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价值观念的变迁与企业家精神的生成

略论价值观念的变迁与企业家精神的生成（精选3篇）

略论价值观念的变迁与企业家精神的生成 篇1

摘 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民物质生活改变的同时,另一方面精神生活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本文基于社会愈益重视三农问题的的背景，透过农民价值观的变迁管窥当前困扰农民的主要问题，梳理三十年来农民在这一方面的变化，借以探寻市场经济对当前农民的具体而深刻的影响。关键词:农民；价值观念；变迁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在三十余年的农村经济实践过程中,不仅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而且农民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亦相应地发生深刻的变迁。透过农民观念上的变化，揭示农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从而解决困扰国家和社会的三农问题，无疑是一个极好的窗口。

一、农民价值主体的个性化特征

改革开放没有使农民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代替传统的以家庭为本位的价值观,但在以家庭为本位的框架内,价值主体出现了个性化特征。

传统农民的价值观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在传统农民的眼中,家是一个长长的系列,是世世代代的生命之延续。农民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以整个家庭的利益为轴心的。在传统村落中,土地由家庭共同占有,农民以家为单位组织农业生产活动,作为一家之主的家长,总是代表着整个家庭的利益,他的言行也总能成为其它家庭成员的“尚方宝剑”。这样,每个农民的社会经济活动虽然有为自己谋利的动机,而且往往有很大的离心倾向,但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势力的强大,以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制约,在广大中国农民的价值观念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家庭观念,他们以家庭为本位组织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以家庭为本位判断一切事物的价值。

农业的集体经营改变了土地所有制和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然而,在大多数农民的心目中,家庭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和生活的寄托。多数农民之所以维护集体利益是因为他们想到集体的利益之中也包含有他的家庭利益,农民以家庭为本位的价值观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又回归到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以家庭为本位的价值观念再一次得到加强。家本位价值观在新时代仍支配着多数农民的思想和行为,集体本位价值观遭到很大程 度的削弱。自己的社会经济活动,都紧紧围绕家庭而展开。

改革开放也从另一个方面冲击着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念。在家庭本位的框架内,个人意识也滋长起来了。过去抽象、贫穷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被抛弃后,一些人在家庭本位价值观的另一极有了离心倾向。这一变化可从下列观念的变化中得到印证：

1、从业观的变迁

数千年以来,农民务农,工人做工,商人经商,这是天经地义的社会分工和传统的从业观念。

“以农为本”的思想长期禁锢和束缚着中国农民的意识和行动。而在三十多年来农村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大潮中,在商品经济的有力冲击下,传统的从业观被一扫而光。农民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而且把从业范围扩大到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以及工业、交通运输、建筑、商业、服务业等一系列非农业生产部门。我国农民从业观的变迁经历了一个由被动、自发、盲目到主动、自为、自在的发展过程。

伴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融合进行,城乡联系日趋加强,各种类型的农村市场相继稳定建立,社会需要的各种产品有了相对稳固的产销渠道,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必不可少的原料、技术、资金、信息、人才等亦有了比较规范的来源;同时,农民对于商品经济与市场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农民从事商品生产的能力在实践中也日趋提高,这样广大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就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素质、社会市场信息来选择能最大限度发挥才能,获取最佳经济效益的非农产业。所以,此时农民的从业观,就由自发、盲目、被动的择业阶段,步入自在、自为、主动的从业阶段,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向更高层次发展。

2、致富观的变革

我国农村改革起始阶段,农民有一句“劳动致富”的致富经。很多农民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把承包的责任田侍弄得肥沃高产,温饱问题解决了。但是,农民并不满足于物质上的富裕,他们追求“小康”生活，追求精神上的更大的满足，我国农民致富观,已从出力转到动脑。他们肯定人是目的,强调以个体存在、发展为出发点,强调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强调个体在群体、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强调个体权利权益的维护。期间，在个人实现富裕后才会由只顾个人富裕转变到共同富裕。这一致富观转变是在党的“共同富裕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出现的。为此可以有先富后富之分,但先富不仅仅是个人发家,而是通过先富带动后富而实现共同富裕。可见,农民价值观念的这一变化时期又回到了传统重视家庭利益的道路上，当然，这是一次升华，农民开始出现私有财产概念。改革开放的发展唤醒了农民的自我意识和个体价值意识,逐步克服了传统的以家庭、社会、群体的角度审视个人,把个人的生命、利益、人格贬低甚至淹没的价值观念,在处理个人与家庭、社会、群体的关系时,部分农民已开始奉行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

二、市场经济观念的萌发

改革开放把广大农民推向了市场,从而也把农民的价值观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虚幻的重义轻利观念中解放出来,广大农民开始敢于最大限度地追求实效性经济价值,实现了价值目标的现实化。

传统农民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一家一户的农民,自给自足。他们判断事物是否有用的标准应是这一事物是否有利于他们个体、家庭的生存、发展与延续。然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念却给中国农民的价值观念蒙上了一层虚幻的面纱。

农民是小私有者,他们天生有占有财富、获取财富的心理,因为,财富拥有的多少往往是农村家庭是否能获得尊敬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农村评价一个人能力大小的尺度之一。对于获取财富的方式,农民认为只有凭借个人劳动获取的财富才是正路,才是可靠的,而没有付出劳动的东西,如树林、果实、野生动物等等,被农民视为“上苍的东西”或“天生的东西”,谁也不能阻止他们的使用。正如前苏联社会学家B.H.米罗诺夫在分析俄国小农的财产观所指出的:“农民不认为砍伐林木、采摘果实、在(荒野的)草地上(虽然它不归谁所有)放牧牲畜是侵犯了所有权。”这种情况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有反映,例如,有些农民在大肆砍伐天然森林、大量捕杀野生动物,甚至破坏、盗窃公共设施时,农民还不认为这是盗窃、犯罪,除了因缺乏法律知识外,与他们这种财产观也不无关系。

在农民的文化心理中,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从农民法制意识的观念看,这些财富都不是不可侵犯的。农民认为可以暗中悄悄地从老爷那里把财产拿归己有,要暗中悄悄地干,因为官方的法律保护这些财产。随着农奴制 的废除,地主总是抱怨农民侵占自己的土地、砍伐林木、践踏禾苗、盗窃田地的果实。”因此在农业文明中形成的社会生产方式中,无法产生商品经济所要求的现代意义上的财产观。

农业的私有化改造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希望之光。广大农民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意识形态灌输下所培养的普遍流行的高度政治化的理想主义,英雄价值观念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传统道德相结合,多少把农民带入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农民的社会经济活动以及他们对其社会经济活动的价值评价都开始脱离了一条现实的轨道。农民对现实价值目标的追求被政治化的空想所淡化。

改革开放给农民送来了市场。市场经济的本质讲求的是社会和自然资源的最佳有效配置,最大限度地追求高效率、高利润是其应有之义。因此,追求实用、高效的价值观念是市场经济最基本、最突出的要求。随着改革开放在农村的逐步展开,市场对农民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日益增大,农民的价值追求日趋实际和功利化。农民的价值目标从“无私奉献”的“五彩云端”降临到现实人间,扎根于社会生活。

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利益经济。农民对实效性经济价值的追求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农民价值观念的这一变化虽然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因素,如少数农民的见利忘义,拜金主义思想,农民经济活动的盲目性和短期性对国家经济的不良影响以及一些优秀传统道德的沦丧等等,但是总的说来,这一变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它为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一个坚固的价值基础，开拓了农村市场，刺激了居民消费的增长，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大的活力，有着并将继续保有这种历史作用。

三、道德价值观念的多元化

市场经济为广大农民提供了多种机遇和可能,大大冲击了农民的道德价值观念,改变了价值选择的单一固定模式,实现了价值选择的多样化和价值标准的相对化。

建国以来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使农民附属在支援祖国四化建设的专列上。农民丰富而复杂的思想观念被高度地统一, “劳模热”“参军热”“英雄热”一度成为农民价值选择的轴心。在现代化,特别是改革大潮的冲击下,农民的道德 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道德价值在农民价值体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农民对价值的追求不再局限于道德价值所限定的范围。价值的选择呈现多样化趋势,价值标准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单一固定,有相对化趋势。

在农民道德价值观念变化中,最显著的是“公私”观念的变化。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被附属于集体土地上,农民整个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依靠在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而得到的分配物。集体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重要性使得农民即使在暗地里盘算自己私人收入的同时,也不得不考虑集体的利益。在长期的集体生活中,许多农民已养成了自觉维护集体利益的道德观念,大多数农民能自觉抵制“损公肥私”现象。集体主义精神在农民的道德价值观念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实行农业家庭经营后,利益取向趋于家庭化,农民的集体主义意识开始淡化,小家庭意识,个人意识开始增长。虽然许多农民对“损公肥私”现象,仍然深恶痛绝,但在集体利益与私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农民往往能大胆地站在私人利益一边,集体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位置发生了逆转。

农民的婚恋观、家庭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政府大力提倡自由恋爱,建立新型的恋爱、婚姻、家庭关系,但一直未见显著成效,大多数农民在婚恋家庭问题上然遵循传统习俗,格守传统道德。而集体劳动时仍然存在的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也使广大农村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未得到根本改观。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使大多数农民开始抛弃传统村落文化,大多数农民的婚恋家庭观趋向于现代化,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健康、文明向上的婚恋家庭关系在农村中已开始盛行。当然,在另一方面,遗弃老人和女婴现象也有所增长。

在农民道德价值观念变化的同时,许多农民也不再像以前一样热衷于追求道德价值。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代又一代的农村青年追求的是并非奢华的物质生活,劳动模范、英雄人物、解放军叔叔才是他们热烈崇拜的偶像,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许多农民虽然依然保持着中国农民勤劳俭朴的传统美德,但英雄人物的光环已很少萦绕他们心头。在他们人生价值体系中,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发家致富”。当然,追求道德价值的农民也并非消声匿迹,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也涌出了不少雷锋式的好农民。总的趋势是,农民的价值选择开始多元化,既有努力发家致富从经济上实现人生价值的农民,也不乏从 政治和道德上实现其人生价值的农民。

与此相适应,由于价值选择的多样化,也引起农民价值标准的相对化。农民一改过去相对单一和固定的价值标准,把价值标准放到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放到了有利于个人与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各个领域。总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有史以来中国农村变革最深刻的三十年。农村深刻的社会变革影响了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广大农民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是极其复杂而微妙的。他对农民的思想行动乃至整个国家公民的价值判断都将产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略论价值观念的变迁与企业家精神的生成 篇2

一、企业文化与人的精神力概述

1. 企业文化。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企业文化的定义各有其侧重和可取之处, 本人还是比较赞同秦在东教授对企业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的定义。他认为, 所谓企业文化, 其实与我们通常理解的,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组织和制度的社会、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不同, 它是指一个企业独有的、为全体职工普遍接受和共同奉行的理想、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企业文化包含三个层次:企业的机器设备、生产经营的产品为外层物质文化;企业的领导制度、人际关系是中层制度文化;企业职工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是内层精神文化。这三个层次中, 精神文化是核心层。

2. 精神力。

精神, 从哲学范畴上理解, 指人脑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具体的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人的精神力既表现为人的精神状态、价值目标, 还反映人在掌握现代科学知识技能和思维的创造性和实践性。人的精神力是人的理想、信念通过社会实践进一步深化产生的精神力量, 是思想观念、文化、科学和一切智力的总和, 是精神的转化与升华, 是对精神的创造力的表征。如果将人的精神力作用于现代企业中, 我们可以将人的精神力理解为, 劳动者良好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在企业的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实际效益。因此, 在企业中劳动者精神面貌和精神活力都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面貌和企业的运行。

二、合理开发和利用人的精神力是企业文化的核心

不管从什么角度出发去探究企业文化的核心, 始终都围绕着“人”和“精神”来展开。因此我认为, 合理开发和利用人的精神力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提出这一观点, 囿于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第一, 现代企业文化理论与以往的管理理论不同, 以往的管理理论强调企业的物质成本, 强化企业员工的规章制度, 注重企业组织机构的建设。而现代企业文化理论更注重企业内部人员的思想、价值观念与情感的沟通, 强调企业员工间的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可以这样说, 现代企业文化理论在指导企业管理时, 更注重人在企业中的作用, 它把企业的运行看成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活动。

第二, 企业文化理论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应用性理论, 它不只是在于说明或解释企业管理, 而是在于指导企业管理。企业文化理论通过指导企业实践, 开辟了企业管理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移, 同时企业文化不只是一般性地描述对人性认知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而是站在科学与理性的角度去深入研究揭示人性最本质、最活跃的特性。通过对人性管理理论与技术研究的日趋成熟, 不断挖掘激发企业劳动者的劳动潜能是企业文化理论需要不断挑战的现实问题。

第三, 企业文化是企业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物质与制度可以看作是企业“硬件”, 而精神是“软件”。所谓“软件”, 就是知识、经验、信息、智慧等人类精神现象。当人将所拥有的知识、经验、信息和智慧相互融合并进行价值转换后便会形成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可以是精神生产力, 也可以是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是劳动者在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中, 运用精神生产手段创造系统化的观念形态产品的能力和力量。物质生产力是劳动者与劳动生产资料以一定的形式结合起来所产生的物质产品。这两种生产力对于现代企业的高效运行都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 合理开发和利用人的精神力, 是企业文化理论乃至企业管理理论不断发展所要深入思考与研究的重要课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 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了企业文化的重要, 纷纷开始对企业进行企业文化设计, 希望能通过企业文化的指导让企业做大做强。但事实是, 很多企业只有了企业文化的外壳, 而没有企业文化的内核。企业如何合理开发和利用人的精神力, 继而成为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三、企业合理开发和利用人的精神力的策略思考

首先, 企业文化的顶层设计要从人性管理的视角充分认识人的潜能。这里提到人性, 不得不联系到西方人性管理思想的人性假设, 即所谓“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与“复杂人”的人性假设。“复杂人”的人性假设是对前三种人性假设理论的超越, 这种观念认为:人的行为与需求是会随着自身所处的环境与生活条件而不断地变化着的, 人是否愿意为组织目标作出贡献, 决定于他自身的需求状况以及他与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 由于不同的人需求及能力各异, 在同一组织中, 不同的人对管理会有不同的反应。因此, 在进行企业文化设计时, 要充分了解企业员工的需求, 包括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在企业状况允许的情况下, 尽可能多地了解员工的工作及生活状况, 倾听企业员工的心声, 并力所能及地为企业员工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让企业员工能真正感受到企业关怀, 以激发他们自发主动地为企业服务的热情。

其次, 要努力构建企业内部的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是一个能熟练地创造、获取和传递知识的组织, 并且能在不断地学习中修正自身的行为, 以适应新的知识和见解。当今世界上所有的企业, 不论遵循什么理论进行管理, 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类是等级权力控制型, 另一类是非等级权力控制型, 即学习型企业。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研究者们一直在探寻一种管理模式, 使之能打造一种更有效的能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企业。要打造成学习型企业, 首先要克服在中国企业中十分普遍的“官本位”思想, 使企业管理者与下属员工逐渐由从属关系转向为工作伙伴关系, 要真正将企业员工看作是企业的主人。其次, 要培养企业员工树立大局观与系统思考的能力。现代企业尽管对员工频繁地进行所谓的企业文化培训, 但仍无法真正成为学习型组织, 主要是因为现代组织分工、负责的方式将组织切割, 当企业员工认为不需要为自己的行动结果负责时, 他们就不会去修正其行为, 也就是无法有效地学习。最后, 企业还要鼓励员工形成团队学习的精神。所谓团队学习, 就是企业要组织员工在一起大胆地提出自己对企业现状和前景的想法, 并鼓励员工与管理者相互进行深度的会谈与思考, 最终得出比个人思考更正确更好的结论。只有在学习型企业中, 员工的创造力和智力潜能才能得到开发。

最后, 企业要不断完善激励监督机制与制度, 以适应企业发展与员工发展的需要。“激励”在充分调动企业员工内在潜力、保持员工工作有效性和高效率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已被中国众多企业运用到实际的管理活动之中。往往企业与员工间的感情互动和企业对员工的人文关怀会比单纯以物质为载体的激励来的更有实效。当今也存在同时注重对员工进行物质刺激与情感投资的企业, 但收到的效果依旧不理想, 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样的企业对于激励机制的理解尽管相对全面, 但层次较浅。他们会朴素地认为, 记得员工的生日、参加员工的婚宴等就是对员工的精神激励。然而实际是, 如果不是在平时的工作中, 企业管理者发自肺腑地与员工进行情感交流与人际沟通, 仅仅只是为了完成激励机制中的应有步骤, 这样的精神激励只会不断贬值且出现越来越多的负面效应。除此, 企业在执行激励机制时, 要随着激励对象的心理状态、能力发挥状态和生活条件的不断变化进行调整。企业在执行激励机制时, 不仅要使物质刺激与精神激励相结合, 还要根据各方情况的变化不断做出调整, 否则会导致激励机制的失效。

摘要：企业文化是指导现代企业管理的应用性理论, 它的出现开辟了企业管理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移, 并强调人的精神力的调动在企业管理中的巨大作用。本文试从企业文化和人的精神力的内涵入手, 通过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实际论证在企业文化中合理开发和利用人的精神力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并尝试提出在企业中对人性管理的充分认识、构建企业内部的学习型组织以及不断完善激励监督机制与制度的管理策略来合理开发和利用人的精神力的思考。

关键词：精神力,企业文化,核心地位,开发和利用

参考文献

[1]王金祥.论精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重要作用.[J]辽宁大学学报.1999, (6)

[2]郭正红.论精神生产力.[J]生产力研究.2002, (3)

略论价值观念的变迁与企业家精神的生成 篇3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林升梁博士出版的专著《广告折射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以1978-2011年四大报纸广告内容分析为例》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年) , [1]正是从广告史和广告社会学的视角出发, 对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新民晚报》和《广州日报》四大报纸广告表层内容 (版面形式) 和深层内容 (价值诉求) 作为研究对象, 比较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四大报纸广告表层内容和深层内容的变迁规律, 从中管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该著作有六大突出贡献:

第一, 社会经济状态的变化是现代广告发生、发展、变化的原动力。广告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是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 它能更敏锐地感受、反映出社会经济状况的细微波动。因此, 任何广告都不可能仅仅是商业运作, 它在传达商品信息的时候, 同时也肩负着文化传播的使命。林升梁出版的该专著正是站在这个视角上, 对四大报纸广告进行内容分析, 为后人提供了极为清晰的广告价值观变迁的立体影象, 拓宽并深化了广告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和思考维度, 肯定了广告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 这是突出的理论创新点。

第二, 该著作详细描述了四大主流报纸广告价值观的变迁, 包含表层和深层两方面的内容变迁, 为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广告价值观的变迁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实证视角。在研究对象上, 首先肯定了广告数量、广告类别、企业性质等广告表层内容也是反映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的重要变量。在阶段划分上, 首次在广告价值观变迁研究中解决了广告发展阶段划分过于主观性的传统难题, 并归纳出“显著性最多原则”的科学方法加以甄别前人哪种阶段划分法更为适合。

第三, 以内容分析法研究跨度长达34年四大报纸广告的变迁, 庞大的工作量是前人类似主题没有做过的。著作中数据统计可靠, 分析客观, 为四大报纸广告价值观变迁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原始数据和资料。四大报刊发行量大, 受众面广, 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告的“见证人”和“亲历者”, 采集的样本代表性和典型性足以支撑著作的研究。这些原创数据和资料, 蕴涵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 为广告各分支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土壤和原料。

第四, 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 首次提出了四大报纸广告 (如果每份报纸广告是个人的话, 她是什么样性格的人) 的人格化描述, 是品牌人格化理论在报纸广告领域的创造性运用。著作形象化描述了四大报纸广告变迁的人格化特征, 为确定四大报纸广告变迁的异同提供了重要参考, 其他报纸均可以从这四大主流报纸的广告变迁影像中获得经营上的有益启示。

第五, 完善了广告史的研究方法。就当前广告史的研究而言, 报刊广告史研究已渐成气候, 这来源于前辈学者的引导和积累, 也来源于青年学者的追求与热情, 但在广告史研究著作中, 定量成果尚未触及, 该著作的出版, 添补了广告史定量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该著作还开拓了广告与消费文化的研究路径, 从媒介层面分析广告与消费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这个切入点也是对广告史研究的丰富。

第六, 广告价值观的变迁无法只从某种媒介上的广告中获悉, 报纸广告的变迁不仅与社会时代背景有关, 它是办刊特点、读者群、主编喜好、版面改革等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因此, 研究广告价值观的变迁应从多角度、多对象入手, 在比较中逐渐丰满并不断清晰广告价值观变迁的一点影象。林升梁博士的著作选择较具代表性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新民晚报》与《广州日报》四大报纸广告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内容分析, 其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 对于未来拓展期刊、电视、广播、网络、户外等媒介的广告价值观变迁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综合看来, 林升梁博士专著《广告折射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以1978-2011年四大报纸广告内容分析为例》的出版, 不仅拓展了广告史和广告社会学研究的视野, 而且在体例上有所创新, 给国内广告史和广告社会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启迪与借鉴。

摘要：《广告折射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以1978-2011年四大报纸广告内容分析为例》的出版, 有四大突出贡献, 一是拓宽并深化了广告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和思考维度, 肯定了广告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二是肯定了广告表层内容也是反映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的重要变量, 并解决了广告深层内容变迁阶段划分过于主观性的传统难题;三是大量原创数据和资料, 为广告各分支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土壤和原料;四是形象化描述了四大报纸广告变迁的人格化特征;五是完善了广告史的研究方法;六是为未来其他媒介广告价值观的变迁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当代广告史,广告社会学,价值观,变迁

参考文献