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院体制改革内容(精选7篇)
「关键词」法院改革,司法改革,法律与社会,法官选任,司法权,法院管理
作为整个社会变革一部分的法院改革
古罗马谚语云:“有社会斯有法律”。不过,作为社会规范一部分的法律,也总是与特定社会的历史、结论以及文化传统密切关联的。从清末开始,中国建立西方式的现代型司法制度的时间不过近百年,而她的法律以及社会治理的历史却至少有两千年以上。这样的历史对比不仅仅可以表明现代法院制度在中国不过是一个新生儿,而且也意味着新制度建立所必然要面临的艰难历程。司法改革不仅仅涉及到法院或司法机构;它涉及到社会调整以及国家治理模式的改变,涉及到社会意识的改变,甚至是人们思想方式的改变。
在二十世纪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我们模仿西方模式建立了现代政府体制,但是,表层制度的改变容易,但实际运作手段与过程的改变则很难。引进的新制度由于传统力量的影响而变形。就司法制度而言,尽管设置了独立于行政机关的法院,也在宪法上明确地规定了法院的独立性,然而,一方面百年来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与所追求的内政目标难以使包容司法独立的宪政制度付诸实施,更重要的是,那些能够支撑这种独立性的社会意识以及具体知识却没有在更广泛的层面得以确立,法律职业的发育和法律教育的发展命途多舛,终究导致法院独立有其名而无其实。(注:对近代中国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过程与困难的分析,参看拙文,“司法独立在近代中国的展开”,收入苏力、贺卫方(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法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2~213页。)
这种书面制度与实际运作之间的反差也是今天司法改革所面临的大障碍。法院独立首先意味着法院在人事和财政等方面的独立。然而,实际做法却是法院在这些最要害的方面都受控于同一层次的党委和政府。(注:关于法院在人事与财政隶属于地方党政所造成的不独立状况,参看拙文,“通过司法实现社会主义:对中国法官现状的一个透视”,载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修订版),第179~250页。)试想,如果财政与法官选任方面法院不能独立,那怎么能够想像法院能够在司法决策上拥有独立的意志?(注:按照汉密尔顿的说法,“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在任何置司法人员的财源于立法机关不时施舍之下的制度中,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分立将永远无从实现。”《联邦党人文集》,第79篇,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6页。)法律条文中许诺了司法独立,诉讼当事人当然有理由期望法院在司法决策时将这种许诺变成现实,然而,由于司法的地方控制,当案件涉及不同地方的当事人时,只能由其中一方当事人所在的法院受理,而该地方法院作出偏向本地当事人的判决几乎成为司法决策的常态。这不能不加剧民众对司法制度的不满和怨恨。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可能最重要的是设置不同于行政区划的司法区划,从而将司法权与行政权以及同级立法权完全分割开来,这是司法独立最基本的保障。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一般大众固然经常是司法屈从外部权力控制的受害者,但是,另一方面,当今中国法律文化和政治文化中也的确弥漫着不利于确立司法独立原则的气氛。政治话语中见惯不怪的“一把手”或“核心”的表述,为“中心工作”服务的惯常思路,从某些知识分子到一般大众对集权政治所能够带来的社会动员力的青睐有加,都会形成对独立司法的抵制因素。不仅如此,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正当性以及依法治国的正当性的确立,法院在调整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方面正在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整个社会也理所当然地增强了对司法界的关注。然而,由于司法界革除积弊、适应新需要的努力与社会期望之间的巨大落差,一时间大众传媒中充斥着对法院弊端的揭露,“司法腐败”已经成为街谈巷议的惯常说法。这样的舆论气候所引发的不是对司法独立的追求,而是对这一原则的恐惧和强化监督和控制的呐喊。如此一来,某种恶性循环便不可避免:因为法官素质不高,所以需要的不是独立,而是控制,由于受到控制和不得不屈从外部和内部的干预,因而司法官员本来就很稀薄的尊荣感就愈发丧失殆尽,对于没有了尊严感的人你又如何要求他表现良好?出现更多的错判和劣行将是必然的,于是,人们会说,这么严厉的监督居然还会出问题,难道不应当更加严厉地监督和控制么?
怎样走出这个怪圈?也许我们无从发现某个具有决定性的着力点,在我看来,有关现代司法以及现代政府建构的基本道理的更全面、更深入的传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法院自身在法官选任、司法权行使方式、法院管理以及司法职业伦理等制度的建设方面更加明确、清晰和有力的改革也是十分重要的。
法官选任制度
与其他方面的改革相比较,法官选任制度在过去的十年间取得的成绩是最突出的,而且法官选任标准的提升也是最容易取得社会共识的领域。在今天,对其他若干方面的改革路向——例如司法权的行使方式以及如何实现司法管理的非行政化等方面——许多人的见解并不一致。但是,就司法官员应当具有高素质的要求这一点上,现在人们并没有多少分歧。这当然具有历史的原因。自1950年代以后的四十多年间,中国根本没有对法官的选任提出教育背景上的要求,由此导致司法官员教育水准的普遍低下。(注:关于中国法官选任标准与实际操作情况,参看Lubman,前注1揭,pp.251ff;贺卫方,前注5揭,第193~213页。)直到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该法明确规定,担任法官必须具有大学教育背景。当时的所谓大学,其实是包括两年或三年制的所谓大专文凭的。短短数年之后,感受到社会公众对司法表现的不满和期望的日益加剧,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没有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则司法公正不过是一句空话,尤其是法院所审理案件的复杂性也在不断加大,更需要法官具有对复杂的社会事务作出合理判断的能力,于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1年6月对法官法作了修改,担任法官者的教育层次由大专提升到本科。依据该法第九条第六款规定,担任法官者必须具备的教育背景是:“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三年;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或者非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一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但法律也为某种情况下的变通留下了空间:“适用„„规定的学历条件确有困难的地方,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核确定,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将担任法官的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专科毕业。”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司法改革不能够局限于司法领域。前面曾说过,在目前的体制下,司法人事任免的权力并没有完全握在法院的手中。地方党政可以因为对法院人事权的掌控而硬性地将某些不符合法官法任职资格的人员塞进法院,与此同时,像转业军人的安置问题更是所谓“政治任务”,不可抵抗。(注:我曾经在若干中级以及高级法院调研,发现即使是在法官法2001年修改后,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转业军人以及其他行业的人员仍然可以进法院,并且成为法官。由于法院的人事权基本操纵在地方党政之手,因此,法院院长们也经常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情绪。在2002年3月召开的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最高法院院长肖扬的一番话就表现了这一点:“我感到困难的一个问题,也是想请代表帮着想办法,就是怎么样把好法院入口,疏通出口。因为法院人财物是地方管的,法院说了不算,不适合的人怎么能调出去?请地方党委代表帮着出出主意。”“请代表支持我的工作——肖扬参加广东团小组审议最高法院工作报告侧记”,《人民法院报》2002年3月13日,在整个宪政体制的框架不改变的情况下,这样的请求显得无奈而且无力。)
对法官法以及检察官法修改时所作出的另一项改变可能有助于法官、检察官选任实践的改善,那就是,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修改后的法官法、检察官法以及律师法都明确规定,今后所有从事这三种主要司法职业的人员必须首先通过统一的司法考试。如果能够付诸实施的话,这一改革措施将成为所有进入法院者必须迈过的一道高门槛,从而将不仅提高三种职业的人员素质,更对于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通过司法获得法律统一以及司法权渐次获得真正的独立地位产生积极的影响。
司法权的行使方式
在中国,虽然在一般政治话语中“三权分立”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货色,然而,伴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化,司法权与行政权以及立法权之间的差异已经得到了法学界以及法律界的更多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体现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司法权的行使方式与其他两权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例如,司法权的行使需要以中立的方式行使。为了实现这种中立,在审前程序和审理过程中,法官必须保持应有的消极性,不可过于主动和积极。不仅如此,因为法官要裁判的事务往往涉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司法决策必将有一方败诉,即便判决本身的公正性毋庸置疑,但败诉当事人的不满和指责仍属无可厚非的正常情形。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保持必要的消极将有助于减轻司法所承受的这种压力。
虽然有上述一些观念上的觉醒,民事诉讼立法也有了相当的改进,然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司法行为惯性却仍不时地表现出来。从官方的意识形态上说,司法机关只是完成社会治理的一种工具,它要及时而有力地回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积极主动地完成党所交付的任务。人事与财政体制上造成的法院对地方党政权力的依附使得司法行为的独立难以确立。传统社会主义司法所承担的教育功能也会加剧司法权行使过程中的主动积极的特色。(注: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司法教育功能的重视,参看茨威格特和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章。)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另一个因素也加剧了法院冲破应有界限的动力,那就是许多地方法院财政的拮据。一些法院通过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而获得经济收益,改善了它们的财政情况。上述种种复杂的因素让我们看出在中国确立消极司法观所面临着的特殊困难。甚至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机关报《人民法院报》上,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表扬文章,例如称赞某法院如何服务于社会的综合治理工作,(注:王如生:“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人民法院报》2002年2月25日(作者系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院长)。)称赞某法院积极投身于“严打斗争”,(注:2001年6月3日《人民法院报》报道全国多家法院开展声势浩大的严打斗争,大标题醒目而富于刺激性:“法威激扬扫六合风雷浩荡震八方”。)称赞某法院热心为当地企业服务,甚至不待起诉,“上门揽案”,(注:一些典型事例,见前注5揭拙文,第219~221页。)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从司法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着眼,目前我们的法院也确实面临着司法行为上的两难: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事务,在各个方面显示它的存在和力量,一方面可能有利于赢得政治领导层的赏识,从而改善法院在政治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化状况,但另一方面,司法权的主动行使很有可能造成相反的结果;张扬威力适足以丧失尊严。在行为模式上缺乏独立品格,过分对政治权力攀龙附凤可能加剧了依附感和边缘化。两难的另一种选择是,法院以消极中立的方式行使司法权,这样做也可能出现两种可能的效果,或者司法的尊严得以逐渐确立,或者消极中立蜕变为消沉孤立。
法院管理制度
这里的法院管理制度指的是法院内部机构设置及其职权的合理化、法官个人独立地位的保障以及上下级法院之间关系的理顺等,其中关键的问题是法官个人的独立。当然,实际上,中国的宪法以及法院组织法根本没有规定法官个人的独立,有的只是法院作为一个系统独立于外部的干预。法院内部的管理制度大致上还是一种行政化色彩很浓的模式。值得欣慰的是,法学界以及司法界对法官独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经做了相当多的论证,与此同时,相关诉讼立法也正在发生某些积极的变化。近年来,最高法院又推行了若干朝向这个方向的改革措施,例如在专业庭的设置方面,取消了与民庭并立的经济庭;确立审判长选任制度,以便使素质较高的一部分法官享有更大的独立权;将法官与书记员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序列,等等。但是,某些显而易见的行政化的体制还没有触及到,最突出的便是沿袭已久的审判委员会制度。
审判委员会制度在过去的司法过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其弊病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注:关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利弊及其命运应当如何,学术界有相当不同的见解,苏力教授认为在目前的中国,尤其是基层法院,审委会的存在有语境上的(contextual)的合理性。参看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及以下;相反的观点,见拙文,“关于审判委员会的几点评论”,载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151页。)审委会决定案件违反了司法公开的原则,破坏了回避制度的效果,造成了司法效率的低下。更严重的是,它导致了对法官的控制与法官素质低下之间的恶性循环。人们看到了法官素质不高,因此用审委会对审判结果加以监控,然监控使得法官权力虚化,内心的失落与当事人及其律师的鄙视将使他更缺少责任心和荣誉感,愈发不思进取,自暴自弃,这样又导致更严厉监控的正当性。
审委会如此,院庭长批案亦复如此。需要改变的还包括法官法所规定的过于繁琐的法官等级制度。这种将法官分作十二个级别的制度强化的是法官之间的等级差异,不利于法官独立意识的养成。要在法官中形成追求公正司法的风气,需要确立责任与荣誉相结合的机制。当责任与荣誉都无法推诿的时候,法官追求正义的热情与智慧便会被激活,我们就可能走上一种良性循环。
结论
一、合理设置体育课的内容
长期以来,高校体育课的教学内容偏重于体能的学习和训练,体育基础知识的讲授每学期只有一次课,这从过去学校体育教学计划各部分内容比例便不难发现。
近几年,部分院校对体育课进行了改革,学生入校后可以在体育课所开设的项目中任意选择一项进行学习。这种形式比较受学生欢迎,因为这种方式照顾到了学生的兴趣,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但所开项目也基本上以技术技能的教学为主。一直以来高校体育课理论内容比例是很小的,而且理论课的内容也主要是基本的技术、战术和比赛规则。这样的教学内容的安排即使是有些锻炼身体的效果,也只是在校期间的短期效果,对学生终身锻炼的作用不大。体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其内容包涵运动生理、运动医学、运动解剖学、运动力学、运动心理、体育管理学等多门学科。高校的体育课程应围绕体育学科体系来设置,使学生能通过体育课的学习,掌握体育运动相关的最基本的知识,并能借此指导自己现在及将来选择促进和保持身体健康的方法。笔者认为体育课内容既要有学生必须掌握的体育运动相关的基础知识,又要照顾到学生的个体差异及兴趣爱好。只有将体育健康理论知识与体育运动技术技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学生才能从高校体育教学中获得更大的终身利益。
二、灵活的开课形式
为了适应上述体育课内容的设置变化,可以将体育课内容分为两部分,并分别采取必修课和限选课的形式开课。第一部分为必修内容,以理论知识及基本的身体锻炼方法为主,诸如一些主要运动项目对身体的作用;如何预防运动损伤及简单的运动损伤后的处理及治疗;主要健身手段等内容,使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的体育知识,加强科学锻炼身体的意识。第二部分为限选内容,学生可以在学校开出的若干个体育项目中选择一项既适合自己身体条件,又喜爱的项目进行学习,开设内容既要有传统的球类、田径、体操、武术等项目,又要有具有时代气息的健美、形体、舞蹈等项目。通过对这部分内容的学习,学生既锻炼了身体,又掌握了一到两项能够终身练习的体育运动技术、技能,而且必须取得体育必修及限选两部分学习的学分。
目前,高校体育应试教育模式的主要根源是教育观念、教育思想滞后造成的。要真正落实开放式体育教学,关键是转变观念。因此,学校体育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改变应试教育“为考试而考试,为达标而达标”的局面,首先,要从学校体育管理者和教师进行自上而下的教育思想转变,充分认识到体育是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把重智轻体真正转变到德、智、体全面发展上来。要转变高校体育教育观念,使高校体育为培养学生“三基任务”,为全面提高学生健康水平服务;其次,体育必须面向全体学生,确立和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只有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开放式体育教学才能收到实效,要把学生在校期间的体育效益与学生终身受益相结合,使学生树立“健康第一”的终身体育观;最后,体育教师要有创新思想,与时俱进,大胆改革教学方法、手段,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三、建立科学的体育课教学评价体系
教学评价是检查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教学评价体系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体育教学的发展方向。体育成绩的考核是否全面、客观、公正,是否真正反映一个学生在体育方面的实际水平,往受到同学们的关注。可见,考核的方法是否科学、合理,制定的标准是否符合学生实际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学生体质的增强,健康水平的提高,是每天坚持不懈锻炼的结果。如果只是通过每周一次体育课来获得体育锻炼,其锻炼价值是微乎其微的。学生应通过体育课学到的知识、技能来指导日常课外以及今后的体育锻炼,来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在教学实践中,我们针对难美类与技能类项目中的评分特点也摸索出一套适合于大学生的考核模式,“三级评定考核方法”,即个人、小组和教师三者共同参与评定工作。体育课的考核工作应该建立以体质健康为中心,体现学生自我锻炼能力,体育知识面,终身体育意识的综合性成绩考核制度,每次课不拘泥于有多大的练习密度和运动负荷,主要看教师是否通过有效的教学手段达到本次课的教学目的;一学期或一学年的效果评价,主要看学生是否掌握了相关的体育知识、技术和技能,体质是否增强了。将每次体育课的教学效果与长期体育教学效果,即过程评价与体育结果评价结合起来,从而使体育教学效果评价体系更加完善。
四、教材与师资建设
到目前为止,中国各出版社发行的高校体育教材数不胜数,但几乎所有的版本都是以体育各项目的技术、技能教学为主,而体育理论基础知识所占的比例不到10%,根本满足不了学生对体育知识的需求。应尽快编写出涵盖体育有关学科、能够指导学生终身从事科学的体育锻炼的综合性强的体育教材。我们的体育教师由于长期以来受到体育教学大纲及体育教材的限制,忽略了体育理论基础的学习和教学。因此,学校应创造条件让他们继续学习和深造,体育教师自身也应努力钻研,丰富自己的体育理论知识,不断提高业务水平。既然把教师职业看做是专业性职业(专业),而其专业化程度尚不高,那么其专业的发展就应具备专业性职业发展的一般特征。因此,教师专业发展这一概念的内涵就是把教学工作视为一种专业工作,把教师视为一个持续发展的专业人员,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与探究历程来拓展其专业内涵,提高专业水平,从而达到专业成熟的境界。高校体育是终身体育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个人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最后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学生在校学习的知识对其一生都有重要的影响。因此,高校体育应与终身体育融为一体,为终身体育打下良好的基础。
摘要:中国高等教育各门学科的教学都在改革中不断提高,体育教学也做了大量的改革尝试,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分析高校现行体育教学中所存在的教学内容比例不合理的问题,根据中国实际,提出了高校体育课教学如何围绕终身体育,从教学内容、教学形式上进行改革,把体育技术技能教学与体育基础理论教学融为一体。
关键词:高校体育课,教学内容,终身体育
参考文献
[1]马启伟,等.竞技体育创新原理[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4.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体育(l—6年级)体育与健康(7—12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
[3]张宏成.高校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的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1,(6):9-11.
关键词:通识教育;哲学;教育改革;大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6)04020606
通识教育是国际高等教育界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其既是一种教育理念,也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最早起源于19世纪的西方国家,教育界为了弥补大学的学科分类太过专门的缺陷,提出了通识教育理念。通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能独立思考,且对不同的学科有所认识,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即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人,而不仅仅是某一狭窄专业领域的专精型人才。中国高等教育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高等教育模式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已不能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此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界开始反思并提出了一种新的大学理念,通识教育进入人们的视野,对高校实施通识教育,已成为基本共识,
认为大学并不只是一种专业教育,更主要的是要塑造学生完整的人格,培养与时代相适应的、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现代公民,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素质基础。
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和高等学校综合改革,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改革人才培养机制,实行学术人才和应用人才分类、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制度,强化实践教学,着力培养学生创意创新创业能力。”[1]纲要从战略层面,揭示了实行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是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说明了在中国大学实施通识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也为我们开展通识教育提供了指导思想。
而哲学通识教育在高校通识教育中自有其重要性。其一,哲学的无用之用就在于教育,它使人们认识到“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最终“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其二,通识教育的目标就在于培养具备远大眼光、通融见识、博雅精神和优美情感的完整的人,所以“哲学教育不仅天然地具有通识教育的属性”而且内在地构成了通识教育的核心和基础[2];其三,就社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言,也迫切需要开展和加强哲学通识教育。因此,提供符合时代需要的科学合理的内容是哲学通识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大学应该如何全面深化哲学通识教育的内容改革。
一、当前国内哲学通识教育存在的问题
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其发展较早,较为成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哲学界在哲学通识教育方面开展了一些积极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系统的、成熟的有关哲学通识教育的研究。基于自身的哲学通识教育实践,笔者认为当前国内哲学通识教育存在以下几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第一,缺乏本土化纲领的指导。目前,中国哲学通识教育改革还处于摸索阶段,缺乏宏观层面的指导,没有专门的机构进行规划和协调,没有系统的体系作为指导。不少专业教师都是在学校开展通识教育改革的大环境下匆忙上阵,尚不清楚通识教育的目标,且课程内容也没有经过系统的思考和合理的规划,仅沿用以往专业教学的经验开展通识课程教学;尽管有老师对通识课程的内容有一定的思考,但还是存在不少问题,其原因皆在于我们的通识教育缺乏本土化纲领的指导。国外大学开展通识教育较早,1828年,美国耶鲁大学就发表了《耶鲁1828报告》,开始施行通识教育。不过他们当时更多的是在引进、复制欧洲的通识教育,直到1943年,哈佛大学发表《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后,才算真正找到了符合美国大学需要的本土通识教育模式。对于中国大学而言,不能照搬照抄国外通识教育经验,应当吸收国外先进的通识教育理念,结合中国大学的实际,找到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通识教育之路,建构一套符合中国大学实际需要的通识教育理念、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以及制度规范[3]。
第二,脱离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时甚至走到中国教育基本目标的对立面。目前,在教育界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通识教育是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价值中立教育,是对过去以政治价值观为主导的专业教育模式的一种替代。这一观点抹杀了主流价值观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现代教育,包括通识教育在内,仍应发挥价值观引导的功能。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4]这就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通识教育决不是一种消除主流价值观引导的中立教育,相反,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教育。如果缺少了主流价值观的引导,通识教育必然会失去方向,沦为各种腐化思想的温床;反过来,如果通识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不符合这个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要求,那么这种通识教育必然是一种失败的教育[3]。因此,哲学通识教育应紧密围绕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来进行。教育不仅要传授知识、培养能力,还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融入教育之中,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承担的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历史使命。现实教育中,有些老师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没有紧密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的甚至走到中国教育目标的对立面,背离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教育方针,也背离了哲学通识教育的初衷。笔者认为,哲学通识教育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充分体现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把当代大学生培养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具有国际视野、世界眼光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三,脱离学生实际。哲学通识教育要与时俱进,符合学生的需要,符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味地迎合学生,要了解学生对哲学通识课程的三种需求:(1)教育需求。学生渴望通过对哲学的学习来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升自己的理论修养;学生还渴望在哲学通识课上了解哲学经典以及阅读经典的能力。钱理群说:“人类文明的成果,就是通过经典的阅读而代代相传的。”南京大学推出的“悦读经典计划”就是通识教育的一种新途径。通过研读经典著作来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使自己贯通古今历史,融会中外文化。(2)现实需求。当代大学生往往带着关于社会、人生的困惑走进哲学通识教育[2]。学生在现实的学习生活中遇到了问题,希望在课堂上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希望课堂的学习能够帮助他们解答人生的困惑,让他们明白生存价值的意义所在。(3)发展需求。哲学教育能真正培养学生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创新能力,促进学生的精神修养和人格升华。因此哲学通识教育除传授知识给学生外,还应该增加思维的训练,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和创新能力,促进学生更好地认识世界和自身。
二、立足本土教育,科学设计哲学通识教育内容
哲学通识教育想要真正取得成效,必须在本土化纲领的指导下,结合中国通识教育的培养目标,提供科学合理的内容,培育真正符合中国主流价值观和时代发展需要的具有世界眼光、中国灵魂的现代公民。基于已有的实践,笔者认为哲学通识教育必须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科学的理想信念。哲学通识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在大学生中开展意识形态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十三次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高校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5]。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提供的理论思想,就是要我们掌握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此基础上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所以说,理想信念不是自发产生的,必须把理论思想作为其产生的坚实基础。我们的理想信念是树立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心,因此我们必须把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我们的“看家本领”[6]。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4]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想信念,能够引导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观察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激励并指导我们开展有益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第二,体现主流价值观。价值观教育是大学通识教育的内在职责和使命。大力弘扬本国的主流价值观,可以说是大学教育的通则,也是大学建设和发展的惯例。教育说到底只是一种方法,价值观教育才是教育的本源,只知其法而不知其源,难免会失去教育的本真。1947年美国高等教育委员会发表的名为《美国民主社会中的高等教育》的报告书中指出:“普通教育应该给予学生能在一个自由社会里正确完满生活所需要的价值观念、态度、知识和技能。”并明确规定课程目标为“保持与扩大美国社会必须的伦理和社会价值”。这表明,通识教育本身就包含主流价值观教育,两者是内在一致的,如果通识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与主流价值观相悖,那么,这种通识教育必然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教育[7]。哲学通识教育作为通识教育的核心和基础,以其独特的学科特点体现了其在主流价值观教育中的重要意义。可以说,二者在理念上是相契合的,共同指向并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个目标。因此,哲学通识教育应成为主流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渠道,使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和塑造成为哲学通识教育的基本职能。当前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的价值目标、社会的价值取向、个人的价值准则的高度凝结,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它是一种处世的标准,指导我们的言与行。习近平同志在视察北京大学同师生座谈时指出:“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为此他强调必须“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他还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8] 为此,高校应充分发挥哲学通识教育的重要作用,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目标,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使主流价值观融入大学生的社会性发展需求之中,使主流价值观与大学生的成长需求相结合,并能内化为大学生的自身发展需要,把大学生培养成具有坚定信仰和完善人格的人。习近平同志还指出:“在当代中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应该坚守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8] 因此,哲学通识教育不仅要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还要注重引导大学生投身实践,使他们成为主流价值观的自觉践行者。
第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使当代大学生真正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灵魂的人,应当引导当代大学生正确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知道我们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明白我们是一个只有作为一个中国人才能成为受到其他民族、 国家、地区的人们尊重的现代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9]因此,哲学通识教育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还应包括儒、释、道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儒、释、道蕴含着的丰富的哲学思想,共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历经沧桑而积淀下来的精华,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智慧的结晶,承载着优良的道德传统和伟大的民族精神,它赋予了中华民族以精深厚重的气质和智慧[10]。这是现今人文主义情怀欠缺的西方世界所不能及的。因此,哲学通识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使命所在,责任所在。以南京大学为例,南京大学哲学系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孟子研讨”“中国古代人生哲学”等课程,以及开展已有8年之久的南大哲学系国学启蒙班的暑期社会实践,通过课堂讲授和社会实践等多种形式,使当代大学生认知和亲近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深刻领悟其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提升大学生对中华民族的价值认同感和精神归属感,增强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我们不仅要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智慧影响中国,更要影响世界。
第四,为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批判思维训练。哲学通识教育应该让大学生养成善于思考、勇于反思的质疑和批判精神。罗素在他的《哲学问题》一书中说:“哲学的根本特征是批判。”这说明,学哲学是锻炼和提高批判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恩格斯也说:“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11]哲学本身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是对人处理和驾驭外部生活世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成果进行的反思、总结和概括,它能培育人的理性和批判思维。而批判思维又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爱因斯坦曾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知识是对过去的总结,是人们已有的共识;而想象力是打破固有模式和惯性思维,是创新的开端。他还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这个想象力就是我们所说的批判思维。因此,哲学通识教育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使学生的批判思维得到充分的锻炼,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提出有创造性的见解。那么,我们具体在哲学通识教育中如何培养批判思维呢?就是要让学生学会反思,反思是批判思维的本质特征,批判思维也正是在不断的反思中培养出来的。黑格尔在他的《小逻辑》中也说:“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对既有经验和现实对象的反复思考。”[12]也就是说,“反思”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既然哲学具备这样的本质,那么我们就不难看到,这种反思、批判的思维特点可以贯穿于哲学通识教育的全过程。
第五,帮助大学生拓展国际视野、树立世界眼光。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这不仅为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新时期大学生的成长、成人指明了方向。成人就要成为具有世界眼光、中国灵魂的现代人[2]。哲学通识教育应该开设相关课程,使大学生了解异国的历史和现状、哲学思想、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这样才能让学生对异国文化和异域文明有一定深度的了解,真正“认识世界”。最终能够使全人类的优秀思想资源充实学生的心灵[13]。事实上,有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大学生对于西方的哲学、宗教也有着浓厚的兴趣[2]。因此,我们应该充分满足学生的需求,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学习平台,引导他们站在一定的高度去看待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高度决定视野,所谓“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便是如此。站得高,就能看得远,视野有多宽,你未来的成就便有多大。世界眼光是一种看问题、想办法的胸怀、视野和境界。世界眼光要求大学生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去了解世界各国丰富多彩的先进文化;以合作的精神去参与国际竞争与交流,尊重差异,学习与世界他国人民交往的技能;以和平的信念去关心全人类的共同发展,担负起“全球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以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世界上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扩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辐射力,要让全世界了解中国,敬畏中国。最终使自己成为具有中国灵魂和国际竞争力与世界眼光的现代人。
三、加强、改进哲学通识教育过程中应当妥善处理的问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哲学通识教育的内容改革,除了需要科学合理的设计以外,还应当着重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实现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育的有效融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首先是哲学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有效融合。不管是哲学通识教育,还是思想政治教育,两者的教育对象是一致的,教育目标也是一致的,都承担着中国高等教育“培养什么人”和“如何培养人”的重要任务,唯有充分发挥哲学通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优势,才能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出优秀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此,从提高教育的效率来说,应通盘考虑哲学通识教育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有效衔接,互联互通,避免大量的重复。思想政治教育为哲学通识教育指明了政治方向,哲学通识教育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注入了活力,哲学通识教育中的人文情怀和思想智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基础,两者相互渗透,共同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其次是哲学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不管是高校的领导者、管理者,还是教师、学生,都要消除对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认识上的偏差,应该说,两者都非常重要,都是实现我们人才培养目标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此外,对哲学通识教育和哲学专业教育的定位要明确,清楚二者之间的关系,两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互融互通。在教育内容的设定上,哲学通识教育可以偏向学生知识面的拓展,注重与实践的结合,受众群体应该是全校学生;哲学专业教育可以偏向对某一专业领域的纵向深入的研究,受众群体应该是哲学专业的学生。
第二,在中国本土化纲领的指导下,努力实现哲学通识教育的“本校化”。通识教育,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理念,在各类大学中应该没有本质的差异,但是由于每所高校条件不同、任务不同,需要不同的通识教育模式,各个高校应根据本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生需要等实际,制定符合本校人才培养需要的通识教育纲领,也就是我们提出的“本校化”。具体来说,国内的研究型大学重点是培养国际化、创新型、研究型人才,所以哲学通识教育可以从拓展学生视野、了解世界文化等角度出发,多开设一些涉及中西方文化、培养批判思维、逻辑思维的哲学通识课程;教学型大学主要以培养高水平技能型人才(即高级专门人才)为重点,注重人才的实用性,所以哲学通识课程的开设可以偏重社会科学、道德伦理等方面的内容,为毕业生踏上社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理工科院校更需要人文精神的滋养,以实现文理互补;文科院校仍然需要哲学通识教育,因为哲学是基础,它可以为人们提供思维方法和人文精神,它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三,实现相对稳定与动态调整的统一。哲学通识教育的开展,在全国范围内应该有一套符合中国大学教学特点的本土化纲领进行指导,这个纲领应该具有普遍性和相对稳定性。它可以为中国大学开展哲学通识教育指明方向,为哲学通识教育的成功实施准备条件。这样中国的哲学通识教育就不至于走偏,走样。在相对稳定的纲领性文件的指导下,各大学根据具体情况可进行动态调整。每个大学都有其自身的特点,而每个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也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其兴趣、爱好和擅长点都不一样,老师可以根据所要教授的学生的特点,对教育内容做出适当的调整。从外部环境看,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国内哲学通识教育的实践经验越来越丰富,国外一些先进理念也在不断传入,对此,我们也可以适时对教育内容进行一定的调整与更新,使教育更具科学性、前瞻性。总之,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哲学通识教育在符合中国通识教育理念的情况下,在国家和教育相关部门的指导下,可以根据自身特点进行调整和更新,实现相对稳定与动态调整的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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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ilosophical general education content reform should be design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Chinas localization program and the students practical needs. It should help students to establish scientific ideals and beliefs, reflect the mainstream values, carry forward the fin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provide the critical thinking training, and help students develop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a global vision.
Key words: general education; philosophy; education reform; university education
【全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之间达成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仅就协议内容
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问题的复函
([2007]民立他字第54号)
(相关资料: 裁判文书1篇)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适应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和人民对法治的需要,各级人民法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制定民事、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改革证据制度;改革裁判文书的制作,规范审判组织的职能,扩大合议庭职权;切实落实公开审判的宪法原则,将审判置于公众监督之下;严格和细化诉讼回避制度,维护当事人对法院的信任;依法扩大适用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推行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理;改革和完善审前程序,推行庭前证据展示制度„„这些改革措施从根本上提高了法院审判工作的质量,保证了程序公正的实现。
关键词: 司法公正司法改革问题分析措施
一、作为国家政权机构中的一个分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
作为司法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人民法院的作用就在于,依照法律对产生争议的法律问题作出具有最终效力的裁判,并以此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法院的判决是将法律应用于具体当事人或法律争议,其直接的结果就是引起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变化。在许多国家,对案件的判决理由还可以成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一项规则。我们常说,法院掌握生杀予夺大权,法院是人民权利的最后一道保障,就是说的法院职能的重要性。
无论在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还是在欧洲等大陆法系国家,司法职能的重要地位是有目共睹的。按照这些国家学者的观点,国家的权力无比强大,但统治阶级仍然要设立一个处于中立地位的法院,来处理人民与人民、人民与国家之间的法律争议;政府的权力是广泛而且重要的,但政府仍不得不拨出充足的经费、提供精良的人马去养活一个独立于政府而且经常判决政府胜诉的司法机关。为什么?因为全社会、全体人民都依赖这样一种机制,依赖那些在机制中公正裁判的法官。人们相信:法官们会依法裁判,而且他们执掌的法律是可靠的;法官会凭良知行事,而他们的良知是高尚的;法官依特有的司法工作方式进行审判,而且这些工作方式是科学的。
公正是司法的生命。每一起案件的当事人都会期待着自己的利益得到承认,实现当事人和整个社会所追求的“正义”。所以,对于法官来说,一起具体案件所涉及的不只是一份财产、一个行为,而是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如果法官的裁判没有体现公正,其结果必然是挫伤有理者对公平、正义的信仰,同时又放纵那些从不公正的裁判中获得利益的人继续行恶。这样的后果正如培根所比喻的,将污染了河水的源头。而法官的使命,就是把每一起案件都以公正标尺加以衡量,将社会对公平、正义的信念注入每一起案件的审判过程和结果之中。
从依法治国的意义上讲,如果一个社会中没有了司法公正,那么这个社会也根本没有公正可言了,由此看见,司法公正既是司法活动自身的目标和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目标和要求。
二、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适应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和人民对法治的需要,各级人民法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解放思想,树立新型司法理念。
时代的变革要求司法制度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锐意改革,而改革的基础就是要树立新型司法理念。实际上,随着由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由人治走向法治,由单一的专政转向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由贫穷落后发展到小康社会,由义务主导转向权利主导„„这一切
发展、变革都要求对一些不能反映司法职能特有性质和司法活动特有规律的传统司法观念进行扬弃,对那些明显不适应新形势要求、违背客观规律的司法体制与工作机制重新认识。
关于中国司法制度应当接受哪些新型司法理念问题,从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来看,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树立了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审判独立、司法尊严、司法民主、司法文明、司法正义等现代司法理念,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官的精神面貌。
(二)改革法院内设机构,完善审判组织制度。
法院系统按照职能独立、互相制约、公正高效的原则,顺利完成了内设机构的改革,实行了立案工作、审判工作、审判监督工作、执行工作的分立,建立了以审判工作为中心的组织模式,效率得到保障、提高,也从审判组织上实现了审判工作的“审者判、判者审”的要求。
(三)完善法官管理制度,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一直致力于提高法官的素质,效果显著。02年以来,最高法院明确提出了“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任务,将法院队伍建设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基本内容是严格法官的职业准入,强化法官的职业意识,培养法官的职业道德,提高法官的职业技能,树立法官的职业形象,加强法官的职业保障,完善法官的职业监督。通过这一举措,真正将法官与一般公务员区别开来。
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认真贯彻落实《法官法》,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建立了法官考评委员会,实行了法官等级制度,建立了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制度和法官回避制度,制定了《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改革了法官培训体制,为保证审判职能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人才基础。’
(四)改革审判方式,实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
审判方式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多年。从最初的只为解决效率低下,发展到今天的同时追求公正与效率,我国的审判方式改革经历了从初始到深化的过程。审判方式改革的成果体现在新的《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中,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中。内容主要有:吸收当事人主义审判方式的优点,摒弃“超职权主义”的弊端,充分发挥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作用;改变法官的绝对主导地位,强调法官的主持与居中裁判功能;制定民事、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改革证据制度;改革裁判文书的制作,增强说理性;规范审判组织的职能,扩大合议庭职权;切实落实公开审判的宪法原则,将审判置于公众监督之下;严格和细化诉讼回避制度,维护当事人对法院的信任;依法扩大适用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推行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理;改革和完善审前程序,推行庭前证据展示制度„„这些改革措施从根本上提高了法院审判工作的质量,保证了程序公正的实现。
(五)改革不适应新形势的传统做法,加强司法文明建设。
近年来,人民法院在新型司法理念的指导下,大力加强司法文明建设,效果显著。具体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
1、在审判法庭内实行法官穿著法袍、使用法槌的制度。这项改革举措虽然不是触动体制的大动作,但它引发了对审判职能性质的反思,冲击了传统的司法观念。特别是以法袍代替了“大沿帽加肩章”的旧式法官制服,赋予了法官职业和审判职能以新的含义与形象,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2、改革死刑执行方式,逐步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对罪犯的待遇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死刑执行方式一直是枪决。新的《刑事诉讼法》在保留枪决执行方式的同时,增加规定了死刑的注射执行方式,并逐步在实践中
推广,体现了对死刑犯的人道主义待遇。
3、实行司法救助制度。根据这一制度,人民法院对经济确有困难的诉讼当事人实行诉讼费用的减、缓、免交,为符合规定的刑事被告人指定辩护人,确保其诉讼权利得以实现。
4、将遵守司法礼仪作为法官的一项基本职业道德准则。要求法官保持良好的仪表和文明的举止,维护人民法院的尊严和法官的良好形象,尊重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人格尊严,自觉遵守并监督他人遵守法庭规则,保持法庭的庄严。
5、提供各种服务,确保诉讼当事人在文明、尊重、轻松的环境中实现诉讼权利。一些法院设立了方便当事人的立案接待大厅,提供充足的空间、座位、饮水和简单的咨询服务。
三、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一)现行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司法权力地方化。我国虽然是单一制国家,但宪法规定实行多级政权体制,从中央到省、市、县、乡,共有五级。每一级政权都设有权力机关、行政机关;除了乡镇政权外,其他各级都设有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加之现行的人事、财政体制也以分级管理为主,导致了司法权力的地方化。司法权力是一种国家权力,而不是地方自治性质的权力,所以司法权力地方化逐渐显现出来的弊病影响了法制统一、独立审判这两项重要宪法原则的实现,也使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受到威肋。
2、审判活动行政化。法院组织法以及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规定了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基本方式,但长期以来,法院在一些重要环节上没有按照司法工作方式从事审判活动,反而借用了行政工作方式处理案件、管理审判工作,从而抹杀了审判活动的特点,审判职能的作用受到影响。另外,个别地方无视审判职权的本质特征,把法院当作行政部门对待,把法官当作行政官员管理,从而加剧了审判活动的行政化。
3、法官职业大众化。法律是一门科学,法官是一个职业。法官职业需要特有的职业训练、职业意识、职业素养、职业技能、职业道德,不是什么人都能当法官的。一支职业化的法官队伍是法院完成宪法赋予的审判职责的前提。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一是不理解司法权力的性质,进而违反司法活动的客观规律,将司法机关等同于其他机关;二是否认或者漠视法官职务的“职业性”,甚至将法官视同于普通公务员,连法官职务的“专业性”都无法保证。
(二)关于司法改革的原则与措施。
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国家法制统一原则的前提下积极、稳妥、慎重地推进。这些原则是改革的指导,也是成功的保障。
涉及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有以下几项:
1、改革法院体制。主要包括法院产生体制、法官任免体制、法院设置及法院内部机构设置体制、专门法院制度、法院司法行政管理体制、法院与其他机关职权划分以及设立司法区的可能性等。
2、建立、健全独立审判保障制度。除了通过体制改革保障审判独立宪法原则得以实现外,还应当建立其他保障机制,如法官的身份保障、任职保障、待遇保障制度,审判过程中的法官之间、审判组织之间、法官与院长庭长之间的内部独立保障制度,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审级独立保障制度以及干扰司法的有效惩罚机制。
3、完善诉讼程序制度,改革审判工作机制。应当继续深化审判方式改革、简易程序制
度改革、专业化案件审判程序改革、证据制度改革、审判组织制度改革。
4、改革执行体制和执行工作机制,解决“执行难”。应当根据执行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分析产生“执行难”的各种原因,对症下药。应当将目前人民法院执行机构行使的“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判权”,做到实质意义上的“审执分立”。
5、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制度。在正确处理依法独立审判与自觉接受监督关系的前提下,继续发挥目前的审级监督、审判业务监督、纪律监督、职业道德机制监督、社会监督等有效监督机制的作用,进一步研究接受人大监督、检察监督的范围和方式,使之规范化、法制化、制度化,使审判机关在接受监督的同时,确保依法独立审判,公正司法。
6、改革和完善法院的司法行政管理和审判管理制度。强调司法行政的服务功能,突出审判工作在法院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完善审判管理制度,探索与案件审判直接相关的审判管理工作与普通司法行政工作的不同规律,建立法官会议制度、案件管理制度,提高司法效率,确保司法公正。
7、贯彻落实《法官法》,完善法官制度,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职业化法官队伍。应以法官职业化为主线,改革法官培养机制;扩大法官选任程序的公开性、广泛性;完成法官员额确定工作,提高法官队伍的素质,为其他各项改革奠定基础;建立健全法官辅助人员制度,最大程度地发挥现有优秀法官的作用;加强对法官的职业道德约束,建立强有力的实施机制。
作者:淇县人民法院 徐爱民 发布时间:2010-12-27 11:00:48
近年来,该院在县委、人大、政府的领导、监督、支持下,在上级法院的指导下,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维护农村稳定和促进小康建设为己任,认真落实《河南省人民法庭工作细则》,大力推进人民法庭建设,充分发挥人民法庭的“前沿阵地”作用,全力服务农村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在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和取得了明显成效。两年来,法庭所审结的案件逐年递增,2009年审结案件487件,2010年审结案件689件,调解、撤诉率达到86%。4个法庭现有干警20名,其中法官13名,法警2名,书记员5名。该院所辖的北阳、铁西、高村、西岗等4个人民法庭在全院工作总结中各项工作均在全院名列前茅,较好地发挥了审判职能作用。西岗法庭庭长郭福礼被省院表彰为“全省法院十大调解能手”。
一、人民法庭的基本情况
(一)人民法庭工作情况
1、过去该院考虑到辖区面积较小、交通便利的特殊情况,规定立案统一由立案庭办理,4个法庭不直接办理立案手续。但近年来该院通过学习上级法院的有关文件,认识到实行立案“双规制”是司法为民的重要举措,及时研究制定了具体的贯彻措施,明确规定自行到法庭立案的由人民法庭工作人员代为办理立案手续,在巡回办案中能够随立随结的案件也要及时受理,并在一定期限内到立案庭补办相关手续。
2、诉讼费预收一般由立案庭办理,对在法庭立案的案件由法庭人员代为收取。因法庭所在地都没有农业银行分支机构,故未在人民法庭所在地设立诉讼费专用账户,但结算和退费所有人民法庭都可以代办。
3、不断加大巡回办案力度,4个法庭都设立了巡回审判点,其中高村法庭和铁西法庭设立的巡回审判点均是2个。并且几个法庭对特殊案件(如赡养、相邻关系等)尽量到案发地开庭既方便群众诉讼,又能更好地起到法制宣传的效果,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4、人民法庭普遍增强了便民、利民、为民意识,推出了一系列便民措施。如西岗人民法庭根据辖区农业人口密集的情况,审理案件错开农忙,受到群众赞扬。高村人民法庭到辖区深山区就地开庭办案,既方便了群众,又宣传了法制。北阳人民法庭印制了便民联系卡片,向群众散发,方便群众向法官求助或者咨询,并利用农村集会时设立法律咨询台向群众宣传法律政策。
(二)人民法庭队伍建设情况
1、思想建设情况:该院对人民法庭法官进行思想教育,法庭法官普遍树立起了正确的人生观,能够严格执法,一心一意地为人民服务。如西岗人民法庭庭长、共产党员郭福礼长期工作在一线,任劳任怨,被辖区干部群众称赞为前沿阵地上的“拼命三郎”,其事迹在《中国法院网》举办的《金色天平耀基层》活动中推出,引发了较好反响。扎实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和“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深入辖区干部群众广泛征求了意见和建议,采取各项措施转变作风,提高了服务质量。北阳法庭能够在未受理案件的情况下,主动介入矛盾及时调处纠纷,受到了北阳镇领导和辖区群众的一致好评。
在2009年以来开展的大学习大讨论、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创先争优等活动中,该院法庭工作人员普遍受到了一次宗旨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法制意识和廉洁意识教育,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写出了多篇心得体会。同时,坚持开门整顿的原则,在各人民法庭设立了宣传台和举报电话,采取走访案件当事人和组织召开座谈会的等形式,广泛征求了意见,初步查找出了法庭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审判效率不高,少数案件审理周期长;二是执行力度不大,少数案件长期得不到执行;三是法官审判行为不够规范,特别是在就地开庭中法言法语和着装不够规范,驾驭庭审的能力不够强;四是裁判文书说理不充分,卷宗质量不高。对此,人民法庭坚持边整边改,采取观摩开庭、集中评查卷宗等形式,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整改,收到了初步成效。案件庭审程序得到了规范,卷宗质量得到了提高,裁判文书的写作能力得到了增强,人民法庭的工作人员的精神状态得到了振奋,依法办事、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普遍得到了增强。法庭工作人员牺牲节假日,加班加点地投入清理执行积案活动中,表现了较高的政治觉悟和素质。
2、业务建设情况:该院重视人民法庭法官实用性法律业务知识和法学理论知识培训。2009年以来河南法官学院分配给该院辖区人民法庭法官培训指标12个,实际参加12人,培训费用由院里培训经费专项解决。人民法庭普遍购置了一定数量的法律书籍,订阅了法律报刊,设立了图书资料室。对法庭干警进行定期的业务培训。两年来,该院民口不间断地组织了开庭观摩、法律文书评比、卷宗评查等活动,案件审理的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较好地体现了“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审判原则,全体法庭干警的业务素质也有了大幅度提高。
3、组织建设情况:由于淇县面积小,交通便利,法庭党员参加法院党支部组织生活便利,所以人民法庭党员的组织关系在法院党支部,人民法庭党员成了专门的党小组,现在党员人数超过三人的人民法庭有一个(铁西人民法庭),但没有在人民法庭设立党支部。这些派出法庭党员都能按时参加法院党支部组织生活,落实了“三会一课”制度,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突出。
人民法庭成了人民法院干部成长的基地,目前法院领导班子成员6人中,具有法庭庭长任职经历的3人,中层干部中17人其中8人有人民法庭庭长工作经历。初任法官全部安排到法庭锻炼一年以上。院里规定对法庭工作人员实行了“四个优先”,一是优先接收各种业务培训,每年参加各种业务培训的法庭干警占全院参加业务培训的人员三分之二以上;二是优先晋职晋级,在考核、法官等级等方面为法庭干警留处足够名额;三是优先入党、提拔,在入党、提拔等项工作中优先考虑法庭干警;四是优先改善办公办案条件,在各法庭设立干警食堂,配备电脑、打印机,配置必要的交通和通讯设备。
4、作风和廉政建设情况:该院严格对人民法庭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管理,组织他们学习政治理论,引导他们掌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认真落实以“四个严禁”为主要内容的审判纪律,公开审判制度,公开审判人员,诚心实意地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通过走访案件当事人,召开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由于教育监督管理到位,所辖法庭工作人员无违法违纪行为,无被追究刑事、行政责任,无因违法违纪行为被报纸、传媒曝光的现象。
(三)物质装备建设情况
该院党组一班人发扬“千言万语、千方百计、千辛万苦”的精神,多方筹集资金,想方设法搞好法庭建设。经过几届领导的不懈努力,现有的4个人民法庭均已达到“标准化”要求,其中铁西法庭和高村法庭完成了搬迁重建。4个人民法庭均为独家小院,建筑面积均在300平方米以上,具有六室一庭,即接待室、办公室、调解室、物证保管室、羁押室、干警住室和审判法庭,都做到了挂牌明示,审判桌椅齐全,基本符合上级法院制定的各项硬件标准。每个法庭均有办案必需的车辆。
二、人民法庭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虽然该院人民法庭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是:
(一)是经费不足。调整法庭布局,建设规范化、规模化、信息化的中心人民法庭,是人民法庭发展的方向,但该院面临着经费不能及时到位的尴尬。目前,一半人民法庭距离一类法庭的标准都还有较大的差距。
(二)是个别乡镇的人民调解、社会法庭的指导成为真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需要对审判资源进行相应的整合,对人民法庭的布局做出相应的调整。法庭整合使审判资源更加集中,法庭布局更趋合理,设有人民法庭的辖区人民调解、社会法庭有相对固定的联系人,有相对完善的指导方式,但其他乡镇的指导却难以落实,形成了指导真空。
(三)是环境特殊,使人民法庭工作随意性很大。该院虽有健全的管理制度,有纪检、监察、政工、审监及档案验收诸多部门监督,但不能形成监督合力。而人民法庭“天高皇帝远”,监督更为不便,还有待于建立更为合适的法庭工作监督制约机制。
三、加强人民法院工作和人民法庭体制改革的建议
(一)是抓建设,实现法庭办公现代化、标准化。
信息化建设是人民法院发展的趋势,利用这一平台,与法庭光纤联网,从而使人民法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办公现代化。通过网络对案件登记、审理、开庭、执行、归档等全过程相关内容的必录设定,可全程掌控案件。不仅能强化法官的程序意识,杜绝超审限案件,而且还可以杜绝法庭先审后立、边结边立,以及抽屉案的“老大难”问题。同时,通过网络立案,也使人民法庭的立案号与院机关的立案号一致,简化了立案手续。利用专项资金尽快完成北阳法庭和西岗法庭新址建设,力争使该院的法庭建设整体提升到一个新的档次。
(二)是抓重点,实现法庭管理规范化。
健全人民法庭考核机制,将人民法庭指导人民调解组织、法制宣传和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纳入考核指标,使这些“软”任务变成“硬”指标。
(三)是抓培训,实现法庭法官职业化。
为解决法庭工作人员的“怪圈”现象,应采取高学历教育和在岗培训等方式和途径,加强对法庭干部的培养。同时,要提倡法官把典型疑难案件办成精品案和结合审判工作搞调研,提高法庭工作人员的理论素养。
(四)是抓指导,实现纠纷解决的多元化。
人民法庭要通过业务培训、个案宣传、法官与乡镇结对子等多种方式、多种途径指导人民调解,以此解决法庭整合后,个别乡镇的人民调解指导形成真空的问题。一是建立定期培训制度,通过研讨会、培训会、观摩庭审和作为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等形式,协助司法行政机关,提高人民调解员的业务素质;二是通过对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审理,加强对调解委员会的指导。如果调解协议被确认无效、变更、撤销的理由及时告知调解委员会,并因案而异提出指导性的建议,力求做到既尊重当事人习俗,更符合法律规定。三是采取分片包干、固定联系乡镇的方式,与乡镇司法所结成对子,建立相对稳定的调解指导关系,并作为考核法庭及法庭人员的目标。
(五)是抓服务,实现法庭司法为民。
人民法庭应结合自身工作特点,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司法为民。特别是要乘这次思想作风整顿活动的东风,把各项便民服务措施进一步落实,让人民群众对法庭工作更加满意。一是完善接待设施,设置群众休息座位、饮水、书写等;开展巡回就地办案,把赡养案件的庭开到家里,采取拉家常的方式解决纠纷,实现司法便民;二是立案时,人民法庭要用简朴的语言对诉讼当事人进行引导,减少当事人的诉讼风险,实现司法保民;三是人民法庭应依法对赡养、扶养、抚养案件以及其他弱势群体实行司法救助,应在边远乡镇建立接待站,定期到所在乡镇接待群众和处理纠纷,实现司法利民。四是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人民法庭应通过立案调解、庭前调解和庭审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实现司法安民。
四、人民法庭能否借鉴“警力下沉”工作方式
公安系统“警力下沉”收到了很效果。该法院认为,在人民法庭体制改革中也可以予以借鉴:
(一)是整合法庭力量。成立中心法庭,根据辖区情况设立若干办案小组。中心法庭规格为副院级,由一名党组成员、副院长常驻,负责日常工作。办案小组为科级单位。
(二)是下放立案和审判管理权利。中心人民法庭设立立案小组,负责审查立案和审判流程管理。设立案件质量评查组,负责案件质量评查。
(三)是实施网上签章等自动化办公,减少人民法庭工作人员来回奔波,提高办事效率。
(四)是中心人民法庭经费独立核算,车辆、燃修费用独立,切实提高经费保障水平。
(五)是提高人民法庭工作人员职级等待遇,增强人民法庭工作岗位的吸引力。
编辑:李瑜
文章出处:淇县人民法院
鹤壁市政协副主席李成全一行莅临淇滨区视察调研社会法庭工作
作者:淇滨区法院 王尊贤 王银忠 发布时间:2010-10-18 08:49:46
视察组在钜桥镇社会法庭察看社会法庭硬件建设
视察组在钜桥镇社会法庭察看社会法庭硬件建设
视察组在钜桥镇社会法庭察看社会法庭硬件建设
视察组在上峪社会法庭查阅卷宗
视察组在大河涧社会法庭了解案件审理情况
10月11日,鹤壁市政协副主席李成全、社法委主任莫章锁等一行六人,在市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侯慧生、淇滨区法院院长王光亮、副院长张春凤的陪同下,莅临淇滨区四个乡镇,视察调研社会法庭建设及工作开展情况。
视察中,李主席查看了四个社会法庭的办公场所、硬件设施、制度建设、社会法官选骋、办结卷宗等情况,对淇滨区社会法庭的建设工作感到满意。在区、乡两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区法院的具体指导下,全区四个乡镇均成立了社会法庭,选骋社会法庭法官103名,常任26名,受理各类社会矛盾纠纷246件,社会法庭办公场所整洁优美,法律文化氛围浓厚,充分发挥了社会法庭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作用,得到了辖区群众的信赖。
为进一步做好下步社会法庭的工作,李主席要求:
一是要切实突出社会法庭的社会性、群众性,切实把在乡镇具有较高社会威望、具备丰富群众工作经验、熟知农村常见纠纷解决方法、品质公道正派、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员,选聘为社会法官,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法庭的建设。
二是要加强与各乡镇党委政府沟通,支持并协助法院为社会法庭设立接待室、调解室、评议室,优化办公环境,配齐办公用具,最大限度的方便群众、方便社会法庭工作的开展。
三是要积极探索社会法庭的工作机制,要鼓励创新,大胆尝试,尽量简便手续,方便当事人,要逐步完善社会法庭工作制度,使之更加科学、规范和有效。
四是要不断完善社会法官的保障机制,要努力把社会法官的聘任制度、经费保障机制、与人民调解的资源整合制度结合起来,力求最佳的社会效果,确保社会法庭的工作活力。
五是要不断总结经验,学习先进,进一步引导、规范、发展社会法庭这一新生事物,为更好地全面推广社会法庭创造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出台了《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 (2009-2013) 》。纲要确定的2009年至2013年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目标是进一步优化人民法院职权配置, 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加强队伍建设, 改革经费保障体制, 健全司法为民工作机制,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与人民法院司法能力相对不足的矛盾,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经费保障体制, 配合有关部门将现行行政经费保障体制改革为“明确责任、分类负担、收支脱钩、全额保障”的经费保障体制, 实现人民法院经费由财政全额负担, 落实“收支两条线”规定;建立人民法院公用经费正常增长机制;促进信息化在人民法院行政管理、法官培训、案件信息管理、执行管理、信访管理等方面的应用, 尽快完成覆盖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的各项审判业务信息网络建设。
二、法院经费保障体制现状
(一) 诉讼费是法院经费的重要来源
目前各级法院正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规定。然而, 在现实运行中的“收支两条线”只是一种形式, 法院诉讼费是核定经费的重要依据。财政部门安排法院年初经费预算时, “以收定支”、“收支挂钩”的现象普遍存在。特别是基层法院办公、办案经费难以列入财政预算, 没有实行全额预算管理, 收支两条线执行走样, 使诉讼费收入成为法院经费保障的重要来源。以武汉市洪山区法院为例, 该法院经费来源总体分为三大块:第一, 财政拨款。财政拨款主要是人员经费。目前, 该法院财政拨款基本上确保了法院干警工资的按时发放。但该法院招聘的书记员、法警、驾驶员等专职人员, 由于没有编制, 这部分人员的工资、津补贴未能得到保障, 其所有经费全部由法院自行解决、自行消化, 从而导致了挤占公用经费的情况, 使法院的实际经费保障水平有所下降。第二, 诉讼费收入返还。实行“收支两条线”后, 法院业务经费完全依靠诉讼费返还。即法院收缴的诉讼费全额上缴给财政, 由财政统筹后根据法院的开支情况进行返还。该法院基本上能全额返还, 但有的基层法院上缴的诉讼费通常被地方财政调控, 其财政调控在5%~30%的范围内不等, 这更使县级法院经费保障大打折扣。第三, 中央政法补助专款和省级政法补助专款。为提高中、基层人民法院办案经费保障能力, 解决市县财政困难导致法院经费不足的情况, 中央财政安排的专项补助资金, 加大了对法院的经费投入;省级财政部门按照中央补助法院办案专款的一定比例安排了省级专项资金, 共同帮助解决了中、基层人民法院办案经费问题。但办案专款只能用于法院办案经费支出, 不能用于弥补日常开支和基本建设支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法院办案经费的困难, 但仍属于补救性保障, 未从根本上改变法院经费困难的现状。
(二) 经费支出对诉讼费收入存在依赖性
自2002年起规定法院诉讼费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法院经费支出实行部门预算。但目前财政部门安排法院年初预算时仍然下达诉讼费收费指标, 用诉讼费收入安排专项经费, 虽然诉讼费管理实行的是“收支两条线”, 但在实际操作中, 法院的诉讼费收入与经费支出却没有实现完全脱钩。所以, 法院的经费保障特别是公用经费的保障对诉讼费收入存在着极大的依赖性。以武汉市洪山区法院为例, 在新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实施后, 通过核算对该法院近三年办公经费人均1.9万元, 业务费平均每件案件800元 (业务费包括:办案费、劳务费、邮寄费、电话通讯费、交通费、专业会议费、服装费、宣传费、法官培训费和其它费用) 。公用经费及业务费虽然偏低, 但是有的基层法院因地方财力问题还不能达到, 即便是达到此标准的法院, 其事实上仍由诉讼费上缴后的返还来保证。而且目前核定的公用经费标准仍然偏低, 不能完全满足办公办案需要。地方政府和同级财政部门也很理解并支持法院工作, 尤其是当该法院审判办公综合楼整体迁建工程面临资金困难时, 区政府在财政状况并不宽裕的情祝下, 仍特批将统筹部分返还该法院以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但基层法院情况并不乐观, 由于各级财政困难, 法院拖欠工程款问题依然十分突出。截止到目前, 该法院仍欠借款本金及利900万元, 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公众形象。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 对基层法院的硬件要求也不断提高, 如审判法庭、人民法庭需按规范化标准建设、改造、装备, 通讯设施、证据展示系统、计算机网络建设、交通工具等均需大量资金投入。由于地方财政相对困难, 只能勉强保工资、保运转, 基本没有剩余财力用于法院的硬件建设, 直接影响了办案质量的提高。同时, 基层法院还面临着“两庭”建设的重要任务。尽管近几年在国债等资金支持下, 法院的“两庭”建设有了显著进展, 但由于“两庭”建设起步晚、基础差, “两庭”因资金困难年久失修, 维修所需资金矛盾仍然比较突出。从该法院目前的整体情况看, 办公、办案装备落后, 办公自动化建设形势严峻, 个别基层法院没有计算机和复印设备, 严重影响了法院的办案质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 近两年内要实现全国法院系统的联网, 因地方财政财力有限, 目前只有少数基层法院建成局域网, 还有大多数法院没有建成。信息化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在局域网建成后对网络的维护以及易耗品的开支都需要强有力的资金做后盾。然而, 基层法院经费本来就紧张连正常的办公经费都难以满足, 要在有限的经费中挤出资金用于网络建设存在相当大的困难, 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的信息化建设的步伐, 这也造成了部分法院对信息化建设的前景、作用失去信心。
三、法院经费保障体制分析
(一) 现行保障体制对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制约
我国现行财政保障体制是按照行政区域和事权来划分的, 实行“分级管理, 分级负责”的保障体制。湖北省法院系统的经费保障体制, 同样执行的是“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政策, 当地财政部门主要负责保障法院的最基本的支出。近年来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了对下级法院专款的补助力度, 这对改善法院的装备和办案条件, 提高办案效率,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2007年4月新的《诉讼费交纳办法》实施后, 各级法院的诉讼费收入普遍降低, 中央财政设立中央补助人民法院办案专款, 对地方人民法院办案经费给予一定的补助, 有效缓解了我省中、基层法院办案资金短缺的困难, 为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现行人民法院经费保障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法制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 其弊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而日益显现,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审判权被地方行政权分割。审判权是一种国家权力, 就人民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性质看, 无论哪一级的法院都是国家的法院, 而不是地方的法院。它捍卫和执行的是国家统一的法律。但在现行经费保障体制下, 关系到法院的审判工作能否正常运转的基础设施建设、物质装备条件以及法院干警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 其调控权都掌握在同级地方政府手中。在这种权力格局下, 国家审判权不可避免地被地方行政权所分割。 (2) 现行经费保障体制导致权力行使和义务承担不统一, 即权力和义务错位。如果只将一个国家统一的审判权交由审判机关行使, 而国家又不承担保证审判机关独立行使权力所需经费的义务, 则必然会造成权力和义务的错位。我国目前的现状是审判机关行使的权力是国家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审判权, 而法院所需的人、财、物等却是按照行政区划分别由各级地方政府提供, 这样权力的行使就容易被地方利益所左右。 (3) 妨碍人民法院司法公正。“公正与效率”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永恒的主题, 是人民法院工作的生命和灵魂。维护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但由于经费保障要依靠地方财政等各种原因, 人民法院行使这一宪法赋予的权力没有得到有力保障。 (4) 经费保障地区差异较大, 影响了审判权的有效行使。“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经费保障体制, 使相同级别的人民法院的经费保障水平完全取决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一些经济欠发达或者不发达地区的财政负担能力有限, 导致不同地区相同级别法院的经费保障存在很大的差异。
(二) “收支两条线”后法院工作和建设面临经费困难
湖北省从2004年起就实行了“单位开票, 银行代收, 信息统一、分级管理”的诉讼费收缴管理模式, 即法院收取的诉讼费全额上缴财政或国库, 纳入财政统管, 财政根据上缴情况再安排给法院使用。落实“收支两条线”规定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然而, 在现行的经费保障体制下也暴露出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 法院经费保障与诉讼收费“明脱暗挂”现象普遍存在。“收支两条线”只是一种形式性的“两条线”, 法院多收、财政多安排, 法院少收、财政少安排的常规作法, 使得“收”和“支”仍然变相地挂着钩。这种普遍存在的制度失效现象使得“收支两条线”制度在法院系统推行的预期效果并未完全实现。 (2) 法院基本建设欠账多, 包袱沉重。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以前, 法院基本建设及其偿还欠账的经费来源除了依靠上级财政和法院拨付的专项补助经费以外, 大部分经费是依靠法院依法收取的诉讼费来解决。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以后, 这一经费来源渠道不复存在。在现行财政管理体制下, 各地财政只能保障法院最基本的支出, 根本没有余钱解决法院基本建设及偿还欠账的问题。要切实做到“收支两条线”, 一方面, 必须尽快实行法院独立预算体制, 使法院经费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县级财政部门应按制定的标准安排基层人民法院公用经费预算, 不得以收定支, 也不得根据支出预算向基层人民法院下达收费收入指标。遇有重大案件等特殊情况, 原制定的标准内经费预算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时, 基层人民法院可根据实际情况, 按规定程序向财政部门提出追加预算申请。另一方面, 人民法院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收取诉讼费用和其他罚没收入, 不得超项目和标准, 也不得违规随意减免, 做到应收尽收。妥善解决人民法院因“两庭”建设所欠债务问题, 将人民法院所欠债务纳入政府投资项目清欠范围之内, 对债务经过审计后在财政预算中逐年安排予以解决。
(三) 现行经费保障体制所造成的后果
长期以来, 法院经费短缺, 办案条件落后的状况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审判工作的正常开展。对于地方财政比较困难, 不能保障供给的法院来讲, 法官正常的福利待遇得不到落实, 全市基层法院大部分干警差旅费无法解决, 影响了办案的积极性。不少基层法院年富力强、经验丰富、学历较高的法官辞职, 法官队伍人才流失、“青黄不接”的问题十分突出, 这将会对法官队伍的稳定产生极大冲击和影响。新《办法》实施后, 由于案件数的不断增加, 法官资源越发显得匮乏, 这就会进一步加大受理案件数量和审判力量的差距。这对本来就工作负荷重、法官人手少的大部分基层法院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许多基层法院领导担心, 诉讼费下调后一线办案法官工作量成倍加大, 如果经费保障再不到位, 致使办案法官待遇得不到保障, 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的基层法院将很可能出现更为严重的人才流失现象。法院经费保障不足, 也使得法官队伍素质的提高成为空话。在我国当前情况下, 法官队伍建设主要靠充分利用现有审判资源, 不断提高法官的素质与能力来保障司法公正。但培训经费不足、低工资低待遇的实际状况, 使法官的革命化、职业化建设受到影响, 有的法官失去了提高自身素质的积极性, 不可排除有的法官甚至经不起严竣考验失去抵御外界金钱诱惑的能力, 以至走上犯罪道路。这不仅损害司法的形象, 最终损害的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也就只能是“纸上谈兵”。经费保障由地方负担容易导致地方保护主义, 最大的缺点就是把经费的主动权完全地交到财政部门手中, 财政拨款是否及时, 是否充足, 会直接影响着法院的审判工作, 使地方政府有条件对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干预, 影响了法院司法独立。所以, 法院经费保障的本地化必然带来地方利益与法律统一冲突时法院的取向问题, 法院经费受制于地方不得不考虑地方利益, 法院的中立性受到影响。此外, 经费保障由地方负责使得司法救助工作进展困难, 难见实效。
四、法院经费保障体制完善建议
(一) 建立经费由中央财政统一保障的制度
针对我国法院经费保障体制存在的问题, 建议建立全国法院的所有经费由中央财政统一保障的制度以及法院避免在财政上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对策, 使其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改革目标。如有的学者早期提出:“法院系统经费预算单列, 由中央财政统一支出, 使法院经费不受地方控制”。很多国家各级法院的经费开支都是由中央财政负担, 并以法律的形式确保法院的经费充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我国不久的将来得到实施, 一些普适的人权保障司法原则同国际接轨也是必然的。法院经费保障体制改革的目的主要是确保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应建立“以案定补”制度, 将人民法院所需的项目支出与办案数量、结案率、办案质量综合加以考虑。因此, 司法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一些实际制度的改革, 而法院经费保障体制对于法官独立及司法公正就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当前和长远角度出发, 要彻底改革和完善法院经费保障体制, 使全国法院的经费由中央财政统一保障。司法机关行使的是国家统一不可分割的司法权, 为保证这种权力行使的统一性和独立性, 国家理应承担对司法机关人、财、物的管理及供给保障义务。而且, 从建设法治国家这一目标看, 建立这种司法经费供给保障体制是早迟的问题。具体地讲, 这种方案是由中央财政完全保证法院经费开支, 法院系统的经费预算编制由最高法院负责, 最高法院编制的经费预算草案送政府协调后, 直接提交全国人大审议、批准后, 由国务院和最高法院执行。具体操作方法及步骤是在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定的前提下, 将全国中、基层人民法院的诉讼费收入和罚没收入集中到各高级法院, 由高级法院上缴到中央财政。中央财政按全国人大审议批准的经费预算数拨付给最高法院, 由最高法院分配核拨到各高级法院, 高级法院直接分配到各中、基层法院。这样, 减少地方对司法权行使的影响和制约, 加强中央权威, 保证法制统一, 法令畅通。避免法院经费现有的各级财政都可管, 都可不管的现象的发生。实现诉讼费收入与经费支出完全脱钩, 实践真正意义上的“收支两条线”。有利于各级法院领导集中精力用于办案和管理, 不再为经费发愁。使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得到有力的保障。
(二) 建立与社会经济发展配套的经费保障增长机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 法院也应当建立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配套的经费保障增长机制, 以满足法院基础设施建设、公用及个人经费的保障需要。建立人民法院经费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经费保障的增长机制, 一是要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合理规划, 将法院基建、业务技术装备等基础建设支出作为公益性支出纳入国民经济规划;二是要科学预算公用经费, 将日常公用经费、业务经费的预算与社会发展的水平相结合, 科学合理确定标准;三是要建立和完善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个人经费保障体系, 要有利于保障法院干警享有应有的物质待遇和福利, 提高其社会地位, 对法院按政策规定应享有的奖金和福利应纳入财政综合预算予以保障, 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提高。
五、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迅速, 综合国力不断提升, 为中央财力的增长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国家实行分税制改革后, 中央财力增长迅速, 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增强。实行地方各级法院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费用统筹以后, 中央财政依靠其雄厚的实力, 根据各地区的发展情形给予法院经费补贴, 可以为人民法院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从完善我国的司法保障制度来讲, 其产生的社会效益是无法估量的。法院经费保障体制的改革涉及到现行的法律、行政管理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等一系列因素, 尤其是涉及我国司法体制的改革和完善, 因此需要统筹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才能最终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和法制建设需要的法院经费保障体制。
参考文献
[1]武汉市洪山区法院:《经费收支保障情况财务分析报告 (2006年至2008年) 》。
[2]古兆圣:《来自基层呼声》, 《人民法院报》 (2002年3月14日) 。
[3]李世义:《深化司法改革确保司法公正——关于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的调查与思考》, 《理论导刊》2005年第2期。
[4]李志明、黄俊勇:《论司法独立的理性思考》, 《理论月刊》2007年第1期。
[5]王立民:《科学发展观与司法体制改革》, 《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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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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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研究04-06
中国军事体制改革方略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