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学派的智慧管理

中国古代学派的智慧管理（精选5篇）

中国古代学派的智慧管理 篇1

孔子（公元前551---479），孟子（公元前372—289），荀子（公元前325—238）。（（C）“正己正人”。

在以下三个方面提出了独创的见解：

（A）管理的载体：孔子认为“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礼记•中庸〉。

（B）管理的方式： “为政以德”。修、齐、治、平。

（C）领导的方式，“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修己安人”。

（D）经营方式：义利合一

道家（老子、庄子）

1、基本精神：“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以柔克刚”。

2、管理的原则和方式：无为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不出户，知天下；

3、管理艺术：

 用弱：“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知其雄，守其雌。”  归纳：静观待变，守弱用柔，知盈守虚，居上谦下，不争之争，见微知著，欲擒故

纵，委曲求全，藏而不露，知足长乐。



4、管理的境界：

“无为而无不为，无知而无不知，无欲而无不欲，无可而无不可”。

墨家（墨子）：

（A）管理的宗旨：针对儒家有差等的“仁爱”，墨子提出没有任何差别的“兼相爱，交相利”之爱。

（B）管理的体制：主张建立自上而下的统一的集权管理体系。既是“一同天下之义”。

（C）管理的人事原则：一是不拘一格，惟才是举。二是提高待遇，放手使用。三是有赏有罚，能上能下。

（D）经营原则：兴利天下。

 法家（韩非子）



1、管理的制度：法治



2、集权管理：以势为尊。



3、控制技巧：以术为用。

因人情：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

 兵家：

(1)管理的战略：运筹帷幄。韬光养晦。

(2)管理（经营）的策略：就是“因形制胜”（依靠组织的形态而创造成功的机会）、“因敌制胜”、“因变制胜”。

(3)管理的方略：令文奇武。赏罚严明、上下同欲。

 纵横家：

争名求利

重辩能说

重计善谋

游说 ——攻心

用之无害，不用可惜

中国古代学派的智慧管理 篇2

近年来, 有关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呼声日益高涨, 相应文献与日俱增。笔者将学术界对中国本土管理的研究梳理为如下几个视角:

1. 中国特色情境。

持该视角的代表人物是著名学者徐淑英。徐淑英将中国特色情境及其研究定位为“情境化研究”, 并指出情境化是本土化研究的关键因素。她认为, 情境包括特定研究所处的物理的、政治和法律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环境以及组织环境。情境化研究包括嵌入情境研究和特定情境研究, 嵌入情境研究利用国家层面的特征 (如文化、政治或经济系统) 的差别作为先行变量或调节变量, 来解释不同国家中的组织个人现象的差异;特定情境化研究关注新情境下的现象。

2. 中国特色组织。

学术界持该视角的代表人物是罗家德等。罗家德在国际学术界对GUANXI (关系) 的基础上, 结合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 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圈子理论”。在此之前, 黄光国将中国人的关系类型划分为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工具性关系;杨国枢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按照亲疏程度分为三个类型, 依次为家人关系、熟人关系与生人关系, 与之相对应的关系原则是“讲责任”、“讲人情”与“讲利害”;许烺光提出“情境中心理论”, 指出中国人会把圈内人和圈外人区别开来, 圈内与圈外会有不同的行为法则。

3. 中国特色文化。

跨文化研究大多持该视角, 代表人物包括霍夫斯泰德、蔡安迪斯等人。霍夫斯泰德为了方便跨国公司的人事管理, 编制出了一套测量工作态度与价值观的量表, 得到不同文化之间差别的4个向度: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化/女性化;权力距离;不确定规避, 在这4个向度上, 他所研究的40个国家各有其位置。

4. 中国特色行为。

“家长式领导”是该视角下研究的代表性成果。郑伯埙在SILIN, REDDING, WESTWOOD的基础上, 提出华人领导行为中“权威”“仁慈”和“德行”三者共存的中国特色行为。

5. 中国特色思维。

持此视角的代表人物是陈明哲和李平。陈明哲1996年在AMJ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Chinese as a way of thinking”;李平则提出以易经中的“阴—阳”思维诠释中国本土管理。

二、形式逻辑、辩证逻辑、中国辩证法与管理决策

管理决策通常是一个形式逻辑过程, 包括识别问题、选择能解决问题的方案到评价决策的效果, 是一个严格的从前提到推理再到结论的形式逻辑范式, 它假设前提合理、推理符合规范, 则结论正确。形式逻辑的基础是概念, 形式逻辑的概念必须在整个推理过程中遵循同一律, 同一概念有同一含义, 即A=A。显然, 从人们对于概念的把握来说, 形式逻辑是非常自然的。

西方哲学史上, 辩证逻辑的代表人物是黑格尔。在辩证逻辑中, 对立的一方都是自我否定的, 在辩证逻辑看来, 万物转化的根据在它自己, 它总是要和自己不同, 即所谓“差异的内在发生”。辩证逻辑表面上不服从于形式逻辑, 在辩证逻辑中对立的每一方都是自我否定的, 但它为什么会自我否定?为什么对立的一方会“内在地”向另一方转化?邓晓芒曾指出, 在黑格尔体系中, 这个问题没有为什么。辩证逻辑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是一种存在论和本质论, 它涉及到哲学上“存在”的本质, 属于哲学上的终极问题。在西方传统中, 辩证逻辑实际上并未用于日常生活与实践。

中国式辩证逻辑则不同, 它广泛地应用于中国人的生活与实践之中。中国式逻辑与西方辩证逻辑有很多可比性, 然而它们最初的目的是不同的, 西方辩证逻辑着眼于抽象的“存在”的本质, 而中国式逻辑着眼于一般事物的变化发展过程。中国式逻辑可以提升到“存在的本质”的高度, 但西方辩证逻辑却很难通俗化地解释一个具体现象的变化发展, 如植物的生长、四季的更替等。黑格尔辩证法设定一个自我开始、自我离异、自我特性化的理性过程, 而中国传统思想则不存在西方这种绝对精神的概念思维方式。

根据田辰山的考察, 将中国式逻辑与辩证逻辑混同起来, 可能肇始于蔡元培的译介。虽然是日本首先使用辩证法翻译黑格尔哲学中的“dialectics”, 但蔡元培在描述辩证法时使用“太极”作了类比, 译文说, “结合此正反两者为摄论。而一变化及其此摄论之又生矛盾也, 而又结合之, 而又一进化, 如是递相反正, 递相结合, 以驯达于太极无对之地位。”田辰山指出, 我们通过蔡元培译文所看到的, 其实是一种迥异于西方思维的、属于中国的独有的世界观。本文也将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称之为“中国辩证法”。

由以上讨论可知, 西方辩证逻辑距离实际的管理决策甚远, 而中国辩证法则是中国人管理决策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

三、中国辩证法、图式理性与“易”管理理论

经典管理理论将决策看成一个理性的过程, 认为管理决策是在具体约束条件下理性做出一致的、价值最大化的选择。完全理性的决策过程通常包括界定决策问题、确定决策标准、确定决策标准的权重、拟定备选方案、分析方案、选择最佳方案、实施决策方案、评价决策效果等步骤。西蒙首次对完全理性模型进行了修正, 提出著名的“有限理性”理论。但是有限理性仅仅强调了决策中的限制因素, 没有强调人们基于预测、经验等的积极的导向因素, 因此, 笔者提出了在复杂环境下的“图式理性”概念。

中国辩证法的本质是一种图式理性。中国辩证法着重于解决事物发展运动的源泉、方向与可能性。形式逻辑中概念具有同一性, 即A=A, 在没有其他条件和因素的作用下, 自己是无法转变的。因此, 形式逻辑中的概念是“自我关闭、自我满足的、有限和静止的”。形式逻辑在说明事物是如何从A过渡到非A的时候必须援引其他非自己的因素, 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 对于人们的思维过程而言, 每一次都要寻求转化的特定因素, 是一件非常繁复的事情, 这导致严苛地使用形式逻辑会使管理决策过程具有一种“不自然的刚性”。

在本文看来, 中国辩证法的实质是一种概率论, 中国古人通过无数次的生活观察得出了对立面往往会相互转化的经验规律, 例如福祸、通塞、刚柔等经常会相互转化, 便得出万物都会向对立面相互转化的原始哲学思维。然而, 这种哲学思维并不是严格的, 它只是解释了某种广泛存在的可能性, 福祸、通塞、刚柔等的转化并不必然。若从逻辑的角度来看, 中国辩证法类似于一种不太精确的模态逻辑。

然而, 尽管中国辩证法并非严格的逻辑, 但在管理决策中却非常有用, 它有时候不假外部因素的思维方式使得决策者会集中精力于事物变化的可能性。仍以福祸、通塞、刚柔为例, “福”在很多情况下会转化为“祸”, “通”在很多情况下会转化为“塞”, 它提示管理者必须充分重视这种转化的可能性, 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能转化, 虽然这种转化目前还没有形成, 而形式逻辑则不具备这种预测思维。

总之, 中国辩证法本质上是一种图式理性。这种图式理性不仅来自于决策过程中信息的不完全性, 即限制性因素;这种图式理性还带有强烈的决策导向因素, 即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对变化、转化的提前预测。管理决策中的中国辩证法简化了思维决策过程, 加强了决策的预测性, 使得管理决策具有更高的效率。以中国辩证法为基础的管理理论可以称之为“辩证管理理论”, 然而, 由于前述辩证的英文“dialectics”在中西语言中存在歧义, 考虑到中国辩证法的源头在于易经、易传与易学, 因此, 笔者将中国辩证法应用于管理实践称为“易”管理理论 (Change Theory) 。

四、“易”管理理论、管理学中国学派与本土管理

从以上所述中国辩证法的本质来看, 其中的“福祸相倚”“通塞转化”并非是中国特色的“情境”, 它是人类决策中普遍使用的预测、图式导向等元素的体现。人类决策中的这种普遍现象在古代中国最早得以全面研究而成为一门系统性的知识, 这就是中国辩证法。中国辩证法体现在管理领域就是“易”管理理论。

以中国辩证法为基础的“易”管理理论, 可能形成“管理学的中国学派”。不同于“情境化研究”, 管理学中国学派并不着眼于与西方不同的所谓“中国情境”, 它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的”, 然而它探讨的管理现象与机制自一开始就是普适的;以中国辩证法为基础的管理学中国学派也不同于跨文化研究, 它不刻意追求东西方的对立, 它甚至寻求一种在中国辩证法基础之上的东西方统一之道。鉴于此, 中国辩证法不是陈明哲所提出的“Chinese as a way of thinking”, 而是“Human as a way of thinking”。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管理学中国学派既是“本土”的, 又是一种“普适”的管理理论。

参考文献

[1]吕力.企业经营管理哲学: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图式理性[J].经济研究导刊, 2012, (3) :33-34.

[2]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沟通的智慧中国古代桥梁 篇3

震撼世界的中国古桥

从黄河两岸，到江浙水乡，再到闽中山区，中国古代工匠因地区不同，用不同的材质发展出不同的桥梁形态，直到明代以前，中国桥梁的建筑一直在世界范围内领先。马可波罗在元代来到中国，对北京的卢沟桥和杭州的桥梁做了详细记载；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宋代石桥，尤其是福建石桥也有非常高的评价，称其为“合理与浪漫的巧妙结合”，是功能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根据结构的不同，中国古桥最主要的几种类型是梁桥、拱桥、浮桥和索桥，而河流的种类和附近地形，是决定桥梁结构和材质的主要原因。

梁桥古称平桥，把木头或石梁架设在沟谷两岸，就成了梁桥，其结构最简单，原始社会即已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在黄河流域已经有多座著名的梁桥，陕西渭河上著名的渭水三桥就是代表，这些梁桥是古代黄河流域出入各国的交通要道，围绕着渭水上的梁桥也发生过很多的历史故事。北宋时期福建泉州贸易发达，社会繁荣，在泉州湾洛阳江口上的万安桥是我国第一座海湾大石桥，桥长360丈，宽1.5丈，建造过程中又利用了附生牡蛎作为胶着体，并开创了浮运架梁的方法，其规模和成就都是世界性的。

浮桥古时称为舟梁，用船代替桥墩，架设简便，军事上常被应用，因此又称为“战桥”。浮桥历史悠久，《诗经》中已有记载。很多地方在架设永久桥梁之前，都会以浮桥为临时之应用。从秦汉到明清，中国历史上的诸多朝代变迁，都经过了常年的战争，浮桥在中国古代的大量存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战争中的军事用途，所以中国古代官府对浮桥相当重视，在解放战争中，浮桥也发挥着快速搭建，渡大军过河的功效。

索桥主要用藤、竹等制成的绳索和铁链架设而成，又称吊桥。主要分布在我国云、贵、川、藏，秦岭、台湾等地区。其中贵州盘江桥、四川泸定桥等在国际桥梁史上享有盛名。早期先民尚无较高冶炼技术，故多采用纯自然材料制成桥梁，四川都江堰的珠浦桥是竹索桥的代表，不过今日之珠浦桥，已为解放后重修之钢索桥。我国至晚在隋唐时就有了铁索桥，比西方要早约10个世纪，泸定桥是其中的代表，至于铁索过河的办法，则多是采用风筝、投掷等方法先建立绳索，再将铁索经由绳索延伸至对岸，先民之智慧令人惊叹。

拱桥是有伸臂木石梁桥、撑架桥等逐步发展而成的，我国拱桥在东汉中后期开始出现，在发展过程中又受到城门、墓拱等建筑影响。我国建造拱桥的历史比造拱桥著称的古罗马晚几百年，但建筑风格独具一格，形式多、造型美。陡拱、坦拱、多孔拱、长拱、空腹拱、实腹拱等多种形式。大江南北，遍布着各种风格的古代拱桥，北京卢沟桥、颐和园玉带桥、河北赵州桥、苏州宝带桥、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汴梁城中的木构虹桥⋯⋯这些不同风格的桥不仅发扬了“拱”这个结构的可能性，也不断融入中国古代城市建筑和园林建筑之中。

Info：中国古建筑摄影大展

中国古代学派的智慧管理 篇4

课程分为分为十二集，分别是：《周易》经传的智慧，儒家德性的智慧，道家超越的智慧，墨家的思想，《孙子兵法》浅讲，法家与名家概览，《史记》浅讲，魏晋玄学之风，佛教解脱的智慧，宋明理学的境界，明清之际思潮，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初步的介绍了我国古代各派文化思想的核心和发展进程，以及教会我们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这些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核心思想，必将在中华儿女的血脉中代代相传。

郭老师讲到仁爱的思想，尤其引起我的关注，主要分为两点：一个是忠，就是忠心耿耿，一个是恕，就是宽恕。“忠”与“恕”接近于“仁”。自己要立，自己要达，也要想到让别人立，让别人达。尽己之心，叫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讲的恕的方面。推己之心，将心比心，得到富贵要有其正道。而如今的某些个人和商家，专走不法之道，做出大量损人利己的事情，这完全是与中国古代思想中所讲“得到富贵要有其正道”的思想相违背。这也说明，中国古代的优秀的思想与智慧对于当今的社会活动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我们能从经典的国学思想中获得正能量，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智慧至今熠熠生辉，我们仍在不断研习的原因。

中国古代学派的智慧管理 篇5

1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流派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根源于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 奴隶制开始瓦解。在这一时期, 代表着社会各个阶层的管理思想发展活跃, 一时间呈现出“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的态势。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也在此时开始走向成熟。随着秦的天下一统, 中国开始了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两千年封建制度, 为了维护统治秩序, 管理思想领域逐渐形成了儒家、道家、法家为主, 其中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的发展流派。下面就主要介绍一下这三种管理思想的流派。

1.1 儒家的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的儒家管理思想带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统治利益, 它始于孔子, 在历代的封建王朝都被奉为显学, 是古代官方管理思想研究的重点。因此, 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在历代都得到了丰富和完善, 也出过不少研究大家与著作, 例如西汉时期的董仲舒、明代的朱熹等等。

儒家学说最开始是以伦理为中心, 政治伦理一体化的管理思想, 其管理思维有一个修己安人的过程, 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同时在国家层面的管理还涉及到中国管理特色的终极目标-“大同”社会构想。因此, 儒家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主张以同情、忠告、宽恕来追求至善、体悟天地生万物的仁心, 发挥主观的能动性, 通过自身生生不息的创造来完成和达到与外界的统一。

1.2 道家的管理思想

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老子。道家是由历代的哲学家建立起来的学派, 因而与正统官方儒学强调入世不同的是, 道家与其正好相反, 强调出世和管理上的“无为而不为”的思想。这种无为并不是要求管理者在组织的管理中无所作为, 而是将有为化作无为, 将人的社会性减少到最低限度, 而把人的自然属性的作用更大程度发挥出来, 从而达到管理的效果。

1.3 法家的管理思想

法家管理思想的代表任务是韩非子。法家的将人假设为“恶”, 对于“恶人”:必须要通过罚来驯化, 而不能光依靠礼法上的克己, 否则会影响到管理的秩序。古代法家思想的立场是封建最高统治者, 以君主的利益为最高, 因此它也是君王的治国思想之一。强调依靠“法”、“势”、“术”来巩固最高统治者的利益。“势”是为管理者的地位和力量, 它可以随着职位高低的变化为变化。因为, 上级与下级的关系是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贤而屈于不肖者, 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 位尊也”。“术”是统治者管理下级、民众的方法、策略。因此,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 以刑去刑。

从以上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几个主要流派的分析概要, 可以看出这三者是是基于不同的阶层立场提出来的管理思想, 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这也是三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能够持续发展下去的原因。当然, 因为管理思想的时代局限性和历史的范畴, 在当今看来存在很多不足和缺陷, 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其优秀的精华进行借鉴, 尤其是儒家和道家的管理思想。

2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现代研究价值

古为今用使我国管理现代化所面临的课题。探索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是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重要方面。并未创建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 至今对于古代管理思想的哪些内容在今天仍有可借鉴的意义, 目前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可借鉴的主要内容有一下几个方面:

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各种群体关系, 包括家庭邻里、社会国家乃至自然界, 它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对更大实体的承诺和责任感, 这种文化井绳不仅先打社会精神并行不悖, 而且对于我国实现现代化, 对我国企业管理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 是关于人的行为规律, 第二是关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第三是人的本性, 第四是关于人的欲望和人的需要问题的研究, 第五是关于惩罚与奖励, 第六是关于人和, 第七是关于群体行为与组织行为, 第八是关于用人的问题, 第九是关于领导行为, 第十是关于怎样运用权力。

修己安人的管理思想。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非常强调领导者的道德素质的重要性, 冲上“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 这对于今天培养具有较高素质的新型企业家不乏借鉴的意义。

在儒家看来, 由于具有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见闻, 尤其是具备崇高的道德修养, 从事管理职能并被人当做偶像和效仿的“圣人”, 通过自身修养和自我管理能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 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 而为了实现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业, 还有一个从修己安人的过程。实现社会管理, 儒家的思想家们认为, 人心本来是善良无邪的, 因此管理者所采取管理手段, 主要应该是“感应”和“教化”, 就是说借助正面的教育和规范启发引导, 使得管理者在良好的道德环境中, 通过自我修养和自我约束, 服从于统一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 这样天下便可趋于大同, 这是儒家所要达到的管理目的, 总之, 儒家“修己安人”的管理思路就是, 通过“修己”、“正己”、“示己”, 达到教之、化之、齐之的目的。

中国古代的经权观。经与权相对, 经是常, 权是变, 朱熹说“权是经之变”, 也就是说“权”是作为原则性的“经”的基础上的灵活性,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经权”观蕴藏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被认为是现代企业管理中的权变理论中的重要思想渊源, 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中国古代经权观的理论依据就是《易经》的三义:变易、不易和易简。“变易”指的是万物和人世的不断变化, 这就是“权”、“不易”说的是各种规律和原则的确定和不易, 即变中的不变, 这就是“经”作为判断的准绳, 以“变易”的“权”来达成最优的决策, 并以最简要明确的原则让群众易知易行, 变成共同的管理行动。

3 现代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价值研究

3.1 管理目标观

目标管理是由管理大师德鲁克所提出的重要概念, 是现代管理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德鲁克认为, 目标管理和自我控制是管理中的最基本的原则。他认为, 每个职务的设定与责任完成都必须以企业的整体目标为目标, 因此每个管理人员都必须做到将个人的工作目标与组织的目标相结合。其次, 目标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自我控制, 能让追求共同复制成为每位管理者的目标, 以更加严格、精确和有效的内部控制取代外部控制。目标管理的中心思想是引导管理者从重视流程、管理制度等细节问题转为重视组织的目标。目标管理达到的目的的手段是过程激励、德鲁克注重管理行为的结果, 而不是对行为的监控。它将管理的重点从工作的输入转移到上产率的输出上, 只有这样的目标考核才能假发管理人员的积极性, 他们付出行动并不是只是为了完成任务, 而是认为这份工作必须做。目标管理强调高层、中层、基层管理者职责的不同, 目标管理的核心是每一个经理人的工作目标应该由他们对自己所属的上级单位的成功应做的贡献来定, 上级管理人员必须保留是否批准下级制定的目标的权力。目标管理还意味着每一位经理人都应该认真参与他们所属的上一级单位的目标制定工作。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目标设计上, 每家思想都有不同的见解。道家的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 社会管理的理想状态是“小国寡民”;儒家的目标管理就是上文中提到的, 试图通过“修己-安人”的过程, 进而达到社会管理的终极目标-“大同”的状态。“修己”与“安人”体现的是个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统一的辩证关系, 个人管理逐步实现自律到自觉的飞跃:“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这样, 就可以推己及人实现社会管理的目标-“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 对家庭及家庭成员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其次, 国是家的扩大和延展, 国与家之间不过是低于面积和人口数量上存在着不同, 二者的管理原则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最后, 在全世界范围内使得大同的社会构想变成现实的社会制度。

因而, 我们发现儒家思想的这一观点与当代德鲁克的“目标管理”的要点有某些相似的地方, 都是强调要通过自我的管理来达到为组织不同目标的完成。

3.2 管理的组织观

组织是管理的五大职能之一。管理的组织职能或者组织活动是由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过程活动。正如一个大厦是由钢筋、水泥各种硬件构成的一样, 组织是由职位构成, 组织结构是一种职位结构。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组织问题的分析集中在《荀子》一书中, 荀子认为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 人类结成社会群体, 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 就会发生争夺。首先, “群分”是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必然导致的, 因为用来供养一个产品是由各行各业的人所提供的。一个人不论从事什么职业, 都可能精通所有技艺, 也不可能从事所有职业;其次, “分”是为组织手段, 是人类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础。把划分为各人的等级地位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则, 没有名分, 是人类的大灾难, 有了分, 人类社会组织就可以良性运转。

中国古典管理思想已经涉及现代组织理论的结构、形态等问题。但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我国企业管理迫切需要解决以下组织问题:首先, 建立一个合理而富于弹性的组织结构, 以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其次, 明确企业管理者和每个员工的责、权、利, 促进组织目标的达成;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 并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一个温和的组织环境。

3.3 管理的人性观

对人性的认识是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 任何一种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依据。任何一种管理理论都以人性假设为出发点, 中国管理思想中的人, 既不是经济人, 也不是社会人, 而是伦理人, 伦理。

中国传统的伦理人涵义主要是指:第一, 性善。孟子说:“仁、义、礼、智, 非由外铄我也, 我固之有也。”从孔孟之道到宋明理学, 基本上都是以此为来阐释人性的。既然人天生具有为善即履行道德义务的本性, 因而在管理中就特别强调人之善端, 强调与人为善, 强调人与人特别是上级和上级的沟通。第二, 关系本位。人的自我的确立不是由自己自己张扬出来的, 而是在特定的伦理关系中、在同他人的关系中被规定的。第三, 道德修养。代表性的语言是孔子的“修己安人”。管理者具有为善的义务, 如果通过道德修养提高行善的能力, 就能增强被管理者受教化受感化的能动性, 增强他们为善的能动性。

在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 很少讲抽象的人际关系, 而是讲具体的人伦关系, 其特征就是:具有特定的结构性, 在人伦关系网络里, 有亲疏之分, 远近之分, 熟人与生人之别, 有血缘关系的称天伦, 非血缘关系称为人伦。人伦关系具有自己人的情感和交往方式, 它遵循的是情感法则, 它往往对理性、权威、外部意志具有抗拒力。所以, 在人伦团体里强调每个人都应该安分守己, 安伦尽份。由于长期的历史积淀, 这种人伦关系已经成为中国管理中的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心理,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管理中, 人们不喜欢冷冰冰的、只依照调理规定而缺乏情感因素的管理方式。

以情感来调控人的行为, 是中国人管理的重要特征, 在中国管理思想看来, 情感需要的满足、人情的浓郁, 都是组织向心力的来源, 所以管理之道正所谓“人情者, 圣王之母也”。因此, 管理过程中的是否充满人情味, 对管理的效应往往产生直接的影响;人情味的有无和多少, 与管理者的威信和管理的成效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只通规则不通人情或是只通人情不通规则都不会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几千年来, 人情管理还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形态-伦理政治的重要内涵。

3.4 理论控制观

控制是保证各项管理活动达到预期目标的基本手段, 法国古典管理学家法约尔在《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明确地控制列为管理的五项基本职能之一, 他还之处控制的对象包括人、事、物、行为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侧重于对人的控制。在这一点上, 儒家管理思想强调礼治;道家讲“无为”;法家则依靠“法治”。由于道法两派在具体管理实践中都走向极端, 所以强调以礼为核心, 兼用德与刑两手的儒家则成为中国传统的社会管理控制的主流, 在儒家那里, “礼”是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 社会结构及人们行为的基本手段, 是治国的根本, “礼, 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这些论述都集中体现了“礼”在国家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用政令来督导, 用刑法来整治, 对于治民虽然有效, 但并不理想。以道德教化贯穿管理过程的始终, 才能达到控制民众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4 结语

随着管理环境的变化, 管理思想与管理模式也必然会进行变革和调整, 生产的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也会也会促使不同国度管理思想相互整合, 尤其是要注重集体取向和整体思维的中国管理思想与注重个体取向和系统思维的西方管理思想的相互整合。在新世纪的管理实践中, 我们一方面要从西方管理理论中不断学习最先进的管理理论;另一方面, 要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汲取丰富的智慧, 获得睿智, 从而为建立中国特色的管理体系和理论做准备。

摘要：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具有传承性、时代性、地域性等特点。管理是一项实践活动, 具有社会和自然的双重属性, 管理思想是文化的一部分, 是对管理活动的经验总结。中国历经了古代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孕育除了以儒家、道家思想为主的内容极为丰富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 历经了秦的大一统、汉朝的声名远播、唐朝的顶峰发展;古代的中国有了四大发明, 形成和发展了著名的科举制的等, 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成就。可见在古代中国管理思想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并且传播到世界各地。放眼现在, 我们正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引入西方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的同时不断丰富中国式的企业管理理论。这一切的完成, 都离不开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借鉴。本文, 就从现代管理理论的视角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思想进行归纳分析, 并借鉴其现代的价值, 予以运用, 为在中华民族复兴时期, 传播中华文化作一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