宽，弹性较大，一些稽查人员在查办案件过程中，迫于种种干扰和压力，往往对案件“灵活”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本应从重处罚的，却从轻“发落”，甚至免于处罚，这是税务稽查罚款比例长期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客观上为少数税务干部滥用职权提供了方便
少数税务部干在公务活动中，就是利用这种自由裁量权为自己谋私利、捞好处。还有的税务干部在进行税务违章处罚时，不是实事求是、依法办事，而是凭印象、凭个人好恶行政，搞人情罚、态度罚。如对某纳税人丢失一张发票处以五千元罚款，而对另一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纳税人有同一违章情节却只罚款五十元；或将当事人的正常陈述申辩当成是态度恶劣，从而给予较重的处罚。虽然从行为本身表面上看这是自由裁量的合法行为，但实际上却是一种滥用职权的行为，不仅损害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更损害了税务机关的形象。
四、容易引发税务行政诉讼，增加税务机关败诉的危险性
由于《税收征管法》、《发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处罚幅度较大，很可能出现处罚显失公正和税务干部滥用职权的情况，如果当事人不服诉至法院，税务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就很可能被法院依法撤销或改变。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防范：
一、准确地掌握相关法律规定，领会其实质
税务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应系统的学习税收相关法律、法规，准确地掌握其核心内容，领会其精神实质，在处理具体问题过程中，准确地应用相关法律法规条款，正确应用税务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力争做到合法、合理、公正。
二、制定适用自由裁量的幅度
一个地区，应根据本地区的工作实际，统一制定本地已适用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的幅度，力争公平，规范地运用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要克服税务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行为存在的诸多弊端，最关键的是要完善相关法制，在《税收征管法》、《发票管理办法》、税务规章中把税务违法行为进行归类，明确规定每一类的处罚幅度。这样在税务机关执行税务行政处罚时就有了明确统一的处罚标准，便于规范执法。同时，也可切实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此外，税务行政处罚必须坚持集体合议，以事实为依据，合理确认违法程度，公正执行处罚，这样既对税务违法起到警示和遏制的作用，也可以兼顾到受处罚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最大限度地防止税务干部滥用职权现象的发生。
作者简历：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原则和范围内有选择余地的处置权利。它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客观存在的，有法律、法规授予的职权。基于基层工商行政处罚存在不当的行为，侵犯相对人权益于无形，相对人难以获得有效的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因此，规范基层工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逐渐成为规范工商权力的关键。本文从基层工商的行政执法实践入手，浅析当前基层工商行政处罚行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以基层工商查处的无照经营、不正当竞争的案件为例，无照经营案件的处罚依据是《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处以2万元以下罚款”、《广东省查处无照经营行为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处五百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处罚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及二十六条规定的“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上述所适用的处罚依据都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基层工商执法人员在查处无照、不正当竞争等一系列案件时应该如何合法、合理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也是基层工商执法实践中面临的难题。
一、基层工商行政处罚行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问题(一)滥用自由裁量权。在执法实践中，基层工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滥用主要表现以下4个方面：
（1）存在超越裁量权限的行为。基层工商部门对如何正确适用法规或对问题作出适当处理等相关法律问题，出现任意作扩大、缩小解释的现象。比如，在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时，任意扩大解释《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所调整的客体或在引用《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时，对“给予取缔”亦存在模糊狭义的理解，导致作出不合理的裁量。
（2）故意拖延或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工商部门履行许可、处罚等各项职权大都有一定的时限，在这个时限内具体何时处理有着裁量空间。存在基层工商部门在执法办案过程中故意拖延不作为，非得等到时限届满之日或损失发生时再行处理。比如，在查处无照案件过程中，对扣押或查封的商品在规定时间未及时作出处理。
（3）显失公正的行为。存在基层工商执法人员在自由裁量时抱有不正当的目的，在法定范围、幅度内作出的违反社会普遍公认的一般标准。在办案时凭主观直觉或臆断，“想当然”地作出自由裁量决定。比如，对当事人作出的行政处罚额度大大超出了法定的罚款幅度或因当事人的申辩而加重处罚。
（4）证据不充分、不客观的行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要有充分、客观的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并且它们之间应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比如，在查处不正当有奖销售的案件中，忽视“非法所得额”的计算或在无照经营的案件及不符合安全标准产品案件中的“违法所得”的取证方面亦不充分。
（二）行政处罚合法但不合理问题。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这充分体现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和谐统一性。长期以来一些基层工商所在行政执法中，存在“重合法轻合理”的现象，使行政处罚决定无法执行到位，起不到真正教育、规范的目的。
（1）对所有的违法经营行为或首次或情节较轻微的一律按照上限处罚，违反合理行政要求。比如，对无照经营或执照过有效期限不久的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时，没有考虑到其经济支付能力，一律按上限处罚的做法是不合理的。
（2）对持有合法营业执照，但存在不合法经营和服务质量问题。比如，对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销售者一律从重处罚而不考虑《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
二、正确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健全说明裁量理由和告知制度。在行政处罚执法中，要把“违法主体、违法事实、有什么证据证明、证据的来源、认定了什么样的事实和如何认定事实”、“上述违法事实认定为何种违法行为、适用什么法律规定”、“决定予以何种处罚、自由裁量的理由依据、处罚结果如何产生”等主要问题一一阐明，做到详尽、具体、准确而具信服力。主要做到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二是在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建议后，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认真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予以采纳。三是向当事人说明行政处罚决定中有关从重、从轻、减轻处罚的理由，并告知依法享有的各种权利。四是执法人员在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予以采纳。五是执法过程中不得因当事人陈述、申辩、申请听证而加重行政处罚。
（二）建立案件报告制度及集体讨论审议通案制度。根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行政处罚案件核审规定》的规定，对情节重大、复杂、疑难案件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工商行政处罚案件，应当建立案件报告制度及集体讨论审议通案制度，进行充分审议，确立处罚结果。一是对重大案件实行报告制度。凡处罚金额、没收财物货值达到一定额度的案件须根据不同额度分别向主管领导和主要领导报告。二是部分案件实行集体讨论制度。（1）处罚金额、没收财物货值达到一定额度或案情重大、复杂的案件；（2）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认为需要讨论的案件；（3）办案机构与核审机构就有关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案件；（4）减轻处罚或者从重处罚的案件；（5）涉嫌犯罪须移送的案件。
（三）建立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工作制度。按照《工商行政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暂行规定》的第九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依法注册登记的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适用一般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信息应当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要求各办案单位在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应当书面填写处罚信息公示单告知当事人行政处罚信息将被公示，保障其知情权。对其他（主要是无照经营类）适用一般程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通过县局门户网站予以公示。
（四）建立基层工商行政处罚案例指导制度。基层工商行政处罚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制定。对局系统内办结的典型行政处罚案件，进行收集、分类，对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社会影响程度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进行整理、总结，形成指导性案例，作为局内今后一段时期内对同类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参考。
第一什么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对法官自由裁量权，无论学术界还是实务界都存在许多不同的认识。从概念上来看，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酌情作出决定的权力，这种权力在案件处理时是符合正义、公正、正确的要求的，它是法官职业的基本属性和本质要求，正确行使法官自由裁量权，对于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完备、法官队伍职业化水平不高和司法环境的不佳等主客观原因，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现象还不能完全避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公正的形象，降低了司法保障发展，维护群众利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效果，从根本上影响了我国的法制建设。因此，规范并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几种学说
1、戴维•M•沃克把法官自由裁量权界定为:“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决定或裁定的权限,其作出的决定应是正义、公平、公正、平等和合理的。法律规则通常授予法官在某些情况下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权力和责任，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有时需要满足某些条件，有时则仅能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进行。”
2、利益法学的创始人赫克认为，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是有缺陷的，单纯依靠逻辑推理并不总能从现存法律规范中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法官仅仅依靠逻辑结构不能令人满意地处理生活的需要。只有法官不只是一个按照逻辑力学的定律运转的法律自动售货机，立法者才能实现他的意图和满足生活的需要。因此利益法学主张法官应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将立法者没有能明确清晰表达出来的利益分割原则明确化，创造法律也就成了法官的功能之一。尽管如此,赫克仍然没有滑向实体理性的深渊，他给了法官一个弱势定位——立法者的助手。也就是说,在司法过程中，法官应在法律规则的结构内体会立法者希望保护的利益，仅仅在法律空白之处创设新的规则。
3、自由法学运动强调审判过程中的直觉和情感因素,并要求法官根据正义与公平去发现法律。当实在法不清楚或不明确的时候,或者在当代立法者也不可能按制定法的要求审判某案件的时候,那么法官应当根据占支配地位的正义观念来审判案件。如果何者为支配性正义观念也无法确定,法官就应当根据其个人主观的法律意识来判决。这是主张非常广泛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观点。埃利希认为:“拥有专业素养的法学家一般都不会怀疑过去相当大的一部分法律并非由国家而制定，直至今天，法律在一个较大范围内仍有其他多重渊源。”所以法官可以尽情地开展“法律的自由发现运动”，即在社会生活中寻找“活法”。埃利希因此主张以“自由的判决方法”代替束缚法官的传统的“技术主义判决方法”。
4、法国公法学家狄骥在社会连带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客观法的观点。“每一个社会都有一种客观法,正如它必须有一种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以及一块永久或暂时能生活的土地一样，一切人类社会都势必服从社会的纪律，这种纪律构成社会的客观法，在整个社会团体之内人们势必要服从某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的总体形成客观法。因此客观法是整个人类社会所固有的，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客观法就存在。”国家所制定的实在法只是客观法的不完全表达而已，其目的就在于实现客观法，凡与社会连带关系相悖的法律都是无效的。当实在法和客观法发生冲突的时候，根据埃利希的理论我们可以推导出法官有权突破实在法的束缚而在客观法中寻找判决的结论。
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
1、证据采信。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证据是否有证据能力，主要取决于法律上的排除规定。法官对证据的证据能力的自由裁量权主要表现在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自由裁量。证据证明力，也称证据力或证据价值。法官对证据证明力的自由裁量主要是指对证据的证明标准的自由裁量。证明标准亦即对案件事实证明的程度，即对事实的证明应达到什么程度才能在法律上认定该事实为真。《证据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确立了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所谓盖然性即是可能性，在证据对某一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法官对盖然性较高的事实予以确认。如果通过对证明力的比较，仍无法对待证事实作出认定，待证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双方证据的证明力大小不明显或无法判断，即双方证据支持的事实均不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程度，法官应当依据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作出裁判，由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在这一认定过程中，要靠法官自己去判断。
2、事实认定。由于案情暴露的不充分性、认识主体自身的局限性、调查的事后性等因素的影响，客观事实的发现过程被人定的证据规则的运用所取代，客观必然性的寻求最终让位于“高度盖然性”理论的推导结果。同时，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往往是不可分的，事实的发现过程常常同时又是法律的定性问题。而案件事实只是一种“法律真实”而非客观事实，案件事实的形成过程尽管有一套详尽的程序性规则的约束，并贯穿于复杂而又严密的逻辑推理之中，但无论是证据材料的发现与采信，还是案件“法律真实”的最终确认，实质上均是经由法官自由心证而成，于是法官断案和法院裁判就不可避免地融入了法官自由裁量的成分和因素。
3、法律适用。成文法的适用是一个三段论的过程。如果三段论的逻辑小前提是一个事实认定的问题，法官的任务就是发现事实，那么逻辑大前提则是寻求适用的法律规范，并对法律规范进行正确的解释。而逻辑大前提与案件给定的事实是否一致，亦需法官的确认。而确认本身是司法主体主观世界的一种思维活动，自然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是法官自由裁量的结果。法官是司法的主体，在对成文法适用过程中，有权对既有的法律规范进行解释，包括对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的价值补充，并与案件事实对号入座。虽然法律解释有主观说、客观说以及折中说之分，但事实上，不管是何种解释都是人为的解释，难免掺入解释者的主观意思，打上法官自由裁量的烙印。民商事案件，法官不能因“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裁判。在实在法缺乏具体规定的情况下，法官的裁判（法律适用）活动便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是虽然无相应的具体规定，但可以从民法的基本原则或者其他一般性规定中推导出应予适用的法律规范；二是对某一民事行为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但可以类推适用其他相关规定（包括判例），即可以进行法律类推；三是缺乏具体规定，同时又不能通过上述两种方法得出应予适用的法律规范时，则可以依据学理、民间习惯、善良风俗以及一个国家特定时期的政策等处理案件。上述的裁判活动无疑也脱离不了法官的自由裁量。
三、法官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危害和表现
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把双刃剑。运用得好有利于实现个案正义和实质正义，运用得不好可能被滥用，变为一种恣意和专横的权力。其危害性主要有：
1、由于法官自由裁量权往往产生于法律概念不清、不明确、不具体的情况下，因而法官有可能滥用解释权和判断权，使作出的解释和判断背离法律的精神和目的。
2、由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完全凭借法官个人的判断认识和经验，由于各个法官的价值观不同，还由于各个法官的认识能力、水平和经验的不同，可能造成不同法官对同一案件事实和要适用的法律作出不同的判断、认识和理解，即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3、情况如果法官在案件审理中有了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出于歧视和偏袒，法官自由裁量权就有可能成为以权谋私、枉法裁判的工具，甚至成为打击报复的工具。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情况主要有：
1、在立案环节乱驳回、乱立案，随意争夺案件管辖。立案是案件进入审判程序的“第一关”，除了刑事公诉案件等部分案件是登记立案的外，其他案件均系审查立案，这类案件要想进入审判程序，都要经过法院立案庭的严格审查。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在立案阶段的自由裁量权就显现出来了。有些法官或因法律知识欠缺、认识水平不高，或因出于自己个人利益出发，往往会出现一些不该立的案件立了，该立案的却不立，或是对一些案件乱驳回，故意提高立案的“门槛”。有的法官还超越职权范围，违反案件的主管原则，越权受理本属于政府部门处理的案件，致使司法机关的“关口”前移，增加法院的成本。
2、在审理阶段乱用诉讼程序、乱认证、乱裁判和乱改判、乱发回重审。少数法官采取委托鉴定、延期审理、中止审理、公告送达、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所谓的“合法”程序，对案件久拖不结，超审限办案，无端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为有责任的当事人制造转移财产，逃避法律责任提供时间上的可能，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调查收集证据时，有的法官为了达到“事实不清”的目的，随意驳回当事人申请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或实施证据保全；或滥用职权，对法院不能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扩大启用职权调查。在庭审中，对案件事实的调查，故意就轻避重，对该查明的事实不查明，对无关紧要的事实，却反复调查。有的法官在庭审中违反组织纪律，对该由合议庭认定的证据，擅自当庭认证。二审法官，有时为了拖延办案，随意对案件发回重审，或为了不把当事人的矛盾纠纷指向自己，故意把案件多次发回一审法院，或随意改判。
3、在案件的执行过程中，乱追加被执行人，乱使用惩罚性强制措施、乱处理和使用扣押款物。少数法官乱执行第三人的财产，对案外人异议审查裁决不当，损害案外人的利益。在对判决承担连带责任的当事人的执行中，往往采取一种“劫富济贫”的执行方式，即哪一个被执行人的财产更多，哪一个被执行人的财产好找，哪一个被执行人的财产好兑现，就执行哪一个被执行人，而不管被执行对象是“主”债务人，还是“次”债务人。有人搞幕后交易，人为地重点执行，损害连带责任人利益，引发新一轮纠纷。申请执行主体多元，被执行主体同一情况下，重复冻结、重复查封、重复扣押的现象比较多，执行法院之间、案件承办人之间、案件申请人之间一般很少协商，哪个案件执行行动较快，哪个申请人得到的利益就多，呈现出一种无序状态，造成申请人权益保护不平等。在对待被扣押的财产上，有的法院借对扣押的财产的拍卖次数、降价幅度和保留底价等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往往采取“无限降价”的方式处置被执行财产，损害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还有的执行法官，随意使用扣押的财产，造成被执行财产贬值。
其实，我们在报道中，看到了很多案件相类似的案件，其裁判结果却相差悬殊，这在刑事案件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2000年，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因受贿500多万元被判处死刑。但此后受贿900多万元的深圳原海关关长赵玉存却被判处无期徒刑。2004年，“安徽第一贪”尹西才侵吞公款570万元，另有1901万元人民币、66万美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一审被判处死缓。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就同橡皮筋，稍拉便长，略松便短。民事案件则以损害赔偿案件较为突出。损害赔偿案件在，陪确定为同等责任或一方负全部责任的案件是很少的，更多的是被确定为主次责任或混合责任，这时确定责任分担就必不可少，这时法官就可以在49%：51%直至1%：99%的大范围内进行自由裁量，导致案情一致的案件处理结果差别很大。
四、防范滥用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对策
1、改革和完善司法体制。应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公开审判的实质就是要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改革审判方式，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把开庭审理的过程真正变成调查案件事实、核实证据和双方当事人说理辩论的过程。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的责任制，改革现行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制，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审判集体负责制，要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主审法官享有独立裁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真正独立地负起责任。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应对主审法官起监督和指导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审法官承担责任，一旦出现错案，应由主审法官个人承担责任。同时还要确定法官独立审判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且对违反该行为规范的后果作出具体规定，从而在制度上确保审判是在严格遵循诉讼程序的前提之下实现的。简化诉讼程序，真正体现“两便”原则，避免重复劳动，以最少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实现案件繁简分离，从机制上确保案件审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经济纠纷，能得以及时处理，及时解决。
2、加强对司法程序的全方位监督及对司法权的制约。完善司法监督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 定，我国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我国审判机关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受其监督。虽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履行了监督职责，但力度远远不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监督机构不健全，对监督的保障没有制度化，监督队伍的素质不够理想。但人大不应该过多地针对某个具体案件要求听汇报、调案卷，甚至提出处理意见。即使是对个案的监督，也主要应是事后的监督。如果人大的监督特别是个案监督影响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法院作为社会纠纷最终裁决人的地位，干涉了法院对具体案件的正当审理，违反了司法独立的原则，从而使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实际上被干扰或剥夺；无疑是不可取的。要是人大发现法院或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确有违法行为，可以建议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但并不能对案件进行任何的指示。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有利于从宏观政治角度保证司法工作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愿，促进司法的公正性。
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为了保障实现审判管理体制的正义价值，必须建立并实行严格错案追究制度。权力的约束和制衡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随着审判组织的独立和法官职权的扩大，必须大力强化对审判主体的制约和监督，保障实体正确。对独任审判员错误裁判，应由独任审判员承担责任。对合议庭成员评议案件时，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致使合议结果错误，造成错判的，由导致错误结果产生的成员承担责任。对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违背事实，曲解法律，导致错案发生的，由有过错的审委会委员或主持人承担责任。对院长、庭长工作不负责任，好人主义，知错不纠，导致错判的，要由院长、庭长与有过错的法官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客观分析产生错案的原因，准确界定错案范围，严格执行错案追究程序。区分错案性质、过错程度，把错案责任追究到人，保障实体正义价值的实现。对司法人员在司法程序中的职务犯罪行为，要根据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处理。
3、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职业司法队伍。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队伍素质，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资格取得的难度，严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选拔关，要严格按照修正后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选拔、任用、管理法官、检察官，要大力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进入司法机关的渠道，建立一套从律师队伍中选拔检察官、法官的制度，坚决杜绝非专业人员进入司法队伍从事司法工作。调离、辞退业务能力低下的检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级选任，缩减法官人数，实现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训机制，实行法官轮训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业务、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懂外语的专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会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中来。在法院组织体系、人事体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发生脱离，通过人事制度改革以减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
4、完善立法。一方面立法细致、完备，减少空白，要健全立法包括配套的司法解释和必要的判例法，以防止司法恣意、专断；另一方面立法又要详略适度，防止因规定得过细、过死而限制司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导致司法僵化。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价值和规则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既要反对法官机械地理解现行法律，把现行适用法律变成僵化呆板的教条，更要反对完全无视法律的基本原则和法律精粹，把适用法律变成法官随心所欲地裁判案件的工具。
当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已经成为影响司法公正与权威的重要问题。如何规范自由裁量权，最大限度地确保司法公正？如何提高法官裁判的客观性、标准性和科学性？已日益成为我们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
应该肯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成文法国家，立法者不可能制定出完善无缺的法律，抽象的法律条文与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着差距，各种社会关系不可能被法律规范完全控制或覆盖，法官自由裁量权实际上就是立法者自觉或不自觉留下的空间，它使法律具有了一定的张力，这种张力使法律的适用具有了更大的包容性和调适性。
首先，法官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能弥补法律缺陷，克服成文法的局限，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能很好地实现个案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其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还能很好地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克服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对司法消极影响的重要方法。特别是法官自由裁量权对于提高法官的司法能力，培养法官的创造性司法具有很大好处，审判是一门高超的技艺和技能，如果法律把任何事物都规定得很具体，法官就完全成为一个适用法律的工匠，就不可能造就法官成为赋有灵性的工程师。
但是，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带来了很多消极的负面作用。比如，过度滥用可能导致裁判的不稳定性和不均衡性，同类案例，因地域的不同、时间的不同、法官的不同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变为不平等。特别是法官在案件中，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或者是出于歧视和偏袒，司法自由裁量权就有可能成为以权谋私、枉法裁判的工具，极有可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法官作为实现自己目的和利益的工具和手段，最终偏离了法律的公平正义。
正是由于司法自由裁量权具有以上这些危害性，所以必须对其进行适度的限制、规范和控制。首先，法官的任何裁判必须尊重规则，接受约束。法官对法律的解释与适用不能与解释者的任意自由划上等号。自由裁量不是随心所欲、恣意妄为和信马由缰，裁量权的行使必须尊重和服从规则，必须受到法律原则的限制，遵循立法的价值取向，不得超越规则。对于一个案件来说，尽管可能存在许多可供选择的裁判方式，但最好的结果原则上只有一个，法官的任务就是要寻求这种最好的方式。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既要反对法官机械地理解现行法律，把现行适用法律变成僵化呆板的教条，更要反对完全无视法律的基本原则和法律精粹，把适用法律变成法官随心所欲地裁判案件的工具。
其次，法官的裁判必须考量正当性与合理性。合理性与正当性，是一个综合性的考量体系，既包含法律、道德、情感等因素，也包括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司法裁决要成为理性的，不仅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而且必须诉诸法律的目标、目的和基本的理念与政策。法院的功能不仅是解决纠纷，更重要的是通过案件的裁判确立社会的价值导向。若背离立法的目的，背离法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即便它实现了形式上的正义，缺失了实质正义，它同样是不妥的。法律的合法性最终必须立足于社会的认可，最终说了算的，必须是社会的认同和接受，它所揭示的应当是法官对法律的价值追求和法律意义的深刻追问，所要彰显的应该是隐于法律规则之后的力量，它所带来的效果应该是法律必须给出一个在当事人看来、在普通人看来合情合理的结局，而不是一个在常人看来都无法解释的一纸裁判。
其三，法官的裁判必须增强文书的说理性。无论法官如何进行裁判，都必须对判决书进行说理，清楚说明其适用法律的理由和依据。判决说理是程序“吸收不满”之功能的必然要求，裁判文书是惟一公开反映法官意见的书面文件，法官应在裁判文书中从认定事实、责任划分、定罪量刑方面对裁判结论进行详细论证，使自己所行使的自由裁量权有一个明确的阐释。裁判文书的说理应当是裁判文书最精彩并最见法官水平之处，也是法院代表国家对个案所作的最后结论。一份好的裁判文书，于法有据，入情入理。这不仅可以充分体现法官的裁判水平，显示出法官娴熟运用法律方法的能力，而且还能从裁判文书中看出法官的思维过程，看出法官解释法律的思路和技巧。裁判文书质量低，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任，也使司法的权威性难以确立。
判决的权威，不仅在于判决结果由国家强制力做后盾，而且在于法官进行论理时的透彻性和逻辑的不可抗拒性。裁判文书进行说理，不仅起到了宣传法律、教育公民自觉守法、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的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约束法官在审判中的不公正行为，从而做到胜败两方皆服。
其四、必须恰当地引入判例或案例指导。“同案同判”是法之公平理念的基本要求。法官在适用法律时，保持适用法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应当成为一个常规，同等情况同等对待，同样案件同样处理，应当成为法治的基本原则。
在目前情况下，民众对司法缺乏信任，就在于我们的裁判不能很好地做到一碗水端平，同案不同判，同事不同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我们就要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要对有普遍性和有规律性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和研究，健全法院之间、法院内部审判机构之间和审判组织之间法律适用的协调机制，形成统一的量刑尺度，统一的司法尺度，统一的法律适用标准，通过有意识、有针对性地公布典型案件，从司法实践中提炼出具有指导性的做法，明确不同类型案件的衡平标准、方法和规则，使类似案件遇到相应的法律问题时有相对稳定的参照标准。建立判例指导制度，不仅不会动摇成文法的主导地位，而且可以弥补成文法的不足，适应我国转型时期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情况复杂多变的局面，有利于解决各种新的矛盾和价值冲突，更好地保证成文法的适用。不仅如此，每一个判例都凝聚着主审法官的智慧、经验和学识，判例也是一种可以充分利用的司法资源和立法资源。
最后，必须加强和提高法官的职业素质。实现法的价值和目的，必须依赖于具有伟大抱负和坚强责任心的法官的产生，保证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基础关键在法官自身。法官是一种职 权和职责相统一的职业，法官的素质高低、能力大小、阅历深浅、品质好坏成为影响判决的关键，在行使审判权过程中，如果出现滥用职权、导致错判，必须受到严格追究，这是为防止司法专断所必要的，也是现代司法文明的体现。
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官在审判中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在多种合法的法律解决方案之间酌情合理选择一个方案对个案作出裁判的权力。
它存在的前提是，在诉讼中裁判结果往往不是也不可能是法律对待决案件提供唯一答案的必然，而是由法官根据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在设定的数个合法方案中进行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自由裁量的体现以主体面临多个被选方案的存在为基础，以道路上分叉的真实存在为前提。
法官的自由裁量首先体现在认定案件事实上。因为大多数诉诸于法官的纠纷都是有关事实的争议，法官向社会提供的最主要的服务就在于对事实的权威认定。法官为了对纠纷作出裁决必须选择事实或者必须通过一定的规则认定事实，在这个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法律规定的规则之间相互冲突或者规则不够细致周全的问题，因此需要法官自由裁量。另外，法官在适用法律确定最后的解决方案时也经常需要自由裁量，因为对于同一事实在适用法律时，经常需要法官对抽象的法律规定具体化，或者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酌情裁量，例如上述案例中涉及的《证据规则》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或者有多种法律可以适用而职能确定一种，或者属于法律漏洞而没有法律规定但必须裁判，此时就需要法官自由裁量。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质上是一种在合法范围内进行合理选择的权力。说它是选择权，是因为法官在不同的方案之间选择的过程就是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并且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都首先是合法的，正如一名大法官所说，在合法行为与非法行为之间不存在自由裁量的问题。因为在法治社会中，任何公权力机构都应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来行使公共权力，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另外，法官自由裁量中的选择不仅要在合法的范围之内作出，还要受到合理性原则的约束，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学者把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原则、根据具体情况、依据法律的目的、法律的精神等掺进对自由裁量含义的阐释中的原因。
2、自由裁量权存在的理论基础
第一，成文法的局限性是自由裁量权存在的根本原因。首先，“绝大多数的立法历史表明，立法机关不可能预见法官所可能遇见的问题”，稳定性、滞后性、不周延性既是法律的特点，也是法律局限性的表现，尽管法律文条种目繁多，浩如烟海，但是其与不断发展的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随着时间推移愈来愈突出，法律不明确和法律漏洞的存在在所难免，但法官的性质决定了法官不能拒绝审判，在此情况下，自由裁量既是法官的权力，同时兼有义务的性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成文法的缺陷恰恰就是自由裁量价值所在。其次，成文法是关于典型事物和行为的抽象共性的规定，对其直接适用的情形只能发生在典型的规则性案件之中，而实际生活中发生的许多案例是不规则的，非典型的，法官不可能直接适用，特别是基层的法官，在审判中不得不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将民间的不规则的、不典型的行为尽量用制定法中的概念系统包装方面，因为只有将这些不规则的争议事实纳入现有制定法的系统，赋予其一定的抽象共性，使之符合典型案件的特征，才能使三段论推理中小前提符合大前提的概念体系，才有可能推理得出一个形式合法的结论。而在这种将具体案件法律加工的过程中，法官不仅要用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的技巧，也常常需要行使自由裁量权才能得到一个科学公正的结果。
第二，自由裁量权是法律解释等法律技巧得以适用的有效补充。在具体案件中，法律解释的方法具有不确定性，这些解释的方法本身往往就需要解释。目的“影响大小”等都还需要借助于法官的自我判断，并且法律解释的方法和法律解释的规则之间没有一个等级次序他们发生冲突时，究竟那种方法优先无法确定，这些解释之间就有一个需要权衡的地方，因此，要使结果具有说服力和权威性，就必然需要自由裁量权。
第三，自由裁量权是协调法律价值之间冲突的必然选择。法律本身包含的价值和法律所追求的价值有很多，这些价值在很多情况下会发生冲突。法律的稳定性与法律的灵活性、效率和公正、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秩序与自由等等，它们之间在具体案件上经常发生冲突。特别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冲突在具体审理中尤为突出。形式正义要求法律适用时的公平性和一致性；而实质正义注重法律适用的结果，要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事实上的平等。为了使法律的各个价值追求之间能够的到很好的平衡，必须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完成。
3、自由裁量权存在的法律基础
任何法官的权力行为都必然有一定的法律基础，这也是现代法治社会对公权力行使的一个基本要求。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最主要的依据就是法律原则。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或原理，为其他规则提供基础性或本源的综合性规则或原理，是法律行为、法律程序、法律决定的决定性规则。它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作为审判出发点和依据，而在对这种高度抽象的原则进行具体适用时，不管法官如何说明推理的理由和依据都无法回避其进行自由裁量的性质。其次，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还得益于立法中一些具体的规定，例如法律条文中的一些兜底条款或授权条款。
二、法官自由裁量权在中国的历史及现状
1、历史沿革
我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行政司法不分、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礼法兼容是我国司法的主要传统。在封建社会，皇帝拥有最高的立法权和司法权，拥有对臣民生杀予夺的权力。地方的行政长官同时也是司法长官，拥有独断的司法权力。法律只不过是皇帝以及他们的臣子们独裁和专制的工具而已。在那样的时代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法治，也不可能产生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官自由裁量权——那时能产生的只能是任意裁量权。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法官自由裁量权萌芽于清末修宪等一系列法律运动，发展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实践。
我国是社会主义法系国家，但是也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因此，我国现今的法律既具有社会主义法系的性质，也保有大陆法系的传统。一般认为，大陆法系国家现代意义上的法官自由裁量权开始于18世纪“自由心证”原则。当然，这样的自由裁量权与英美法系国家的自由裁量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自由心证制度是法官可以根据自己良心或理性形成的确信来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的制度。“心证”就是法官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在思想中形成的一种信念，当“心证”达到法官无任何合理怀疑时，就称为“确信”。法官正是通过这种内心的确信来认定证据和事实的，事实上，也就是承认了法官在认定证据和事实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自由心证原则的权力基础，而自由心证原则可视为法官在认定事实中享有自由裁量权的基本表现。”[19]这一制度发源于法国，传播于欧洲大陆各国家。至今具有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也大多数承认自由心证的存在，但是对于法官造法或者法官其他方面的自由裁量权一直就非常反感。
这样的一种传统或制度对中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导致中国在理论上一直不重视法官自由裁量权方面的研究；在司法实践中也大多数反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就是法官本人，大多数也极力反对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都是试图到法条里面找到判决的具体条文来为他们的判决辩护。这样，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在很大程度上被扼杀了（当然这都是形式上的，事实上，中国的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并不比其他国家的法官少）。另一方面，这样的传统也导致了中国对自由心证制度的承认与吸收。在民国时期，大陆法系的自由心证制度得到了引进。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旧的法律被废除，新的法律还不健全，所以并没有关于自由心证方面的规定，但是不可否认，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对案件事实进行判断推理时排斥这一制度。那时，“在审理案件中，不仅法官需要对裁判依据进行选择和裁量，而且需要对个类案件中的事实、情节认定进行综合判断，……”[20]自由心证发展到今天，事实上已经得到了法律的确认，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4条就已经承认了自由心证在中国证据法的合法地位。
中国的法官自由裁量权与大陆法系其他国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例如，只承认成文法的效力、强调法典的价值、法官地位低下等。同大陆法系其他国家一样，在理论上或在观念上很难承认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却大量使用自由裁量权。正如梅利曼教授所言，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丝毫没比英美法系国家的少。
中国从清末立宪开始以来，法官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一般认为，1902年至1949年是中国法治近代化转型的50年，即从古代封建传统法律向近代资本主义法律转型。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国家，封建专制制度非常发达。自秦始皇以后，这种专制制度就日益强化，到明清时已发展到极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内政外交发生了巨大危机，于是开始变法。1902年开始修律运动，开始了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制定和修改：1906年官制改革，设立法部，建立新的司法机构，引进新的司法原则；1910年颁布《大清刑律》，在原则上规定了罪行法定主义原则；在量刑上改变了以往绝对确定法定刑，采用了相对确定法定刑为主，绝对确定法定刑为辅的原则；1911年仿照西方的民事制度制定《民律草案》，规定了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等。……这样，在形式上为现代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这些法律改革的虚伪性和清朝政府的腐败性，注定了清朝政府的倒台。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1日，“中华比国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宣告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终结。中国政权体制及法律体系方面的近代化进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的近代革命在法律上就是要限制皇权，创立合众政府。“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21]在这样的环境下，法律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障近代革命的成果。1912年开始，仿照西方法律制度，颁布了宪法、刑法、民法等一系列法律。北洋政府时期，中央政权频繁更迭，法律近代化进程时断时续；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立法者们总结清未法制改革以来历朝政府在立法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吸收西方各国先进的法律理论和制度，同时，保留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一些原则，以期建立一个既符合法律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在—定程度上适应中国社会国情民风的法律体系
法官进行自由裁量是法律适用中的重要环节之一。法律适用的过程兼具科学性和艺术性。科学的形态是抽象概念的构成，其重心在于探求原因，其方法是逻辑，其目标是求真，其最高境界是归一。艺术的形态是具体事物的表达，其重心在追求目的，其方法是实践，其目标是求美，其最高境界是和谐，归一不可以有差别，和谐不可以有雷同。法官通过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在具体案件的审理中实现了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统一。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审判制度的改革，如何对待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是在民商事和经济审判中法官如何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问题，是一个不容回避并且富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内涵出发，系统地分析了有关自由裁量权的理论，指出在法律实践活动中，法官享有和行使自由裁量权是必然的，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既不是权力行使的边缘也不是理想法律运行状态的偏离，而是依法行使权力的一种形式。
市局路政科：
根据省局文件要求和市局工作部署，我站结合实际，对车辆超限超载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进行了调研，现将车辆超限超载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执行现况
1.短途运输车辆超限超载处罚1000元以上难度较大；
2.车辆超限超载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不够细化，处罚幅度过大，现场执法人员处罚权力过大；
二、存在的问题
1.短途运输车辆超限超载行政处罚1000元以上，本地司机现实困难较多，经常是讨价还价；
2.年度车辆超限超载行政处罚标准底线过高、高线又过底，现实操作不够合理；
3.超限1倍以上的货运车辆越来越多，处罚标准尺度难控制；
三、建议和意见
1.超限在1吨以下的（10%以下），不予处罚，要加强教育，当事人写书面检讨书，并在行驶证上注明超限数量，加盖公章，3次有过超限1吨以下的，应处罚500元罚款；
2.超限在10%-15%，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可以处300元至500元罚款；
3.超限在15%-20%，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可以处500元至1000元罚款；
4.超限在20%-25%，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可以处1000元至2000元罚款；以此类推，对处罚标准进行细化和量化；
5.超限在1倍以上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可以处1万元至3万元罚款，这1倍以上也要进行细化。
6.超限超载车辆处罚应坚持卸货为主、教育为辅的原则，对驾车强行冲卡和抗拒检查甚至暴力抗法的，按照《公路法》规定的上限，从重处罚，并交公安机关进行治安处理，同时进行媒体曝光；对恶意超限超载车辆的当事人应上限处罚。
新余市分宜山塘下超限超载车辆检查站
自由裁量权办法的指导思想是严管重罚，其危害在于：
一是增加基层中队的工作难度。如未将装修垃圾运至指定堆放地点，一律处以1100元罚款，很难操作。
二是违背服务民生的工作宗旨。大量占道、外走廊堆物与店面装修有关。商店的繁荣与经济发展、民生幸福、就业等息息相关，而且这些行为的危害性并不大，不应设定较高的处罚标准。
三是有悖行政法治原则。什么是自由裁量权？就是执法者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处罚幅度内，根据具体情况、内心的确信，去确定处罚的数额，体现了针对性、具体化。如果人为地设定硬杠杠，反而使执法陷于僵化。
因此，树立宽严相济的指导思想，势在必行，具体做法为：
一是抓大放小。放小：将占道、外走廊堆物、无照等案件变事中审批为事后审查，即赋予基层中队快速处理此类案件的权限，不必再报区局审批。因为装修具有即时性且占道、堆物等事实明确、案情简单，既方便办案，又方便当事人。事后，由区局法规科对案卷进行集中审查，发现错案、不规范案件，直接追究办案人、中队案件审核员、办案中队的责任，并相应扣除案件考核分。抓大：区局法规科集中精力研究大案、要案、新型案，指导、帮助基层中队开拓案源，对法律法规的漏洞、不规范等提出修改建议，探索城管队伍、办案的法制完善之路。
二是服务民生。城管执法局与城管办合并之后，必须转变执政理念，变各自为政为有机联系，变处罚为服务，变审批为便民，发挥“1+1大于2”的作用。行政处罚并不是目的，重罚并不会带来社会和谐、民生幸福，像对利用农用车贩卖水果者的重罚措施（一律处1000元罚款）已形同虚设，矛盾依然尖锐。因此，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处罚幅度内，降低处罚标准，如占道的最低起罚额由200元降至100元，外走廊堆物由270元降至170元，未将装修垃圾运至指定堆放地点由1100元降至300元等。
与此同时，增强服务职能，广泛宣传招牌、广告、占道审批等的流程，做到规范、民主、透明，理顺审批体制，杜绝权力寻租、官僚主义现像，使违法者既有地方可以快速、便捷地补办审批，缴纳必要费用，也可以选择接受处罚，节约时间。
探讨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一般规则，建立一个科学的、合理的法官自由裁量权运行机制，已成为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这一世纪主题所不得不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必要性
首先，从我国法官自由裁量权状况看，需要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法官“处理刑事案件依照刑法和其它刑事法律法规定罪量刑;处理民事案件和经济纠纷案件，依照民法经济法和有关政策分清是非，明确法律责任”。这是建国后一段时期“有法依法，无法依政策，无政策依习惯”审判原则的写照，可见法官自由裁量权之大。面对这种现实，与其对现实存在着的法官自由裁量权遮遮掩掩，敢用不敢言，不如正视它，规范它。
其次，法律正义的实现，需要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法律正义的实现要求法律规范本身必须得到切实的遵守，同时，法律规范本身不可能把现实生活全部囊括和规则化，再准确再全面的法，它也只能是一定现实社会的生命现象的抽象和概括，这就为自由裁量留下了空间;再者，法律是具有稳定性的，而社会生活却总是发展着的，稳定的法律在不断发展着的社会生活面前总是显示出它的.滞后性。法官虽然不是改革者，但法官不能用规则或者以无规则为理由拖住历史的脚步。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是默守陈规，也不是抛弃规则，而是更好地运用规则、解释规则，使规则与现实生活有机地联系起来，更加完善地体现出法律规则的神圣。为此，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设立科学的法官自由裁量权运行机制，无疑是实现法律正义所必需。
其三、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特性要求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自由，应当是在一定程序内运行的自由，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不是限制自由裁量，而是为了限制一切不负责任的自由裁量。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正确行使，可以克服法律的局限性，妥善解决纠纷，促进具体正义的实现，但是，一方面这种自由权过大，必然会为司法专横和司法不公提供温床，另一方面这种自由缺少限制，又必将导致滥用自由裁量权，造成司法不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一个具体的案件，一审结果和二审截然不同;相同的案件，不同的法官又会得出不同结论。同样是人民检察院就相关或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处理问题认为损害国家利益而提起民事诉讼，全国三个基层法院就有两种处理结果。4月23日四川省中江县法院予以受理，6月12日浙江省浦江县法院予以受理，而209月23日福建省霞浦县法院却认为人民检察院不是该民事行为主体，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而不予受理。个中法院自由裁量的行使因人而异是一个重要原因，而缺乏必要的规则引导是更主要的原因。法官自由裁量权需要自由，但同时这种自由又需要在一定规则内运行，这种两面性特点，决定应当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使这种自由受到必要的限制。
二、建立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规则的针对性
在讨论如何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问题时，首先遇到并且应当解决的是如何认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因素和存在问题。建立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规则，应当排除影响自由裁量权正确行使的制约因素，避免不当行使。
法官能否充分行使自由裁量权，制约因素是复杂的，从法官主观因素方面看：法官业务素质与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要求存在较大距离，难能与行使自由裁量职权的需要相匹配;法官职业保障机制疲软，后顾多忧，不能全心遵照法律正义要求做出判断，影响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法官职业道德修养有差异，少数害群之马会利用廉政管理制度的盲点或漏洞，为谋取私利而滥用自由裁量权;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意识不强，许多法官在审判实践中行使着自由裁量权，但缺乏明确的自由裁量权意识，对自由裁量权的概念、行使条件、原则了解不多，很难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从法官以外的因素看：法
第十八条：“事业单位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办理登记的，由登记管理机关责令限期补办登记手续；逾期不补办的，由登记管理机关建议对该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纪律处分”
哈尔滨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轻微违法
情
节 事业单位未按照条例规定办理登记 责 令 限期补办登记手续 较重违法
情
节 事业单位未按照条例规定办理登记，经责令限期补办登记手续，逾期不补办的 由 登 记管理机关建议对该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纪律处分 2 事业单位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注销登记；涂《中华人民共和国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年国务院令第 252 号，2004 年 6 月 27 日修订）
第十九条：“事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经审批机关哈尔滨市轻微违法
情
节 在限期内进行整改 书 面 警告并通报举办单位
改、出租、出借《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者出租、出借印章；违反规定接受、使用捐赠、资助；不按照登记事项开展活动；不按照规定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或者年度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抽逃开办资金的处罚。
同意，予以撤销登记，收缴《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和印章：（一）不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的；（二）涂改、出租、出借《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者出租、出借印章的；（三）违反规定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
事业单位违反法律、其他法规的，由有关机关依法处理”。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央编办发[2014]4 号）
第七十条：“事业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管理机关根据情况分别给予书面警告并通报其举办单位、暂扣《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及单位印章并责令限期改正、撤销登记并收缴《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及单位印章的处罚：（一）不按照登记事项开展活动的；（二）不按照条例和本细则的规定申请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的；（三）不按照条例和本细则的规定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或者年度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的；（四）抽逃开办资金的；（五）涂改、出租、出借《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者出租、出借单位印章的；（六）违反规定接受或者违反规定使用捐赠、资助的”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较重违法
情
节 进行整改但整改不合格的 暂扣《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及单位印章 严重违法
情
节 警告后拒绝整改的 撤 销 登记并收缴《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及单位印章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央编办发[2014]4 号）
哈尔滨市
不予处罚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 不 予 受理或者不予登记，并给予警告
的；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被核准登记的 第七十一条：“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的，登记管理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登记，并给予警告；登记申请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申请人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 第七十二条：“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被核准登记的，登记管理机关应当依法予以撤销登记；被撤销的登记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申请人在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轻微违法
情
节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的，且该登记申请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 不 予 受理或者不予登记，并给予警告，申请人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 较重违法
情
节 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被核准登记的 登 记 管理机关依法予以撤销登记 严重违法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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