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力腐败的产生及其遏制

行政权力腐败的产生及其遏制（共3篇）

行政权力腐败的产生及其遏制篇1

内容提要：警惕和防止行政权力腐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中，现代化建设给我们带来多方面利好的同时，由于一些体制、机制尚不健全，少数唯利是图的不法分子利用可乘之机，拉拢腐蚀、诱惑一些官员，造成一些抵制或防范意识不强的官员，不慎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不仅给我国的经济发展、政治培育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也给廉政文化造成了侵蚀，甚至给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本文从现代化进程中行政权力腐败的词义界定，分析行政权力腐败产生的原因，揭示其危害性、影响性，最后在此基础上初步探讨如何遏制。

关键词：现代化行政权力腐败监督

引言：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古已有之的,不是哪些国家或哪类国家特有的。2001年5月28日至31日,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二届全球反腐倡廉大会”的主题十分明确:“提高公民意识,研讨反腐策略。”会议共有142个国家和100多个政府非政府组织近2000人到会,可见治理腐败是全人类的大事。从根本上讲,腐败现象根源是私有制的产物,其实质是以权谋私。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腐败不是根本制度性腐败。

在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中，由于我国社会正处转型期，市场机制不完善与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给行政权力拥有者或使用者，有着滥用行政权力的可趁之机，造成行政权力腐败的滋生、蔓延，甚至影响执政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为此，行政权 1 力腐败给国家与社会造成一定影响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目前，行政权力腐败问题已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回顾过去五年的工作时指出在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效明显”的同时，依然存在“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这辩证的语言充分把脉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腐败情况。据刊载 “在1999年前十年间查处的腐败案件仅占全部案例14%左右；在2000年至今不到9年间查处的案例占到全部500个案例的约85%。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经济的飞速发展，腐败大案要案显著上升。”又如2011年3月11日下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表示，检察院去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224件，同比增加0.2%；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723人（含厅局级188人，省部级6人中有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家盟、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宋晨光、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刘卓志等），同比增加2%。加大查办行贿犯罪力度，立案侦查行贿犯罪嫌疑人3969人，同比增加24.3%。这腐败案件数据统计表明，大规模、大声势地查处腐败犯罪，产生的震慑和遏制效果有限，新的腐败犯罪仍在不断大量发生，甚至一些领导干部“边反腐边腐败”或者“边腐败边反腐”。如原内蒙古赤峰市市长徐国元在6年内，利用职务

21便利涉嫌受贿总数约3200万元3。又如新华网统计2010年5月31日-6月5日期间，首都机场原董事长张志忠涉嫌经济问题被刑拘、海南东方市发改局原副局长受贿150万被起诉、广东高院执行局原局长受贿1000万一审获无期、河南安监局原局长李九成涉嫌受贿超2000万等。因此，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仍呈多发之势，影响比较恶劣，警惕和防止行政权力腐败，是要采取有效措施，整治这个世界性的“顽疾”，是需要不留死角地布下反腐倡廉的“天罗地网”，真正起到震慑和“刹车”作用，才可以使国家行政机关高效运转，节约行政成本，促进政府以良好秩序运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树立良好外在形象，也才能使国家行政机关真正地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日夜警察”。

一、行政权力腐败的涵义

在汉语中，腐败一词有腐烂；（思想）陈旧、（行为）堕落；（制度、组织、机构、措施等）混乱、黑暗。用于社会领域，则是指人们出于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而不断追求私人利益，从而破坏社会秩序，造成一定混乱、黑暗。诸如教育腐败、医疗腐败、学术腐败、科技腐败、商业腐败等多种类型的腐败，我们称之为社会腐败。在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的腐败是指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本部门或个人谋取私利的行为，我们称之为政府腐败。这里的政府是广义上的政府，既包括国家行政机关，也包括党、人大、政协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等部门。但是，权力的主体是十分广泛的，腐败还包括本文中我们讨论和研究的腐败仅指国家行政机关因公共权力的运用而产生的公共行政权力腐败，这也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对权力腐败关注的重点。

公共权力是所有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而行政权力无疑是公共权力中最为典型的一种。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靠特定的国家强制力执行国家法律、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相对地，行政权力腐败是指拥有行政权力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共权力过程中，违背公共行政权力的性质和运行原则，将公共权力私有化、特权化、商品化，为本部门或个人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其实质是公共行政权力的滥用。从上述腐败定义及类型可看出，腐败特征具有：一是滥用公共权力；二是利己损他性；三是腐败分子的贪婪性；四是反社会正常规律性；五是影响广泛性、长期性和顽固性；六是可治理性。

二、行政权力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

现代化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在此期间，世界各国以最先进地发展要素来调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以最快的速度向先进水平迈进，从而达到动态平衡升迁的过程。在此改革创新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由于经济飞跃发展，各种体制和机制正完善或改革之中，自身素质不够过硬的行政权力掌控者，经不住诱惑，钻国家政策空间滥用行政权力，以达中饱私囊或牟取局部小团体利益。主要体现以下方面：

4（一）、现代化进程中腐败与经济关联

4有些观点引用了李惠平的《论行政权力腐败现象及其遏制对策》文中观点，文章发表于2006-10-25；现代化进程带来巨额效益(尤其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加剧了经济实体对与之相适应的利益的渴求，同时为了克服官僚机构的缺陷或政府官员的人为“设租”，取得经济调整时期的非生产性租金，在这种利己的有限理性的经济人框架下，腐败行为导致的后果由国家及全民承担。对处于社会巨变和市场化进程中的我国经济来说，制度因素始终是一个无法舍弃的因素，甚至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寻租行为就是新旧制度交替过程中博弈的结果。由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特点是旧制度的胚胎中孕育新的制度，在旧体制与新体制此消彼长的渐进中，又给旧制度的利益集团以缓冲的时间和空间，因此寻租行为就充斥着制度变迁的整个过程；有时候制度的制定者和被约束者是合为一体的，更增加了新制度发展过程中腐败的可能性。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经济机制转换时的“间隙紊乱”带来的高回报、低风险的腐败活动。由于存在短暂的制度空隙与信息的不对称，腐败现象也就难以避免。

在腐败行为没有被查处和惩治的情况下，腐败的收益往往大于成本，而真正受到损害的是国家、集体和其他个人的利益。因此，新旧体制共生共存的局面，既会产生一定的磨擦，又会在管理上造成新的空隙，使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呈现暂时的无序状态，成为某些有权的人利用权力追逐金钱的肥沃土壤，大量行政权力腐败便由此而产生。

（二）、现代化进程中腐败与政治关联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所有参与者都会受到外界政治环境的熏陶，尤其政治心理与政治思想的建立，进而会进一步影响政治社会化变迁与政治制度生态。在受到冲击同时又有现代化带来新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新管理行为的出现、新权力点的产生，这样在不成熟且缺乏严密的法制与规范的管理的现代化进程中，则使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定理”有充分的展现。众所皆知，政治体制调整往往滞后于经济建设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普遍现象，虽然***在促进共同目标利益及加速现代化有着主要作用，但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带来利益主体多元，社会选择多样，造成对腐败的界定与惩治缺乏刚性准则，对集权与垄断无作为。

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并不等于具体制度即政治体制完美无缺，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和环节存在着缺陷，这就给行政权力腐败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1.权力高度集中，相对造成权力失控。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实行了党政、政企分开制度，但在实际运行中，依然是党委或政府一把手说了算，尤其一些行政要职人员，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对下级及其他部门有较大的制约性，因而易于出现越权行为，这也是一种无形的权力高度集中。权力具有两面性，它对每一个掌权人既有锻炼与陶冶的作用，也有强烈的腐蚀作用，如果权无制约、官无监督，则不仅不可能使其超越自身利益而天然地为社会服务，而且还可能滥用权力以获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侵犯、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权益，因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例如，云南省麻栗坡原县委书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原局长赵仕永，收受了在麻栗坡县搞开发建设的20多位老板送给的包括“年节礼金”在内的400多万元贿赂款，并以购买个人用品开成公务开支发票报销的手段，贪污公款50多万元。其中2003年至2005 年王某为了取得市政建设、项目开发权先后向赵仕永贿赂105万元；2005年赵仕永利用其县委书记的核心权力决策作用，要求县林业局给予一家木业公司采伐指标照顾，收受该公司经理30.2万元贿赂；2005年在开发水电站时，赵仕永给云南某锌铟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林某打招呼，达到牵头开发并持有多数股份的权力，最终收受林某的贿赂30万元人民币和4000美元；2005年赵仕永为了给陈某、骆某合伙开办的咖啡发展公司的支持和政府的一些优惠政策，要求县扶贫办和农业局给该公司下达100万元的贴息贷款指标，先后收到好处费4.1万元人民币；2008年10月，赵仕永以要办事用钱为由，叫其驾驶员找县财政局长想办法提10万元给他，最终该局长召开班子会议研究，决定以到州上看望老领导为名，从县财政局单位账户预支10万元交给了赵仕永。按理说，赵仕永手中的权力其实是极为有限的，然而，赵仕永却一一办到了。这不正说明了无形的权力高度集中便会造成权力的失控吗？诚如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所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2.我国对权力缺乏制约或制约不力。主要表现在：约束机制偏软，监督体系乏力。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经济发展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或完善，但对干部权力的限制措施主要是“软约束”，即通过思想教育工作，启发人们内心的信念，提高思想觉悟，促使人们的道德自律和自省，从而对人们的行为形成些制约。不可否认，这种“软约束”机制对促进干部为政清廉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在当前现代化经济大潮和不是良好的社会风气中，这种“软约 55摘自09.8.4《检察日报》束”的作用有限，人们很容易挣脱软约束去捞取货真价实的财富。而目前的“硬约束”，即通过一定机构和制度等因素起作用的，还不够强大有力。虽然我国现在的监督机构已不算少，但由于这些机构大都处于附属地位而缺乏相对独立性，制约职权和手段不够强大，传统观念的作用，尤其是权力大于法的干预、关系网的阻挠，这些监督机构程度不等地难以发挥应有的制约力量，执行不力，监督不到位和力度不够，未能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从以往情况看，他们虽查办了许多案件，清除了不少腐败分子，但还没真正做到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与蔓延。加之，受到官官相互、权大于法等传统因素以及电子信息化普及水平不高的影响，群众无意识或无机会参与监督，许多丑恶腐败现象未能及时检举揭发，对腐败分子未形成有威慑力的社会舆论压力，这就给遏制行政权力腐败现象增加了难度。因此，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可以视为行政权力腐败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在现阶段，行政权力腐败被查处的几率很少，腐败成本远远小于腐败收益，而腐败的预期收益远远大于不腐败的收入以及政府官员的薪水收入。这就使得政府官员有很大的腐败动机，甘于冒着被查处的危险进行腐败活动。同时，监督和监察部门要想获得相关的信息需要很高的成本，在监察过程中，很难获得完全的信息，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对称也降低了腐败行为被查处的概率。

3.某些现行政策不完善、不配套，执行不力，监督不到位，诱发行政权力腐败。如在社会分配政策上，虽然几年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收入分配存在的“大锅饭”现象，但由于新的宏观间接调控体系及手段尚未建立和健全，在制度上执行不力，突出表现为国家机关、事业性行政单位，少数干部职工从事第二职业现象，形成收入差距，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党政干部的心理容易失衡，呈现出一种谋求工资收入以外的物质利益趋势。有的干部利用权力、门道熟、信息灵的优势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作“指导”，从中接受、索要“咨询费”、“回扣”，有的党政机关为提高职工的收入甚至利用职权隐蔽地经商办企业。这些做法，尽管明令禁止，但有的干部依然操起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规避策略，其结果必然是干扰了机关的正常工作，诱发了以权谋私、索贿受贿等不廉洁行为和腐败现象，严重破坏了机关的风气。此外，现在我国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但“人治”和办事不公开、透明度低等等现象存在，使得群众和检察机关难以监督权力运行，易于滋生、蔓延腐败现象。另外，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党员干部职工在工作单位内，不但不做事，而且小错常犯即小小受贿现象，造成很不好的社会影响，令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干部、行政人员深感不平衡，为此要打破这种“铁饭碗”现象，消除这种出人不出工的消极怠工、大错不犯小错常犯的现象。

4.干部人事选拔制度存在弊端和缺陷，政治透明度低，容易产生行政权力腐败。现代化进程中，我国注重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出台了《公务员法》，无疑杜绝了传统的“伯乐相马”式的选拔方式，其结果避免了干部队伍的用人唯亲、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裙带风等腐败现象，年轻有为的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而平庸无能之辈、甚至腐败险恶分子反而得以提拔。但在现实中这些法律制度制定的初衷是好的，但给一些有权者或有钻营利用，譬如在选拔时，上级领导就可能为其提拔、熟悉的对象设置公示条件，这样选拔制度就不够普遍化、科学化，就会重蹈历史的足迹。

（三）现代化进程中腐败与拥有或行使行政权力者自身的关联

行政权力拥有者和行使者也是“经济人”，他们无法摆脱自身谋取利益的本性。加之思想道德“内约”机制松散，个人素质低下，一旦个人私欲膨胀就很容易最终导致行政权力腐败现象的产生。

1.受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尽管我们大力宣传，要摒弃过去传统思想影响，即“当官发财，一手抓权、一手抓钱，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趁机捞一把等”，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但由于传统的政治文化根深蒂固原因，某些思想素质不高的公务人员依然利用政策空间进行腐败。这些封建流毒对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消极影响，也是我国行政权力腐败的一个原因。

2.错误的舆论导向及西方腐朽思想作风的侵入，也是导致腐败的又一意识原因。现代化建设中，我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发展政策，采取走出去、拿进来的学以致用的方法，但一些思想意识不坚定地党员干部会受外界宣传媒介宣扬不劳而获、或目睹外界享乐腐化、仰慕豪华奢侈等影响，在思想政治上被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侵蚀，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追求个人名利、地位，一步步滑下去，利用特权进行违法犯罪，变成腐败分子，也是屡见不鲜的。

3.从主观意识方面来看，由于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既获得了更好为人民谋利益的条件，也存在一种脱离群众甚至腐败变质的危险。一些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本来就不够党员条件的人，他们或投机钻营，或骗取信任，混进执政党内捞取好处，把各种腐败风气带进党内，使党内消极腐败现象得以滋生、蔓延。即使在本质上比较好的党员，一旦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失去强有力的约束，经不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在各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下，也会发生动摇，以致走上蜕化变质的道路。

三、行政权力腐败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和危害

行政权力腐败是长在党和国家肌体上的毒瘤，会影响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地位，给整个国家、社会带来了影响和危害。这些影响和危害主要有：

（一）、行政权力腐败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权威，降低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破坏了党群关系和官民关系。“朝中有人好做官”、“官官相护”以及各种腐败现象，最能唤起人们高度愤慨的激情。现实告诉人们：不坚决制止腐败就会导致人亡政息，如果政府一旦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它也就失去其存在的依据，也就无法正常进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

（二）、行政权力腐败现象使改革措施走样变形，无法取得预期效果，甚至难以出台。许多改革措施从理论上讲是正确的，从实际操作上看也是可行的，然而由于行政权力腐败作怪，在实施就走样变形。例如，在实行招投标方面，一些腐败者利用权力干预招投标，表面上按程序公开进行，实际流于形式，暗箱操作了；对于股份制，一些掌权者分文不出，而以“权力入股”；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国家倡导引进竞争机制，但是腐败分子却利用特权，破坏公平竞争的原则。

（三）、行政权力腐败使经济关系全面紧张，新的良好经济秩序难以形成。我国市场资源短缺是主要矛盾，腐败分子恰恰在此大作文章，中饱私囊，使本来短缺的资源愈加短缺。由于市场机制正完善和摸索之中，许多关系不顺，办事不规范，一些人则把送礼行贿当作经济运行的润滑剂；甚至，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通过实际存在的非正式制度办事而获益。非正式制度是指在正式制度之外，另外存在的一套工作程序、方式、惯例和规则。它是一些利益相关者在相互作用过程中自觉形成的一套潜规则。在按照正式制度办事不成的情况下，按照实际起作用的非正式制度办事可能很顺利地办成，而且成本比正式制度下更低。虽然如此，但是行政权力腐败所造成的极其严重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这只是带来了短期的、局部的假象繁荣，却为长久的、全面的经济运行埋下了无秩序、无规则的祸根。

（四）、行政权力腐败使合理的社会资源分配关系难以建立。在“背景”、“权力”、“靠山”等因素的干扰下，分享社会资源只是少数人，带来社会分配不公，破坏了社会公正，扩大了社会不平等，拉大贫富差距。这些都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矛盾冲突加剧，危及社会稳定，从而分化国家的整合状态。

（五）、行政权力腐败带来政治领域的不公平。在政治领域，行政权力在腐败市场中发生深层次的异化，使政府制定的政策严重偏离公共利益，由服从公众利益转变为服从权力主体个人利益，导致权力的私有化，造成公共利益的大规模萎缩。权力拥有者在社会中明显占据有利地位，手中的权力可以转化为经济上的利益。在选拔用人上，主要领导指定范围和标准，有意识地设置门槛为某一些人出现准备平台，这样就会出现任人唯亲、裙带风等腐败现象出现，年轻有为的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造成不公平竞争，脱离不了干部队伍难以优化的怪圈。

（六）、行政权力腐败大量消耗政府的效能，造成管理上的混乱，降低政府效率和效果，影响行政执行，使政府的服务能力下降。它的泛滥会进一步瓦解社会规范体系，不仅加强社会的“权力饥渴”，强化“官本位”意识，而且严重腐蚀人们的思想灵魂。使公众法律意识淡薄化，社会道德水准下降，逐步瓦解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信任和信心，侵蚀政府政治体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基础，削弱政府的权威性。特别是行政权力腐败会对后代产生极其有害的影响，他们将接受和认同腐败以及其他许多错误的观念和思想，并在实践中运用不正当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也许是行政权力腐败带给国家和社会的最深远的影响，这远比眼前利益的损失更严重。

四、针对行政权力腐败现象遏制对策

行政权力腐败的存在和蔓延，危及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危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我们要深入地进行反腐败斗争，就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由于行政权力腐败的滋生、蔓延的原因和条件是复杂的、多元的，因而我们的遏制对策也应从多方面入手。

（一）、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行政体制

1.尽快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克服“寻租现象”的根本出路。要铲除行政权力腐败的土壤，就必须减少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具体干预，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实行政企分开，逐步建立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企业制度。只有铲除多轨的弊端，完善市场平等竞争的秩序，才能有效消除以权经商、以权谋私等行政权力腐败现象。当然，政府对经济的行政管制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必须把政府干预和行政管理限制在绝对必要的范围之内，在不能没有行政管制的领域，也要尽量引入市场机制。同时，把“寻租”的可能性限制在最小范围之内，这样，政府便可集中足够的人力、物力，用司法和行政手段，对极少数腐败分子进行严厉打击。

2.重视法律、法规制度的规划和措施配套跟上。长期来，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存在着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各种利益主体不能有效发挥的弊端，为了确保经济发展与社会制度有效协调，我们在制度上要重视：一是实体性制度建设与程序性制度建设并重的思想和规划；二是重视单体性制度与系统性制度相结合的制定，以形成制度统一和形成合力；三是法律法规制定与调整要与现行的经济发展相适应，要体现法律法规的时效性；四是配套措施要跟上。尽管我国的法律法规相对先进，但与现实生活中具体事项需求的配套措施可操作性有很大差距，使得一些人钻制度空间，图个人私利。如在国有、集体企业的重组改制中，从资产的清产核算、产权界定、资产评估到资产处置等各个环节，都存在因无具体可依据的配套制度而使大量资产在掌权者手中流入个人腰包的现象。3.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化监督机制，实现依法行政，是遏制行政权力腐败的关键。政治体制改革与反对腐败、建设廉政的关系非常密切。许多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本身就是重要的廉政措施，而反对腐败、建设廉政的工作，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权力进行制约，包括对权力的管理、控制，对权力行使的监督、约束。这样才能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失控，避免走向权力腐败。要制约权力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1）、选好权力行使者。权力能正确行使，首先权力要掌握在德才兼备、综合素质较高的行政权力者手中。选好掌权人，就是要保证权力真正掌握在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手中。那么我们各级政府、部门在选人用人时就必须严格执行《公务员法》或参照执行，严禁不科学、不公开，或走形式。

（2）、规范权力行为，这是权力制约的核心。为了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必须对权力行为即权力实施、权力运行的过程进行监督、控制，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必须依靠法制建设来推进。首先要建立和完善监督约束行政权力机制和各种法律制度体系。其主要内容应包括三个方面：a、合理设置权力机构，明确规定各种权力机构和人员的职责权限，使各权力主体内部各层次、各要素之间的权力行使既互相分工，又互相监督制约；b、明确规范权力行使的秩序和运行规范，包括必须遵循的原则、程序和具体制度，从而使一切权力行为法制化；c、建立和完善权力行为监督制度，形成一个对权力行使过程全面监督的有效机制，保障依法行使权力，保证权力行使不脱离法制的轨道。

（二）、建立和执行监督机制，加大监督力度，实行公开化 1.强化司法和执法监督。当前行政权力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固然有法制不完善、立法滞后的问题，但大量的还是有法不依的问题。近年来，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已通过有关惩治腐败方面的大量法律、决议、决定，同时全国已基本形成以人大、纪委、检察、监察为主体，包括各类内部监察机构的监督体系，但是以权谋私等行政权力腐败现象仍在继续蔓延，而且渗透到各个领域，尤其现代化进程中的工程建设、房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国有资产管理处置等领域，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监督不力。由于执法失之于宽，使法律的威慑力不能充分发挥，少数以权谋私者未受到党纪国法应有的追究。特别要引起重视的是，不少大案要案不仅产生在党政机关和管理部门，而且发生在执法和执法监督部门。因此，强化法制，不仅要加强对权力行使部门的监督，也要对司法、执法等部门加强监督，使各种权力（包括监督权）的行使都纳入法治的轨道，而不能与之相悖。

2.实行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制度，加大对其审核。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按要求报告本人收入、住宅、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事项和移居国外境外的情况。要加大督察检查，如不按时或不如实上报，要严肃追查处理。

3.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和社会监督网络，加强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1）、要慎重授权，对分别下放、合并、分解和集中的权力，要防止利用、借用和滥用职权。要合理调整权力结构，特别是直接掌握人财物支配权的领导干部的权力要进行适当分解，避免某些权力过分集中于个别人手中。（2）、要强化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实行对领导干部的廉政谈话制度、诫勉制度和定期考核、考查制度，进一步深化领导干部个人的廉政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廉情公布制度，按照规定要求定期述职述廉，接受上级检查考核和群众评议监督。（3）、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评价标准，严格抓好领导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4）、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个人分工负责，重大事项有集体研究决定，防止个人独断专行。（5）、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采取公布举报电话，设立举报箱，聘请群众监督员等方式，放手发动群众监督。（6）、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质询、听证制度和群众评议制度。（7）、纪检监察机构要加强对部门单位重要的、敏感的、容易产生腐败的环节进行监督，对于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予以制止和纠正。（8）、要提高工作透明度，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制度，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开程序、内容、范围和层次。特别要增加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透明度，使领导干部权力行使情况始终能够得到有效地监督。

（三）严格执行惩罚制度，加大查处力度

大力查办和严厉惩戒腐败分子是预防、惩治腐败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所以始终坚持发现、查处、执行并重，严肃党纪政纪条规，严厉惩处腐败分子，有问题必须彻底查清、不管涉及谁，只要发生问题，都必须及时查处。在加大惩戒力度上，要推行自由刑、罚金刑并可制度。对贪污受贿的非法所得应予彻底追缴，已经挥霍的，应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诉请人民法院判令犯罪分子赔偿；对于贪污受贿分子个人所有的财产，应判处没收其全部或一部分，剥夺其继续犯罪的物质基础，以此对其他潜在的贪污者产生强大的威慑。严格执纪执法，加强对执纪执法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有令不行、有法不依、顶风违纪、压案不查的要坚决予以纠正和查处，切实维护法纪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要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本领域、本环节或直接管辖范围内发生的违纪违法行为不制止、不查处或隐瞒不报，以及所在领域和环节屡屡发生腐败问题的，要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坚决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

（四）加强领导，狠抓落实，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宣教工作各级政府要按照中央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总体要求，将其列入政府工作的重要议程，加强领导，强化责任，狠抓落实，要以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负总责，敢抓敢管，分管领导专抓专管，一定会取得成效。同时我们要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宣教工作，切实加强反腐倡廉的宣传教育，是领导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保证。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不抓好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不仅是严重失职，而且也是对干部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们要把惩治和预防腐败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中，归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范围。各级纪委要动员各方力量做好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细化工作规则，落实工作责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形成齐抓共管的整体合力。

（五）努力提高行政监察、检察队伍素质和行政执法人员素质建设

加强行政监察、检察队伍的建设，完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引进和运用一系列先进的管理体制，提高队伍本身的整体素质。要按照“政治坚强、公正清廉、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要求，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大力引进人才，在总体数量上保证面对比较复杂的监察、检察任务时有足够能力应付。改变以往被动办理案件的局面，加强对违规、违纪对象的主动查处力度。二，优化行政监察、检察机关内部结构。一方面从年龄结构上逐步向年轻化调整并保留适量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员，把最新的知识和正确的经验相结合。另一方面，充分协调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遵循全面与突出并重的原则，保证最大限度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三，引进现代先进的管理机制。如，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培训机制等，增强工作人员的能动性和归属感以及该机构的活力和稳定性。另外，还要从根本上提高行政执法队伍人员的素质，重点要对这个特殊群体进行普遍伦理、法制教育。这是行政权力腐败得以根除的最根本的措施，但同时也是最困难的，最需要时间过程的。

行政权力腐败的产生及其遏制篇2

1.1 教育效果不突出

一是教育对象的重点不突出。往往忽视岗位业务特点、个体的思想差异及国家建设项目领域高发区反腐教育, 不分层次搞“一锅煮”、“一刀切”, 针对性不强。二是教育内容针对性不够。大而空的东西多, 联系实际内容不够, 缺乏新的时代内涵, 吸引力和感染力不强。三是教育形式单一、手段落后。教育效果不显著。四是重过程轻效果。尤其是舆论宣传和廉政文化建设的力度不够, 反腐倡廉的社会氛围不浓。

1.2 制度落实不彻底

据有关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31%的人认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薄弱, 51%的人认为缺乏落实制度的配套措施, 69%的人认为惩治力度不够。一是制度存在漏洞和缺陷。实体性的规定多、程序性的规定少, 规范性的要求多、惩戒性的措施少, 单体性制度多、系统性的制度少, 规范制约权力的功能不强。二是制度的宣传教育不够。干部执行制度不力, 群众了解制度不够, 没有真正形成良好的制度监督环境。三是对制度落实的监督检查力度不大。一些规避制度、违反制度的行为得不到及时查处, 削弱了制度的权威性。

1.3 监督机制不完善

一是监督缺乏激励机制。把监督希望于政治自觉性, 忽视运用激励机制来推动监督工作的开展, 群众缺乏监督的积极性。二是监督缺乏透明机制。一些地方和单位为了逃避监督, 公开制度不落实, 公开办法措施不力, 导致群众信息渠道不畅, 无法监督。三是监督缺乏保障机制。对举报人缺乏保护有效措施, 群众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班子成员对班长的监督、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形同虚设。四是监督缺乏协调配合机制。各监督主体协调配合的工作运行机制不完善, 没有形成监督制约的合力, 存在监督的空白点和盲区。

1.4 遏制腐败形势严峻

一是统一思想认识难。不少人不能辩证地认识惩治和预防的关系, 认识上有两种倾斜, 一种认为纪检监察机关的主要职责是查办案件, 抓预防是软任务, 忽视预防工作;另一种认为查办案件得罪人, 抓预防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主观上放松惩治工作。对反腐倡廉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上出现差异, 直接影响有关工作的开展。二是对“一把手”的监督难。一方面由于监督体制和机制的不完善, 难以形成监督合力, 监督的整体效能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另一方面由于“一把手”的权力直接影响下属干部升迁、生活待遇等利益, 致使干部群众心存顾虑, 不敢和不愿监督。三是体制机制创新难。目前, 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 许多改革涉及到部门和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自身的利益, 它们相互交织, 与多方面相互牵连, 有的还涉及到法律法规的调整, 有的与市场中介机构发育不健全有关, 如招投标体制、机制导致腐败行为, 因素比较复杂, 牵一发而动全身, 改革的难度较大, 成为改革创新的障碍。四是查办案件突破难。随着惩治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 腐败分子作案的手段更加隐蔽, 作案方式不断变化, 尤其是贿赂案件的行贿方与受贿方成为利益共同体, 导致案件发现难、调查取证难和定性处理难。另加上基层的办案力量不足、办案手段落后和办案人员综合素质不够, 导致一些案件不能及时突破。

2 腐败涉及面广, 对社会危害严重

2.1 人权、财权和审批权等问题成为腐败集中高发区

一是行政审批监管不力。导致行政审批领域中出现的权力商品化、权力私有化、权力官僚化、权力特殊化。二是行政审批缺乏应有的规范和监督。行政审批是行政权力的直接载体, 审批权对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腐蚀作用显得十分突出。审批者手中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凸现出目前行政审批的弊端。三是腐败现象隐蔽性增强, 侦破难度加大。腐败分子对我国现行的有关政策、法规的漏洞和薄弱环节了如指掌, 通过钻空子、打“擦边球”、巧立名目、假传“圣旨”、曲解国家 (地方) 法规, 既捞取利益, 又逃避惩罚。四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滞后滋生腐败。干部人事工作中的跑官、骗官、买官、卖官等腐败行为, 选用干部知识检测、民主推荐测评、组织考察缺乏长效规章、各占权重的科学性和有效监管。公务员队伍纵横流动、轮岗长效机制不畅, 为掌权者利用手中权力在干部录用、职务任免、岗位变动等留下腐败的机会。五是财政预算外资金及项目资金监管不力。因市级财政加大了对财政预算内资金的统一监管, 存在部分单位和个人利用国家部委每年给市级部门下达的工作经费, 用来大吃大喝、奢侈腐败及不合法开支等现象存在;在项目资金审批中, 因项目申报审批缺乏规范制度建设、民主监督、阳光操作、效果考核、责任追究等机制, 给项目管理者留下巨大的行政审批活动空间, 成为掌控行政审批项目核心人物滋生腐败的温床。

2.2 国有资金建设项目招投标工作腐败现象严重

一是肢解工程规避招标。有些单位为了逃避招投标程序, 常把造价50万元以上的工程进行分拆或肢解, 从而达到指定施工单位的目的。而招投标管理部门在审核报建单位的工程造价时, 只根据报建单位提供的资料进行备案, 缺乏严格的审核监管。二是存在量身定做、暗中勾结的不公平竞争。有的建设单位为了使内定好的施工队伍顺利中标, 在招标文件上暗做手脚, 量身定做, 制定倾向性条款, 为意向的投标单位开绿灯;提高招标资格条件, 排斥潜在投标人, 保证其意向投标单位中标;暗中勾结, 泄露标底, 导致标底泄露现象时有发生, 严重影响投标对象的公平竞争。三是假借资质、偷梁换柱参与竞争。在利益驱动下, 不按规定程序操作, 审核过程缺乏制约措施, 致使假借资质, 以他人名义报名的现象时有发生, 存在签订合同中偷梁换柱现象。如在借资质中标的情况下, 签订合同的乙方并不是中标时的单位;而在建设单位和中标单位串通的情况下, 合同的价格并不一定按中标价签订, 使得招投标工作仅仅流于形式。四是政府缺乏对招标机构建设及招标工作后续监管。政府部门对招投标机构职能职责、工作规范、年检考核、收费标准、群众评价等缺乏监督。

2.3 制度建设滞后, 滋生腐败蔓延

一是项目资金行政审批监管不力滋生腐败。全国各省 (市) 到国家各部委、各省 (市) 下属地 (州) 、区县 (自治县) 到省 (市) 级部门争取项目、资金请客送礼、进娱乐场所奢侈消费、发红包、行贿等腐败现象严重。二是经济特权滋生腐败。利用法律、制度未能限制的经济特许权, 违反市场公平竞争原则, 一些地方政府及部门为了自身经济利益和所谓“政绩”, 大搞保护主义, 成为腐败现象的保护伞。三是机构臃肿滋生腐败。造成部门林立、政出多门、职能交叉、行政效率低下, 机构重叠, 层次过多, 脱离基层, 疏远群众, 产生严重的官僚主义, 腐败行为向团伙、集体化发展。在“依法行政”中“人治”阴影没有彻底消除, 权力能否得到公正行使完全取决于领导者个人素质。四是公务用车监管不力滋生腐败。因现行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车辆管理混乱, 市级政府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公务用专车配备标准、使用范围、费用监管、违规处理等缺乏制度创新, 对干部用车中扩大配车人员范围、变通超标准配置、公车私用、私人车辆单位报销费用等现象的监管不力。

2.4 反腐创新乏力, 社会危害大

一是权力成为谋私的工具。腐败使权力不再服从公众利益, 而是效命于金钱, 蜕变成为掌权者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 从而使权力的本质有了根本改变, 将权力逐步被私有化、商品化、资本化。二是社会资源的浪费。腐败分子为了获取个人利益, 往往不是通过扩大生产来增加收入。而是把大量的人、财、物力用于争取政府的种种优惠上, 如获取政府的垄断许可、优惠物资、低息贷款、减免税收和无偿投资等。从经济学的观点看, 这些活动都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进步。三是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制度的腐败并不创造财富和价值, 而是对既有的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 是社会财富的转移支付, 使得部分掌握权力或与权力有机缘的人能够凭借特殊权力取得租金, 在短期暴富。四是丧失政府的合法领导。人类政治生活史表明, 无论哪种社会, 也无论哪种政府, 只要听任腐败泛滥, 必将导致政府合法性丧失殆尽, 最终丧失领导。

3 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

3.1 体制上的弊端是滋生腐败的土壤

我国当前出现的消极腐败现象大多与行政体制的弊端有关, 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条件和土壤, 也是当前反腐败工作力度不断加大, 而形势依然严峻的根本原因。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是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转型期, 其政策、制度、管理等方面还存在着漏洞。主要表现在多种经济成份并存, 客观上为腐败现象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国家参与市场调节为腐败现象的产生提供了机会, 分配不公是导致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 改革与管理措施不配套, 客观上给腐败的可乘之机。

3.2 制度上的缺陷给腐败提供了空间

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 虽然建立了制度, 但是部分领导干部对执行制度还有很大差距, 不愿按照制度落实, 给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空间。

3.3 法制的滞后缺乏反腐稳定性

目前我国尽管出台了不少法律法规, 但由于正处于社会发展转型期, 原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被打破, 而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又尚未建立健全和形成常态机制, 导致短时间内国家的管制出现新的空隙, 使腐败现象的泛滥有了可乘之机。

3.4 监督机制不健全为腐败大开了方便之门

监督是制约腐败的关键。如果对掌权者不实行有效的监督, 就会导致掌权者的变质和腐败。我国目前行使监督权主要有党内监督、行政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等。但是, 由于监督机构分散, 重复交叉, 关系不顺, 往往是各自为政, 缺乏协调配合沟通, 未能形成合力, 存在对腐败现象监督软弱状况。尤其是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力度不够, 出现“虚监”、“弱监”现象, 导致“人治”、“官僚“现象突出。

4 遏制腐败的对策建议

4.1 筑牢反腐败防线, 加大对腐败预防惩治力度

一是加大预防惩治腐败力度。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 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 在继续保持惩治腐败强劲势头的同时, 不断加大预防腐败工作力度。二是筑牢三条反腐防线。针对产生腐败行为发生所依赖的公共权力、腐败动机和腐败机会这三个必要条件, 建立健全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监控机制, 构筑起牢固的动机防线、权力防线和机会防线。三是落实防腐措施。根据新时期腐败行为的新情况, 突出重点, 着力当前, 立足长远建设, 不断增强反腐倡廉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前瞻性。四是加强反腐能力建设。根据新时期腐败行为隐蔽性、特殊性、复杂性, 加强反腐研究, 提高反腐编制, 加大经费投入, 建立反腐人才高地, 创新侦探手段, 引入“创先争优”激励机制, 推进能力建设, 提高遏制腐败效果。

4.2 加快推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 从源头上遏制腐败

一是推进制度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界定政府、企业和社会中介组织的责任, 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充分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二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凡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能够依据市场规则和法律、法规独立能办的事, 政府坚决退出;属于市场调节的事项, 政府要坚决放开;对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及人民生命安全的重大事项, 要依法审批, 公开透明, 有效监督;理顺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责关系, 坚持归口部门管理, 减少审批环节, 规范审批程序, 明确审批时限, 提高审批效率。三是改革行政审批制度, 预防职务腐败。对行政审批事项实行集中办理, 公开审批条件、程序、时限, 减少审批环节、方便人民群众、防止“暗箱操作”行为, 减少审批人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是加大对市级各部门下达项目资金的监管, 实现项目审批与实施监管分离, 建立项目实施的质量、效益、腐败行为终身追究制度, 提高对项目的选择、审批、效果、责任、监管等工作透明度, 保证项目及资金审批在阳光下进行, 从制度上遏制腐败。四是改革公务用车办法、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遏制公务用车的腐败, 遏制资金的乱用和腐败行为。

4.3 加快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遏制干部人事制度的腐败

一是建立和完善干部考核激励机制。对干部应具备的基本条件量化, 制定干部量化考核指标, 使定性考察与定量考核、平时考察与年度考核的有机结合, 制定出分类评选优秀等次, 通过公示、网络、媒体、服务对象等多渠道汇集、综合、体现民意的考核办法, 全面、客观、公正、准确地评价干部履行岗位职责表现和工作实绩, 真正实现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淘汰机制, 不断激励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增强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二是创新选人用人机制。一方面加大干部的纵横交流力度, 通过新的环境, 新的起点, 激发干部创造热情。另一方面, 广开选拔人才渠道, 创造一个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工作机智, 使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三是规范选任干部程序和责任追究制度。按照“缺位公推、公招”的原则, 取消市级部门、区县 (自治县) 自主招收公务员、任用县处级干部制度, 统一将各级各部门招收公务员的指标集中由市人事局组织面向社会公招, 统一将各级各部门任用县处级干部的职位集中由市委组织部统一面向社会按干部任用程序和竞争上岗的办法选任。并建立追究提名人和考察组人员的相关责任, 减少对公务员招录、干部任用工作腐败环节。四是建立干部个人和家庭财产的申报监督制度。预防和惩治干部及亲属身边工作人员的腐败, 通过掌握干部个人和家庭财产收支情况, 家庭财产收入年度审计制度的约束, 预防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情况发生。

4.4 加大对招投标领域的监管, 遏制国有资金流失

行政权力腐败的产生及其遏制篇3

摘要：刑讯逼供在我国并不是一个新兴的词汇，它由来已久，随着时代和法制环境的变迁，其表现形式和价值基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4年，我国宪法确立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颁布，人权保障的加强和形式诉讼证据的完善都使人们意识到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的弊端，遏制这一现象几乎成了人们的共识和盼望。而想要遏制这种现象，就必须探究其产生的原因，并以一定合理的方法抑制这些原因的发生。但是，刑讯逼供这一现象产生的历史悠久，结合我国现实国情，想要一蹴而就地根除刑讯逼供现象，是不现实的，尚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关键词：刑讯逼供

产生原因

遏制对策

“毒树之果”是法律人耳熟能详的一个专业术语。这是美国刑事诉讼中对某种证据所做的一个形象化概括，意指“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所获得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口供，并获得的第二手证据（派生证据）”。以非法手段所获得的口供是“毒树”，而以此所获得的第二手证据是“毒树之果”近年来，随着赵作海案、佘祥林、杜培武等一系列刑事冤案的频发，如何有效防范和治理非法审讯尤其是刑讯逼供，成为我国刑事法制改革的重点。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已经形成共识，应当建立健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源头和动机上遏制非法审讯尤其是刑讯逼供。2012年颁布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从立法上，在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遏制刑讯逼供方面迈出了重要且坚实的一步。

一、立法与实践的缝隙

尽管无精确的数据加以佐证，但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刑讯逼供引发的错案、冤案的存在仍然是不争的事实。在一项调查中，研究者对50起刑事错案进行了分析，存在“被告人虚假供述的”，高达47起，占94%；存在“侦查机关不当行为的”，有48起，占96。在这50起刑事错案中，4起已经法院或检察院正式认定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占8%；43起案件虽然未经法院或检察院正式认定但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占6%。

由上述数据不难得出，即便修法，当今刑事错案跟刑讯逼供仍然存在着很密切的关系，把刑讯逼供获得的口供作为定案根据往往是造成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①

防范刑讯逼供是所有刑事诉讼参加者的的共同追求，也是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的重要追求，但是在打击犯罪这一更为现实和迫切的司法追求和体制内不合理的政绩考察的环境下，防范刑讯逼供的共同追求并不能消除个案当中所显现的多种状态和考量。立法与实践之间出现了具有一定张力的缝隙。

二、刑讯逼供的概述及其危害

（一）刑讯逼供的概念

探求刑讯逼供的产生原因和遏制对策，首先应当理清其概念。因为程序的运作依赖于其基本概念的明确、规范与清晰。“刑讯逼供”这一概念的不清，可能会导致实践操作中出现两种偏向：一是对“刑讯逼供”进行不当的缩限解释，将“变相刑讯逼供”排除在刑讯逼供的概念之外；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对刑讯逼供进行不当的扩张解释，将凡是不规范审讯一律视为刑讯逼供②

在《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一条，对刑讯逼供做了如下界定：“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述，蓄意使某人在肉体上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的，或是在其唆使、默示或同意下造成的。”基于此界定和其他学者所作出的定义，③笔者认为：任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涉嫌一般违法行为人造成身体伤害的行为以及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涉嫌一般违法行为人睡眠、使其挨冻、受饿、罚站、长时间不间断询问等其他不人道或有损人格的行为，造成对象身体或精神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都是刑讯逼供行为。

（二）刑讯逼供的法律特征 1.刑讯逼供的主体

实施刑讯逼供的主体要求具有特定的身份，即具有特定的公职身份——司法工作人员，包括有侦察、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并且这些主体在实施此类行为时是在行使其职权。

2.刑讯逼供的手段

实施刑讯逼供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手段：一是肉刑，即身体刑；二是变相肉刑，如疲劳审问或是对感官进行不当的强烈刺激；三是精神压迫，即通过各种手段对其精神造成压迫或折 ①② 何家弘、何然.刑事错案的证据分析——实证和经济分析[J].政法论坛，2008.龙宗智.进步与问题——评关于刑事证据的两个规定[J].中国法学，2010.③ 蔡世鄂、谭明.论新刑诉法对刑讯逼供的遏制[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3.磨，迫使其不能承受而招供。

3.实施者主观上应为故意

此特征要求行为者是以逼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一般违法行为人的供述为目的，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其行为具有违法性。

4.刑讯逼供的对象

刑讯逼供的对象从实践和立法上概括，包含了以下几类主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人、证人、及其他与案件有关的人。

（三）刑讯逼供的危害

刑讯逼供的危害不仅体现在办案结果上，还体现在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和对整个国家法治文明环境的潜在威胁上。

1.对受讯者造成的危害。总所周知，身体刑是刑讯逼供最常用的手段。刑讯逼供首先会给受训者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或缺损。其次会给受讯者及其家人带来很大的精神痛苦。

2.对社会造成的危害。首先，刑讯逼供严重破坏程序公正，践踏公民基本权利；其次，刑讯逼供的存在，会阻碍案件客观真像的发现，造成冤假错案，降低刑事诉讼效率；再次，刑讯逼供的屡禁不止会严重降低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基本信仰，损害司法权威。

三、刑讯逼供产生原因探究

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任何现象的发生都有引起其发生的原因。是故，想要根除这一现象，就必须理清其产生的原因从而对症下药。以下笔者将从立法和司法两个领域阐明其产生的原因。

（一）立法上的不完善

1.立法背景。在过去的司法环境中，重实质轻程序一直是刑事诉讼的一大弊端，刑讯逼供作为一种程序性的法律现象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对比显著的是我国对实体内容的立法充分而明确。同时，立法对程序上违法行为规定的救济措施不足。

2.在法律设置上，我国《刑法》第247条明确规定了刑讯逼供罪，但对刑讯逼供这一概念的外延界定并不明确，为刑讯逼供的发生留下了很大的漏洞。在司法实践中，常会出现司法工作人员通过默示、默认的方式让警校实习生、非司法人员的协警、甚至是牢头狱霸参与到刑讯逼供中来，以逃避法律责任的追究。其次《刑法》247条对刑讯逼供行为的客观表现形式表述得也并不完整。最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不完善，司法实践中被告人何犯罪嫌疑人很难就其受到刑讯逼供进行有效举证。

（二）司法实践中合法程序的缺失从实践发生的案例来看，易发生刑讯逼供的环节有三个，一个是确定犯罪嫌疑人时，二是采取强制措施时，三是讯问过程中。①结合对这三个环节的考察，深究其诱因，可得出以下结论：

1.侦查中心主义的诱导。我国多年来实行公检法三机关协作配合、流水作业的诉讼模式。这种模式的生命力根植与侦查机关较强的立案过滤器功能。这种过滤功能能使侦查行为具有较高的准确度，侦查结论容易赢得其后检察主体和审判主体的信任，在事实上形成了“侦查中心主义”。刑事侦查结束后的审查起诉结论与起诉结论、审判结论大体一致。如此，侦查权、法律监督权与审判权三权之间的制衡作用不突出，侦查权主导了刑事诉讼流程，边缘了法律监督权和审判权。这样就使得刑讯逼供在事后难以得到有效监督。

2.传统法律观念的催生。

（1）有罪推定思想的反复和无罪推定思想的缺失。在司法实践中，影响程度较小的案件，大多数侦查人员尚能把控无罪推定的思想。但一遇大案、要案时，“为维系侦查机关乃至地方党委政府的威信、维持社会安全感，“命案必破”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侦查机关在重大案件中采取刑讯逼供的倾向。侦查人员在获取一定案件线索之后，往往容易先入为主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有罪推定。通过事先假设侦查结果，逆向地通过线索来完成对结果的拼凑。

（2）口供定罪方式由来已久。在我国实践中，口供这种证据一直被赋予很高的评价。我国自古就有“无供不录案”②的诉讼原则。因为在人们使用司法证明手段还不多元化时，口供这种方式还是具有很高的价值。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物证技术的产生，口供的客观价值日益下降。但是在办案人员的主观认识中，依然没有摆脱口供主导案件结果的办案模式。在这种办案模式下，获取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口供，就成为了司法工作人员在侦查过程中的工作重心。面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闭口不谈、绝不承认，刑讯逼供成为了办案获取口供的最佳途径。时至今日，口供依然受到大多数司法工作人员的青睐，刑讯逼供的频频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3.客观条件的限制（1）侦查技术的落后

我国的刑事错案主要集中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这些地区侦查技术设施和手段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较大差异，对物证技术的重视和使用能力更是有明显差距。另外，国家在此 ①② 夏黎阳、王艳阳.防范刑讯逼供的制度机制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无供不录案”出自《逆臣录》，明初蓝玉党人的供词，明太祖赦命翰林官撰录.方面的司法投入不足，物证技术人才资源分布不均。在这种缺钱、缺人、缺技术的情况下，侦查人员也只能通过依赖口供的方式来进行破案，刑讯逼供也就频频走入人们的视野。

（2）不合理的侦查绩效机制

侦查机关的工作绩效是侦查人员办案的主要驱动因素，侦查绩效是评价侦查人员的标尺，“破案期限”和“破案率”是戴在侦查人员头上的紧箍咒。这些侦查绩效直接关系到侦查人员的个人收入、职位评定和级别调整。某些不合理的绩效设置，无形中给案件侦查人员，尤其是在大案要案中，带来了巨大的办案压力。为保证绩效达标，通过刑讯逼供获取证据来取得案件进展，成为了侦查人员可选的最简单的方式。效率与公正的失衡在此类问题上被体现的淋漓尽致。

四、刑讯逼供遏制对策探讨

刑讯逼供，是人类司法文明的一大毒瘤。两大法系的刑事司法制度史，都绕不开刑讯逼供这一重大问题。两个世纪以前，贝卡利亚就曾指出，“这种方法能保证使强壮的罪犯获得释放，并使软弱的无辜者被定罪处罚。„„刑讯必然造成这样一种奇怪的后果：无辜者处于①比罪犯更坏的境地。”美国加州伯克利警察局的一名前副队长W▪R▪基德也承认，“在三级审讯之下，对犯罪嫌疑人而言只会发生三件事：1.告诉你想要的一切。2.在暴烈的三级审讯之下发疯。3.死亡。”②

刑讯逼供作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上的顽疾，是2012年颁布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所要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新法从多个角度设计了刑讯逼供的解决途径，可以视为其最大亮点之一。这些制度包括了：（1）第50条规定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2）第54、56条、57条、58条、117条确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3）第83条、91条、116条规定的限制预审讯问程序。（4）第121条规定的讯问过程中录音、录像制度。

法律的修改，虽然在立法上已经能够实现对刑讯逼供的遏制，但仔细考量会发现，防范刑讯逼供的制度机制运行得并不乐观。其根本在于新刑诉法的实施效果实质也依赖于制度的土壤，这些土壤包括的前文所述的固有办案模式、陈旧的法律思维和客观的限制因素。因此，遏制刑讯逼供，应当以一个新的视角来进行探究，即改良刑诉制度机制运行所根治的土壤——我国的刑事司法环境。

（一）从侦查中心主义向审判中心主义推进 ①②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39—40.[美]理查德▪A▪利奥.警察审讯与美国刑事司法[M]刘方权，朱奎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37.如前文所述，我国多年来实行公检法三机关协作配合、流水作业的侦查中心主义诉讼模式使得侦查权、法律监督权与审判权三权之间的制衡作用不突出，侦查权主导了刑事诉讼流程，边缘了法律监督权和审判权，使得刑讯逼供在事后难以得到有效监督。因此，需要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刑事诉讼三机关之间的制约关系，打破过去协作配合、流水作业的诉讼模式。在制度上将检察机关的职能中心由“起诉”向“审查”倾斜，加强法院独立审判能力，以形成案前预防、案中监督、案后及时救济的循环链，将刑讯逼供的监督问题落到实处。①

（二）改变传统法律观念 1.改造回溯式侦查思维

侦查过程其实是一个回溯式的复原案件全貌的过程，它通过不断的提出假说、验证假说、推翻假说、再提出假说、再验证假说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方法，排除所有合理怀疑，用现有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由于有罪推定思维的反复和无罪推定思维的缺失，办案人员往往会在“作案人假说”阶段对嫌疑人进行有罪推定，陷入“取证偏见”，先入为主、片面取证，为了证明其假说而取证。因此，改造回溯式思维的一个点位就在于要求侦查人员注意甄别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不盲信其证明力；完善检察机关审查只能和庭审阶段的质证过程，尤其是证人出庭作证极需被落到实处。通过侦查人员的自我约束、检查机关的诉前审查和审判机关的诉中监督，来改造侦查人员过去的侦查思维模式。

2.增设口供取得难度

如前文所言，侦查人员之所以如此重视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口供的取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口供的证据价值高，容易取得。“口供主导案件”依然在刑事诉讼中扮演着自己“中流砥柱”的角色。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不能否认口供作为刑事证据本应具有的价值。其次可以考虑两个点位：第一，增加侦查人员取得口供的难度；第二，增加侦查人员在讯问时的监督措施。

我国于1998年批准加入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中第14条第3款规定：“任何人有权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该规定涉及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问题。“实施沉默权制度是无罪推定的必要延伸”②陈兴良教授认为：“从某种意义上，如实供述义务与是与无罪推定向矛盾的，应当以沉默的权利来代替供述的义务，保证无罪推定原则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但是，沉默权制度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法律理念以及伦理价值观念等一系列问题。就现阶段而 ①② 郑重.刑讯逼供的成因及其解决路径探究[J].法治与社会，2014.张克勤、金泽刚.对沉默权规则的理性呼唤[J].政治与法律，2000.言，一步跨越到沉默权制度上还是不现实的。因此，立足于现实，设立符合我国现阶段的“沉默权”制度就显得更为重要。在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1）变“如实回答义务”为“鼓励自愿供述制度”，沉默权既然是一种权利就既可以主张也可以放弃，建立沉默权的最终目的不是希望所有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都守口如瓶。①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刑法》也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的，可以从轻或减轻相应刑事处罚。所以在沉默权问题上，应当对从宽从严情形进行重新定义：沉默是其权利，不会因此而从严，但自愿供述可以从宽处理。（2）没有权利告知程序在场，上述制度可能流于形式，所以应当规定司法机关必须有主动告知义务，我们可以从美国“米兰达规则”中找到相应借鉴。

我国的刑讯逼供错案制造者们并非都是刻意的去陷害无辜者，而多是出于公心，亦或是侦破案件和打击犯罪的目的。经研究表明，我国刑讯逼供案件，大部分有以下特点：（1）几乎所有的刑讯逼供案件，都采取长时间疲劳讯问战术。（2）地点上均发生于基层公安机关，主要是派出所。（3）除了讯问人和被询问人以外，没有第三方在场。在这种缺乏约束的环境下，面对不肯开口说话或者所说内容不能满足讯问人员要求的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采取刑讯逼供的几率也就自然升高了。因此，适度开放刑事案件，加强讯问过程的透明度，允许律师讯问时在场，形成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格局，这将是有益的预防刑讯逼供发生的外部机制。结合目前的司法现状和律师在场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可以建立起讯问时律师或家人可以再看得见但听不见的地方监督侦查人员的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检察机关的自侦部门已经采取的折中的做法：律师不能直接进入讯问现场，而是留在录音录像监控室，通过观看已做消音处理的监控录像的方式，间接实现律师在场权。②

笔者认为，通过上述两点外部制约机制，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可以有效改善侦查人员对口供的迷恋，摆脱口供是“证据之王”的固有陈旧思维。

（三）改善客观制约的土壤

1.增加司法投入，重视物证技术的作用。国家应当针对侦查技术、侦查设配和侦查人才的培养加大投入。这对于国家法治建设、尊重和保障人权、遏制刑讯逼供的产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好在近年来侦查机关加大了物证技术设备和人才的配置与运用，尤其是加强了DNA遗传基因鉴定技术等物证技术的运用。物证技术开始在各种证明手段中占重要地位，将有望成为新的“证据之王”。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状态，物证技术科技的运用程度和效果也出现了地域化差异的现象。这一点是在国家和地方层 ①② 徐旭.构建我国的刑事沉默权制度探析[J].法治与经济，2013.夏黎阳、王艳阳.防范刑讯逼供的制度机制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面亟待改善的问题。

2.调整不合理的侦查绩效机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性，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此消彼长。一方面，公平对效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效率提高，旧的公平观仍居于主导地位，就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为在一定时期内达到公平，就要以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为了促进效率，又要以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

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与保证“破案率”、满足侦查绩效、打击犯罪、维护和保障社会安全稳定就是一对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考虑到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被确立为《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以及刑事诉讼的特殊性，笔者认为，我们应当更偏向于公平。从过去的“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向“绝不冤枉一个好人”转变。刑事侦查绩效的评价标准，不能也不应当以“破案率”、“侦办率”等固定数字为对象一刀切，更不能以“命案必破”这样的口号来衡量。它应当结合具体案情、侦办条件、涉及到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因素来进行综合考量。

五、结语

刑讯逼供不仅仅与正当程序的价值目标背道而驰，也极大程度的损害了人权。在司法文明和侦查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今天，遏制刑讯逼供行为基本已经成为学界和实务界的一致共识。仅仅为了一时破案的效率和社会未定而牺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甚至是无辜者的合法权益，造成冤假错案将会给社会的长期不稳定埋下伏笔。只有真正还原案件真相，惩罚应当惩罚的犯罪才是刑罚的真正目的。刑讯逼供这一现象由来已久，想要短时间的、一劳永逸的将其根除实属不易。它需要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个案推进，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够得到真正遏制。

参考文献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陈光中.刑事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陈光中、陈卫东、宋英辉、卞建林等.《刑事诉讼法》修改专家笔谈[J].中国司法论坛，2012.龚祥德.论口供获取与人权保障[J].河北法学，2006.杨小宁.试论对刑讯逼供的检察监督机制[J].刑事法评论，2012.夏黎阳、王艳阳.防范刑讯逼供的制度机制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 徐旭.构建我国的刑事沉默权制度探析[J].法治与经济，2013.蔡世鄂、谭明.论新刑诉法对刑讯逼供的遏制[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3.陈卫东.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遏制刑讯逼供[J].人民检察，2007.读书的好处

1、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2、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4、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达尔文

5、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6、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

7、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8、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10、一日无书，百事荒废。——陈寿

11、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一日不读口生，一日不写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